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

在得奖首作《索尔之子》以破格观点呈现纳粹集中营的人间地狱后，拉斯洛·奈迈施将深焦镜头再推前，凝视一战的世道崩塌。

神秘孤女爱丽丝来到布达佩斯，欲在亡父创立的帽子名店求职竟被拒门外，由此开展一趟追寻兄长恶魔幽灵之旅，重回过去，揭开家族的隐藏真相。

延续前作风格，长镜紧随爱 丽丝穿梭暗黑时空，聚焦局限观点、狭窄视角，如梦魇般朦胧影像的压迫感袭人而来；以家族老店残留的微光，斜照文明的殒落。

众神的黄昏，欧洲究竟是在哪一刻堕落？

这是瓦格纳音乐，尼采哲学，维斯康蒂电影。

如果说《索尔之子》创制了一种美学，一种沉浸式历史微观叙事视角，但谁能想象拉斯洛的第二部就会如此野心勃勃通过一个身世不明的神秘女子在欧洲大陆最深处来经验欧洲日暮时分一整个旧世界崩塌。

我们甚至能更强烈感到这种微观视角本身无序混乱荒诞，一种个体化历史视角的不可能，前作所有缺点几乎都在新片上得以进一步放大，文本自身不稳定仿佛随时都能和电影中世界一起瓦解。

但又没有办法不为之震颤这种回到历史本身巨大冲击。

1913年布达佩斯，黄金时代最后一年，奥匈帝国末世当前。

不再是禁闭高压下的集中营，而是完全敞开的大街小巷、帽饰店等公众场所，导演试图用同样的摄影手法来制造沉浸感难免有炫技的嫌疑。

其次，剧中女主角一意孤行寻找亲生兄弟的设计也跟《索尔之子》里父亲一心想为儿子体面安葬如出一辙。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女主角的出发点是令人生疑的，由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依靠模棱两可的人物对白以及人物关系来推动情节及制造悬念，令观众逐渐坠入一场不知所终的猜谜游戏。

近身晃动的长镜头，刻意虚焦的后背景，奢靡梦幻的细致感，几近劝退的美学宴；屡次中断的神秘答案，暮光游魂的沉浸黑暗，糅合字幕的淅沥雨滴，跳脱荧幕的历史讯息......继《索尔之子》后的“莱特之子”，借由夜色枪火诡异恐怖中险象环生盘根错节的寻亲之路身世之谜，层层剥开倾倒而来纷繁杂乱咄咄逼人的声音话语，推开摇摇欲坠残暴肮脏虚伪压抑的繁华壁垒，试图，探寻城市的堕落，拼凑文明的残破，目睹人性的落寞......不顾一切，痴狂迷醉，挣脱束缚，持久执念，或许才是手握扣开谜底之门钥匙的唯一途径...... 走出历史迷宫，穿越扑朔迷离，迈入真实境地...... 如同伊丽丝在至暗暴动中，清醒梦靥，脱下男装，盘起发髻，踏上战壕，成为一名医护兵......以上，或许就是导演反对即刻满足而后给予观众的预期挫败。

寻找兄长到成为兄长，是选择对可控牺牲的默认？

还是投身摔进下一次失控的轮回漩涡中？

…对抉择的思索终为一纸空言，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现实之间存有差距，有时它就像一根受潮的火柴，在阴冷的大背景下，失去了光与热的效用。

而有时，它如同一颗渺小星火，微风拂过，即可燎原。

时机差异造就了结局的不同，在没有合理的解释下，人们称其为命运。

对于很多观众而言，追求沉浸感体验与感知影像所传递的微观情绪似乎是相悖的。

其实早在《索尔之子》披荆斩棘戛纳之时，观众就对奈迈施的创作形式持以怀疑态度。

时隔三年，奈迈施再次启用《索尔之子》中那套熟悉的视听系统，引发的不满有增无减，同样的嘘声从观众席上传来。

为何？

面对《日暮》以叙事谜团填充的冗赘文本、充满机械感与幽魂感的人物动作、碎片化的主观视角，观众体察到的却是银幕背后强硬的预设与导演操纵的双手，而非代入角色后真实情感的涌现。

——这样的批评并不轻率，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奈迈施前后二作创作体系上的变化，对《日暮》为何遭受贬低的原由进行解惑。

1.线条毋庸置疑的是，《日暮》与《索尔之子》的根本驱动力都来自于奈迈施追求观看体验感的创作程式。

这种创作程式分为两步：一是以视线与画框的局限完成环境建构，并借此形式匹配人物偏执的动机；二是人物的偏执动机带来其运动轨迹的既定，主角之外的人物被断然“抛弃”，只在需要调动时呼之即来。

《日暮》中，我们可以轻易地跟随Irisz的目光，“扫荡”余晖之下的布达佩斯；《索尔之子》中，人物的囚犯身份使之不得已在有限空间中活动，朦胧晦暗的色调将背景环境进一步地压缩。

在此程式基础上，主体人物的“眼睛”或“背影”自然而然地凝聚观众的注意力，我们不禁地关注起主体人物所关注的物体与事件，因为它们都由具有边界的画框给出。

Irisz在帽子店对精美饰品的凝视，在马车上对周遭事物若有所思的观察，在伯爵夫人宅邸透过门帘的偷窥，逐渐将浅焦镜头下虚化的景物抽象为倒映在观众视网膜上的“线条”。

对这种“线条”的感受，是肯定或否定影片创作程式的根本所在。

《索尔之子》将摄影机对准集中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下的空间，当Saul的处境被交代，观众可以充分理解人物的处境，很快地站在了他的身旁。

我们能够信任人物是在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人物与建构的环境充分融洽。

此时摄影机所勾勒的“线条”，是有机的、生动的。

反观《日暮》，主体人物的处境自开场就被隐藏，导演试图不断生产情节的谜面，作为营造神秘感的来源。

但这却导致了主体人物与构建环境的不可信任：观众无法洞察谜境中的人物状态，巨大的帽子总是遮挡着人物的脸。

《日暮》通过精细的色彩渲染达到的典雅质感实为电影工业化的产物，它的“线条”是空洞的。

摄影之所以与绘画不同，就在于影像的独特性是对原型物体本质客观性的揭示[1]。

电影摄影无法摆脱对原型物体的机械复制，因此，现实的真实性仍然需要毫不避讳地透过影像被观众看到。

当我们凝望着Irisz脸上柔和的光线，便很快发现这种依赖于色调打光的古典主义建构是如此的不切实际。

它太过精致了，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严格遵循透视法则的画作，笔触致密却缺少了灵动。

《索尔之子》的置景纵然亦有精致化的倾向，但它始终让位于行动迅疾的人物，人物的动作才是被强调与被捕捉的，影像所展示的情景相对客观地保留下了真实的动作瞬间。

值得一提的是，Irisz的目光似乎被导演设计为是“失明状”的。

那么，从她的视角出发，如何确认她所看、所感的一切是真实的呢？

《日暮》仿佛被泛滥的视线引导所淹没。

奈迈施是否忘记了《索尔之子》中Saul坚定、深邃、却柔和的双眼？

2.节奏“线条”是对奈迈施作品谱系中被摄内容的抽象，而对于拍摄方式以及摄影机运动带来的视觉流动感，我们可以抽象化为“节奏”。

电影只要一开始播放就无法停止，因此电影拍摄的主体常常被注入动力以完成系列动作，它关乎动作如何开始、如何终止、如何转换。

在奈迈施的作品中，动力似乎就存储在摄影机身上。

摄影机紧紧跟随人物，人物又从运动的摄影机中汲取补给。

影片中时间流逝的过程，也就是摄影机动力不断损耗的过程，《索尔之子》与《日暮》都呈现了这一损耗，区别仅在于主体人物的行为动因不同。

《索尔之子》中，主体人物行动迅疾，动因是逼仄空间对其进行的施压：集中营不见天日的生活迫使Saul在清理尸体时找到了寄托，被视为“Son”的男孩尸体象征着Saul仅存的信念，信念始终支撑着他的偏执，做出一系列费解、毫无意义的事。

《日暮》中，Irisz的行为动因却十分羸弱：一开始是继承家业的愿望，而后是调查兄长与家族的真相，再后又投入到对王室阴谋与革命的探索。

文本设计上，导演的野心昭然若揭，但如此再三转折，视觉动力却陷入消耗殆尽的境地。

Irisz对一战前夕布达佩斯城的观察，不可挽回地沦为一种场景堆砌：太过戏剧化地去设定场景，实际效果更像是镜头刻意地要与戏剧保持一致；表面情节组织充满了紧随剧本的僵硬感，可人物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姿态。

或许可以将《日暮》的场景堆砌解释为一种依靠人物视角呈出时景剖切面的手法，但它必定需要抛弃掉一些来自情节上的变奏点。

为了配合文本所需的情节转折，主体人物以外的配角都成为了功能化的“工具人”，他们仿佛集体患上了失语症，对Irisz的问题三缄其口。

与此同时，Irisz对外界的认知全盘来自他者口述语言的信息传递，而非自身通过观察感受得到。

这是一种笨拙的剧本设定，也是一种重文本轻视听、退而求其次的设定，使得人物间充斥着的揣测与质疑，无一不透露出浓烈的预设感。

回到“节奏”的问题上，由于文本周折对动力的损耗，观众很快对《日暮》的镜头感到疲乏，无法像《索尔之子》一般，因为对人物投入了充沛的关心，而使意识能够跟随并保持在高速运动中。

二者动力观的差异也印证了纯视觉情境与感知-运动有着本质区别，观众并非盲目地面对视听画面，而是可以从角色身上看到自己[2]。

《日暮》的人物在后半部分逐渐步入失控与迷失中，结尾衔接进入战时状态的长镜头，或是为了点题，或是为了让Irisz逃离家族的迷局，从而转移观众的注意力。

相较之下，同样在结局给人物正面特写的《索尔之子》显然更有力量：疲惫的Saul看见不知从何处来的金发男孩，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这是终止时刻“节奏”上应有的舒缓。

尽管，《索尔之子》的拍摄是奏效的，但总体而言，奈迈施的创作程式并不足以让人怀有乐观态度。

这种依赖于摄影机动力追求体验感的能量十分有限，一旦缺少情感真实的触动（《索尔之子》中尚有面对尸体时人物发出喘息的场景），便很容易进入设计情境的游戏视角。

反对主张“游戏式体验”的影像作品，因为“游戏”的视角让我们失去对真实情境中人物如何作出反应的感知，转而跟随提线木偶般的人物，被既定的情节牵引着，步入远离现实、拥抱虚幻的危险之境。

参考文献：[1] 安德烈·巴赞. 电影是什么？

[M]. 崔君衍，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2] 吉尔·德勒兹. 时间-影像[M]. 王文融，译.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借由《索尔之子》名声大噪的导演拉斯洛·奈迈施在第一次执导电影时，就捧回了戛纳评审团大奖的桂冠，又在颁奖季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收入囊中。

可当三年以后，这位被戛纳捧红的新人带着自己趁热打铁，野心蓬勃的新作，试图重回棕榈海滩的时候，法国人却犹豫了。

争议四起，流言纷纷，奈迈施最终和已被媒体谨慎期待的《日暮》亮相威尼斯。

丽都岛的观众们发现，这部降临在1913年布达佩斯的电影，从剧作结构、浅焦摄影、主观视角、沉浸式美学、历史叙事上都几乎和前作的方法论一脉相承：好像将摄影机置身于二战的惨绝人寰已经不够，奈迈施要在时间中继续回溯，直到世道崩塌的一战前夕。

可是这一次，电影差强人意的口碑却证明一切似乎都不再奏效。

《日暮》对准一个身世神秘的少女，她远道异国而来，出现在由亡父创立的帽商店应聘遭拒，却意外得知了家族数十年前的灭门惨案，不由卷入一场由腐朽贪婪的贵族，疯癫的车夫，衣衫褴褛的伯爵夫人，狂热的反叛分子共同画就的“黄昏”卷轴。

这座她阔别已久的城市，如今被过去的阴影和现世的疯癫所纠缠，正在为不久以后的战火纷飞举行“最后的晚餐”。

然而，笔者的质疑恰恰要从这里开始：这乍一听上去为了重现历史而生的黄金设定，真的将我们置身于历史当中了吗？

它怀着多大的好奇心和诉说欲进入这段往事？

除了一个盛大的布景和诗意的噱头，观众还在原尺寸复刻的城市模型中看到了什么？

事实是，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

如果说焦距是导演为观众裁定视点，以便划清什么是“可观看的”，什么是“观看的禁地”的话，奈迈施的浅焦摄影则是导演独裁的极致：除了主角的运动我们什么也看不清，也不被要求去理解，我们像集中营的囚犯，被摄影机拖在地上前行，等着被导演实施火化或枪决——在这里面，导演并不屑于给观众思考的时间，更无从谈起在其中呼吸和沉浸。

奈迈施的狡黠就在于他“制造”了一个主角作为观看的起点，但我们并不完全共享她的视线，多数时候她的运动霸占了画框，似乎这样我们的观看便有了意义，而日暮中的欧洲却模糊在焦距之外，它们是幻影，是奇观，是玩偶公仔，是操纵情绪的昆虫嗡鸣声，却唯独不是事件，不是人物，更不是历史。

为数不多的深焦镜头，却是角色在景框中消失的瞬间，在这些时刻，我们终于被返还了眼睛，看清了身体在其间穿行的空间和情景，在观看权再次被剥夺的倒计时里贪婪地呼吸，同时感到错愕：跟随主角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去体验和留下印象，而是正好相反，被她屏蔽观看的权力？

于是我们仅剩的目的便是等待导演向我们滚出下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你有一个哥哥”“被送往奥地利的姑娘们凶多吉少”“他们要来洗劫帽子店”），下一个不知所云的人物，下一个“禁止入内”的地方：这正是奈迈施十四年前执导的短片《耐心》中所做的——我们漫无目的地跟随一个忙活着的女人，接着“咔”的一声被扼住喉咙（或者只是导演这样认为），这是一名集中营里的女秘书。

这便是电影的“作者性”，它被减少到了一个冲击值（shock value），好像我们跟随一个长镜头就是为了挨它这一巴掌...在集中营电影《索尔之子》中导演狡猾地给浅焦长镜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借口：“我们最好不要抬眼观察和驻足凝视，也不要试图理清楚不幸为什么会发生，因为谁有权力说自己猎奇的目光不是在消费这场浩劫呢？

如果对其理性推演就意味着野蛮和伪善的话，我们不如直接将观众丢进泥泞之中。

” 是的，确实如此，可是奈迈施的处理不啻于脱下一件伪善的外衣，又穿上了另一件。

索尔埋葬儿子的执念在集中营无情的秩序中本就稍欠说服力，而在牵涉到越来越多的牺牲者，付上越来越高昂的代价后，这种坚持已然演变为一场近乎不可理喻的行为艺术。

索尔对犹太同胞的无视，对逃出集中营的漠然，对难民的利用，又和缺乏人性的纳粹军官有何区别呢？

这时我们终于恍然，导演为了把长镜头的坚持得淋漓尽致，为了继续“让观众置身于历史中”，不惜破坏他同胞们用心良苦的计划，以便空洞的承诺足以无限延宕下去。

如果无节制的观看是用目光剥削了受难者的话，这样对人物的漠然和冷酷，只是从外表规避了良心的谴责，而背地里用一套电影的诡辩术又一次消费了这场浩劫。

而这样的借口离开集中营便不复存在了，奈迈施空洞的表达欲露出了马脚，《日暮》只剩下一个诡计去除伪装之后单薄的骨架。

这个故事之所以被语焉不详的人充斥，只因为长镜头要继续下去，奈迈施要继续霸占我们的时间。

莱特小姐有充分的理由去观看，但她却只是神秘莫测地降临在一个场所，被含糊其辞的人搭讪，激起偏执至无稽的好奇心，被一架正好为她而来的马车接走。

她被全城知晓秘密的人愚弄，正像观众被导演愚弄，华丽的服装和摄影掩盖不住导演的“偷懒”和影像的无能：他没有让电影的时长“名副其实”，尤莉·贾卡比僵尸般的表演也没有向我们透露她的内心，而是让电影彻底变成一场由虚假的美，和臆想的错乱堆积而成的游戏，镜头看似跟角色亦步亦趋，却和现实始终保有一步之遥。

一旦跟随这个虚拟主角（Non-Player Character）进入叙事之后，观众便失去了“体验”的选择，而沦为“体验”的猎物，任由她把一个又一个关卡丢向我们，之间只有编排，无需调度。

谁会对一款伪装成艺术的奥斯维辛体验游戏说不呢？

从欧洲到美国，评委会们对它夹道欢迎，于是制作公司满怀热忱地推出了第二款，这一次一棒打醒了所有人。

我们确实该思考近年来越发自我标榜的 “历史沉浸感”究竟是什么,它通常和长镜头直接对应。

《日暮》中的微观叙事只是一个人造的舞台，在奈迈施的一声令下一个预设的终点凭空出现，他在其间设置的障碍令终点不断延迟，而人物在封闭的圆环中障碍赛跑时看见的风景，被他叫做“历史”。

与其说它描摹旧欧洲的日暮时分，不如它无意中捕捉到了失魂导演的黄昏：灵感像一轮残阳一样奄奄一息，从他本就贫瘠的弹药库里落下去了。

与之相反的则是贝拉塔尔的电影。

同样是匈牙利人的长镜头，同样讲述一个逐渐衰落逝去的时代（《撒旦探戈》），观众没有被直接暴露在混乱之中，而是先被安置到了一片牛棚，一间黑暗的房间，一个雨夜，一条垃圾和落叶横飞的街道上——“混乱”在真实的时空中逐渐打开了自己，因为历史作为坚实的客体已经先设地、不容置疑地身在其中，而人物只需要用他们的动作去经历它。

和奈迈施相反，塔尔给我们时间，他的长镜头中每秒钟都是真实的，为人所体验的，是人的身体同社会机器碰撞的过程。

正是这样个体化的时间，而不是长镜头本身，具有“沉浸感”的魔法。

而奈迈施的电影里充斥着时间的折叠，人物从帽商店走到街道上的路程经过了排演和计算，成了一场抽象的走秀，历史也只是外部的装置艺术。

观众在时间的错乱中感到眩晕，因为这里面没有情感，只有量子化的信息洪流。

《日暮》只能是为不愿动脑的观众们准备的，踩上它，便像《天方夜谭》的飞毯，不再需要质疑和思考。

这样善于瞒天过海的诡计走向了什么呢？

电影的结束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满目疮痍，滂沱大雨，一镜到底的摄影机穿过一战的战壕，最终来到了主角的面前。

她眼神空洞，面容僵硬，微微的喘息试图说服观众她处在前所未有，实则纯属虚构的危险之中。

是的，无需劳烦介绍，正是《1917》。

《日暮》：她视角下的奥匈帝国历史 文/王珉导语《日暮》是一部野心之作，导演拉斯洛试图找到意识流的表达方式，通过女主角爱瑞丝等个体精神的坠落或觉醒，来探索奥匈帝国的历史真相。

关于这位年轻的女性，她的个人命运也影射了世纪命运，个人故事和宏大的历史交相辉映。

这样的故事和《战争与和平》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某个人创造历史，而是每一个人。

剧情简介该片讲述了黑暗还未侵入文明的一战之前，爱瑞丝来到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在被拒绝加入已故父母的店铺后，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世。

当年，她的父母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她成了孤儿，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多秘密。

正文女主角爱瑞丝是一个从小被送出国学习的孤儿，原来儿时称得上是富二代，家里经营着奥匈帝国最大的帽子店。

爱瑞丝隐约知道父母死于一场大火，可能是仇人所为。

她学成毕业，想回家接手产业重头再来，却意外发现店铺被父母当年的伙伴抢走。

她觉得诡异，想要查明背后的真相，但所有人知道身份后都避之不及。

因为她的家族是“灾星”，还有个亲哥哥是杀人犯。

如果知道这些，作为观众的你会怎么办？

这就是电影《日暮》的开篇剧情设定。

延续了上一部《索尔之子》的风格，导演拉斯洛在《日暮》中，再次运用了大量的手持镜头和近景镜头，而这种浅景深运动长镜头的风格，正是爱瑞丝的视角。

爱瑞丝的视角没有给观众带来任何“有效信息”，因为她不知道父母在大火中丧生背后的秘密。

匈牙利精美绝伦的巴洛克式建筑在熠熠生辉令人眩晕，不过全片基本处在阴影和黑夜之中，显得动荡危险混乱。

观众跟随爱瑞丝不断在夜色中穿梭切换，如游魂般漂浮在所有相互拉扯角逐的极端之中。

她视角下的一切表面都很美，但看不见的地方各种毁灭性的力量暗潮涌动。

自从上一部作品《索尔之子》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之后，导演拉斯洛就想要回归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剖析一战前的强国奥匈帝国为何轰然倒塌。

爱瑞丝努力想去理解奥匈帝国背后的混乱，她身处一座巨大的迷宫，从她的视角去见证了真实而非文本上的历史，同时，她也被局限在了这个视角之中，游魂一样的“寻亲之旅”。

爱瑞丝是观众的眼睛，她也是阻挡观众看到真实世界全景的障碍，创造出有趣的历史视角。

华丽和暴力碰撞，成为了《日暮》两个主题，如天使和恶魔相对应，贵族阶级的黑暗面和革命者的血腥暴力之中，家族的历史和传说中的哥哥，都在某种意义上影射了爱瑞丝的两面性，正如“高定女帽店”和“杀人犯哥哥”这两重爱瑞丝身上的标签。

爱瑞丝的视角下，帽子是阶级的象征。

精致服装和羽毛宽檐帽的镜头，都出现在贵人区，也大都是白天的时段；而打斗的暴力镜头，找寻的，企图揭开悬念的镜头，都发生在晚上，日暮之后。

在平民区，人们不戴帽子，全部身着黑色，镜头只有轮廓。

爱瑞丝的父母是与权贵相互维系的旧阶级，而哥哥是制造混乱者，让旧的秩序崩溃。

爱瑞丝一路寻找真相，带着孤儿天生的不信任感，从伯爵夫人和被毁容的进宫女孩那里看清真相，最后也脱掉帽子，加入变革的洪流。

令人费解的是女主角这种性格——不愿意搭理人，总是板着脸问身边的人真相。

以她的美貌，如果寻找到真爱的男人带路，或许会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吧。

（影评原创，代表个人观点，未经允许，不得私自将文章用于商业用途。

）

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奈迈施前两年凭借处女作《索尔之子》获得戛纳评审团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之后，他的第二部作品自然引起无数影迷的热切期待。

有幸在威尼斯欣赏到这部新作的世界首映，还跟主创团队同场观赏，更是深感意外。

这部新作跟处女作有着一模一样的美学追求和叙事方式，再次摒弃上帝全知视角，几乎全片采用浅焦镜头，紧紧跟随着女主角的主观视点，在一战前的奥匈帝国城镇里四处穿梭游荡。

然而，这个故事的环境气氛与《索尔之子》截然不同，不再是禁闭高压下的集中营，而是完全敞开的大街小巷、帽饰店等公众场所，导演试图用同样的摄影手法来制造沉浸感难免有炫技的嫌疑。

其次，剧中女主角一意孤行寻找亲生兄弟的设计也跟《索尔之子》里父亲一心想为儿子体面安葬如出一辙。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女主角的出发点是令人生疑的，由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依靠模棱两可的人物对白以及人物关系来推动情节及制造悬念，令观众逐渐坠入一场不知所终的猜谜游戏。

由此可见，导演一心想延续的独特美学风格，在这个叙事文本上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从深层隐喻来看，女主角好比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思想或执念，这种植根于昔日辉煌的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心态，在面临权力/荣耀日薄西山之时，难免会像女主角一样深陷焦虑，四处碰壁而无法找到出路方向。

影片高潮部分，女主角进入被侵占的珠宝店，却始终无法见到自己的兄弟，而当她靠近窗户俯视楼下群情汹涌的暴动民众，听到呼喊的不是别的，而是她的姓氏。

到了这一幕，导演似乎才向观众揭示这位神秘女主角的真正含义，她是一种抽空了现实意义的象征符号，连同最后一个镜头也再次明确了这种隐喻。

从这点来看，这位匈牙利导演在剧本上仍然有不少野心，尽管这个稍微冗长的故事依然摆脱不了故弄玄虚的意味。

我就着“电影美就值”的想法走进了电影院。

可惜，只有几幕称得上美丽：定格的开场，荡漾的水波。

更多时候，摄影机只是在摇晃中呆呆跟在女主身后，机械、凝滞，并非传统叙事的节奏，也非情感流动的节奏。

或许从女主抬起头开始，镜头就执行起监视器般的任务，既没有时代，也没有空间。

女主大胆偷窥伯爵夫人的秘密时，本可以有关于堕落关于腐朽最绮丽深刻的描写，而镜头，只是坚定站在女主身后贯彻自己的理念，仿佛女主的内心和脸一样僵硬麻木，眼睛不会转动、不能聚焦。

如儿戏般闯入王宫，闯入驿站，依然一样的麻木，不知该怪演员还是怪别的什么，所有表达都是软绵绵的。

文明，权色，革命，所有概念的表现都贫瘠得不可思议。

剧情的问题几乎不想挑剔了，每个人都认识她，每个人都让她离开，每个人都不愿意好好说话；女主需要谁，谁就出现，给出女主需要的信息。

没有一个人物有立体感，就像没有一个建筑有灵魂，有情绪，扁平得连空洞都算不上。

还有服饰……总想着这么厉害的帽子店应该有特别特别好看的帽子吧！

可惜导演没有这个打算，美丽的帽子和背后的腐朽一样没有被目光凝视，只有监视器，模糊地记录了一些。

绝不应该出于对华服的好奇去看这部电影，特写镜头里只有女主那张越看越无趣的脸。

我真的什么也没感受到，比它美的电影可太多了。

同样漫游，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伴随着让娜莫罗走了一夜，就那么吸引我，打动我。

华美服饰、贵族落幕看维斯康蒂，光影流动、政治隐喻看贝托鲁奇，何必看这部日暮。

当你坐在大银幕中看着85%的手持追身镜头的时候，即便是布置得再精美的服化道也不能挽救女主那空漠近乎于呆滞的演技，甚至会带给你一些生理上的不适反馈 女主角所有的行为都几乎处于一种为了推进剧情需要去往某地或某场合触发主线任务一般。

配合上刚说的演员演技似乎“飘荡着的幽灵”应该是她才对。

或许拉斯洛对这个角色是处理事更好的让我们带入到女主深处是奥匈帝国晚期这令人身不由己的环境中，毕竟坐在大银幕面前的我们也不过是他玩弄下的小白鼠（笑 总之，碎片化的剧情，呆滞的演技，似乎给你打上了一层高度近视的近焦镜头共同构筑了这部毫无意义的《日暮》，不提同台竞技缺把你摁在地上摩擦的《罗马》，就连《曼克》都能比你强上三分 不如这样吧，弗兰兰下一步考虑如同《灾难艺术家》一般翻拍一部《黄昏》（滑稽 不过本片倒不是什么优点都没有，服化道是一点，能够紧紧的抓住碎片化叙事的观众和评委，让大家也能看的出来，喜欢这部作品的人绝对不少，但它注定不是一部为市场，甚至是为普通剧情片观影者准备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