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夫人

昨天看了2005年中英合拍的电影《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故事和布景都太假，可惜了一群有名气的演员。

1936年的上海以及在上海的外国人生存状态是令人好奇的，但这部电影有点儿琼瑶式的言情和愤青式的文艺，也不是不好看，可就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电影里的男主角拉尔夫费因斯扮演的孤傲的盲人外交官，对自己的酒吧是这么琢磨的：“我一直觉得这个酒吧少了点什么……现在我知道是什么了缺少一种政治上的紧张感！

”然后另一个男主角真田广之扮演的寂寞的野心家就说：“我们可以吸引一些共产党员来……然后又吸引一些国民党员来……。

”这些人物都奇怪极了。

看过《The white countess》以后，或者说，在我看到18分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电影对我意义重大，饰演伯爵夫人的娜塔莎亦会成为我记忆中的一点！

人们总是在艰难的时候显示出自己真实的一面，有的人是丑陋，而有的人美得光芒四射，Sophie正是第二种人。

当昔日的繁华富贵化为云烟后，为了女儿和一家人的生活，她毅然地面对现实，挑起养家的重担，虽然她赚钱的方式为家人所不齿，但为了女儿，她还是一直在坚持。

她是坚忍的！

即使从事舞女的工作，即使陷在灯红酒绿里，而且时有爱上欢场男子的“危险”，她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风格，优雅，聪慧，善良，温柔，纯洁......在乱世中，有这种经历，又依然如此的女子，对我来说，也是完美的。

电影结尾有一处细节，她看看依偎在身边的Jackson,又看看女儿，和Jackson手指相扣这时候，她的手是素净的，指甲已不再有暗红色的甲油（脸上当然更不会有浓妆）......到此时，我能说的只有一句：You never know how beautiful you are!

这部电影的唯一亮点是题材。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一直是我非常有兴趣了解的东西。

很少有出色的电影能够真实展现出那时候上海的历史风貌。

这部《伯爵夫人》在这方面算是相当出色的。

能与此想比的可能还有斯匹尔伯格导的《太阳帝国》。

片中的场景在刻意的描绘三十年代上海在某些方面的奢华与开放。

更强烈的表现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在上海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

至于故事情节，非常平淡无奇。

如果没有Ralph Fiennes 绝伦的演技来支撑，本片将是一步十足的烂片，再好的题材也被糟蹋了。

本片导演的功底是有的，但不全面。

功底体现在场景的把握，更体现在演员的选择上。

无论是男女主角的选择还是林豆腐、英达的客串都与影片需要表达的思想吻合。

但导演明显的不足在于对情节的安排显得过于造作和松垮。

Ralph Fiennes是能唯一支撑我一直看到演员表的理由。

不管怎么说，这部片子可以列在“可看”的行列。

蒋光慈有一篇曾经很遭诟病的作品《丽莎的哀怨》，故事是讲一个白俄贵族少妇在十月革命之后流落漂泊在中国，最终变成风尘女子，染上恶疾死去。

我不知道当时的蒋光慈是缺少政治头脑还是坚持自己的情感上的同情关怀，我相信是后一种可能，毕竟，作品会说话。

不管怎样，曾经发生过已成历史，不可磨灭。

很多小说和电影都提到了俄国女人在中国的故事。

但能真正面对痛苦的很少。

在历史的巨轮面前人是渺小的尘埃，那么多鲜亮的笑颜和背后种种爱恨痛伤都已经化为粉尘，消散。

看《伯爵夫人》一开始是为了拉尔夫费恩斯，看了开头女主角上班前在镜前扑粉，婆婆在隔壁房间鄙夷地看着她，一家人端的还是贵族的架子。

丽莎的哀和愁就浮到我脑子里来了。

那个画着面具装穿着小丑衣服的歌者唱着，各国的流浪人就在上海这个热闹欢腾的异乡怀念家乡，仅仅怀念。

真田广之说：这个地方不完美，但确是上海此刻能提供的最好的地点。

日本没有地方能和这里相比，连东京都没有。

转眼就是一堆凌乱的舞步，典型的百乐门。

女主角坐在一边喝酒抽烟，落寞的侧影吸引了一个旧相识，上来遍问你是不是苏菲亚贝林思卡亚公爵夫人，网球，圣彼得堡，几个词就让她泪光闪闪。

一个是舞女一个是苦力工，曾经的优雅和高傲在只能在眉梢眼角的淡然中看到。

善良的女主角帮杰克森（拉尔夫费恩斯）躲开了两个地痞的敲诈。

他们相识，落寞的美国外交官，他看不见，为生活苦苦挣扎的公爵夫人，她出卖自己，爱情发生地浪漫而自然。

这个爱情故事看得很不轻松，再浪漫也只是两个人的事。

一群人的流落和痛苦不会以为一个特例而轻松得起来。

就像当初看文化苦旅中那篇《这里真安静》。

日本妓女下南洋求生，屈辱地一如在中国的俄国女人们。

《望乡》里面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个现实主义典型，麻木求生为的是回国，但她以那样一种身份离开时，故乡已经抛弃她。

望乡望乡，只能在遥望中故乡才会变得那么美。

在二战中的日本和俄国，是对抗的国家，但有同样的女人承担相通的伤害。

这是一种国家相通的气质决定的东西，很微妙。

法国在二战中投降，保住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

但我一直觉得法国是一个不会让女人受到那样伤害的国家。

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

杨绛先生在那本很感人的《我们仨》中提到过，在法国入境处妇婴受到的待遇最好。

胡扯，扯。

心情糟糕，虽然电影的结局不错，但还是觉得..........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bddbfc0100axmp.html

还只是一个角度看到的民俗画。

那些老上海的画面是挺美，特别喜欢那些小丑的表演。

可作为一部讲故事的电影，却只有音像流水样的滑过，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地方，感人肺腑的地方，引人思索的地方。

浪费了2个小时啊，还好电影票才两三块钱。

最近一部名为《怀特伯爵夫人》的好莱坞电影讲述了前苏联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十月革命）后，一个出身贵族的白俄女子和家人逃往中国上海，为了支持难民家庭，最后沦为妓女，终身落魄的故事。

历史学家弗莱瑟·纽曼在经过详细的史料调查后发现，影片里的故事和当年真实的情况惊人相似。

　　１９３７年，在上海生活的白俄难民超过２．５万人　　一度，上海的难民营颇具规模，白俄难民（白俄是特指当年支持沙皇的俄罗斯人）的遭遇也成为一种典型难民生涯。

　　那个时候，上海大大小小的歌舞厅似乎都被白俄艳女垄断了，她们特有的金发高鼻和缤纷的霓虹灯成为那个时代上海夜生活的全部代表。

　　１９３７年，墨西哥驻上海名誉领事毛瑞斯欧·弗兰斯科写了一本关于自己对上海这个城市黑暗感觉的书，书里的内容多是暴露那些在光华之下，一个大城市的肮脏和丑陋，当然是出自他的视觉和接触面。

很多弗兰斯科的读者通过他的著作了解当年上海的俄罗斯难民社群。

当时生活在上海的白俄族裔非常穷困，据统计，在１６岁到４５岁之间的白俄女子，有２２％从事卖淫工作。

　　到１９３７年，在上海生活的白俄难民超过２．５万人，是当时上海人数最多的欧洲族裔。

其他因布尔什维克革命逃亡的白俄难民则分布在中国的哈尔滨、当时的东北满洲里和巴黎。

后来很多生活在满洲里和巴黎的白俄难民也纷纷前往上海，因为上海是难民眼里最自由的避风港，前来上海只要一张落地证就可以，既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工作签证，这些优势也是上海在纳粹猖獗期间吸引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原因。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苏联红军攻克海参崴，那是白俄军队的最后据点，白俄官方紧急征调所有可用的船只和设备做最后撤离。

那是相当绝望的场景，白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还有一些平民，带着全部家当，挤在１５艘船上。

两个月后，在白俄指挥官的带领下，３０００名难民来到上海。

那天的吴淞港乱成一团，前来的船只里，除了军舰，竟然还有渔船、破冰船和邮轮，甲板上的杂物应有尽有，从锅碗瓢盆到婴儿用品，一个美国记者竟然还看到一个白俄妇女用一支步枪扛着包裹里的婴儿。

　　然而，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难民来说，上海的大门并不像想象中敞开。

１９２２年的时候，生活在上海的俄罗斯人大约有７００名，除了领事官员及家属外，大多是皮毛商人和茶叶巨贾。

这是一个富足稳定的小社区，当时的领袖是维克多·高斯，他是沙皇时期的大使，十月革命之后，尽管不获苏联政府承认，仍在上海履行自己的职责。

高斯非常怀疑关系紧密的俄罗斯小社区能否一下子接待数量庞大的难民潮，尤其这些难民几乎已是赤贫。

在他的干涉下，当时上海的外事办只给２００人发放了落地证，这意味着２８００人不能落地，后来这些人通过绕道菲律宾辗转来到上海，但是有一船人在“曲线登陆”过程中被抢劫，连船都被拆了。

　　第二批难民舰队于１９２３年９月到达，船队在吴淞港外等待了４０个月，等待与上海市政府的谈判结果。

这些船上多是白俄的远东军，他们在离开海参崴之前将那座城市几乎完全拆毁了，难怪上海当局担心。

后来，这些人大多数在上海义务民兵队里服务，也有少数人进入外国人控制的租界警察队。

１９２２年，上海市政府登记的新登陆白俄难民数量是１２６８人，１９２３年将近２０００人，１９２６年超过４０００人，后来陆续前来的人都是乘坐单艘小船，这样不用什么麻烦就能登陆，也有一些难民通过陆路进入，更不需要任何证件。

很多长途旅行具有传奇色彩，１９３０年的一篇新闻报道描述，一家白俄人从新疆进入中国，一路步行到上海。

　　为生活所迫，白俄女子沦为妓女　　登陆上海后的１到２年，因为生活实在窘迫，年轻的白俄女子开始走向声色场所，最终无可避免沦为妓女。

　　难民的拥入彻底改变了原来白俄社群的面目，他们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首先他们都没有了国籍。

１９２１年，前苏联政府取消了所有逃亡白俄人的国籍，这些人拥有的唯一身份是当时国联的护照，这种护照仅被５１个国家承认，其中并不包括中国。

另外，这些白俄难民们发现，他们无法享受外国人在上海的所有特权，当时的上海有各个国家的租界，外国人地位相当高，不被中国当时的法律管辖。

但是白俄难民和当地人一样，必须屈服于法律、文化、道德上的一切约束。

其次，几乎所有难民在抵达上海的时候都已经身无长物，他们大多数是前军人以及前军人的妻子或者女朋友，没有其他工作技巧，因此首先就面临找工作的问题。

　　当时的上海，如果想获得白领工作，会讲英语是必要的，但是白俄难民多半不会说英语，仅会法语，勉强说来，英语水平还不如当地的上海青年。

于是，几乎很少有难民能找到体面的全职工作，大多数是教授法语、音乐和芭蕾的兼职工作，以前的军官多半从事保安、民兵、私人保镖的工作，女孩能在杂货店、发廊和制衣工厂找到工作已经是幸运的。

更多的人迫于生活压力只能走向犯罪，１９２９年，根据统计，上海外国人的刑事犯罪中，白俄人超过８５％。

　　年轻的白俄女孩很多出生优越，但是没有任何语言优势，更缺乏劳动技能，只能出卖色相。

在她们来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注定了将迷失在这个城市里。

在声色场所的收入，很多时候足够支撑整个家庭的开销，很多女儿或者妻子别无选择。

　　白俄难民充分丰富了当时上海的娱乐生活，尤其是性交易市场。

上海被称为“东方巴比伦”，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是西方水手眼中的东方娱乐之都。

之前，上海的色情场所之首是苏西黄俱乐部，在这里，来自韩国、日本和越南、泰国的女孩和西方水手们放荡共舞是最常见的场面。

不过后来，上海色情业的代名词转成廉价的白俄女子脱衣舞。

很多白俄女子美丽非凡，她们的舞技更是无可挑剔，很快成为上海夜生活的最亮点。

　　白俄难民从事多种职业，成为“上海人”　　白俄社群始终没有在上海掌握政治上的主动，因为他们一直是靠出卖体力的一群，另外在白俄社群内还不团结，尤其是乌克兰群体和其他人不和。

但是白俄难民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海的文化气氛，至少完全改变了这个城市的种族关系。

　　之前，白人在上海的地位之高无人能及，但是白俄难民来到后，上海人发现，白种人也能在服务行业里工作。

白人可能成为你的私家保镖，可能是你的驾驶教练，可能是你的私人裁缝。

另外，白俄难民也丰富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例如现在很多餐厅里的俄罗斯罗宋汤都是最地道的。

　　白俄人带来了正宗的交响乐和芭蕾舞，在一段时期里，上海市６０％的交响乐都是白俄人演出的，他们的芭蕾也是最出色的，那个时期上海人对于芭蕾的迷恋可以说完全是因为白俄舞团的出色表演。

他们还带来了欧洲的歌剧，当时在很多大规模的俄罗斯餐厅里，会有知名歌唱家表演歌剧，这在现在都是相当奢侈的。

另外，很多白俄女子开设了私人的裁缝店，她们的设计也影响了很多上海上流女士的审美、着装风格。

尽管很穷困，但是很多白俄家庭仍旧保留着贵族式的生活传统，这些传统的价值远远超越了经济价值，影响了当时上海很多中产阶级市民的生活方式。

　　进入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以后，白俄社群开始逐渐强壮起来。

最初一家白俄报纸出现是在１９３６年，名为《上海的俄罗斯人》，是由私人投资开办的，随后，很多东正教堂在上海出现，其中有１到２座规模还非常大，这也影响了当时一些上海人的信仰。

等到白俄社区能够支撑两所白俄学校的时候，整个上海已经有６份俄罗斯报纸在发行，还有一个专门的无线电台。

　　临近１９４９年，很多白俄人再次成为难民，他们又乘坐各种船只来到美国位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这一回在港口，他们等待了２年的时间，最终美国国会同意给予他们难民身份，发放美国护照。

还有很多白俄人在二战期间因为对祖国的无限思念和担心，于是在中国解放之际纷纷向前苏联申请护照。

更多的人，恐怕已经渗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尽管仍坚持着坚定的信仰，尽管依旧无限思念祖国，但是他们已经将上海视为最后的扎根之所，成为上海人了。

　　（摘自《南都周刊》）

所有想吃演员饭的人都要看一看这部片子。

正常人演盲人容易过火，就算演员事先体验过几个礼拜的黑暗生活也不行。

德尼罗和他比起来就差得多了。

舞台剧的功底是英国演员胜出好莱坞的资本。

RF的演一个几年前突然变盲的外交家非常到位。

曾经八面玲珑斡旋的外交家，如今家破人亡自我放逐在异国的繁华里，变得愤世嫉俗。

一方面，他对自己讨厌的人夸大自己盲人的细节，避开任何说违心话的机会；另一方面，对熟人，对重视的人则努力维持自己的尊严，掩饰自己的弱点。

另一个亮点是凯翠亚看到的一段西洋景。

真想不到导演安排了一段美妙的水墨动画进来。

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要到了外国人手里才有出路。

上海滩旧景也是。

大陆和台湾拍的，哪怕是《海上花》《色戒》都有一种油滑的美国气和猎奇劲头。

而这部片子，正如男主角对白俄贵族的描述，充满“悲剧”气息。

这样的历史已经不会再重现了，全世界都不会再有像那时的上海那样奇妙的所在。

奔着拉叔去的。

又看到他那双深情而忧郁的蓝眼睛，带着几分贵气和孤傲，直直地望向你心里去。

这次，他是一位在战乱时期躲避在上海的外交官，形单影只，盲人。

我很少看到盲人的眼睛里会闪出光亮，拉叔很不一样，他跟人交谈时的神采飞扬，亦或凝神倾听时的开怀大笑，时常让我忘了他是个盲人。

除了走路时的磕碰会显出些许慌乱，但很快就佯装镇定。

他和伯爵夫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酒吧里，歌舞升平人声鼎沸，他独独听到了她的声音——她和昔日玩伴的重逢，很有礼貌，充满欣喜和感动。

他的嘴角有微妙地触动。

耳畔那一丝丝颤动的喜悦里，涌现着一个没落俄贵族夫人的善良与高贵。

随后，她帮他躲过一劫。

送他上车，在深夜的街头礼节性地作别，她去等电车。

他回头让司机多看了她一眼——她一袭绿袍，正频频回头，关切地望向他。

他喃喃自语，她正是我一直在找的人。

伯爵夫人回到弄堂阁楼里的家。

脱掉鞋子上楼，看了眼熟睡的家人，她随手拿件外套，坐在椅子上合衣而睡。

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童年的快乐画面。

家里没有她睡的床，她总是傍晚出门，在舞场工作到清晨，等有人起床后，空出床位给她睡。

昨晚因为帮助这位盲人，回家早了。

她和女儿跟姑妈一家人逃难到上海，三位老人和一个小姑子，她是唯一出去挣钱养活这个家的人。

但在这个家里，她依然饱受冷眼和非议，他们觉得她从事的工作玷污了他们的家风，羞辱了他们的脸面，甚至阻止她在出门前跟女儿接触。

他们却又像冷面的包租婆一样，每天理直气壮地接过她递过来的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为了女儿，昔日的伯爵夫人把眼泪咽进肚里，毫无怨言，继续化着精致的妆容，扬起动人的嘴角。

第二次相遇，他循着声音，主动找到她，用一首舞曲的时间邀请她坐下来聊天。

又在一首舞曲里牵手，跳了支舞。

他发出邀约，请她加入他的“梦中酒吧”，做他的顶梁柱。

他指了指自己的头，微笑着对她说，在这里，你是最完美的。

一年后。

他的酒吧生意红火。

她一身华服坐在吧台陪客人聊天，言行举止愈发得优雅独特，光彩夺目。

眉目流转，只为他停留。

当朋友到来，问起她，他的眼睛愈发温柔地望向她，骄傲地说——她就是我酒吧的顶梁柱。

他俩之间有个小小的约定，只在友谊的范畴内活动，不打听对方的生活。

但是感情是潜移默化的，只要埋下一颗种子，它就会潜滋暗长，按耐不住地悲喜与共。

他们对彼此的爱隐秘而真切，心照不宣。

1937年的上海，时局动荡战事频发，伯爵夫人的家人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全家逃往香港，但是需要一大笔钱打点。

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这个责任推给了伯爵夫人。

第一次约会，他轻快地下楼，用脚面轮换着去蹭裤腿，昂然上车。

他牵着伯爵夫人女儿的手，三人并行在公园里漫步，看起来温馨浪漫，像极了幸福的一家人。

水边坐下，他们都感受到了彼此的心事，那个约定自然而然就小事化无了。

他讲起他失明的缘故，乘坐的电车突然遇袭，爆炸起火，女儿当场丧生，他身受重伤，双目失明。

她说，我的心事你听了可能会不开心。

隔天，他就把那笔钱递到了她手上，为了怕有闪失，他特意用了一个破塑料袋装着。

很快，战事告急，日本侵占上海，轰炸声接连不断，街道上乌泱泱一片汹涌，人们拖扛着行李潮水般扑向码头。

密集的炮火声，被一个人关在了门外。

他耷拉着脑袋，目光呆滞地坐在酒吧里，旁边的台桌上横斜趴着几个宿醉的客人。

有人推门进来，他抬起头来，望了一眼，面露愠怒。

来的这位，是个日本人。

一年前，因为对酒吧的共同兴趣，他们成为了朋友。

他说他的愿望是开自己的梦中酒吧，日本人说他的愿望是拥有更广阔的画布。

他现在知道了，他这位日本朋友更广阔的画布，就是侵占上海。

日本人要带他到安全区域，他断然拒绝。

临走，日本人跟他说了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

他戴上礼帽，拿起盲杖，走进汹涌的人流。

而彼时，伯爵夫人正奔向码头去寻找女儿的身影。

一家人已出发，当晚坐船去香港，但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撇下伯爵夫人。

在楼下邻居犹太人的帮助下，他们一起赶往码头，把女儿要回来。

在等待上船的间歇，炮火映亮他们的脸庞，他对她真情告白。

她会心轻笑，欣然答应。

他们一直心照不宣。

最后的结局，谈不上美好，但很温暖。

他们一起坐在开往澳门的船上，三人依偎着，十指紧扣。

她的手指甲已经没有了点点猩红，脸庞也失了光彩，但是她看起来那么素凈，纤尘不染，美得越发动人。

船头，坐着一位穿着长衫的中国人，从包袱里取出乐器，高昂着头，迎风吹奏。

女儿循着乐声走到跟前，握紧缆绳，微笑地望着他。

船儿扬帆远行，海面暂时恢复了宁静，波光星星点点地跳跃。

海风吹动衣衫，吹过凌乱的发梢，吹散心底的团团愁绪，却怎么也抚不平船上人紧皱的眉头。

看这部电影的感觉很不一样。

一个是因为没有字幕，中文配音。

另一个，故事背景是发生在战乱时期的上海，那些杂乱的弄堂阁楼，孩子们的嬉笑欢闹，夜上海的歌舞升平，都让我觉得很亲近，像是在看国语片。

特别欣赏电影里，酒吧舞场里的那些表演——歌剧、小丑、芭蕾舞等等，歌声美妙，舞姿优美。

还有，就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在平淡琐碎里蕴藏的动人瞬间。

它的讲述方式是缓慢的，甚至有人会觉得拖沓，但这是我喜欢的节奏。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家，毁灭就在一瞬间，而重建，何其艰难。

风月场里的女子素来被认为是低贱的。

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只能从属于一个男性，如果女子贞洁至死，是无上美德，值得赞美、歌颂和收藏，若一个女性与多名男性发生关系，则是肮脏和下贱的，每经手一次便贬值一分，倘若人尽可夫，便是毫无珍藏价值，只有使用价值了。

而与之相反的是，千百年来，男性始终以拥有多名女性伴侣为荣，女性伴侣数目的多少，象征了性能力、男性魅力和社会地位的高低。

在这里，男权主义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男权是一个具有强暴意味的词。

这种权力的暴力在于，他不但可以随意进入你的身体，而且可以充分占据你的内心。

在性行为进行的同时，男性可以把自身的权力通过性器官的运动传送到女性体内，使女性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属，这是可怕的，同时对于女性而言，这也是可悲的，因为一次性行为足以使女性产生或多或少的归属感和顺服感，时间持续长度不一，可能是永久，也可能只有一夜。

而性行为给男性本身带来的是一种征服感和占有感。

男性和女性在性行为中分别产生这两种感情，均与男权社会几千年来延绵不断的战争有关。

终于可以说到电影了。

既然是关于男性和女性的思考，《伯爵夫人》把背景放在战争年代是不无深意的。

因为战争充分代表了男性的力量，因此面对战争带来的灾难，为了生存，女性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和转变，这是令人好奇的。

尤其是当原本一个出身高贵的白俄女贵族，为了生存和家人而不得不选择进入风月场所，而且是在当时东方主义者眼里“瘦小而可爱”的中国人的风月场所，她是否还能保持尊严呢？

即使她在男性世界里失去地位和身份，那么，在女性的世界里她是否仍有立足之地呢？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她的尊严首先被女性所践踏了，而且这种践踏来自离她最近的亲人和同胞。

她受到女性亲人们唾弃，原因是她不忠于男性，虽然她们同时享用着她与男人交易而换来的温饱生活。

在这一点上，这些女性把对于男性的贞洁与生存放在了同等位置，甚至高于生存，然而她们这种对于男权的迷恋和附属又是形而上的，因为她们不可能依靠这种迷恋来填饱肚子。

这一矛盾导致了她们虽然保持了身体的贞洁，却成为了精神上的娼妓，因为她们的内在已经被整个男性社会所强暴了。

相反我们看到，在一些男性（如男主角）面前，白俄女贵族是拥有尊严的，这种尊严来自于一种对女性本质——即母性的尊重。

男性并不全是男权主义者，因为他们经过几千年的男性主导社会，已经习惯拥有独立思维，因此部分男性侥幸脱离男权主义的窠臼，发现了母性之美，并尊重充满母性的女性，就这点来说，这部分男性身上保留了人类社会最初美好的本质。

在这里，“母性”并不是狭隘的，而是一种宽泛的概念。

因为在母系氏族社会，女性作为领导者，对整个氏族的每个成员都是同样的宽厚慈爱，这是一种广义的母性：对所有人宽厚仁慈，一视同仁，而不仅限于对自己孩子的疼爱。

同时值得说明的是，母性并不等同于女权。

女权主义只是男权主义在女性身上的一种变形植入，因此仍然无法摆脱男权主义的影子。

因此女权主义者和男权社会主导者一样，喜欢斗争和征服。

当一个女性具有强大攻击力的时候，我们并不能认为她脱离了男权主义的掌握，相反，这样的女性恰恰是男权主义的傀儡，无法改变其在男权社会的附属地位。

在当代中国，男权对女性的影响尤其严重，这与进入现代之后的文化和政治氛围息息相关。

现代中国最开始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以男性为基准的，而并不是以母性为基准。

这一潜在的规则使得现代中国女性彻底成为男权意识的牺牲品，她们大部分附庸于男性的思维，而永远失去本身的母性。

虽然现在的中国女性比任何一个朝代的女性更加强悍和勇猛，但是就本质来说，她们几乎是不合格的。

而如果最广博的母性意识在整个社会遭到了摒弃，那么这个社会将永远失去宽容、平和和尊严，同时也将是十分危险的。

因为这是一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就以为是部政治片或战争片。

错了。

这是部纯粹的“小资”影片。

一个失意的英国外交官和一个逃亡的俄国贵夫人相遇在战乱中的上海。

他们相识、相知、相爱，一切都是淡淡的，所谓的情色，不过是轻轻一吻。

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他们是相濡以沫。

他们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生活和影子，爱情以外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惜。

中年人的恋情多半是矜持的，他们的也同样。

一直到可能会永别，他们才懂得，对方对自己有多么重要。

一个贵族，娇生惯养的，生活在上海的石库门的小屋里，让人觉得滑稽，也让人辛酸。

而她的亲属还在盘算着她的女儿，就更让人可怜。

为了“活着”，人呀，要丧失多少尊严！

影片勾勒着老上海的风情。

这是一个外国导演眼中的十里洋场。

还有几分风韵。

两双忧郁的眼睛，我会永远记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