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

这是一部讲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普通家庭中普通家庭妇女的“困境”旧时代里的家庭氛围，地域文化，对女性的偏见和压迫，给普通女性套上了无形枷锁。

关键是，除了少数自我意识觉醒的人之外，其他人还都觉得理所当然，只能说这是时代的悲哀姜武这个角色属于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那种人，只会对别人指手画脚，挑三拣四，讲真，这种男人也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且最讨厌的一种人，然而，这种人也有属于他们的悲哀，他们无法理解别人的付出，他们的成就感来自于对身边人的打压，否则他们就会丧失自我存在感，可怜可悲在前三分之二剧情中，女儿一直表现为明事理，支持妈妈的所有决定，但后三分之一却突然失智，为了自己能够不为“牢笼”束缚住，就变得和他爸一个德行了，这段剧情的设计算是这部电影的硬伤，转变的太过突兀，扣一星结尾处，编剧将所有压抑人性的内容都抛了出来，成功塑造了“触底反弹”，但说实话，看得让人闹心，不喜欢这种东西，虽然真实，但这种操蛋的现实没法让我给出高分，扣一星这部片子展现了家庭结构中“男外女内”的情况，因此聚焦的是所谓的“女性困境”，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种“困境”对一些女性来说并不算问题，因为确实有些人更适配“家庭妇女”角色，同样地，存在另外一类女性天生就不适合“家庭主妇”角色，当然就会鼓吹女性独立。

不可否认，除了男强女弱这种家庭结构，在当今社会也存在不少女强男弱的情况，那么我们是否也要讨论一下“男性困境”呢，估计没有导演会拍这种，这也算是一种悲哀吧

从电影一开始李红扔掉ETC卡的画外音开始，我的眼泪就没停过，李红要去成都参加同学会不能成行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被父亲以长女为由要求她承担养家之责而被迫放弃高考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被丈夫每一次的恶言相向伤害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举刀自残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和母亲因为要求弟弟还两万劳务费时的对话让我落泪，女儿晓雪深陷婚姻剥削时的场景我也在落泪，李红终于决定出走以及她在大山大河间自由行的时候我还在落泪，最后苏敏阿姨的自驾游镜头（虽然很多在她的账号下都看过）依然让我落泪。

是心疼的眼泪，是愤怒的眼泪，也是为剧中的角色以及为现实中的苏敏阿姨觉得开心眼泪。

这部电影是我认为从民国有电影产业到现在、以及在未来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可以排在top5的电影。

从李红的妈妈、到李红、到李红的女儿晓雪，女人在男权社会借以剥削女人的婚姻制度里不断重复上一代女人的悲剧人生。

李红的爸爸弄到一尾活鱼让李红处理，李红说不会处理（我觉得她是不愿杀鱼），父亲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杀鱼而是使唤李红的母亲，李红的丈夫钓到一条大鱼在李红不愿杀鱼的情况下（也没有其她女人可以供他使唤）逼迫李红杀鱼，这是一个轮回。

李红的父母重男轻女，为了她弟弟而牺牲了李红的前途和利益，李红问了两次“我不是你的闺女吗”，李红的母亲也有同样被重男轻女的故事，李红的外婆给自己儿子吃白面馒头给女儿吃窝头（还是粗粮馒头，有点记不清了），只是李红的妈妈从来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而李红的女性意识有所觉醒，她看到了这其中的不公平。

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甚至包括大多出现在画外音的在成都的李红的女同学们，都被困在家庭和育儿上，养育了自己的孩子还要接着在养育孩子的孩子，而男的就只会出一张嘴（李红的父亲、丈夫以及晓雪的丈夫）。

没有一个家庭不是男权家庭，家庭里的女性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就开始加入这套男权压迫剥削女性的系统，李红的妈妈身为女性依然重男轻女，李红的女儿身为女性依然觉得剥削母亲为自己育儿是理所应当的（她最应该的是让丈夫参与育儿）。

李红自己也一直在洗脑自己，等到了下一个节点就离开这个家庭。

电影里特别讽刺的是李红学车考驾照那段，所有的人提起这件事，都认为老年妇女学车就是为了接孩子上下学，有人会认为老头考驾照是为了接孩子上下学吗？

李红能够出走不是被逼到那个份上了，她是经过了多年的希望失望希望失望，或许她都要放弃走上自驾游的道路了，但是马婕的那句“你还能走吗”是真的刺激到了她。

难道真的要一辈子都为别人而活而没有自我吗？

最后那场爆发戏真的是太精彩了，她终于下定了决心，踩下了油门。

对李红而言，出走的决心，其实是她女权意识的觉醒，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在很多场景下李红都有不同面向的女权意识觉醒，比如撕破脸跟弟弟要钱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被亲人以“都是一家人”为名白白占用自己的劳动力，比如她两次问父母“我不是你的闺女吗”，她不觉得重男轻女是合理的，最后李红的出走其实是对自己人生的掌权，是自己作为女人开始反抗婚姻家庭对自己的剥削以及女人要以家庭儿女为重这种陈腐的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

电影里以李红的出走作为结局，现实中我们都知道苏敏阿姨终于要离婚了，而且她在和咏梅的对谈中对爱情和婚姻看的也很透彻，她不期待爱情也不愿意再伺候男人，就冲着这点，她今后的日子就不会苦。

短评区有人说女性是一种处境，这个观点我持反对态度。

女性就是一种生理性别，失权才是处境，男权社会下，男人永远不可能被放置在女性的处境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男人永远不可能被当作生育工具，因为他们不能生孩子，所以不要用处境来消解女性的苦难。

奥威尔在1936年写成的文章《射象》中指出，帝国主义者“戴着面具，脸渐渐长成了面具的样子”。

妻子也戴着面具，脸也会长成式样各异的面具的样子。

——德博拉·利维《生活的代价》阳光有些许耀眼，刚晾晒完衣服的李红感到晕眩。

屋里的丈夫，正若无其事地练习着乒乓球，练完大手一挥，满地的小白球等着李红去捡。

这是她第二次推迟去成都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了。

前一回是女儿即将临盆走不开，这一回是女儿刚找到新工作，家里没人照顾小孩，她不得不再一次把行程取消。

过去这三十年，李红都在郑州。

在这昏暗的几十平米里，忙忙碌碌，忙成张爱玲笔下“没时间思考的乌壳虫”，她找不到自己存在证明。

电影《出走的决心》里的这个母亲形象，其实并不陌生。

“她”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妈妈模版——别无选择的“俘虏式妻子”（captive wife）。

“她”过的是从烘培、缝纫、洗衣到带孩子团团转的生活。

“她”严格遵守异性恋母职文化的两条核心准则：母亲应该是主要照料者，母亲应该是无私的。

这无疑极具压迫性。

20世纪80年代晚期，出现在文化视野中的好妈妈典型发生变化。

受到第二波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能轻松顾全母职和事业的“超级妈妈”成了完美典型。

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这样描述：“她一副职场妈妈的派头，大步向前，一手拎公文包，一手抱着面带笑容的孩子。

无论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她都在前进…她自信、主动、解放了。

她成功打入了男人的世界，却未丧失女人的气质，而且全靠她自己做到的。

”可惜，理想照不进现实， 不过十年时间，职场妈妈们已经深刻意识到，拼尽全力也拿不到两头100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职场妈妈在统计学上已成常态。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进一步推动《职场妈妈不下班》等书的出现，舆论开始关注职业妇女的“第三轮班”。

理想转向“选择女性主义”（choice feminism），崇尚巧妙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型女人。

这里不再强调“全靠她自己做到”完美，而是鼓励女性放松对家庭的控制，就像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劝的：“Let it go”，或者非裔女企业家蒂法尼·杜夫（Tiffany Dufu）新书的标题：“Drop the Ball”，撂下挑子。

平衡型女性，更注重在“平衡”里找到快乐——平衡之道本身成了女性进步的新标志。

21世纪以来，女性学历提高、就业率提高，母职的“酷儿化”等声音此起彼伏。

传统好妈妈-坏妈妈的二元对立被打破，衍生出更多复杂细腻的形象。

以往被视为禁忌的感受和经历，在自媒体上被广泛分享和讨论。

妇女在零工经济中的创业精神和自主赋权，被积极提倡。

真实或虚构的“向前一步”（lean in）的妇女形象遍布银幕，电视剧《傲骨贤妻》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凯特的外遇日记》中的凯特，有九个孩子的女企业家海伦娜·莫里西（Helena Morrissey）。

国内电视剧《三十而已》、《玫瑰的故事》里，也不断出现像谢丽尔·桑德伯格畅销书中劝导的女性——坚持自我、争取领导权，同时兼顾职业抱负与家庭责任。

过去这个世纪，社会的理想母亲形象看似一直在变，矛盾却更凸显：平权观念和经济需求，鼓动着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独立职业人士；优绩主义等社会评价体系，又要求妇女抽时间来生孩子，并尽心尽责地抚养他们。

自由主义话语在一旁吟唱着“平等”，女性作为家庭主要照护者的主流观念，却从未改变。

内卷浪潮下，日益加重的教育压力，迫使家庭分工去进行调整和改变。

直面这些矛盾，并挣扎着理解如何去认知这些矛盾，是身为女性绕不开的现实。

第一部分 关于母职的三种矛盾一、育儿时间的矛盾：长辈、丈夫的支持有限回到电影《出走的决心》，这个故事里除了李红，还有另一个“妈妈”——李红的女儿晓雪。

晓雪曾一度达到理想的“事业和母职无缝衔接”的平衡状态，依靠的是她的妈妈李红帮忙带小孩，她得以放心投入工作，甚至顺利升职。

但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假设不是李红主动出走，而是她因为生病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照料外孙，晓雪的“完美”轻易就会被打破。

尽管母亲大多被描述为“可以选择”的，但大多时候，她们并没得选择。

杂志、小说、广告、电影和电视剧里那些，看似能将事业和母职兼顾的女人，但凡事业、家庭双丰收，其多半是可以仰赖父母提供的免费照护服务，而得以脱身家务劳役，全力以赴奔业务。

但这个模式也很矛盾：看孩子是一件极需精力和体力的事，而老人日渐衰退的身体容易疲惫，很大程度只能依靠电子产品辅助带娃。

平衡的艺术，包含的另一层文化暗示是：将另一半培养成“真正的伴侣”，是女人的责任。

可是，家庭并非独立于市场之外，家庭内的父权制，与家庭外的资本支配紧密关联。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沙尼·奥加德教授，采访了35位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都属于中产阶级，都受到过高等教育，负担得起育儿开销，却放弃高学历和成功的职业生涯，回归家庭。

在谈到缘由时，很多人都提到丈夫高强度、高要求、高时长工作的影响。

丈夫们在工作日见不到醒着的孩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他们早早离家，等孩子都睡着了才回来。

” 塔尼娅是两个女儿的全职妈妈，她过去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时她也会劝丈夫试着每周和孩子们吃一顿早饭。

“然后他说知道了，但从没兑现过。

不过我能理解，因为我也当过律师。

”塔尼娅解释道。

哈佛商学院兼性别研究院罗宾·J·伊莱（Robin J.Ely)曾一针见血指出：“阻碍女性职场之路的，并非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一特殊挑战，而是在当今企业文化中盛行的过度工作。

这才是问题。

”这种职场高压高时长的趋势，一直与英美日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相关。

在精英职业里，赢家全拿或锦标赛式（tournament-style）补偿机制激增：法律界、学术界的“非升即走”，销售和商业环境里的“末位淘汰”，时刻在拉紧中产的神经。

这些体系在慷慨奖励员工超时工作的同时，也在惩罚那些不愿意遵从的人。

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加重了家务分工的不平等。

虽然受访的这些家庭，大多都用得起托儿服务，也都雇佣了清洁工，但是寻求托儿服务、管理育儿工作、管理日常家务的担子，还是在妇女身上。

孩子生病了带去看医生、请假照顾、陪练乐器、辅导家庭作业、出席幼儿园或学校的活动，接送他们参加培训班和社交活动，这些几乎总是妈妈们的任务。

对于试图两手抓的职场妈妈，不确定因素更多，包括：工作场所的文化制度与兼顾家庭的理想格格不入、升职通道狭窄，男女工资差距、劳动合同不稳定、缺乏妥善而持久的育儿支持，还有最重要的，身边所有社会关系里的人，依旧在用死板的社会标准和自相矛盾的文化再现，对她们的决定作出衡量评判。

当家庭里有一方在日益激烈的高阶行业工作，薪资较低的一方（通常是女性）选择退出职场，以辅助整个家庭达到最佳成就，似乎是在不牺牲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养家者收入能力的方式。

二、社会期待的矛盾：好妈妈？

坏妈妈？

做什么都不对美籍华裔作家陈濬明在她的小说《完美妈妈制造局》里，讲了个恐怖乌托邦故事：未来社会以极严苛的标准要求母亲“完美”。

一位母亲因为过分劳累，让18个月的女儿单独在家呆2个半小时被发现，就被认定为“坏妈妈”，被勒令必须彻底离开，抹去自己，以确保她孩子的茁壮成长。

这故事看得我一阵阵起寒战：如今内卷哄抬着育儿标准不断拔高，仿佛也在将作为母亲的我往故事里推。

社会对母亲的期待越来越高，这让很多妇女深深陷入自我分析及矛盾心理里。

社会论调说着“妈妈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又对一切指手画脚：过度关心或者过度疏远，过度强势或者过度纵容，仿佛都是“妈妈”的过错。

“妈妈”依然是唯一会被指控缺席孩子童年的人。

当前社会将“全职太太”呈现为一个积极形象，靠的是将其与家务生活和主妇的贬义色彩区别开来。

沙尼·奥加德教授对英国报刊新闻所做的内容分析中，“家庭主妇”（housewife）一词的使用频率很少（仅占299篇样本的1%）。

相反，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不断将中产全职妈妈浪漫化：时尚辣妈，少女妈和英美的Yummy Mummy之类词的出现，背后不仅是推动妇女形象的焦虑，在消除妇女可能拥有的其他身份时，也在试图“证明”职场妈妈对孩子有负面影响。

贬低“全职妈妈”形象的一方，火力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种是空泛地将全职妈妈想象成资产阶级娇气女，无用、自私、肤浅、一心追求物质利益；另一种论调认为全职妈妈带的小孩更容易焦虑、抑郁，更容易感觉到压力。

这里同样暗含着对妇女形象的要求。

一个女人只是母亲，不足以获得认同。

“她”还应该有个职业，在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里去幼儿园或者学校，累得要死也得展现性感。

社会严苛的标准变成：女性的身体，在怀孕时、刚生产完、以及在之后的多年中，都必须在美貌和形态上符合异性恋标准。

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Jo Littler）利特勒指出，对Yummy Mummy的理想化描述，“把子女养育说成纯粹私人的问题，实则掩盖了那些政策带来的后果”。

它将母育简化为’心理成熟’和’个人选择’：的个体化问题……而对经济和优势地位避而不谈。

”这种舆论倾向的出现，有它的社会背景。

在英国，这通常正值国家停止育儿福利，用人单位普遍不支持弹性/兼职工作的时期。

国家和企业一边减少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一边激励招募妇女有偿就业；一边试图把照料工作推给家庭和社区，一边却在削弱家庭和社区照料能力。

照护的缺失，这次也成为美国大选主要议题。

最近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政纲里，就包括有：为4岁儿童建立一个普遍的学前教育计划，为数百万工薪家庭提供每天10美元左右的儿童保育服务，以及恢复大流行时期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

哈里斯还提议为有新生儿的家庭额外增加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

这一代女性从小到大都明白，遵从父权制的契约，将会延续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

她们读着《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希望与周围的公共世界接轨，而不是割裂。

但面对无法平衡的现实，很少有人像李红那样有“出走的决心”。

很多人将问题归结为自身不够强大，不够达到“向前一步 ”的要求。

通过“我不是职场妈妈那种性格”，“我没有那种野心”的自我说教，把困境内化为个人的失败。

视频自媒体上常能看到：“全职妈妈怎样带娃赚钱两不误”、“35岁全职妈妈X年，我是如何实现月入5位数”之类经验分享。

可底下留言经常会出现：“好羡慕啊”，“为什么我不行呢”之类的自责。

“让生活贴合幻想的做法里，包含了多少要强啊？

”《残酷的乐观主义》里说道。

第二部分 三种处境：精疲力尽的母亲试图找到对的路可以看到的是，不管生育后是否回归职场，女性都更倾向肯定她们当下的选择。

对大多数全职妈妈来说，一旦回到家中，她们会逐渐意识到，作为家庭主妇和地位维持者，她对强化这个家阶级成功和幸福的重要性。

对于有能力雇佣清洁工的家庭来说，妇女更可以专注在一些有意义和令人愉悦的事情上，比如密集的母职、社区/志愿工作，以及更多的休闲时间。

进入工作场所的女性，则往往更离不开工作。

在《时间困境》对五百强公司阿莫克员工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妇女賺得越多，就越对非全职不感兴趣。

“工作之于女人，就像妻子之于男人。

”企业在努力营造轻松温馨的氛围，而回到家里，会有一堆杂务让她们疲惫不堪。

“两个世界莫名其妙颠倒了。

”但每个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或多或少在对抗着社会的眼光，无论她选择哪条路。

一、全职妈妈：退出职场作为一种策略沙尼·奥加德教授在《回归家庭》里采访的高学历妈妈们，将退出职场视为高压市场竞争下的一种策略。

最直接的现实原因是，眼下精英职业的职场环境，一方面不利于女性发展，一方面也将“丈夫们”困在高工时的职场里脱不开身。

她们深深明白，如果两个人都追求工作成就，势必减弱家庭的传统功能与价值，小孩就会成为这场社会文化变迁下的牺牲品。

虽然很多女性离开工作的初衷，并非为了帮助丈夫事业的“提升”，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策略带来的经济和家庭利益优势也会凸显。

这样的做法，被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称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是美国中上阶层家庭实行的一种养育模式。

中产阶层通常对不确定的经济形势和未来更加敏感，这些母亲通过退回家庭“密集型育儿”，激发孩子的认知和社交能力，培养他们的天赋，辅助其掌握对未来有利的能力，最终目的是维持中产阶级的地位，防止下一代的阶层跌落。

“孩子不会正儿八经地来找你说：妈，我需要跟你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一件大事。

而是在你开车送他去钢琴课途中，从车子后座嗫嚅地说：妈，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

”名校毕业的妈妈梅格这样描述道。

她的孩子分别是四岁、八岁和九岁。

她继续解释：“这些闲聊可以让我在匆忙中，关注到孩子细微的心理变化，给予他们一些指引。

如果我不在他们身边，或许有其他人替代，但也或许别人会看不出…他们想要谈的迹象。

”记者丽莎·贝尔金（Lisa Belkin）在21世纪初撰写过一篇报道，指出从顶尖名校毕业的女性，选择退出职场的比例高于一般学校毕业的女性。

这些女性，即使在全职妈妈期间，也没有停止追求自我成长，不是参与社区和志愿活动，承担创造性的工作，就是选择继续深造，读研读博。

试图以身作则，让孩子看到人生的可能性。

从另一个层面看，因为在学历、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人脉上的优势，这些女性也更有能力承担转换跑道的适应成本，尤其是接受重新训练、较低的收入以及失去升职通道的损失。

当工作时长和母职无法相融，“选择退出”（opting out）成为中产阶级降低家庭与工作冲突的最优解。

二、职场妈妈：“拼命三娘”和被需要的“改变者”相比全职妈妈，双薪家庭感受到的职场高压，更加直截了当。

市场竞争下的中国职业女性，越来越像“拼命三娘”。

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里，41.9%的女性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同时还操持家务，68.8%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1小时以上，远高于男性的47.2%。

职场上的性别平等，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智联数据显示，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

46.9%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远高于男性的11.4%。

不过在薪酬平等方面，我国有明显改善。

2023年，女性的平均薪酬为8689元/月，与男性的9942元/月相比，差距约12%，而2018年差距为22%。

总体来看，男女薪酬差距正逐年缩窄。

更隐蔽的压力，在“第三轮班”。

伊芙·罗德斯基在她的《公平竞争》一书中写道，“职场妈妈比职场爸爸的自责情绪要严重很多，尤其在错过了’本该和孩子在一起的’那些时刻，母亲的自责情绪更为明显。

”有条件的职场妈妈，会竭力寻找一个稳定可靠的育儿搭档。

曾任耐克全球服装副总裁的明迪·格罗斯曼（Mindy Grossman），就称自己的保姆雷兹为“秘密武器”，把她一留就是20年。

因为有保姆帮忙带女儿，格罗斯曼才得以在事业上顺风顺水，执掌耐克的6年时间里，耐克的全球服装业务营业值增长到40亿美元。

接下来，她又当上了家庭购物网络零售商HSN的首席执行官。

更多的职场妈妈们，则通过尽可能把所有家庭活动外包，争取工作时间。

钢琴课、心理咨询、课业辅导、娱乐，甚至很多家庭吃饭都经常在家庭之外。

与此同时，她们也努力珍惜和保护“优质时间”——安排集中的共享时光，来弥补失去的时间，以保证关系不会遭受品质上的损失。

职场妈妈，尤其是女性高管的存在，被寄予改变女性职场环境的希望。

梅根·施密特（Meaghan Schmidt）是全球咨询公司艾睿铂纽约地区的执行董事。

她在职期间，不但在公司里发起父母资源小组，后来还牵头为来公司上班的哺乳期妇女们提供母乳运输服务。

可惜女高管在企业中的占比，仍旧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贝恩公司和史宾沙2023年共同发布的《女性领导力崛起：走进中国女性高管的职场现状》显示：在中国，只有19%的高管是女性，该比例低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后者约25%。

三、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有助平衡的“妈咪路线”？

选择自由职业，或者创业做妈妈企业家，常被媒体描述为充满弹性的“妈咪路线”。

零工经济、共享经济能提供一种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全职工作无法比拟的。

妈妈企业家，看上去也是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绝佳途径：为自己工作，规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协商自己的工资，做自己的老板，以此摆脱福特式朝九晚五日程枷锁。

政府也鼓励“女性企业家”，因为这既能够“唯才是用”，又可以解决因经济衰退（尤其是育儿成本高）导致的工作弹性衰减的问题。

只是，将工作从公共领域搬到家庭领域。

看似“自主赋权”，实则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界限。

这意味着，想要自由掌控自己时间，毫无可能。

自由职业还有着大家都知道的缺点：比如缺乏雇主提供的福利保障（社保医保等），不如传统职业生涯那样有发展机会，在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保险等金融产品方面遭遇不公，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因信用/资产不足，无法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以及小型企业因合同条件苛刻、结算周期过长等面临无数困境。

此外，因为收入的不稳定，无论是零工兼职，还是妈妈企业家，妇女都极少会鼓励另一半多参与照护孩子。

这种模式下的母亲，不但是育儿主力，同时还需要在居家的状态里具备经济生产力。

缺少足够支持的个人赋权、创业精神，背后巩固的还是妈妈们“平衡”的艺术。

第三部分 放低“自责”找方向：照护的价值需要被看见电影《出走的决心》里，压垮李红心理防线的那一瞬，是她刚做完全家人的饭，忙着收拾杂乱的客厅。

而女儿、女婿和丈夫围坐在桌边笑谈，互相庆贺着各自取得的社会成就。

餐桌边没有她的位置。

“看不见的母亲”在这个场景里被无限放大。

据麦肯锡统计，在中国，女性完成的无偿护理工作是男性的2.6倍，其中超过60%是日常家务活。

在全球范围内，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

基于最低工资数据保守估算，相当于每年10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承认家庭无偿护理工作的价值至关重要。

在改变家庭劳动分工的努力上，“全球最适宜女性居住的国家”瑞典，或许能给到一些启示：在瑞典，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高达90%。

因为社会体系为同一家庭中的母亲和父亲分配了单独的、不可转让的带薪休假，以此诱导男性带薪休假。

瑞典政府保证有充足且低价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

孩子在1-2岁之间，就可以进入有政府严格监管的托管体系，每个月的幼托费上限是1287瑞典克朗（约891元人民币）。

同时，瑞典政府还给父母拨发“儿童补贴”（barnbidrag）：在孩子年满16岁之前，父母都能领到每个月1050瑞典克朗（约727元人民币）的固定补助，。

瑞典妈妈几乎都有工作，因为她们不用考虑家庭和工作怎么平衡的问题。

除了瑞典，加拿大魁北社克省，冰岛也有类似的鼓励父亲参与育儿的政策。

这反过来，也说明了这些社会里对孩子和母职的重视。

就在今年7月，瑞典又出来一项开创性的法律，允许祖父母在照顾孙子孙女时，享受最高三个月的带薪假。

根据这项法律，父母可以将他们丰厚的育儿假津贴转移给孩子的祖父母。

虽然国情不同，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运转方式，有它的水土，难以简单复制。

但究其根源，他们认为孩子是社会的，社会愿意为父母生养孩子扫清障碍。

在政策背后，是照护的价值被看到。

我身边有朋友，私下会说，为什么关于母职困境这种故事，总要被反反复复拿出来讨论？

看现在生育率都这样了，说这些不是只会加重大家不生育的意愿。

换个方向想，养育孩子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

只有母亲的困境反复被看见，舆论环境有所改变，照护的价值受到认可，生育意愿才可能有改善。

精疲力尽的妈妈们进退两难。

但如果你跟身边有女儿的女性谈及未来，她们也会流露希望，希望属于女儿的未来是更轻松、更公平的。

只不过，为这更好的未来，她依旧要付出比他更大的代价。

参考文献：[1]杨有楠.短视频中城市全职妈妈的自我再现研究[J].东南传播,2024,(01):59-63.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4.01.002.[2]“生”还是“升”？

职场女性困境仍待解[J] 财新ESG30,2023.05.16 [3]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09[4]沙尼·奥加德.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M].理想国:2021.09[5]帕梅拉·斯通, 梅格·拉夫乔伊.进退之间:女性重返职场的特权与矛盾[M]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10.01[6]奥娜·多纳特.成为母亲的选择[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02[7]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时间困境：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06[8]乔安·S.卢布林.职场妈妈别自责：与超能女性对话[M]中译出版社:2022.07[9]贝恩x史宾沙,《女性领导力崛起：走进中国女性高管的职场现状》白皮书：在中国仅有不到1/5的高管是女性，2023.03.08[10]Collins C. Making motherhood work: How women manage careers and caregiv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Dec 31.[11]Jan M. Olsen. Swedes take a new step in parental leave. Grandparents can now get paid to take care of grandkids. APNews; 2024 July 2.[12]Jenny Gold. Child care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a broken market.’ Where do Harris, Trump go from here? Los Angels Times; 2024 Aug. 22.[13]Vanessa Fuhrmans.A Decade After ‘Lean In,’ Progress for Women Isn’t Trickling Dow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4 Sept. 17.

影片开始75分钟之后女主才终于摸到了车，90分钟之后才终于完成了“出走”。

我很庆幸，现实生活中的我的母亲，“说走就走”的旅行比这要容易得多。

其实作为江浙沪独生女，身边所有同学朋友的爸爸都是日常下厨的，连宝宝们的作文里也都是“神厨爷爷”，本身是没有那么多苦难叙事的。

但不可否认，基本家庭结构中，妈妈是最坚守岗位的那个，爸爸属于某种客串、打下手、锦上添花的角色。

苏敏阿姨的出现，似乎在心理上和舆论上都释放了妈妈们“把牢底坐穿”的“兜底”角色，为老妈和姐妹们一年一度为期一个月的壮游提供了火箭般的推动力。

然而，两年的这两个月，反而让我格外能与电影中的女儿角色共情。

“当妈妈不能为我兜底的时候”——这是属于女儿的恐怖片。

女儿剥削母亲，女儿是母亲抑郁过程中的共谋，然而一旦母亲空出这个位置，女儿也是迅速补位“兜底”的唯一人选。

我一度以为双胞胎这样的顶级hard模式是电影的戏剧化处理，回来查了才知道现实中就是如此——那么那位女儿，寡居的婆婆，出走的母亲，双胞胎的娃——谁说进了幼儿园就好了呀，整个小班免疫系统全面遭到袭击只会一个月生一次病，进了小学就是内卷模式——女儿的事业——不，不可能有事业，就是工作吧，可以预想地岌岌可危。

感谢电影认真探讨了母女互害的关系，进而揭开了那个本质的矛盾——谁缺位？

谁补位？

“哪个老娘们不生孩子不做家务啊！

”这种代际之间的传承，不可否认也有些微地进步——比如李红的父亲重男轻女，孙大勇对独生女是疼爱的，小徐对晓雪是体谅的——但仍然，“老娘们”是兜底的。

这一代，的确只有情绪价值的改善，那些实实在在磨人的家务，做饭带孩子收拾家，仍然不见男性的补位。

就像“生育友好社会”这个概念，只会给爸爸放一个月产假，然后呢？

“家务责任”何时能够共担？

或者“全职家务”（男/女）的社会价值何时能得到认可？

移风易俗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感谢这些年的接续努力，包括女性的“上桌”，包括苏敏阿姨这样的奇崛，真的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一点一点拔掉那些“老娘们角色”的根蒂，动摇剥削的根本。

希望再用一代的时间，可以让均衡分工成为社会集体潜意识吧。

说实话，朋友邀请我同去看《出走的决心》时，我是有一丝犹豫的。

关于这部电影及其它背后的真实故事，还有人不知道吗？

2020年，一位五十岁的女性逃出家庭、独自自驾远游。

这番出走的壮举，被报道，被发酵，成为那年里最动人的故事之一而流传。

我喜欢这个故事，喜欢得不得了。

当一个女性在“阿姨”的年龄决定出走，本身就是多么了不起的选择。

而她的方式是自驾，她的征程甚至没有目的地，这也……太酷了吧！

这种喜欢甚至延续到了我们编辑部后来对选题的偏好上，这就属于后话了。

但在当时，在疫情开始汹涌的2020年，那是我记忆中不多的亮光时刻之一。

到现在我都能瞬间立时想起新闻照片中她的脸：眼睛疲惫，笑意极淡，一张寻常得不能更寻常的主妇脸，妈妈脸，阿姨脸。

但在那张照片里她稳稳坐在驾驶位上，驾驶她的车。

因为喜欢，所以犹豫。

担心电影拍不好，担心虚构的介入会令真实变形。

担心讲重了太苦，讲轻了就流于虚胖的温情甚至煽情。

真实本身已有力啦，用电影来再讲一遍，还能比它更好吗？

当然，最终还是去了。

假日午间的场次，人不多，独自前来观影女性占比最高。

坐在最后一排的我观察了一下，全场只有一对异性恋情侣。

虽然拍的是日常，但电影的推进节奏比我想象中快多了，影片刚开场，集中的矛盾就已全盘摆在观众面前：暴躁且无能的父亲，沉默而隐忍母亲，孕后期的女儿显然只能从母亲这里获取到足够多的帮助、支持与安全感，女婿几乎像一个纸板人。

因此，不得不说，对于女性观众而言，这部电影的前半部分，近乎一种情感恐怖片。

它用声响、色彩、镜头不动声色的游弋，用熟稔如噩梦、又窒息如溺水的画面和情节，步步为营地逼疯母亲李红，也几乎逼疯我们。

比如，电影中父亲孙大勇，除了尤擅使用一浪高过一浪的嗓门发出斥责之外，还设置了两个极重要的细节： 首先是孙大勇的出场画面是在打乒乓球，一种会频繁制造声响的运动。

随着故事推进你会发现，这种清脆的、扰人的声音，会在此后无数个重要的场景中响起。

对李红而言，这种声音，无异于炸弹爆炸前那定时的滴答作响。

另一个声音，估计每每响起都能令在场的所有观众心头一凛： 饭桌前的孙大勇在使唤李红时，会用指节大声敲击窗玻璃以催促。

而此时的李红，正站在隔着窗的厨房里。

要知道，这部电影中无数冲突和关键性情节的推进，都是在这张饭桌上完成的。

饭桌，中国人最重要的家庭战场。

菜已经上桌了，母亲或妻子还站在厨房，热气蒸腾起来，她的身影看起来像是被微微扭曲了。

饭桌太重要了啊，中国人习惯于用吃饭解决争端。

但母亲或妻子总是无言，他们分食了她的沉默。

所以，李红最终的崩溃与情绪迸发，也是在一场饭桌戏上完成的。

饭桌上的家人交换温情也分割权利，唯有她被排除在外，但——“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呀！

”她愤怒地吼了出来。

这句简·爱在两个世纪前就说过的话，在2024年，拥有了一个中国五十岁女性的版本。

老头的乒乓球被掀翻在地，发出滴滴答答的脆响。

炸弹爆了，我们观众长久等待着这一刻，对于李红而言，这是焰火，是烟花。

出走，在娜拉的故事中，是一个形容词，“娜拉走后怎样”，现代以来的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句反问，无言以对。

但在李红这里，出走成了一个动词，一个持续的、汹涌的、至今未完成的动词。

而女人，也正是借着这个动词的完成，从古老的锁链中挣脱出来，获取真正的现代自由，成为完整的人。

出走为何重要？

在古老的道德世界中，人必须被锁定在既定的秩序之链上，从属于他们的角色、他们的地位和住所，才得以维持正常社会之运转。

因此，生命的英雄维度之建立，就必然与某次剧烈的挣脱、某种广大的行动、某个更辽阔的宇宙视野息息相关，史诗的故事往往从“出走”讲起，从奥德赛到金羊毛，被大航海到登月。

因为出走，人从尘埃上升，到了与神平行的位置。

——但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神话从来都不属于女性。

对她们而言，甚至连走到几个街区以外“自己去买花”，也是奢侈的。

而一直以来，心血来潮同时随心所欲的出走（以自驾为其代表形式），更不但是某种性别的专属，同时也是某种阶层的象征：需要行动力，更需要财力，需要一种全盘放弃责任约束的深刻诱惑。

Gap year或者晃膀子，你知道这个词其实有多贵吗？

毛姆笔下继承了遗产的青年才能做到，当代社畜你本人开什么玩笑？

两个月不发绩效都能让你跪地求饶。

所以，为什么李红（以及苏敏阿姨本人）的故事让我们热泪盈眶。

她在突破了性别之同时，同时还突破了自己的阶级。

她的白日焰火，从她家逼仄阳台上悬挂的尿布上方升起，她的宇宙视野，在她超市打工几年攒回来的迷你小车中完成。

所以，如果长假里你有一部必看的电影，必须是它，只能是它。

唯有一个建议，带足纸巾。

电影里的泪点实在太多，看似日常的叙事下，藏着李红一个人的暗涛汹涌。

不管是她活埋在阴影里的脸、眼里黑白的世界，她被砸破的花瓶，指向丈夫却最终刺向自己的小刀。

而看完电影后，我又把苏敏阿姨的采访找来又看了一遍——原来那些暴力是真的，抑郁症是真的，连那把刺向她自己胸口的小刀，也是真的。

它甚至只是，阿姨在漫长婚姻中尝试的数次自残中的一次。

在残酷性上，只能说，电影比现实节制了许多许多。

此外，被电影“拍得很节制”的还有男性家长孙大勇的形象。

看完电影上，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许多令我触目惊心的评论：“这窒息程度……跟我爹比差远了。

”“建议找我爸演，青筋暴起的程度可以拿奥斯卡。

”女孩们将一切痛苦以最轻描淡写的口气说出时的样子，比电影本身更令人心碎。

不过，最让我哭得停不下来的点，还是在李红再次试图参加同学会而失败之后，在一间大厦里独自做保洁时，突然听到不知哪里传来的音乐声——是有人唱起了《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李红于是循声而去，久久地站在门外，默然地听着。

这首歌是她丧失的夏日永不复归，是她坠地的花瓶无处追寻，更是她无从脱身的受困与孤独，是名为李红的漫长消亡。

这首歌唱呀唱，这就是属于李红的“重大时刻”，此刻是她在这世上哭，无端端地在世上哭，在哭我。

也是看到此处时，令人深觉导演尹丽川在配乐的选择上之用心。

《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也正是李红在年轻时应该听过、爱过的歌曲。

这首哀婉的爱尔兰民歌，曾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译制片一同传入中国，并迅速成为一代人重要的集体记忆。

我也会唱这首歌，是幼年时我妈妈教我的。

家中没有钢琴，但是可以用一个玩具电子琴简单奏出它的旋律。

所以，观影结束后，朋友拉着我讨论电影，我却总是陷入失语般的沉默。

“喂，你走神了，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妈妈是否也曾拥有过她的花瓶时刻。

”那是我不得不去想、又实在不敢想得太深的问题。

像电影里的李红，在她年轻时候，哪怕扫大街也要争得自己赚钱的机会。

领到工资的她喜气洋洋，烫了卷发，还给自己买了一个——花瓶。

即使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必然走向砸毁命运的花瓶。

可女人必须拥有花瓶，不分年龄的她要拥有她的花瓶。

就像女人还要同时拥有她的车，和她出走的决心。

而也因为有了苏阿姨这样的人，有导演尹丽川、主演咏梅以及她们背后拍出这部电影的整个团队的决心，我们这些旁观者，也才得以在女性的出走之旅中获得一个乘客席位。

《冰路狂花：在最危险的公路上寻找快乐》

冰路狂花8.0[美]埃米·布彻 / 2023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特别加粗的这个句子，是《冰路狂花》的责编在封面上写下的。

是的，我们都同样热爱着那些女性出走的故事，2022年，在讨论这个选题时，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想起了那个自驾出走的五十岁阿姨，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发出赞同的叹息。

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乔伊，也是一位五十岁的女性，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北极冰路上当卡车运输司机，因而在网上被爱称为“Mother Trucker”。

记录下她的故事的，则是一位三十岁的女性，如她自己所说，“美国社会喜欢的那类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教授，写作者，经济独立。

但与此同时，她深陷于一段糟糕的亲密关系之中，有一个会对她进行全面打压、无情贬低的男朋友，却久久无法脱身。

后来她逃跑了。

坐进“卡车妈妈”的驾驶室里，与她并肩行驶在这段世界上最危险的冰原公路之上：“极光，雪山，她的勇气，让我有把生活付之一炬的力量。

”

“公路有很多种方法来治愈人，它也能治愈你的。

”这是乔伊对出逃的心碎女孩说的话。

她还说，“听着这片风景的声音，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

”这是独属于女性情谊的公路故事，这是女人对“在路上”叙事权的重大夺回。

所以，在简中版出版时，因为英文书名Mother Trucker仅靠直译很难传达应有的意思，我们索性把中文书名改成了《冰路狂花》：我们是自由，哪怕是危险的自由，我们是狂飙之花，是永不回头的快乐。

作者与乔伊

而在这段旅途结束后，作者写道，从乔伊那里，她得到了几年来在男友那里得不到的东西：“谢谢你看到了我。

”“谢谢你看到了我，谢谢你讲出我的故事。

”这多么重要。

在电影放映会上，苏敏阿姨也到了现场，跟一般女性主创人员坐在一起，化着淡妆，漂亮极了。

靠着经营自媒体，她的旅行还未曾停止，一直在路上，老年是她新的青春期。

同样，也感谢所有的女性叙事者。

讲述女性自驾的，跟讲述买卫生巾段子的，一样重要；讲述妈妈追星体验的，和讲述老年闭经变化的，一样迷人。

不管是大故事、小叙事，唯有我们自己有权去定义它们有该讲，多好听，以及，多么复杂。

“我意识到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自己看见了故事的全貌，尤其是当那个故事与女性有关时。

”（《我要快乐：当妈妈开始追星》，塔比瑟·卡万）。

那么，为了能说出我们自己故事，那些更多元、更复杂的故事，让所有女人——不同风格、立场、选择和野心的女人，软弱的女人强硬的女人，进步的女人和暂时不够那么进步的女人——都能留在牌桌上。

多一点，久一点，更多一点更久一点。

买票的时候看了预告片，没有太高期待，只是觉得电影改名的过程很好玩（原名为“亲爱的妈妈”，很多网友去批评制作方，改为了“出走的决心”）看完却意外惊喜，第一感受是，咏梅的演技太好了，她饰演的女主（李红）一出现，说话的语气、速度和神情，就看得出还原了苏敏阿姨。

第二感受是，制作方的真诚和用心。

电影的很多细节都处理得很棒。

比如，女儿给上路之后的妈妈打电话，女儿这边是夜晚，她看起来有些疲惫，也许孩子们刚吃完饭，刚入睡。

而妈妈这边阳光灿烂，她穿着女儿送的红裙子，站在山水之间。

一个白天，一个黑夜，这样细节的对比，不仅仅是隐喻。

在我今年开车去了云贵地区之后，才知道两个小时的时差，在傍晚6点的夏天，烈日可以有多耀眼。

我是河南人，在郑州读的大学，影片里的街道和马路让我倍感熟悉，也让我多次深呼吸，因为那也是我出走的地方。

片头一开始女婿吐槽挖路，也是郑州那些年的常态。

“郑州郑州，天天挖沟”这是我读大学时老师挂在嘴边的顺口溜，因此，在郑州的几年里，我脑子里就想好了无论如何都不会留在郑州生活的念头。

2015之后，我也确实没再回郑州生活过，唯一的两次都匆匆而过，一次是我妈出车祸，我去医院看她，待了一晚。

另一次是高中女同学结婚，我去参加她的婚礼，也只待了一晚。

于是，片子里出现2016年的郑州、1982年的郑州，为我补齐了未见过的城市切片。

口音、场景、生活的细节都是我熟悉的，而入片子中一样出走的女人，我却极少见到。

观影的两小时里，我一直在想：“在人口超过1亿的河南，这样出走的女人有多少个呢？

”至少我妈妈，是没能出走的女人。

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想起我妈妈。

当一个女人像片子里的女主一样被生活困住，她却拼命说服自己在“享福”，她不想出走，她的女儿又是怎么样呢？

我一边看着电影剧情的发展，一边回想这些年我和妈妈的生活。

我想起，我哥哥结完婚之后，孙子还未出生，我妈妈就辞了职，从浙江搬回河南，那是我本科毕业的第一年。

她把所有的行李寄回家，回老家之前，先拐来上海看我，那是我在上海工作后，她第一次来看望我，也是最后一次。

我永远记得那个晚上，十一点半准备睡觉时，我爸打来电话，他又喝多了，在电话那头对我妈一顿呵斥和辱骂。

我妈嗯嗯着回应，她的反应如此轻车熟路，而我彻底崩溃。

这个场景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发生过无数次，我预想到，这个场景在接下来的人生中，还将无数次重复，我受够了这一切，我无法劝四十几岁的我妈继续工作或是继续自己的生活，我无法劝她不要爱自己的孩子，或是放弃自己的丈夫，我自己都刚刚大学毕业，我还是一个他们眼里早晚要嫁出去的女儿，毫无话语权，所以，那个晚上我决定自己先去死，我也确实这么做了。

那是我第一次采取自杀的行动。

从那之后，我的精神状态持续低落。

我妈回去之后，再也没有一分钱收入，手里有的钱也拿去填补了家用。

我察觉到她精神状态和经济状况的持续下降，那个20年前带着我去商场买上千块衣服眼都不眨的她，在带孙子几年后，走进商场负一楼买一碗面都舍不得。

她四处去捡矿泉水瓶子、纸箱，排队4小时领一个粗制滥造的围巾，变得为了钱发愁，畏手畏脚，似乎一夜间变成了80岁的老太太，毫无活力和信心。

每一年，每一天，我都在想尽办法让她有机会出来，我尝试各种借口，比如称自己抑郁发作精神状态极差，称自己要结婚分手了要手术，制造种种意外，让我妈有理由离家几天，来外地看看我。

她越不肯决定“出走”，我的尝试就显得越可笑。

这场无声的逃离，变成了我们母女之间更痛苦的枷锁。

所以，在我看到电影里，女主一次次被家人期待着留下来，等着弟弟结婚，等着女儿长大，等着女儿结婚，等着女儿的孩子上幼儿园，等着女儿转正.....我再次感受到无尽的窒息，我太懂那种感受了。

支持妈妈、心疼妈妈的这些年里，我背负着“不懂事”“添麻烦”的压力，把自己变成了家族罪人，直到去年年底，我再也不想背负她的命运，决定自己“先出走”。

因为我也常陷入抑郁，电影里对女主抑郁的部分，刻画得也很自然。

黑白画面的处理、乒乓球声音的回响，人在抑郁的心理下，对时间、声音和空间就是那样恍惚和失真。

其中我觉得处理得最好的一段是，她一个人从医院走开，在马路的梧桐树下，对着阳光捂眼睛的动作。

人在抑郁的时候，真的连阳光都不想看到，觉得阳光刺眼。

电影的处理十分温柔，在阳光刺眼的下个镜头，女主就偶遇了自驾游的车队，听说了“自驾游”这个词，捡到了象征远方的头巾，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火苗。

是的，人在抑郁的时候，在被困住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苗，也就有了盼头。

我们想办法给自己种一些火苗吧，说不定哪一天，它们就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引领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的生活了呢。

片子的开头，女主是家庭主妇时，常常骑着一辆小电动车，工作和家务的间隙偶尔多骑几圈，她的人生半径就只是电动车能到达的地方。

她考驾照的时候，面对教练的嘲讽，对教练说：“我在郑州生活了30年，没出过郑州，最远去了郊区，我想自驾游，你能不能好好教会我开车呢”我也想起，2022年我学驾照的时候，教练评价我：“开车像个男的”并一再延迟我考试的时间，不信任我。

我想起我在报名驾校的时候也很开心地跟教练说“我想买一辆房车，想自驾游”，教练用嘲讽又酸溜溜的语气跟全驾校的人说：“这人的目标是买房车呢”在深夜，女主开车上路，她没有再等，甚至不愿等到天亮再出发。

电影画面里女主的车汇入城市的车海，响起油门提速的声音时，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如此享受轰油门的声音，也是第一次为“轰油门声音能如此温柔”这种体验差点落泪。

我想起今年的除夕夜，我决定无论如何必须一个人开车上路，在路上过年。

做这个决定时，我也没有车，在此之前我也没有太多的长途自驾经验，这辆车是我一万多块买的二手车，因为着急上路，过年期间各个单位都放假，车牌都没来得及上，保险也没办，可还是必须要上路走，我记得我妈很担心我，准备了一袋一袋吃的，往我车上拎，她偷偷抹了眼泪，我带着一些愧疚和忐忑，选择非走不可，在除夕的晚上，一个人开着高速，看着窗外的烟花。

那是我一个人看过最美的烟花。

除夕那天晚上，一个人开车上路的自由和快乐，今晚再次从这部电影的油门中感受到了。

影片最后，女主隔着一片湖泊，和30年前的自己遥遥相望，20岁的她坐在卡车上畅想着高考、大学和未来，50岁的她站在分期贷款的小轿车旁，看着曾经的自己。

再活一次。

出走，带最实用的冲锋衣，同款国产便宜运动鞋，每次去加油站加油，说的两个字都是“加满”。

这也是我今年从除夕以来，一个人上路两万公里的真实写照。

加满。

她还在路上，没想过停下来，加满。

最近在和书店的朋友们一起共读那不勒斯四部曲，在看到电影里女主父亲，瞒着女儿办了退学，并严厉呵斥女儿不准再继续读书的时，想起了同样因为女儿想上学被父亲从窗户外扔下楼的莉拉。

《出走的决心》里，每一次女主的为了自我的挣扎，脸上的神情，也仿佛看到了书中描述的婚后莉拉的那股劲，那股让父亲、兄弟、丈夫害怕的生命里。

以及，她们为了逃离家庭的束缚，在没得选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走进婚姻，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出走尝试。

哪怕，在电影里，已经做了暗示，女主和丈夫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人。

在下雪天，女主觉得很美，在室外淋着雪，男人觉得冷，关上了门。

女主家里摆放的花瓶和假玫瑰花，是每一位70后女性都会带回家这些美丽，我妈也热衷于买花瓶和假花，在家庭里，女性是掌管审美的神，男性是泼冷水的扫把星。

看完电影后，小龙马和我讨论剧情，其中一个插曲是，说起片子里女儿丈夫，貌似看起来还行，至少比上一辈的丈夫们好多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在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反应是：娜拉的丈夫好像也没有太差。

等我意识到我这个一瞬间的反应时，我冒出了一身冷汗。

我究竟是能忍受多么糟糕的对待呢？

上上个世纪的娜拉都能意识到丈夫的虚伪和自私、冷酷，上个世纪的莉拉也能意识到人人称赞的丈夫有多少问题，可更多的女性（例如我）到现在还在想：他好像也没那么差？

70后的女性都特别厉害，也特别能忍。

中国女性能顶半边天，在70后的这一代似乎更明显。

可她们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她们有多出色，她们也承担着“既是薪酬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的女性双重劳动”。

到了我们90后、00后的女性虽然已经部分觉醒，却仍保留了一些观念。

比如，我们太擅长给男性们合理化了，只要男性不至于低到太太太下限，我们永远都能包容。

《出走的决心》里，女婿给女主负了车的首付，虽然是女儿的提议，女婿同意了拿出一万多块钱。

小龙马和我说起这一点的时候，也以此举例说女婿人还不错，至少愿意真金白银的付出，说到如何理解经济上的复出，又想起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本书。

本书的其中一条书评是：“他只是提供了一颗精子，就想干更少的活拿更高的工资，免费享受她的性服务、家教、家政、后勤和情绪疏导，孩子还得随他姓，性别阶级不要太明显！

”书内容的一些摘录：1，无论在哪里，男性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占有，以及对再生产劳动产物，即孩子的占有都不会消失。

其终极性统治达成了社会性的“父权制统治”。

2，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

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3，男性有两套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父权制式的策略”。

第一个是在雇佣劳动中排挤女性；第二个是与男性劳动相比，女性劳动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并将女性关在封闭的牢笼里。

4，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

5，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6，“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

“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7，浪漫爱情（Romantic Love）也许可以将女儿从“父亲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会使其落入“丈夫的权力”的统治。

恋爱的疯狂魔力是挣脱“父亲统治”万有引力的离心力，也是将自己推向“丈夫统治”之下心甘情愿的自我放弃。

8，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

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

9，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10，阶级关系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分配，还是女性的分配。

婚姻规则通过分配女性来控制再生产。

长者对于年轻人和女性的统治是通过对种籽的管理和聘金的管理而实现的。

而年轻男性通过为年长男性工作而得到贵重财产，最终自己达到年长男性的地位。

女性的地位没有变动，因为女性是聘金交换中“被分配的一方”，无法成为财产所有者。

亲属关系的结构决定了女性的劳动成果归属于谁，同时决定了对于女性的再生产力分娩的再生物——孩子的占有。

家庭制共同体：亲属集团之中年长的男性压榨年轻人和女性的机制。

这个故事本身既真实又励志，可惜拍得不叫电影。

且不说用俗套手法切到稀碎的镜头和拙劣的调色，就是每个演员都演得太差了，不可思议那种差。

相由心生，人物原型的脸上完全没有跟“逆来顺受”有半毛钱关系的皱纹沟壑。

而主演偏偏演了个百分百逆来顺受。

甚至还给特写，反复给。

给完特写还不够，拍完还给个金丝路最佳女演员奖。

你说一个人顶着几十年的逆来顺受脸，最后圆梦竟然是游历大江南北做个爽朗姐，她能真吗？

再说里面的丈夫，演得更差。

就单说老两口吵架的节奏吧，日子过成这个破样子，彼此不懂，彼此也不想懂，哪怕吵架也会是稀巴烂的一坨。

你老两口倒好，吵架过程中的气口衔接比郭德纲和于谦还默契，幸福之家都没有这么严丝合缝好吧。

还有女儿，这个人物的每一场戏都跟其他场景没啥关系。

说和稀泥就和稀泥，说生气就生气，说向着妈妈就向着妈妈，说翻脸就翻脸。

这个女儿不是个女儿，是个按钮，按一下一个样，要啥样就啥样。

唯一唯一最重要的，是需要她演出来当妈之后的疲惫失落，她演出来了吗，能看出来累吗，能看出来失落吗，没有。

女儿的戏中有一幕特别可笑。

对最新流行的脱口秀小剧场“胡来”一无所知又能怎样，想表达个啥？

女性就得有义务当大众点评？

新店面新事物不知道就是犯罪吗，必须内心自责、精神崩溃？

The Cure出的新专辑豆瓣上评分才不到两千人，又有谁一惊一乍了，那可曾经是女文青群体的神龛啊。

这一家人里，可能就女婿想要演得真一点，但是依然没有拿到足够真实的剧本。

他给老婆买妈妈装被骂，看似合理，但是请问老婆是自从怀孕到孩子长这么大，就没收到过或者自己买过妈妈装吗？

还有“最后的晚餐”那场戏，“四个大人三喜临门”这种脑残台词，是这个腹黑人物该说出口的话吗？

综上所述吧，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这个片做到了对真实感毫不尊重的程度。

所有演员都在走极端符号化，有点像南方公园，更像是春晚小品。

对，就是春晚小品。

在这种表演场景下，几乎可以随时插入这样的高潮且毫无违和感：——嗐老婆，要我说呀，你先别不高兴。

——妈，你坐下歇会儿。

——姥姥，姥姥，我们全家想跟你说句话！

——（合）咱们一起啊，包饺砸！

这太令人纳闷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糟糕拙劣的表演呢？

似乎原因来自于这场戏：马苏来托儿所接孩子偶遇主演，跟主演说自己过得也不好。

——OK，这就成了，电影的主旨就呼之欲出了：不再是恨具体的人，而是必须恨抽象的人。

所以，这么个电影，试问，哪个演员敢往真里演？

谁也不傻，必须不能丰富立体，必须只能扁平无脑，必须让观众把演员和人物分开。

分得越开，势必演得越差，但是分得越开，演员死得越慢。

我一开始不明白网上都在吵什么。

你静香非要嫁给自私鬼胖虎，还把自己弟弟养成了鸡贼小夫。

郁郁半生是吧，跟野比大雄有什么关系？

后来想了一遍诸位演员的表演，发现不妨多问几个“有什么关系”：你苏敏励志又洒脱，跟我李红懦弱又自怜有什么关系；你苏敏励志又洒脱，跟我尹丽川非要占领市场上这条独特赛道又有什么关系？

106分钟的时长，最后30分钟李红（咏梅）坐上了自己买的车，最后15分钟她踏上了自驾的旅途。

就像她活了大半辈子，终于下了出走的决心，为自己活一次。

她年轻的时候被剥夺考大学的机会，结婚后被剥夺生活的自由，原生家庭是深渊，她结婚后就跳进了另一个深渊。

两个家庭对她而言都是窒息、压抑的，她得了抑郁症。

她的出走，是一场盛大的自救，成功的自救！

遇到了互帮互助的车友，分享了自己做的辣椒酱，看到了绝美的日落。

一切都是新鲜的、新奇的，比在家中一直被丈夫话语打击、压制，被女儿的孩子拖累等等事情，要好。

擅长语言暴力的男人，在上一辈、上上一辈那个年代的人中很常见，人前让你多做俩菜，人后埋怨你菜做多了，总是挑你的刺。

不过随着社会更加文明，男女平等意识更加普及，这样不讲道理的男人在当代大概要打一辈子光棍或者早早被离婚了。

女儿小的时候支持她离婚，做的是对的，但生育后却又拖累她帮忙照顾孩子，表现出自私的一面，转变为父亲的帮凶。

影片根据真人故事改编，改编自抖音上“50岁阿姨自驾游”的真人故事，影片最后有原型人物苏敏阿姨出场。

1、女频容易用力过猛。

影片里面但凡有镜头的男的，她爸、她弟、她老公、她老公的穷亲戚、她女婿、她教练，就没一个好的；她妈先不提，最后她女儿也变了。

搁这debuff叠满了的家庭里，她不抑郁，我都要抑郁。

这样极端的案例就会丢失普适性：到底是女性惨，还是女主惨？

2、女主的所有的痛楚、从小到大所有的委屈，只要有钱，都能避免。

归根结底，这世界只有一种病，穷病。

影片里面的终极矛盾，是有1个人拿走了100个馒头里的99个，然后留下1个馒头让99个人来争，于是底层人民相互倾轧。

是谁偷走了勤劳的女主应该有的钱？

让他面对PUA老公却不敢离婚。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们天天玩耍，而女主却被压弯了腰。

有些人想通了，积极一点的，润；消极一点的，无房贷无车贷无后代。

3、多少国人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却窝在家里带着娃。

在尹丽川导演的电影《出走的决心》中，我们见证了一个传统女性在家庭束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抉择。

这部电影改编自苏敏阿姨的真实故事，她以50多岁的年纪，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驾游的旅程，逃离了压抑的婚姻生活，寻找自我与自由。

影片给我的感觉就是真实，太真实了，主角李红，既是苏敏，也是无数在家庭、社会中默默承受、无私奉献的女性的真实写照。

影片的情感引导是深刻的，它不仅仅是对李红个人经历的叙述，更是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中国女性的集体记忆的唤起。

从被迫辍学承担长女责任，到成为妻子和母亲时做出牺牲，她们在家庭责任和社会期待中挣扎，却鲜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愿望。

观众在李红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妈妈或者姥姥的影子，她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体的故事，而是时代赋予许多女性的普遍命运。

导演尹丽川并没有单纯地讲述一位女性离家出走的事件，而是巧妙地运用了现实与回忆的交织，深入挖掘了李红背后的情感、动机以及她所代表的普遍处境。

作为长女，为家人牺牲，作为妻子，为丈夫隐忍，作为母亲，为孩子舍弃自我，李红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她决定逃离一切，为了自己而活。

她的出走，象征着一种对家庭和社会期望的反抗，也象征着女性对自由和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

影片通过李红的困境，展现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多重角色，以及这些角色背后的牺牲与忍耐。

影片的演员表现非常到位，咏梅饰演的李红，将一个女性的坚韧与脆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观众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

李红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次隐忍和强颜欢笑，都让观众感同身受，即便是没有同样经历的人，也能为她的痛苦感到悲伤，为她的觉醒感到高兴。

而片中李红的女儿，吴倩饰演的孙晓雪也令人印象深刻。

一直以来，最支持母亲摆脱困境的人是她，但到关键时刻，她却又成为了困住自己母亲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结合体，人性的自私展现无遗，但正因为如此，反而让这个角色非常真实。

《出走的决心》通过真实的故事和深刻的情感展现，向观众传递了一种女性觉醒的力量。

不过，虽然这是一部深刻反映女性自我觉醒的电影，但我觉得，应该觉醒的，不仅仅是女性。

影片中的情感冲突和内心挣扎，尤其是李红与丈夫、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触及了很多观众内心深处的痛点。

电影中的男性形象，尤其是李红的丈夫孙大勇，代表了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男性的强势、偏执与冷漠。

片中，他不仅没有意识到妻子的困境，反而把李红视为理所当然的照顾者，毫无顾忌地享受着李红的付出，却忽视她的个人情感和需求。

她每一次争辩，每一次被质问和误解，都展现了一个女性在婚姻中被剥夺自我表达权的现实，迫使她不断地压抑自我，最终走向心理崩溃。

电影对男性的警醒在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分配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他们在婚姻中的控制和忽视是对女性自我价值的压制。

这么说，并不是要挑起男女性别的对立，而是呼吁男性反思自己在婚姻和家庭中的角色与责任。

男性应该意识到，现代婚姻应当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不是延续传统的性别分工，婚姻更不是压迫女性的工具，而是两性平等共建的关系。

男性应该意识到，女性追求自我并不意味着抛弃家庭，而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追求，男性应该鼓励女性实现自我，支持她们的成长与独立。

只有当男性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家庭生活中的性别权力才能达到平衡，只有在平等的关系中，婚姻才能获得真正的长久与幸福。

《出走的决心》立足现实基底，展现中国式婚姻家庭图景，直面个体与家庭之间的隐痛，引发大众对生活的思考，探寻活出自我的更多人生选择。

这是一部献给所有在困境中无法做自己的女性的电影，是一部献给所有在生活中无法拥抱自己的女性的电影。

这部电影是对所有女性的一种鼓舞，鼓励她们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路，活出自己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