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党卫队二把手——“金发野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几个月后在捷克被捷克伞兵刺杀，纳粹为此报复杀害了340名利迪策村民，其中有87名儿童被送进了毒气室，战后人们为悼念这些遇难儿童，将六月一日定为国际儿童节），直接对希特勒负责，贯彻其灭绝犹太人的意志。

1942年1月20日，他在柏林万湖路58号别墅召开的万湖会议，讨论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揭开了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序幕。

处理对象从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到全欧洲的犹太人，处理方式从驱逐、集中管理、秘密屠杀到公开屠杀。

对混血犹太人的处置？

二分之一犹太人、四分之一犹太人。

从现行法律来看，混血犹太人只能跟日耳曼人结婚，从生物学的角度，犹太人血统会被逐代削弱。

莫如对犹太人进行强制绝育，成本低，能达到种族纯净目标，让时间解决问题。

你的论点很好，也很会表达。

但您的态度没有丝毫退让。

有时候我会想，你是否为了完成精彩的辩论而故意反对我们的提议，又或者因为我们的提议涉及的是你写的法律。

我希望您不要将我们法律人看作您这台火车头的刹车杆。

我欣赏态度积极、敢于作为的人，但那些无事生非、动摇人心的家伙在我这儿没有价值。

会思考是好事，但执行指令才是最重要的。

有勇无谋，什么事儿都做不成，蛮干会闯大祸。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13——意志自由：文化与自然中的野性与灵魂》第275-284页，各位读者若有引用全文之需，敬请查考《伦理学术》第13卷实体书1942年1月，纳粹德国政权的高层决策官员召开万湖会议，讨论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2022年，德国导演马蒂•吉斯切内克执导的电影《万湖会议》（Die Wannseekonferenz）为我们呈现了会议的真实过程。

万湖会议看起来是一个常规的工作会议，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有会前交流、开场致辞、茶歇闲聊。

可是，这场例行公事式的会议却决定了1100万犹太人的命运。

消灭整个欧洲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在他们口中只是一个名为“最终解决”的工作术语。

与会的纳粹德国官员们坚决而高效地贯彻了元首的指示，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来落实。

这些政治精英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讨论各种解决方案，商讨了种族、效率、运输、人手分配等问题，冷静而不动声色。

他们是如此专业且敬业，经过细致计算与充分讨论，协调各方力量，最后形成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灭绝方案。

整个会议严谨高效，可以说相当成功。

这个方案不仅高效而且很有秩序感，比如犹太人要在上车前签署财产放弃协议，履行手续会给他们一种安心的感觉，目的就是让这些犹太人在登车的时候还保留一种秩序感的幻觉。

在会议的整个对话中似乎没有一句流露出残暴和凶狠，却决定了所有1100万犹太人的生命。

这样一种有秩序的、高效的、技术化的执行方案，使得种族灭绝成为一种工业化的生产行为，问题是，他们谈论犹太人的生命如同在讨论物资，这批物资需要怎么运输、如何隔离、如何消失、如何获得相关收益。

万湖会议里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大面积消杀”，与会人员在冷静、理智的讨论氛围中，谈论“把犹太人隔离起来，进行大面积消杀”，似乎在决定如何处理病毒的健康卫生问题。

轻描淡写之下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被这些“政治精英”当作物品给完美处理了。

他们似乎也有普通人那样的感情，比如他们会心疼如果射杀1100万人需要用掉1100万的子弹，心疼即便昼夜不停地干活也要花费大量的工作时间，甚至还担忧射杀犹太人可能给德国士兵造成心理问题，而在提出毒气室的解决方案后，一切担忧又都消除了。

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案，一切都仿佛是官僚系统的一个日常决策。

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片刻的犹豫和迟疑去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凭什么可以这么做。

为什么在那些“政治精英”眼里，人不被当作人，人消失了而只有物的存在？

他们只会科学地工作，而对“人”视而不见？

▲ 《万湖会议》官方海报1认知与思考谈到纳粹之恶的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但“平庸的恶”影响太大，已经被滥用，且充满争议与误解，本文将从另一角度展开讨论。

我们知道，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著名区分：知性是把经验直观的材料纳入范畴的框架中的认知活动，它善于分析，是把整体的世界分割为部分来研究；而理性是对整体的思考，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理性不会满足于仅仅成为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工具，它总是具有超越知识的限制去思考的倾向。

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是理性的自然本性。

阿伦特继承了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但进一步对康德做了新的解释：“康德也没有给信仰留下地盘，而是给思考留下了地盘。

”与康德不同的是，阿伦特认为知性是寻求真理的认知活动，而理性从事的是思考活动。

认知可以形成关于世界的许多具体知识，这是一个可以不断积累和前进的过程。

知性具有生产性，其求知活动出于实用的需要，而思考探究的是意义，思考以自身为目的，并不留下特定的成果，而求知的成果则可以不断积累和增长。

知性活动是顺从现实，认为现实就是合理的，我们该做的就是如何更好地适应现实，在现实框架下进行考量和权衡。

现代社会过度崇尚实用知识，往往认为思考是无用的；思考与现代社会强调进步、发展的氛围格格不入，所以思考容易被边缘化。

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知性取代思考，以为知性就是思考，我们推崇的是聪明和有知识的人，知性取代理性就导致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也不会思考，他们善于生产知识，忙于解决问题，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这些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的知识是排斥思考的。

因为不满足于纯粹的思辨活动，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借助望远镜揭示了宇宙天体的奥秘，确证了原来只能靠假说和思辨为基础的认识，这开启了现代科学的基本范式。

同时伽利略又使得现代人有理由怀疑一切没有得到科学证明的现象和观点。

望远镜指向天空意味着人类视角的重大转换，我们从原来依赖感觉器官到从宇宙的视角来观察地球，由此便不再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感觉器官来了解世界。

随着天体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我们对自然和宇宙的了解不再依赖感官，而是通过精确的仪器来确证，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世界，一切都以还原为可量化的数学模型为目标。

以事实为根据的现代自然科学开启了通过实验操纵自然的范式。

而笛卡尔通过内在的我思来确证存在，则进一步使人和现实世界疏离开来。

现代科学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却越来越感觉到与世界的异化关系，导致家园感的丧失越来越明显。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世界的神秘性逐渐消失，人的想象力也随之急剧萎缩，能够激发思考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人逐渐成为只会机械反应的生物。

于是，人们只能在被动反应中自得其乐，特别是随着算法技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网络上充斥的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即是典型例证。

同样，时下流行的“小镇做题家”也是不会思考的人，他们只是具有丰富的解题技巧，能够在各种考试中取得高分，善于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和迎合出题人的想法。

“小镇做题家”只注重思维技巧的训练，以为任何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可以事先预制好。

他们却不会质疑题目本身可能是错的，进而跳出试题的框架和逻辑来思考。

思考是超越认知的活动，也就是超越控制世界的狭隘认知，不是以操控的方式来思考。

如果离开意义的思考，人类的认知活动就很容易成为控制世界的工具，而思考能够使我们从狭隘的功利视角解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世界，比如仰望星空、思考人生的活动。

诸如考虑一道数学题怎么做，如何写一篇好论文都是知性意义上的计算，而不是理性意义上的思考。

思考并不寻求真理，思考探求的是意义，比如关于世界的意义、生命的意义。

寻求意义是人类心灵的自然需要，这种探求并不形成稳固的真理或知识，而是产生不断变化的意义。

思考的重点并不考虑事物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其存在的意义。

比如对于上帝的思考，并不能证明上帝是否确实存在，但仍然富有意义。

因为意义是相对于人来说的，思考上帝存在对于人的意义，其实是思考超越世界的意义、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无论上帝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问题必然值得思考。

思考以自身为目的，不服务于任何外在的目的。

因为看到现实中幸福的人、正义的行为、美丽的事物，我们就会如苏格拉底那样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美？

这些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永远不会有固定结论。

西方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就强调实践领域和思辨领域的截然分开，但阿伦特则把两个领域结合在了一起，认为思考并非纯然就是对世界的静观，思考也可以是一种行动。

“当每个人都无思地被其他人所做的和所信奉的裹挟而去，那些思想者就从隐藏中凸显出来，因为他们的拒绝加入惹人注目，并因此成为一种行动。

”思之所以是一种行动，因为它不害怕外在的权威，不顾忌支持或反对人数的多少。

▲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0.14-1975.12.4）2J权体制下没有思考虽然说，思考是高于认知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阿伦特强调思考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潜在地具有思的能力，只要有健全认知能力的人都有进行思考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和个人的教育背景或社会地位无关。

它并非少数人士的特权，比如职业思想家所垄断的能力。

而且，没有思考能力和愚笨不同，高智商、高学历的人具有较强的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但可能不会思考。

所以说，这些与会的高学历、高智商的政治精英并不会思考，因为他们只会用知性解决问题，他们从头到尾都在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把大屠杀简化成了数字和流程，把一件极端罪恶的反人类的大屠杀拆解成小环节的工作流程，这样每一步似乎就没有那么罪恶了。

因为看不到整体的罪恶，执行具体任务的时候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知性的高度发达可以非常高效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没有思考解决问题本身的是非对错，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意义何在，也不会去思考命令规则背后的合法性与意义。

如果我们不对自身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进行思考，而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来维护秩序，就会成为恶的帮凶。

按照阿伦特的说法，万湖会议上没有真正的对话，没有思考，只有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计算，没有撤离世界的孤独的思，也没有为他人的思考。

如此高效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在J权体制下才得以可能，如果没有沉默的大多数的合作，极权体制不可能成功运行，而且这个官僚体制会鼓励服从，使得服从上升为最高美德。

于是人们只需服从命令和执行命令，也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就是说，仅仅是希特勒那样体制的最高领导者需要承担罪责，其他人好像都是受害者。

他们都没有思考的能力是因为J权主义体制自身就是一部制造恶的机器，它想要把这个体制内所有的人都变成齿轮和螺丝钉，这个机器运转起来，会绞杀所有人的生命和思想。

每个人都变成了螺丝钉，变成一个机器的零件，个人成为庞大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小小齿轮，随时都可以被替换，这些被角色设定的人根本没有思考的空间。

J权主义消灭了人们思的能力，使人成为提线木偶一样的存在，如同艾希曼那样只知道盲目服从上级命令，按照既定目标来高效地解决问题，却不会反思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正当性，服从命令就成为唯一的选项。

以艾希曼为代表的这些人工作尽责、忠于上级，认真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

似乎只是运气不好，碰巧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下工作，本来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里就是一个模范公民。

艾希曼他们不是恶魔，似乎只是普通人，甚至在家庭中是个称职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纳粹的J权体制把家庭中的好丈夫和好父亲吸纳进来，成为只知道执行命令的服从者，在复杂的官僚程序中消解了个体责任。

只是因为工作需要，把几百万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似乎只是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他们本身对犹太人并没有特别的仇恨。

杀人成为一项工作，艾希曼成为犹太人问题专家，他知道如何高效地组织和安排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成为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完美工具。

于是，屠杀变得普通而平庸，如同完成日常的一项公务活动，这使得纳粹体制的齿轮能够顺利运转，使得“最终解决”这样恐怖的方案被转化为一个技术的操作问题。

J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使得人们丧失了思考能力。

J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单一的观念来完全解释一切，而且是用形式上合乎逻辑的方法提供一整套解答，但是整个过程中是完全没有思考的。

比如对历史进行全知全能式的解释，这样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解答，纳粹的种族主义典型体现了这种历史观，他们认为历史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决定的。

意识形态似乎提供了所有问题的解答，以完全肯定的方式来解释一切现象，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得到解释，并且结论具有不可妥协的极端性。

意识形态通过体系的严密性和语气上的确定性排斥了思考的必要性，逻辑的外衣代替了人的内在思考自由。

为了能够实现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需要消灭任何不确定性，因为它已经用一套思想体系解释了一切，它已经代替了个人思考，所有的人就无需思考。

而思考与意识形态完全相反，思考充满不确定性，它总是以怀疑的姿态来审视一切，思考者就会常常处于徘徊和犹豫的状态之中。

思考的怀疑精神正好是对意识形态的确定性的否定。

阿伦特从艾希曼身上观察到，没有思考能力的显著标志就是只会使用陈词滥调，只会讲没有任何个性的空话和模式化的套话。

艾希曼他们使用的唯一语言是官方的语言，这种空洞的语言无法做到与他人进行真正的沟通，因为没有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

艾希曼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事先预制的套话，这是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的内在循环，他的话语严重脱离现实，与真实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他失去了用事实来修正自己观点的能力，也失去了站在他人视角上去观看、去感受的能力，以至于明显的恶，比如杀人貌似也可以在他们那里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阿伦特看来，真正的思考是从他人和世界的角度思考。

因为思考植根于经验，思考的对象是个体的真实经验，没有经验也就没有思考。

而陈词滥调的俗套与格式化的语言，也不可能激发任何积极的反应。

思考需要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通过想象，把经验意向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成为思维和反思的对象。

但是艾希曼只生活在陈词滥调的世界里，这使得判断变得没有必要，也无需承担思考的风险。

似乎无论工作的内容和性质是什么，只需兢兢业业地处理公务，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就可以安然度过一生，成为被称颂的好人。

陈词滥调不仅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使用J权主义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就是与恶合作的开始，不能进行真实的言说正是没有独立思考的体现，因为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后就打开了做一切事情的可能。

在他身上完全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只会用官方的套话和那些陈词滥调进行言说，所以，没有思考能力使他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残忍和荒诞，对职业行为中的是非对错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

可以说，那些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判断能力的人就是没有灵魂的僵尸。

不会思考使我们非人化，也就具有了作恶的潜在可能性。

总之，思的能力与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紧密相关，没有思考能力意味着把服从规定和命令视为理所当然，没有反思的服从可以酿成严重的恶行，而思则可能会阻止恶的发生。

虽然思考不会产生具体内容的结论，但可以避免没有反思而只会服从的可怕后果。

▲ 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3.19-1962.6.1）角色海报3思考与对话思需要从世界中抽离，但并非逃避世界。

“思考虽然是孤独的事业，但又取决于他人才得以可能。

”我们在世界中从来不是与他人相分离的单独存在。

思考需要言说，需要与他人分享，包括交谈时的表情、动作、姿势、听者的回应。

与他人一起思考，并不是为了说服别人或达成共识，而是因为他人是启动思考的契机，他人可以使我们从封闭的命令和规则中摆脱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处于开放和运动之中。

和规定、规矩、命令这些封闭我们思考空间的要求不一样，他人的存在可以让我们变得开放与流动起来。

也就是说，思总是包含他人、关照他人，简单来说，就是使我们能够换位思考的能力。

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和质疑可以激发思考，以便重新审视熟悉的现象和观点，从而避免随波逐流。

相反，没有思考能力也与人们的相互隔离的孤立状态相关。

纳粹的J权主义造成德国社会的相互隔离，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被切断，人们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取消了多样性，只剩下国家主导一切。

因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崩溃，人们不可能在公共空间进行共同言说，没有互相交流。

没有思考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从他人的角度思考，无法想象他人的存在。

思考时的交谈和对话并不一定需要他人事实上的在场，而是可以让他人在精神中内在化，以假想的方式出现。

这种假想的与他人的对话可以避免思考的专断。

思考需要在与他人交往当中来进行磨练。

一个人若拥有这种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具有“扩展的精神”，就能够超越感知的主观性和个体性，从而获得一种“常识”的认识，即康德所说的共通感。

思考和想象力彼此相连，思考意味着运用想象力，从他人的角度观察事物。

通过想象，使得不在场的事物呈现在意识里，想象那些不在场的他人会如何言说，这样他人就能够被听到和看见。

扩展的精神需要他者的在场，需要与他人进行不断对话和交换观点，通过不同视角的比较，各种观点互相冲击和融合，从而多样化的心灵可以彼此共存。

思考不仅是一种与他人的对话，而且需要与自己对话。

思考是需要单独进行的活动，人们需要从世界中撤离转而与自己对话。

阿伦特将思考描述为“二合一”（two-in-one）的对话，即“我和我自己之间的无声对话”这种“二合一”需要孤独、自我和谐，以及从他人的角度想象世界的能力。

心灵内部的两个自我互相成为朋友，平时他们如朋友般相互信任，处于一种和谐关系。

思考是一种内在对话，它需要自我的内在分裂，当这个“二合一”的自我内部产生不和谐，也就是说产生差异和矛盾时才可能开启自我的内在对话。

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也是复数性的体现，正是因为思这种精神活动使我们成为复数性的存在。

不同的自我可以产生不同的声音，从不同角度进行对话。

与自己对话也就是与自己的良心相伴，听从良心的声音。

思考需要独处，免于外界干扰的时候，在安静状态下才可以进行真正的思考，才能听见良心的声音。

“思需要独处，但并非孤单，独处（solitude）是与自我相伴的状态，孤单（loneliness）是当我一个人时，不能把自我分离为合而为一的存在，不能够与自己相伴的状态。

”良心的声音是良心不安的时候，良心说“不”的时候。

而为什么万湖会议上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不安？

因为从来没有谁质疑或反对过“最终解决”方案本身的合理性，只是考虑如何高效地完成任务。

这种情况下，沉睡的良心就没有机会得到唤醒。

“可以说不”的良心并不在于对纳粹J权体制的具体运行了解多少，主要在于能否听到内在良心的声音。

阿伦特把苏格拉底看作良心的典范。

苏格拉底害怕违背自己的良心，害怕与自己的良心相矛盾。

当苏格拉底从市场中撤离，与良心独处的时候，常常需要面临良心的严厉拷问。

良心常常是否定性的，它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拒绝做某事，因为思考并不会直接产生具体的道德知识或价值。

良心只是告诉我们这么做是不可思议的，不能这么做，比如让他人遭受极大痛苦，如果做了就不再能够和自己和谐相处。

如果这么做的话，生命将不值得一过，宁可去死，正如不能说“2+2=5”那样简单。

苏格拉底提出美德不可教，其实思考同样不可教，思考需要唤醒。

只有苏格拉底那样有觉醒的意识才可以唤醒他人，他并不会教具体的知识，也不是去灌输一些教条，而是帮助他人思考、启发他人思考。

就如助产士那样，帮助人们产生原本就隐含在心中的思想，又像牛虻那样刺醒沉睡的人们，唤醒他们去思考。

同时又如电鳐一样，“用他的困惑麻痹他碰到的任何人”。

麻痹描述了思考的一种状态，一种困惑迟疑的状态。

思考从来不会让困惑停止，而是始终伴随着困惑。

思以惊讶为契机，因为对自然的现象或观念困惑就会引发思考，而且苏格拉底的对话结束之后，困惑并没有消除，因为这些形而上学问题没有可以到达的最终目的地。

▲ 《万湖会议》官方海报4思考的勇气思考是一种不断自我解构的过程，可能具有毁灭性和破坏性，也就是说思的流动性同时蕴含着危险性，它会摧毁任何已有的东西，甚至摧毁美好的价值和秩序。

极其善于思考的思想大师海德格尔与纳粹思想的暗合就是危险性的典型体现。

思考也会带来精神的痛苦和分裂，使人没有安全感和方向感。

思考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冒险行动，充满了不确定性，于是我们害怕思考、抗拒思考。

所以思考也需要勇气，需要勇于冒险的意识，这种思考是不遵循先例的，是勇于打破界限的。

正如康德在《何谓启蒙》里所呼吁的，启蒙就是大胆去思考的勇气，它需要克服懒惰和怯懦的心理，以便摆脱受监护状态。

同样，思考就是对主流说“不”的勇气，进行拒绝的勇气。

不相信任何主流的教义，比如对于进步信念的质疑，对于技术崇拜的反思。

相反，不愿思考、不敢思考的人犹如时下陷入内卷的人，他们不会跳出现实的系统而陷入内部不断强化的恶性竞争中。

阿伦特又提醒我们思考需要记忆的支撑：“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

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一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一卷走。

”如果我们保有对极权主义的记忆、万湖会议的记忆，思考才有扎根的深度，才不会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失去方向。

勇于记住所发生的，勇于反思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使我们成为自己生命故事的主角。

▲ 《万湖会议》剧照5思想的风暴思考和生命一样，是活生生的，很难进行抽象的描述，于是阿伦特呈现了一种思考的现象学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具体而生动的形态。

思考意味着我们从世界中隐退，也就是与世界保持距离，让世界变得陌生化之后，思考才得以开始，为此思考不会被现实世界具体的时空所束缚，作为表象思维，思考的对象是呈现在意识里不在场的表象。

思考是寻求理解意义和建构意义，而意义没有真假之分。

所以思考不需要固定的结论，即使有结论也是暂时的，它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思考其实是打断日常生活的惯性，与现实世界断开之后，停下来去反思的能力。

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之后，就可以对习以为常的现象提出疑问，暂停与所有日常现实的关联，重新审视发生的一切。

这样就可以使人从偏见和麻木中摆脱出来，从而恢复与世界的真实联系。

所以说思考不是为了寻求行动的指南，或者建立什么规范性标准，思考具有开放性，能够打开新的可能性，从而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思考的这些特点和风吹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有在风吹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风的存在，思考也是运行的时候才感觉到它的存在。

风吹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方向也不占有固定的地方。

因为和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思考活动可以随时开始和随时结束，如风吹一样，事先并不知道方向，充满变化。

无形的风是抓不住的，思也是一样。

这种不可预测的思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产生新的可能性。

如同著名的珀涅罗珀之网，奥德赛的妻子珀涅罗珀晚上织网而第二天早上又拆开重新编织，思考是一种永远处于自我解构状态下的活动。

可能不在于对问题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激发出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愿望，是用问题来激发更多的人去思考，多问为什么，而不是下意识地欢呼或喊打喊杀。

“思想的风暴表征的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别美丑的那种能力。

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所以说，思是黑暗时代的微光，能够带来些许希望。

如果思想的风暴可以经常吹动，唤醒更多的人进行思考，那我们生活的世界可能会少一些盲从、少一些暴力。

▲ 《万湖会议》出场人物6结语思考并不寻求开花结果，始终处于动态运动中的思，永远不会凝固和僵化。

思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指导行动，而是揭示意见的不可靠,揭露虚假观念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如果思考带来的是确定的结论，那往往会成为一种教义或教条，也就意味着停止了思的活动。

思考的停止或许能够带来确定性和安全感，但我们可能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为思考的停止就意味着人可以轻易被外力裹挟，做任何被外力要求做的事，同时也是生命力停止的体现，于是生命走向固化和萎缩。

如果没有思考的活动，“一个人的生活不仅没有很大的价值，而且他就根本没有活着”。

所以说，积极思考就是活着的一种状态，没有思考就没有真正活着。

只有在思考中人才成为人，才具有独立的人格，没有思考就是放弃自己人之为人的人格。

1、萬湖會議（Die Wannseekonferenz，2022）最可怕的一點，就是整個會議內容是在冷靜的計算死亡的數字。

在佛洛姆的著作中曾引述烏納穆諾的著作，說明西班牙在佛朗哥獨裁時代最為虐待狂的特徵，就是政府發動戰爭前，是在計算兩軍交戰下可以容許死亡的人數與比率，他們令人髮指的口號是：死亡萬歲！

2、猶太人的二戰歷史和當今以色列是兩回事，當今以色列學習到納粹的手段，挾美國的威勢，在加薩走廊複製大屠殺事件，尤其從半島新聞所披露的訊息看，近幾年更利用了新冠疫苗分配不均的方式，試圖滅絕巴勒斯坦人。

（https://reurl.cc/2ZoAlX）3、電影中這一群會議參與者，他們不是盲從的實行者，不僅是漢娜鄂蘭所謂平庸的邪惡，他們是菁英，是策畫者，而佛洛姆所說「設若邏輯不被生命的關懷所引導，就不是理性，而會發展成乖違的智力活動」，就是整場菁英會議的核心問題。

历史上的讨论却在现在的中东真切上演，犹太人如同蟑螂一样无处不寄生；“这么做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性，而不是胆怯地追问这个或那个犹太人个人的过错在哪里。

”；程序正义；自然减员！

；“犹太人从始至终就如寄生虫一般，只要有适宜地土壤，就会立刻蔓延开来，就像一种霉菌，寄生再健康民族的文明之上，“；施图卡特最关心的是法律问题；一切都冷静的可怕，细节打磨的也很深刻。

平实，甚至可以说平淡，几乎不加任何修饰。

这与其说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一堂历史课。

让我们能够通过一场会议的内部视角，去观察这个历史性的决定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是如何做出的。

这是一堂异常昂贵的课程，也是一场始终未被充分吸取的教训。

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也正在发生。

纳粹德国高官奥托·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Solingen），父亲是一名簿记员，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五个孩子，他是老大。

1914年，他全家搬到了奥地利的林茨，就读于林茨国立中学，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校友。

由于他表现不佳，他的父亲让他退学，安排他进入了一所职业学院。

不过，他没拿到学位就辍学了。

1932 年 4 月 1 日，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7 个月后，他加入了党卫队（Schutzstaffel，英文简称SS）。

1933年12月，艾希曼被提升为 SS-Scharfuhrer ，相当于中士或小队长。

1934年，他加入党卫队的情报机关——帝国保安部 (Sicherheitsdienst，SD)。

该部门负责鼓励或强迫犹太人将财产和财富交给其他德国人，并将他们从德国移民到其他国家。

1934年，艾希曼由于管理达豪集中营“表现突出”而受到党卫队二号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赏识。

1935年3月21日，阿道夫·艾希曼与维罗妮卡·利布尔（Veronica Liebl）结婚，两人育有四个儿子。

纳粹分子本来以为，他们一旦掌了权，迫害力度逐步升级，大多数德国犹太人就会识趣地润往外国。

没想到，德国犹太人以为纳粹政权只是一阵转眼即过的暴风骤雨，不愿放弃自己的家园、事业以及祖先的坟墓。

甚至1935年出台的《关于公民权和种族的纽伦堡法律》把犹太人贬成了下层贱民，他们还心存侥幸，不愿出国。

1937年，艾希曼前往海法与开罗，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但他最终以经济理由反对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

1939 年，艾希曼从SD调任盖世太保；1940年，艾希曼成为 RSHA 第四部 D4 小组（清理活动组）负责人；1941年3月，他成为第四部 B4 小组（犹太人事务组）负责人。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期间，艾希曼成为党卫军高级指挥官（相当于中校）。

1942年1月20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召集了德国多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共15人在柏林近郊万湖旁边的万湖路58号别墅开会，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史称“万湖会议”（德语：Wannseekonferenz）。

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提出“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将通过其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还能留存的抵抗力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

这次会议成为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到最终从肉体上消灭的标志。

艾希曼以记录秘书的身份出席了万湖会议，而且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由艾希曼计划与调度。

1942年-1945年，艾希曼犯下了累累血债。

他每天满负荷工作，办公桌上摆满了列车班次和集中营的屠杀时间表，“能干”的艾希曼总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1945年，德国战败，艾希曼被盟军俘虏；1946年，他逃到了奥地利；1950年，艾希曼以假身份逃到了阿根廷，并在那里隐姓埋名，定居生活。

世界那么大，为何去阿根廷？

因为当时的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就是一名法西斯分子。

1960年，艾希曼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追查到了行踪，并于5月11日强行绑架，乘坐以色列总理古里安的专机来到了以色列。

1961年，艾希曼因反人类罪等15宗罪名一并起诉。

1962 年 5 月 31 日晚上 11:30 ，他在以色列被处以绞刑。

他的尸体被火化，骨灰由以色列海军撒到了地中海上，奥托·阿道夫·艾希曼从此灰飞烟灭，只能做孤魂野鬼。

艾希曼为人低调，落网都怪儿子坑爹。

据说，他的儿子当时在和一个犹太血统的女孩谈恋爱，这小子居然自曝家族史，说他爹曾是纳粹高官，这才让摩萨德锁定了奥托·阿道夫·艾希曼的位置。

受审席上的艾希曼并非凶神恶煞的模样，相反，他彬彬有礼，甚至有绅士风度。

他口若悬河地为自己辩护：我并不仇恨犹太人，我没有迫害犹太人的主观故意，我只是执行命令，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和美德……所以，我没有罪；如果说我有罪的话，那就是因为我服从。

不过，资料显示，艾希曼的反犹情绪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童年经历，因为他的肤色较深，鼻子较为鹰钩，曾被嘲讽是犹太人，遭到同龄孩子孤立，导致他从小非常厌恶犹太人。

当时，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全程报道了这次世纪审判，并写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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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会”教科书，主持会议的人可以学一下如何推进和落实所有议题，参与会议的人可以学一下如何在会上给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所有人都可以学一下妥协和争斗二者合一的艺术。

只要大家忽略掉这场会议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如何快速、高效、安全、体面地彻底消灭一千多万人就好。

会上的每个部门都在为谁来主导计划，如何执行计划和如何分配收益进行争夺。

但在会议之前，或者说在会议的十年之前，那些将在未来三年里被灭绝的群体的命运便已决定，而会上的每个人都将这种决定做为了讨价还价时默认的基石。

这是这部电影最有力度的地方——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认定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

即使是持反对意见最强烈的两人，也在分别提出用绝育来处理混血犹太人并获得通过和得知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子弹而非毒气且不会对行刑者造成心理压力后欣然接纳会议决定。

会议能决定所有事情，只是不能决定会议召开的前提，而前提才是最为要紧的，这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的一个十分普通的道理。

1. 如果是想要这种片子下沉市场，而选择了国语的放映，我觉得是相当失败的。

首先，如果我本身就是喜欢看国外的这种片子，或者这次就是想看国外的这种主题的片子，我一定期待的是外文的声音，加中文的翻译字幕；而如果我本身就不喜欢看这类片子，喜欢看一些商业性的，更爽的片子，那这种片子本来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不可能沉到我这里。

所以结果就导致两方都兼顾不上，两方都无法满足2. 看到一个很细节的部分，为了使影片更加的本土化，会议上，使用了为人民考虑中的【人民】这两个字眼，其实国外的话更倾向于用【公民】，当这样一场罪恶的会议，用国语中的人名的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国人，不得不联想到国内政治，并且至于不好的遐想，大同小异，换了个种族罢了。

总而言之，电影最失败，最失败，最最最最失败的地方，就是选择了用国语放映。

首先我打一星不是说这部电影不好，是因为我太了解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了。

我详细研究过这位盖世太保的一生，从只有四五个人开始建立保安处搜集情报到成为盖世太保的首脑，从利用反间计借斯大林之手除掉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到最后在布拉格被英国军情处派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刺杀。

所以，他的完整一生我是再了解不过了。

真实的海德里希本人冷酷，神秘，心思极其缜密，非常标准的雅利安人长相，金发碧眼，身材修长，壮实。

是一流的击剑高手，少有的田径健将。

运动与语言天赋极高，拥有超出常人的政治敏感度，喜爱音乐，据说他演奏的小提琴能够让人潸然泪下。

纳粹党内评价他为“标准中的标准雅利安人”。

所以深受阿道夫希特勒的喜爱，秘密将其作为接班人培养。

在得知海德里希遇刺后，希特勒暴虐的“三光”了捷克的利迪策村，由此诞生国际儿童节。

电影中海德里希的长相 ，性格，做派与史实严重不符，扮演者甚至是个奥地利人。

倒是海德里希·穆勒的扮演者颇有几分真实海德里希的样子。

海德里希是个恶魔，刽子手，这点无人否认。

但是个人还是有相当的魅力的。

所以，我对这部电影很失望。

毁在了演员选角上。

除了短评外，再记几个细节。

1.让犹太人在登车之前签字交出个人财产，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心里还怀有一种秩序感”。

2.同作为一个法律人，最让我印象深的是Stuckart。

他的思维模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律人。

海因里希反感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而Stuckart就是海因里希眼里的这部分人。

“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

Stuckart强调纳粹法律的重要性，强调要给人民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些都是法之所以成为法的基本因素，但是，纳粹法律是法律吗？

恶法是不是法？

这个法理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恶法的典型例子就是纳粹法律。

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法……似乎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根本的正义仍然需要实体法来维护。

（似乎如此，很粗浅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思考）。

不知道自己记得清不清楚，只记得纳粹有一位法学家，在专业上有很深造诣，但因为为纳粹政府做事，所以在法学界并不承认这个人的名声和地位。

好像是Stuckart？

还是另外一个人？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包括Stuckart反复讨论混血犹太人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律人思维，他自己说的“有勇有谋”，想的很多很深。

但是，作为法律人的他，有术无道！

有术无道！

为了逃避半途而废的恐怖片而看的货真价实的恐怖片。

结构太好了，一场完整的会议：会晤准备，参会人员抵达现场，主要领导到场主持，会前小谈话，会中不同形式的私下谈话，茶歇，会议记录（包括记录提醒），非正式讨论，到最后散会离场。

不同人物之间的交谈也相当得当。

真实，平淡，惊悚。

最没良心的公务员开的一场大屠杀专题会，即便还剩最后一点点良心，也要为了执行伟大领袖的意志而理性地抛弃。

各种常规的扯皮、你弄我我弄你也显得那么真实又荒诞，话题从种族清洗无缝衔接到对个人生活的美好希望，果然汉娜阿伦特打钩的全是极权主义大屠杀的重点。

不知道字幕翻译者是谁，太本土化太厉害了，什么拉网式、负重前行、人民的xx直接让我抱头尖叫。

艾希曼真是最优秀的公务员，平庸之恶太过于简单，甚至连那些官方用语和理论都已经不仅仅是巧言令色，而让使用者都自欺欺人信以为真。

求求你们不要提国家卫生（虽然的确是史诗），本行业从业者吓哭了。

有鬼出现的恐怖片从来不恐怖，真正的恐怖片是新闻，以及历史——过去的新闻。

奥斯维辛之后没有新闻。

这竟然是德国人拍的，更恐怖了。

难得这样好，难怪这样好。

看看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