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入侵

《三联生活周刊》前几天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专题，从《狂飙》谈到《宇宙探索编辑部》，讨论关于“南方”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被重新讲述的，在一系列“南方”为气氛背景的文艺作品持续努力下，南方文艺特定的形象，南方创作者特定的气息，已经成就了我们共同的认识和期待。

所以，陈翠梅导演的《野蛮人入侵》上映之前，我也对它有同样的期待，看过之后才发现，它不是那种“南方”电影，没有热带雨林，没有老虎斑纹，没有野兰花、茅草屋和停不了的雨，也没有晦暗不明的感情，它是干的，是燥的，是一个以戏仿类型片来搭建的类型片取向的作品。

陈翠梅导演多次明确表示，《野蛮人入侵》戏仿的是《谍影重重》，以至于她笑称自己是“抄袭”：“这次的动作场面设计其实主要依靠动作导演李添兴。

模仿《谍影重重》的部分，几乎是每个镜头和动作都抄。

其他原创打斗部分，基本上希望动作一气呵成。

”而在故事里，导演胡子杰找到女演员李圆满时，也明确而直接地说，自己要拍一部电影，这是一部动作片，《谍影重重》那样的动作片，海滩上的失忆女人，拳拳到肉的打斗，都是《谍影重重》的趣味，为此，需要女演员用一个月时间，去学习武术，学成什么样不要紧，但要知道动作的感觉和要领是什么。

武术教练对于动作要领和“就地取材”的解说，可以看做是对《谍影重重》这种古典动作片，或者极简式惊悚片的破解。

随着女主角的孩子失踪，故事很轻松也很轻巧地走进戏中戏，胡导演要拍的《谍影重重》，似乎变成了现实，《尼基塔》的一些情节元素，也悄悄混了进来。

接受了短暂动作训练的李圆满，顺利地变成了自己要扮演的那个人，功夫高强，以一当十，似乎沉睡的记忆被唤醒了。

是他们要拍摄的电影，帮她实现这一点的？

还是我们正在观看的这部电影？

帮她实现这一点的边界已经被模糊了。

重要的是，我们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一件事：这一切可以发生在电影里。

这是我们看过的成百上千部电影和我们互相驯化的结果，所以，《野蛮人入侵》不但是建立在《谍影重重》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成千上百部电影基础上的，是“电影可以如此”让这部电影可以轻松、轻巧和轻盈地得以成立。

轻盈太重要了，创作中的轻盈，就像发射火箭，有时候准备酝酿多时，送不到预定的轨道，有时候有若天助，顺利升空。

在我看过的故事里，由真实进入虚拟世界，通常需要一个结界，这个结界或者是一个神异地带，或者是出神或者做梦，但《野蛮人入侵》完全没有这个设置，而是任由女主角直接走了进去。

等到观众反应过来，李圆满已成曲中人，作为观众的我们，也成了新观众。

这一笔实在太轻盈了，轻盈到让人羡慕。

这种轻盈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其实没有虚实真假。

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电影。

虚假里面的虚假，不会让本来的虚假变成真实。

”故事里的负负，不会得正。

为了解救孩子，进入一个异常的世界，是很多故事常见的设置，《鬼域》《寂静岭《飓风营救》，已经有过多次尝试。

但《野蛮人入侵》里的孩子，完全被工具化，一旦把故事送进轨道，就从此消失了，从导演的访谈里（讲述自己育儿的心得），我们可以看出，这并非前后失了照应，而是导演想要探讨一件事，一个女人，丢下母亲这个身份，还可能有什么身份？

可以的，可以是特工、斗士，以及一切。

也就轻盈地带出一系列问题：人有没有可能清空自己固有的性格内容，变成另一个人？

如果想要清空自己，用什么方式？

清空自己的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

他们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为什么开始频繁思考“壳”“我”这些问题？

陈翠梅导演的电影《野蛮人入侵》让我想到这些。

也就轻盈地引出那个话题，为什么是“野蛮人入侵”？

来自陈翠梅导演读到的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

……一个小孩对立着社会，到底谁是野蛮人……后来比较是，所谓的文明社会，是对每个个体的侵占和控制。

……我愿意做那个野蛮人。

”就是说，如果电影内外，李圆满或者陈翠梅，都应该摆脱这种侵占和控制，轻盈地走进任何被视为神异的世界。

去豆瓣翻了一下导演的读书清单，王小波、米兰•昆德拉、加缪、卡夫卡、张爱玲、金庸、阿加莎•克里斯蒂……从电影里到电影外，从访谈到书单，一条心路历程，逻辑清楚，表里如一，干净利落。

这样的导演和电影，我都喜欢。

上影节没去，一直比较期待。

在First做开幕片看了，观感挺不错的，不沉闷不做作。

叙事很有设计，前半段的“筹备”与后半段的“文本”互为对照，形成了更复杂迷人的叙事结构。

最为惊喜的是影片营造了某种身体的在场和触觉的感知，小罗看完很赞叹，他说影片使他通感到强烈的触感知觉，比如挨打时鼻子流出血和手指上爬行的蚂蚁。

作为视听艺术的电影，能唤醒观众对触觉或者嗅觉的感知其实是一件很高级的事。

而我却更加鲜明地体验到“身体”的在场，西方哲学传统中，在身体与意识的二元对立里，身体总是被轻视和忽略的一方。

这其实存在巨大的误解和偏颇。

而在观影过程中，我产生了强烈的系统训练身体的原始冲动。

自律和流汗真的能带来更加纯粹的快乐，而随之产生的形体美和健康体魄似乎都已经是副产品了。

“身体不是思想的监狱，思想却是身体的监狱”很值得琢磨，导演说是福柯的身体理论著作中的原话。

映后导演谈到了关于元电影（关于电影的电影）的问题，她坦然自己并不关心电影，而是更关心自己。

但作为职业电影人，在创作中刻意忽略和规避电影的存在其实是某种虚伪。

所以她不避讳谈电影，但更加还是作为自我表达的手段。

元电影是形式，自我表达才是内核。

Q＆A导演承认自己最喜欢的导演是洪尚秀，这也解释了电影形式上的某种相似性，但不论从内核和叙事甚至性别视角，陈翠梅都具有了自己的风格。

“年轻人把剑看作一切，宫本武藏却把一切看作剑。

”

前言：写完这篇文章是8.13，和gpt4聊了聊我的这篇影评，并送了我两个题目，一个是：《野蛮人入侵》：一部探索身体、信仰和电影的后现代之作；另一个是：《野蛮人入侵》：一个梦中人觉醒之旅。

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已经蛮多，算不上现象级，但也是难得的让文化类评论文章有了一次思考电影、与导演直接对话的机会。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发出来，最近在看新出版的阿伦特传记《我愿你是你所是》，而又从某一篇导演访谈中得知，“野蛮人入侵”也转引自阿伦特的一句话，如此机缘巧合，或许我对电影的理解和困惑发出来后，能偶遇一次和导演/知音们的对话。

我在西北某省一个偏远的城市看完的夜场，全市有五个电影院，只有一个影院有排片，晚上十点的夜场，还算是说得过去的观影体验吧～电影开场的镜头充满了南洋风味，仿佛在3D刷朋友圈，母亲带着儿子拖着行李箱，事先即便没有被剧透一丁点，也凭借女人的第六感闻到了熟悉的丧偶式婚姻的味道。

宫本武藏的预言我没有非常理解，也因为演这个片段的时候我正忙着回头制止后排情侣的大声交谈（生气），所以关于这部分映后我也看了一些解读，但没有看到特别能说服我的。

所以这部分只能就此跳过暂时跳过。

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解读一下这部电影，有关电影、身体和信仰。

前段时间刚看完芭比，芭比里对诸多电影史经典的致敬也好、重塑也罢，在野蛮人这里也是，李小龙海报的出场、功夫类电影镜头的推进，以及影片中的导演说：“拍一部女版的《谍影重重》”，都直接向观众摊牌：别找了，影响我的作品都摆在这里了。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体系里，“前理解”是视域融合的大前提，在现代以前的西方文艺史上，基于经验和想象的创作多半也受到圣经文学的启发，但是到了现代之后的文艺创作，创作者是在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改写和重塑中完成艺术创造的（绘画领域比较典型）。

在影片中，导演的摊牌揭示了这必将是一部后现代的作品，她不仅直接告诉观众她将在形式上有所叛逆，还直接告诉了观众结局。

这种方法让我想到了看了很久都没看完的《告别的年代》，所以我最近又翻开去读，两相比对竟然发现这两部看起来不相干的作品在形式上有这么多相似之处：预告结局，（多重）嵌套结构，主人公既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既是导演也是演员也是观众。

并且，整部书试图完成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对前一部分内容的解构—阐释—再解构—再阐释，构成了一个意象和隐喻丰富的“阐释的循环”之杰作。

说起来这样写作方式的鼻祖我们都很熟悉，那就是《红楼梦》，当年我们课堂上研读红楼梦，前五回就读了半学期之久，后来才明白，越往后读越明白前五回的重要性，因为后面的章回都是基于前五回而展开，太虚幻境有丰富的解释空间，就在于太虚幻境构造了整部作品的基底（走向/调性/结局/态度……）我同时惊艳于马来西亚华语文艺作品的（中文）语言功底，再想到手边仅有的两部马华作品里的明清文学的影子（《告别的时代》里有大量昆曲的影子），不得不好奇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发展史、明清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在马来西亚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所以在《野蛮人入侵》这里看到的是导演和编剧的文学素养和电影品味，他们对形式和内容的思考，虽然《芭比》也有，但看完豆瓣评论，觉得电影市场还是真的非常商业化而且身在商业化极强的国家的电影导演深谙此道。

看多了商业化的电影模式，带有哲思性的电影明显和影院显得格格不入。

这种嵌套式的结构不少见，但是故事的节奏紧密，也就全程没有出戏，相反，孩子被抢、阿满失忆，看起来并无违和感。

我琢磨了一下为什么没有违和感，可能因为发生在东南亚。

想出这个答案的时候我有点哑然失笑，就在《孤注一掷》疯狂收割的时候，导演早有预料式地遇见了观众对于东南亚的“偏见”：不安全的、潮热的、偷渡的、孩子会随时随地被掠夺的。

因为我没有看过关于偷渡的画面，所以当阿满被扔进大海，随着波浪，宁静地浮游在浅滩而从夜晚的海水里爬出一群群如丧失般的妇女小孩时，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感慨这是否会是一整个群体曾经和正在经历的劫难。

这是一部沉默无声的电影，用身体语言完成的作品，而非台词。

沉默带来的力量不得不想到鲁迅那句：“惟沉默是最大的轻蔑”。

阿满总是一言不发的，即便被打得头破血流了，也没有歇斯底里地呐喊，这种温吞的、忍耐的品质，太熟悉了，所以感到难过。

即便她还手，也是犹豫的、温柔的，就好像暴力出击从来不属于她这个身体，拳打脚踢的动作也就显得尤为陌生。

我们什么时候看过一部女性武者的成长叙事呢？

太少了（我只看过《功夫》的片段，但我猜绝不是书写女性成长的功夫片），就连熊猫都能拥有一套功夫，女人却没有。

即便完成了身体的找寻，阿满也仍是沉默，沉默地打坐、沉默地走、反抗和轻蔑的根底是对个体生命遭遇的尊重。

阿满告诉导演的助手，怀孕后的身体不再是自己的，是社会的。

自己像一个3D打印机，一个管道。

去学习功夫，完成演员的前期功课，都是表象，本质是，这个身体究竟是谁的，或者这个身体是谁？

这就引出了泰米尔大师，以及全片我最喜欢的镜头和一句话：是谁在拖着尸体走路？

我特意咨询了一位研究大乘佛教的居士，他说“尸体”在（大乘）佛经里是没有出现过的，而表达尸体意思的词语在佛经里以非常熟悉的“色身”出现。

不过我想这句话的合理性在于：尸体是死去的身体，被“野蛮人”孩子入侵过后死去的身体、被因身体走样无法继续演艺事业的身体，是阿满一直在拖着尸体走路，所以走得那么沉那么重。

由泰米尔上师点出，就仿佛跛足道人的角色，点透梦中人。

但是凡人是无法顿悟的，只是给了阿满一个契机，所以阿满抱着期待虚心向师傅请教：什么是自己。

师傅当然是很不文艺地用当家功夫回答，一遍又一遍，哪里疼哪里就是自己咯。

我想这不是阿满满意的答案，否则她不会在拍摄走向尾声的部分开始citywalk、forestwalk以及waterwalk。

她在walk中寻找，走入探寻的丛林。

就是在这个不满意的答案里，剧情向前推进，失忆的失去孩子的女人，身体倒是记住了功夫（和语言），身体记忆战胜了情感记忆，阿满开始觉醒。

导演第一次喊卡的时候我以为拍摄的部分结束了，所以之后的暴走很合理——一部作品完成，下一部作品又在哪？

直到发现阿满在水上行走也属于作品的部分，而且拍了50多次，我就明白，阿满、陈翠梅、我们（观众）以及导演（镜头以导演在海上舞棍结束），都是梦中人。

“找到”并不是结局，犹在梦中也不是，“行于水上”才是点睛之笔。

马太福音 14:22-31耶稣在水上行走22随后，耶稣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渡到湖对岸，祂则遣散众人。

23待众人都离开了，祂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

24那时，门徒的船离岸已远，遇到逆风，船身被波浪撞击得摇摆不定。

25天将破晓的时候，耶稣从水面上向门徒走去。

26门徒看见有人在湖面上走，都吓坏了，说：“是幽灵！

”他们害怕得又喊又叫。

27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

是我，不要怕。

”28彼得说：“主啊！

如果真的是你，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

”29耶稣说：“好，你来吧！

” 于是，彼得就从船上下去，走在湖面上，要去耶稣那里。

30他看到风浪很大，就害怕起来，身体开始往下沉，便大喊：“主啊，救我！

”31耶稣马上伸手拉住他，说：“你信心太小了！

为什么怀疑呢？

”导演在水上模仿阿满，他想理解为什么阿满这个镜头要走50遍，我们其实也是导演，理解不了他人的梦，也是演员，思考身体需要一场武斗，需要首先卸掉尸体，走上漫长的觉悟之路。

而卸掉后是彻底地卸掉、又或者只能携带着尸体前行，都要有一颗坚定的心：如果你相信，即便那是尸体，也要带着ta走下去。

陈翠梅导演说，她在影片中提出的问题不是“我是谁？

”而是“‘自己’是什么？

”第一部分：女主角一个单身妈妈带着孩子，打算去拍电影，她经常被调皮捣蛋到处乱跑的儿子折腾得团团转；导演让她为了演电影而去习武，她无奈之下同意了，练习过程中被师父和其他学员残酷地“吊打”，她遍体鳞伤，在回家路上遇到修行的僧人，递给她一本书：《是谁拖着尸体在走路——净弘法师》这个阶段，是她“任人摆布”的阶段。

第二部分：习武的时候，她问师父：“自己是什么？

”师父重重打了她几拳。

问她：“痛的是谁？

”“躲的是谁？

”“闪的是谁？

”在她的儿子遭遇绑架，她去和匪徒搏斗，习武过程中的躲避和攻击形成了习惯性记忆，为的就是在遇到危险时保全自己，生存下去。

“自己”就是本我，身体本身。

第三部分：她被人打晕，沿海漂流到马来西亚，醒来发现自己失去了记忆。

醒来之后认识的男人拍了她的照片在网络上搜索：“没有找到关于你的任何讯息，看来你的资料被有人故意抹去了。

”“我是缅甸难民吗？

”“我会很多国语言，那么我是间谍吗？

”“我身上有一个写着宇宙两个字的纹身，这代表着什么呢？

”不说姓名，不说职业，不说关系，你是谁？

导演试图说服女主角和她打死不相往来的前夫合拍电影，“你能不能，重新爱上他一次？

”她一开始决绝地说“不可能，有他就没有我。

”而后来，电影告诉了我们或许真的可以：在“戏中戏”的戏中，是当她被迫失去了所有记忆的时候，在“戏中戏”的戏外，是她从“自己”中跳脱了出来，放下了自我，也放下了爱恨情仇，沉浸在戏中角色的时候。

第四部分：当导演“cut”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一切都是虚构的。

“戏中戏”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女主角在海面上行走。

她仿佛找到了答案。

真的明白了吗？

没有人敢说自己真正地明白。

于是，最后又多了一个cut，导演自己，在海面上舞剑。

回应了电影一开头导演讲的宫本武藏的故事：年轻人眼里，剑是一切，而在宫本武藏眼里，一切都是剑。

电影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电影是一切，而现在，一切都是电影。

一切都是电影。

让我想到了佛家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看完电影，伤感而又平静。

2023-08-13 15:17（迟到，漏了几分钟）元素确实多，但组织起来能成故事，观影体验也趣味，牵强之处却被证明可解释。

可以。

某程度说出女性或人生状态：你以为自己不行，但回过头来也是行。

“找自己”的主题在这放进了不同的场域中找：武术（身体相处）、宗教、关系（亲子依赖）、情感（导演，Bourne）。

观影的趣味在于寻找戏中戏的界线，边看边判断这是哪一段（并最后发现仍然被fool，被拉进一个更大的框架中——怎都不会错）。

受启发的还包括：通过习武、身体，来找回感觉，找回自己。

是一个非常好的管道。

事实上整片气质给我的印象就是这种通道出来找到自己状态成就的项目，非常像。

刚刚睡醒了突然在想为什么电影用《野蛮人入侵》这个名字。

回顾了一下剧情，我的理解是，当你涉足一个全然陌生的新领域，要以狼狈但又坚韧的野蛮人姿态，去应付新变化，才能生存下来，并有所创造。

女主为角色需要去学习武术，训练过程忍受各种惨痛/同时婚姻失败，要兼顾工作与独自养育小孩/私人感情与工作需要的冲突，面临着前夫作为自己电影的男主/戏中戏的女主和一群偷渡者踏上异国等等。

生活如同电影一样，面临着诸多新的困境，她在负隅顽抗，同时也在不断寻找自我，在多重角色空间里，“我”究竟是作为何种身份而存在？

突然觉得《野蛮人入侵》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啊！

女性正在世界各地发出她们的声音，电影首当其冲地充当了这波声浪的扬声器。

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执导的[野蛮人入侵]，不动声色地展现了女性的困局。

它避开了对痛苦的直接倾诉，用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的过气女演员寻找并感受自我的过程，让女性被看见。

这是一部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独特的电影，导演的个人体验融入到了镜头语言中。

感受身体说[野蛮人入侵]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不会像[芭比][82年生的金智英]等当下热门的反映女性困境的电影那样一目了然。

它没有设定一个清晰的女性应该去反抗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觉醒时刻。

它只是把一个女人(且相当有代表性)的日常与重新感知自己的过程拍给观众看。

这个女人曾是小有名气的演员，但观众看见她的第一眼，不是镜头前的自信、风光，而是被年幼的儿子折腾到无法安心上厕所时疲惫的身影。

她叫李圆满，实际上生活很不圆满——离婚、身材变样(曾经的影迷都认不出她了)、独自照顾儿子、事业滑坡。

她既是典型的被期待的女性：为婚姻或子女放弃(失去)事业，又是失败的被唾弃的女性：多情、离婚、没有保持身材。

这种压在女人身上的枷锁，一直以来被[芭比]这样的女性主义电影旗帜鲜明地批判。

但是，[野蛮人入侵]的重点不是批判，而是看到和感受。

导演陈翠梅经历了爱情、婚姻、生育跟离婚后，作为单亲母亲，对女性的人生有了特别的体验和感知。

本片就是要让这种感知的过程既写实又抽象地(透过表象去思考)被观众看到。

因此，我们在影片的开头看到了漫长而乏味的母子戏：活泼好动的儿子宇宙总是给疲惫的母亲李圆满制造麻烦。

这种乏味在一定的时间内被凸显出来，成为观众感受李圆满的焦躁的通道。

影片讲的是女主寻找自我，那么这场母子戏就是要告诉观众，她的自我意识因为什么而被激发出来。

正是儿子(野蛮人之一)的侵入，让李圆满感到自我的一部分消失了。

最显而易见的是，演员李圆满被母亲李圆满侵蚀殆尽。

她去见曾经合作过的导演，准备复出，不得不把孩子带在身边，让对方看到自己真实的狼狈处境。

恰恰导演的身边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助理，使她看上去更显得狼狈。

某种程度上，助理就像是过去的她，而现在的她很可能就是助理未来的样子。

这点，电影不需要点明，观众心知肚明。

为了即将拍摄的电影里的动作戏，李圆满开始接受功夫训练。

身体在不断击打、闪躲中，渐渐有了哲学的意味——寻找自我起于对身体的感受。

师父教育她要用身体表达自己，她反问“什么是自己”。

于是，师父一拳打在她的脸上，血顿时从她的鼻孔流出，接着又是几拳毫不留情地打过去。

师父问她谁在痛、谁在流血、谁在闪躲。

疼痛、疲惫、恐惧、逃避、面对，这些在日复一日照顾孩子的过程里被压抑的感觉，通过纯粹的功夫训练被释放出来。

很多时候，李圆满流露出力不从心和茫然虚空的神情，无形中在周遭世界和自己的过去建立了一道屏障。

当她在武馆训练时，师父与导演闲聊，说他很喜欢他的一部电影里的角色。

导演以略带惋惜的表情提醒师父，李圆满就是演那个角色的演员。

此时，镜头远处的李圆满仿佛是个犯了错的孩子，让两个大人倍感失望。

在周围人眼里，她或多或少已是被淘汰掉的人，因为婚姻、孩子而失去对自己的控制。

影片前半段正是通过照顾孩子和功夫训练的种种细节，让观众跟随李圆满看到她作为母亲和演员时的身体：儿子掏空了母亲的身体，让她无暇顾及自己；功夫训练磨练了她的身体，使她一点点感受到自己的疼痛、脆弱和坚强，发现自己的“肉身”，夺回它的控制权，由此进入对自我的探寻。

这是李圆满的生命体验，也是她作为女性被压抑、被忽略、被凝视的反映。

“我”是谁影片后半段的故事才是真正意义上去探索李圆满的身体。

所谓自我，离不开这副肉身。

与身体发生碰撞的一切，都将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不管是吸纳它还是对抗它。

李圆满学完功夫后，师父告诫她三件事：不要参加比赛、不要和人打架、不要让人知道她练过功夫。

这个老套的武侠片里的训诫，在这里却有了新意义，引出了这样的疑问：不被人看到的付出将如何塑造自我。

重点不是学成某种功夫，而是学习它的过程。

在前半段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对李圆满的影响，而在后半段里，我们将从更早之前发生的事情(通过戏中戏的方式)去认识作为人(不只是女人)的李圆满。

儿子突然遭遇绑架，李圆满一路追随到港口，与几个强壮的男子发生激烈的搏斗。

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扔进了海里。

从这里开始，故事变得没有逻辑，但又能衔接为一个人的生命经历。

换句话说，那些情节并不是为了说清故事，而是为了说人：李圆满(尽管她是在演戏，但戏里有她的影子)以前经历了什么。

李圆满被海浪冲到岸边，一群偷渡客发现了她。

醒来之后，她不知道自己是谁，目标是什么。

一切回到了原点：抛开职业、性别、身份、国籍、目标，我们将如何定义自己。

李圆满混进了偷渡客的车里，然后被抛在陌生的地方、被警察盘问、被陌生人追踪。

她偶然中躲进一个男人的工作室，得到对方的帮助。

男人以为她是偷渡的难民，试图帮她找回身份。

很自然地，他们爱上了彼此。

以上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李圆满新电影里的故事。

男主角是她曾经的丈夫。

得知是要跟他合作时，她曾强烈要求退出，最终还是屈服于现实。

总是给她制造麻烦的儿子，在片场却与父亲非常亲密。

到这里，前后两段故事贯通了一个主题：从对身体的感知跨入到了对自我的审视。

前半段我们可以说它是女性主义的视角，呈现了女人的身体如何被社会化——男人、孩子的侵入；后半段则是抛开所谓的第二性，站在“我”(不考虑性别、职业、身份等)的立场上，去思考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同“我”的关系。

“我”经历的一切迫使我在意自己是谁、要去哪、为什么而活。

记者：csh编辑：effy原文首发于《NOWNESS》2022年第12期“在南洋 历史饿得瘦瘦的野地方/天生长舌的话本 连半页/也写不满/树下呆坐十年/只见横撞山路的群象与猴党”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陈大为的《在南洋》里，他仿佛廖廖几句就总结了南洋意象。

消瘦的历史、障目的自然与枯竭的故事，是否足以概括东南亚的丛林与海岸？

我们无从知晓，但它的风景震慑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我们直觉地意识到，影像可能比话本更适合讲述这里。

我们看到了缅甸导演赵德胤的《再见瓦城》（2016）、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热带雨》、马来西亚导演张吉安的《南巫》（2020）……热带的飓风吹过世界各地的国际电影节，更多的人们开始共享更多的南洋故事。

但我们的感受与欧洲与美国的观众不同，我们发现自己可以听懂其中的一些语言——南方的观众尤甚。

普通话、闽南语、粤语，还有更多依稀可辨的、来自福建或广东的方言。

我们开始用“东南亚华语电影”，来标识这些华裔创作者的影像。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华语电影可能只是个想象的概念，为了将一些拥有相同文化特质的人团结起来。

人们总是需要一些想象，而在“历史饿得瘦瘦”的东南亚，人们总是迁徙，总是说着混杂的语言，这样的想象变得更有重量。

不知不觉，这些创作者已经奔跑了很久。

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当陈翠梅、刘城达等马华（马来西亚华语）导演走向世界的时候，当时的电影节系统并没有太多东南亚电影。

在2006年的釜山电影节上，陈翠梅的《爱情征服一切》获得了新浪潮奖与国际影评人协会奖。

她用清爽的风格，讲述了一个南洋之地的故事，谈论着爱情的虚幻与真实。

次年，刘城达的《口袋里的花》再度在釜山收获了新浪潮奖。

人们惊觉在热带的角落，还有一些与寻常不同的影像。

在与陈翠梅的访谈中，她说“可能所有的文明在发展到某个阶段都会遇到瓶颈，需要更多的新意和刺激”，这刺激曾经是东亚电影或东欧电影，如今成了东南亚电影。

陈翠梅、刘城达和他们的公司“大荒电影”，被称作所谓“马华新浪潮”的一部分。

在这些低矮的村舍、随意的闲谈与辛辣的食物里，潜藏着更多的可能性吗？

无论是这种想法，还是将他们与新加坡、缅甸、印尼、泰国、柬埔寨、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的创作者视为一体的理想，可能都只是一种高傲，仿佛你所在的世界是大地，而他们只是大地之外的惊奇。

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大地，或是在寻找自己的大地。

我们能做的只是睁眼去看。

异乡：又一处故乡当我们说出“东南亚华语电影”这个词组时，就已经在体验某种冲突。

华语是不属于东南亚的语言，所以这些创作者可能在寻找自己的大地，但他们不一定需要一个结果。

在南洋这拆解成不同族群与岛屿的领域，寻找与迁徙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状态，他们不断乘着飞机、轮船与车辆，抵达又一处当作故乡的异乡。

赵德胤用《再见瓦城》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提名，柯震东和吴可熙饰演的那对男女，都是从缅甸跋涉至曼谷的偷渡客。

新加坡导演杨修华凭借《幻土》（2018）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赢得了金豹奖，这部影片同样聚焦于一群异乡人：新加坡国内没有证件的劳工。

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的《妮雅的门》（2015）将镜头对准了一位远离家乡去往台湾工作的菲律宾女佣。

陈哲艺的《热带雨》里，烦闷的阿玲是个从马来西亚移居新加坡的中文教师，她从这里去往那里，教授一种不属于两地的语言。

而在去年张吉安的那部《南巫》中，在马泰边境，不同地域的文化碰撞再度成为了叙事的重心之一。

这些创作者的影像，构成了一种泛亚洲的世界。

迁徙的历史是角色们生存的基础，这可能与东南亚漫长的殖民史与偷渡史相关。

但即便如此，“华语电影”也并不是在任何国家都畅通无阻。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泰国悠久的宗教与完备的世界观念或是印度尼西亚深厚的文学传统，可能遏止了华语文化的发展。

正如陈翠梅所说，当地的“华人导演”，可能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文化。

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更完备的华人教育，则催生了更多的华语作品。

华裔导演们有意无意接触的华语文化，在他们作品中那些南洋影像里，微妙而错位地存在着，成为了除了起点与终点两地之外的第三重参数。

《热带雨》里爷爷爱看的武侠片，是一种不属于新加坡也不属于马来的、分外遥远的东西。

在陈翠梅的影片里，这种东西有时是底色，在《野蛮人入侵》中，陈翠梅自己饰演的演员，为了扮演想要的角色，经历了一场功夫片式的修行。

但它有时则更为直观，在《爱情征服一切》里，它显然体现为马来人混杂的语言：粤语、闽南语与普通话，当然还有马来语。

女孩阿萍背井离乡——又是一场迁徙——去吉隆坡投靠阿姨，她有一个故乡的男友，但在新的城市，她又拥有了另一个爱人。

但你不必听懂其中所有的语言，也可以理解离别、爱情与电影。

电影：又一种语言缅甸导演有缅甸的故事，新加坡导演有新加坡的故事。

就算是马来西亚导演，也有人要讲巫族的故事，有人要说华人的故事。

但是，可能他们的角色经历着相似的迁徙，不止如此，他们自己也在迁徙。

就像陈翠梅说的那样，当年她们在釜山获得认可的那些影片，可能在马来西亚本土找不到太多的观众，所以他们需要到电影节去。

可能影像要比话本更亲密一些，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流行的数码相机和非线性剪辑，赋予了他们闲散的风格，这也非常契合她们的主题——热带住民们松弛的生活，错位而混杂的认同感，还有那些表面不起波澜、其实暗潮汹涌的情感状态。

对于陈翠梅和她那一代的马来导演来说，甚至她们的制作方式也很松弛。

她的《爱情征服一切》只用了一万欧元，拿了三万美元的奖金。

于是她把奖金分给了大荒公司的两个朋友，又拍了两部电影。

或许这种最大限度利用资金、拿起摄影机就拍摄的创作方式，也是她们被定义为“新浪潮”的原因之一。

她自己也对东南亚华语导演的创作很感兴趣，她就曾组织蔡明亮、赵德胤、陈子谦等创作者共同拍摄了短片，结成了一部《南方来信》(2013)，在大荒公司主导制作的17部长片和8部短片中，这是其中的一部。

它的名字又叫“原乡与离散”——比原本的名字更直接地让人想起东南亚华人的迁徙。

当然，曾经“马华新浪潮”的状态可能很难复现。

无论是东南亚电影数量的增长、国际电影市场的缩水还是电影节的日趋保守，都让这浪潮变得日趋和缓。

但陈翠梅并不为此感到苦恼，对她来说，电影只是其中一种表达自己的语言而已。

她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正如她为自己设计的个人简介：“5岁钉过一个小板凳，8岁开车撞过一根柱子，9岁办过一本儿童杂志，12岁读完一整本科学百科全书，17岁开过一个文学专栏，21岁电脑动画学位毕业，27岁拍过一部《爱情征服一切》，38岁生了一个小孩，41岁决定习武。

”采访陈翠梅的时候，她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她总是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所以即便已经经历过太多访谈，她大概还是能说出一些新的东西。

她谈了谈自己最近的心得，包括东南亚华语电影的发展状况，和自己对当下电影节系统的思考。

她拥抱着最新的科技，说自己学了编程，编写了一个自动写小说的程序，说不定还会用来写剧本；她也对AI绘画很感兴趣，甚至用这个功能制作了自己展览的海报。

这个时代发生了许多大事，但她觉得每个时代都是如此。

她并不担心未来，想必她总能找到最新的、表达自我的语言。

如今她仍处于“习武”的阶段，最近正致力于练习巴西柔术。

陈翠梅：又一次访谈Q：《野蛮人入侵》其实和您此前的两部长片《无夏之年》《爱情征服一切》都很不一样，有更复杂的类型和更强烈的表达欲，您觉得这是创作生涯中心态的变化吗？

A：我创作的时候，每次都会希望不重复，其实这三部影片都是很不一样的，都是接近当时的年龄阶段面对的一些事情，或是思考的一些问题。

《野蛮人入侵》是在2019年写的。

2016那年因为怀孕无法工作，然后也觉得自己的身体遭到了破坏，体会到了一种与另一个生命之间的拉扯，可能怀孕也是一种“野蛮人入侵”。

但这个故事当然主要是虚构，我觉得电影创作的好处之一，就像它像是人生的实验，其中有真实的元素，但你也不需要真正去经历。

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字创作，可能都是我的一种思考方式吧。

Q：您同时创作不同篇幅的艺术形式，包括小说、短片、长片，您是如何看待不同体量和媒介的作品的？

A：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短片，首先它不那么商业，它也因此比较自由，比较容易执行。

其次呢，它的投资和回报虽然没那么大，但人家给你钱拍，你就可以去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工具或是理论，它也可以因此成为你的机会。

我个人会倾向于拍短片，但很多人还是以长片看作是定义自己的标准，毕竟短片的推广度还是不如长片。

我之前在微博上写的微小说（可参见微博@陈翠梅微小说），更像是一种艺术实验吧。

当时是2010年我刚搬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微博的140字限制很有趣，就给自己安排了个任务，每天必须写一篇140字内的小说，当作自己的艺术实验。

说是“每天”，其实每次都是到了23点50几分才写（笑）。

Q：十年前您的微博也引发了很多讨论，您最近还在进行什么样的艺术实验吗？

A：我其实之前学了编程，我之前还写了一个程序，可以自动写小说。

我只要输入一个题目“悲伤的故事”、人物、场景什么的，它就可以自动生成一篇小说，挺有趣的。

但我做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编程学了一段时间也没学了，我本来学的时候是想要用程序来写一个短片的，因为它确实挺适合写剧本。

最近我在玩AI绘画，比如我最近做了一个艺术展览，它的海报就是我用AI画的（笑），你可以输入你想要的知名设计师的风格，再加上一些主题和元素，就可以自动生成一张图画。

Q：您对于体验AI艺术创作的领域真的非常热情。

A：其实《野蛮人入侵》也有类似的思考。

有人跟妈妈的角色说，“小孩就是你最好的作品啊”，其实也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开始听到是很生气的，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有任何创作，这个小孩完全就是DNA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最多也只是一个“3D打印机嘛”！

但我接下来慢慢就会思考，我其实也只是以为自己创造了作品，但其实所谓的小说、电影是完全不受我们控制的，只是我收集、组合了一些元素而已，这些想法很少有属于我的。

我们只是进行了重组，然后就说这是自己的作品，未免有些太自大了。

到了AI时代，这个问题就更明显了，凭什么你画的画、拍的照、组织的语言编码就是自己的作品？

这其实与DNA重组没有太大的分别，你只是提供了一个载体或者视角而已。

就像我们质疑AI不懂爱、哲学和情感，好像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来分辨AI，但其实真正懂得这些的人类又有多少？

Q：这是非常有趣的视角。

您也提及了语言的编码，您的影片里语言的构成很多样，包含了普通话、粤语、闽南语、马来语等等。

您可以聊聊这种语言文化的混杂吗？

A：马来西亚人的语言环境本身就很复杂。

比如我自己小时候只和家人说闽南语，到了上小学，老师才教我们普通话。

等到上中学，我当时上的是马来西亚的公立中学，而马来的官方国语是马来语，所以就也要开始学习。

而到了私立大学和工作的时候，又需要用英文来沟通交流。

其实我的电影已经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在真正的生活里，有时你讲一句话就要混杂很多不同的语言，就像是“马来沙拉”（马来语“rojak”，混合各种辣香料与水果的拌菜）一样。

我在创作的时候，一般一开始是先用中文思考，然后再翻译成英文，这样和国际团队沟通会比较方便。

当然，不同语言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有时在翻译过程中，我反而会发现一些新的灵感。

而到了片场，我许多演员只会说特定的方言，这也会影响影片的调性，我都会在这些过程中补充自己的创作。

Q：这种混杂在东南亚可能比较独特，您可以谈谈东南亚华语创作者的状况吗？

A：东南亚不同国家的状态都不太一样。

马来西亚其实有比较完整的中文教育系统，所以除了我们这些马华（马来西亚华语）导演之外，你还可以听说很多马华作家，比如黄锦树、张贵兴，或是许多马华歌手，像是梁静茹、张栋梁、戴佩妮等等。

但马来的中文教育在全球其实是很特殊的现象，这里有很完整的中文报章、杂志。

最独特的是，它其实是一种不受国家承认的、民间自发组织的教育系统，马来西亚华人其实是有一段抗争的血泪史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也说明马来西亚华人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并没有完全融入社会。

他们不像印尼华人或是泰国华人，他们可能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文化。

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怎么看过泰国华语电影，但我其实有很多泰国导演朋友。

他们很少说自己是华人，他们的创作中也不会有太多的华语元素。

这一方面跟印尼、泰国等地的排华因素有关，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的华人尤其有钱，他们倾向于把孩子送到欧美去留学，可能也因此跟华人文化越来越远。

但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化里有一种比较讨厌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悲情感。

好像只要你是华人，你就有义务去捍卫“华教”，有时我会觉得这太过民族主义，这其实是不太符合当下时代趋势的东西。

包括我自己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有一种优越感，就觉得我们的根基属于文明古国，老师也会教我们拥有几千年的文化。

这很容易让我们歧视、或是不愿了解其他族群的文化，这种优越感也会在马来西亚制造一些社会问题。

Q：那么马来西亚的主流电影是什么样的？

A：马来西亚的爱国电影主要聚焦于各大族群的团结吧。

其实马来西亚华人也只占了20%，而华人市场也比较分裂，马来的三大族群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所以主流电影就是要让这三大族群和谐共处，比如马来人和华人恋爱什么的。

我自己可能其实对社会议题不是那么关心，所以像《野蛮人入侵》这样的电影，虽然也有一些现实因素，但在马来人看来可能不太真实。

Q：您自己也推动了马华电影的发展，包括2005年创办的大荒公司，这些年来主导制作了17部长片和8部短片，扶持了许多青年创作者。

可以聊聊这十几年来的经验吗？

A：其实一开始也非常自然，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是在马来电影学会放映自己短片的朋友，就想到自己组建一个公司。

当时刚好数码相机和非线性剪辑兴起，很容易就能自己拍电影，也刚好遇到电影节要放映。

我们拍的东西在马来西亚是没有人会看的，但对欧洲人来说，忽然看到这种东南亚电影可能觉得很新奇。

可能所有的文明在发展到某个阶段都会遇到瓶颈，需要更多的新意和刺激。

所以我们也是恰逢其时，当时进入电影节很容易。

我当时在釜山电影节上拿了三万美金奖金之后，就把奖金分给了两个朋友拍片，慢慢就越拍越多。

但如今这种情况很难再复现了，现在东南亚的电影可能比之前多了五倍，电影节可以选择的影片太多了。

而且现在国际市场的情况比较差，电影节的选片策略也倾向保守，大多会放映更适合他们本土观众观看的作品，不太会像以前那样冒险了。

Q：您这十几年来一共也接触了许多亚洲不同地区的电影创作者，您觉得当下的年轻创作者有什么特质？

A：现在许多经过电影节挑选的片子有一种特质，就是很多评委、课程、讲座一系列改下来，每个青年导演的片子都像是大师之作，各方面都很优秀，我可能称之为“大师班”电影。

电影是很优秀没错，但我有时候就觉得太标准了，或者是在模仿一些东西，反而失去了灵气。

而且现在很多导演好像其实没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只是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导演”才去做，这样可能就会让电影显得比较空洞。

其实有时候可能不必太在意电影节或是其他的评判标准，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才最重要。

Q：您最近的阅读与创作状态如何？

A：我很久没有阅读和创作的状态了，看电影就更少了，我读书一直比看电影多。

最近我都在练习巴西柔术。

其实电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只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就像《野蛮人入侵》里讲，宫本武藏说“一切都是剑”，对我来说也一切都是电影。

导演，编剧加主演写下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自我介绍：陳翠梅5歲釘過一個小板凳，8歲開車撞過一根柱子，9歲做過一本兒童雜誌，12歲讀完一整本科學百科全書，17歲開過一個文學專欄，21歲電腦動畫學位畢業，27歲拍過一部《愛情征服一切》，38歲生了一個小孩，41歲決定習武。

于是当她的作品《野蛮人入侵》与大众见面时不禁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拍电影的人不一定是专业导演，但一定是有趣的人。

而且电影与普通人的距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

如果假设生活既是电影，那么电影的延展空间会无限放大，正如陈翠梅的作品一样，准备电影，拍电影，演电影，又像真实的人物在学武功，照顾孩子，与不明人士搏斗，镜像多重却不用穿越闪回，在一个线性叙事里平行的延展一个女性身份和意识探索的问题。

陈翠梅给我们认识电影一个新的思路，当我们观察电影里的人，电影里的人也同时在观察自己，人物和人物之间的镜像关系会作用到观众心理，这是一个较高的艺术创作带来的良性互动。

当然，如果比较简单的欣赏这部电影，它武侠和功夫的元素是很复古动人的。

会让我们感觉和理解功夫动作电影的独特魅力，更重要的是南洋功夫中代代相传的蕴含在背后的哲学观念，也就是沉淀出的珍贵文化，尽管是三招两式的展示，看得还是热血沸腾，身体在打斗中的动作美感会激发出每一个华人都有的功夫梦，合理的解释了存在于金庸作品里的英雄浪漫主义不仅属于男性，属于所有同样的“野蛮人”。

第一次听说《野蛮人入侵》，是在两年前的上海电影节，当时它是大热之一，最后获得了评委会大奖。

时隔两年，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上映，本片目前却仅收获了67万的票房。

实际上，与许多观众的预期不同的是，这并不是一部平淡晦涩、难以理解的文艺片，而是一部光看外表就已足够好看的“混类型片”。

导演陈翠梅在片中运用了元电影的“戏中戏”形式，将动作片、悬疑片的类型元素融入角色的生活日常，并在其中发掘出不少反类型的、具有“破坏性”的颠覆创意。

那些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时刻，则让影片变成了一场妙趣横生的与观众的对话。

影片以马来西亚知名女星李圆满（由陈翠梅自演）艰难的带娃一幕开启。

李圆满曾是顶尖的一线演员，却因婚育而暂停事业。

直到婚姻破裂、离婚后成为单亲母亲，她才终于试图找回自己的事业。

为此，她决定在好友导演的“东南亚版《谍影重重》”中饰演女主，重返影坛。

在“带娃进组”的第一天，她就发现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为达成“不用替身全程真打”的宣传噱头，李圆满被拉到了当地的武打俱乐部进行艰苦的武术训练。

在一个月习武的过程中，她逐步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同时事态却发生巨变——她被迫要求与前夫祖力亚搭档演出，拒绝后儿子宇宙又在街头被人绑架……电影后半段，我们能看到这个不准备出演动作片的女演员，却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不断武打与逃亡的动作片，直至更突然的反转降临。

《野蛮人入侵》的情节冲突、戏剧张力，一直围绕着“野蛮人”、“入侵”这两个词做文章。

其一，入侵李圆满生命的野蛮人是她的儿子。

片中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名言：“每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

年幼无知、没有规则意识的小孩，未经社会驯化，几乎能第一时间在每个场景里制造混乱。

尤其宇宙突然失踪的一段戏，足以见得小孩对母亲生命的“入侵”，甚至成为其生活中最不可控的因素。

每个父母的人生，都分“带娃前”与“带娃后”。

立业、成家、带娃、育儿，每个环节都充斥艰辛。

即使像陈导这样年少成名的导演，亦不例外。

她如此分享道：“怀孕生产后，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困境：身体变成了一片废墟，健忘又疲惫，工作被小孩干扰，电影计划不断延后，最终取消。

小孩三岁前，我都活得狼狈不堪。

成为母亲后，我才发现作为女人的各种不平等待遇。

这是我创作《野蛮人入侵》这部电影的起源。

”近十年无长片作品的原因、育儿时遭遇的困境，构成了《野蛮人入侵》的创作表层。

从李圆满的视角，影片不断展露出她作为一个母亲，对儿子细致入微的关心、孤注一掷的营救。

但“母爱”绝非影片的讨论重点，重点反向在于儿子对她事业与生活的干扰，两者付出关系的不对等。

有孩子后，李圆满更加迷茫于自己的个体认同。

这是相较于大部分母子关系的电影，鲜少被拍摄出的内容。

借李圆满之口，陈导输出了自己对于社会强加给女性“母亲”身份枷锁的思考：“孩子不是我的作品。

母亲只是孩子来到世界的通道，类似于某种更高级的3D打印机。

”李圆满在怀孕时遭受到了异样的眼光，就连陌生人都会触碰她的肚子。

未出世的孩子成了怀孕女性的“代言人”与“母亲”身份的赋予者，反而伤害到了她作为个体的独立存在。

其二，野蛮人是作为女星的李圆满从未接触过的那些人，同时也是她自己。

武术俱乐部的教练与同伴，街边与山林里的佛教师傅，绑走孩子的罪犯，来自缅甸的偷渡客。

他们不由分说地入侵到李圆满的生命中，赋予她全新的行为与身份动机：零基础学武的落魄女星、想重新掌控自己人生的迷茫者、身手不错但仍被暴虐的打女、抹除记忆与社会身份的难民。

李圆满的人生，因为不断地被这些不常规的野蛮人入侵，让她感受到生理上的疼痛与心理上的刺激，迫使她本能地去寻找自己是谁。

片中，李圆满不解“自我”为何物，被教练当面打了三拳。

每一拳教练都会问上一个问题：“是谁在挨打、是谁在痛、是谁在躲”。

意识到“自我”是自己身体本能反应的此刻，她才知道武术的本质，是用心去相信自己的身体，再用身体去表达自己。

通过不断用身体去感知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使之成为身体性的经验。

人这具身体经历的当下、所做的反应，即是“自我”。

尼采关于权力意志与身体间关系的解读，也许能解释佛教师傅对李圆满说的那句“身体不是灵魂的监狱，灵魂才是束缚身体的囚笼”。

他认为，权力意志集中体现了身体与意志的同一关系，其并不先于身体，而是揭示出在身体及其行动中爆发出的生命力。

相比于那些一遍遍强调灵魂比外在身体更重要的电影，《野蛮人入侵》给出了一种反向理解的可能：也许我们的身体与意志是同一的，且身体才是我们接触、感知这个世界的源点。

不谈职业、姓名、性别、身份，你到底是谁？

最后，李圆满戏中的角色，同时也是李圆满自己理解到：野蛮人即是她自己。

她经历的武术学习、形形色色的“野蛮人”，逼迫自己在反复自问中意识到了“自我”，而这个自我是不为社会规范所容纳的。

如陈导所言：“所谓的文明社会，是对每个个体的侵占和控制。

而我想做那个‘不文明’的野蛮人。

”

其三，野蛮人是电影制作本身，也是电影采取的“戏中戏”形式。

在片场，导演、导演背后的监制与制片人、塞钱入组的演员、前夫祖力亚、“戏中戏”里的剧情设计，对李圆满来说都是一场接一场的入侵。

围绕一部电影是被如何制作而出的，电影刻画出了片场的诸多变化，以及李圆满不断被冲击的尴尬境地。

我们在情感上与她产生共鸣的同时，电影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

李圆满在寻儿时被壮汉猛击头部，落水后失忆并陷入巨大的威胁之中。

这整段都是戏仿自《谍影重重》，马特·达蒙饰演的患有极端记忆丧失的男主角杰森·伯恩，试图在逃避情报局追杀的同时发掘自己的真实身份。

所以我们看到，李圆满在失忆后，已经回想不起自己有个儿子。

她体验的是与阿南（前夫祖力亚）惊心动魄的爱情，又迅速随着阿南的被杀而返回现实的片场。

这是对李圆满现实生活（离婚、无法妥善带娃）的投射，同时也是通过电影完成一次设想：如果你在电影中，被剥离李圆满这个社会身份，失去了孩子与前夫的记忆，成为没有身份的人，你感受到的“自我”是什么？

这也是影片在开篇点到、又在结尾回扣的内核：“年轻时电影是一切，年老时一切是电影。

”宫本武藏借用刺眼的阳光，在与年轻人比武时获得胜利，因为他已把生活中的一切视作为剑。

导演戏称自己也如此，电影不再是自己最重要的事物，生活本身才是。

与之相对的，生活成了电影的驱动器。

《野蛮人入侵》最出彩的一点就在于此。

它不是一部直白告诉你何为“戏”、何为“戏中戏”，将界限鲜明划分的元电影。

它弥散掉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一如阿萨亚斯的《迷离劫》与黑泽清的《第七码》。

因为电影从来都是我们可以短暂离开现实、离开自我身份的艺术形式。

陈导没有把拍电影这件事放在多重要的位置，而是把拍电影的过程、自己的生活与习得，视为“一切是电影”。

“戏中戏”仿佛真实发生，又在部分细节中让你感受到它的不合理，直至最后的突然揭晓。

观看时，你也许还能大致分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戏；但在看完后，反而发觉全程都看似散落、实则黏连在一起，完全无法分开叙述。

所有的一切，都是角色自我剖析的心理片段，被呈现在银幕之上。

陈导的野心很大，她通过身体探索“自我”，引向一场心理的剖析之旅，唤起的是对于社会与个体关系的思考。

同时又处理得很轻，如果不以上述解读去观影，你完全可以当它是一部打破既定类型定式的“混类型片”，直观上感受到怪异、有趣，就已足矣。

无论是被前者所打动，还是因后者而回味，它都堪称是一部放在院线环境中，够异色、够不同的作品。

也希望在排片不多的当下，能有更多人别错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