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7.8分。

这场战争从开始就注定失败，中间挣扎了一下还是失败了。

题材有限，导演发挥不出来，一直在拖剧情。

一个本来就注定结果的故事，剧情太拖沓，不过导演很用心的去拍。

演技没得说。

140分钟太长了，这个故事本来就没什么观赏性，看起来很焖，如果不超115分钟左右我会给8.0分。

虽然没有拿影帝，但所有人的表演都可以堪称古装剧教科书级别的。

“成王”与“败寇”：从《双面君王》到《南汉山城》看历史的重塑 文 和运超多数影迷都知道，韩国现实影片以敢于批评著称，其实他们的古装电影也有不少类似内容。

2012年的《双面君王》和2017年的《南汉山城》都很典型，故事都反映我们历史上的明末，正逢辽东地区清朝崛起，李氏朝鲜夹在两者之间。

这两部影片都由李秉宪主演，都有非常大的争议，也都和我们的明清两代交替有关。

先不谈对错，恰恰这种争议也再次证明韩国电影敢于表现的活力和勇气。

本文想特意借此谈谈影片对待历史的争议，也尝试探讨韩国电影对历史主题的挖掘和诠释。

双面君王海报《双面君王》悖论：既成为“王”更成为“人”《双面君王》对历史上光海君李珲的演绎自然没有完全基于史实。

史料《光海君日志》号称留下有十五天时间空白疑点，影片虚构一个替身，毕竟是小说野史的论调，迎合今天的商业娱乐手法。

大体上《双面君王》依然尊重光海君的事实，不过把好坏一分为二，貌似巧妙转移在真光海君和替身光海君两个角色身上。

不好的一面认为光海君比较暴戾，主要根源于他既不是嫡出，也不算长子。

老爸宣祖李昖一再表示，给过他世子名分只出于暂时推他出来对付倭寇。

可宣祖根本不喜欢这个庶出儿子，还娶了年轻的继妃仁穆王妃生下永昌大君，对光海君的继承产生威胁。

由于光海君继位非常艰难，加上文武大臣的派系纷争，所以就唯有运用严酷手段。

即便光海君有批评，当今韩国民众对逃跑避难，等待明朝救援的宣祖更普遍认为是无能。

所以《李尸朝鲜》中，把带有宣祖影子的王写成死后被炮制成怪物，摆明是尖锐地讽刺。

另外好的一面，光海君希望改变一些传统旧制，像虚构的替身河善是底层贱民，折射出光海君会把大众利益放在首位的契机，替身反而促成光海君巩固王位的一种内在动力。

如今韩国电影大量故事聚焦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像《寄生虫》也非常突出划分了资本家新贵族与底层平民的尖锐差异，片中传神流露一种轻视——气味。

也许并非有意，宛如社会习俗一样自然而然，形象区分出不同阶层的身份隔阂。

放在古装片中就是更加明显的出身对比。

《双面君王》中，设计替身这一套路将权贵和贱民两种身份进行缝合。

贱民河善一开始确实低俗，混迹妓院，轻薄无赖，靠着一张“脸”和善模仿混饭吃，像侍卫这些人都看不起他。

历史上光海君李珲没有正式登位时，敌意最大的领议政是柳永庆。

光海君的王妃也是柳氏，尽管并非来自同一家族。

电影演到原本光海君和柳氏关系并不太好，甚至大臣们正在议论要废除中殿。

历史上柳氏与光海君关系始终不大好，光海君更爱金氏片中虚构冒牌货河善修复了王与中殿（韩孝周饰演）的关系。

冒牌光海君渴望与柳氏拉近关系，努力营救其哥哥（文昌府院君柳希奋）避免遇害是一段重要情节。

历史上光海君喜爱的是金氏（号称四大妖女之一，口碑很不好），恰恰他非常厌恶柳氏家族势力庞大，中殿柳氏确实遭到废黜，两人有一个儿子，后来夭折。

而且柳氏被放逐，晚景非常凄凉，并没有与光海君有和好的迹象。

关于感情生活的种种虚构可以算从平民视角窥探宫廷男女关系的喜剧化处理，多少已经在改善光海君形象，避免宠爱奸妃，抛弃原配的渣男行为。

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对明朝的态度，不论电影还是真实历史都争议很大。

虽然光海君抗倭时的表现得到明朝赞许，但他的继位，明朝这边却意见很大，拖延很久才同意。

万历朱翊钧在立太子问题上曾引起非常大的风波，光海君庶出又非长子，这一点朱翊钧又倾向朝鲜立长子，光海君对明朝自然就有不满，这还仅仅是表面的。

还有更严峻的事情刺激光海君。

当时一度传出，既然朝鲜大臣对光海君继位产生有争执，身在辽东的大将李成梁建议由明军直接占据，改设郡县。

因为刚赶走倭寇，他们为此纷争，光海君似乎没有坐稳王位，所以，李成梁提出这种比较过火的建议。

李成梁家族祖上世代都避居高丽朝鲜，非常熟悉那边民情。

李成梁镇守辽东多年，虽然功劳不小，但滋生贪婪、自大等种种问题，不论对蒙古、女真还是朝鲜，传出过努尔哈赤兄弟当家奴服侍过李成梁，并不是事实。

但传说有一定根据，他们一家出于部落弱小而投靠李成梁，所谓觉昌安父子等为明军当向导，反被误伤死于非命，为努尔哈赤后来著名的七大恨之一。

边疆大将多数对其他部族盛气凌人，造成努尔哈赤对父亲、族人的死记恨于心，这的确有因有果。

类似，明方对朝鲜自然也半斤八两。

后期朝鲜使臣入贡记录见闻的《朝天录》已经细致写下明朝由上到下的衰败。

今天不少人觉得朝鲜使臣有夸张，其实出任使臣的都是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多数人对前往中华是一生梦想，生怕遗漏任何细节，其中一位来过京师的使臣就是《南汉山城》里与崔鸣吉对立的金尚宪。

他们能与明方人士交流，直接对话的少，通过书写毫无障碍（史书称笔谈）。

后期的朝鲜使臣过边关需要贿赂一次，到了北京觐见更是层层贿赂。

自古以来入贡行贿可说是惯例，但后期盘剥层层叠加，令使臣十分震惊。

万历年间从皇帝到下级官吏，从北京派出所谓税监引出民间许多风波，见于《明神宗实录》《明史》和众多笔记史料，上下敛财把情况搞得一团糟也是客观事实。

光海君日记也属于李朝实录之一打响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已经年近六十，纵横关外四十年。

已有漠南科尔沁部、漠北喀尔喀部等蒙古部落依附。

明朝下令朝鲜出兵，光海君流露出非常激烈的情绪，通过《光海君日记》可以看到，商讨出兵，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辽东都司，给的指令不少，光海君也多次解释，明显不愿参战，只愿意做一种防备朝鲜边界的支援。

明朝起初设计围攻对付建州女真时并没有考虑朝鲜，辽东经略熊廷弼建议让朝鲜出兵，因为他们也多少受到建州滋扰，趁此机会派遣使臣驻守义州等地招抚流民，整合边界人力物力配合明朝，得到皇帝认可。

这就是《双面君王》中，冒牌光海君听到一堆对朝鲜指手画脚的要求，非常激动地抗拒，深感毫无自主的尊严。

还有一层情况是，明方知道朝鲜兵力少，但装备不差，鸟枪和各类火器比较多（从各种韩国古装片都看得出来），而明军调集兵力出关是大难题，如刘綎是从四川万里迢迢赶赴辽东。

所以，明朝对朝鲜，包括叶赫部女真的弓箭手、骑兵等协同作战比较看重，甚至以为就此一劳永逸解决建州女真。

老将刘綎多年领导川军，参加过两次朝鲜抗倭战事，凭借其威望可以带领朝鲜军作战。

可结果刘綎的一万多川兵伤亡殆尽，而朝鲜军却没有及时与刘綎形成配合。

关于朝鲜参加萨尔浒之战，说法很多。

普遍认为是朝鲜军受光海君命故意行动迟缓，甚至不越界（所谓防御性声援）避开战斗，拖延了汇合时机，造成刘綎一部的失败。

更暗黑的说法是，光海君在派军前已表示让将士准备投降。

可能性不大，稍微中和的感觉是，刘綎部先被消灭后，女真兵再包围迟到的朝鲜军，当时朝鲜军内部分歧，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为首得知明军败绩，感到不敌，于是投敌背叛，由此，女真得到第一批较多火器火炮。

尽管《双面君王》电影没有表现这一战役，但这一幕背景却是涉及塑造光海君形象的重要段落。

片中冒牌光海君河善非常激动，对明朝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真正的王哪怕再窝囊、再卑躬屈膝，只要能够保全子民性命，再如何牺牲都会去做，这才是王的责任和使命。

然后他主动给努尔哈赤发出书信告知朝鲜是被迫出兵，许均等一众大臣对这个冒牌货产生巨大敬意，好像这一刻他就是真正的王，这是全片推向高潮的燃点。

到底真正的王应该如何行使手中职权？

电影已经脱离史实，却表达出了艺术化的观点，当然，这是非常难让我们观众接受的一点。

实际光海君是一个不愿与任何一方敌对的王，当时朝鲜刚经历两次抗倭，光海君倾向于恢复生计，被视为“泽民”的君王。

如片中还有推行大同法，这有事实依据，但电影表现的也并非事实全部。

就是通过塑造一个艺术化的王，实现编剧导演对历史的一次“重塑”，让今天观众重新接受历史。

从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常与朝鲜联系，让他们不要帮助明军。

萨尔浒作战前，更有一次非常慷慨地的贿赂，史称送珍贵毛皮物产多达千份。

光海君虽对明朝不大积极，也没有决定背叛。

有迹象表明，光海君可能对明朝的战术部署不看好。

显然今天的观点早已公认这一计划有漏洞，缺乏灵活性，留给努尔哈赤可趁之机。

明朝以步军为主，还分散兵力试图合围，又在辽东山林作战，根本无法有效配合，是过于死读兵法想出的计划。

光海君解释“以不教弱卒，趋入贼窟，比如群羊攻虎，无益于征剿，其在我国反有不守之忧矣”也出于客观事实。

更要紧的是，实际参加萨尔浒之战，朝鲜将士并非死守命令，勇敢支援明军作战的绝非少数。

虽然有姜弘立、金景瑞等主将率部投降，但左营将金应河、右营将李一元等其他将领士卒很多积极迎战。

还有云山郡守李继宗、永柔县令李有吉、右营千总金尧卿、吴稷、左营千总金佐龙等，很多人都英勇牺牲。

即便主将投降，跟随的不少出身两班士族的将士还对屈服建州不满，又被杀掉数百人。

朝鲜备边司对姜弘立、金景瑞的投降深感耻辱，认为“人臣大义，扫地尽矣。

”光海君为了安抚上下，也对姜弘立、金景瑞等进行罢官谴责。

明朝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主将杨镐，对朝鲜出兵和英勇作战进行积极肯定。

但我们过于看重姜弘立、金景瑞等投降，往往忽视朝鲜军积极迎战的另外一面，实际牺牲的与投降的可能基本相等，各有一半。

本身的光海君是十分复杂矛盾的。

《双面君王》用两个人物形象分别演绎光海君，是一种戏剧化的简化认知。

编导主创站在平民河善的立场肯定王需要有人的本性，要重视普通人生命，这是今天韩国影视寻求市场接受基础的主流观点。

河善这个贱民做出的大胆举动，他并非真的王，但他代表了“人”的感受，寓意大多数民众的心声，连许均这样的传统大臣都被河善感动，唯有一切事务的出发点是尊重“民意”，才具有真正成为“王”的品质。

尽管这些内容让我们的观众不舒服，但不得不承认，对于历史故事的解读实在是非常厉害的塑造。

像号称《思悼》续集的《逆鳞》，也通过正祖李算对《孟子》“民为贵”思想的再解读进行主题表达，都试图强调平民价值观，反思古代“王者”之所以高贵的真正立足点，这些完全是今天角度的“过度解读”，恰恰相对容易被今天观众所接受。

南汉山城海报《南汉山城》的反思：对“投降”立场的改写《南汉山城》的背景是李氏仁祖李倧投降清军，背弃原来宗主明朝，归顺新主清朝，还奉上质子，接受年年纳贡的条约。

他们也是推崇儒家忠孝仁义等伦理，需要找到依据说服自己和说服臣下，这样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想要做正面宣传简直不可思议。

笔者唯一想到能够参照的恐怕要数同样明末清初的一批士大夫：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尤其以曾为文坛宗主的钱谦益最为典型。

论世人境遇口碑之差，能比钱谦益更甚的也许唯有一个吴三桂了。

钱谦益后来被乾隆钦定为贰臣，他的确为了弥补投降的悔恨参与过抗击清军，假如不清楚钱谦益处境感到的压力和弥补，就无法理解对投降一事的真正心理纠结所在。

《南汉山城》主角正是与钱谦益同属文人士大夫的崔鸣吉，由李秉宪饰演。

与金瑬（片中大胡子领议政，指挥北门之战害死许多士卒）、李贵、金自点、沈器远、申景禛、李曙、李兴立、具宏、沈命世等，为拥戴李倧登位的一等功臣。

他是阳明心学的奉行者，处事以良知为宗旨。

换句话说崔鸣吉好务实，不是空谈儒家的那种人。

在明代儒学领域，阳明心学的盛行本就是饱受争议的逆流，这对理解崔鸣吉的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他和主流士大夫崇尚程朱思想不同。

从史实来说，崔鸣吉说服仁祖李倧投降，与《双面君王》中光海君的争议又有不同。

多数韩国人对他的才干都比较公认，他死后，李倧“临朝叹曰：‘崔相多才而尽心国事，不幸至斯，诚可惜也！

’”（见《仁祖实录》）保全社稷是他天大的功劳。

一百多年后，朝鲜正祖与承旨郑民始还谈到：“上曰：‘故相（指崔鸣吉）之丙子札，实出于断断血忱。

非故相，谁敢岐异于清议之际乎？

’民始曰：‘其时若无此人，国家岂有今日乎？

’”明末清初的众多文人士大夫，对于前途抉择的两难非常真切。

很多人选择死，很多人选择逃，可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无奈之下终归选择顺从，虽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但一旦做出决定，能够释然的人还是很多。

因为大势所趋，并没有太多批评。

古人并不过分鄙视所谓良臣择主，比如名著《三国》《水浒》，有各种人才投降的案例都属正面评价。

古人真正看不起的：一是内心反复，如勇猛无双的吕布就定义为小人；二是主动出卖，对官渡之战时许攸背主，张松带着西川地图到处找机会卖主就持批评立场。

明末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很多人是遗民，但对身边朋友亲戚子侄选择出仕清朝，并没有老死不相往来。

像屈大均起初一门心思参加反抗，最后失败返乡，对广东的清方官员也热心交往。

那些官员可以说都了解屈大均的态度，可没有人举报他心怀前明。

实际钱谦益还是屈大均的文学伯乐，对其才华有过推广，屈大均内心对钱谦益非常敬重，恰恰钱谦益的行为是糟糕的“主动出卖”。

他既是文坛宗主，又是弘光朝礼部尚书，他居然主动谋划投降，对整个文人群体的影响非常大。

连他的女人柳如是都羞愧无比，与陈子龙、张煌言、夏允彝、夏完淳等众多文士豪杰天壤之别，有门生情谊的屈大均恰恰也属于后者之一。

钱谦益过后非常羞愧，他的纠结比因恐惧而投降的吴伟业更强烈。

两人差异正在于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

钱谦益急于补救自己的耻辱（正如吴三桂后来又主动背叛自立，尽管第一次投降他是被迫，非吴伟业诗歌《圆圆曲》所写冲动和主动），渴望有同道中人与他的悔恨相“呼应”。

当时卞玉京在南京被钱谦益和柳如是救出安置，钱柳试图让吴伟业与卞玉京重逢。

顺治七年（1650）邀吴伟业做客，卞玉京没有相见。

次年，两人在太仓吴伟业家中重遇，卞玉京仍保持道士身份，两人没有再续前缘。

吴伟业前后写了好几首诗词表达感伤，如著名的《琴河感旧四首》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偏偏钱谦益为吴伟业的诗词强作注解，号称“以诗存史”的钱谦益妙笔生花，写《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对《琴河感旧四首》进行唱和（见《牧斋有学集卷四》），还写序认为吴伟业堪比李商隐无题诗隐含时事，“虽极秾丽，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风人之旨……彷徨吟赏，窃有义山，致尧之遗感焉。

”

钱谦益强行注入故国悲情的思想至今还影响许多人。

吴伟业简直惊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当面不好驳斥钱谦益一番撮合美意，后来写《梅村诗话》专门对几首关于卞玉京诗词特地澄清：“余有《听女道士弹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风》填词，皆为玉京作，未尽如牧斋所引杨孟载语也，此老殆借余解嘲。

”同为诗文高手，吴伟业一句“借余解嘲”，非常犀利地看出钱谦益唱和的真实用意。

丁功谊等研究者就认为，原本钱谦益感到后悔时一度拒绝创作，仅与柳如是有几首男欢女爱的诗歌。

因是久违之作，让一些朋友称道他从男女感情中寓意某种深沉感慨。

钱谦益敏锐发现这一突破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诗文创作中重塑自己。

钱谦益婉转表达对弘光的失望以及种种苦心，可这是“虚构的艺术”。

尽管钱谦益在柳如是等亲友鼓励下确实参加了一些反抗，但不能与之前的投降就此抵消，重点是他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寓意反抗，投降是“卧薪尝胆”，这与真实的过去完全不符。

钱谦益在弘光一年里基本附和阮大铖、马士英等辈，尤其为皇帝选淑女积极奔走。

弘光元年五月，清军从扬州南下，钱谦益与马士英、王铎已经商议求和。

让李乔等公开制造舆论（可见《明季南略》），又有李清《三垣笔记》载，钱谦益明白透露“此时唯有向小朝廷谏言议和”，朝野一片哗然。

而在诗文中，钱谦益逐渐蜕变成为一个苦心孤诣、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牧斋有学集》的作品实在太多。

原本钱谦益的诗就非常隐晦，充满典故隐语，加上一些自注，他是故意指引后来的读者进入精心设计的朦胧语境中。

历史上的崔鸣吉画像理解钱谦益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对理解《南汉山城》非常重要，真实的崔鸣吉鼓动仁祖李倧投降与今天电影根据历史的渲染手法可以说完全互为表里，与钱谦益的修饰行为非常相似。

与崔鸣吉对立的礼曹判书金尚宪，李倧登位时，金尚宪在母亲丧期，所以他不属于拥戴仁祖的功勋大臣。

金尚宪在天启六年出使明朝，得知清军进犯的消息后，在北京上书兵部请求出兵救援朝鲜。

《仁祖实录》说：“金尚宪闻本国被抢，泣血呈文，辞语慷慨，中朝人皆谓朝鲜有臣。

”金尚宪返回是天启七年五月，对崔鸣吉主持第一次议和猛烈批评：“虽兵至城下，事决存亡，犹以伏剑决死争之，不以虚礼为轻也。

……今并与区区所自保者，不能守之，则虽有仓廪、府库、宫室、百官之富，与亡国无异也。

” （见《仁祖实录》）第一次主和，崔鸣吉存着试探清军，所谓缓兵之计云云。

仅限于贡献钱粮物资，双方约为兄弟。

即便如此，清军撤退还在平壤等地三次大型抢掠，众多大臣批评崔鸣吉投降，迫使贬去地方数年。

第二次南汉山城就完全是崔鸣吉主动策划投降。

不过对仁祖李倧来说，可以认为经过四十多天的争论，有过矛盾挣扎，他的身上有一些现实环境逼迫的色彩。

当时多数大臣都尊奉忠孝仁义的儒家理念，背信弃义就普通人都无法接受，遑论明朝不久前对朝鲜有赶跑倭寇这样的滔天恩德。

所以，金尚宪等斥和派与崔鸣吉的矛盾达到顶点。

崔鸣吉坚持认为清军不贪图土地民众，不希望朝鲜作为对付明朝的后顾之忧，表明他善于揣摩形势（从努尔哈赤攻蒙古、攻宁远每次都会贿赂朝鲜，稳住后方）。

当了解条款后，崔鸣吉回来与金尚宪争论焦点就是保全宗庙，他一直主打救王的心理，而不是关乎百姓的“救亡”。

李倧经历两次逃跑，从内心已经对清军感到恐惧，但金尚宪等众多大臣不依不饶，“免冠伏藁于阙门外，请就死于贼阵。

” 崔鸣吉却说“此乃人臣守节之义耳，然宗社存亡，异于匹夫之事。

”“吾恐本原不立，大义不可单行，亦不足以救宗国之亡。

而同归于亡国之大夫，安能免后世之责哉？

”非常狡猾地把宗庙的概念与民众的概念混淆，意在打动王的偷生心理。

片中也出现类似辩驳金尚宪说的只是“话语”，毫无实际意义，坚持劝王用前一次议和的立场，先保全性命，然后再“发施仁政，收拾民心，筑城储粮，益固边备”。

片中是高潮部分大义凛然再度诠释何以为“王”，正如经典的诗文“包羞忍耻是男儿”！

崔鸣吉是一个务实地谈判高手，在君王面前步步为营，让李倧认可他的理由，然后力排众议，选择与崔鸣吉出城投降。

当然，清军也确实在外围施加压力。

次年（1637）正月，多尔衮攻打江华岛，众多宗室女眷被俘虏，仁祖的底线彻底崩溃，金尚宪的哥哥金尚容死于江华岛。

仁祖李倧终于选择出城投降，李倧明明知道后果将选择承认清朝为宗主，永远背弃明朝，而且需要抵押亲贵子侄做人质，需要听候清军调遣派兵相助，答应了许多条款，然后“跪受汗书而返”。

崔鸣吉吃定仁祖李倧软弱求生的本能心理，添加保全宗庙为重的压力，完全媲美三国时鲁肃劝孙权抗曹的策略，只不过立场完全相反。

鲁肃认为臣子可以降，要当君主就不能降；崔鸣吉是如果今天王不降，那么明天的朝鲜就不再有李氏的王。

片中皇太极等清方人物之后，崔鸣吉两次做使者去盛京向清朝谢恩，多次与清方打交道，他已经是不二人选，实际使命是委婉拒绝出兵协助清军。

第一次成功，还赎回朝鲜俘虏七八百人。

第二次就失败，朝鲜不得不出兵，成了明方的敌人。

崔鸣吉和钱谦益一样是文人，善于为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历史也给了他非常戏剧化的机遇。

第二次出使任务失败，崔鸣吉写诗表达一种愧疚心理：“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东风拜杜鹃。

”明显开始转调，认为对清朝屈服是为了怜悯士卒百姓，流露悔恨和粉饰的意识。

没多久，崔鸣吉又因为暗通明朝的罪名再次到盛京受审，他和金尚宪被关一起达一年，通过诗文唱和化解恩怨。

崔鸣吉以《廉蔺》为题赋诗：“完璧微功何足称，负荆高义是难能。

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许中间着点冰。

”金尚宪唱和：“廉蔺遗风古史称，一时功伐各争能。

后私先国差堪许，那似初心玉映冰。

”要知道，崔鸣吉是怂恿王“背主投敌”的主谋，哪怕出于务实的求生心理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宁为玉碎”的廉颇蔺相如吧。

崔鸣吉如何能与金尚宪一样自比苏武？

崔鸣吉的诗文迟川集论初衷而言，不论李倧还是崔鸣吉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朝鲜君臣一直希望明朝君臣谅解。

当时辽东经略是洪承畴，崔鸣吉帮过一个僧人独步回明朝，就让他递交咨文给洪承畴希望在朝廷方面帮忙解释。

崔鸣吉苦等消息也有诗文为证：“张骞槎路仍多阻，徐市楼船久不还，易被秋风欺白发，难从仟龟借红颜，年来无限伤心事，穷巷苍苔独掩关。

”（见《怀仟词》）心情复杂可能是事实。

不久，洪承畴也被迫降清，似乎提及崔鸣吉带去咨文一事，让皇太极对朝鲜大臣的归顺心生猜疑，就有了羁押审问一事，时间长达近四年。

目前留存由孙子崔锡鼎（著名的理学家和数学家）所写《先祖行状》记录是僧人独步联系洪承畴一事，可能也不是全部真相。

如《东华录》所言就严重得多，至少主事的大臣崔鸣吉与兵马使将领林庆业为主谋，与明方一直往来船只，暗中涉及军事援助和物资供应，所以皇太极才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像送一个僧人联系洪承畴那么简单。

正因为崔鸣吉确实内心对明清之间也有过反复，所以像金尚宪那么固执，后来也渐渐接受崔鸣吉。

这三四年里，崔鸣吉与金尚宪、李敬舆唱和多达250多首，占生平诗歌一半，足见当时他的郁闷和反思。

后世公认崔鸣吉刻意模仿杜甫，有依照《秋兴》《赴成都韵》《曲江》《咏怀》等许多同调模拟之作。

与钱谦益“以诗存史”的老杜情怀极为相似，绝不是巧合。

崔鸣吉大肆称颂苏武、廉颇、蔺相如等义士豪杰为自己重谱心曲，婉转在诗歌中表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种种，为后世留下理解他苦心孤诣的一份最有利的证据。

这一方式也与钱谦益后期所为完全一致。

电影《南汉山城》正是抓住历史上崔鸣吉这一人物的弹性，他已经有大量诗文史料“改写”了自己鼓动仁祖投降的动机，顺带对仁祖李倧的投降进行大胆重塑，把宗庙与百姓的概念巧妙置换。

当然，保全了君王，自然附带保全了百姓，这的确是事实，但初心目的和后果成效却不能等同。

历史是微妙的，这正是儒家哲学的厉害，凡事都能把天下苍生绑在一起。

他们之所以为王为君，不就是高高在上把统治百姓巧妙说成护佑子民么？

即便投降偷生都可以道德捆绑，他们也可以说是为了保全尔等性命才不得已而为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多么阿Q，多么虚伪的幌子！

《南汉山城》这种立场转换和《双面君王》等许多影视一样，统统把历史的切入变为普通平民视角。

《双面君王》通过冒牌光海君的贱民出身，自然内心代表平民，在纠结中产生对明朝不满，抗拒出兵得到一些大臣支持，诠释一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理想的“成王”含义；到《南汉山城》就更进一步，哪怕兵临城下选择对清军投降也同样诠释为君王爱惜百姓生命，重塑一种对“败寇”形象的正面肯定。

虽然这些历史故事的出发点多少都有一些依据，但无一不是经过严重夸大和有意识地处理，带着后人和今天“过度解读”的想当然。

从艺术表达和观众接受层面，由于出色的戏剧技巧，他们的电影都非常有震撼力和感染力，为今天许多不大了解历史的观众重新认识历史找到一些合乎情理地角度。

从我们国内观众的角度，历来对韩国电影呈现中华历史一直有诸多意见，这一点确实源自从高丽新罗到朝鲜长期附属他人，压抑太久需要释放，往往过犹不及，多少有些扭曲心态。

正如笔者专门提到钱谦益，他确实用不大光明的手段刻意重塑自己，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文学层面是当时一流的大诗人。

韩国电影人今天对历史的重塑也同样非常成功，不论娱乐化的包装技巧，还是挖掘主题阐发抑或人物塑造实际都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

2020年3月

一大敌当前，困守孤城，是战是降。

是个很现实也很纠结的问题。

韩国电影《南汉山城》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是从东亚文化中认知中比较负面的角度。

也就是，这个电影其实倾向于投降。

这个问题还可以用另一种角度表达，便是保住性命和保住名节哪个更重要。

电影中主降和主战的两个大臣在国王面前激辩崔鸣吉：尚憲是超然的 臣是卑陋的尚憲是忠誠的 臣是不體面的就算您下令明天殺了微臣也請在今天將微臣的文書送給可汗尚憲說的很正確但那只是話尚憲是認為話語重於生命鳴吉所說的活 即是死微臣願意死的輕於鴻毛支撐比死還要沉重的生命死並不輕於鴻毛金尚宪：鳴吉無法分辨生和死是將生死混為一談將生變成了恥辱無法忍受死亡但可以忍受恥辱崔鸣吉：請在此地砍了微臣的腦袋到底什麼是國君就算在蠻夷的腳下只要能為了自己國家的百姓創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的從心底跟從的國君,請殿下忍受這份恥辱（直接从字幕上拉下来，也懒得再分谁说的。

但这段对谈的台词实在精彩。

）主战的大臣名叫金尚宪，主和的那个叫崔名吉。

这段事情发生在明末，满洲人势大。

逼着朝鲜不再认明朝做老大，而改认满洲也就是日后的清朝做老大的背景下，电影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真实的历史，朝鲜内部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向清军投降。

至于激辩的这二位大臣，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几年后居然又因缘巧合的被清军拘禁在沈阳。

两人最终达成了谅解。

做了很多诗文唱和。

电影中，为了显示冲突的张力，让金尚宪自杀了。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可能发生。

但结果大致都有定论。

今人甚至都不被允许重新检讨其中的价值取向问题。

有个很著名的例子，便是唐朝的张巡守睢阳。

坚持不降。

最后弹尽粮绝倒吃人度日的地步，一直吃光全城几万人。

直至最后一刻。

但被誉为忠贞之士。

我记得即便是古人也对这种行为有过质疑 。

比如王士禛在《池北偶谈》讲 被张巡吃掉的小妾转世报应的故事。

所以看《南汉山城》。

很感唏嘘。

二好电影不见得颠覆三观。

但一定对你的固有思维有所冲击。

虽然我们这些年一直娱乐到死。

但作为一个容易从内心自我发现的观众，还是应该努力保留着一些比较隐秘的习惯。

比如做独立思考。

《南汉山城》里就有这么一段。

爱国的大臣在敌营叱责为敌人服务的本国人，说你也是韩国人。

翻译官说，我的父母是奴隶，我生下来就是奴隶。

所以我不是韩国人。

庚子年，龚自珍的儿子据说也做洋人的翻译官。

被爱国人士大骂，你怎么能做汉奸呢。

龚半伦也说了大致的话。

我倒不是想肯定这样的言论，而是感触，或许只有在我们这种文化中，才能产生如此逆反的言论。

说到底，爱国是不用教的。

因为老百姓都是用事实在爱国。

真正到国破山河碎。

且不去批判当权者究竟是怎么搞乱这个国家的。

即便最后有哪一个大人物因为爱国而遭罪的时候，肯定已经有无数的小人物用尸体为他铺设了最后一里路。

所以，我倒是觉得这样的台词其实有着非常叫人警醒的作用。

中国人老早就总结出来了。

有多早呢，早在战国的时候。

《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谁说人类一定一直在进步。

最近看纪录片《越南战争》。

即便是美国，肯尼迪说的一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激发了无数的美国人参与了日后被他们总结为一场错误的战争。

当然，有人说，这句话其实已经被我们断章取义了。

但语境在变，语义确实会发生质的变化。

你可以理解为民主国家对于公民自觉的号召。

当然，更可以用于独裁国家，极权对于民众的强制！

三谈及民族意识，韩国人。

有人说，日本是拼命忘记历史，而韩国是拼命捍卫历史。

题外话是，川普来亚洲，韩国让慰安妇受害者参与接待。

让日本人非常不快。

几乎引起两国纷扰。

影视这块来说，抗日神剧，韩国人不比中国人少拍。

但《南韩山城》这样电影，也能拍出来。

我忽然觉得这个国家，还真不是只靠打鸡血让自己兴奋了。

从地缘政治来谈，韩国确实存在着以小事大的历史与现实。

《南汉山城》甚至没有讲如何保持国家独立的故事。

而是面对改换门庭，换个老大时候，在道义与生死中，如何艰难抉择。

这样的心境，今天似乎在作为大国国民的我们来说，可能相当不屑。

但真从历史上去看的时候。

那时候的韩国人觉得满洲人是蛮夷，让他们背叛大明简直是对文明的背离——一直到近代，他们依旧保持着明朝的衣冠以示对于文化的坚持。

可是，中国这边呢？

长袖马褂金钱辫！

周边国家，何止朝鲜失敬，日本看中国也如是，清初的时候，有华人到日本，日本觉得其清朝的衣冠非常滑稽。

而华人解释是最新的式样。

但日本人知其底细，相当不屑。

甲午日清交战，日本人的檄书，居然号召十八省义士一起恢复中华。

——所以不屑和歧视是没意思的意淫。

有些事情，其实是没有准确答案的。

而历史，其实偶然性大过必然性。

所以，我其实无意去认同电影最终的价值取向。

而是，看到了对于对立立场的尊重与再思考。

这个意义。

大于所谓的政治正确。

有很长一段时间，韩国电影不好看了，除了卖弄颜值和冗长的烂俗剧情。

不知所谓。

但一个鼓励电影产业的国家，到底还是有其不可忽略的优势。

因为忽然有一天，韩国电影又爆发了活力。

与我记忆上上一波好看的时候，比较起来的话。

上一波可能更注重与个体的困惑与情绪（如金基德那波导演）。

而这波，忽然对于社会与公众有了和深刻的思考。

当然，这不排除与当下韩国社会与政治动荡的影射与反应。

即便如那僵尸片《尸速列车》，说的，其实还批判的是群体中人的劣性。

至于反应光州事件的两部大热电影《辩护律师》和《的士司机》。

两部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后者在我看来干脆是对前者很不成功的的翻版而已。

你以为韩国电影的深度不过如此的时候。

有幸看到这部《南汉山城》。

时至今日，已经无法不对韩国电影表示尊重。

其中的舞美服装场面，对于历史细节的考据，乃至一票实力派演员的精湛表演。

是的，电影这门工业其实是值得尊重的。

至于有钱人闲情逸致玩票可以。

但真拿出来漫天盖地的刷屏，就是慢待与亵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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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忠臣，生死之辩。

一帮文臣，因势利导。

一个主君，有对有错。

人根本无法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做出超越性的选择，只能按照自己心中道路坚持下去，而我们后人却总是以一种超脱视角去评判，根本不懂当时人的选择，他们可能只是想活，当然也不排除某些人知道应该怎样活，没想到韩国主旋律电影已经可以做到如此地步了！

克制强烈的民族主义，正视历史。

而这对比之前的那部《鸣梁海战》，算是有了不小的进步。

而这样的主旋律怎不叫人拍手称快。

看见一段关于影片中讲述的全然不同的关于李氏朝鲜在倭乱和胡乱中毫无抵抗能力的分析，颇有见地，在此分享下(￣∇￣)“当时的朝鲜，也不是我们想象里的奉明正朔五百年的小中华儒教国家。

其实，朝鲜是一个贵族合议制国家，朝鲜政府是以血统的高低贵贱来决定其社会地位的。

儒家文化的科举制度，在朝鲜有其名而无其实，血统不够高贵，没有资格参与读书科举，出身不够特别高贵，没有资格去考高级官员。

而没有出身的贱民，就如影片里的清军翻译郑命寿，对朝鲜大臣指责其祖上是朝鲜人的回应。

郑翻译回答的是：“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

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其实这才是朝鲜真正战败的根本原因所在，朝鲜作为一个由大小土地贵族把持的国家，在建国初期，国内有近一半人口属于奴隶，国家有专门负责维护政府机构的国营奴隶。

随着小土地持有者下层良人阶层的逐渐解体，在17世纪初，朝鲜这个国家有八成以上的人属于贱籍，即满洲军队翻译官的朝鲜出身。

在朝鲜“人”眼里，郑翻译这种人，被特意制定了从母法，该项法规制定的也不是父母是奴隶，子女就是奴隶，而是母亲一方是奴隶，子女才是奴隶，其理由很简单也很直白——知母不知父，禽兽之道也。

人之所以比畜生高贵，是因为知道自己爹妈是谁，朝鲜的“人”在法律上规定了朝鲜贱民与牛马鸡犬等同。

所以说影片里郑大人事实上不应该知道谁是自己的便宜爹。

当满洲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郑大人这样的人形牲畜，占了朝鲜总人口的80%以上。

而身为蛮夷出现的满洲军队，在当时因与明军长期拉锯作战中损耗极大，在人力物力上严重匮乏，因此在人力使用上有才便用，不看民族也不看出身，并没有朝鲜人这种根深蒂固的血脉观念。

朝鲜君臣眼里的人形牲畜郑命寿，在投奔满洲，作为郑大人回国后，在地位上反而比朝鲜的所谓高等贵族要高其一等。

战乱爆发之时，朝鲜“人”并未真心抵抗过——“今者两班千百，而为兵者一二；民丁数十，而为兵者仅一二”，朝鲜的贵种们并不愿意当兵，自然也不会拿下层贱民的畜生命去当人命来看，这才是朝鲜倭乱、胡乱之中迅速败亡根本原因所在。

”http://q.url.cn/abtX62

朝鲜称清朝为蛮夷，以儒家圈的清高看不起清朝。

本来就打不过，还自己以为很厉害，就是放不下架子。

动不动，就说别人丧权辱国，要砍头谢罪。

到最后还不是投降了。

历史转了个圈，1840年，清朝也还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以为自己学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觉得西洋都不过是未开化的蛮夷。

结果还不是被打得屁滚尿流地求和。

不过比朝鲜干脆些。

历史让清朝由施害者成为受害者。

弱国无外交。

这是不变的真理！

但磕头真是需要勇气的。

不知道道光皇帝下地府怎么面对自己那威风凛凛的祖先皇太极？

朝廷上有主和派与主战派，加上随风倒的投机派，是很正常的。

有时候真的说不清谁对谁错，只能让历史来证明他们的路是否行得通。

主和派追求的是，国家和民族活下去的希望。

主战派追求的是民族的尊严。

很多事情扯到民族大义就很容易给人戴高帽，甚至成为借刀杀人的好借口。

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在乎高高在上的大人国王是谁，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吃饱穿暖地活下去。

百姓心中有杆秤，丈量着天地的良心，官员的良心，国王的良心。

当几百年后，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时，他为了这个国家背负了整个民族的骂声。

不知他是否知道几百年前的朝鲜也有个吏判为了整个国家而自己甘愿成为千古罪人。

李鸿章还得想想甲午海战，自己一味避战是否正确呢？

朝堂上一片争吵声，又能指出条明路？

不过是历史的车轮在倒车。

战与和，生与死，永远是辨不清的哲学问题。

历史会给一个国家投骰子的机会，开大开小，若干年后，还有再来的机会。

（现在韩国还是很发达的）可是对个人来说，骰子只有一次。

所以请珍惜自己的命，珍惜别人的命。

从汉代中国在朝鲜半岛设立郡县时起，两千多年来，朝鲜半岛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的版图内。

以同文不同种的社会架构，到唐代开始形成了一种半依附中华文化藩属国体系。

中华文化通过数次大规模战争让朝鲜人敬服于中华文明的天朝上国的国威下。

到明太祖朱元璋时高丽将领李成桂篡位经过明朝皇帝赐国号“朝日鲜明”取得合法性时起，朝鲜便彻底庇护在中华帝国的羽翼之下，学中华科举、中华文字、中华衣冠，一切都以天朝上国的模样塑造自己。

中华也未亏待自己的白衣之邦，在李氏朝鲜遭遇日本入侵时援朝作战。

让李氏朝鲜从感情上更贴近中华文化，可是待女真崛起时，朝鲜人绝望的发现，“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自身的实力和崛起的后金相比蚍蜉撼大树，明廷也无力干预。

在困守47天后，朝鲜君臣面临选择。

朝鲜人受儒家思想熏陶，对气节与未来是否能够掌权对死还是投降经过激烈的辩论。

其实这本没有什么，难就难在这次投降，把朝鲜的气给泄了，再到朝鲜国祚结束，朝鲜人已经没人愿意站出来维护这个政权、包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韩国人倒是想用这个片子，找回点骨头，可惜时代变了。

财阀的时代，没有尊严，没有祖国。

这是一部观影体验并不那么愉快的电影，并不是说电影的技法或者表演有什么问题，而是整部电影通篇都弥散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焦虑感，并且在影片的结局中，它们跃升为了一种自尊撕裂的悲剧性痛苦。

剧中不乏战争场面，但是这些战争场面都被处理得没有了激昂的情绪，亦是充满了软弱感、无力感和恐惧感，这是一场看不到希望的战争。

文戏占据了电影的大部分篇幅，多是来自朝鲜王朝内部关于选择投降还是抗争的多次强烈争论，这代表了朝鲜王朝内部的两种价值观：究竟是要跪着生，还是要站着死。

在朝鲜帝国历史的临危关头，不得不说，各有各的道理，似乎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标准或者智慧可以当作是真理，从一点看，真是像极了普通人的人生。

也许，个人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的一种缩影。

除了以上两种价值观，其实还有第三种视角和价值观。

通过铁匠之口，说出：我并不在乎士大夫阶层究竟是选择抗争，还是选择投降，我只想自己能好好活下去。

这意味着，其实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作为底层大多数的老百姓们，都过得并不好。

三位男主的表演，各有特色，亦都入木三分：金允石饰演主张抗争到底的大臣金尚宪，在朝鲜皇帝向清国大汉俯首称臣以后，毅然决然选择了自戕而死。

这个人物，并非简单是死于他自己“顽固的传统士大夫价值观”，他清醒地认为：他，甚至是已经选择投降的朝鲜皇帝，在认知和价值观上，都是属于旧时代的产物，没法真正迈向新的时代。

李秉宪饰演主张投降的崔鸣吉，这个人物有着复杂的忠义，他并非软弱之人，而恰恰是整个朝廷里最忠诚的人，愿意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而非简单为了朝鲜皇帝个人，而背负可能遗臭万年的黑暗。

李秉宪的演技是真的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与角色以及角色的处境融为一体。

在仁宗的投降仪式上，面对曾经高高在上的朝鲜皇帝对他人匍匐在地，他失声而低哑痛哭，这种情绪的复杂性，这种人物内心的深层次心理表现，不是一般人能够如此精准捕捉和演绎的。

朴海日饰演朝鲜仁宗皇帝，他的表演我认为是最有难度的，因为作为皇帝，他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要保持住作为君王的仪态。

但朴海日在剧中仅凭面部的表情状态以及细微的变化，就能充分地演绎出仁宗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并且能够随着剧情的进展，让面部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具有了清晰的递进的层次性。

在仁宗向清国大汉三拜九叩的仪式上，朴海日用“不动声色”的表演，向我们生动演绎出了，什么是真正的“面如死灰”。

他的这场表演，提升了整部影片的质感，将朝鲜国家命运的悲戕深深写到了自己的脸上。

影片中并没有对仁宗的选择做明确的价值判断，但是仁宗投降以后，结尾的尾巴上，铁匠与收养的小女孩一起安居乐业一幕，就是一种轻轻的无声的言说。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明确提到了：当时的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当时的朝鲜王朝对大明王朝是发自内心的臣服。

以前曾看到国内媒体多宣传大韩民族是多么多么的夜郎自大，但仅从这部电影来看，除了能够看到韩国电影工业的扎实与强大，背后经济实力的强大，更重要的是：拍摄这样一部通篇“低落而屈辱”的影片，包括承认自己的国家曾是中国的藩属国，包括既不丑化征服者，也不美化作为自己祖宗的统治阶级、平民阶层，这需要莫大的勇气，这样的勇气弥足珍贵，是弥天大勇。

这种勇气的背后，亦是有一种健全的民族性格和认知在里面。

韩国人似乎远比当下的我们更能正视历史，这样的民族和国家，我认为将会更有希望。

作为韩国电影的爱好者，我一直对其电影中深重的文化、历史内涵着迷，前几年《辩护人》、《鸣梁海战》，到最近的《铁雨》、《暗杀》，都把朝鲜半岛过去几百年的荣辱兴衰翻了个遍。

（当然现实题材的也很多佳作，譬如《黄海》）最近刚刚看完的《南汉山城》，则是把这股历史片的潮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它反映得是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不久率领清朝军队攻打朝鲜的事件。

这是清政权第二次攻打朝鲜，因爆发于丙子年，故而又被称为“丙子胡乱”。

2011年有一部电影《最终兵器：弓》也反映了这段历史，注重于两军战士之间的对战（朴海日参演了这两部电影）。

《南汉山城》则着墨于庙堂之中，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争议。

敌军大敌押境，朝鲜皇帝（仁祖）从京城汉阳带大臣们逃到南汉山城，四面楚歌，援兵遥不可及，城内官兵则饥寒交迫。

城内以金相宪为代表的主战派坚持皇帝应该坚持战斗到底，拼死抗争；以崔明吉为首的主和派则认为应该忍辱负重，苟活保命。

电影故事和历史一样，最终以仁祖对皇太极三拜九叩，臣服清廷，切断与明朝联系而告终，史称“丁丑下城”。

历史之诡异就在于，几百年后，被中原文化视为蛮夷的欧美日登场，再次以压倒性的战斗力进攻满清。

朝鲜仁祖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这部电影的难得之处，在于走出了大的历史观，从近乎完全局外人的角度，看当时朝鲜朝廷的决策。

皇帝最后不得不说出“我只是想活下去！

”这样的肺腑之言。

对满清皇太极一侧的描写也相当客观，远远超出中国抗日剧中的水平。

“知耻近乎勇”，没有把对错推给外人，而是检讨自身的民族性，从这样的角度去批判自己，不容易。

片中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前去谈判的朝鲜大臣对着清军中的朝鲜翻译，质问他为什么帮外族，朝鲜翻译冷漠对答：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

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反省，片中很多的隐喻，此为一斑。

就着这部电影，对“丙子胡乱”的历史作了一番探究，发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史实。

应该说，全篇电影是非常重视于历史的，但是中间部分略为冗长（韩国电影通病，感觉是为了凑时间），下面是几个历史上的细节：“仁祖在清军攻至汉阳时，与清军大将马福塔谈判。

对方要求仁祖派一名王弟、一名大臣为人质前来。

仁祖逃至南汉山城之后，派遣绫峰守李偁号称王弟，以判书沈諿加大臣衔出使清军求和。

皇太极斥责朝鲜在丁卯年派出假王子为人质，又诘问沈諿，李偁是否是假王弟，沈諿不能答。

投靠清人的朴兰英坚称李偁是真王弟，皇太极大怒杀之，驱逐朝鲜使者，并坚持要求朝鲜送王世子李溰为人质。

”注：这种狸猫换太子的伎俩，一而再再二三地玩，这是把皇太极当傻子啊！

御驾亲征的皇太极2. “丁丑下城”之后，双方签订的合约如下：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朝鲜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

朝鲜仁祖以其长子李溰、次子李淏赴奉天作人质。

朝鲜应向清朝朝贡。

每年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疋、绵绸二千疋、细麻布四百疋、细布万疋、布四千疋、米万包。

清朝攻打明朝所属的岛屿皮岛时，朝鲜应该出兵、出军舰五十艘协助。

清朝禁止朝鲜大量修建城堡等防御工事。

崔哥注：可见当时胡椒真得很值钱！

3. 电影最后，有一个纪念碑的影像，它就是朝鲜归附清朝之后，在三田渡地区建立的“大清皇帝功德碑”（俗称三田渡碑）。

2008年迁移到松坡区蚕室洞乐天世界大楼的后面。

此碑列为大韩民国指定史迹之一，编号为第101号，全称为“三田渡清太宗功德碑”。

现代韩国人将此碑当作“耻辱碑”看待。

“耻辱碑”今天，南汉山城已经成为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点击这里可以访问南汉山城旅游网页。

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崔哥看世界”。

私利与公义的扭打之前就发现韩国的历史片有独到之处，尤其像之前的《鸣梁海战》《思悼》等给人印象深刻，而《南汉山城》一出，感觉不仅是韩国历史片的新高度，也是世界历史片的新高度。

电影难得之处在于直面历史，我们很多观众一看韩国历史片，尤其是涉及清王朝的，都会来句“我大清”，好像自己姓爱新觉罗、钮钴禄一样。

这样，在心态上就输了。

简单地说，故事的背景是：17世纪初，围绕着东北亚地区的霸权，与明国对立的女真族改国号为清，并要求朝鲜成为其属国。

朝鲜秉持民族自尊心和与明国之间的邦交义气奋力抵抗。

1636年12月14日，清国大军越过鸭绿江，攻向首都。

仁祖和其大臣们南下江华岛的路被阻，因此逃至南汉山城。

当然，朝鲜是经不起清军的攻击，最终朝鲜国王出城投降。

也就是说，韩国人这次讲述的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其实无论直面恐惧或者直面耻辱，人都会更加的理性，更加的警醒。

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作为广泛思想教育的素材，也可以成为爱子爱女的私家教材。

因为对于国民而言，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炒股买卖，都可以从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教训。

因为直面历史，直面耻辱，所以电影展现了很多“患难真理”，相当富有启发性。

朝鲜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投降？

很明显，正如影片所言“民族自尊心”还有“与明国的邦交义气”。

正如日本历史上政客处理“黑船来航”（美国的海军进入其港口，逼迫其通商开放）一样，先摆出作战的准备再说，如果只是一味见到强大的敌人就投降，那么就会让民众对民族失去信仰，对国家失去信心，也会让国家政府对世界失去信用。

所谓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所以，一开始以和谈为名出使清军大营，实际窥探清军强弱虚实的吏曹判书（简称吏判，我理解应与吏部尚书相当，因朝鲜为明朝属国，而降低一级称呼）崔鸣吉，发现没有胜算：清军粮草充沛，兵强马壮，十倍于己。

所以一早就提出投降。

毕竟此时，被困山城，又逢寒冬，不仅粮草短缺，而且缺乏御寒的衣物，兵器也残旧。

而且之前也做过抵抗，不算是不战而败。

但是崔一提出，就遭遇了其他大臣的反对，甚至有人主张要拿他的人头悬挂在墙上，稳定军心民心。

为什么忠臣良将俱在，却无法绝境反生？

处于优势，只需要谨慎，大致不会有岔子；但是处于败局，弱势，就好像看到自己手里的股票不断下跌，指数也在下跌。

心里慌张，精神紧张，虽然有很多选择，但是似乎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指向毁灭或者生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对的”！

的确，人类本身并无法控制“偶然性”，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判定谁输谁赢。

朝鲜君臣陷入了一个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似乎看不到一个“奸臣”（回头我们可以拿这个去反思、检验中国历史），每个人都是殚精竭力，忠君爱国；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

片中，主和派崔鸣吉的思路是对的，百姓有生机，国家有生机才重要。

主战派的思路也是对的，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蛮夷的脚下。

而且，主战派的战略和决策其实也没有“错”：一、虽然敌我悬殊，但是山城易守难攻，敌人也受苦寒影响；二、发现敌人虚弱的位置，准备突袭，向勤王军队表决心；三、发布檄文给勤王军队，里应外合，突破重围。

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

关键是“大势已去”？

不是，历史上并不缺乏绝地反攻，并不缺乏以弱胜强，更不缺乏抵御外侮的胜利。

关键其实是“私利与公义的扭打”。

比如说，朝鲜国王，他的利益难道就和国家捆绑？

不是的，即使是一国之君。

他在意的更多是“王位世袭”，他怕死，也不愿意送儿子去做人质换取和谈。

至于大臣，领相（对应首相，宰相）也是忠心爱国，身先士卒。

但是他也有“私利”，他坚持贵族的待遇，坚持贵族的尊严，更坚持传统的礼节，所以不愿意捐献出衣物给守城的士兵，所以即便突袭也要鸣鼓而出兵。

在国王宣布投降之后，礼判金尚宪最后以死表诚，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也有“私利”，就是自己的名节。

即便是从头到尾，我看不出有“私利”的崔鸣吉，正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后便是万古逆贼”，是他草拟的投降书（本来该有礼判金尚宪写，但是金拒绝），是他坚持的和谈投降，所以他就像李鸿章之于中国历史一样，难逃“卖国贼”之名。

连名节都放弃，只有像司马迁那种使命感十足的人才能做到。

我们看不到他的“私利”，那毕竟也是放在现在来看，是他保留了朝鲜的生机血脉。

放在历史上来看，真实的他，也完全可能是为了自己妻儿老小，自己的富贵荣华。

更不要说那些勤王的军队，掌握救援大军的都元帅，竟然畏惧敌人，逡巡不前，接到檄文（表现君王抗战决心，命令出击的文书），居然想出“杀了送信使者，当做没有收到檄文就好”的办法。

与国家同命运的国家统治者、朝廷重臣尚且如此，可见，即便在危难关头，个人的存亡兴衰与国家的存亡兴衰始终是不一致的。

追根到底，私利与公义在扭打，终究两败俱伤。

而所谓的“不一致”，关键是统治集团与百姓的利益本来就不一致。

一开始，金尚宪要追上国王，靠一个老人带着过冰路。

他问老人：清军很快就要来了，你为何没有随御驾一起走。

带路的老人回答：虽然他们生性野蛮，但总不至于和糟老头一般见识吧。

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

金又问：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

老人回答：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

金转身就把老人杀了，没错，他很理性，很识大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

后来，金让铁匠徐利铁替君王送檄文给勤王军，一开始就许诺：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地赏赐。

徐却冷静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

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

更不要说，领相出使清军大营，指责那个为清军翻译的朝鲜人：郑大人，我听说你祖上也是朝鲜人。

结果对方反诘：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领相，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

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所以，崔鸣吉和金尚宪在困境中，在山城里都琢磨透了：新的路，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

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也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所领悟到的。

国家利益捆绑的其实是百姓，但是朝鲜君臣却始终忽略了百姓。

如果百姓不被当作奴隶，他们绝对不会背叛，因为国家灭亡，他们连磕头作揖当奴隶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要实现新的路，就得改革。

要放开私利与公义的扭打，只能借力百姓。

究竟崔和金两人领悟出来的道理从何而来？

我们可以看到，片中最应该被称为历史罪人的，不是崔鸣吉，而是领相。

明明守军无法御寒，连武器都拿不起来，身体没有能量如何抗敌杀敌？

而他的观点是：收集宗亲和士大夫们的衣服，有损体统，王室和士大夫若失去威严，在这寒冷而孤独的城里百姓将失去依靠。

没有军队保护，国家就完蛋了，还说这样的昏话，可想而知。

作为军事指挥，他更是“不懂装懂，食古不化”。

将领提醒他清军悄寂，得先派人查探虚实，风大得等待时机。

他居然说：今天可是巫婆算出来的必胜吉日。

还敲鼓进军。

前军中了埋伏，被突袭，毫无生机，他居然还要把剩余的军队全部撒出去送死。

过后，还把罪责推到领军将领上，导致他们一人受杖责，一人被砍头。

昏庸无能不可怕，关键是食古不化，成为历史的绊脚石。

相比之下，金尚宪懂得听取铁匠的意见：修改枪筒，提高攻击力；发送草袋，让守城将士保温。

甚至最后还对铁匠委以重任，让他突出重围，去给勤王军队发送檄文。

因为他听懂了关键，谁更有能耐，谁更聪明。

肉食者鄙，统治者总是忽略了百姓的智慧；百姓的智慧都是被逼出来的，是九死一生总结出来的，能一样吗？

相反领相，不懂军事，却不听取军事统领的意见，肯定只能起到反作用，越尽忠职守，越祸国殃民。

经此一事后，朝鲜君臣是否反生变革，我们不清楚，也无需过问，这毕竟是历史。

但是影片所展示的目的和主题很明确：处于劣势，要图存求生。

改革要与民同心同利，发掘新生智慧和力量。

这对于我们而言，也应该深有启发。

此外，影片展示的大量政治哲学，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比如片中“民无信不立”“名义之辩”（片中被翻译为大义和名分，其实应该直接翻译“名”“义”）。

17.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