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在俾斯麦的精明部署之下围攻巴黎4个月之久。

短命的巴黎公社倒台之后，在当时看似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摇摇晃晃地上台，其共和制统治却出人意料地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直到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才结束。

19世纪80年代，共和国由中间派勉强统治，国内激增的社会与经济矛盾使得统治变得越来越艰难，正如同一时期的其他欧洲大国，民族主义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自称拿破仑三世堂弟的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得到了保皇派、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狂热追捧，部分是因为普法战争中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损失，这两个区域是共和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同一时期从自由主义左派向右派的过度一度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乔治·布朗热将军的幻灭之后，政府蓄意的德雷福斯冤案成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矛盾的导火索。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波兰斯基在18年#MeToo 运动中因其曾经的恋童癖污点备受指责，后来他责备整个运动是一场“歇斯底里”。

波兰斯基幼年时从集中营侥幸逃离，因其波兰犹太裔的身份倍受折磨。

在亲身经历了反犹太主义热潮之后，他最清楚类似的集体癔症能导致怎样的可怕后果，因此他作出上述指控当然也不足为奇。

波兰斯基对于狂热情绪的厌恶在《我控诉》中也能体现，他没有使用煽情的配乐、情节和表演来博得观众对历史或者导演本人的同情，反而用冷静的叙事将历史归于历史。

在此不再多谈波兰斯基是否有在本片中影射自身经历或为自己正名的倾向，只谈电影对历史的皈依。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89年晋升为上校，1893年成为唯一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服役的犹太人。

按照传统，他是已经归化的犹太人，在心理层面上认为自己是法国公民，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举家从阿尔萨斯来到巴黎。

1894年秋天共和国情报人员发现送往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秘密军事信件，透露了法军的一系列二级机密。

尽管证据不足，在草率的秘密审判和指控后，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不光彩地公开解雇和降级，正如电影开头所显示的一般。

在自己的条纹被撕、佩剑被折断后德雷福斯向围观的群众高呼：“士兵们，他们正在侮辱一个无辜的人！

法国万岁！

军队万岁！

” 可这时的法国群众并不买账，在爱德华·德吕蒙的反犹太主义报纸《自由言论报》和右翼反犹组织爱国者联盟的联合煽动下，大多数法国人已经陷入了对共和国内8万犹太人的极端仇恨。

德雷福斯被流放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海岸附近的恶魔岛。

《自由言论报》德雷福斯的弟弟马修·德雷福斯从未停止伸冤，新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乔治·皮夸特也找到了新的证据，将矛头指向了法国少校费迪南德·沃尔辛·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 。

但上级拒绝重新审判德雷福斯案，并将皮夸特临时发配法兰西被保护国突尼斯。

与此同时，参议员奥古斯特·舍勒·凯斯特纳在参议院力争德雷福斯的清白。

在各界人士的联络下，经日后的共和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此时是社会主义日报《晨报》的专栏作家）和小说家埃米尔·左拉磋商后，左拉1898年1月在日报头版发表题为《我控诉》（“ J'accuse！

”）的公开信致信总统菲利克斯·福雷，谴责军方与政府掩盖案情真相。

左拉因此遭到军事法庭起诉，随即流亡英国，直到1899年的大赦。

法国政界分为两个阵营：天主教会、军队和右翼组成反德雷福斯派利用反犹主义维持原判；社会主义者、温和派共和党以及激进派组成德雷福斯派，部分势力意欲利用此案改组政府。

1898年夏天，军事法庭重申德雷福斯案，公众舆论倒向德雷福斯。

9月，军事法庭仍然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但”情有可原“。

共和国总统埃米尔·卢贝特赦免了德雷福斯，但德雷福斯仍不满足，他说：“共和国政府把我的自由还给了我。

没有我的荣誉，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直到 1906 年 7 月 12 日，军事委员会才正式宣布德雷福斯无罪。

他重新入伍，晋升为少校。

一周后，他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称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重返法国军队服役，并在战争结束时被提升为中校。

德雷福斯于 1935 年 7 月 12 日在巴黎去世，享年 75 岁。

德雷福斯案件直接导致了激进派和右翼的矛盾激化，并在大选胜利后颁布了《世俗法》（1905），确立了法国政教分离的原则。

该事件也同样震撼了锡安主义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使犹太复国主义提上日程。

激进派的当选也决定了法国政府日后的侵略性民族主义路线，德雷福斯事件实在可以算是一场成功的”大众歇斯底里“，正如波兰斯基本人所多次经历的那样。

但不管法国政局如何动荡、条例能不能通过，正义得到了伸张。

正如片中皮夸特质问德雷福斯时他本人的回复：“因为这是对的事情。

”在黑暗与疯狂的时代，“我控诉！

”就是最有力的武器。

思近日饭局上和一位开封老乡的交谈，此人在北京任职，他说，“写东西，有些事就算不说，也别跪舔！

”沉默也可以是控诉，但麻痹绝不是。

我没有一刻感到绝望，我知道真理会取得胜利。

我深信——我重复——我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什么事物能阻挡它。

这起事件刚刚开始，因为现在的情况如水晶般澄清：一方面犯罪者不想透露真理，而另一方面捍卫正义者将用他们的生命见证正义。

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现在我在此重复：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将会发芽生长；一旦有一天爆发，一切都会被炸开。

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们便会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为未来的大祸做好准备。

——《我控诉…！

》

我对法国历史所知甚少，第一次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观看一个揭露左拉死亡之谜的纪录片时。

影片中，探秘者提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而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的抨击。

（在文章中，左拉为一个被冤枉成“叛国贼”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胆发声，他控诉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和所谓公正、客观的“科学调查”。

）左拉因为站在了大众和权势的对立面招致祸患，他被判处巨额罚款，还被迫跑到英国避难。

左拉夫妻于1902 年 9 月 29 日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根据记录片的猜想，很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堵住了他家的通风口，实施了这场谋杀。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仗义执言的代价也太过沉重了！

《历史疑云：左拉是被谋杀的吗？

》我第二次思考“德雷福斯事件”，是在2018年10月份左右法国政府提出对非欧盟学生增加10倍以上的高等教育注册费时。

为了反对这种违反大众教育本质和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的议案，我也参加了几场抗议游行。

其实，游行者不局限于非欧盟学生，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

他们认为，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总是先从外国人开刀，再把对象慢慢延伸到本国人，最后所有处于弱势的人终将被压迫——所以，有必要在最初就对所有不平等说不，即使只是发出微弱之声，即使战火暂时烧不到自己。

听到这些声音，我深受感动：作为弱势的外国人能受到本没有被波及的陌生人的支援，感觉是无数个左拉在义愤填膺地为无法发声者呐喊！

《历史疑云：德雷福斯事件秘密档案》19年11月中，《我控诉》在法国上映。

在看到地铁站的海报，我瞬间被吸引。

为了防止历史知识匮乏造成观影困难，我专门找了法国新拍的纪录片来看。

纪录片中，事件中最特别的人物乔治·皮卡尔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名调查德雷福斯事件的军官，本来是负责给所谓的“叛国者”最后的重击，但他在调查中却发现了许多疑点。

抽丝剥茧，他最终找出了真正的叛徒——埃斯特哈齐。

然而，为了维护军队的“权威”和“尊严”、为了保护自身的地位不受威胁，上位者们拒绝了皮卡尔要为德雷福斯正名的诉求，他们将他送到了北非镇压殖民地起义的战场，期盼可以永久地甩掉这个麻烦。

对我而言，皮卡尔明知会危及自身还选择正义的形象非常伟岸。

波兰斯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处于“正邪”抉择之间的人物的复杂性，他以后者为核心展开了全片的叙述。

不过，不同于我心中英雄式的皮卡尔，导演将他塑造成坚守自己职责和信念的普通人——他有多个面向：认真工作者、通奸者、有反犹主义倾向者，他像你我一样不完美，但他也和你我一样用平凡成就不凡。

影片结束时，重回军队的德雷福斯很克制地对为他翻案的“功臣”皮卡尔说了句：“你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 是的，对那一代还有信念的人而言，忠于自己的信念不过是最基本的操守。

德雷福斯也是这样，即便被隔离关押了四五年、不能与任何人交流，他在重获自由后对国家和军队也毫无怨言，他甚至还去到一战前线，为国奋战。

在宏大叙述显得十分可疑的今天，我们——一个个分散的、碎片化的个体——要坚守什么？

作为社会人，个体的共同体想象是什么？

反复思索，极端个人主义的我仍然被“德雷福斯事件”牵动，是因为左拉、皮卡尔等个体捍卫在大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微小的存在。

我想，被人文主义精神熏陶了数年，我选择坚守和捍卫应该和他们一样。

正如村上春树的名言所述：“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

取材自第三共和国的大事件(Affaire Dreyfus)：1894年法国炮兵团的犹太军官被军方指控秘密向德军提供情报，而被判以终身监禁；那时的法国仍沉浸在普法战争的创伤里（阿尔萨斯-洛林割给了德国），民众中充斥着反德，反犹的激愤情绪。

德雷福斯的平反历时十二年，直至1906年，才最终得以平冤昭雪。

期间，以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曙光报》联名请愿，为现代意义的“Intellectuel”正名；法国社会分成对立的两派，以报纸为媒介进行论战，对共和国、宗教、公平正义等概念加以阐释，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现实与历史的时空距离在冷峻的色调中缓缓展开；在远近镜头的切换下，观众的眼睛可以舒服地旁观人物的对谈与独思；而饱和度很高的颜色对比也和谐地共存，透着古典的端庄与典雅；整体而言，导演对严肃题材的处理令人惊喜，会再刷～

公众号：抛开书本法国时间2月28日，第45届法国电影凯撒奖颁奖，罗曼·波兰斯基凭借《我控诉》获得最佳导演，宣布结果时颁奖现场有部分女影人退场表示抗议，其中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瑟琳·席安玛和女主角阿黛拉·哈内尔，以及多位女演员。

事实上，在凯撒奖刚公布提名时，就有不少团体抗议波兰斯基和他的作品入围，而当晚包括罗曼·波兰斯基在内的《我控诉》的主创人员均没有出席典礼。

颁奖典礼上，宣布最佳导演奖由罗曼·波兰斯基(《我控诉》)获得后，《燃烧女子的肖像》演员阿黛拉·哈内尔迅速离场，并怒喊“恋童癖万岁，干得好，恋童癖！

”导演瑟琳·席安玛和演员诺米·梅兰特也随她离开。

另有多人离场，场馆外有不少人举着火把示威，抗议凯撒奖，场面一度混乱。

同时安排的颁奖人是一名性侵受害女性嘉宾，哈内尔公开过自己被《恶魔的孩子》导演克里斯多夫·卢基亚性骚扰的经历，从她12岁持续到15岁。

现年87岁的罗曼·波兰斯基曾于1978年被美国司法机构认定强奸13岁少女萨曼莎·杰默，此后他逃离美国，至今仍被美国通缉，不能入境美国及其他与美国有引渡条例的国家。

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女性指控波兰斯基在过去几十年有过性骚扰行为，但波兰斯基否认了这些新的指控。

尽管出现如此尖锐的争议风波，《我控诉》在本届一举获得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与最佳服装设计三项大奖，最佳影片大奖花落导演拉吉·利处女作《悲惨世界》，也是今年代表法国参与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竞争之作。

而此前大热入围提名的《燃烧女子的肖像》最终只获最佳摄影奖。

法国凯撒学院奖董事会的21位成员将于2月28日凯撒奖颁奖仪式后集体辞职，然后将进行自我改革，重新选举成员。

早前，有近400位电影界人士，包括影星蕾雅·赛杜、 奥玛·希、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埃里克·托莱达诺等曾签名请愿要求凯撒进行彻底整改。

这不是第一次波兰斯基引发女性抗议了。

2019年八月末威尼斯电影节，开幕伊始话题几乎被波兰斯基垄断，消息传来令国内影迷错愕不已。

开幕评审团新闻发布会上，本届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和电影节艺术总监阿尔贝托·巴贝拉回答记者关于波兰斯基强奸幼女案件和影片的关系提问时，出言产生分歧。

马特尔：“我本人并不会将导演本人和他的作品完全分开来看，因为没有哪位导演是完全透明的。

我不会参加电影节为波兰斯基举办的晚宴，因为我还代表着在阿根廷还在反抗和奋斗的女性们。

因此我不会祝贺他，但是电影节选择他的电影当然是正确的。

”她又说道：“因为这至少带来对话，而且引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如果已经有了法庭审判，接下来对导演应该做什么？

拒绝接受他参加电影节？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但我们必须和他展开对话，没有比电影节更好的地方去进行这样的沟通和对话了。

”巴贝拉：“这是最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将导演声誉纳入特别考量，而是觉得应该将导演作为艺术家和生活中人的身份分开来评价。

我们不能因为他受到的指控就忽略他作品的天分，波兰斯基作为导演的才能在今天世界上实属罕见，我们不能等100百年后，才来承认他的作品和成绩。

这些遭遇可以让我们理解他有的电影为什么会如此黑暗文/东SIR我无法审判他犯过的罪行，我只是个电影评论家，并不是生活或者法庭的审判者。

在我看来，电影观众也应该持有这一态度。

”马特尔言语传出，影片制片方马上表示除非其澄清言论，并明确表示本片将得到公正的评审，否则考虑撤片。

之后马特尔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会对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和其他主竞赛影片一视同仁，还表示她的言论被“严重误解”了。

该片的制作方表示接受道歉，事件才得以平息。

这实际上不是波兰斯基事件第一次在世界影坛掀起滔天巨浪。

十年前年苏黎世电影节宣布将授予波兰斯基终身成就奖。

2009年9月27日波兰斯基放下手中的工作飞到苏黎世准备接受颁奖时，才下飞机就被扣押，美国政府要利用这次机会在有司法引渡关系的瑞士抓捕波兰斯基。

消息传出来，世界震惊。

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大卫林奇、王家卫等一百多位世界著名电影人联名发表抗议信。

那届苏黎世电影节全体评委戴着“释放波兰斯基”的红色臂章出席开幕式。

600多名影迷聚集在影院周围抗议，要求释放波兰斯基。

法国政府和波兰政府联合对瑞士政府开展外交斡旋。

（波兰斯基有法国和波兰双重国籍）法国文化部长发表公开讲话：“波兰斯基是法国的骄傲，法国不会坐视。

”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表示关注此事。

最后，瑞士政府驳回了美国政府的引渡申请，还给了波兰斯基自由。

如此兴师动众又如此对波兰斯基阴魂不散的究竟是什么事呢？

先说其人，父亲是波兰犹太人，却信奉不可知论。

母亲出生在沙俄，却信奉天主教。

他们婚姻的结晶波兰斯基生于法国，这造就了日后波兰斯基电影里景深处的斑斓。

德国纳粹上台后，他们举家回到波兰。

后被关进不同的集中营。

母亲去了恶名彰显的奥斯维辛，再也没有出来。

父亲和小波兰斯基被关进了毛特豪森，侥幸躲过了焚尸炉。

波兰斯基中间逃出了集中营，在各地流浪。

这段黑暗的经历波兰斯基很久不愿面对。

传说《辛德勒名单》开始属意的导演是波兰斯基，波兰斯基回复斯皮尔伯格说他还没准备好面对那段黑暗。

而等他准备好已是将近十年后了，2002年波兰斯基才推出他关于犹太集中营的电影《钢琴家》。

波兰斯基有着电影天才。

长片处女作《水中刀》就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

而后的几部电影也都获得成功。

后来他辗转到了英法，1965年凭《冷血惊魂》拿下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1966年凭《荒岛惊魂》拿下柏林金熊。

感情上也邂逅了美丽的美国女演员莎朗-塔特。

去好莱坞后《罗丝玛丽的婴儿》也一举成功。

一切似乎长夜将尽。

然而凛冬又至。

1969年的8月9日，波兰斯基在英国工作，有8个月身孕的莎朗和4位朋友在家欢度周末，然而飞来横祸，后来到案发现场的警察看到一条从屋顶挂下的绳子勒死了莎朗和她腹中8个月的胎儿；4位朋友也都死于非命，死相极惨，其中二具尸体，分别中51刀和28刀。

事后周围邻居回忆91米外的邻居听到传来一些零星的枪声。

1.6公里外露营的听到了凄惨的呼叫：“噢，上帝，不，不不……”后来凶手曼森家族说是因为《罗斯玛丽的婴儿》亵渎了他们的神灵，才下此重手的。

于是，波兰斯基成了欧洲媒体笔下的悲情天才。

波兰斯基悲痛欲绝，为缓解痛楚。

以250美元每小时的天价跟莎朗介绍认识的李小龙学习中国功夫，但显然中国功夫不是疗伤良药。

波兰斯基沉湎于美酒和女人。

一时间美国报纸上充斥着波兰斯基骄奢淫逸的报道。

于是，波兰斯基成了美国民众眼中的花花公子。

强奸幼女案发生在1977年3月的一天，穆赫兰道杰克尼科尔森私宅的泳池。

女方为当时年仅13岁的萨曼莎盖曼。

对于事件发生双方说法不一，波兰斯基说对方发育成熟、动作熟练，不像未成年。

（波兰斯基这方面可能确实没有太在意年龄，后来他和娜塔莎金斯基发生关系时金斯基才16岁，只是《苔丝》的成功，让金斯基对波兰斯基始终心存感激，没有追究罢了。

）女方却说是被迫的。

但不可辩驳的是事发时波兰斯基诱骗女方喝下了有安眠酮的香槟酒。

波兰斯基只能认罪。

进入司法程序后，波兰斯基的律师是道格拉斯达尔顿，女方的律师是罗杰古逊，二人都是处理此类案件的高手。

一番寸枪舌箭双方达成缓刑协议。

然而很不幸，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劳伦斯特里邦德。

一个喜欢出风头的喜欢成为中心人物的法官。

再加上波兰斯基在美国民众中花花公子的口碑发酵，劳伦斯特里邦德断然拒绝了协议，放话要把波兰斯基投入监狱100年（有说50年的）。

波兰斯基闻讯大惊，连忙跳上汽车直奔机场买了一张机票飞往欧洲，至今再也没有踏上美国土地一步，哪怕1981年凭《苔丝》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2003年凭《钢琴家》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亦不能回美国出席颁奖礼。

波兰斯基回到欧洲后，悲情天才的人设开始起作用，加上法官在处理上确有瑕疵，所以他和他的电影在欧洲受到很好礼遇。

在2002年凭《钢琴家》拿下金棕榈、英国学院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2010年凭《影子写手》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欧洲电影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2011年凭《杀戮》拿下威尼斯电影节小金狮奖；2014年凭《穿裘皮的维纳斯》获凯撒奖最佳导演，影片在欧洲三大、凯撒奖、戈雅奖、欧洲电影奖中更是多次入围。

然而他在美国的境遇没有任何改变，哪怕后来受害方要求撤销对他的起诉，也没获得美国司法的免罪。

这就是波兰斯基的悲剧人生，这里面有命运对他的不公，确也有他犯下的错误。

作为影迷我们对他直接的认识就是他惊人的电影才华，这些遭遇可以让我们理解他有的电影为什么会如此的黑暗。

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波兰斯基，世界是复杂的，世界上每个人也是复杂的。

我们很少遇到完美无缺的圣人，我们也不太可能遇到十恶不赦的恶人。

我们自身的知识亦有限、精力亦有限，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整的评判这个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是困难的。

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处理，比如波兰斯基的司法问题就交给专业的司法人士来解决，既然专业的说在欧洲因为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他不需要服刑，我们就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

然而他的电影才华为这个世界创造的精神营养应该是属于全世界，每个热爱电影的人都应该给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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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比同喜欢用广角镜头的法兰西特派更应当称为献给报业的一封情书正片结束在成为将军的皮埃尔办公室 侧拍左面皮埃尔 右面德雷福斯 同样的侧面始在学校德雷福斯喊住皮埃尔争论分数太低 一个背景梦幻般的光度 一个星星点点忙碌的几人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 是出乎皮埃尔预料的 可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能屈能伸的传统 早在各大导演手下都表现出来 因而他七年后又提起上诉且他为分数 为升官 每一点都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十分“向上”而艾斯特哈其又是真的叛国吗 我想不好讲 但可以确定他是切实为利益想爬升者最后的开头透过望远镜所看的静帧 颜色变暗 明度变低 取景框不断变小 一堆卸下的荣誉 揉碎的尊严 污蔑的判决 终至一切不再存在 波兰斯基透过一个别人之口控诉军队 政府 呈现不公的愚昧的人民 而别人本身只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出于对正义与神圣的追求 出于自由意志 影片结束在德雷福斯请求把自己入狱的年月也算作任职期间来升官 面前的“别人”皮埃尔拒绝了 十分呼应前方所讲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所以即使是帮波兰斯基控诉之人 也反是对犹太人有偏见的皮埃尔两次开窗不成功 让我觉得桑前任上校是担心受到窗外的枪击 后来皮埃尔被撤销指控住到家中 也就是拉伯利受到枪击的早晨 皮埃尔醒来 打开了自己的窗 那刻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枪击 且说到枪击 调查艾斯特哈其时 从舞厅皮埃尔和情报员出来 两人待在巷子讲话 景深解手的人也让我怀疑是枪手波兰斯基用了几乎是履历中最极暗的照明 连家具都不多做亮丽陈设与布光 有好多处镜头人物的单边或两个人中间的景深都空了很大位置 留有危险屏息凝神般将要出现的空间 波波长这么用 唐人街还是钢琴家还是某部太冷峻了 所有的感情调和只在莫尼埃对皮埃尔的感情上 而莫尼埃又是塞尼耶演的 她离了婚 又没有选择和皮埃尔结婚 而保有双方自由状态的交往才是最好的的说辞 一切都那么可以咂摸观感特别苔丝 只是一封是情书 一封是控诉 镜头不带再多情感 不愿任何长久停留来看波波客串 一瞥而过的人生一般 出场谢幕

亲朋因之反目；夫妇因之离婚；路人为此斗殴，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又因何人而结束。

11894年9月的一天，当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奉命去接受训话时，他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被逮捕，并成为一场撕裂整个法国的大争吵的焦点。

时间倒回几天之前，法国安插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位间谍女佣在废纸篓中发现了一张纸条。

这张纸条吓出了法国人一身冷汗，因为它上面写满了法军一系列核心军事机密，包括部队调配、秘密武器的研发、最新训练操点、甚至无烟火药的配方等等……种种迹象标明，法国陆军参谋部里出了内鬼，居然向与法国有血海深仇的德意志帝国泄露了如此核心的机密，这是一个足以招致全法愤恨的惊天丑闻。

可是，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

陆军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很快就怀疑上了当时任职于总参谋部的年轻上尉德雷福斯。

理由也很简单，这个德雷福斯出身犹太富商家庭，其父是阿尔萨斯当地的纺织业巨头。

阿尔萨斯，中学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爱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地名有印象。

其实阿尔萨斯非常特殊，它位于法德边境的两国争议区，境内主要民众说的是德语（都德的《最后一课》没有告诉你的一面）。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这里被割让给了德国。

而犹太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特殊，他们不属于法德两国的主体民族。

对这两个民族国家都谈不上什么深厚的民族感情。

所以作为被割让的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富户，德雷福斯家族的地位其实特别尴尬，理论上说，他们似乎应立刻更换德国的身份，继续在当地做生意就是了——毕竟犹太人没有祖国么，龙胜帮龙，虎胜帮虎，是当时大多数欧洲人对他们的普遍观感。

而年轻的德雷福斯却从了法军，且在军校中一直成绩优异、屡获嘉奖，毕业后很快被提拔进了总参谋部任职。

可是有情报工作职业病的亨利副处长觉得这小伙子的身份很可疑——你一个家乡已经被割让给德国的犹太人，放着万贯家财不继承，跑来干什么？

法国用得着你来爱吗？

查！

这里面一定有鬼！

于是他很快下令逮捕的了德雷福斯，当时情报部门可不讲什么文明审讯，德雷福斯一开始还嘴硬，一通好打之后，很快就屈打成招了。

为了把德雷福斯的棺材板钉死，亨利还在审判中以其军官的荣誉发誓说“有一位名誉无可指摘的人物说德雷福斯就是叛徒！

”但他又拒绝透露这个大人物的姓名。

这招其实让人挺眼熟。

于是这起法国的“潜伏”、“无间道”，很快就成了铁案了。

在公众一片“处死这个法奸、犹太人！

”的声浪中。

法国军事法庭宣布德雷福斯因泄漏军事机密给敌国而犯有叛国罪。

该说不说，毕竟是诞生了孟德斯鸠的国度，法国当时的司法独立还是有一些的，没有顺从民间过度激愤的情绪将德雷福斯处死，而是开除其军籍并判处终身流放魔鬼岛。

为了平息民愤，巴黎的荣誉军人院还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对德雷福斯的军衔褫夺仪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德雷福斯上尉的肩章被撕下，他的佩剑被折断，执行官痛骂他是国家的败类，辱没了身为法国军人的荣誉。

可很快，法国军方又发现，这个案子好像办错了。

参谋部的那个内鬼，似乎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另有其人。

最初，是因为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泄密信上的对不上。

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认为自己同事亨利的调查过于武断。

于是决定自力持续追踪调查。

调查后他发现，泄密信上的笔记真的不是德雷福斯的。

而与当时任职总参谋部的另一位军官埃斯特拉齐少校一模一样。

再经查访后，皮卡尔终于确定了埃斯特拉齐其实才是那个潜藏在总参谋部的内鬼。

可是当皮卡尔将他的调查结果附上证据向上峰反映时，他得到的却是“此案已结，不可继续追查”的答复，且很快，皮卡尔就被踢出总参谋部前往突尼斯前线去“作战”（送死）。

很明显，法军总参谋部在德雷福斯案中已经势成骑虎，不敢将这个已经被证明是冤案的案件再反过来了。

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案子变得“铁案难翻”呢？

过去，很多浮光掠影的分析，往往将之归咎于法军高层的腐败颟顸。

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军乃至法兰西共和国的高层并没有那么愚蠢，他们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沉默与息事宁人，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这确实是个致命的火药桶。

2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当中，我曾经向您讲述过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社会的现状，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话说，当时的法国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是互不理解、彼此仇视的，唯有王权是生机勃勃的。

”

到了19世纪末，一百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好很多。

如托克维尔所指出，革命其实并不能根本性的改变什么——虽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公民们无数次立起街垒，宣誓要改天换地。

但百年后法国的整体社会现状，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各阶层之间依然互不了解，并互相仇视。

毋宁说，这一百年中频繁发生的革命、起义、人们筑起街垒、嘶声竭力的嘶吼，反而扩大了法国各人群之间的意见分歧。

不仅阶层之间彼此观念悬殊，甚至同阶层里也会有派别分野——宗教保守主义者、民主派、共和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君主立宪派、保皇党人……无数种社会思潮都彼此不容。

甚至就连保皇党中，也要分一个波旁派和奥尔良派。

托克维尔说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其实愈演愈烈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试图协调过这种矛盾。

比如拿破仑的那位非著名侄子，被革命导师马克思好生调侃过得路易·波拿巴，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试图和一下稀泥。

这位拿破仑三世说：各位先生不要争论了好不好？

咱对内发展科学、工业、过好日子，对外扩张，出去抢殖民地。

这吃香喝辣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日子，他不香吗？

实话实说，这位“拿破仑三世”这一手，一度是搞成了的。

在路易·波拿巴的手腕下，法国各阶层、各派别之间止息了争论，社会呈现出一片高速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问题就在于，这位拿破仑的大侄子搞经济却有一套，打仗却离他二大爷差的太远了。

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法军在色当大败亏输，普鲁士人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并在凡尔赛镜厅举办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开国大典。

被宿敌德国狠狠羞辱了的法国人，这一下子算是彻底郁闷了，那个心情跟看了一场国足比赛的中国球迷是一样一样的——原来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没有恢复啊！

原来法国已经不是欧罗巴村里说一不二的首强了啊！

你看被德国欺负的那个熊样！

对得起我们吗？

xxx，退钱！

我们说，本来法国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共识就非常脆弱，普法战争这一战败，路易·波拿巴向全体法国人许诺的那种虚幻的大国荣光，也烟消云散了。

于是全体法国人就陷入了一种有火儿无处撒的全体性萎靡、狂乱、戾气横行之中。

不理解法国人当时那个郁闷、憋屈、懊丧感觉的人，可以看看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感受一下。

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的定义：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国民们必须基于一种共识才能够维系住国家的凝聚力，没有的话，这个摊子可能就要散了。

可是在当时的法国——按照大文豪雨果的说法——在沙龙里，人们可以因为任何一个话题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论。

所有人在聊所有天的时候都聊不到一块去，从绘画到音乐、从文学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十个人都能给你说出十八种不同观点来……那请问，当时的法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该怎样维系呢？

其实，雨果说错了。

当时的大多数法国人，至少在两个公众话题上，观点是可以达成空前一致的。

第一，就是对德复仇问题。

这个就不用说了，冤有头债有主，就是你小子当年羞辱了，逮着机会我们法国人弄不死你！

第二，就是仇视犹太人。

你可能会感觉奇怪，犹太人招谁惹谁了？

普法战争又不是法国跟犹太人打的，法国人为什么会在战后有那么浓重的仇犹情绪呢？

但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法国，产生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

因为犹太人对当时法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异类：宗教徒们当然不喜欢犹太人，因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认为犹太人是异教徒。

民族主义者也不喜欢犹太人，因在构建法国的单一民族叙事过程中，犹太人总是在高声宣布“我们不一样，犹太人没有祖国！

”。

法国政府和大资本家们不喜欢犹太人，因为包括马克思在内大量欧洲顶级活动家，都是犹太人，上层精英时刻担心犹太人是不是在搞什么颠覆阴谋。

而工人阶级和法国底层大众也讨厌犹太人，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法国家喻户晓。

即便你不喜欢听这种街头巷议，看看社会上那些放高利贷、发了财的犹太富豪，你能不生气么？

此外，法国历史上还有非常浓厚的排犹传统，历代法国国王为了赖犹太商人的账，动不动就向普罗大众宣传说：犹太人是魔鬼，死了活该。

所以，比同期德国更甚，反犹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法国是没有动员成本的——来一个外省老农，大字不识一个，你跟他说什么自由民主博爱，他不懂，但你说“犹太人该死”他肯定跟你一起义愤填膺——教堂里的牧师、家里的老辈，都这么说么！

更不用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一种真实存在的“犹太威胁”确实在欧洲蔓延，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1897年，正当德雷福斯案在法国吵得最凶的年月里，第一届犹太复国大会在瑞士召开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这个会上提出口号：“犹太人没有祖国，犹太人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祖国”。

这就让欧洲各列强都如芒在背——你看看世界版图都让哥几个瓜分完毕了，哪还有空地给你啊？

你想建国我还想建国呢！

当时法国社会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已经跟德国结了盟，打算在下一场战争中用背后捅刀的方式陷害法国，然后换取自己建国的机会。

而法国的政府和军方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流言传播，因为面对实力急速增长的德国，官方确实需要民间存在这种至少是同情自己的声音——民众爱国，这总是个好事么。

于是反犹、仇犹情绪，在当时的法国，就成为了一个大众“寻求共识”、寻找彼此共同点的情绪箭靶。

基本两个人碰面，你摸不准对方的政见，不知道跟对方聊什么，只要确定对方不是犹太人，你就跟他聊反犹对了。

一聊八成就能聊一个准，双方会在这种对犹太人共同仇恨当中缔结看似非常坚固的友谊。

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中我曾经说，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是一个寻求“公倍数”式共识的国家。

这个公倍数可以是对一种共同理念的爱（比如三色旗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但也可以是一种共同的恨。

而德雷福斯所属的犹太人，很不幸，就成为了法国当时各个阶层、各个派别间这种仇恨的“公倍数”之一。

3了解了这些，你也就明白了德雷福斯案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法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了——这个故事真的太符合法国那种狂热民间情绪的想象了：一个来自德战区的犹太人，处心积虑打入了我们法国军队核心机要部门，长期为德国窃取我们的机密情报。

我们好不容易拉上了沙俄准备干一下子（1892年，法俄协约形成），你居然在这种时候为德国佬卖命？！

德雷福斯，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法奸！

毫无疑问，当时的大多数法国公众，就是怎么想问题的。

所以这个故事“模因”在法国舆论界传播起来是无阻力、零成本的，很快就完成了病毒式的扩散。

于是德雷福斯案很快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将最受欢迎的谈资，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当年法兰西微博热搜的霸榜话题。

而特别巧的是，德雷福斯案发生的19世纪末，还正赶上了当时法国在进行报业革命——原本报纸这种东西，在法国也是上层阶级才买得起高端读物。

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化学革命的进行，印刷、纸张技术的进步。

“小报”（Le Petit Journal）的概念就出现了。

当时的巴黎街头，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一个苏的报纸”，“苏”是法郎的一种辅币。

所以，“一个苏的报纸”其实也就是“一分钱报纸”，专门供那些买不起传统大报的社会中下层阅读。

而这些报纸上刊载的新闻，大多数也都是一些什么名流丑闻啊、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啊、软情色故事啊、外国（尤其是德国）的惊天密谋啊之类的。

劳苦大众们也不求小报们说的真，就图看个爽。

舒缓一下工作压力。

巴尔扎克就曾经非常无奈于这些低俗的“故事会”文章抢了自己的读者。

愤愤不平的讽刺说：“请问，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中，你能否找得到一篇文章在才华上足以和这条小报消息媲美：‘昨天下午四时，一少妇从艺术桥高处投身塞纳河自杀。

’面对这种巴黎式的简洁文体，所有的悲剧、小说都要黯然失色啦！

”平素就以信口开河、迎合大众想象为务的“小报”们，碰上德雷福斯案这样对胃口的大新闻，那当然扑上去大做一番文章。

当时法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小报，它的名字就叫《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在对德雷福斯案的报道中，凭借痛斥德雷福斯的间谍行径、绘声绘色的“补完”了德雷福斯家族怎样跟德国勾结，一下子成了流量爆款……

凭借着这些或捕风捉影、或干脆造谣生事的报道，和站在民族大义上的嘶吼。

《小日报》销量一度飙到了惊人的300万份每天，全巴黎的人民天天都在追着看犹太人怎样跟德国一起合谋祸害自己的祖国，并为之义愤填膺。

此时，“德雷福斯案”这个“模因”，经过历次基因突变，已经成为了一场席卷整个法国流行病。

它成了法国人的一个箭靶，上面插满了那个时代所有阶层人们无从发泄的情绪之箭。

而这个“模因”也已经与真相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完全脱钩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皮卡尔的那份澄清真相的调查报告，却被送到了法军高层的案头。

这就给做决策的人出了个大难题——就算真相确实如此，那这个案子还能翻么？

但凡务实一点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德雷福斯案已经不是一起单纯的“无间道”式的间谍案了。

它的“公众想象”已经达成了，相关叙事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舆论势能变得势不可挡。

这个时候你突然告诉公众这个案子判错了？

那个犹太人是无辜的？

要把这个烂疮从公众的共识肌体上挖去？

那请问，法国会发生什么？

舆论一定是会疼的大叫。

社会的共识会顷刻间撕裂。

甚至要做这个翻案文章的政府，都有可能遭遇公众愤怒情绪的反噬，遭遇极大的信任危机。

极端主义者会质问：你们是不是也是这场“阴谋”的合谋者，法国政府是不是也被渗透了？

成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帮凶？

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被点燃的时刻，德雷福斯案就是个炸雷，谁敢翻，谁就得死。

于是，势成骑虎的法国军部和担心支持率的法国政府，都聪明的选择了“顺势疗法”。

低调处理了真正的间谍，而对德雷福斯的冤屈不闻不问。

但这个时候，一个不怕死的“愣头青”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左拉。

4爱弥尔·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作为巴尔扎克的崇拜者和继承者，他的主业是写小说，但他一生事迹中最为人铭记的，却是他在得雷福斯案中的发声。

1897年法国的《费加罗报》率先刊载了德雷福斯的哥哥和律师一起写了封给陆军部部长的申诉信，这封信引用皮卡尔查到的证据，以详实的举证推翻了之前对德雷福斯的一切错误指控。

整个法国顿时舆论哗然。

而一大批律师、记者和作家迅速的集结起来，开始质疑之前的判决是否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呼吁彻查并澄清真相。

而这其中的尖兵就是左拉。

1898年1月13日，左拉发表长文《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全文刊载在《震旦报》（或翻译为《曙光报》）上。

文中，左拉严厉谴责了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名去掩盖自身的丑闻并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放生真凶埃斯特哈齐。

在这篇长篇控诉当中，左拉以不怕得罪任何群体的觉悟，几乎骂尽了在德雷福斯案中一切怀有私心，导致无辜者承受不白之冤的人。

并深刻的揭露了法国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心理弊病。

左拉说：“误导、操弄公众意见并使之走上狂热是一项罪行；毒害谦逊的平民的心灵、鼓吹反动与狭隘的狂热，自己却躲在反犹主义的堡垒背后，也是一种罪行。

以爱国为借口，扭曲事实，增加仇恨是一项罪行；当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将刀剑作为神祇来崇拜，更是一项罪行。

”左拉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但左拉这种旗帜鲜明的呼吁，这种一针见血的批判，很快就遭遇了山呼海啸的辱骂和指责。

大量的法国人觉得：你左拉居然敢给德雷福斯翻案？

这案子有的翻么？

全巴黎的小报都在说他有罪啊！

大多数法国人，此时使用了一种“吸血鬼逻辑”：犹太人德雷福斯跟德国人勾结，出卖国家情报，所以他是德国人的走狗！

你左拉居然敢为德雷福斯翻案，所以你是犹太人的狗、也就是德国人的狗！

于是《小日报》等媒体的风口又来了，《小日报》以《左拉事件》为题，对左拉进行连篇累牍的人身攻击和泼污，号召法国人一起“驱逐反爱国主义丑闻的主角——爱弥儿·左拉”。

有人号召，自然也就有人真干，自从《我控诉》一文发表后，左拉家的院墙上就总有人往上扔屎。

极端者还频繁给他发信，进行人身威胁。

而在左拉发文后的第二个月，他被法国军部以“诽谤罪”进行了指控。

随后左拉被判一年徒刑，罚款3000法郎。

当然，这纸主要是为了平息仇犹者议论的判令其实并未真正完全执行，因为判决公布后没多久，左拉就在朋友的屡次建议下离开了“人人都在恨我”的巴黎，前往伦敦避祸，直到一年后才回国。

当然，左拉这个祸，可能最终也没避的了，在仅仅几年后，他就死于了一场可疑的煤气中毒。

但左拉点燃的火炬，却熊熊燃烧了起来，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法国知识分子们站了出来，或发表文章，或大声疾呼，反对这种非理性的、无线扩大的仇恨的蔓延。

1897年，在左拉被攻击和起诉的同一年，案件真凶埃斯特拉齐少校主动宣布认罪，承认自己才是那名间谍。

但已经把话说死了的反犹派坚持不认账，认定这就是“犹太和德国同情者”的一场阴谋。

于是，在法国的城市、乡村，所有人之间都开始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人们恨不得见面就问“您是否支持对德雷福斯案进行重审？

”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整个法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真实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为该案争执而发生的群体性械斗事件。

在旁边看戏的德国，此时估计在偷着乐——这间谍搞的可真是一本万利嘿！

咱还啥都没做，法国人自己就先乱了！

直到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出任法国总理。

面对几乎快要打起内战来的两派。

这位总理被迫和稀泥，提了一项折中办法：在维持原判的前提下，让总统宣布赦免德雷福斯。

同年9月，德雷福斯获得了自由。

但德雷福斯案余波并没有就此平息。

以对该案的争论为发端，法国的公众开始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反德雷福斯的报纸、党派、公众逐渐抱团，组建了他们的“法兰西爱国联盟”，他们提出“一切为了法兰西祖国”的口号，主张在类似德雷福斯这样的事件中，宁可错抓，不能放过，此外，该联盟还带有非常浓厚的反犹、排外、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色彩，要求法国在外交上以强硬对抗德国的“欺压”，主动寻求与德国的开战机会。

而相反，当初主张为德雷福斯平反伸冤的法国知识阶层、报纸、社团，则相应的组成了“人权联盟”。

他们强调说，个人权益的保障与社会公平的实现，既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前提，也是其最终的目的。

如果为了一个空洞的“国家”名词，就轻易践踏个体的权益，那么这种强大即便达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这两个派别，后来成为法国一战以前政治擂台上针锋相对的对手。

法国人此时才发现，原本熟悉的人与人，原来有那么大的差别——大家虽然都说的是法语，都是法国人，但我们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5那么，这场撕裂法国的大争论最终谁得胜了呢？

说一个细节，你就明白了。

当年力挺左拉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我控诉》一文的那位《震旦报》副主编，名叫乔治·克里蒙梭。

是的，中学历史如果你还没有忘光的话，你会记得正是这位克里蒙梭在法国一战中最艰难的时刻力主坚持打下去，并出山组阁，并且最终带领法国人赢的了战争的胜利。

而颇为讽刺的是，这位一战中抗德最坚决的主战派、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极力主张“肢解德国”的“老虎”克里蒙梭，在当年的“德雷福斯案”大辩论中，却是天天被“爱国联盟”追着骂，说他是成“德国人的走狗”“犹太人的代言人”，跟左拉一样，是个“法奸”。

但幸运的是，由德雷福斯案引起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最大意见分裂，最终以左拉的继承者们、“人权联盟”的获胜而告终。

而这个结果，不得不说是与法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尤其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关系的。

在论战中，包括左拉在内的法国当时的“社会良心”们，一再提醒法国公众：我们的共和国，是尊重民权，尊重理性的。

我们是诞生了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共和思想的民族。

我们不能被某种宏大的仇恨叙事屏蔽了自己的双眼，枉顾事实的真相，无限的扩大仇恨。

我们更不能将自己的社会共识、国家共识，建立在这种对他国或他民族的彻骨仇恨之上。

法兰西共和国的共识要建立在对爱的信仰上，而不是恨，这样的基石才是牢固的。

在这些社会良心的提醒和引导下，法兰西谨慎的绕开了那个狂乱的巨坑，而几十年后，类似境遇的德国，则一头栽了下去。

是的，对比一战前的法国和二战前的德国，你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困境与思潮，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在前一场战争中被敌国重重的伤害、羞辱。

同样是在剧变中社会共识碎了一地，各个阶层之间除了互不了解和彼此仇恨，似乎不剩下什么。

同样是人们开始试图用更大的一种仇恨去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

甚至希特勒早年间一再宣扬的“犹太卖国贼背后捅刀”的理论，就直接 借鉴了“德雷福斯案”中“爱国联盟”的相关说法（犹太人两面都被说“背后捅刀”，这锅背的一层又一层）……但很可惜，德国不是法国，德国没有左拉，德国没有《我控诉》、没有《致德意志》，德国没有人振臂一呼，提醒公众“醒来吧，德意志，想想你的名誉”……于是德意志沉沦了，被那些过度的仇恨迷住了双眼，并最终走铸就二战的悲剧。

1897年，在发表《我控诉》的那一天，左拉和与他志同道合的那些法兰西良心们，冒着得罪整个社会的风险，献祭了他们自己的前途、名誉乃至生命，为自己的祖国和全人类的良知与公义，换了一个未来。

1908年，在逝世仅六年后，爱弥儿·左拉的骨灰被移入了象征法兰西骄傲与荣誉的“先贤祠”当中。

客观的说，左拉的小说，没有同列先贤祠的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精彩，他的思想，更比不上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深邃。

但左拉的伟大在于他的勇气，当整个社会的众人都被一种情绪所催眠，陷入狂热的迷乱时，他敢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名誉。

正是从左拉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字，开始被世界所熟悉。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们其实就是自己社会的“诤友”，那个戳破皇帝新装虚幻的孩子，能够在公众情绪陷入狂乱时，勇敢的提醒一句：“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痛苦，更是耻辱。

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

”左拉的女儿德尼斯，曾这样评价她的父亲。

每当看到这句话时，我总想起一句相反的名言——那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留下的。

在环境的重压下，康德曾经说：“哲学家也没有义务说出所有的真相。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苛责康德，以及继承他的性格，整体都偏向在公众领域沉默的德国知识分子群体。

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德国知识分子越到后来越喜欢走向沉默，与其民族、国家之后的整体命运走向，是无法分开的。

只是，我总想起康德一辈子待的那个故乡——柯尼斯堡。

那里普鲁士的龙兴之地，有深厚德国历史的地方。

但现在，那个地方，叫“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飞地。

我总觉得，左拉与康德，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法德知识分子气质，冥冥之中，决定了这两个民族的命运。

柯尼斯堡赢得过无数凯旋，却最终消逝。

巴黎总被占领，却屹立至今。

这一切命运的转折点，在百年前，那场撕裂法国的争吵，和那位叫醒自己祖国的左拉。

法兰西，真的需要感谢左拉，感谢那一代又一代肯在舆论陷于狂乱与盲目时，不从流俗、敢犯众怒，愿意叫醒自己祖国的”臭公知“们。

他们，是永远的逆行者，也是撑起法兰西的孤勇者。

全文完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zE1ODc1MA%3D%3D&mid=2247532370&idx=1&sn=bc6e3b1ff7c9ccbe32e02b6e67b8547f&scene=45#wechat_redirect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一直想起罗翔在节目里说的。

“勇气”——对于从小接受革命理论和反侵略历史教育的我们来说，这个词也太普通平庸了。

当它在文本中出现，我们的目光甚至不会在这上面有半点停留，也难得生出一丝动容。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们接受了社会的捶打，被文明规训后，方知勇气有多稀缺。

想想剧中和历史上坚持真相的Piquart和Zola。

想想前段时间被热议的张煜医生。

扪心自问……惭愧不已。

最爱的一幕 勇者带着刀把证据推倒最顶峰写在前面的话：我必须承认我有私心 在看这部电影时代入了自己的感情投射 我正在经历一场语言暴力 和电影主角一样 正在经历一场无妄之灾而这部电影的导演 正是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一位毁誉参半 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个因为多年前的性侵丑闻被排挤至今的导演,用《我控诉》这么直白的名字作为电影名字；很难不让人遐想连篇……正是因此，人们不仅讨论电影里的主角 、同时也议论波兰斯基；最激烈的讨伐者来自于女权主义者，各种舆论下，导致该片公映一度受阻，并衍生出一场关于“审判导演”的争论。

但是,抛开政治正确之外的言论，以一个不同于导演的角度去回看德雷福斯事件，似乎相比一百多年前，我们和过去所经历过的历史情境根本没有更新，而场“惊世骇俗”的案例仍在“洗心革面”地上演根据外网采访，我们得以看到波兰斯基的心里话：波兰斯基承认拍摄《我控诉》有“私心”，“我必须承认我对这部电影里迫害个体的运作方式十分熟悉，可以说是现实经历启发了我。

我可以看到同样武断的裁决、否认事实、以及谴责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大多数指责我的人都不了解我，或是这个案子。

”影片名为《我控诉》，其实这个“我”完全就是波兰斯基自己。

影片一开始，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在大众睽睽之下，被脱去了军装，拔掉了勋章，象征着军官荣誉的佩剑被折断。

问：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是一种感情宣泄吗？

答：不，那不是我的工作方式。

我的工作不是一种心理疗程。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电影中展现出的的控诉以及它们复杂过程的运转方式都感到十分熟悉，它们给了我很多灵感。

问：你对控诉的体验开始于莎朗·泰特（Sharon Tate）吗？

答：公众看待我的方式，“我的形象”，的确是从莎朗去世时开始建立的。

那个时候，即便我已经经历了一段糟糕透了的日子，媒体仍然对这悲剧死死不放，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它，就用最可鄙的方式去报道，用这事件撒旦主义的背景，暗示我是该为她的死负责的人。

对他们来说，我的电影《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证明了我是与恶魔为盟的。

这一连持续了几个月，直到警察发现了真正的凶手，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和曼森“家族”。

这一切到今天还是我的噩梦。

一切的一切。

它像是雪球一样，每一个季节都会多滚上一层。

我素未谋面过的女人讲出可笑故事，为了半个世纪前据传（supposedly）发生过的事情指控我。

问：你难道不想回击吗？

答：为了什么？

这就像唐吉柯德大战风车，根本是徒劳无功的。

这是201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波兰斯基导演。

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又特意看了与影片情节有关联的1937年版的影片《左拉传》。

影片描述的是19世纪末法国的一起著名的案件。

法国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件写给德国驻法大使馆的一封信，涉及到严重的涉密事件。

经核对笔迹，认定是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所写。

于是，德雷福斯被捕，开除军籍并流放。

新上任的情报部门统计局局长皮考特中校发现了案件中的疑点，并发现泄密者另有其人，明显这是一起冤案。

于是皮考特向上级汇报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要求重审德雷福斯。

可是这一要求却遭到了他的上级的阻挠，还将他调了职并受到监视。

由于皮考特的军人身份，他不便向社会公开这件事，只得求助于当时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

左拉奋笔疾书，写下了《我控诉》这篇著名的文章，震动了整个法国。

使德雷福斯得以重审并最终平反昭雪。

看完电影后，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并不复杂的冤案，为什么平反会那么难？

我想，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当时弥漫于欧洲的反犹浪潮。

这种反犹情绪是由来已久的，其中有文化、宗教和经济的原因。

但是平心而论，犹太人中有威尼斯商人，也有爱因斯坦；有恶棍和贪婪之徒，也有更多的善良人。

无论怎样，犹太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可是在一百年前，人们的思维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或者说现代文明理念在当时的欧洲人心目中并不具备，甚至在主持正义的皮考特中校内心，也是鄙视犹太人的。

他对德雷福斯曾经这样说：“如果你在问我是否赏识犹太人？

我的回答是‘不’。

如果你在暗示我怀有偏见，我保证我没有，从来没有。

”皮考特的想法尽管在现在看来，未必那么正确，可是在当时，这已经算是很先进很前卫也很另类了。

在多数人心中，所谓自由平等和正义只是说给白种人听的。

影片中，凭着并不完整的证据链，就指定一个犹太人军官背上间谍的锅，或许是在迎合当时人们的民粹思维。

如影片人物所说：“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

这是我们的进步。

”正是这种所谓的“进步”，为之后的纳粹屠杀犹太人埋下了伏笔。

影片中所描述的人们大肆焚烧左拉的作品，也正是为希特勒的水晶之夜开了先河。

对这种野蛮无知的反智行为，政府不仅不去阻止，反而去迎合和煽动。

所以啊，那些往日或现在鼓吹全盘西化的精英们可以看看，西方的文明也不过如此吧。

再一个原因，就是军队的荣誉。

或者称之为军队的颜面。

影片中，皮考特中校和他的上司贡斯将军针对德雷福斯案件有一段对话，抄录在下面：皮考特：我要求重审德雷福斯。

贡斯：重审？

你疯了吗？

皮考特：这很难以置信吗？

贡斯：当然，每个人都会想知道错误是如何酿成的，他们会拿到秘密文件，这是不可想象的。

皮考特：为什么？

贡斯：那会让我们很难堪。

我真不明白你，我们知道你对犹太民族的看法。

为什么你会在乎一个犹太人是不是被囚禁在荒岛上。

皮考特：他是无辜的。

贡斯：呵呵，你真是多愁善感。

小羊羔、小猫和德雷福斯，他们都是无辜的。

皮考特：你说的好像我在乎他一样，但并非如此。

我宁愿他有罪。

但事实是艾斯特哈吉是叛徒。

贡斯：也许他是，也许他不是。

你不说就没人知道。

皮考特：那是个糟糕的建议。

我要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吗？

贡斯：当然。

这是做为军人的天职。

我没什么好谈的了。

别再提德雷福斯了。

这是命令！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为了使军队不那么“难堪”，他们可以伪造证据，陷害一个无辜的人，可以毁掉一个家庭，甚至不去顾及对军队安全的损害，轻轻放走一个真正的叛徒。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军队的荣誉。

稍稍具备常理的人都知道，军队的荣誉来源于战场上的英勇厮杀，来源于勇敢和不怕死的精神。

而不是为了担心揭露丑恶无视事实。

由此想到了另一部电影《西点揭秘》，那位美国将军为维护部队的荣誉，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

可以想象在西方这类虚假的荣誉观比比皆是。

在影片中我们还看到军队从上到下都在竭力掩盖真相，伪造证据，不断的给皮考特穿小鞋，甚至在法庭上也在散步着谎言。

对左拉这样具有正义感的名人也被冠以“叛徒”的恶名，逼迫他流亡国外。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毫无愧色振振有词，正应了约翰亚当斯的那句话： 权力总认为自己有伟大的灵魂。

当它违背了自己的法则时，它就认为自己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

在军队中，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

然而一旦碰到大是大非的事情，做为军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至少不能随同去作恶。

影片中刻画了亨利少校这样一个人物很有意思。

伪造证据和散步谎言他都有份。

他说：“他们是掌权者，我们只能执行命令。

我不知道德雷福斯是不是无辜的，我也不在乎。

如果你让我去杀人，我就去。

然后你告诉我杀错了人，我会痛心，但这不是我的错。

这就是军队。

”对于这样一个冷血的人我们说什么好呢？

实际上，执行命令只是他这类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他们往往用“执行命令”来掩盖自己对名利的追逐和内心的卑劣。

对此，皮考特就回击他说：“也许这是你的军队，但绝不是我的。

”最终亨利在执行命令和维护正义的挣扎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很好。

皮考特中校在被秘密警察的监视中回到自己在巴黎的住所，室内已经被搜查的乱七八糟，他在一片狼藉中，打开钢琴，奏起了圣桑的《天鹅》。

孤独、无奈、愤怒，更多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心境在琴声中展现了。

皮考特因为坚持事实而受到上司的询问。

面对无理的纠缠，皮考特拍案而走。

这时我们看到那位将军的八字胡抖了一下，又抖了一下。

好像是小丑出色的表演。

或许导演波兰斯基在影片中加入了自己的情绪，不过我一直对此类八卦和隐喻不感兴趣，不说也罢。

本人评分：7.0。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100.html 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判中的狠毒之徒（我愿意相信是不知不觉的），他更运用最为荒谬与应受谴责的阴谋，来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的事件之一的共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

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救已受连累的参谋部同僚，他犯下这起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罪行。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他们是同一起罪行的共谋，其中一位无疑是出于教权主义的激情，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陆军部成为无懈可击的至圣之所的团体精神。

…… ——埃米尔·左拉《我控诉》这一篇力透纸背、带着满腔正义的公开信是1898年法兰西最愤怒的声音，这不仅是埃米尔·左拉对四年前被定性为叛国贼的德雷福斯的声援，更是对法国当时政界、军界甚至社会各界暴力审判的讨伐，一笔为剑指向的是官僚制度，指向的是种族歧视，指向的是对于真相“沉默的大多数”，当左拉喊出“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当“我控诉”成为一种公民的热切渴望，“以人性为名，让阳光普照在饱受磨难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

”当发表这一篇文章的《震旦报》在街上被传阅，左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德雷福斯”案件是“大多数”操控的结果，“我控诉”也是不沉默的“大多数”的正义声音。

在“大多数”与“大多数”的较量中，谁胜谁负似乎主宰着事件的发展，甚至决定着法兰西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重新定位，但是当左拉在最后写道：“谁胆敢传唤我上法庭，他们可以试看看，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结局却走向了另一面：左拉被政府控告传唤至法庭，最后在“反控诉”中败诉，被判有罪入狱一年，甚至在审判之前群众大喊“左拉去死”；左拉决定撰写此文时得到了当时拉布里律师等人的支持，此事件发酵之后，拉布里在街头遇刺身亡；而揭露这个黑幕的皮考特上校更是遭受了威胁，他怀疑真正的间谍艾斯特哈吉少校竟当众羞辱他：“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去找你的妓女吧！

”而德雷福斯案的当事人在经历了“魔鬼岛”的恐怖囚禁生活之后，也并没有在“我控诉”的声浪中马上还自己一个清白——一年后的9月9日，虽然德雷福斯案进行了重审，但是德雷福斯的叛国罪依然没有被改变，只是这一次判决他被减刑10年，直到7年之后的1906年，法兰西最高法院最终判他无罪，官复原职——从1894年12月遭到指控、逮捕、剥夺军衔并判处终身监禁，被流放到千里外的魔鬼岛，到1906年被判无罪，这12年的生活对于德雷福斯来说，无疑就像被流放的魔鬼岛一样，“在无人岛上，没有人讲话就是一种折磨。

”为正义而发声的“我控诉”，激情群怒的“我控诉”，指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我控诉”，最后依然从“大多数”的声音变成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甚至在罗曼·波兰斯基的再现中，最后以一种几乎沉默的方式落幕：1899年德雷福斯案件开始重审，德雷福斯被减刑十年，“法兰西万岁”成为对于这一结果的第一次胜利表达，皮考特似乎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当他向已经离婚的女人莫尼耶求婚，她却拒绝了他，作为在最困难时期支持他的红颜知己，莫尼耶一直是皮考特走出困境的希望，但是拒绝时莫尼耶微笑着说：“你的内心深处不适合结婚，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吧。

”而在1906年德雷福斯最终被判无罪，晋升为陆军准将的他见到了官复原职的德雷福斯，德雷福斯希望能把自己监禁的时间考虑进去，那样自己就可以晋升为中校——本来在魔鬼岛被监禁就是一起冤案，这十年多的时光对于他来说当然应该重新被计算在服役时间里，但是皮考特却摇了摇头：“不可能了，现在环境变了。

”两个人在走廊上面对面站着，目光相触，不是惺惺相惜，而是万千感触都变成了某种无奈，最后德雷福斯说了一句：“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职。

”字幕打出：“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种沉默，甚至一种凄凉，在最后迎来胜利的人生写照中成为别样的风景，不是隔阂，也不是冷漠，而是在几乎来迟的判决面前，一切似乎都没有被改变，连同皮考特的爱情一样，在“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中落幕。

无论是德雷福斯不断喊出“我是清白的”的呐喊，还是皮考特不断追求真相以证明“他是无辜的”的真相，或者如左拉在“我控诉”中剑指整个国家的官僚主义，他们都是不沉默的少数，而且以不沉默的少数为德雷福斯翻案，但是当一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最后依然被笼罩在冷酷之中？

为什么最后还是以沉默作结？

或者他们依然是“少数”，而用左拉1898年“我控诉”作为片名的罗曼·波兰斯基，所关注的正是事件中的“少数”，早在2012年，还没有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表达了对“少数”的兴趣：“我早就想拍一部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电影，不是当作古装剧，而是间谍故事。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了解其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相关性——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热媒体的景象。

”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就是由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组成的大多数造成的，而罗曼·波兰斯基从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案件联结到了当今世界，这种相关性或者还有基于波兰斯基个人遭遇的原因，甚至“我控诉”更是他内心真切的呼喊和愤怒，面对“大多数”的不公正和偏执，也许只有在对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讨伐中才能不变成沉默者。

但是波兰斯基最后又选择了偃声息气，在“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中将历史封尘，也将自己的遭遇封锁起来，这又意欲何在？

抛开波兰斯基的个人诉求，其实在《我控诉》电影里，与其说掩盖了真相使之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如说强大的权力机构制造的声音让他们成为“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少数人最终也只能成为被迫害的少数群体。

在电影中，少数群体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德雷福斯案件的当事人德雷福斯和最终找到翻案线索的皮考特，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并被流放到魔鬼岛，他无疑就是一个沉默者，甚至如果不是皮考特发现了真相，他的这一生都将在无人岛上度过，而当德雷福斯面对不公的命运，他在无奈中只出了一句话：“我是清白的。

”但是在这一个人的命运里，在一句话的无奈里，单数世界注定会被复数湮没，“犹太人去死！

”“杀了卖国贼！

”逮捕和判处成为一种仪式，而在仪式举行的广场上，群众高喊着这些口号，他们成为“愤怒者”，而这些愤怒的声音既代表国家，又代表种族，或者说德雷福斯所犯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双重罪责，而这些集体的声音无疑无情地覆盖了德雷福斯自我辩解的声音，群体的强大声音对个体弱小声音的覆盖，就像他被流放的那个魔鬼岛，一个孤立无人的小岛静立在大海之上，它会随时被无限所吞没。

德雷福斯被流放，皮考特便成为唯一发声者，他是接替桑德赫尔上校而成为情报部门的主管，应该说，皮考特也是权力机构的一份子，以权力反对权力，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皮考特上校在罗曼·波兰斯基眼中是以一个正义者的身份出现的，而这种正义甚至只代表着个体。

调任至情报部门，他感觉到了一种神秘和诡异，从大门到办公室，是不同岗位的值守者的奇怪目光，办公室的那扇窗户似乎永远无法打开，截取情报和信件甚至也是清洁工的职责，所以皮考特一进入其中就感觉到了奇怪，他开始重新建立制度，一方面了解情报部门工作的流程，另一方面对德雷福斯案件给予了更多关注——似乎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来自于自己的亲力亲为：他亲自取到了被截获的包裹，包裹里是一封电报，“我和R家族的联系”，电报发送的收件人地址显示是艾斯特哈吉少校；接着皮考特查阅了艾斯特为哈吉最近的通信记录，显示他刚从卢昂调到巴黎总参谋部；当皮考特查看信件的字迹，发现和德雷福斯作为间谍证据的信件字迹很像；于是再按图索骥，打开了没有被桑德赫尔销毁而被锁在保险箱里的德雷福斯相关文件，通过字迹他才发现，所谓作为德雷福斯间谍证据的字迹和德雷福斯原始信件的字迹不符，也就是说，真正和德国通信成为他们间谍的其实是艾斯特哈吉。

皮考特发现真相似乎并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虽然在情报部门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无论是门卫和值守，还是手下的亨利少校，其实都知道实情，也都在隐瞒，但是在皮考特更大的权力面前，发现线索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作为情报部门的主管，作为权力部门的一员，真正对皮卡特构成威胁的其实是整个体制，而此时，寻找真相的皮考特所面对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桑德赫尔上校是皮考特的上任，他的遭遇或者对皮考特提供了一种命运的样本，皮考特去看望他的时候，桑德赫尔已经躺在病床上了，疾病让他濒临死亡，他对皮考特说的一句话是：“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言语中更多是失望，甚至绝望，当法兰西不再是曾经的法兰西，是不是他必须沉默？

这种沉默关涉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上级让皮考特替换掉他？

在他手上为什么不销毁德雷福斯那些字迹？

他为什么不敢设置秘书？

他的窗户为什么永远也打不开？

桑德赫尔无疑是官僚体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既是德雷福斯案件审判的侩子手，也是整个体制的牺牲品。

皮考特似乎也走上了桑德赫尔这条凸显双重身份的困难之路，他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于是将这个真相报告给上级，但是强大的官僚体制让这个不想沉默的人变得沉默：他质问乔尔中校，“他们是上级，我们只能执行他们的命令，我不知道德雷夫斯是否无辜，我也不在乎，若你让我杀人我会去，如果你之后说我杀错了，我会伤心”；向上将展示秘密文件与对照的书信对比字体，上将的第一个反应是：“它早就应该销毁了，你第一个不应该过来找我，我也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德雷夫斯案了。

”当他向贡斯将军禀报案情，贡斯却提出警告：“忘了它吧，德雷福斯案件已经结束了，你不说没有人知道，这是军人的天职！

”不公开不是皮考特可以选择的权利，而是一种命令——从部下到上级，似乎每个人都在沉默，每个人都在回避真相，而作为这个体制的一员，皮考特无法僭越而成为言说者。

但是皮考特却不肯罢休，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作为正义的个体却遭遇了制度的压制，甚至因为违反了国家秘密法而被最终解职，在被质询之后调离职位去往了遥远的巴黎，接着又去了非洲，而皮考特的居所被大肆搜捕，他甚至被监视了——和德雷福斯的魔鬼岛一样，皮考特似乎也被这个权力机构流放了，而流放或者正是让他有了发声的机会，也正是不想成为永远的沉默者，在律师拉布里的寓所里，“这件事必须传播出去”的皮考特终于在左拉等人面前将这起冤案公布于众。

沉默者终于不再沉默，但是当左拉被判入狱，当拉布里被刺杀，当德雷福斯案重审之后依然维持叛国的罪名，甚至在法庭内外还是听到“法兰西万岁”的群体性口号，他们依然是不沉默的少数，依然在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制造的声音里被湮没。

甚至，和皮考特仅仅作为一个正义个体偶然发现线索一样，最后案件出现反转似乎也是一种个体的偶然。

1898年3月的一天，皮考特和亨利进行了一场击剑比赛，亨利的右臂被皮考特刺中，这一次纯属娱乐的击剑游戏在罗曼·波兰斯基那里完全变成了剧情反转的重要事件，也许是皮考特的剑代表的就是正义，刺中而受伤揭开了亨利忏悔的内心，几天之后的消息是，亨利已经承认自己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做了伪证；接着，亨利在狱中自杀——随着对皮考特的指控被撤销，德雷福斯案件在亨利的忏悔和自杀中浮出水面最终实现了反转。

如果亨利依然保守秘密，那么也就意味着不沉默的少数最终会在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中成为沉默者，而德雷福斯案件也再无被翻案的可能。

历史是一种偶然？

罗曼·波兰斯基似乎并不想把个人命运维系在这种或然论中，但是不管是皮考特还是德雷福斯，甚至桑德赫尔、亨利，似乎都在这个“我控诉”的故事里成为波兰斯基眼中的宿命论者，在这样的宿命面前，少数群体被迫害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无奈的喟叹，于是桑德赫尔在病床上独自感叹：“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于是曼尼耶拒绝了皮考特的求婚说：“你的内心不适合结婚。

”于是皮考特对已经清白的德雷福斯说：“现在环境改变了。

”也许，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我控诉”才是最人性的反抗，忠于职守便是最后的不沉默，它们在内心中会变成左拉最后的一句话：“我在等待。

”——波兰斯基也在等待自己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