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

一看完电影，除了思考那最后那个眼神之外，立马想起了勒庞的《乌合之众》。

其实只要涉及的是人性与群体，《乌合之众》中的解读就立马有了普适性，无论事件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地域，区别就只在于事件最后发展得大与小、严重与轻微。

以下为书摘“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

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

……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

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

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

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

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

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

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

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

……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

”“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

因而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有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在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它们的心理。

在这件事上使我们上当的，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倾向。

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

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

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到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

电影《浪潮》有一个神奇的结尾：教师文格尔用了五天时间，把一群在自由世界长大的学生变成了自己的狂热信徒，甚至有人因为信念崩塌而开枪自尽——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文格尔先生还并没有向学生们灌输什么成体系的理论！

如果我事先不知道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我大概会骂一句“一丘之貉”，给电影评个两星，然后关掉豆瓣，不想再提起它。

——尽管我事先知道，但面对电影结局我仍然半信半疑：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于是，我找到了这样一段描述：“《浪潮》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故事发生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当时一位学生向老师朗•琼斯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对此，琼斯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他决定在课堂上做一个实验去解释这种集体无意识机制。

他要在教室里重建一个微型的法西斯政府，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

在这项试验中，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后来，琼斯还是控制住了局面，并没有发生影片中的悲剧性惨案，在最后的课上，琼斯给学生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绝对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

最初那个学生的提问得到了回答。

”也就是说，在真实事件里，没有人绝望到开枪自杀，似乎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批斗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尽管真实事件也已经足够让人震惊。

然而，观众们似乎很少提及这一差别，大家都直奔“极权主义”而去，顺带为电影给出四星或五星的评价。

毫无疑问，一群中国人，借助一部德国电影，来反思“极权主义”，没有比这更理直气壮的了。

我承认，这种反思是必要的，而且从这些文章里面，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关于“极权主义”的常识。

可如果一部电影的价值仅止于此，那么导演为什么不去拍一部纪录片呢？

他完全不需要任何虚构，只需要重现当年克柏莱高中发生的一切，挖掘当事人的亲身感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他甚至可以仅仅写一篇文章，以介绍“克柏莱事件”起头，再对“集体无意识机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结论。

用后两种方法他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好——我想观众一定会乐于知道，在那件事情之后，朗•琼斯老师是如何地自鸣得意，而参与他试验的部分学生又是如何地感到自己被利用，尊严受到了侮辱。

我的问题是，一篇文章可以解决的问题，拍成电影的必要性在哪里？

反言之，用电影来处理这个题材，可以为主题附加上什么样的价值，让观众获得什么样的、别的方法所不能获得的认知？

我想答案应该是，导演可以利用细腻的电影语言去描述和捕捉事件的全过程，用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去打动和说服观众。

遗憾的是，这正是整部电影做得最不够的地方。

导演并未创造出一种合情合理的叙事方式来带领观众进入思考，进而发现、获得“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认知。

恰恰相反，导演将已有的政治哲学知识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进而达成电影与政治学知识的同构。

可是，政治学常识并不包含日常生活细节，这就造成了虚构部分的空洞。

如果以我中学时学习的文体来划分，《浪潮》大概属于一篇合格的记叙文。

它在交代事情经过时笔墨分配合理，简洁明快，可是这样的节奏并不适合观众思考。

从这个角度看，《浪潮》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和《安阳婴儿》获得一些外国观众的认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以我的粗浅认识，“自由主义”就像是行为指南，却缺乏对人的精神关照，它并非全能，所以才需要虚构出某些比现实更加尖锐的敌人，来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这样的做法岂不是和“极权主义”如出一辙？

这样的虚构其实是怯懦的。

一个中国观众说出这样的话，他可能错了，他只是在极权中日益麻木；可他也有可能对了，因为《浪潮》也许反映了“自由主义”的隐秘焦虑与神经质梦魇。

看过后觉得失望，情节很单薄。

该剧试图告诉观众的是：即使在和平年代里，当群情被煽动以后，都存在着走向极端的危险。

所有冲突，都是意图让观众感受die Welle的严重危害性来设置的：- 实际上，die Welle能发挥的正面团队精神，正是体育活动中需要的。

无法让人相信参加体育的孩子会依赖这个组织来理解团队精神。

- Die Welle的危害性和集权的联系并不顺理成章。

教师本人从未陷入对集体膜拜的自我陶醉中，和妻子的争吵显得无厘头- 给观众留下一个不明晰的印象：Carol反对die Welle是因为个人失宠的反应，还是因为她的良知“作祟”。

- Die Welle做的“罪大恶极”的事情是损坏公物，在市政府大楼涂鸦。

虽然这做法触犯了治安处罚条例，可跟法西斯主义并不直接挂钩。

实际上，涂鸦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有时被鼓吹成反抗专制的行为，和是否参加法西斯性质的组织没直接联系。

- Die Welle在体育竞赛中发挥的作用是负面的么？

他们只能被归入穿着统一服装的拉拉队性质，这和足球迷一样呀。

（为了自圆其说，只能设计一段攻击对手的行为）- Die Welle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也无法用坏来定义。

打跑几个小瘪三，或统一团队戏剧排练，die Welle甚至可以用积极来形容。

为了夸大die Welle的负面性，只能把负面情节重点编到一个人身上：偷藏枪械，无家可归，迷恋组织，最终自杀来制造本片高潮。

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精神失常学生的覆灭。

选题的立意是明显的，不过故事讲述起来是苍白的。

它有抄袭das Experiment的痕迹，不过在剧情设置上更差了一筹。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

熊培云一群大学生，衣着时尚，思想现代，老师问他们：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学生非常肯定地说：绝不可能，缺乏民众基础。

对于独裁这个问题，每个年轻人如同我们，大都抱着一脸无聊、淡漠，鄙夷的态度，对啊，我们学了这么多，怎么会钻进这个历史圈套。

老师笑笑：我们来体验一周的独裁。

一周后，这些学习过独立民主自强的学生都被洗脑了。

这个过程甚至是透明度的，连安利大法好都没有用。

一开始只是统一了衣服，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标志，接着我们要遵守同一原则——同进同退，再然后我们排斥所有集体以外的个人，最后就是集体主义大过天了——不惜一切手段惩罚所有的反对者。

集体意志最后越过了社会常识，践踏了道德底线。

更可怕的是这不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取材于社会事件。

把一群接受过高等教育、崇尚平等和自由的大学生集体洗脑成法西斯狂热分子，只要五天。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文化倒退的10年。

年轻人其实大都无法理解那种时代的错误。

那个年代的人其实并不是比我们更蠢。

时代下的风气，是每个人都未能幸免的。

我们不过是洪流中一朵浪花。

抗拒所有困难，面对时代的浪潮作出逆行姿态，能有几人做到？

我们生活在先进的21世纪，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判断力，可是依然不能免于被洗脑，我们总觉得自己足够聪明，经验足够丰富。

然而当专制和强迫换了一件外衣，大多数人就认不出来了。

在集体主义大于一切，少数服从多数的根深蒂固的理念指导下。

我们常常会放弃做自己，违心地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或者兴致高昂地做一个强大集体的一部分。

因我们对错误的认识从来也不够深刻，所以历史总是重演。

自由可贵吗？

那些支持希特勒的青年说：“感谢免于自由的自由。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人把脑子交给集体，才会安心。

自由可贵吗？

当我们的自尊心、自信心跌倒谷底，当我们心底某部分溃散，当我们失去一种安全感，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这种如同丧家之犬的自由又有什么用。

自由可贵吗？

可我更想伟大。

我们要追求最正确最宏大的价值观。

集体主义的“大”，硬生生碾压一个独立个体的“小”。

当我们对某一种社会认同过于追求时，我们会轻易放弃自由，丢弃作为一个个体的尊严，我们会做出荒唐的决定，会为集体利益鞠躬尽瘁。

即使这个集体除了能给予我们的，除了我们极度需求的安全感和认同感，其它都是狗屎。

浪潮是一个班集体的洗脑。

一个班集体对比整个社会观念，还是一座孤岛。

如果在时代之中，漂泊在信息大海的我们，也许更加难以辨认孰对孰错。

网络让信息传递迅速化也单一化。

我们读一样的新闻，看到同样的观点，最后发表同样的言论。

最后所有人都在追逐一个极致的统一，用群体思想代替个人思考，用群体意志代替个人勇气，用群体理念代替个人原则。

网络时代，我们一点也不孤单。

敲敲键盘，就能做正义汪洋的一朵浪花。

前有摇旗呐喊的张三，后有前仆后继的李四王五赵六。

也许有一天，我们汇合在一起就会变成那吞噬人性的浪潮。

--思考结论-我们要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和自己迷信的一切。

哦，这不就是常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是影评和笔记的分割线---读了一下水木丁老师关于浪潮的解读，她的文章重点在于，年轻人内心深处有深深的绝望，他们顺从于纳粹主义是为了免于自由的自由。

一无所有的人什么也不会想，拥有一些的人反而会想拥有更多。

所以他们在这个集体找到了强烈的归属感。

深陷泥潭之后的绝望，会被所有光明的出口吸引，哪怕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能拥有自己想要的，这种无力的自由并非是年轻人想要的。

年轻人需要真正的希望。

武志红老师对浪潮的解读，他的重点在于沟通，以及情感关系的纽带作用，和发泄出口。

人性深处真实的自私，让人在亲密关系中难以宣之于口。

但是有了集体意志，一切不伟大的都伟大了，一切不崇高的都崇高了。

我们对对方的指责可以嫁接在集体意志来合理地攻击对方。

我们那些暧昧不明的情绪可以嫁接在集体意志上找到出口。

我们否认真实，迷信崇高。

然而即使是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只要我们是将别人视为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

所以我总结一下浪潮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既需要正视自己，哪怕是丑陋的自己，也不能放弃真正的希望。

给予真实，给予希望。

再附加我男神的：给予智慧。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

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为什么普通德国人，如农民、银行雇员、教师和医生都宣称，他们并不知道屠杀犹太人的惨剧？

1967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柏莱中学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个学生问了历史老师罗恩•琼斯这样一个问题。

二战结束后，我们很快原谅日本，因我们当时持有的逻辑是，这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作孽，多数日本人民是无辜的。

作为受害者，我们有这种认识，而作为加害者，他们也会持有这种逻辑：像纳粹主义这么疯狂的事，是希特勒这个疯子及其一小撮党徒的事，广大德国人民是无辜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关于纳粹德国的研究不尽其数，说法也不尽其数，琼斯没有去加入研究的队伍，而是大胆地做了一个实验——在他的班上打造一个微型纳粹社会。

这个微型社会被命名为“第三浪”，从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结束，效果惊人到可怕的地步。

先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们变得更像是好学生，接着这个运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学校，从最初的30多名学生迅速发展到200多人，很多学生逃掉自己本来的课，而来上琼斯的课。

并且，这个仅诞生了几天的组织有非凡的凝聚力。

一个叫尼尔的学生给最好的朋友讲了“第三浪”的笑话，第二天，琼斯老师就当着全班人的面复述了这个笑话。

显然，最好的朋友出卖了他。

持续多年的友谊在这个新生的运动前是如此不堪一击，而这种出卖朋友的事已比比皆是，这令琼斯感到害怕。

星期五，琼斯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大会，给200多名“第三浪”的成员和支持者播放了纳粹德国的一个录像带，让大家明白，他们其实正在做同样的事。

自己竟然如此轻易地卷入纳粹主义，而且心甘情愿被琼斯控制，这令库柏莱中学的少年们感到羞耻，后来，他们再也不愿在别人面前谈起这个运动，就像德国人在二战后不愿谈论纳粹一样。

琼斯老师以这种方式回答了那个学生的问题，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琼斯老师发起的这个社会实验也震惊了美国乃至世界，这个活生生的实验显示，纳粹并非只是希特勒的事，也并非只是德国的事，实际上，它和我们大多数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纳粹，而且心甘情愿。

小标题：2008年，德国年轻的导演丹尼斯•甘赛尔将库柏莱中学的这场实验搬上了银幕，推出了电影《浪潮》。

除了将地点从美国换成德国外，基本保持了事件的真实性，当然也添加了一些夸张的戏剧色彩。

影片一开始，着力描绘了乏味的现实生活，每个地方都充斥着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做什么事情都既艰难又虚无，令人厌倦。

譬如，在进行话剧排练时，男主角兰迪“与时俱进地改进了歌词”，给本来挺正儿八经的故事添加了《新龙门客栈》的台词，女主角卡罗愤怒地说，她讨厌这些“三流武侠片”的调调，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譬如，在一场水球练习赛中，马尔科想展现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而不愿意把球传给锡南，结果失去了进攻良机，令他们的教练大发脾气，称他们根本不会打球。

譬如，在中学生汇聚的酒吧里，不安的青春在性、酒精和虚无中张扬，一个少年诉说：“当今的人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

”另一个少年则回应说，你知道google上搜索量最多的是谁？

帕丽斯•希尔顿！

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这样过下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地的高中开始一个“活动周”，而赖讷•文格尔老师得到了一个新的教学任务——向学生们教授关于独裁政治的课。

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本来赖讷准备教授的是无政府主义，但他的同事维兰德老师捷足先登，提前备了课，赖讷被迫去教他并不想教的课。

来上课的学生们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来上独裁政治的课，并不是因为想上这个课，而是因为这个课好拿学分。

为了让学生们活跃一些，赖讷不得不屡次对学生们说“拜托，这是你们的选择”，以求学生们能积极回答一些问题，讲一下他们对独裁政治的看法。

赖讷的逼问令一些学生表达了反感，他们不想谈独裁政治，更不想谈自己祖先所创造的第三帝国。

一个学生说：“这种事反正不会再发生了。

”另一个学生则说：“又不是我们做的，为什么非得没完没了地背着负罪感”他们是在说，什么独裁政治，什么纳粹帝国，这都是过去，不会再在德国发生了，所以跟我们没关系，最多只是一个知识上的探讨罢了。

听到学生们这么说，赖讷更较真了，他问到：“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看到学生们纷纷点头，赖讷的神情变得更为郑重，他做了一个决定，随即宣布课间休息。

小标题：重新开始上课后，学生们发现，他们的座位被调整了，以前随心所欲的、混乱的教室变得整整齐齐。

前不久跳楼自杀的陈琳在她的成名作《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中，一遍又一遍地唱道：“爱我就要爱得清楚。

”清楚，是我们的一种很常见的追求。

在一个清楚的秩序下，赖讷老师开始了他的社会实验——让学生们实际体验纳粹主义。

他先问学生们，独裁专制的特征是什么，然后在班级中实现这一特征。

有意思的是，实现任何一个特征时，他使用的都是选举的方式。

选举是民主标志，而希特勒正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独裁政治的最明显特征是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谁该是这个班的领袖？

富家子弟、小混混头目凯文很感兴趣，但大家选择了赖讷老师。

既然是领袖了，就不能再直呼其名，所以赖讷要求学生们以后称呼他“文格尔先生”。

纪律也是独裁政治的特征之一，赖讷也要求学生们遵守纪律，譬如端正坐姿、提问时起立……团结也是一个重要特征，文格尔先生说，必须打造班集体的凝聚力，他正是出于这个考虑重新安排了座位，打破他们固有的小团体，差生和优秀生坐在一起相互帮助，甚至考试时也不例外，班集体的荣誉胜于一切。

铸造团结的一个好办法是树立一个敌人，文格尔先生让学生们起立，一齐踏步走。

为了调动学生们的情绪，文格尔说，维兰德的无政府课就在我们楼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的灰去吧！

”学生们大笑，踏得更整齐更用力。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细节，但这个细节中的逻辑——用敌对的方法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区别开来——其实就是纳粹的逻辑，进一步发展下去，扩展到整个种族的层面，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

赖讷让学生们积极思考，一个集体如何区别于另一个集体。

学生们想到了很多方面。

得有一个醒目的名称。

很多学生提出了很多名称，通过选举，马尔科提出的“浪潮”得到了最多票数，成了这个集体的名称。

要有一套制服。

关于制服有很多好处，利萨说：“每天早上起来，为穿什么绞尽脑汁，制服排除了这种痛苦。

”制服是赖讷有意推出的，最后他没有通过选择而自己敲定了制服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最常有的白衬衫和牛仔裤。

要有一套醒目的口号。

这个也是赖讷想好的，共三句：团结铸造力量！

纪律铸造力量！

行动铸造力量！

要有专属于自己的标志。

一个学生创造的标志被通过了，就是一个浪花。

要有一个特别的手势。

小胖子邦贝发明了一个手势，也像是一个浪花。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浪潮班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集体，并在学生们心中掀起了巨浪，他们身上原来那种懒惰的、一盘散沙的、随心所欲的、令人厌倦的个人主义消失了，很快被积极进取的团队精神所取代。

小标题：最能体会到浪潮好处的是“软脚虾”蒂姆，他性情软弱，没有朋友，总被人欺负，常用送大麻等讨好的方式与别人亲近。

但浪潮改变了这种局面，当两个小混混向他索要大麻时，浪潮班的两个男生过来救了他，还留了电话给他。

但比起这种现实的好处来，更重要的好处是，他找到了归属感。

在他自己家中，父亲冷酷而母亲冷漠，他与他们没有链接感，他对这个家也没有归属感。

至于以前的班级，他只是形式上属于班级，但因没有人尊重他，他与班级的同学仍没有链接感，这令他对班级也一样没有归属感。

但现在，他属于浪潮的一员，浪潮是平等的，浪潮是友爱的……他是这个卓越集体的一员！

找到对浪潮的归属感后，蒂姆对家庭、大众文化的微弱认同感就消失了，他爱上了白衬衫和牛仔裤，而将以前的耐克、阿迪达斯等名牌服装付之一炬。

马尔科也找到了归属感。

与边缘化的蒂姆不同，他是好学生，有漂亮女友卡罗，是水球队成员，在同学中也颇有威望。

但他没有家，他是寄养在卡罗家。

虽然卡罗的父母很关爱他，将他视为家庭一分子而接纳他，但他仍缺乏归属感。

现在，他有了浪潮。

浪潮对他意义非凡，毕竟浪潮这个名字都是他马尔科提出来的，他不仅仅是浪潮的一分子，他还是这个运动的重量级人物。

所以，他和卡罗有这样一段对话：马尔科：“浪潮对我意义深远。

” 　　卡罗：“什么意义？

　　马尔科：“归属感……你也清楚，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我没有。

”土耳其裔的锡南则从浪潮中找到了价值感，他感叹说：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

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生活重新有了意义”，对于处于彷徨的青春期的孩子们而言，这真是非凡的进步。

并且，不仅浪潮的成员们感受到了生命意义，家长们也发现了。

一个家长对女校长说，感谢赖讷老师，他的孩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而，当赖讷在老师中被孤立时，女校长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归属感、意义感等等，或许是浪潮最重要的好处。

心里有了这些感觉后，生命看起来就变得不大一样了。

然而，通过对一个纳粹式集体的超级认同而获得归属感和意义感等重要的生命感觉，这有巨大的副作用。

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排外，而浪潮这个只有几天生命力的组织，也充分展现出了它排外的一面。

当文格尔先生鼓动他的学生们使劲踏步好让楼下无政府班的人去吃天花板的灰时，排外已经开始了。

影片中关于排外的经典一幕是，卡罗的弟弟和伙伴守住学校门口，如果有谁打不出浪潮的手势，他们就不让谁进学校。

看到这一幕时，卡罗觉得，浪潮已经失控了。

文格尔先生创造了浪潮，但浪潮并不是总在他控制中，失控早已发生。

当他用口号“行动铸造力量”鼓动学生们为浪潮这个班集体做些什么时，他们不仅仅是在学校中做一些“为了浪潮”的事，他们还试图将浪潮的影响力扩展到整个城市。

他们用一个晚上将浪潮的标志标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角落，而“软脚虾”蒂姆更是做了非同寻常的事——他在一栋标志性的建筑上涂上了一个大大的浪潮的标志。

通过这一标志性的方式，浪潮“占据”了整个城市。

更准确的说法是，浪潮的成员们占据了整个城市。

我们都想影响别人乃至世界，但假若不借助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甚至都没有制造影响的勇气。

例如蒂姆，假若不是“为了浪潮”，他断没有勇气爬到那栋高楼上涂上超大号的浪潮标志，而他的同学们也未必有勇气将浪潮的标志涂到黑帮的标志之上。

蒂姆还喜欢枪，他随身携带着一把手枪。

然而，假若没有“为了浪潮”这个说法，他喜欢枪和持有枪，就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少年，但假若蒂姆是“为了浪潮”而喜欢枪和持有枪呢？

那意味儿就完全不同了，他将不再是一个家庭和社会的弃儿，也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少年，而是一个英雄。

他不仅是属于浪潮，而且还是浪潮的标志性人物，浪潮的拯救者。

假若再发展下去，甚至事情反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浪潮将属于他。

小标题：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在他的著作《我与你》中写道，只要我们是将别人视为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

蒂姆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嗅到这种危险。

导演着意刻画蒂姆的戏剧性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让观众可以看到这种危险。

不过，假若导演只会使用这种戏剧化的情节安排，那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导演，这部电影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欢虚张声势的二流电影，真正令这部电影进入一流电影行列的，是导演对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细节的刻画。

浪潮实验开展的第一天晚上，文格尔先生有些兴奋，他在家里电脑上看一些资料，想为第二天的课程做些准备。

同为老师的文格尔太太回到家，一如既往地喊“宝贝”，但“宝贝”没有像以往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

她有些纳罕，当进入房间看到丈夫投入地看电脑时，她说，琪琪和亚历山大都是老师，关系越来越紧张，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他们那样。

这句不起眼的话中，隐藏着危险。

本来，文格尔太太是对先生没有像以前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而有点不高兴，她真正关心的是这件事，但她没谈这件事，而是讲了她对别人的事的担心。

文格尔先生仍然投入在自己的事情中，她走过去，看到文格尔先生在研究青少年心理学和制服，她已知道了丈夫在做什么。

这时，她诱惑丈夫说，别研究那些制服了，我也有制服可以给你研究。

接着，她将电脑里的护士服调了出来。

她调情成功了，令文格尔先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工作。

这是两个人意志的一个小小的较量。

文格尔先生此时的意志是，他想让第二天的课程更好，所以他要好好备课。

文格尔太太此时的意志是，她希望先生能像以前那样用热情的方式回应她。

当然，她成功了。

但我忍不住在想，当文格尔先生抱着太太走向卧室时，他心中想的到底是性爱还是他的激动人心的课程？

马尔科和卡罗有类似的故事发生，只是，那个想挑动性欲的人失败了。

卡罗的民主而开放父母当着卡罗和马尔科的面调情，热情地抚摸彼此，男人对女人说：“我们也来一个活动周。

”同处于这样一个场景，卡罗和马尔科有了不同的生命感觉和身体反应。

没有父母的马尔科觉得，这对父母太恩爱了，他喜欢他们这样，而他自己的性欲也被挑起。

但卡罗不同，她知道父母并不像他们表现得这么恩爱，她看到父母当着他们的面这样做表面文章而感到反感。

等回到他们的卧室后，马尔科对卡罗说，我们也活动活动。

但卡罗说，我没有兴趣，我们计划一下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事情吧。

此时，卡罗的意志是，我们计划一下去巴塞罗那的事情，而马尔科的意志是性爱。

卡罗没有顺从马尔科的意志，马尔科也不想顺从卡罗的意志，他说，我要去训练，甩门离去了。

这种冲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比比皆是。

谁都有自己的意志，而谁都想别人顺从自己的意志，并且就算自己想顺从对方的意志，也未必能知道对方的意志是什么……所以，冲突会不断产生。

怎么处理这些琐细的冲突，是决定一个亲密关系是否幸福的关键。

小标题：那么，该怎么处理这种琐细的冲突呢？

至少一个原则是，就事论事。

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就谈事情A好了。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办法恰恰就是，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我去谈事情B，或者，在事情B发生时，我借事情B去谈事情A。

文格尔太太是这样做的，马尔科也是这样做的。

文格尔太太借性感让丈夫顺从了自己的意志，实现了她的渴望——我叫你“宝贝”时你要亲密回应。

马尔科没有这么聪明，他使用的B是极具杀伤力的。

作为实验班的“元首”，文格尔先生规定的制服是白衬衫和牛仔裤。

卡罗不想穿白衬衫，第二天穿着红T恤去了学校。

去学校的路上，马尔科说，你之所以不穿白衬衫，是因为你正是文格尔先生所说的那种人物——自私。

也许，他最想说的是，我想和你做爱时，你拒绝了我，你真自私。

但是，他当时不能理直气壮地这样说，因为他的要求缺乏正确、伟大的含义，假若那时直接说卡罗自私，那势必意味着他一样自私，为什么非得要卡罗顺从他的意志，而他就不能顺从卡罗的意志呢？

所以，当时他只能找一个不那么伟大的借口B——我要去训练——而表达了他在事情A上的不满。

但现在，有了浪潮，那就不一样了。

浪潮不只是我和你的，浪潮是我们几十个人的，你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不为我的意志做牺牲，你总可以为这个集体牺牲吧？

你做不到，所以你看，卡罗，你是多么自私啊！

通过“为了浪潮”这个要正确、伟大很多的名义，马尔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卡罗，而且这种指责看起来是那么正确。

我这样分析，或许看起来未免是太琐碎了，太小肚鸡肠了，但可以看到，这正是导演的功力所在，他几乎没有浪费任何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与其他细节串连在一起的，每一个后面的细节都有前面的细节做铺垫。

利萨是卡罗的好友，一直以来，她羡慕卡罗的美貌，羡慕卡罗有一个优秀的男友，而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但她是好人，她不能直接表达对卡罗的羡慕，也不能表达对卡罗的怨气——好人们都有的那种怨气——“我这么在乎你，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

”但是，借助“为了浪潮”的名义，她可以攻击卡罗了。

利萨对卡罗的攻击引发了马尔科更深的怨气。

他对利萨说，为什么我非得和她去西班牙，说不定去了她会再找一个新男友而把我甩了。

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冲突，马尔科想亲热而卡罗当时没兴致，但这个小冲突延伸下去，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冲突。

既然那时你没有尊重我的意志，那么那时你的意志我也一样不会尊重。

西班牙，为什么要去西班牙呢？

你不听我的，我为什么要听你？！

想一想，这种冲突的延伸，或者说，意志较量的延伸，在你的生活中是何等常见，而它又是怎样逐渐浇灭了你亲密关系中的火焰。

小标题：因为种种原因，对很多人而言，为一个细腻的感情事件负细腻的责任，体会到其中模糊、温暖而柔弱的情感体验，这真的很不容易。

相比之下，我们宁愿找一些粗糙的、但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其实是借口，好让别人服从自己，好让自己相信，自己那些意志是正确的。

因为戏剧排练的事，卡罗和利萨发生了冲突。

利萨不谈排练的事，而说“你发火是因为浪潮没有按照你的指挥发展”。

一切都是因为浪潮，浪潮就像是一个黑洞，把一切差异吸进去抹平，最后只归结为两点——你是“为了浪潮”还是为了你自己？

这样吵架的话，会变得容易很多，但总这样说话，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粗糙，离事情本身就越来越远。

国内导演极少能达到《浪潮》这种水准，或许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粗糙话的历史，实在太久远了。

通过一次又一次共同谴责卡罗，利萨和马尔科越走越近，在一个聚会上，利萨对马尔科有了暧昧，这种暧昧，如果什么前提都没有，就意味着背叛，而一旦加上“为了浪潮”的前提，就显得义正词严多了，至于其中那些难以言说的模糊的感受，就可以不必理会了。

所以，一贯做好人的利萨，也可以主动去亲吻马尔科了。

但细腻的情感终究还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当马尔科发现自己即将失去卡罗时，他清醒了过来，去找文格尔先生，要求他终止浪潮运动。

文格尔先生同样也面临着即将失去太太的危险，所以马尔科的愿望最终实现了，持续了一星期的浪潮运动终于结束，但代价是，已将浪潮视为一切的蒂姆自杀了。

蒂姆什么都没有，所以放不下浪潮。

假若文格尔先生没有太太，而马尔科也没有卡罗，那么他们会不会和蒂姆一样放不下浪潮呢？

历史的回答是“yes”，将纳粹推行到底的希特勒，以及类似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们的感情世界，的确是空白的。

尽管希特勒有爱娃，但据说他从来没和爱娃做爱，爱娃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木偶而已。

文格尔先生问马尔科：你打了卡罗？

为什么？

马尔科回答：我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我变了一个人。

我爱卡罗，但我还是打了她。

在我看来，马尔科之所以变了一个人，是因为他太多使用“为了浪潮”的借口，而远离了自己。

其实，任何一个人随意使用那些伟大的名义，都意味着会远离自己。

宣布结束浪潮运动前，文格尔先生还装成元首的样子，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使用了很多伟大的名义，譬如德国不能做全球化的输家、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的源头是不公正、富人可耻等，这都是一些常见的伟大名义，也即借口。

在生活中，更常使用的伟大名义也有很多。

例如“为了孩子”，大人吵架时，不去理会彼此的细腻感受，而宣称“为了孩子”；例如金钱，两口子吵架可能会说，一切都是因为金钱；例如才华，一个人会认为，我这么有才华，别人不接纳我，那一定是对方的问题；……如果想彻底远离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纳粹主义，我们必须远离这种粗糙的话语，而要回到每一起事件发生时的细腻感受。

当这样做时，我们就与自己内心取得了联系，这是我们立在这个世界上的根本。

关于《浪潮》德国人对于二战有深深的负罪感，所以本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德国人把它拿去改编，成了自己的民族反思。

而我们中国同样有一段诡谲的历史。

官方话语对此极力回避，而民间话语则恰恰相反，极其敏感——这也许是对官方的反抗——于是看到《浪潮》，我们毫不犹豫地High了。

德国人给自己的电影贴上了标签：“极权政治反思”；我们则从观影过程中获得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

只是，这种快感是否真实？

德国人的负罪感过于沉重，这有时候让他们太敏感，对一些东西过度诠释；我们的官方话语过于强大，而它对那段历史的回避很让人愤懑，于是有时我们寻找突破口时不顾对象。

刚看完电影的那种压抑的兴奋感平息后，我们再来仔细审视《浪潮》，似乎可以问：从“展现极权主义的可怕”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否合适？

或者说，哪怕也许导演的目的便是表现极权主义的可怕，但电影最后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么？

当站在批判极权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部电影时，我们很难解释为何那帮德国中学生只不过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统一着装便会陷入集体的狂热；而我们这些光荣正确、从小便坐姿端正、一直都穿着大麻袋一样校服的“红旗下的蛋”却不会对我们的班主任顶礼膜拜。

当只着眼于极权政治对人理性和自由的剥夺时，我们很难解释的是：为何人们要这么做——为何明知道有问题还要往屁颠屁颠往集体里钻——要知道，哪怕经历过纳粹，哪怕它一直都有专制传统，相对而言德国也是个民主、自由氛围比我们深厚得多的国家。

同时，这个名为“浪潮”的可以被称得上“新纳粹”的运动，它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蒂姆最后杀人、杀己。

然而，蒂姆本身便有心理缺陷。

而他最后开枪，不是因为在“浪潮”的裹挟下身不由己，而恰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浪潮即将解散、自己的人生没了寄托从而心理崩溃，导致了悲剧。

二战悲剧对人的伦理观造成巨大冲击。

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极权政治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的观点。

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人不思考，只为了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中尽职而造成的恶。

她写道：“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平庸的恶”是一种肤浅的恶，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任何深度的恶。

假如影片里，马可真在浪潮成员的一片喊杀声中被伤害或杀死，那才真正表现了极权政治的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平庸的恶”。

幸运的是，浪潮在这时候戛然而止了。

文戈尔老师及时提醒大家：这么做便是纳粹。

而蒂姆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接受自己所倾心的“集体”就此消失，从而精神崩溃，酿成了惨剧。

如果我们将蒂姆造成的悲剧当作极权的恶，不仅张冠李戴，而且还消解了极权的恶的真正含义。

因为若如此则这意味着，极权之所以会造成罪恶，是因为有社会上的失败者存在，是因为有精神失常者存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潮》对极权的批判是无力的，或者说，没有达到它应该可以达到的高度。

这并不是说电影表现了一些似乎是极权政治好的方面，比如说能让人们团结一起“办大事”,给了人家的感觉、让找到了归属感等等。

实际上，这些恰好是极权政治应有之义。

“严酷的专制统治，它的灵感可以来自温馨的家庭观念”（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极权社会的宣传展露出率真的微笑，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家庭’。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影片真正的无力在于，作为一部旨在反映极权政治的电影，它所展现出了最大悲剧，却与极权政治没有太大的联系。

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极权的可怖，而是人的虚弱。

1967年，美国教师Ron Jones在学生中作实验，看是否能建立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浪潮》所描述。

只是当时并没有死人，实验在失控边缘停止了。

事后，Ron 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不单在评论《浪潮》时人们会提到这个实验，但人们在提到它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Ron Jones的那段话给忽视掉。

因为这段话会让Jones的实验变得复杂、不纯粹，它会让我们在评价这个实验时要有更多的顾虑和思考，而无法甩开膀子就此事向极权主义直接开炮。

然而，孤独和无助对人心灵的啃啮往往超出我们预料。

所以对于极权政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其罪恶上，Jones的那段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

实际上，哪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和西伯利亚冰原上以及几十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烂熟于心，今天的我们也未必可以抵挡住极权政治的诱惑。

因为当我们虚弱不堪时，“家庭的温暖”显而易见，而制度的恶不但隐藏极深，而且似乎最后还可以为个人开脱责任。

哈耶克在论述人们为了一些福利而放弃自由选择计划经济是愚蠢的时，曾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然而这是个几乎人人都懂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道理，人往往比自己所想象的要短视、犯贱。

《浪潮》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

但除了让我们得以享受话语的狂欢、表达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之外，“为何一群喝着自由主义的奶长大的中学生会如此轻易地被极权政治所俘获”这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系列的标签和跟风的喝彩、甚至无谓的谩骂声中被忽视掉。

难道中国观众们没有感觉到，这部片子反映的故事，和我们在中国受教育的经历恰恰相反吗？？

我很惊讶于《浪潮》这样的片子，在中国能受到认同。

我给片子打1分，其实片子本身是值5分的（满分十分），但是因为豆瓣评分人的审美，我要给这部片子减四分。

《浪潮》里面的学生在活动周中，接触了他们原本想都不敢想的训练，他们要穿制服，上课要起立回答问题，在课桌上要求坐直坐好，对待老师不能直呼其名。

呵呵了，那就是过了一周正常中国小学生的生活，然后他们燃了！！！

他们被这种方式感染了！！

噢闹，每一个中国观众，都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拍这个导演一脸！

这种事怎么可能让学生燃了呢！

导演难道是没有过童年和青春期吗，不知道年轻人最害怕的就是显示不出来自己的个性吗。

浪潮里这种事情在中国天天变本加厉的上演着，我们的高中时的老师自己也承认，高中就是文明监狱，学生五点多起床，接着就是一个小时的早自习、跑操，吃饭仅有十几分钟。

不穿校服，回家；留长头发，回家；逃课，回家；谈恋爱，处分；玩手机，没收；顶撞老师，把你家长叫过来！

每天自习都有课班干部拿着小本子，记录着谁和谁交头接耳，谁和谁在看闲书。

班级之间分数要各种比较，他们脱离不了集体，也施展不了自己，学着自己根本不想学的东西，日复一日的熬着。

学生们燃了吗？

所以学生走个原地踏步就被集体的力量感动了的时候，我真笑了，《浪潮》的主创，你们知道独裁是什么味道吗？

回到影片的本身来吧。

这个片子的人物塑造相当失败，每个人物都单薄的可怕。

其实我们都深有体会，活到十大几岁二十岁的每个人，都是有对世界相对完整的认知的，绝不可能对“集体”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相信《浪潮》里一个班的人都没玩过需要协作的游戏，CS也好，篮球也罢，最基本的集体意识不可能没有，所以非要我认为这整个班的人人格都不健全，才能赞赏这个片子的构思。

再比如在影片最后持枪的男生，影片开始就毫无铺垫的给了他一个“文格尔先生”死忠粉的形象，所以他上过两节课之后可以烧掉自己所有的衣服来显示和过去诀别，可以轻易的掏枪指向仅仅发生了口角的人。

这个人物的人格也算是脆弱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再说文格尔先生，作为一个讨论“独裁”的片子，他在其中扮演的是“独裁者”的角色，不得不说他的魅力实在是配不上。

口中喊着“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完全没有力量的肤浅口号，就可以笼络这么多学生，导演你真是够了。

作为“独裁者”，连“浪潮”这个社团名称都是投票投出来的，你的独裁又体现在哪里呢。

作为统治者，连这个组织的发展状况都不知情，更控制不了成员的行为，又怎么统治呢。

所以与其说片子里上演了独裁，不如说上演了一场普通的学生社团的失控。

影片最后一节课的场景是影片中唯一有些煽动性的场面，如果观众仅仅是受角色这些台词的影响，就给出这部影片接近九分的评分，我认为观众们真的应该想想什么样的片子才是真正出色的。

　　1967年4月，加利福尼亚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历史课，教师Ron Jones给学生们讲第三帝国部分。

一个学生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Ron Jones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

他要重建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

星期一，他站在讲台前，不同于以往，他开始向他的班级下达命令。

　　他命令他的学生，端正坐姿，抬头挺胸直背，双脚平放，双手背后。

接下来的是速度训练：起立，坐下，一遍遍重复。

他让学生阅读文章，接着开展讨论，但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想发言的人必须起立，站到桌旁，先说“Jones先生”，然后才允许发言。

发言时必须言简意赅，口齿清楚。

谁要是回答的时候心不在焉、随便应付，就必须重新回答一遍，甚至不断重复。

　　Jones 渐渐对结果感到惊讶。

捣蛋鬼变成了榜样，他们的勇于发言，见解独特，答案明确。

回答问题的也不再仅仅是那几张老面孔，无论是问题还是答案的水准有了惊人的提高。

学生们注意力更集中，听讲也更专心。

　　星期二，他踏入教室，迎接他的是一片肃静。

所有人在课桌后坐得笔直，虽然并没有人这么要求。

Ron Jones在黑板上写下：“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然后开始讲课。

学生们认真听讲。

下课时，他用手做了一个简短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先向上，再向下滑出一个曲线。

一个波浪。

Jones把这个手势定为班级的问候礼。

在学校里和大街上用这个手势表明身份，身为这场运动的一份子。

　　接下来的几天，Jones仔细观察校园里的一举一动。

在咖啡厅、图书馆、体操馆里，学生们见面时用“浪潮”手势打招呼。

这个实验已从教室扩展到了整个校园。

　　星期三，Jones分发了成员卡，其中三张上有一个红色的叉。

拿到这三张卡的人被委以特殊的使命：检举不遵守“浪潮”规定的人。

随后，Jones又开始“布道”了，从行动，投身集体，一直说到自我堕落。

他被他自己的话感染了，他摇摆于领袖和老师的双重角色之间。

他为他充满干劲的学生骄傲，为他们的成绩骄傲，为他们的团结骄傲，他为他自己骄傲。

　　紧接着，告密的风潮到来了。

他只委派了3个学生检举批评者和反对者。

结果却来了20个人。

他们毫无保留地告发他们拿“浪潮”开玩笑的朋友，出卖他们对“浪潮”表示怀疑的父母。

一切为了集体的利益。

这场运动在三天之内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全部。

　　星期四，课堂里的人数已从30人涨到了80人。

新来的都逃掉了原本应去的课。

Jones宣布，“第三浪”是全国性青年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促进国内政治体制变革。

星期五中午12点，将会由总统候选人正式宣布组织的成立。

　　星期五中午，学校大礼堂。

超过200名学生笔直地端坐在那里，天花板上挂满了 “第三浪” 宽大的横幅。

Jones作了简短的致辞，200只手臂对着他举起，做了“浪潮”问候礼。

这场实验只进行了五天，却是漫长的五天。

　　礼堂内，Ron Jones打开一台电视。

出现的只有雪花。

学生们等待着。

他们已经习惯了纪律和服从。

几分钟后，终于有人问道：“不存在什么领袖，对不对？

”礼堂里炸开了锅。

Jones开始讲话，带着自责：“没错，但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Jones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

Ron Jones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

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今年，德国将这个事件拍成了电影——《浪潮》。

为什么是德国？

太可以理解了，我想，那应该出于德国人内心深处对极权重来的恐惧感。

　　影片忠实还原了这个历史事件，只是将其转移到了当代的德国。

还是一样的方式：强调纪律、说话要举手并站起来、波浪手势、统一的服装，只除了告密——可能是不愿意让孩子们出丑，德国人回避了这一点。

　　但德国的版本比美国走的远得多，孩子们全心投入到这场运动当中，他们排挤所有反对者，然后发展到排挤不忠诚者；他们狂热地推广他们的标志、他们的团体，尽管这团体究竟在从事什么“有意义的事”他们自己并不清楚；他们中出现了狂热者，抛弃了自己旧有的一切，从服装到家庭到生活方式，只追随领袖——教师文格尔。

在影片的最后，教师文格尔的布道把运动推向了高潮，当他喊“把叛徒押上来”时，处在狂热状态的孩子们做好了采取暴力手段的准备，直至老师棒喝住了，他们终于开始猛醒自己的行为。

　　与现实版不同的是，德国的浪潮没能平和中止，运动发展到那个程度，已经不是领袖文格尔所能控制。

他带头反省了这一切，宣布了运动的终结，却无法得到学生们同样的认可。

狂热者幻灭了，他无法接受这一切，他掏出原本用于保护这个组织的抢，枪击了同学，也杀害了自己。

而教师文格尔因此入狱。

　　局外人难以想象这样简单的行动带给人的影响力，文格尔让大家写的对这场运动的感想阐述了其中奥秘：蒂姆是个失败者，生活中总是被人欺负，家里没有人重视他，学校里没有人看得起他。

浪潮给了他力量，给了他机会，他可以凭借对运动的积极——做网页、爬到大楼上去刷标志——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给了他归属感，填补了他心里一切空的地方，也因此使他成为了狂热者；莉萨是个不聪明、不漂亮的胖女孩，一直是漂亮女孩的陪衬人，浪潮消除了个体的差异，使她不再感觉到比较中的痛苦；丹尼斯是土耳其移民，生活中一直体会到歧视，浪潮将他和其他人成为一个集体，使他体会到平等的感觉；马尔科从小没有父母，没有幸福的家庭，而浪潮给了他存在于一个集体当中，有被人关心的感觉……　　包括教师兼领袖文格尔本身，也是内心里存在失败感，他是自考的文凭，却娶了一个硕士学位的老婆，尽管老婆从未有什么表示，但他自己一直很自卑。

这场运动，给了他成就感，让他感到不凡，所以会让他一度无法自拔，甚至不愿意终止它，终于令它发展到失控。

　　法西斯究竟是什么，影片通过这个小实验，为大家作了生动的阐述——它不是什么高深的、残酷的、非人的理论，它就随时匿藏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身体里，它利用我们的软弱，利用我们对崇高与强大的期待，随时准备抓住我们，打开我们人性中对恶的控制的闸门，随时把我们推向以崇高的名义从事暴力的道路。

清醒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人们是那么容易被煽动！

　　从1967年到2007年（影片的拍摄时间），时代变化，但人性中的元素仍是一样，法西斯的阴影并不比上世纪30年代更少，同样的伎俩仍可以呼唤出同样的魔鬼。

这，是这部片子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怎么警醒也不为过的。

首先，这是一场典型的病毒营销案例。

1.目的每个商业活动都应该是有目的的，这样才能保证效率，尤其是营销活动。

病毒营销一定是指事先设计的带有目的性的活动，后期的政策都是围绕这个目的开展的。

《浪》的目的性：让学生亲身体会独裁政治，证明我们也会成为纳粹。

2.定位市场营销讲求市场细分，每个产品、品牌所针对的消费者是有限的，只有把目标消费者确定了，才能开展有效的营销。

病毒营销在这一点上对初始阶段的精度要求很高。

《浪》被动接受了目标市场，细分市场消费者的特点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和一致性，达到了高精度要求。

3.需求需求带来动机，动机促生行为。

选择目标市场后，对目标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分析，然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营销政策。

《浪》的目标群体是迷茫的一代，缺乏归属感，强调个体却找不到方向，同时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且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酒精、烟、性、毒品还有语言都充分的凸显出这样的需求）。

4.措施病毒营销一般是由一个切入点进入，然后通过一些措施激发消费者的主动参与，口口相传，达到快速宣传的效果。

《浪》开始通过与惯例不同的措施，比如称呼、起立回答问题、原地踏步，而这样一些行为激起了学生的好奇，而立竿见影获得的外部关注也满足了学生的虚荣心为下一步的行为带来的动力。

过程中学生参与了每一个环节，从讨论、名称、标志、网络等等，老师通过引导将集体的概念渗透到行为中并不断纠偏。

不断的互动、激励，使这样的影响力扩展到课堂之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5.启示病毒营销和“浪潮”具体极为相似的特征，速度快、范围广、效果显著，但也具有同样的缺陷，难以控制。

“浪潮”到最后就失去了控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结果。

病毒营销需要控制吗？

答案是肯定了，别忘了病毒营销是一场有目的的活动，而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过程控制、收尾控制是实现营销目标的关键所在，《蝙蝠侠：黑暗骑士》的影前营销就是对过程控制的典范，网上寻宝、环环相扣、结果激励保证了效果，而王老吉在汶川地震后捐款1亿后开展的病毒式传播的事件营销，在最后收尾阶段爆出丑闻使营销效果大打折扣。

《浪》最后的悲剧在于过程的严重失控——甚至“元首”对事态的发展毫不知情，最后导致收尾阶段的意外。

其次，这是一次效果效果百分百的培训。

1.企业培训的一般流程：需求-培训设计-实施-评估。

2.团队培训是企业培训中常见项目，或单项实施或与渗透到其他项目中；团队培训外在表现很明显：成立团队，包括队名、队标、队旗、队长，统一服装，统一的行为。

3.常见的团队培训是拓展训练，学名叫体验式培训，除了第二点的内容还包括团队游戏，通过参与体验进行学习，并在最后就体验进行分享。

4.《浪》从形式上极为相似，甚至包括最后的分享，那么又有什么启示呢？

第一，培训能够对行为产生影响的；第二，需求为先；第三，员工参加培训的收获取决于其投入程度，参与程度，一方面被培训者要为自己的成长负责，另一方面教官应当不断的引导学员参与培训；第四，拓展训练本就源自军队。

最后，这一次管理实践。

1.管理风格没有对错，只有适合程度。

对知识型员工不适合采用独裁管理，但对素质不高、阅历不多的员工采用独裁管理风格效果会更好；另外这也受大环境影响。

2.管理者要可畏可亲可敬（朱新礼）。

工作上可畏，生活中可亲。

3.再独裁也不能忽视制度的力量。

《浪》中虽然没有文字的制度，实际上也形成了一些规则，并在潜移默化中执行。

4.主动性。

主动管理，主动参与被管理。

如果说有的人在职场中一无是处却平步青云，那么他至少具有高人一等的主动性。

转两篇文。

一. 真实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心理学上一项著名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由社会心理学家P. Zimbardo在1973年所主导的，他先以标准的生理与心理测验，挑选了22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志愿大学生，进行监狱模拟的实验。

　　二十二位男性大学生，随机地被指派扮演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扮演警卫者都穿上卡其制服，戴上反光太阳眼镜，并配戴有警棍与警哨。

扮演囚犯的学生则穿上棉制工作服，脚穿塑胶脱鞋，并以铁链拴住两脚。

警卫可以各种方法来维持监狱的秩序，但绝对不可以打人。

　随着时间的演变，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渐渐出现，例如：警卫对待囚犯的限制与管束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残忍；他们限制了囚犯的食物供给及休息时间，接着管制不听话或态度不佳的囚犯不准刷牙、不准上厕所；甚至用连坐法及群体的压力来管束特殊份子或不顺从者。

警卫们更不时地设计一些新招式来使囚犯觉得不舒服或耻辱，不仅剥夺了学生囚犯的基本自由，而且也剥夺了他们的自尊感。

更令人惊讶的是，连囚犯们也似乎忘了他们只不过是在进行一项心理实验，有些人开始暗自悲伤，有些人出现激烈的情绪起伏，有些人被动地与警卫对抗，有些人甚至想到要逃狱，但就是少有人想到要中止实验。

　原本计画要进行两个星期的实验，由于警卫对囚犯的虐待，及囚犯的过度投入，情况逐渐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不得不于第六天叫停。

在这一个实验中，大学生只是随机地被指派担任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但在六天的实验中，受试者都强烈地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地去扮演他们被指定的角色。

许多担任警卫角色的学生报告，他们很讶异自己是那么地容易就以控制他人为乐，当他们穿上警卫制服时，就自然地使他们从被动的大学生转变为富有攻击性的监狱警卫。

担任囚犯的学生，则讶异自己只会在情绪上起波动，被动地顺从或反抗警卫的管束及处罚，而忘了这只是演戏。

实验结束：　　 斯坦福实验在1971年8月20号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

实验的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

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

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

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

　　 　　 Zimbardo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

　　 　　 Erich Fromm，这项实验的反对者，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在被监禁时人们的个性如何引导行为的报告。

他采用了纳粹集中营的例子，得出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反的结论。

　　 　　 不管结论怎样，由于不道德性和缺乏科学性（Zimbardo不再是中立的观察者，而是作为监督者影响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受到广泛的批评。

```````````````````````````````hun ge xian``````````````````````````````````1.斯坦福监狱实验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A3NjQ5NTY=.html2.参考影片：死亡实验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9510/3.实验证明该片所设计的一周的时间跨度有效合理。

```````````````````````````````hun ge xian``````````````````````````````````二.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六十年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回眸作者：孟钟捷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各地已陆续开始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作为当年的战争发起者、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十分自然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不带半点扭捏，也没有任何尴尬。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德国已经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战争罪责”在德国绝不是一个讳言的话题，近年来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举更让人看到德意志人惯有的民族自豪感。

这条夹杂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认为，这是同六十年来德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密不可分。

以下笔者借助“第三帝国史”研究的简单回顾，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一、“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的变化 1945年至今，德国史学界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历史观上的重大变革，亦即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的形成。

德意志民族历来不愿屈人之后。

早在19世纪末，一批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力图将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视作有别于英美议会民主制与俄国君主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i]。

一战前夕，民族主义者恩斯特·特罗奇曾发表这样的演讲：“我希望看到，我们整个充满博学与艺术气质的精神和洞察力，可以倾注到充满激情的语言中，这种语言作为德意志价值观的标志送给出发的民族纵队”[ii]。

战争被理解成“文化斗争”：它是“理想主义的德意志与实用主义的英国式国家思想之间的斗争；是德国式自由与物质主义专制之间的斗争”。

他们批判“1789年思想”——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和博爱”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了“1914年思想”——这是继承浪漫主义的革命性，“反对西欧的自然法及其革命暴力的扩张”[iii]。

这种思想最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一战后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成为了众矢之的。

民主的价值观不被认可，反共和国的力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并最终在1933年将希特勒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二战之后，“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被送上了审判席。

不少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自已以往的研究。

曾经欢呼纳粹夺权、却因为犹太血统被迫远走他乡的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菲尔斯通过创办《当代史季刊》鼓励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iv]；美国德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则直截了当地批判“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v]。

在他们的影响下，新一代德国史学家形成了批判史学派，亦即从批判的角度运用“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

批判史学派认为，同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是不正常的。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将第二帝国形容为“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前工业的政治体制。

这种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要对纳粹上台负责[vi]。

1966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完成了《德国的社会与民主》一书，将批判性“独特道路”理论推上了顶峰。

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原则在德国只能找到如此少的朋友？

这个原则在其他国家则受到欢迎；现在也是如此。

其他国家中很少出现民主在德国的情况。

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德国堵住了民主进入自由之路？

”他接下去写到：“我们需要解释，是什么阻碍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历史？

”[vii] 很明显，这是一种以检讨战争罪责为核心的历史观。

它使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利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真剖析了德国走上战争之路的制度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向德意志人提出了“检讨民族性格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观在德国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1950年代，保守派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就强调，没有必要检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罪责应由希特勒个人承担[viii]。

批判史学派则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

汉斯·罗森贝格直斥右翼观点极端“肤浅与幼稚”[ix]。

1970年代后，这种批判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逐渐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主流，也被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Ulrich Thamer）直言不讳地指出，“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并没有如1918年那样回归民族仇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学会了自我批评，检讨提问的方式”[x]。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这种批判史观也遭到了一些挑战。

这些挑战并非来自右翼，而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些挑战还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力图找回民族尊严、维护民族自豪感的努力。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史观既忽视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也忽视了德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xi]；另一些学者则力图进行一些综合，海尔格·格莱宾提出德国历史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白色的”，它产生于1848年革命，包括了南德的立宪主义，历经帝国、魏玛一直连续到抵抗运动；一条是“黑色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对于启蒙运动的回避，对于英法的敌视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等。

她也责备了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并首先提出了德国历史中民族－民主的连续性，所以纳粹主义“只是打破而非摧毁了这种连续性”[xii]。

批判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们则依然坚守立场。

科卡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接受采访时，就坚决表示“再也没有独特道路了”，以此同“非西方化”（Entwestlichung）的倾向作斗争[xiii]。

二、“日常生活史”：历史视野的扩大 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历史本身，却能让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

1970年代“日常生活史”的兴起，对第三帝国史研究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既可以梳理战争罪责问题，又适当维护了民族尊严。

1945年后，占领当局曾发起“再教育运动”与“非纳粹化运动”，帮助德国民众认识第三帝国。

这种教育让德国人陷入到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中。

一方面他们惊讶于“纳粹屠犹”的血淋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民族性格缺陷”的判词。

这种矛盾在1950年代的“清白国防军神话”争论中表露无疑。

所谓“清白国防军神话”是指国防军在发动战争与屠犹问题上都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希望籍此捍卫德国军队的清白。

1944年7月20日军官政变亦是明证。

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予以驳斥，通过大量证据表明，国防军是如何介入到纳粹阴谋中，并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这一争论在“日常生活史”兴起之后，才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化。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军队同纳粹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军队内部也有不同分歧。

这种事实说明，国防军并不清白，但是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其中存在过的“抵抗精神”[xiv]。

也正是因为这样，2004年，德国国内才大张旗鼓地纪念“7·20起义”60周年。

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战争罪责应该如何分摊？

最初人们直接将责任推给“希特勒”。

将希特勒妖魔化，是推卸责任、证明德意志民族无辜的最好方式。

其次，人们将矛头对准纳粹党或极端右翼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狂、屠杀者。

直到1970年代，德国人才逐渐承认，尽管有抵抗运动，尽管普通人并不能阻挡屠犹发生，然而整个民族仍然应该在希特勒上台问题上承担责任。

在这一认识进程中，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承担的“巴伐利亚研究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研究项目分析了纳粹党老巢巴伐利亚地区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民众对于纳粹夺权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从中检讨了普通人对于纳粹体制横行的责任，也厘清了普通人在血腥屠杀事件中的清白。

[xv] “日常生活史”研究扩大了历史视野，它希望人们理解，历史不幸形成的真正原因，并帮助当事人认清历史真相。

例如最近德国史学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也是这种意图的体现。

1940年，由于德国城市屡次遭受英国空袭，希特勒下令将14岁以下的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农村，并在那里建立“儿童集中营”，接受集体教育。

一些当事人在接受访谈时，并不认为这一行动值得检讨，相反，很多人都以一种愉悦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xvi]。

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纠正这种错误的“感观结论”。

因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出现不少相关研究。

历史学家用大量事实展开论述，告诉当事人以及现在的青年人，这种“儿童下乡”行动还隐含着纳粹教育的目标。

[xvii] 三、“人性叙述”：历史教育的多元化 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教育，也是德国史学界经常思考的问题。

汉堡大学的教育史学家博多·冯·博里斯曾经分析了战后两个德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描述的异同。

他发现，两个德国都不约而同地在教科书中做了深度忏悔，即使这种忏悔在东西德之间存在不同的重点——民主德国强调德苏战争的残酷性，联邦德国则强调屠犹问题。

他承认，“人们或许会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历史宣传’与‘文化传统’持反对立场。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失去弹性的、划一的思维文化”，但是他强调“仪式化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断增加的、标志的、有意义的历史”。

在结语中，他更意味深长地指出“不是所有的历史知觉、历史意义与历史方向都是正确的；经验性的、规范性的与叙述性的无法辩驳的事实必须可以在科学讨论的过程中得到展开，并变得更好，正如纳粹大屠杀的问题，就需要有耐心与忍耐力，要相互之间互通有无，交换角色，亦即，要放弃单独的“真实”与“真理”，“责任”与“和善”，“叙述性的结论”与“未来的夸大其词”，一种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

这对于所有方面是适用的”。

[xviii] 这种立场事实上代表了21世纪德国史学界对于60年前发生的罪责所持有的基本态度。

他们很难同意使用“批判史学派”的观点去教育青年一代，希望不要继续打击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他们也绝对不同意偏离战后的基本立场，即使面临“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也要勇于承担责任。

其实，新一代的史学家更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历史教育手段，运用“人性叙述”的方式，让德国的青年一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例如互联网。

不来梅大学的高特曼博士就开设了“网上纳粹主义研究”，引导学生寻找网上资料，复员第三帝国的历史。

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屠犹纪念馆找到更多的感性资料，反省罪责问题；也可以通过网上的抵抗运动介绍，发现德国人身上的闪光点。

例如电影。

2004年德国上映了《帝国的毁灭》，重现了第三帝国最后12天的场景。

这部影片在德国好评如潮，并获得了一个影奖。

相反在法国，它却被视作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遭到了众多指责。

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这部电影首次将妖魔化的希特勒“人性化”了。

事实上，这部电影是在众多德国史学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很多场景完全符合历史真相。

历史学家向德国民众展示了希特勒的无奈、戈培尔的残暴、戈培尔夫人的愚昧以及一些军官未被泯灭的良心。

任何民族要认识自身都是一件不易的事，尤其当它面对一段耻辱与羞愧的往事时，它往往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

然而与其漠视乃至回避它，却不如正视并接受它来得更有价值。

六十年的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正是一种成功的范例。

没有勇气承担战争罪责，也就不会有今天重生的民族自豪。

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

聪明的民族与国家，只有厘清了其中的关系，方能放下历史包袱，作为“正常国家”，面对未来。

[i] Bernd Faulenbach: „ Deutscher Sonderweg “.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einer zentralen Kategorie des deutschen geschichtlichen Bewußtseins,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33, 1984, S.217-219. [ii]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ünchen: Verlag C.H.Beck, 2003, S.19. [iii] Winfried Schulze, Vom „ Sonderweg “bis zur „Ankunft im „ Westen “.Duetschland Stellung in Europa.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 2002, S.226-240. [iv] Peter Th. Walther, Emigrierte deutsche Historiker in den USA, in: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7, 1984, S.41-52. [v]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vi] Jürgen Kocka,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in: Journal of Coutemporary History, 23, 1988, pp.3-16. [vii] 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Piper, 1966, S.22. [viii] Gerhard Ritter, 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denkens, München, 1958, S.140. [ix]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x] Hans-Ulrich Thamer, Das Dritte Reich. Interpretationen, Kontroversen und Probleme des akutellen Forschungsstandes. In: Karl Dietrich Bracher (Hrsg.), Deutschland 1933-1945, Düsseldorf, 1992, S.511.. [xi] Imanuel Geiss, Der Holzwe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 in: 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7(1), 1994, S.191-208. [xii] Helga Grebing, Deutscher Sonderweg oder zwei Linien historischer Kontinuität in Deutschland?, in: Ursula Büttner (Hrsg.):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Jochmann, Bd.I, Hamburg: Christians, 1986, S.2-21. [xiii] Jürgen Kocka, Nur keinen neuen Sonderweg. Jedes Stück Entwestlichung wäre als Preis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zu hoch, in: Die Zeit, 19.10.1990. [xiv] Hans-Ulrich Thamer, Die Erosion einer Säule. Wehrmacht und NSDAP, in: Rolf-Dieter Müller und Hans-Erich Volkmann,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Im Auftrag des Militär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samtes, R.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1999, S.420-435. [xv] Martin Broszat u.a. (Hrsg.), Bayerin in der NS-Zeit, 6 Bd., München, 1977-1983. [xvi] Thomas Gießmann und Rudolf Marciniak (Hrsg.), „Fast sämtliche Kinder sind jetzt Weg.“Quellen und Zeitzeugenberichte zur Kinderlandverschickung aus Rheine 1941-1945, Waxmann, Münst u.a.2001. [xvii] Gerhard Kock, „Der Führer sorgt für unsere Kinder...“Die Kinderlandverschick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Ferdinand Schöningh, Paderborn u.a., 1997. [xviii] Bodo von Borries, The Third Reich in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since 1945,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1,2003,, pp.4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