刺猬

《刺猬》可以算今年截止至今我最喜欢一部国产电影。

单看电影，不考虑原著的情况下，我就已经被它的叙事立意打动了，所以由此而生对原著小说万分的好奇——我非常想知道电影到底对原著做了哪些改变，才能让整个故事的影视化更加成立；以及它非常打动我的内核，到底是来自原著，还是来自改编。

为了写这篇文，我前前后后看了三遍电影，小说都翻烂了，可以说是一条线一条线扣的。

所以，它很长，非常长，全文九千多字，但即便如此我应该也没办法做到事无巨细。

结论还是说在前面，电影《刺猬》比对原著《仙症》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影视化改编，在保留故事主题和大致相符的主角性格的前提下，做出了最适合电影故事线的取舍和修饰。

后文我将主要从主题、故事线、角色设定和意象上对比两者之间的异同，聊聊为什么说《刺猬》是很优秀的改编。

一、故事线《仙症》是一部短篇小说，是最适合改成电影的小说长度。

然而从故事线上，却并没有把故事的讲述者“我”和与主题密切相关的王战团——也就是“我”的大姑父，之间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两人的交集并算不多，王战团“发疯”的事迹大多发生于“我”出生前，因此叙述很多时候是转述。

但电影《刺猬》，则把时间线整合到，除了王战团最初是如何在船上和电厂里发病的这两件事之外，其余事件都发生于周正出生后，同时也把整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往后挪了几年。

相当于周正从小到大见证了王战团被认定为疯子之后的所有重大遭遇——身披大葱跳楼说自己在起飞；请出马仙赵老师看事儿；吃刺猬；大姐王海鸥结婚；被大姑下药；进精神病院。

反过来王战团也参与了周正的重要人生时刻，同时成为了唯一一个相信他没病的大人。

这种相互交织的关系就造就了周正为什么能在最后生出一身反骨——书中说“顺杆儿爬，一直爬到顶，别卡住了”；而电影中的周正，要自己别跪下，站起来。

从差点跳楼，到真的跳了楼；从“爬过去”之后不再被“卡住”的我，到“我不原谅，我不能原谅”的周正，从一个故事的叙述者，到完全成为人生主导者的主角，就是故事线的时间整合最大的贡献。

二、主题《刺猬》的片尾，在黑幕上保留了原著中的最后一句话：

在此句之前的周正的旁白是这样说的：多年以后，当我置身斯勃齐堡尖角的陌生海域，和沈阳的浑河岸边，两阵相似的风吹过。

我肯定，我们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原著是这样写的：许多年后，当我置身凡尔赛皇宫中，和斯里兰卡的一片无名海滩上，两阵相似的风吹过。

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这句话，就是这部电影、这个小说的主题了。

这里插播一段题外话，另一部改编自非虚构故事《穿婚纱的杀人少女》的电影《朝云暮雨》，其实也用了原著中的原著中最后一句话做主题：常娟想在自杀前把钱偿清、赎罪，却没想到后续这些煎熬的事情不得不由老秦承受。

两趟死缓官司熬了过来，而这段婚姻，老秦怕是熬不过去了。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影视化效应——《穿婚纱的杀人少女》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并不适合做电影的主题，而《仙症》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合适的。

原因也很简单，「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是主角周正本人成长和变化后的总结，是他的主动选择，是从负到正的变化；而「老秦怕是熬不过去了」，是主角老秦在被动接受，一个“熬”字，就注定了它的高潮磨灭了主角的选择，消解了事态的变化，并且并非从负向到正向的变化。

《穿婚纱的杀人少女》里，恰恰常娟才是那个主动选择的人，才是那个应该成为主角的人。

然而跟随最后这句话的立意，故事落在了老秦身上。

回到《刺猬》。

「卡住」这个词，在小说和电影中都被多次强调。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的法则在讲故事中非常实用，许多理论家认为，当一件事或者物品重复出现超过三次时，它就会建立一种模式。

在电影中，「卡住」第一次出现于周正小时候，2000年一家人在奶奶家过年。

王战团喝酒，吃花生米，讲《海底两万里》。

周正和王战团争论鱼会不会飞，进而演化到人会不会飞，周正说王战团有病。

全家人一阵沉默后，争着抢着去外面拿葱的王战团，吹着哨子，身披大葱翅膀从房顶往下飞，砸穿房顶掉进屋里：“我被卡住了。

”「卡住」第二次在电影里出现，还是在周正小时候，这是幼年周正的最后一场戏。

王战团在河里游泳，周正在岸边给他抱着衣服。

王战团让周正也下水，周正妈妈赶到，拼命往河岸跑去拦，摔了一跤，坐在地上哭：“你能不能离他远点？

听没听见？

”王战团：“被啥事卡住了？

”旁白补充，这一天周正父母双双下岗。

第三次「卡住」出现在旁白里，2009-2010年的过年，全家改在饭店聚餐了。

王海洋和女朋友手拉着手K歌，奶奶说听不见王战团唱歌了怪没意思。

此时，大姑已经开始给王战团下安眠药，并且已经被周正知道了。

三姑问起王战团的病，大姑说就他睡觉不乱跑就挺好的。

周正一口干掉了他爸的白酒，二姑突然开始哭，说自己离婚了。

旁白是周正在说：“我二姑被卡住了。

我爸妈，王战团都被卡住了。

我也一样。

”最后一次，就是片尾了。

从“有病”的王战团被卡住，到周正的家庭被时代卡住，再到所有人都比生活卡住，最终一切死扣终于解开，所有人都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包括离家的周正，无法再困住周正的他父母，永远离开的王战团，和在庙里修行的大姑。

原著《仙症》中，第一次出现「卡住」是写到王战团和“我”成为了家里最有话聊的两个人：一九九八年夏天，我爸妈双双下岗。

我爸被另一个下岗的发小儿撺掇，合伙开了家小饭馆，租门脸，跑装修，办营业执照，每天不着家。

我妈求着在市委工作的二姑夫帮忙找活儿干，四处登门送礼，于是我整个暑假就被扔在我奶家。

王战团平日没事儿最爱往我奶家跑，离得实近。

有时他就坐厅里看几个老太太推牌九，那时他被大姑逼着戒烟，忍不了烟味时就拎本书下楼，脚丫子上阵赢老头儿棋。

我奶当他隐形人，老头儿视他眼中钉。

我跟王战团就是在那个夏天紧密地来往着。

有一天，我奶去别人家打牌，王战团进门就递给我本书，《海底两万里》。

王战团说，你小时候，我好像答应过。

我摩挲着封面纸张，薄如蝉翼。

王战团说，写书的叫凡尔纳，不是凡尔赛，我嘴瓢了，凡尔赛是法国皇宫。

我问，啥时候还你？

王战团说，不用还，送你。

我说，电视天线坏了，水浒传重播看不成了。

王战团说，能修。

我说，你修一个。

王战团说，我先教你下棋。

我说，我会。

王战团随即从屁兜里掏出一副迷你吸磁象棋，记事本大，折叠棋盘，码好子，摊掌说，你先走。

我说，让仨子。

王战团说，不行。

我说，那不下了。

王战团说，最多两个。

我闷头思索到底是摘掉他一马一车，还是两个炮，再抬头时，王战团正站在电视机前，掰下机顶的V字天线，嘴叼着坏的那根天线头使劲往外咬。

我说，这能好？

王战团说，就是被灰卡住了，抻顺溜儿就行了。

他嘴里叼着天线坐回我对面，一边下棋一边咬，用好的那根天线推棋子。

王战团说，去年没咋见到你。

我说，我上北京了。

王战团说，上北京干啥？

我说，治病。

王战团说，捋你那舌头？

我说，不下了。

王战团再次起身把天线装回电视机顶，按下开关，电视画面历经几秒钟的雪花后，恢复正常。

王战团说，修好了。

我说，也演完了。

王战团说，你看见那根天线没有，越往上越窄，你发现没？

我说，咋了？

王战团说，一辈子就是顺杆儿往上爬，爬到顶那天，你就是尖儿了。

我问他，你爬到哪儿了？

王战团说，我卡在节骨眼儿了，全是灰。

我不耐烦。

王战团说，你得一直往上爬，这一家子，就咱俩最有话说。

你没觉出来吗？

虽然你说话费劲。

第二次，是王战团被大姑下了安眠药后，“我”去找他下棋：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王战团平躺在床上，没盖被，身子笔直且长，一双大脚与床根平齐。

我走近了，一半身子贴着床边坐下。

王战团的眼皮频繁地微微抖着，双唇有节奏地翕动，起先声音细弱，像是在说梦话，但又听不清。

我悄声说，大姑父。

大姑父说，来了。

我一惊，本以为他睡熟了。

我恢复到正常音量，说，来找你下棋。

王战团也恢复到正常音量，说，一车十子寒，死子勿急吃。

我听不懂，什么？

王战团又重复了一遍，死子勿急吃。

我听懂了，他念的是象棋心诀。

我说，大姑父，棋我永远下不过你。

王战团说，顺杆儿爬，一直爬到顶，就是人尖儿了。

我说，别卡住了。

王战团说，死子勿急吃。

之后他的唇咬死了，一道缝儿也没再漏。

我才醒悟，他确实是在睡觉，说的一直都是梦话。

第三次并没有直接提到「卡住」这个词，而是化用了之前同一句话里的另一部分「爬到顶」：王战团排在最后一个，快轮到他时，我正从外面回来，手中握着一根新折下的松枝，笔直细长。

王战团沉默地从我手上接过树枝，轮到他上前，一口气把剩下两摞烧纸全部丢了进去，刚刚烧得很旺的火一下子被闷住，他再用树枝伸进去捅，上下不停挑弄，火重新旺了回来，一发不可收拾。

我站在王战团的身边，看着他专注地烧纸，火舌从墙洞口蹿出，两张脸被烤得滚烫，恍惚间，我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香气。

我听见王战团在身旁说，海洋啊，你到顶了，你成仙了。

第四次，是全书最后，“我”爸妈认为“我”中邪了，找了赵老师做法，意外清醒的王战团喊着让我「爬到顶」：三人回到大姑家。

一进门，香气缭绕，我见过的那副十字架没了，白家三爷的牌位重被立上翘头案。

赵老师我还是头一回见，她身披一件土黄色道袍，手持一柄短木剑。

王战团仍旧很兴奋，主动说，哎呀，老朋友！

赵老师剑指王战团，你与我白家血海深仇！

别让我看见你！

她又剑指我大姑，还有你！

王战团笑了起来，说，今天我刚救了你家一口，能不能算扯平了。

赵老师大骂，滚！

我大姑把王战团强行拽进里屋，连自己一起反锁在门内。

赵老师又剑指回我，过来！

给三爷跪下！

又是那股力量，推着我，摁着我，走上去跪下，头顶是龙首山二柳洞白家三爷的牌位，牙关咬紧之际，后脑被猛敲了一剑，只听赵老师在我身后高呼，说话！

我仍咬牙。

木剑追一击，说话！

我继续咬牙。

再一击更狠，我的后脑似被火燎。

三爷在上！

还不认罪！

我始终不松口，此时里屋门内传出王战团的呼声，我听他隔门在喊，你爬啊！

爬过去就是人尖儿！

我抬起头，赵老师已经立在我面前。

爬啊！

一直往上爬！

王战团的呼声更响了，伴随着抓心的挠门声。

就在赵老师手中木剑直奔我面门而来的瞬间，我的舌尖似被自己咬破，口腔里泛起久违的血腥，开口大喊，我有罪！

赵老师喊，什么罪！

说！

我喊，忤逆父母！

赵老师喊，再说！

还有！

刹那间，我泪如雨下。

赵老师喊，还不认罪！

你大姑都招了！

我喊，我认罪！

我吃过刺猬！

赵老师喊，你再说一遍！

我重喊，我吃过白家仙肉！

赵老师喊，孽畜！

念你年幼无知，三爷济世为怀，饶你死罪，往下跟我一起念！

一请狐来二请黄！

我喊，一请狐来二请黄！

赵老师喊，三请蟒来四请长！

我喊，三请蟒来四请长！

赵老师喊，五请判官六阎王！

我喊，五请判官六阎王！

赵老师喊，白家三爷救此郎！

我喊，白家三爷救此郎！

木剑竖劈在我脑顶正中，灵魂仿佛被一分为二。

我感觉不出丝毫疼痛。

赵老师再度高呼，吐出来！

剑压低了我的头，晕漾在我嘴里的一口鲜血借势而出，滴滴答答地掉落在暗红色的地板上，顷刻间遁匿不见。

一袋香灰从我的头顶飞撒而下，我整个人被笼罩在尘雾中，如释重负。

我再也听不见屋内王战团的呼声了。

许多年后，当我置身凡尔赛皇宫中，和斯里兰卡的一片无名海滩上，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原著中不断在反复的其实是王战团在让“我”「爬过去」，而电影中的「卡住」更多的是在展现所有人的状况。

人人都会被卡住，但只有你不被卡住，才能成为真正的主角，周正最后做到了。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复，是王战团有一句口头禅：“应该吗？

”电影中第一次出现，是王战团第一次魔障的时候。

被关在船舱里，直到回到大连港。

王战团爬上船顶高台，手里拿着在船上写的诗，嘴里念叨着“不应该”。

第二次，是周正妈妈因为他跟着王战团晚回家，所以打他。

王战团在旁边说：“打孩子，不应该。

”第三次，王战团一边看报一边指挥周正跟棋友老贺下象棋。

老贺玩赖悔棋。

王战团说：“不应该。

”第四次，赵老师第一次到大姑家，让王战团在白三爷牌位前跪下。

王战团说：“应该跪吗？

”第五次，王海鸥和李广源谈恋爱，大姑不乐意，打了王海鸥，王战团说：“打孩子，不应该。

”第六次，赵老师来给周正驱邪，赵老师让周正跪，他不跪。

王战团说：“应该跪吗？

”原著里没有周正妈妈打孩子，也没有大姑打王海鸥的情节，驱邪的时候王战团也没问过“应该跪吗？

”。

倒是因为王海鸥和李广源未婚先孕，王战团说了一句“应该吗？

”电影的改编，除了顺应时代，破除封建迷信，同时还给了王战团更为理智和豁达的性格特点——在一个被卡住的社会里，王战团真的未必是魔障了。

到底有没有病？

到底谁有病？

魔障是不是病？

磕巴又是不是病？

三、角色设定王战团

原著里的王战团是海军，经历过文革时期团长和政委两派之间的斗争，因为说梦话把两边都得罪了，挨批斗的时候疯了。

后来王战团复原进第一飞机制造厂当电焊工，在焊战斗机机翼的时候从梯子上翻落，醒来时就又犯病了。

这段不可祥说，不能说，于是电影里就改成了王战团热爱大海，所以去做了码头搬运工，终于有机会上船，因为举报吴主任走私，被关在看不见大海的货仓，直到船返航抵达大连港才被放出来，出来就疯了。

然后王战团就被安排到了电厂工作。

五年后，吴主任走私的事情败露，结束服刑之后，也被安排到当年他介绍王战团去的电厂工作。

吴主任把当年没收王战团的《海底两万里》还给他，还有一封来自他前女友的绝笔信，于是王战团就又犯病了。

他的“疯”，源于他对自己热爱的事物有执念。

王战团是一个很难拿捏尺度的角色。

在原著里他被定性为精神病，包括“我”也是确诊抑郁症的。

但电影里其实模糊了确凿的病症，包括王战团和周正。

他们确实看起来和整个家族、和社会格格不入，但却很难说到底是谁的问题。

所以电影里得益于葛优老师的表演，才让这个角色，甚至于整部电影都能成立。

重点不是去表演一个“疯子”，而是让这个“疯子”看起来只是一个有点偏执、有点古怪，但又有点可爱、有点孩子气的普通人。

“我”/周正

原著里的周正只是寥寥几笔带过了自己多年治疗口吃，然后因此而成绩下滑，留级，甚至确诊抑郁。

而电影里则是有一场周正针灸治口吃被扎成刺猬的戏，一场被霸凌的戏，一场和王战团一起追霸凌者最后家人报警进了警局的戏，一场因为抄写王战团写的诗而被老师误认为写情书的戏，和父亲无数次冲突，承受着母亲的爱不得不屈服……电影里的周正没有确诊抑郁，但却经历着更直观的压抑。

父亲粗暴但爱，母亲软弱但爱，像很多中国孩子经历的成长故事一样，病入膏肓的并不只是有了心理问题的孩子。

但因为他主角，他没有被卡住。

原著里的“我”并没有交代自己在做什么，和妻子Jade是在做背包客的时候认识的。

他们刚刚订婚。

电影里的周正，最终离开家去了海事大学，然后就一头扎进大海，总共7年都没有再回家。

再次回家，是带着已经怀孕的妻子Jade。

此刻，王战团像是一种精神，通过周正传了下去。

周正的父母

原著里并没有把“我”和父母的冲突提到很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后来和妻子Jade聊天时，也说自己不存在恨。

电影中却直观地展现了这种尖刻的对立，包括周正的爸爸几次打他，而周正的妈妈说着为他好，却做了很多伤害他的事。

所以最终周正说自己不原谅，也是一种让自己不被卡住的方式。

大姑

大姑是整个故事里，世界的锚点。

她就是「正常人」的代名词——温柔贤惠，任劳任怨大半辈子，拉扯大两个孩子，还要照顾有病的王战团。

如果不是因为王战团的魔障，她可能一辈子都会是一个「正常人」。

原著和电影里，大姑的设定改动不大，只有一部分是，原著里，人人都说应该送王战团去精神病院她不同意，最后又送去了，至于为什么，“我”说不清楚。

而电影里，大姑先是自己去领了精神病院入院的申请表，但到最后没舍得送，是王战团自己找到了申请表，给自己签了字，拎着行李去住院了。

如果我们从俗世的角度看，大姑经历了相当悲惨的一生，她是被王战团卡住了。

但又或者说，卡住她的也不是王战团，而是世俗意义上的世界的规则。

她为了回到规则里，信出马仙，信基督，最后又信佛。

她和王战团注定不是一类人，在夫妻的框架里，相互成为了困死对方的棋子。

电影的最后，大姑去了庙里做居士，周正带着Jade去看望她，说出了那句：“我知道你是为了王战团好。

”某种意义上，也是周正，在替他和王战团的自由意志，给大姑一个解脱。

但说一句题外话，我觉得这里王俊凯选择的表演情绪并不是最佳，这场戏或许还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王海洋/王海鸥/李广源

原著里的王海洋好打麻将，跟着“我”奶奶，他姥姥学的。

电影里的王海洋多少有点随他爸，有热爱——他从奶奶的旧物里翻了一个相机出来，从此爱上了摄影。

原著里吃刺猬的偏方是李广源提的，电影里改成了王战团在李广源的桌上拿走了一本《怪病奇治》，自己看的要吃刺猬治疖子。

原著里王海鸥和李广源的事，包括她未婚先孕，都是大姑发现的。

他们并没有办婚礼，只是领了证，或许多少带了点对未婚先孕隐晦的不光彩。

电影里，海鸥谈恋爱是大姑发现的，但怀孕的事是王战团发现的。

李广源说王战团不是俗人，他不在乎李广源离过婚年纪大，但看两人已经如此，就欣然接受了自己做了姥爷。

王海鸥和李广源热热闹闹的办了婚礼，王战团因为腿上的疖子，怕给孩子丢人没有去。

而周正因为留级，他爸也怕他丢人，也被锁在了家里。

于是王战团指挥周正顺着阳台上的树爬下来，俩人来到了城里一个废弃大烟囱上，对着远处王海鸥的婚车队喊“要幸福”。

抽着大姑特批的喜宴，王战团终于还是泪流满面。

奶奶

原著里的奶奶戏份不多，就是个爱打麻将不下桌，爱说王战团是魔障的老太太。

电影里的奶奶被赋予了更多智慧。

她看得出很多事，但大概是自认无力改变，于是干脆闭口不言，让自己也沉浸在俗世里。

赵老师第一次来家里给王战团看病的时候，就评价过奶奶“这老太太明白人”。

电影的最后，周正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奶奶跟他说：“回来干啥。

我死不了。

没事别往家跑，能走多远走多远。

”大概这一句定心丸，才能让周正真的7年都没回过沈阳。

再回到家的时候，奶奶已经成了供桌上的遗像。

赵老师

五家仙之狐黄白柳灰，赵老师是白家的，也就是刺猬。

书里把赵老师写的多少有点玄乎，给王战团看事的时候，不纯靠蒙人——她说得出是个二十来岁的女的，跟王战团的前对象能对上。

而“我”也是在法事中妥协，感觉自己如释重负，最终爬出来，不再被卡住。

电影里多少还是得信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是警察来上门取缔了赵老师封建迷信。

这也是我认为改动得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因为——周正不能趴下，他得腰杆挺直，他得把反骨立住，这也是他开始走向不被卡住的地方，但不是爬过去的，是撑过去的。

那么要想走出这一身反骨，警察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甚至为了警察出现的合理，之前还铺垫了另一场戏来确立王战团报警的合理性。

老贺

这是一个原著中没有的角色。

原著中提到了王战团的棋友，因为王战团连赢七盘不掀了棋盘，但没有姓名，也再没有别的戏份。

老贺这条线加得也很优秀。

首先，通过老贺悔棋还发脾气的一场戏，把“不应该”具体到了一个事件。

同时，老贺这群人还补充了王战团在书中空白的朋友情谊——他是有自己的朋友的，朋友也是有自己的面貌的。

老贺死后的那一场戏，虽然大概普通人细品会觉得王战团真的有病，但在电影故事里，也是对一段情谊和生离死别的挺浪漫的描写——一个执意过河的小卒子，是所有不想被卡住的人的人生写照。

而追着他游过了河的王战团，一句“没追上，他跑太急”也是在回答一种小人物的生死机缘。

更优秀的是，它还穿起了后面警察的故事线——因为家人报警了，铺垫了“有困难找警察”。

何苗子

这又是一个原著中没有的角色。

何苗子是周正第一年留级时候的同桌，看不惯周正被霸凌帮他说话。

之后又牵扯出种种是非，最终导致了周正选择跳楼。

关于何苗子和周正到底有没有感情线，可能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里其实并不重要。

何苗子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侧面辅助，不仅仅推进了周正的故事线和反抗，同时也佐证了人人都被卡住这个主题。

Jade

原著中“我”的未婚妻，在沈阳出生，2岁父母离婚后，随父亲到法国定居，有一个法国继母。

她在和周正的对话中，也说自己不恨父母，大概不恨就是恨的意思。

电影里周正的妻子，妈妈是阿根廷人，爸爸是沈阳人，看起来阳光健谈，像是真正意义上幸福家庭中长大的小孩——她给了周正的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又用手机记录下周正和爸爸相处的画面，大概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好像应该是这样的。

四、意象刺猬原著里，“我”是吃了刺猬的。

王战团要吃刺猬治病，烤熟了以后递给我一块刺猬，说“你没病，尝尝得了”。

电影里的周正，在一开始就主动问王战团：“那能治我吗？

”王战团说：“你，没病。

”我倾向于周正应该是没吃过刺猬的，尽管他在最后吐出一口鲜血，恶狠狠地对赵老师说：“我吃了你爹。

”这个反骨未必要靠真的吃刺猬来完成。

反倒是原著里真正吃了刺猬的“我”，只要跪地忏悔，就算完成了这一出认罪的仪式。

可见“吃爹”这个事，大概是远没有“不认罪”严重。

哨子原著里是没有那个周正花了钱，被王战团抠出来的哨子的。

王战团指挥刺猬过马路时候用的哨子，是他从交警嘴里抢的。

而电影里的哨子成为了“王战团精神”的外化——他的诗里写道「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而岸上没有了汽笛，只剩下这个哨子。

于是王战团吹着这个哨子指挥刺猬过马路，也吹着这个哨子引着警察来到大姑家，最后再用一盘棋局，把哨子输给了周正。

王战团的诗原著里虽然提到王战团写诗，却没说过他到底写了什么。

电影里那首《情诗》贯穿头尾：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

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

她赠与我故事，我为她写诗。

“死子勿急吃”“死子勿急吃”是中国象棋中的一句口诀，意思是不要急于吃掉已经处于危险位置的棋子。

原著里的“我”和Jade聊起了这句话，解读着睡梦中的王战团是不是在说自己。

电影里的周正，在被发现《情诗》后，扔掉纳盒那盒安眠药之前，对着昏睡的王战团大喊：“王战团，大姑父。

你不是死子，我也不是死子。

”遗书因为这封来自前王战团女友自杀前的遗书，是原著里赵老师“看”出来他背的人命，是缠上他的事儿，是他得一天早晚三炷香供白三爷的因。

而电影里，这封遗书则更直观地刺激了王战团的良心——一封迟到五年的遗书，人早已离世。

王战团更多地是对逝者的惋惜，对世事和人心的无所适从，无关于玄学。

在供了白三爷后，周正看着王战团把这封信叠成了小船，流进下水道，最终或许，会进入大海。

电影的最后，王战团也撕下了全家福照片上年轻的自己的脸，顺着洗手池冲进下水道，最终或许，也会进入大海。

烟原著里完全没有使用烟这个元素，王战团是跟“我”熟识起来的那个暑假，才开始被大姑逼着戒烟。

电影里，从王战团第一次去接周正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去吃鸡架，那时大姑就已经不让他抽烟了。

隔壁桌在抽烟，王战团凑过去抓了一把，说借个味。

王海鸥结婚的时候，大姑让王海洋给王战团递了喜烟。

王战团带着周正坐在烟囱上的时候，抽着喜烟泪流满面。

王海洋火化的时候，高高的烟囱里冒着白烟。

王战团从车上跳下来，伸手虚虚地抓了一把，再实实地放进了胸口。

供桌电影里最早被赵老师安排供白三爷的香案前，挂的是一张世界地图。

后来换了白三爷，再后来又换了基督，最后又换回了白三爷。

科学和玄学微妙的转换着，只因为所有人都被卡住了。

五、总结所以小说，尤其是短片小说，改编电影，最重要的是，先要找到那个合适的主角，然后找到那些决定性的时刻，最终穿针引线，补充小说里没有，但画面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这才是文学作品影视化最好的方式。

如果把《仙症》全盘照着小说拍出来，会失去很多真正能决定观众情感共鸣的时刻，因此才显得电影《刺猬》的改编如此难得——它既保留了原著中的一些荒诞时刻和整个故事的内核，又真正做到了找到适合大荧幕的脊骨。

不愧是上影节的最佳编剧奖，看完之后真的很震撼其实这部电影并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happy ending，我们到最后也并不知道王战团到底去了哪，周正到最后也没有原谅家庭……但是这样的结局确实让人感到意味深长很难说这部电影里到底是谁错了，或者说谁都没错，他们都是被卡住了但是当长大后的周正说出：“我就是王战团”“我不原谅”时，这部电影就已经打破了这些年来固定的“包饺子”式的结局在周正身上，是一大家子人病态的嘱托，他在学校被欺负，他们却说他是中邪了，他为了妈妈向大仙下跪，妈妈却逼着让他说自己忤逆父母，但他还是反抗了，嘴里面含着血，反抗了所谓的封建迷信，他的眼里闪着诡谲的光，那一刻，他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了，警察来时，他大声的说：“我是育英中学初五学生周正！

”我就是我，我不是大磕巴，我也不是疯子，我是自己的轨迹何其不幸，周正遇不到懂他的家人，但何其有幸，他遇到了王战团，他带着王战团的灵魂，走了下去影片的最后，周正看着海，海里有曾经的王战团，海里有王战团的梦“我肯定我们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了”

从上影节期待到现在的《刺猬》终于来了，顾长卫所谓的“卡住”三部曲（开玩笑的），从《立春》，到《孔雀》再到《刺猬》，每一部值得细细品味。

顾长卫的电影与其他导演最大的区别是，他的影片经常呈现出一种厚重感，无论是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以小人物的视角描绘他们所处的困境，明白困境当中的人们因何而被困住？

《立春》里的王彩玲，《孔雀》里的高卫红，再到《刺猬》里的王战团，那个时代的正常人，大家总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

王战团一心想去的太平洋本身是一种理想，可在别人眼里生生化作了一种执念。

结巴小孩和顽固老头的组合，其实是那个时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

王战团不当周正是怪胎，在喝药的时候淡淡的来一句：“你没病”，尽管周正在之前曾像其他人一样说过他有病。

他们是忘年交，亲密得胜过父母，因为在他不被理解的行为中，只有你看到了他的闪光点

你只是成绩不好，你只是结巴腼腆，但是你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为什么要遭此对待。

这其中周正的父母免不了一顿毒打，但是影片结尾异常反套路，周正在参军回来之后不原谅父母，什么happy ending都是扯皮。

因为自己唯一的朋友，唯一能够理解自己的王战团被世俗折磨的不成人样。

封建迷信，栽赃陷害，让一个本该清醒过完一生的人背负着死全家的骂名，“刺猬”的隐喻本身就是对封建迷信的蔑视，刺猬也从来不是什么白四爷，他只是王战团和周正的一个缩影罢了。

吃与不吃，王战团的腿自然会好，只是他被所在船的甲板上二十天后，那发型活脱脱的像个刺猬……

里面那个时代的人，虽然被约定俗成的规则裹挟着，但是人物不是扁平化的，对于周正的爸妈，亲戚大嫂二嫂，无不是那个时代人们最直观的体现罢了。

其实王战团从来不是什么傻子，人情世故，察言观色，只不过向往大海却被说成罪人，只不过还好自由却被说成疯子，但他对女儿，对朋友，对亲人，始终是忠贞不渝的，是拔刀相助的。

可他的命运却不如周正那般好。

被困在精神病医院当作傻子一样治疗，死去儿子的烟近在眼前却想抓也抓不住，只能想往事一样，随风飘散，不知去向。

时代的车轮碾碎了谁从来不会停下看看，你的人生是否是悲剧也无关紧要。

周正的人生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王战团，他想象中的样子，能够横跨太平洋大西洋，看见触手可碰的海洋海鸥，这一辈子的王战团可不少和水打交道，可最后只落下了个遗憾田地……那个时代的正常人，都是王战团，只不过，他们的命各不相同罢了，都是被命运卡住的可怜人儿，而谁能够挣脱束缚，就是另外的周正了……

一篇关于《刺猬》的repo 一般，不好看也不难看，葛优的演技很好，王俊凯也凑合。

总结归纳整个故事，就是王战团和周正的故事，王战团，一个别人口中的疯子，周正眼中的朋友，周正，从小结巴，在家里不被人看好，在学校被人欺负，王战团帮他维护尊严，他理解王战团，也是唯一能理解他的人，年少时父母庆幸他没有成为王战团，周正却认为他就是王战团，王战团是唯一把周正当为正常人，公平对待他的人，周正也把他当做自己的朋友，在最后他的母亲和他说 周正的妈妈说：“还好你没有成为王战团。

”周正说：“我就是‘王战团’！

”“那你能原谅我们么？

”妈妈哭着问。

周正答道：“我不原谅！

” 他想成为正常人，可身边的人却不允许也不认为他是正常人，回头想一想，他又怎样呢？

就因为结巴吗？

寻医求诊那段看的我真的好生气，迷信刺猬，而刺猬真的能治好他吗？

当然不能，那是迷信，那是所谓的药方。

周正成为了王战团，王战团其实就在他把自己照片抠下来，冲入水中的同时自我解脱了，他进入精神病院，只是为了让家人放心，他不认为自己有病，也不认为周正有病，他热爱大海，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他相信自己去过太平洋，他相信他自己就是一名船长，他没有实现的梦，周正帮他实现了。

周正成功了，从别人不看好的眼光中走了出来，他不再遭受偏见与鄙夷，他成为了王战团，成为心中的自己。

《刺猬》这个名字，很难让人不想到《孔雀》。

两部电影都以动物来命名，又都带有很强烈的符号意义，象征着的人物的命运。

同时，它们又都以数十年的时间跨度来描述社会的变迁，都带有几分黑色幽默。

就连人物上也有一定互文性，都是些不甘于命运却又活在命运里的小人物。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刺猬》可以说是顾长卫的回归初心之作。

不同的是，相比于《孔雀》的悲凉底色，《刺猬》多了一丝暖意。

是一种回归，更是一种超越。

其实顾长卫的电影大多都有一种悲凉底色。

《孔雀》《立春》《最爱》都是如此。

不管是梦想的破碎，还是爱情的破产，或者生命的终结，小人物总是在历史的背景下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本片原作《仙症》本就是悲凉的，以九十年代的东北为背景，郑执写下太多冰冷彻骨的故事。

这或许也是顾长卫最初想改编这个故事的原因之一。

不过电影最终呈现的结果却有所不同，在悲凉的底色上添上了一丝暖意。

用原作郑执的话来说：“它不是从情节上作变动，而是看完电影的内心感受。

”电影名字从原作的《仙症》改成了《刺猬》或许就暗含了这层意思。

刺猬，虽然浑身长满了刺，但其实它有着红彤彤、娇嫩、柔软的躯体。

如果你仔细观察过的话，其实它的刺也没有想象中的坚硬。

说起来，北京小区也经常能够见到刺猬，我在我家楼下见过两次。

听说它们在这北京城内也活得挺好的，吃猫粮喝猫水，下次见到可以好好观察一下。

最能体现这一点暖意的，或许是色彩的运用。

众所周知，顾长卫是摄影师出身，色彩是他创作的出发点。

《红高粱》中鲜艳如血的红色，《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阳光般炙热的橙黄色，《鬼子来了》具有历史感的黑白色，他与太多的导演共同为观众留下过难忘的色彩。

但对于他自己导演的作品，顾长卫更习惯内敛、不张扬的色彩，以灰色为主色调。

一方面这或许是就像他自己的个性一样，另一方面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北方内陆县城真实的生活底色。

《孔雀》多以灰、蓝色为主，看上去灰蒙蒙一片；《立春》则是黑、灰色为主色调，突出穷困的现状；《最爱》虽然有鲜艳的红棉袄，但大片背景依旧是灰色。

至于《刺猬》，电影的开头同样使用了大量不饱和的青灰色，昏暗的工厂，似乎永远不放晴的阴天，这是印象中九十年代东北该有的颜色。

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绚丽而饱和的色彩慢慢变多，整体色调也变得明亮起来。

海军蓝、树影绿、鲜红的对联、灿烂的花团锦簇，故事中的两个主角，王战团朝着悲剧性的结局走去，周正却迎来了美好的未来。

电影中王战团这个角色很有意思，行为古怪，看似疯癫，却有独一份的清醒。

葛优把这个角色处理得很好，可以算是有了新的突破，这对于本来就已经臻入化境的葛优来说还挺可怕的。

该怎么说呢。

葛优过去几乎所有角色都有种精明的感觉，不管怎么看这个人都透着一股机灵劲儿，谁都别想忽悠他，估计赵本山的大忽悠来了也不行。

表面上，王战团这个精神病角色不适合葛优。

因为葛优实在太精了，不适合这种混沌、呆滞的疯子。

但是王战团本身又有充满智慧的一面，一种看透了太多的智慧。

凡事只问该不该，这种怎么样一种通透的人生观。

葛优以其精湛的表演传递出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或者说成大愚若智也行。

总之是游走在疯癫和智慧的边缘，你说他傻，人精着呢，你说他聪明吧，其实也挺蠢的。

王战团跑步去追死去的老友亡灵那场戏，一直奔跑不停下来的样子，一瞬间就想起了《阿甘正传》。

大洋彼岸的阿甘可以从东海岸跑到西海岸，如果王战团的生命中也有一个像阿甘母亲一般的角色，我们的王战团为什么就不能从东北沈阳的浑河一直游到太平洋呢？

远航汽笛已经响起！

人家的追求是星辰大海，但是生活拦住了他的脚步。

满满一大家子人，吃喝拉撒，生儿育女，再加上初恋那条被他自己揽在身上的“人命”，王战团再也跑不动、游不走了。

当电影中的他收拾好一切行李说“我该出发了”的时候，多希望他是踏上环游世界的大船，而不是签字走向精神病院。

年轻的周正是另一个王战团，或者说本来的结局也是像王战团一样走向精神病院。

沉默、敏感、自闭、口吃、学习成绩不好、年年留级，被家长、老师、同学，几乎所有人都看不上，唯有王战团把他当作一个正常人。

所以他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把周正送往了远航五大洋的大船。

此刻才明白，王战团才是周正家人中那个像阿甘母亲一般的角色。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顾长卫电影里的人物都有着“爱折腾”的特质。

从《孔雀》里的三兄妹到《立春》里的王彩玲，就算是《最爱》中身患艾滋病行将就木的郭富城和章子怡，都是如此。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用尽全身力气也都要在庸常的生活中折腾出一番动静来。

王战团和周正也同样是这种“折腾”的延续，这也正是顾长卫电影中着重描绘个体与大环境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延续。

影片试图通过他们的故事，让观众看到现实世界中麻木、刻板的一面，以及人与人之间那隐匿的隔阂、疏离与冷酷。

他们与世俗格格不入，遭到主流社会的误解、嘲讽、排斥乃至抛弃。

他们是常人眼中的“怪人”。

这种“怪”，表面上是指他们都身患某种疾病，但更多的是他们行为上的出格。

他们都以自己的“疯癫”，对抗着这个世界所规定好的“文明”。

就像电影中出现了大量不规则的构图，没有处于水平状态的墙角、地板、桌面，倾斜的视角看起来总是有些别扭。

那么到底是镜头歪了，还是世界歪了呢？

王战团、周正、王彩玲、高卫红，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站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到底是这个世界歪了，还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呢？

物理学告诉我们，运动是相对的，视角也可以是相对的，但是当处于复杂的生活之中，这个物理学最简单的真理是否还是真理？

这些倾斜的视角还像是让人置身于远洋的甲板之上，颠覆了脚踏实地的稳定感。

大厦将倾，但是没事，大海会托住我们。

可以说，整部电影都是周正起航的游轮，王战团是那位引领方向的船长，所有观众都置身这艘大船之上，见证了这一切。

电影的最后，周正说“从此我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在这句台词前还有半句话：……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其实这句“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更令我感动，有一种见过天地众生的感觉，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卡住我们了。

第一，我曾很喜欢本片的原作——郑执的小说《仙症》。

第二，我曾很喜欢顾长卫早年的那些作品——就像《孔雀》和《立春》，确切说，我是很喜欢它们的主题：被困在命运里的人，而且是，因理想主义的迫切性和自我实现路径的独特性，而显得更加格格不入的人。

第三，在我阅读《仙症》时，小说中扑面而来的仙气或者说妖气（反正在“老白家”的意义上这俩是一回事，不是有个特殊词汇叫“妖仙”么）笼罩了我，让我一度并没意识到，这故事其实也在讲一个“被困在命运里的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第四，顾长卫显然比我敏锐，所以他选定了这个故事，改编为他的又一部电影。

啰嗦上面这一堆，倒并非要强调此电影与此小说间，自带的“天作之合”加成效果，相反，我更想表达的是，顾长卫在敏锐地寻访到自己最熟悉的主题后，直接被舒适区所绊住，做了一个非常理念先行的标准货、一个建筑图纸一样的主题陈列。

这也是这部电影多少有些让我失望的地方，它相比小说，太直接也太急切了，太“唯恐你们看不明白”了。

不过也对，电影这样的视听媒体，相对文学来说，更容易具有“急于掏出”的习惯。

《孔雀》是时代的余烬，《立春》是造化的作弄，《刺猬》里两者都有，但又都不那么显著。

王战团更多对应于时代的余烬，他和《孔雀》的主角一样，都从特定的岁月深处走来；周正更多对应于造化的作弄，他和《立春》的主角一样，都背负着与生俱来的缺陷。

但是，对后者来说，结巴是个有些伤自尊的困扰，却不像《立春》中王彩玲的丑陋面容那么触目惊心、那么根深蒂固，最终，它与学习不好、性格内向的其它劣势一起，都随着时间被莫名其名地、不必解释地熬走，在周正走向更大的世界、拥有了海员的体面职业与跨国婚姻之后，造化在《刺猬》里露出《立春》里没有的仁慈，派发了大礼包找回平衡。

对前者来说，时代总归已远离那最黑暗的政治年景，电影里很难看到真正的群体创伤烙印，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废弛和下岗潮，在画面甚至旁白里均稍纵即逝。

王战团在远洋轮上最初招受的迫害，成了一道遥远的谶言，它被讲述成一个见义勇为不成反遭报复的私德维度上的恶（何况天道循环，那位造恶者，还在后续情节里付出了等量代价、同样被驱赶离船）。

这个设计，给这个理想叙事里，凭空垫了一层道德叙事的底色，包括后续的演绎中，王战团酷爱把“不应该”作为一个口头禅，“应不应该”，显然也是典型的道德判断。

不是说道德和理想一定是矛盾的，但道德天然的内敛性与理想天然的外放性，必然存在某些不协调。

归根结底，顾长卫还是希望将自己镜头中的怪人，率先定义为好人。

这是他的妥协。

可以理解，如今这三观警察横行的舆论里，一不留神，又要有人指责王战团是装疯卖傻不顾家拖累了身边所有女性亲属的渣男。

原作中玄学的部分被降解掉，乃至被狰狞化了。

刺猬的民间宗教意义，从一种应激方案和缓释药剂，变成一种新的枷锁和宣判，一种通往自由时同样需要抵抗的东西。

那场由“仙姑”（赵老师）主导的、族中全部中年女性参与的认罪戏让人印象深刻，它指向一个历史惯性被冒犯时释放出的歇斯底里的责难，它调动起了全部足以摧毁和榨取个体意志的抽象权力，它唤起了中国人关于政治和伦理的无数不堪回忆，它有时叫批斗有时叫审判有时叫诫勉谈话有时叫思想汇报，它的戛然终止竟然来自于警察上门则更像一个没开成功的玩笑。

当刺猬不再是出马仙和白三爷的时候，它更像一个喻体象征：看着很危险，很膈应人，浑身是刺，一副能让周遭事物都见点血的样子，实则在食物链里处于特别弱小的低级位，几乎不具备攻击性，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蜷缩的体态。

所以电影中的王战团在保有一具强大灵魂和辽阔精神世界的同时，却始终没尝试过对任何人产生价值输出式的影响，他对一切的反应都是被动的，他甚至不寻求对抗与反击，他只是消极地不合作。

但他依然让所有人膈应和不快。

他护持刺猬过马路的场景，浓缩着他对另一只刺猬——周正的引路人意义，诚然，王战团并没有告诉过周正该去走怎样的路，但周正是在王战团身上第一次意识到，身边所有人为自己划定的路、身边所有人都在走的那条路，不一定是正确的，至少，不一定是唯一和必须的。

被歧视、被论定为不正常的两个人歃血抱团，这个意义上，它倒更像顾长卫的另一部电影《最爱》：章子怡和郭富城得了热症被村人避之不及，却因彼此的爱情而勇敢到一往无前。

这也是为何电影相比小说，要放大许多“我”的戏份——不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不可靠叙述视点”的童年旁观者，而是在主角身侧时刻放置一个镜像，一个失意者的隐性盟约：“是你们错了。

只有王战团把我当一个正常人。

” 只不过，周正这个人物的塑造细节与表演细节上，还是更像一个抽离在外的愤怒的叛逆少年，而没有真正走入王战团周遭复杂的情绪场，实现更细微的共振。

没错，更细微的共振，电影在急于表达中来不及落到细微，细微是无法表达也不用表达的，是你组织多少次“还好你没有成为王战团”“我就是王战团”的激辩也无法坐实的东西。

它最终讲的，还是更接近一个“规训与反规训”的抽象公式。

这个抽象公式非常依赖意象，而且是极为明摆着的、生怕你不懂的意象，“被命运困住”这五个字直接由主角们的台词一次次说出，换个讲法，叫做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再换个说法，叫做被卡住。

围绕在“被卡住”周边的，是学校、病院、原生家庭、麻醉药物、成绩单、霸凌和歧视、被上了铁皮护栏的阳台，甚至倾斜构图，它们都是“被卡住”的隐喻（明喻）脚注集群，都是“被卡住”的感官同义词和物理近义词。

乃至于作为反击的，依旧是一组“不被卡住”的经典意象，诗歌、海魂衫、《海底两万里》、哨子、“能走多远走多远”的嘱咐、被冲进更广阔水系的旧照片，无一不指向远方、彼岸、那些暂时无法到达或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故而它从头到尾是符号化的，可这些符号又非常具有尘世感和年代感，非常就地取材，于是它既离地又不能完全离地，只剩悬浮，不能走向《堂吉诃德》或《宇宙探索编辑部》那样完全浪漫主义的嬉皮骑士旅行记。

故而它最后的收官方式，只能是让王战团消失，然后让周正替他作有限度的圆梦，再在圆梦之后回归，和当初试图囚锁他们的一切，开启稀里糊涂的潦草和解，阳台的铁栏杆上开出花朵了，再给孩子取个故乡的名字——不是太阳的阳，而是沈阳的阳，一切就这样，匆促地彼此原谅。

因为王战团已经消失了，他带来的具体困扰已经消失了，他只需要被作为抽象符号去致意去怀想。

发现没有，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待理想主义者的态度，无法忍受他们存在于生活，却不吝啬于，多为他们拍几部电影、多为他们堆砌一些隐喻和符号。

作者信息：微信公众号：邵邵的私人书斋新浪微博：@聆雨子 豆瓣&知乎ID：聆雨子喜马拉雅播客：“聆雨子的电影聊天室”小红书：“聆雨子的且行且读”

王战团是一阵风，一阵追逐浪花的海风。

周正是一艘船，一艘劈波斩浪的大船。

别想困住风，别想在陆地上行船，风吹帆动船入水，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如果舍不得，记得祝福，而不是禁锢，生命只有在自由中才是他自己，罐子里的风叫空气，地上行船，只能损耗到成为废铁。

主角之外，还有鲜活生动的一大家子，刘葳蕤和耿乐演得真好，总想着捏娃娃的一对夫妇，还好有王战团，成为周正密不透风的生活里的一道缝隙，换来他的片刻呼吸，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坐上绿皮火车，逃离。

大姑的爱困守着王战团和她自己，不再执着，方得解脱。

奔跑吧，像风一样自由，像自己一样活着。

王战团好大海，也好下棋。

而且看起来棋艺了得，会走盲棋，还杀的老贺气的甩盘。

有意思的是每每盘子翻了，总有颗兵还在滚，往前滚，停不下来。

王战团下棋的镜头有很多，或和老贺等一众老登切磋，或和周正切磋。

有一回，王战团和老贺下棋，老贺要拱兵过河，但王战团以相吃之。

老贺惦记着这颗“死子”，偏要悔棋，王战团连声道“不应该”，气的老贺给盘掀了，巧的是，那颗老贺想拱的“死子”落在了地上，一股流往前滚，全然不像一颗死子。

又有一回，老贺此时已经头七，王战团正和老贺的冤魂下棋，这冤魂还似一颗“死子”。

这时，周正前来求救，他正被自己的一帮同学追杀，这帮“不应该”之人撞翻了棋盘，毁了你和老贺的棋局，棋盘上的那颗兵，那颗“死子”滚到地上，一股流往前滚。

于是王战团不知是出于对那帮人的怨气还是对老贺的追忆，追赶这冲了上去，看着是要和“不应该”小子拼命。

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那小子明明摔了个跟头，已经手到擒来了，王战团还在跑，往前追啊追。

追的是什么呢？

追的是老贺的冤魂，老贺的“死子”。

但王战团在事后连声叹气，说自己没追上老贺，“他跑的太快了”。

果真没追上么？

要我看，是追上了的，因为这之后，王战团接过了老贺的衣钵，成了那颗“死子”。

爱人出于爱给王战团下药，让王战团一直昏死在房间里睡觉。

之前，老贺是那颗拱不过河界的“死子”，现在，王战团是拱不过河界的“死子”。

王战团被“卡住”了。

后一回，周正来找在房间里的王战团下棋，王战团躺床上迷迷瞪瞪，和周正下着盲棋。

周正杀气腾腾，吃了一颗王战团的“必死之子”。

这时，王战团缓缓道出：“死子莫急吃。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和周正一样觉得困惑。

再后来，你为了顾全大局，进了精神病院，彻底成了那颗“死子”，彻底卡住了。

王战团啊王战团，你这只老兵怎可能是一颗死子呢？

你不是还一直在滚呢么？

你可以为了家人住进精神病院，但那是你的归宿么？

到那你就卡住了啊。

所以你张大嘴巴，向精神病院的护士证明自己吃下了那药，但到底，你还是把他藏在手心，边看着远方的太平洋，边把药碾碎了啊。

所以你才会说“死子莫急吃”对吧，原来，你早就想好了怎么把这兵拱过河啊，过了河界，也就没人能卡住你了。

过了河界，就是太平洋了。

总评5分，因为期待造成落差，所以打分更低没看原作，也许观感能不错。

不点评演技，因为我觉得选角本身就不太对劲。

—————以下轻微剧透（原作是很久之前看的了，凭记忆回溯）先说三处我认为改编较大，且不令我满意的地方。

首先，站队问题改成了举报走私，事件背景和整体时代背景的虚化，极大削弱了人物塑造的力度。

（原因我懂，别跟我重复了）二是周正第一次吃刺猬那段戏，特意去翻了原作是这样写的:“我毫无挣扎，像失了魂儿般，嘴嵌开道缝，任由那块肉滑进我的齿间，嚼了一下，两下，第三下时，刚刚那股奇香从我的舌根一路蔓延至喉咙，胸肺，腹肠，最终暖暖地降在脐下三寸，返回来一个激灵，从大腿根儿抖到脑顶。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电影中是怎样演的了，感觉很快就划过去了，并没能表现出我第一次在看到原著中这段文字时仿佛同周正一起颤栗的感觉。

第三是小说的最后，周正说“我也有罪”，但他其实把自己一分为二，他没有认。

然而电影最后的改动变成，他举报了封建迷信活动，最后说了“我不能原谅”，看似是一种反抗，实际上被改成了挥向父权和时代的软绵绵的一拳。

“爸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和“阳，沈阳的阳”这两句重新归于认同地域和血脉的台词，约等于“包饺子”。

片中的几处倾斜构图还是很喜欢的。

另外，让我最不满的是，“卡住”这个概念，失去了在《仙症》中缥缈的感觉，成了一个特适合宣发做海报的网红语录。

不知道郑执是否愿意承认，《刺猬》或其原著小说《仙症》其实受到了蒂姆·波顿《大鱼》的影响。

相信这么一说很多人会瞬间想起：《大鱼》也是以一个晚辈的口吻，来追忆父辈传奇的一生——只不过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大姑父。

《刺猬》中的王战团同《大鱼》的父亲爱德华一样，生性自由、热爱冒险。

他们惯以千奇百怪、荒诞不羁的幻想来夸饰自身的经历、混淆虚实的边界——这份自发、自觉乃至自省后的想象力并非癔症，而是他们对抗多舛命运和坎坷人生的武器。

说穿了，人生都是一种“想象”，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说的。

当一个人的年龄愈长，先前被赋予的“意义”将如“无边落木萧萧下”，生活也会愈发流露出一种扑朔迷离的苍白底色——这就是在很多老人眼中，你能看到彻底的失望和幻灭的原因。

大多数人不明白，可王战团和爱德华明白。

他们不愿让自己的人生落入这一境地。

想不“幻灭”的唯一方法是为自己提供源源不绝更多的“幻”：“大鱼”也好、“太平洋”也罢，能为生活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激情、用诗意温暖日益衰竭的肉身，谁又能说它们不真实？

两部电影不光主人公相似，细节方面也多有雷同：《大鱼》中同样出现了跨海航行、诗歌、信件等元素，甚至爱德华和王战团一样都当过兵（自然，他们都夸大了这段经历）。

最绝的是以下这句台词：爱德华与妻子的忠贞爱情也曾差点儿被“卡住”，幸而他挣脱了。

它们最大的不同来自主题：《大鱼》试图模糊现实与想象的分野，理想主义色彩更浓；而《刺猬》想要翻转“正常”与“不正常”的定义，现实批判意味更重（虽然电影弱化了很多）。

简而言之，《刺猬》真正想说的是：作为人群的异类、时代的弃子，要怎么“顺杆爬”、如何活下去？

小说和电影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这是句乍听起来相当抽象和笼统的话，我想，只要搞清楚“卡住”王战团、周正乃至所有人的究竟是什么，就能看明白影片批判的矛头所在。

我把“卡住”人的“万事万物”分成四个层面。

一、权力在原小说《仙症》中，王战团是因在文革期间拒绝站队、梦里大骂两派领导而被批斗导致精神失常，“卡住”他的是船长和政委；电影将时间线挪到80年代初，改成王战团因发现船队走私而被关禁闭，与心心念念的太平洋失之交臂。

“卡住”他的是吴主任。

虽然弱化了时代背景，但促使王战团发病的肇因没变——掌权者的为所欲为，所以还算说得通。

但这么改的坏处显而易见：剔除了文革因素，王战团的性格成因和日后的行为逻辑便缺乏足够的解释和支撑——只因错过大海人就疯了，这显得过于“小资”和牵强，令观众难以共情。

“等着接受大海浩瀚无边的审判吧”这句话，小说中是政委对王战团说的更糟的是：当普遍的时代之殇被个人的特殊遭遇取代后，先前提到的影片的核心表达：“正常”与“不正常”的定义谁来界定便遭到了破坏——至少显得有些空洞和悬浮。

这么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在一个癫狂的时代，站队、批斗的“主流”行为才是发疯，而作为“异类”的王战团反而是最清醒、最理性、最善良的那个。

问题是置身那样的时代，你不跟着发疯都不行，众人会一口咬定是你“疯”。

结果时过境迁，当年彼此互害的疯子们选择了集体性遗忘，一个个心安理得的“恢复正常”，而当年的正常人王战团却坚持成为一个“疯子”，永远停在了那个时代——这种情况叫“正常”？

电影的改编，使原著中的这层复杂含义彻底没了。

顺带提一句：《仙症》中王战团的初恋陈小姐之死，也和文革有关，而影片将其归因于“贫富差距”，批判的力量再次削弱。

二、权威权力用行动“卡”人（关禁闭），而权威以思想“控”人。

相较赤裸裸的权力，权威披了件谆谆善诱、“我为你好”的伪善面纱。

在小说和电影中，象征权威的是替人“看事儿”的赵老师（任素汐）。

赵老师和她口中的“白家三爷”（刺猬）代表的无疑是种落后的迷信观念，但需注意的是，她这一整套扯淡逻辑却得到了来自民间社会的广泛支持，也就是说：权威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和人群达成了共谋。

二者形成合力向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异类“开刀”。

在小说中，面对权威的施压，周正最终选择了屈服，承认“我有罪”。

电影的改编则积极得多：周正偷将手机塞给王战团并勇敢地对权威说“不”，王战团报警，警察破门而入，周正依然做回了他自己。

然而，这一改动实则是说不通的。

《仙症》给出的年轻人成长方案其实是：你必须“认罪”，否则就是第二个王战团——王战团在文革中拒绝认罪，一味较真于“应不应该”（他的意思是：他没罪，是这个时代或这个世界“不应该”），终使自己的人生“卡在了节骨眼儿，全是灰”。

若想不成为时代的一粒“灰”、“顺杆儿往上爬”直到成为“尖儿”，那你就必须在人生的“节骨眼儿”上认罪。

出于过来人的经验和不愿晚辈重蹈覆辙，王战团其实是希望周正“认罪”的，所以他不停在隔壁房间大喊“你爬啊！

”，而周正也果真那么做了——伴随“一口鲜血”，他的灵魂“一分为二”，口吃自此好了。

这就是王战团给予周正的最大教育意义：时代或社会是不可能有病的，有病的只能是你自己——你若不认这点，那就成为“灰烬”而别想成“尖儿”。

说到这儿，能看出《刺猬》结局暗含的逻辑矛盾了吧：既然周正决绝地拒绝了社会的规训，那他的口吃是怎么好的？

又何必要好？

周正说“我就是王战团”——如果你们两个真的一样，那为什么同属异类，王战团不能成为海员不能成“尖儿”而你可以？

还有：周正反抗权威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王战团及时搬出了更大的权威——警察。

对这一改编我也是服。

三、家族家庭如何将人“卡住”是电影拍的最清楚、最有力的部分，这在王战团、周正两人身上都很明显：大姑给王战团下安眠药，试图将他“卡”在床上；周正更不必说，父亲常年对其恶语相向、拳打脚踢，家人更通过喂中药、针灸、口含石子、反锁在家等各种途径来“卡”他。

相较小说，影片对原生家庭之殇有所放大——尤其体现在耿乐的暴力戏码和周正的那句“我不原谅”，我以为这多少有点喧宾夺主，一来容易让观众误会这部电影的主题，它的重点并非控诉原生家庭伤害、主张逃离并追寻更大的世界；二来、类似的电影、类似的表达已经太多，尤其近几年。

我猜影片之所以给周正安排更多的家庭戏码，是因为少了特殊的时代背景，就需要用与现实接壤的强戏剧冲突来让这个悬浮的故事落地——包括增添校园霸凌戏和周正女同学的角色，也都基于这一考虑。

我是觉得这么处理没啥意思。

就拿那个女同学来说，周正和她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根本没拍清楚么。

这角色无头无尾，删了都无妨。

反而是原作中已有的角色，电影并未让他们变得更加出彩。

譬如李广源和王战团的两个孩子：王海洋和王海鸥。

最失败的是奶奶一角，原作中的她是个视王战团为空气的冷漠大家长，影片延续了她的形象，却又让她在送周正上学时说出这样一句台词：“回来干啥啊！

能走多远走多远！

”——可你不觉得这跟她当初面对王战团“能飞多远飞多远”时蹦出的那句“这可咋整啊！

”是有些矛盾的么？

这个人到底算保守还是开明？

还有刘雅瑟饰演的儿媳角色，纯属鸡肋。

四、世俗世俗观念“卡”人又分两方面：世俗道德和实用主义。

前者体现在王海鸥的婚事上，若非王战团及时出马，这个家庭就会以李广源是“离过婚的老流氓”为由将这段爱情“卡”住。

王战团无所谓，他关心的只有一点：“能对她好不？

”他的心里只有爱，没有世俗道德，包括未婚先孕。

实用主义体现在这家子的所谓信仰上：出马仙、我主基督、佛陀......总之哪个有用拜哪个，没用就拜下一个，若发现还是第一个有用就重拿出来倒头再拜......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本质是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

王战团对这种“主义”免疫，因此他会语带讥讽的取笑赵老师：“你左眼比右眼大。

”“我刚才还救了你爹呢，咱俩算扯平了吧”。

好，总结一下刚才提到的四个方面：权力、权威、家族、世俗。

于是我们发现：能“卡住”人生的还真是“万事万物”。

问题随之而来：不觉得“万事万物”的批判范围实在太大了么......原小说就存在这个问题，啥都想说，但啥都没说请。

不过好在有条“历史记忆该如何消化”的暗线支撑全篇，只是藏得比较深。

如今电影拿走了这条线，于是，由“万事万物”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大网便被撒向空中，我们知道它想捕获一些东西，可这只是在凭空发力——因为它对每个人物最深层的、如其所是的内心驱动力都语焉不详。

看来，想在抽离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指逾出家庭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实在太困难。

你的主题太大，可你的落点太小。

《仙症》的主题和内容就不是很协调，它在隐喻和结构方面有亮点，但通篇读下来的感觉是散乱、臃长以及流水账。

尤其小说的语言不好，人物对话处理的相当随意。

电影依然是流水账的既视感——它像是一部关于两个人生活碎片的合集，片段与片段间缺乏情感伏笔和逻辑勾连。

要我说，这部小说就不太适合改编成电影。

它的情节太平太碎，而它的意旨太丰富太晦涩。

这也导致关于该片的评论滑向两个方向，要么太玄乎，如“疯癫与理性”；要么太鸡汤，像是“做我自己、拒绝内耗”。

其实，都未得要领。

因为即便是具备时代因素的原小说，它想表达的东西都一言难尽。

想想电影海报和歌词中的那句话吧：“逍遥梦里逍遥游”——你说这咋拍，可能最好也只是现在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