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

看Frida这样的片子，会让人燃起做一个非同寻常人的冲动。

Frida张扬，美丽，激情四射，才华横溢。

老套的，曼妙的女子需要苦难成全她的神话。

她从年轻起便承担着身体上的苦难，严重的车祸带来的后果伴随她一生。

她不能拥有渴望的孩子，爱的男人比她更野性和不羁。

他是比她更有名气的画家Diego，一块她深爱的女人磁铁。

在她发现他和她姐姐上床以后，用冷峻的口气告诉丈夫，在她生命中有两个重大的意外事故，一个是车祸，一个是他，而他是更糟糕的那个。

Frida　“像男人一样疯狂”，毫无忌讳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毫不畏惧地追求和享受自由。

听她的台词是一种享受，那些坦率而风趣的句子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她喜欢自由和美的东西，所以她曾一次次容忍Diego的不忠，所以她与那些美丽的模特儿纠缠。

她的激情和力量超越了世俗的道德评价，就是那样高高在上的闪耀着。

然而我总是相信，当快乐来得如此激猛烈，痛苦亦会成正比地来临。

所以Frida的画里透着太多的伤与疼，深到不忍目睹更无法安慰。

而她总是张显着快乐向上的一面，她要做一个能喂饱自己的瘸子，她热爱她生长的土地，她说她有一双能飞的翅膀，还要脚干什么？

　　她美好而高不可及得太彻底，所有人都会被这样的女人打动，而大家又最为关心她那场著名的婚姻。

发言人在婚礼当天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不相信婚姻，说难听点这是政治行为，让小心眼的男人把女人困在家裡，还用传统、保守、宗教当幌子；说好听点是幸福的错觉，两人真心相愛，却不知道他们将让彼此有多难受。

但当两个人知道這一点，仍不顾一切的決定要面对彼此，进行婚嫁，这就不是保守或错觉，而是激进、勇敢、浪漫之极。

这个天造地设的一对结婚了，但是像萨特说的那样，爱情是两个自由之间的斗争。

他们的博弈一直在持续，有争吵有甜蜜。

她保持了她的独立和骄傲，哪怕她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皮肤，哪怕所有的病痛一次又一次侵袭，她仍摆好了高贵的姿势，直到他跪倒着请求她再一次嫁给他。

他也许是老了，疲惫了，终于到了可以安定的时候，无论如何，他陪她走完了剩余的生命。

这让我想到了Camille，罗丹的情人、模特儿，一个同样才华横溢却死在疯人院里的女人，比起她，Frida的生命是否可以用幸运来形容？

　　虽然“像拼图一样的”肉体给她带来了太多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但她浓墨重彩的一生里艳丽的部分大于暗沉，她可以通过她的画叫喊，在承受一切的时候抓住爱人的手臂。

墨西哥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她养育了这样一个残缺到完美的女人，让她把悲剧改写成让人惊叹的神话。

原载于《画刊-今日中国美术》文：杨紫1、胖婶婶我家楼上的胖婶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如果傍晚时窗前结实有力的笑声不幸穿透了我的窗户和耳膜，那一定是她在楼道里走过。

而每当和其他的大娘们一起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的时候，身材和容貌堪比女版弥陀佛的她，就兀然间身姿袅娜起来，灵活的让人错觉到她在复兴唐代的胡旋舞。

然而在生活中胖婶婶并不一帆风顺。

每一个知道她故事的人，都叹息为何她如此命苦：早年离婚，丈夫在判决前转移了一大部分财产，她只得搬回和脾气跟她身体状况同样不佳的父母在一起住，自己又得为了满足喜好攀比的儿子省吃俭用。

后来查出了癌症，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摇身一变成为房管局的“坐地炮”，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半年，拿到了一套社会保障房的钥匙。

她在邻里之间被津津乐道的传诵为“巾帼英雄”，但作为她中年闺蜜的我妈常跟我讲，她如何私下跟我妈抹着眼泪，倾诉心里的一片苦海——每个人都想看到一个“巾帼英雄”时，没人会想她在每天晚上睡觉前的十五分钟多么孤独、多么疲惫。

当然，承受过更多痛苦的女性大有人在，也不乏描写诸如此类题材的电影，比如《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比如《圣女贞德》，再比如我们今天要谈谈的《弗里达》：一生坎坷的弗里达18岁遭遇严重的车祸，后来又遇到丈夫出轨、流产、截肢等等持续不断的命运摧残，以至于在人生最后阶段被身体的痛苦折磨的痛不欲生，写下了这样的话：“I hope the exit is joyful. And I hope never to return.（我希望能愉悦的离去，而在也不要回到这世上。

）”2、《弗里达》作为一种“人之常情”，每每讲起这些，总会有人为之动容，掉下眼泪。

顺着眼泪的气味，在十年前，美国女导演朱莉·泰莫收集了弗丽达身上那些传奇性的悲惨故事作为论据，好像想要论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此拍了一部电影，好像在用浓郁的墨西哥辣椒味虚构一个梦境——气息浓厚的音乐、色彩斑斓的画面、华美瑰丽的服饰和一个受伤的名女人。

一切都那么超现实主义，一切都那么“华丽而忧伤”，一切都那么异域，充满了同情。

当然，“同情”这个词，圣经罗马书12章15节的经文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这是个技术活，非得鼓足勇气掏心掏肺把幻想自己置身于对方的情景才行。

而导演似乎有点偏重于视觉效果而忽略了这种同情。

比如说车祸那一场戏，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回忆，有轨电车无法停止，酿成了那一次缓慢而“几乎无声”的车祸。

而在电影中，朱莉·泰莫铆足了力气发挥电影镜头的视觉转喻：一只被梅特林克诗中提及太多次的蓝色小鸟飞出了窗外，几只象征生命的橘子坠落到甲板上，构成了一片喧闹的天摇地转。

镜头随后由近至远缓缓拉伸，正对着弗里达充满血痕的金色身体，仿佛在拍摄宏伟的雕像。

朱莉·泰莫把弗里达拍得太美了，与其说是出了车祸，倒像是睡美人刚被扶上了床。

在弗里达与蒂亚戈的爱恨纠葛之上，导演浓笔重彩描写蒂亚戈的背叛和带来的伤害，却把弗里达与托洛斯基等人的风流韵事轻描淡写，还着重刻画了弗里达这么做是一种“报复”，是“情有可原”的。

当然笔者并不是强调弗里达不令人同情或蒂亚戈不令人愤慨，而只是愈发品味出，这显然是按照以女性为主要观众对爱情片的预期模式套路生产的产品。

虽然说让蒂亚戈这么一个又老又丑的大胖子充当白马王子有些牵强，但是当电影接近尾声，他深情款款的跪在处于人生谷底的弗里达面前要求复婚的时候，女主角含泪说：“虽然我少了一条腿、酗酒、抽烟、又爱发脾气，你却还想要和我在一起？

”在女主角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在座的爱情片的爱好者观众们，肯定心里得到了许多安慰，紧紧攥着电影票庆幸自己没花冤枉钱。

齐泽克说得好：“电影确实是种变态艺术。

你所欲的它不会给你满足，它只告诉你如何去欲望。

”作为一种消费主义的产品，电影是一种对大众的无意识的需求和欲望的催化剂。

这种产品必须是类似于梦境的，同时又是保守主义的，迎合平庸的乌合之众所期望的好莱坞式垃圾。

这一次，中招的是弗里达：导演想要请一个在生命的伤痕面前身残志坚、不屈不挠的“灰姑娘”从银幕中款款诞生，她的痛苦和快乐都被舞台化和模式化，变得千篇一律。

在层层令人费解的跌宕起伏与平铺直叙之后，我们笑了，但是听多了，见多了，好像也会乏味。

3、弗里达与弗里达对于传奇化的弗丽达的一生（电影《弗里达》就是这种传奇化的最佳明证）人们总是谈得太多，以至于人们喜闻乐见的提及她的个人经历与绘画中的对应，称她的作品为“痛苦记忆的编年史”，并从中总结出一大堆可供谈资的标签：女性、著名画家蒂亚戈的妻子、身经无数痛苦、德国犹太人与墨西哥人的混血儿、信奉共产主义、双性恋、对性事开放等等。

这样，她的生平的趣味性就被无限放大而广为传播——她甚至上过《Vogue》杂志的封面——而作品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就被低估，甚至被忽略。

人们喜欢驾轻就熟的使之归类于欧洲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延续和借鉴。

而弗里达本人对这种判定总是一贯的表示不能认同，她说：“我不知道这些画是不是超现实主义的，但我肯定它们是我最直率的表白。

”不幸的是，这种辩白又成为了人们把她的艺术与她的传奇经历混淆在一起的有力证据。

格林伯格曾说：“现代主义的最重要与最内在的逻辑是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与过去对立的面目来维持过去的水准。

”虽然同样难说弗里达的作品是“现代主义的”，但是她的作品的表达方式是前无古人的，与现代主义的企图有一种隐含而真切的关联——坚持在一个日渐平庸的世界保持着一份即将远去的使命感。

弗里达的作品与同时代去非洲寻找灵感的毕加索的初衷不谋而合，只不过弗里达更勇于把四肢伸向并探寻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自然质朴而恣意挥洒沉淀在DNA中的无意识美感。

她所擅长的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绘画，好像一种巫术的治疗，又好像是溯源求本的神秘宗教仪式。

她的绘画中有一种运用私密的叙事方法和题材去追溯和依附墨西哥的文化传统的冲动，如其像某些人阐释的那样像怨妇在抱怨自己的痛苦而寻求同情和帮助，不如说她在借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私人空间”（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算起，“个人”概念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词汇）呼唤一种“前哥伦比亚时代”的神性的回归，这不偏不倚的正是那个科学霸权即将统领一切的时代所需要的启示，是美术史的内在逻辑需求。

怪不得毕加索对弗里达如此着迷，在巴黎的画展都会亲自现身捧场一番；也怪不得著名画家蒂亚戈在老婆大人出名前就对其才华五体投地：蒂亚戈作为创作题材的共产主义情结至今不到两个世纪，而弗里达绘画中某种不言自明的原始生命力的古老却几乎是无法探求的。

胖婶婶的例子充分说明，历经磨难不一定能就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而电影《弗里达》中的那个弗里达，不停历经磨难，成为了伟大艺术家，只能是一种巧合。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艺术家，因为这需要整个时代的任命。

很可惜的是这一点在电影里，并没有被提到过。

这张碟放了很久，一直不敢看，因为知道肯定不轻松。

看了，果然是哭得唏里哗啦的。

第一次看到弗丽达的画时我也在病床上。

那张“鹿女人”和两个“弗丽达”印象最深。

当时与其说是她的画——原来可以这么画——抓住我的注意力，不如说是她的经历。

我正在担心自己会不会也被铆上很多钢钉固定在一个什么支架上，在床上度过余生。

我记得那间病房有三个人。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一个几乎从不出声的老太太和很少开口的我。

一场车祸把这个女人送到了这里，高位截瘫。

浑身上下都是钢铁支架，用吸管喝水和吃捣烂的桔子罐头。

这个女人是开餐厅的，餐厅的名字好像叫做红玫瑰，是当年数得着的餐厅之一。

开车的是她丈夫。

她丈夫除了长得英俊，一无是处，每天开着帅气的银色摩托四处拉风。

他经常来看她，每次来都要向她钱。

有时候看他们也很亲热，更多的时候是看她恨恨地哭、诅咒，抱怨自己怎么嫁了这样的男人。

有时候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姑娘来看她，是她的好朋友。

有一次过什么节，那个女孩来看她，用保温饭盒装了满满一盒饺子，牛肉馅的——或许是因为之前很少吃饺子，那是我记忆里难得的好吃的饺子。

那以后女人越来越悲伤，我从妈妈那里隐约知道她的好朋友和她丈夫有染。

渐渐地，病房里越来越安静，有天夜里那个沉默的老太太被抬走。

再后来我也出院了。

但这部电影让我又想起了那个红玫瑰的女人。

在看这部电影前，我一直以为弗丽达的一生除了痛苦，还是痛苦。

我不曾知道，她曾创造过、享受过这样绚烂的一生，她甚至还能跳舞！

出生于1907年的她自小就特立独行。

为了同墨西哥革命同生共死，她声称自己出生于1910年。

混乱的政局，革命的激情，苦难的人生共同催生出弗丽达的艺术之花。

对于肉体上的苦难，影片着墨不多。

与其赚取廉价的同情眼泪，莫若让石膏上的彩色蝴蝶放飞她心里的梦想。

相对于肉体上的痛苦而言，心灵和情感上的折磨才让人欲说还休。

同其它有相同遭遇的人比较，弗丽达幸运的是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画画。

也因为画画，她注定要与迪亚哥遭遇。

在少女时代的弗丽达看来，迪亚哥跟模特在自己眼前做爱是新奇、是好玩，只是那时的她怎么会知道自己会爱上这样的男人，而且这样的场景还将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她的眼前。

尽管知道迪亚哥风流成性，1929年弗丽达还是欣然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这段感情注定从一开始就满目疮痍。

从迪亚哥的风流韵事发展到两个人都不甘寂寞，无数次的分分合合，其中包括1939年的一次离婚和1940年的复婚。

据说有医生给迪亚哥做出这样的诊断证明：不适合一夫一妻制。

迪亚哥万分欣喜地接受了这一诊断，这让他在滥情纵欲的时候更加理直气壮，更加肆无忌惮，“我在生理上无法对一个女人忠诚”。

迪亚哥说性交就如撒尿，无关感情。

“我握手时付出的感情都要更多。

” 影片中，少女时候的弗丽达就曾经这样问父亲：婚姻中什么最重要？

她的父亲说：坏记性。

可是再坏的记性也架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提醒。

只有你深爱的人才能够伤你最深，何况他还要永远在你伤口还没愈合时就补上一刀，还要撒上盐用力揉搓？

绝望的弗丽达也在给自己的感情寻找出口，但是无论是同其他男人做爱，还是同其他女人做爱，她仍然无可救药的爱着那样放荡的迪亚哥。

对于弗丽达而言，迪亚哥是革命道路上的同志，是同行，是好友，但从来就不曾是一个真正的丈夫。

在眼睁睁的看见迪亚哥和自己的妹妹交媾时，愤怒到达了顶点，然后是伤心的平静。

迪亚哥在门外企求弗丽达的宽恕，她起身淡淡说了句：我一生有两次事故，车祸和你。

而你更加糟糕。

迪亚哥是她永远长不大的任性孩子，他用她的爱来做要挟，赤裸裸的要挟。

最后，当彼此都已经互相伤害得体无完肤，当彼此都没有力气来愤怒、欣喜或伤心绝望时，迪亚哥回到了弗丽达的身边。

一定要这样——把最好的时光都蹉跎了，把最珍贵的激情都挥霍了——你才能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弗丽达说：“最终你会发现，你能承受的痛苦远比你想象的要多。

”当毕加索对弗丽达的作品做出嘉赏时，迪亚哥泪流满面。

在一次弗丽达的画展上，迪亚哥说："在这里，我不是作为一个丈夫在推荐她，而是作为她作品的一个仰慕者在介绍她，她的作品，心酸而又温柔，坚硬如钢铁，纤美如蝶翼，如同动人的笑容般可爱美丽，又如同苦涩的生活般深沉残酷。

"弗丽达的作品将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仿佛这两者生而合一，从未分离。

她的作品中三分之一都是自画像。

弗丽达不介意外界对自己的界定，"这些是关于我自己最坦诚的表白，" 弗丽达曾经这样写道：“我的主题从来都是我的感触，我的心境，我对于外界的反应，我不过是用‘我’来再现这一切，这是我自己由里及外最真实的表达。

弗丽达曾经对一个情人说： "你应该拥有最好的，因为你是这个浮华世界里为数不多能对自己诚实的人之一，而这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

" 除了故事本身，Elliot Goldenthal的音乐非常动人，特别是小酒馆老妇人的那段吟唱。

这部电影居然还众星云集，除了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比较抢戏以外，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和爱德华-诺顿的出现都有些昙花一现，莫名其妙。

片中艾什莉-贾德扮演的Tina Modotti在弗丽达与迪亚哥的婚礼上如此致词:“我不相信婚姻。

从最坏的角度看，它是一出充满敌意的政治把戏，心胸狭隘的男人打着传统或宗教的幌子把女人禁锢起来；从最好的角度看，它是一个欢乐的幻象—— 两个相爱的人注定要把对方折磨得痛苦不堪，可悲的是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

但是，但是，如果两个相爱的人知道命该如此，却欣然前往，那么我要说婚姻既不是保守的把戏，也不是欢乐的幻象。

我要说这样的结合是激进的，是勇敢的，而且非常浪漫。

”过量的毒品和酒精最终在弗丽达47岁时结束了她的生命。

她说：但愿离去是幸，但愿永不回来。

她的确有资格说出这样绝决的话。

爱情和婚姻是每个女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命题。

回头，我似乎仍然能看见当年那个病榻上苍白的小姑娘，坚定不移的相信王子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后来，虽然知道是童话，可仍然心存幻想。

然后，妥协到以为，一段对的感情，如果不能让把你变得更好的话，至少也应该展现出你比较好的那一面。

可是当这样一段感情——它不由分说的暴露出你的丑陋——猜疑、妒忌、欺骗——来临的时候，我开始相信，所有的爱情都是在寻找另外一个自己。

正如红玫瑰的女人，她不用抱怨为何自己命运不济，会嫁给那样的男人，正因为她是那样的她，所以她才会爱上那样的他。

爱情的意义不在于把你变得更好，它在且仅在于让你更加完整。

就如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正面印着弗丽达，背面印着迪亚哥，只有合而为一，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硬币。

它可能见证繁华富贵，也可能滚向阴沟，永世不见天日，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硬币，正面和背面永远在一起。

这是萨尔玛·海耶克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记叙了自己被韦恩斯坦骚扰、霸凌的经历，其中有大量内容发生在此部影片拍摄期间。

以下为原文——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电影狂人，一个冒险家，一个电影才俊的资助人，一个慈爱的父亲，也是一个恶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是我的恶魔。

今年秋天，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包括和我关系亲近的朋友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找到我，让我谈谈我生命中的这个片段，它虽然痛苦，但我自认为已经能平静对待。

我曾经给自己洗脑，让自己觉得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熬过来了；我借口说揭发恶魔这件事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参与进来，由此逃避发声的责任。

我认为我的声音不重要，也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实际上，我是想为自己免去向亲人解释几件事的挑战：为什么当我不经意地提到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曾遭哈维霸凌时，我没有说出一些细节。

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对一个伤害我如此之深的人热情友好。

我曾为自己宽恕的气量而感到自豪，但事实不过是我羞于描述那些已经被我遗忘的细节。

这让我怀疑，我生命中的那个篇章是否真的翻过去了。

当这么多女性站出来描述哈维对她们做过什么时，我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怯懦，并低头接受一点，即我的故事虽然对我很重要，但它不过是悲伤和困惑的海洋里的一个水滴。

我以为到现在，没有人会在乎我的痛苦。

这也许是因为我多次听到别人，尤其是哈维，说我什么都不是。

我们终于意识到了一种已经被社会接受的恶。

它侮辱和羞辱了无数像我一样的女孩，因为每个女性心里都有一个女孩。

那些有勇气说出来的人鼓舞了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它选出了一个被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人作总统，并且我们都听到，他说有权势的男性可以对女性为所欲为。

不会再这样下去了。

从学生到墨西哥肥皂剧明星到几部美国电影里的临时演员再到有机会参演《亡命之徒》(Desperado)和《傻爱成真》(Fools Rush In)，这跌跌撞撞的14年里，哈维·韦恩斯坦成了一股让原创内容成为主流的电影潮流中的魔法师。

与此同时，一名墨西哥女演员在好莱坞谋求一席之地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我已经证明他们错了，但我依然什么都不是。

让我决心追求事业的力量之一是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故事。

在墨西哥壁画的黄金时代，她愿意画谁都看不起的那种亲密的小画。

她有勇气在不理会质疑的同时表达自己。

我最大的志向就是讲述她的故事。

描绘这位非凡艺术家的生平，并以打破成见的方式展示我的祖国墨西哥，成了我的使命。

韦恩斯坦帝国，即当时的米拉麦克斯(Miramax)，成了品质、精良和勇于冒险的同义词，是复杂、叛逆的艺术工作者的港湾。

它们正是我眼中弗里达所拥有的，也是我渴望具备的特征。

我已经开始了和另一家公司合作拍片的旅程，但后来，我奋力把它收回，交给了哈维。

我通过与导演罗伯托·罗德里格斯(Roberto Rodriguez)和他当时的妻子、制片人伊丽莎白·阿韦兰(Elizabeth Avellan)的关系，对哈维有些许了解。

我和这对夫妇合作过几部电影，他们把我带进了他们的圈子。

当时对于哈维，我只知道他充满智慧，是一个忠于朋友和家庭的男人。

按我现在的了解，我怀疑是否是由于我和他们——以及和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的友谊才使我免遭强奸。

我们最初的协定是哈维向我支付已经完成的作品的版权费用。

作为一名女演员，我将获得的是美国演员工会(Screen Actors Guild)最低薪资再加10%的报酬。

作为制片人，我会得到一个还没有确定是什么的职衔，但没有酬劳。

这对于90年代的女制片人来说并不少见。

他还要求我签署了一个与米拉麦克斯影业另拍几部电影的协议，我以为这会奠定我女主角的地位。

我不在乎钱。

能与他和这个公司一起合作我已经非常激动了。

我天真的以为，自己梦想成真了。

他认可了我生命中那之前的14年。

他也给了我——这个无名之辈——一次机会。

他同意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会变成我对他说“不”。

对他晚上任何时候来敲门都要说不，一家家酒店，一个个地点，甚至还包括一个他都没有参与的电影拍摄地点，他都会突然地出现。

对与他一起洗澡说不。

对允许他看我洗澡说不。

对允许他给我按摩说不。

对允许他赤身裸体的朋友给我按摩说不。

对允许他给我口交说不。

对让我与另一个女人一起脱掉衣服说不。

不，不，不，不，不……每一次拒绝，随之而来的都是他马基雅维利式的愤怒。

我想，他没有什么比“不”这个词更憎恨的东西了。

他荒谬的要求可以是半夜给我打来一个暴怒的电话，要我炒掉我的经纪人，因为他们对另一个客户的另一部电影起了争执，也可以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动手把我拽出了致敬《弗里达》(Frida)的开幕仪式，只为了让我与他参加他的私人派对，派对上还有一些我本以为是模特的女人，后来我才得知她们都是高级妓女。

他的说服手段可以是甜言蜜语，也可以像那次在愤怒的攻击中说一些可怕的话，“我会杀了你，你别以为我做不到。

”当他最终相信我不会以他期望的那种方式争取这部电影后，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角色以及我研究多年的剧本给了另一个女演员。

在他眼中，我不是一个艺人，我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物品：我并非什么都不是，我是一具躯体。

到了这一步，我只能寻求律师的帮助，我没有将其起诉为一起性骚扰案件，而是指控为一起“恶意”案件，因为我在这一部电影上花费了大量心血，而他从未有过拍摄或卖给我的打算。

我试着将电影从他的公司里拿出来。

他声称，作为一个女演员，我的名气不够大，并且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制片人。

但他给了我一张不可能完成的、期限紧迫的任务清单，在我看来，这是他为了摆脱法律责任。

1. 重写剧本，且无额外报酬。

2. 筹集1000万美元制作资金。

3. 请到一位顶尖导演。

4. 为四个较小的角色选用著名演员。

令很多人——尤其是令我自己——十分惊讶的是，我做到了。

这要归功于这群前来拯救我的天使。

其中包括数次重写出精彩剧本、却遗憾地从未署名的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还要感谢我的朋友、首次担任制作人的玛格丽特·佩兰琪奥(Margaret Perenchio)提供了资金。

还能有才华横溢的茱莉·泰莫(Julie Taymor)同意执导，从那以后她就成了我的坚强后盾。

其他的角色，我召集了我的朋友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爱德华·诺顿，和我亲爱的艾什莉·贾德。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说服杰弗里·拉什(Geoffrey Rush)的，当时我们几乎还不认识。

现在，哈维·韦恩斯坦不仅受挫，还要拍一部他不想拍的电影。

讽刺的是，在我们开拍后，性骚扰就停止了，但愤怒在累加。

几乎在每天的拍摄中我们都要为反抗哈维而付出代价。

有一次，在一个采访中，他说我和茱莉是他见过的最狠的母老虎，我们就当作是称赞了。

拍到一半时，哈维出现在片场，他抱怨弗里达的“一字眉”。

他坚决要求我去掉弗里达瘸着走路的特点，还痛斥了我的表演。

然后，他让房间里的人都出去，除了我。

他对我说，我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性感，而那部电影毫无性吸引力。

所以他对我说，他要停拍那部电影，因为没人想看我演那个角色。

这对我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我承认，我迷失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迷雾中，想让他把我当成艺术家：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还是一个能找出引人入胜的故事、能用新颖的方式讲述它的人。

当时，我一直希望他会承认我是一个制片人，除了能完成他的要求，还能主导剧本，获得使用那些油画的授权。

我与墨西哥政府协商，与所有必要的人协商，得以在之前没有任何人用过的地方拍摄，包括弗里达·卡罗故居以及卡罗的丈夫迭戈·里韦拉(Diego Rivera)的壁画。

不过，所有这些似乎毫无价值。

他唯一注意到的就是，我在这部电影里不性感。

他让我怀疑自己能否称得上是一个演员，但他从未能够让我相信这部电影不值得拍。

他提出了一个继续拍摄的条件。

如果我同意和另一个女人拍一场做爱的戏，他就会让我拍完那部电影。

他要求正面全裸。

之前他就一直要求更暴露一点，性爱场面多一点。

之前有一次，他想让艾什莉·贾德饰演的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和弗里达在跳完探戈之后做爱，朱莉·泰穆尔最终说服他以一个吻代替。

但这一次，我很清楚，如果我不通过某种方式满足他的性幻想，他永远不会让我拍完这部电影。

没有谈判的余地。

我只能同意。

到那时，我已经在那部电影上投入了很多年时间。

我们已经拍了大约五个星期，我说服了那么多有才华的人参加。

我怎么能浪费掉他们的杰出工作？

我请了那么多人帮忙，我感受到交出作品的巨大压力，以及对所有相信我并追随我做这件疯狂的事的人的感激之情。

所以我同意去拍那场毫无意义的戏。

那天，我到了片场，去拍那场我认为能拯救那部电影的戏。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精神崩溃了：我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呼吸急促，我哭啊哭啊，停不下来，好像在往外吐眼泪。

由于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哈维之前发生的事，所以他们对我那天上午的挣扎感到非常惊讶。

不是因为我要和另一个女人裸体相对。

而是因为，是哈维·韦恩斯坦导致我和她不得不裸体出镜。

但那时，我不能对他们说出这些。

我心里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但我的身体不停地哭泣和抽搐。

等待拍摄一组静态剧照时，我一度开始呕吐。

我只好服用镇静剂，它最终止住了我的哭泣，但却加重了呕吐。

所以你可以想像，这并不性感，但那是我能撑过那场戏的唯一办法。

等到影片拍摄阶段结束时，我的情绪已经太糟，于是并没有太多参与后期制作。

哈维看完剪好的电影后，说它不够好，不能在影院上映，他要把它直接做成录像发行。

这一次，朱莉不得不独自跟他抗争，让他同意，如果我们试映得到80分以上，就可以在纽约的一家影院放映。

只有不到10%的电影在首次放映时能达到这个分数。

我没去参加试映。

我焦急地等待结果。

影片得了85分。

我听说哈维再次勃然大怒。

试映结束后，他在影院的大堂里对着朱莉怒吼。

他把一张记分卡揉成球，扔在她脸上。

纸团打中她的鼻子弹开。

朱莉的男友、这部电影的编曲艾略特·戈尔登塔尔(Elliot Goldenthal)挡在她身前，哈维对他进行了暴力威胁。

哈维平静下来以后，我鼓起勇气给他打了电话，要求他在洛杉矶的一家影院里也放映这部电影，这样加起来总共两家。

他没太刁难就同意了。

我不得不说，他有时友好、风趣、机智——但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什么样。

几个月后，到了2002年10月，这部关于我的英雄和灵感之源的电影——这位有着一字眉和瘸腿的墨西哥艺术家在世时从未真正获得认可——这部哈维从未真正想拍的电影，让他获得了无人料及的票房成功，尽管没有得到他的支持，影片还是让他收获了六项奥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女演员奖提名。

《弗里达》最终让他赢得了两项奥斯卡奖，但我始终没有看到任何快乐。

他再也没让我主演过电影。

根据我和米拉麦克斯公司最初的协议，我在那些不得不参演的电影中都是演些次要的配角。

多年以后，我在一次活动中碰见了他，他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他戒烟了，犯过一次心脏病。

他说他恋爱了，娶了乔治娜·查普曼(Georgina Chapman)，还说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最后，他对我说：“你在《弗里达》中的表演很好；我们拍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我相信他的话。

哈维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话对我有多重要。

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他对我的伤害有多深。

我从未让他看出，他让我感到多么恐惧。

在社交场合看到他时，我会微笑，努力想着他的优点，对自己说，我在作战，我赢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女性艺术家这么有才华，却必须通过作战才能讲述我们的故事呢？

为什么我们必须拼命抵抗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作为女性，我们在艺术上被贬低到了不堪的地步，电影业不再努力去弄清女性观众想看什么，女性想讲什么故事。

前不久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07年到2016年，只有4%的导演是女性，而且她们中80%的人只得到了拍一部电影的机会。

另一项研究发现，2016年，大片中的台词只有27%是女性说的。

人们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早点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想，这些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我们的声音不受欢迎。

除非我们的行业实现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在所有方面都有同样的价值——我们的社区将继续成为性掠夺者的乐园。

我感谢每一个聆听我们经历的人。

我希望，通过把自己的声音加入那些最终发声的人的合唱中，将会有助于弄清，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等了这么久。

男人之所以性骚扰，是因为他们可以。

女性直到今天才发声，是因为在这个新时代，我们终于能够发声。

因为当下另一部国产优秀电影片段，小叶cos弗里达，于是便好奇看了这部电影，感叹原来人生还能过成这个样子。

我们成长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犹如设计好了程序的年代，按部就班的上学、考试、毕业、工作，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焦虑，突然看到这样一部电影，且是传记类电影，不由得感叹：我们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勤勤恳恳、恐慌焦虑，却不敢迈开一步，是多么的脆弱！

无论是自己的事业还是爱情，我其实挺佩服这样一个女子，果敢、真诚、坚强，犹如南美洲荒漠里开出的血红色的巨大花朵，散发着异香，张扬的在黄色岩石之上，伸展着自己鹰爪般的根枝，扬起花瓣，在烈日下歌唱。

电影另一种魅力就是造梦。

这部电影将绘画与光影艺术十分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绚丽的色彩在渐变中变成现实中的人与物，似脱胎换骨，又似反祖归宗，很喜欢这种浓郁的电影呈现味道。

弗里达，我对她不了解，看了电影或许有着一知半解，但这样一个不受拘束、不在任何一段感情中失去自我的女人，往往是最充满魅力的，她犹如幽深的峡谷，怪石嶙峋，扔下一块小石子，便会出现层层叠叠、从远到近的回声，让你忍不住去探索。

反观自己，或许缺失了她的这种自我主体性，以镜观己，也是自己需要去认真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无关男女，专注自己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

把这部片子翻出来，是因为翻到了过去的博客，看到06年的自己在深夜写下的这篇东西。

在那个恰当的时刻，我遇到这片子，全身心沉浸在里面，然后在凌晨写下这些感受。

文字当然稚嫩，心思也未必深，但重新把这篇东西贴出来，为纪念一次六年前的时光、灵感，不遏制的情绪，和至今不曾消褪的对艺术的爱。

2006年10月16日： 我又[能]看电影了。

这个能，说的不是客观，是主观。

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看电影，也不喜欢跟人一起看电影，完全不耐烦。

除非是特定的环境，比如影院，才基本不能让我分心。

心思游离在外。

我想快速的跑，想急速的远离，不是坐着看。

我恨自己不能在天色变暗之前想起一些事情。

可是我明明是一直坐着，看得越多越加重了这种不耐烦。

把肖申克复习了一遍。

已经快十二点。

无睡意。

电脑里翻了翻，翻到下了很久的《Frida》。

深夜两点看完。

真是一部非常非常优秀的片子。

我放了在电脑里大概有半年之久，也完全没动它，看电影跟读书一样，不要勉强，某天突然动了心思，跟它完完整整渡过的时光才叫正经。

一开始写不出来，我要表达的十分之一。

我最近一直无法写。

甚至失去了写点儿什么的欲望。

不过我知道这是一个好事。

我希望越写越少，越写越简单，慢慢摈弃掉该消失的东西。

很多事情有着同样的表面，却有着根本的分别。

我在两点十八分又重新开始看。

在刚过去的的两个小时内它让我痛哭了数次。

这是直抵内心的震动，片子里每一处都闪耀着痛苦与诗意叫人惊叹的光芒。

弗里达。

看片子之前我不查找任何相关讯息，不去看任何评论，甚至连演职名单也看不太明白，都是南美的名字我猜想。

说实话，在这之前除了她的画，我对她的人生一无所知。

尽管我知道她在少女时期因为一场车祸导致脊椎和盆骨裂开，骨折，一根钢管掉下来直接刺穿身体，割破了她的子宫，这些使她终身都在忍受剧痛。

我知道她活了下来，流产，有同性恋传闻，一生都纠缠在跟她的丈夫，画家diego的爱中。

我几乎看过她每一张画，尽管是印刷的。

不过这根本不算数，这些平常资料完全是在了解一个画家和欣赏她的作品之时要做的基本功课。

读过这种印在平面书本上的介绍文字跟了解某个人立体的人生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

美术史或者美术鉴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好一场八卦同乐会。

你需要了解一切，从源头到它的流变，从广义到狭义，从一个画家母亲的职业到它的第二任妻子的癖好……每一个关于艺术家本人的小八卦都可以帮助你理解它的作品。

所谓艺术家思想的转变或者革新都是需要事件的发生和体现，所以批评家们努力从艺术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中寻找事件，来评判和定位他们眼中的作品。

有时候，这些奇怪地变成了跟个人喜好无关的东西。

回过来说这部片子。

用了很多特殊的表达方式，使用了佛里达的作品跟画面交织在一起，为了更贴近一点核心努力的做着尝试。

色彩热情明亮，音乐直至人心，精彩万分。

女主角非常优秀，表达丝丝入扣，在细节处毫不让人失望，一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我想这部分原因于她所饰演的弗里达本人。

这部片子从女性的角度切入，所呈现的弗里达只是一部分的弗里达，作为一个女人的佛里达，关于她政治性的身份、墨西哥文化的身份只是简单的叙述，并不浓墨重彩。

这使得如果你在看之前根本不认识弗里达也毫不影响这片子的表达力。

弗里达，这个墨西哥的女画家，我真的并不特别喜欢她的画，我热衷过的是像奥基芙那样的女人，用的色调柔和丰富，线条优雅妩媚，后期的冥想主题充满了简洁、内敛的平静气息，像一颗温和却有力地跳动着的色泽饱满的心脏。

而弗里达不，完全不。

她看见她自己，她以无尽的力量去忍受爱和命运赋予的一切痛苦。

是的，几乎所有的女性艺术家都善于从内来理解世界，来理解她所生存的意义，而生理和心理构造与女性完全不同的男人们是进攻的，外在的，他们征服性地来理解和诠释他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

弗里达特殊的人生使她这种自我感受更加深刻绝望，她的画全是充满了苦难，长期压抑后的痛苦释放。

无法描述这样一种感染力，当你作为局外人看见时，感到震惊，她用一种冷静的调子描述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疼痛，她使用最简单的平涂，绘上大量离奇荒诞的幻想，来解释和隐藏她无止尽的痛苦和伤口。

如果痛而隐忍不发称为悲伤的话，那么奥基芙是个悲伤的画家。

而弗里达的画里则充满了眼泪和鲜血，悲伤在这里已不足以解释她精神上的无助和荒凉。

片子中的她，既是个忠诚的妻子，又是贞洁的情人。

还是最具挑逗性的女同性伴侣。

而我清楚感觉，她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diego从来不属于她的。

也不是任何女人的。

你能否了解这样一种绝望。

只有摧毁自己才可以被止疼。

唯有放荡自己，包括身体和才华，才能从那些伤痛里暂时得到一点点的解救。

只有把自己往下拉一点，再拉一点，才会从负罪里得到一点点麻醉。

而才华的放荡，激起了最伟大的灵感和天赋，它们被运用来作为安慰剂。

我常常想，伤痛的记忆这种东西是否是创作里相当重要的驱动力，有毒而如此甜美，对贫瘠的心灵频频招手。

她太勇敢，太忠于自己的伤口。

所以我害怕看她的画，我并不是害怕看见痛苦的真相。

只是又一次证明没有任何一种能够被拯救。

爱，婚姻，天赋，热情，革命。

理想。

眼泪。

都不是。

唯有死亡。

那么多的荆棘鲜艳，血，骷髅。

小猴子，美丽的湛蓝天空，巨型的仙人掌。

焚烧。

人类总是只在死亡面前才如此真诚。

这多多少少让我有点儿厌倦。

我崇拜她她的画像钢铁一样的坚硬。

像蝴蝶翅膀那样的自由。

像微笑那样动人。

残酷的。。

如同生活的苦难。

——diego

在电影方面我不是专家，我不会从电影拍摄等专业方面去分析，但是我喜欢从个人感受去评论我所看到的电影。

这是一部在家里存放了3年的电影，在今夜我才认真的看了第一遍。

其实我对电影了解并不多，但是我想把我的感受告诉大家，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感受。

它是去我看过的最有生活气息的电影，过去我曾经热爱一部名叫《清水湾的孩子》的电影，同样的生活味十足，没有那些虚伪的，刻意的痕迹，但是《清水湾的孩子》更加理想化，而《弗里达》更加生活，更加现实，更加激情。

这个从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名字《挥洒激情》就能够略知一二。

整部片子充满了坎坷，充满了奋斗，充满了现实，充满了爱，它更能让我体会到活着的感觉。

电影始自、终至弗里达·卡洛去世前一年（1953年）墨西哥为她举办的个展。

盛装的她，被连人带床一起运到现场。

看过她的传记、她的画作再看她的传记影片，很惊异导演朱莉·泰莫“演画”的能力。

弗里达的一幅幅画作或者照片被幻化成一个个真实的场景，与她的生平推进无缝贴合。

这些演出来的画作或照片，有如一个个点，把传主的一生连成线、铺成面。

弗里达的画作多半表达淋漓的痛苦。

但如果据此认为她的人生黯淡无光、无色，那可大错特错了。

她像一把火，炽热猛烈；像一朵花，明艳灿烂。

她多情、多才、多好，爱男人、爱女人、爱艺术、爱政治。

只是再丰满的才情也消减不了她的痛苦，再多的爱也改写不了她多舛的命运。

18岁的她热情奔放，任性快乐，一场惨烈的车祸却是命运送她的成人礼。

脊椎被折成三段，右腿严重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一根金属扶手插入身体，撕裂子宫，从会阴穿出——她竟然可以拿这个来开玩笑，“是那根扶手夺去了我的贞操。

”一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最终失去右腿和生育能力。

“我曾经被打断、重接、再重新矫正，很多很多次，我就像个拼图玩具。

而这些，远比那场车祸对我的伤害大。

”但她又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能忍受的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大。

”但肉体之痛成了她一生的死对头。

磕不过绵绵无绝期的痛，她依赖上了酒精、混合麻醉剂、毒品。

她将痛苦移植到绘画里，遗世的全部作品中一半以上画的都是支离破碎的自己。

“我画自己是因为我总是一个人独处，我是我最了解和熟悉的事物。

”器官分离、浑身钉满钢钉，肉体被打开，身上被戳满了洞、流产、生育……血腥是她作品中最不缺的元素，还有眼泪。

就连那些头像，额头上也嵌着丈夫的头像或者骷髅头，即便什么也不嵌，那连成一线的浓眉，忧伤犀利的眼神，唇上的薄髭，也绝对与柔美温和无缘。

但它们充满了力量！

毕加索在写给弗里达的丈夫、墨西哥著名画家狄亚哥·利弗拉的信中说：“不管是德朗还是你还是我，都不能画出弗里达·卡洛画的那么好的头像来。

”弗里达所承受的痛苦远不止肉体，“我今生遭遇到两个意外。

一个是被电车撞倒，一个是狄亚哥。

”21岁时，她嫁给了42岁、离过两次婚的狄亚哥。

弗里达的母亲对这桩婚事非常不满，称他们是“大象和鸽子”——除去年龄上的差异，狄亚哥是个体重130多公斤的大胖子，弗里达体重还不到50公斤。

狄亚哥风流成性，从不把性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甚至和弗里达的妹妹私通（电影里是姐姐，女人味十足的克里斯蒂娜）。

这一双重背叛令弗里达痛不欲生，她绘下了一生中最为血腥的作品《稍稍掐了几下》。

电影中，她这样解释这幅画的创作动机：“一个男人捅了他妻子22刀，被抓住后，警察问他原因，他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呀，不过轻轻戳了她几下。

’”其实画中那个浑身刀伤，赤裸着躺在血泊中的女人更像她自己。

“狄亚哥不是任何人的丈夫，而且永远也不会是，但是他是伟大的伙伴”。

两人离婚后不到一年又复婚，在弗里达与伤痛对恃，且节节败退的暴燥的生命尾声里，狄亚哥成为一个宽厚和无比容忍的好丈夫。

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病故（有说法认为她是自杀），她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死是愉快的，我愿永远不再回到这世界。

”弗里达也非感情专一之人，她情人甚多，并且是双性恋，但影片中却将她的纵情缩减为与流亡墨西哥的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的短暂恋情，而且是出于对狄亚哥的报复。

传记电影美化传主看来是难以避免的通病。

弗里达还是墨西哥社会运动的支持者，托洛斯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流亡到墨西哥，曾住在弗里达家中。

托洛斯基遇刺后不久，弗里达转而支持斯大林的苏联政权。

1949年之后她对毛赞誉有加，称毛领导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新希望”。

弗里达的故居“蓝房子”现已是她和狄亚哥的博物馆。

馆藏的她的遗物中，包括杭州刺绣厂出品的马恩列斯毛绣像，和一幅在画架上尚未完成的毛画像。

电影中，她的卧室里就挂有毛的画像，我截了个屏，在这：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753093028/她的绘画作品在这：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38583590/（请勿转载）

1925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场小雨过后，一辆公交汽车在墨西哥城的街道路上慢腾腾地开着。

几分钟后，这辆公交汽车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弯，于此同时，对面驶来了一辆电车，“尽管驶得很慢，但好像是要故意制造一场车祸一样”，一头撞在公交汽车的车身上。

也许两辆车的司机都不知道，这次车祸创造了什么——当时年仅15岁，还是一名国立预科学校学生的弗里达•卡洛恰好坐在这辆公交汽车上。

这一恐怖的撞击使得她的锁骨、脊柱、肋骨多处骨折；一根长长的铁条刺入腹部，进入她的子宫，最终洞穿了她的阴道——“我失去了贞操”，弗里达说。

后来的事实证明，弗里达不但失去了贞操，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从而将自己永远锁入深渊一般的孤独之中。

车祸对画家身体的巨大改造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整整三个月，弗里达像具木乃伊一般被包裹在层层的白色石膏里。

她疯狂地想念自由，想念健康，想念自己的情人阿莱詹德罗。

久病卧床的状态一方面使得她彻底进入到一个私人的领域中，一个永远与孤独相伴的“此在”里；另一方面，她对世界的视角也发生了改变，在面对山川自然时，她往往乐意把它们看作是人类身体的一个部分，或者可以说，在她看来，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就是自然。

在那副给加利福尼亚园艺学家拉瑟尔•班克所作的画像中，这位微笑着的老人手植物绿色的枝叶，他的腿部变成了植物的根系，一直蔓延到地下好几米处，将躺在那里的一具骷髅紧紧包裹。

此时的欧洲，毕加索、马蒂斯、蒙克等一批画家已经确立了现代主义的地位，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也已兴起，正在酝酿一场革命。

达利在巴塞罗那举办了第一次个展，康定斯基的《几个圆圈》也已完成，远在墨西哥的弗里达，也从身体的阵痛中恢复过来，完成了她人生中第一副真正的画——《自画像》。

弗里达以一个美丽但又脆弱的形象出现在这副画中，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天鹅绒外衣，伸了自己的右手——这个显得过于成熟的女人，好像一再地要去抓住什么。

一如评论家们日后一再确认的那样，早期的弗里达是一位地道的拉丁美洲画家，她的画作深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便是20世纪初同时作为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土著主义”（indigenismo），在技法上讲求细节的刻画，平涂的色彩，清晰可见的轮廓线条；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希望艺术家植根于拉丁美洲本土文明，对其进行内省式的发掘和思考，继而运用于艺术创作中。

这种本土式的文明不仅仅包括印第安文明，也同时包括西班牙人殖民后的更多多元的、混合的拉丁美洲文明。

土著主义在文学方面的影响是显著的，凭借《总统之死》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便是土著主义的倡导者；在绘画方面，它最终推动了墨西哥的“壁画运动”，弗里达一生的爱人迭戈•里埃拉便是此运动的主力之一。

其次，弗里达从不掩饰对于祭坛画的喜爱和从中受益的事实。

起源于殖民时期的祭坛画通常是一种对于灾难的记录，最后由于圣母圣徒弟的显灵，使灾难中的人得以拯救，画中不乏对灾难的残酷描绘，然而手法却真实、冷静而不动声色，令观者无不为之震动。

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超现实主义先驱布列东看来，在不但在时间上具有令人惊讶的超前性，更在空间上具有对生与死的思辨，和对人类肉身内外关系的超验体验。

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共识，对于传统的反叛必然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必然来自熟谙个中门道的专业化人才，而非沽名钓誉的鸡鸣狗盗之徒。

弗里达自身画风的确立，并不是对现实主义一次贸然的反动，亦非对于超现实主义等新思潮的盲从，而更多地来自一种“内发性”的生成。

在弗里达的画在巴黎巡回展上，包括布列东，杜桑，毕加索等人不出意料地为之倾倒。

布列东激动地称赞弗里达为“自发的超现实主义者”，而弗里达——这个来自于拉丁美洲，一片永远游离于文明的欧洲中心之外，被政变和涂满赭色颜料的混血儿占据的大陆的女性，也被毫无质疑地划入到超现实主义的浪潮中去。

布列东对弗里达的推崇甚至扩展到了整个墨西哥，与其说墨西哥是美国充满悲剧色彩的邻居，或是诸如托洛茨基等人遥远而迷幻的政治避难所，作为一个欧洲人，他认为，至少在艺术上，墨西哥早就已经是“超现实主义的温床”了。

正如桑塔格所说，每一种艺术风格都体现着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选择。

弗里达本人并不苟同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理论。

“我真不知道这些画算不算是超现实主义的，”她说，“但我肯定，它们是我最直率的表白。

”这个令人颇为尴尬的分歧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与欧洲的超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弗里达的画面中出现的超自然意象（如同《受伤的小鹿》里人头鹿身的动物，《水所给予我的》当中出现的火山、血液、尸体、奇异植物共处一室的场面等等等等）届来自于弗里达个人的“知识构成”。

这个知识构成极其复杂，裹挟着古代墨西哥的巫术、印第安人的传说，阿兹台克人的祭祀仪式，以及太阳神神话等等“元知识”，它们最终一并组成了作为审美而存在的画家世界。

然而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者，则更多为了反抗西方社会的理性与逻辑，试图由非理性的、荒谬的、无意义的表达来进入现代人被焦虑、恐慌充斥着的最深层内心世界，颠覆传统。

对于风格的不同理解，显然造成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上的误读。

同样的情况在马尔克斯身上也发生过。

当被问及有关自己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之时，他显得不屑一顾。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东西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他们都是真实发生的。

”即便是布列东等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窥破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幻象，继而在这一传统中四处碰撞，希望造成文化上人为的“错位”，但我们悲哀的发现，和弗里达不同的是，直观地来看，他们的艺术给人的往往是更加破碎的意念，更为令人不快的感官体验，在这个层面上，如同陈平原在评论李贽时所说的那样，一旦“反传统”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其负面价值就出来了。

这种狂飙突进的思想甚至经由几个疯狂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改头换面进入政治领域，进入公共生活领域。

我并非在夸大他们的功效，但事实确实，在此层面上，很多20世纪后期的政治运动，显得充满了迷幻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更令人不安的是，布列东的称赞，背后隐含着的是一套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话语体系了，即，几百年以来对于拉丁美洲及其艺术的偏见。

这套偏见植根于帝国主义政治话语，与其所辐射于四海之内的文化范式、意识形态一道，在巨大的空间内进行物理上的扩张，继而在日后无比漫长的岁月中，以其宗主国的身份，以其白人的身份、上帝的优秀选民的身份，对所有的“他者”进行不屑的扫视、充满欲望的注视、严苛的审视。

本质上讲，布列东的态度和萨义德书中一位美国知识分子说的“给我看看祖鲁人的托尔斯泰”那种傲慢的自负如出一辙。

对这套话语，我想萨义德已经说得够多。

与他幻想中的阿拉伯世界不同的是，拉丁美洲这片饱受摧残的大陆，在西方人眼中始终都是人类文明的“边缘者”。

这是这片大陆一直以来所承担的苦痛。

1928年，秘鲁诗人巴列霍在巴黎街头流浪时，用诗句写下自己的体验：我出生的那天是上帝生病的日子那天，他病得很重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在文化上受到的排斥，可能要比局促的生活更令人苦恼和绝望。

布列东的称赞恰恰使得自己先入为主的评判身份暴露无遗，同时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拉丁美洲的艺术一直以来被所谓“西方正统”视作劣质模仿的事实，在这个事实前提下，出现一个弗里达这样的人物，无疑让他们感到震惊的。

相反，这种偏见催化了拉美艺术家一方面转向更为深刻的内在化，另一方面倾向于自身的沉积，礴发，转变，直至确立最后的独特风格。

正如每一个人看到弗里达的画后，都会为其诡谲的风格、画作中对生命的思考所深深感染一般，我也依然清楚地记得阅读博尔赫斯时感到的整个认识体系受到严峻挑战时的悸动。

当然，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同样也是以一种持续的、新奇的视角，然而意识到以下一个观念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出现在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我们正在讨论的文化属性之构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质特性（虽然它长久的魅力来自于它的本质），而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有对位形式的主体。

”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画家，“弗里达”这个名字意味着实在太多。

她的文化上的自觉令人赞赏，对于墨西哥炙热的爱更令人坚信不疑，但这似乎并不足够，因为更重要的是，她对于整个拉丁美洲艺术的地位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我们回归画作，一再发现她如此痴迷于自我，死亡，灾难，孤独等一系列主题之时，又会为她画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的院所所震撼。

在那里，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她从自己的身体中分离出来，面对着画中的自己；她的器官悬置在空中，旁边伤痕累累的身体，像是刚刚经历了一次暴行……我相信，无论是创作它们，还是欣赏它们，这种非理性的，超自然的体验都不啻是一种“极限体验”，而在此中发现个人的存在，可能正是画家所希望的，也一如尼采所倡导的那样：艺术崛起于自然之侧，为的却是超越它。

1978年，弗里达的画在美国巡展，所到之处多是赞誉之声，一时间，一切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上的隔阂似乎都因画作的卓越而不复存在。

距离画家死去已有二十多个年头，面对已有的，进行中的，未来的阐释和不断阐释，似乎总是有一种可以为之增设的错落感，为人们供给那取之不竭的阐释欲望：一如自己的一处私密的好去处被发现一般，就那样令人失望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

然而弗里达会如何在另一个世界里溘然地观望着这一切，然后吃力地回到画室，用尽最后一笔墨色，来涂抹掉这一切令人心碎的谵妄呢。

我终究还是困难而徒劳地想象着这一切。

长个一字眉，还有唏嘘的胡渣子，这是多么销魂的一个女人。

但是电影进行到30分钟左右的时候，你不得不感叹审美情趣真是奇异的心理活动，你被这电影催眠了，觉得这朵长着一字眉的墨西哥野玫瑰多么美。

昨天上班的时候，我一边吃着软绵绵的戚风蛋糕一边用PSP看的Frida，当然还有装在得过且过的塑料杯里的速溶咖啡。

办公室没有人，人渣们在长假前一天都不来上班了，留下可怜的我负责打卡。

总之，不晓得是PSP的问题还是人品问题，字幕不见了，浓浓墨西哥鸡肉卷儿味道的英文真难听懂，120分钟的电影我活活看了三个小时。

用海耶克演Frida真合适，当然我这么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海耶克是咱唯一叫得上名字的墨西哥演员，而且我很爱她，昆汀也爱她，她那带口音的英文很迷人。

我想她对自己那拉美风情的美貌也有着相当的自信，不是谁都敢画个一字眉上镜的。

通常古今中外著名的女画家女作家女艺术家女文艺青年都有着美貌和了不起的情事，如果不仅美貌并且还有着异域风情，不仅恋情多并且性取向还有着神农尝百草的精神，那更是个中翘楚。

弗里达女神当然是个中翘楚，文艺女青年的别扭内心加上拉美女性的大胆作风，让我等鼠辈瞠目结舌之下默默的竖起了大拇指。

政治信仰，弗里达的政治信仰很有趣，但是似乎又理所应当，这么热烈的人当然信仰共产主义这么浪漫的人当然相信乌托邦。

反正，她那浓浓墨西哥风情色彩浓烈的卧室里很突兀的挂着一张毛爷爷的画像，是不是觉得很穿越？

爱情与婚姻，弗里达处理自己丈夫外遇事件的方式相当神奇，she can't stop her ，so she fuck her，以至于她丈夫的情人都说，you even better than your husband，瞠目结舌了吧，悍妇呀。

虽然这不失为一个拾回自尊的好方法，但是总是会遇到困难的，所以当她丈夫和她姐姐有一腿的时候她彻底发飙了，是啊，你说这回她能怎么办。

现实当中的弗里达有同性恋情众所周知，我真心希望电影里面她与那些美人儿们发生什么什么的原因只是导演的杜撰，我希望现实中她只是单纯的好这一口，而不是出于对自己丈夫无可言表的爱和怨恨，如果是后者，就太可怜了。

绘画，弗里达的画作当然是源于她彪悍的人生，少女时期的车祸，初恋的背叛，常年的病痛，才华洋溢人品垃圾的丈夫，孩子的夭折，所有的痛苦都用画笔表达，当然还有那些热烈的爱情和幸福。

那些画作，风格和用色都很大胆仿似奇异的梦境。

我总觉得有这么个规律，喜欢大量使用互补色作画的人都活不长，像梵高说过的那样“我越是年老丑陋、令人讨厌、贫病交加，越要用鲜艳华丽、精心设计的色彩，为自己雪耻……”电影的画面颜色艳丽，种满绿色沙漠植物的蓝房子，黑发中火红的花朵，婚礼上的绿裙红披肩，一切都是画作的情景再现。

还有电影的原声音乐非常非常好听，弗里达和沙龙女主人跳舞那一段，弗里达在酒吧唱歌那一段，画展那一段，非常非常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