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丁若铨这个人物真是太耀眼了，原来也是个通达儒学的士大夫，但是又没有理学的迂腐，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接受西学，并学以致用。

这个电影里出现了很多对比，丁若铨和丁若庸兄弟俩的对比，开头政敌的话一语戳破兄弟俩的不同，"哥哥才是可怕呀"。

其实兄知弟，弟却不知兄，丁若庸其实还是想着圣君思想，君君臣臣那些儒家的理想话化的东西，而丁若铨其实想的是没有君主的世界，他是压根反对君主制。

但是丁若铨很难得的一点是他深知这个思想根本无法实现，索性就不去想，彻底融入黑山的生活，研究鱼类，记录鱼谱。

他其实是性情豁达，时刻活在当下的，他跟岛上的寡妇结合就可以看出其性情。

电影里昌大的成长以及他跟丁若铨师徒间的思想碰撞是很有意思的，昌大早期是更向往丁若庸的，典型的圣君贤臣的思想，以及通过考科举实现入仕的梦想。

但是经过大考落地，花钱买官，一步一步被教做人，最后明哲保身也根本做不到，最后发现自己奉为真理的《牧民心书》真是无用武之地。

这时，他真正理解了丁若铨，并走向了跟他一样的道路。

电影最后，《兹山鱼谱》的序薛景求的旁白念的实在是平实感人。

居山家的和丁若铨的感情拍的很好看，流放中年士大夫和黑岛中年寡妇的感情拍的实在是浪漫动人。

我之前重译了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该书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儒家学问在现代社会失去了现实有用性，因为科举制度取消了，选拔官员不再需要儒家学问，皇权也不再需要儒家学问构建的世界观，所以儒家学问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干干净净，作为过去辉煌的象征，而与当下政治无关。

这个论断大致是对的，但我一直困惑的是作为一种价值和信念系统的儒家，在脱离了现实有用性以后，是否还有生命力。

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读钱穆，读到他引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会心里一热的。

后来书读得多了，反而对那套话语无感了。

再后来读什么都带着批判的眼光，读来读去，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兹山鱼谱》这部电影，让我感动的是里面表现的“性理学”。

所谓“性理学”，也即朱子学，是当时朝鲜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唯一“真正”的学问。

被流放的丁若铨固然极其精通这套学问，黑山海岛上的渔民昌大也向往并深信这套学问。

这是建立在书本和文字基础上的知识，也是社会阶层区隔的坚实壁垒。

但是丁若铨理解的“性理学”还有另一个层面，也即电影里解释《大学》第一句的那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昌大查了字典，每个字都认识，但什么意思不明白。

丁若铨随口就给解释明白了：“大学之道，在于显明我们自身本有的光明的德行，在于亲近民众，在于回归到圆满的本性中来。

” 这个解释其实更接近于王阳明的心学了。

也正是有这种对于本性之光明的坚定信念，丁若铨才会觉得性理学和几何学数理学等等西学是不矛盾的，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也是了不起的知识，满足好奇心本身就足以成为目的。

昌大认为像四书这样记录下永恒真理的书，才是真正的书，而丁若铨觉得实证知识也是值得记录下来的——海客的游记，海洋生物的习性——这才是真实。

因为丁理解的性理学是一个开放系统，所以才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去接受西学，甚至是渔夫的知识。

我一直觉得儒家知识体系里最有现代精神和包容力的就是阳明学，因为它是一种向内的探索，而不是向外的。

内圣可以接续各种各样的外王，甚至可以不要外王。

内圣，最要紧的还在于一种人人平等（皆可成圣人）的核心价值。

如果不相信人人平等，不相信在本质上人性都是相通的（如果不是相同的），那么政治设置上的区别、权力分配上的高下，就不会消失。

如果儒家在现代社会还要有生命力的话，谈孝道，谈牧民，谈亲亲尊尊，谈和谐社会，都很难唤起被现代性深刻塑造过的独立个体的共鸣。

当然，很多人在今天谈儒家，原本也不是为了去彰显个人性，而是更看重其“治道”。

但那种“治道”，在脱离了科举和官僚制度以后，也不过是肤浅的装饰品罢了。

流放一词对于中国文坛大家并不陌生，凡是落难时往往成就佳作，更有“国家不幸诗家幸”夸张之言。

可惜这样的题材，却为韩国影视文学所选取所呈现。

随着国籍身份的转变，主人公所写也为百科全书，偏实践类的兹山鱼谱。

一、 士大夫与渔民

士大夫与渔民，不是高官关心民间疾苦而相遇，因为一场流放，一本鱼类百科全书，让两个毫不相关、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

地位悬殊，一个是两班，饱读诗书、出身高门的士大夫，一个是贱民，学问有限、生活贫苦的贵族私生子。

但因为丁若全相信“人人平等”，他对待张昌大只是在学问上有所差距（而这种差距可以缩短，张昌大也有丰富的鱼类知识），若说待他和待岛上人有什么不同，那应该是等待这个小岛青年主动奔向自己的怀抱，求学问道，当然也是爱才惜才。

追求不同，一个是信奉异端邪说的叛徒，一个是拥护性理学的野小子，也注定两人的分道扬镳。

如同一开始咒骂、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汉阳百姓般，张昌大对丁若全避而远之，即使在学问上困惑多多，向学之心也抑制着。

之所以产生退让，一是因为两人做了一场知识互换的交易。

“越了解朋友，我也会变得更有深度”。

在这位双重叛徒的身上，有张昌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更何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明知地球是圆的，西方人不放弃天主教的信仰；西学东渐，对于舶来的科学文化，曾经的朱子信徒也曾用性理学所丈量过。

实在的道理打动他，也让两人真正成为师徒，度过一段平静而丰富的时光。

此外有限的学识也让他无法摆脱贱民的身份。

张昌大终于成长一个合格的儒生，分岔路口出现在面前。

曾经熄灭的想法再次点燃，对君君臣臣仍抱有幻想，科举入仕，谋求官位想为百姓做事。

但现实证明，大鹏展翅高飞，看到的却是满目污浊，触目惊心，整个国家都烂透了，没救了，这就是为什么丁摒弃儒者之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放弃功名重返黑山岛。

张昌大直到此刻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老师只有寥寥作品，为什么只写这本百科全书。

二、兄弟情深：本是同根生，分飞似落花如果放在中国背景，文人家族数不胜数，古有三曹、三苏，近代有三周。

只不过曹氏兄弟如同死敌，相亲相爱的树人、作人决裂，苏轼、苏辙的情谊深厚难能可贵，正如影片中的丁若铨、丁若镛。

丁氏兄弟，性格不同，选择各异。

老二在片头早早殉道，老大丁若铨（主人公）被流放黑山岛，寻出世超脱，走的是无君无父的道路。

老三丁若镛仍是地道的儒者，著书立说，希望后辈能扛起重任兼济天下。

但凡兄弟，有一主导，有一跟从。

弟弟丁若镛，甚至先王，皆求教于丁若铨。

连流放事件的始作俑者也说，哥哥比弟弟更可怕。

可怕在哪？

可怕在丁若铨更豁达，更大胆，洞明世事，才会一叛儒门再叛天主。

弟弟的流放都已经解除了，他却至死仍为罪人。

因为流放，兄弟两人被迫分离不得相见，只能通过书信来往。

栗亭店分别，貌似呈现的是弟弟的不舍，哥哥的豁达自如，但当身处穷山恶水的丁若铨，同样会心境落寞，一边望月吟咏，以表思念，一边拿着酒坠入大海。

豁达是苏轼自我宽慰的一种体现，对丁若铨也是如此。

所幸他遇上昌大，所幸他挖掘出黑山白水的宝藏。

即使到最后都没有呈现相见的画面，却并不妨碍两人心心相印。

三、意象丰富“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恋人音信相通需请青鸟为信使，而青鸟在本片中也传递着希望。

从头到尾的黑与白，这是唯一的一抹亮色。

从海胆嘴里露出头和喙的雏鸟，一开始以为是死，结果确实生。

死中孕育出生，孕育着希望。

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师傅还在念叨着徒弟，强撑病体书写着鱼书。

类似的好意象很多，比如写书用的乌贼墨汁（乌贼虽从污秽中来，喷出的墨汁却是上好的宝贝）等等，留待观众们挖掘。

四、后记

百想艺术大赏结束一段时间了，曾经也为薛景求、卞约汉无缘奖项遗憾，但好在导演李濬益获得导演奖，也让我们看到南韩对文化电影，传记电影的肯定与认同，即使没有高票房。

如果拍一部天朝的《兹山鱼谱》，拍徐光启，结果可想而知，最新例证是上周末上映的《柳青传》。

tc的传记电影在20世纪60和80年代曾掀起一波小高潮，毛病一样，内容、思想性不够，放到当下更是做不到、要求不得，以至于萌生念头，拍纪录片好了，比如《柳如是》导演最新的《王阳明》。

不过想象的翅膀当然可以大胆展开，如果拍三苏，或许从苏辙的角度去拍；如果拍三周，可以从周建人的视角去看，这是本片予人的一大启发，也是导演匠心之处。

可我们的故事在哪呢？

一、丁若铨究竟是怎样的？

他因“辛酉邪狱”一案，被认定为邪学（也就是天主教）传播者，流放至黑山岛。

他是异端，却也是两班，有自己的文人风骨。

他不喜的是性理学（也就是程朱理学）僵化后的教条，却也并非要摧毁之。

他推崇西学，但也并非是一味西化。

在他的内心中，他想要通过实践西学，来实现社会的改变，从而促使理学在回到更纯粹而普适的状态。

正如他说的“我所希望的是没有两班，没有平民，没有嫡子，没有庶子，没有主人，没有奴婢，也不需要王的。

”这样朴素的民主思想，我在黄宗羲、王夫之的论著中见过，可惜他们没有被影像化。

也正如他在电影结尾那句经典的：如白鹤之生虽好，而兹山之污泥亦善也。

这不光是对昌大的一种安慰，对自己人生观的一种诠释，更是他对传统之于社会的理解。

社会文明的根基就是传统，那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内核，这是不可撼动的。

就像最后一幕中辽阔的海面只有黑山遥遥可见，那是最传统的淳朴与美好。

二、入世之道这部电影给出了非常多人生之路的不同抉择，丁若镛的《牧民心书》与丁若铨的《兹山鱼谱》事实上就代表着最大的一组矛盾。

其实答案很简单，两者没有对与错，只是看在实践过程中是否真正做到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能够学以致用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啊。

如果不可以，那就做个和兹山一样的黑色行者吧，即使沾满了世俗的污泥，也依旧在黑暗中保持蓬勃与积极。

三、电影本身构图充满了东方美学，像一幅幅山水画，浓淡相宜，特别是望月那一段，每一帧都满含深情，那一刻我立刻就想起了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太熟悉了呀，朝鲜有丁氏三兄弟，而中国有苏氏三兄弟。

但悲哀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一部佳作。

而电影里的人情美，也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师生情谊是本片最大的篇幅，昌大从敌视到尝试到敬佩，从丁若铨那里，学会了所谓的圣贤书，学会了赋诗作对，但他还是没有反传统反封建的勇气，他还是没有被开化。

超越时代的道路上，勇士永远是少数且孤独的。

还有作为寡妇的婶子，几乎承包了这部电影的笑点，太可爱的人啦，像她一样淳朴的人们，让黑山变成兹山，挽救了一个文人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

甚至包括那个地方官，也都本性不坏。

还有太多意象寄托，包括描述官场潜规则、官府强征赋税等等，都在我以往所学历史中或者说现实中，有所展现。

但我认为这些都并非所谓的浅尝辄止，很多镜头都已克制，但浓浓的悲怆扑面而来。

我想，也许这就是历史生对于历史细节更深刻的感知力吧。

四、说说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生，这部电影我觉得是我目前看完最喜欢的一部历史电影，我不敢说最好，但一定是最喜欢的。

和彼时看《末代皇帝》一样，我悲哀地发现这不是中国电影，但却只能叹息于外国人对此段历史之深刻。

不过较之《末代皇帝》的宏大，我更喜欢切入点更小的《兹山鱼谱》。

他让我想起了大一时，津津有味听儒士与方生，仔仔细细梳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光景，读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知半解但勾勾画画的模样。

其实儒一词贯穿着我的整个中国史学习，我的每个老师遇到这一话题，都说得很多，却都话留一线。

看这部电影，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历史观与之惊人的契合，整个观影体验异常舒适。

我和丁若铨有着相似的思想，我仿佛穿越千年与之对话。

因此，我小心地将《兹山鱼谱》放在我的top榜上，希望以后每次看到它，我都能不忘初心，真正明白我为何学历史，历史的价值何在。

虽然不从事影视行业，但看到它，也将时刻拉紧心弦，发问自己：我们的文化很伟大，但能为其传承与发扬做些什么？

《兹山鱼谱》讲述朝鲜王朝末期，天主教文明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应该由中国拍出来的电影，却韩国拍了。

确实，甚至历史都是如此的相似。

我马上就想到与影片中朝鲜丁氏兄弟相对应的明代常熟瞿氏，中国第一位天主教徒和他的兄弟的故事。

丁氏为五兄弟，若铨、若锺、若镛在本片中出现；瞿氏为四兄弟，汝稷、汝夔、汝说，在我要叙述的此案中关涉较大。

瞿氏为江南大族，瞿景淳、瞿汝说、瞿式耜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瞿汝夔为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因与长嫂通奸被家族除名，游荡至广东遇传教士利玛窦，与其成为挚友，在其影响下入教。

瞿汝稷为汝夔之长兄，属于阳明后学之泰州学派，受业与太仓管东溟，与钱谦益同为东溟门下高足。

醉心禅佛，以禅证儒。

家中排行第四的瞿汝说及其子瞿式耜亦入天主教。

当时明末背景之下，儒释道三教合一，逐渐趋同，学者多以佛老解释儒家经典，又恰逢天主教传入，欲与儒教结合实现本土化，故实际上形成了四教融合的奇观盛景，此时的新奉耶教的士大夫

徘徊在中西传统之间，犹如首鼠两端的两头蛇。

研究这段思想史是颇为有趣的，我硕士期间因为做过一些瞿汝稷、钱谦益之师管东溟的思想研究，便微微涉及到这个领域。

其实若要把这段历史影视化，比《兹山鱼谱》故事更为有趣、庞杂、引人深思的多。

中国有这样的故事，却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可悲可叹。

我曾在豆瓣仔细搜寻统计，想找到一些可看的中国古装电影（除掉武侠、神魔、戏曲这种特殊类型片之外的普通电影），评分最高的是《笔中情》8.5分，然而这不过是一部表演非常程式化、剧情非常烂俗的才子佳人的故事。

除此之外，古装电影更乏善可陈，倒是电视剧有一些《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国》这样的精品。

台湾去中国化，早已不拍古装片，日本的大河剧历史剧也日渐式微，古装电影也多是上个世纪经常搞的武士题材。

而今东亚文化圈，仍然如此认认真真拍古装电影的，恐怕只有韩国了。

搬运一篇李濬益导演关于电影拍摄初衷、创作意图的采访翻译出处：Gospel卞约汉中文站 原文链接《兹山鱼谱》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件，也没有刺激的冲突，只有深刻而美好的情感。

该片讲述了丁若铨和其弟子昌大之间的故事，“越了解同行之人，我也会随之变得深刻。

”这一行文字的刚好诠释了该片所讲述的丁若铨和弟子昌大的关系，是一部深邃的剧情片。

“说实话，最近的电影总是充满紧张的状况和戏剧冲突，我们和最近商业电影潮流背道而驰，在同类电影泛滥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应该有一部这样认真讲故事的慢节奏电影?”正如李濬益导演所说，该片所追求的目标很可贵，也因此美好。

--对丁若铨所著的《兹山鱼谱》感兴趣的契机是什么?李濬益：与被称为朝鲜后期最天才的丁若镛相比，他的哥哥丁若铨相对而言并不为人所知。

因为在丁若镛流放生活中留下数百本书的时候，丁若铨只留下了《松政私议》和《兹山鱼谱》两本书，本来也是写过更多书的人会名留青史(笑)但是《兹山鱼谱》这本书真的十分奥妙，简单地说，就是流放地黑山岛周边的鱼和海洋生物的观察图鉴，但是在这本实用书籍中却完整地蕴含着丁若铨的哲学理念。

在《边山》(2018)票房惨败后，对于当时徘徊不前的我来说，这本书就像是缘分降临。

--是想在《边山》之后再次回到史剧,还是认为应该回到真实故事的基础上。

李濬益：了解《兹山鱼谱》，决定拍成电影的过程也很奇妙。

很久以前就有制作“东学”题材电影的热情，为了完整了解历史始末，从学术根基开始钻研，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了“西学”。

因为首先存在“西学”，所以才有“东学”的概念，就这样开始学习了解“西学”，读到了1801年辛酉迫害时了解了丁若钟、丁若铨、丁若镛兄弟。

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兹山鱼谱》是其成果之一。

也就是说，通过《兹山鱼谱》，丁若铨得以窥见“西学”的要义。

--读了剧本，发现不仅台词很长，而且充满了哲学思维。

李濬益：梼杌金容沃老师负责翻译了英文字幕。

以前《王的男人》也曾由他翻译。

事实上，我们的英文字幕本来已经翻译好了，但如果没有同时学习莎士比亚和性理学的人，会有误译之嫌，所以梼杌金容沃老师主动要求自己来做。

例如，电影中有一句台词“朱子（朱熹）的力量真大”，这句话该怎么翻译呢?如果不能以脉络说明性理学的价值和哲学，可能很难传达这句话的意义。

剧本不过只是一个记号罢了，像《东柱》一样，将纸面的东西具象化正是电影的魅力。

--所以像《东柱》一样拍了黑白片。

李濬益：坦率地讲，要完整地展现这一时代背景，电影的预算并不宽裕，因为不想在成像效果上让步,所以减少预算的方法之一就是换成黑白画面。

当然，如果不是符合《兹山鱼谱》的形象，我肯定不会尝试。

黑白片也有一种别样的深度。

《东柱》本来就是低成本片，所以画面质量有很多不足之处，但这次我敢说每幅画面都美轮美奂。

拍摄地飞禽岛一带的风光自不必说，应用CG的场面也很多，很有韵味。

丁若铨(薛景求 饰)和昌大(卞约汉 饰)师生共泛一舟漂浮在茫茫大海上，二人这样在一起的场景使用了相当多的CG，就像一幅幅水墨画。

--恍然看似静谧,实则蕴含着个人宇宙的变迁和世界观颠覆的过程。

李濬益：这部电影没有什么起伏。

虽然有辛酉迫害的时代背景，但这是为了初期的人物设定，在丁若铨被流放到黑山岛之后，要体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而且主要为了反映时代的价值观问题。

如果你想轻描淡写地看，那这部电影只是描述丁若铨和弟子昌大的关系，但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价值观念的对抗，这是关于世界观冲突的故事。

丁若铨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西学，追求新哲学的人。

相反，丁若镛以性理学为基础，接受了部分西学。

而昌大是想在现有的秩序下取得成功的人物，因此比起丁若铨，他选择了丁若镛的道路。

在此过程中，与老师的观念冲突、思想的碰撞等等，都以电影的方式讲述着。

简单远观，你可以享受两人的友谊，如果深入挖掘文本的话，这将成为一部可以从哲学角度思考的电影。

--在《兹山鱼谱》的拍摄中见过饰演丁若铨的薛景求演员。

虽然本人以前从未用过类似表达,但他却说"这会是一部美丽的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濬益：这可能不仅仅是指风光或画面漂亮。

当然，画面也让人美到失语(笑)。

人在面对从未体验过的事情，和难以表达的东西时，往往会在那些生疏的经历面前使用“美丽”一词。

薛景求演员就是丁若铨本身，恐怕你将会看到他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表演。

扮演昌大的卞约汉也展现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演技。

这部电影只要看到演员们的演技，就已经是一种享受。

不，也许不应该形容为演技，因为镜头里有真正的丁若铨和昌大。

观众也一定会期待他们美好的相遇。

观看要点越深入，越能看到更多东西。

影片以黑山岛的美丽风光为背景，纵使之追随丁若铨和昌大两人深厚的友谊，也足够精彩。

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的话，这也是世界观冲突的故事。

价值观念的对抗、观点的差异，最终指向对“如何生活”的哲学思维。

虽然是过去时代的背景，但是对现在也能够充分引起共鸣的生动故事。

这是活生生的故事，也是厚重的纪实文学。

另外分享一则趣闻，在我们国家部分演员接连爆出天价片酬的同时，《兹山鱼谱》自开拍之初便有报道，主演薛景求和卞约汉都是自降片酬接演这部电影。

据媒体报道，电影开拍之初导演宣布缩减制作费，两位主演薛景求和卞约汉演员主动把片酬调整到制作费可以适应的水平。

任何电影制作方都争抢合作的两位演员，如此大胆举动吸引了电影界的视线。

李濬益曾公开表示过，拍电影一定要花最少的钱。

他曾以低于韩国古装电影平均制作费一半的投资，打造出实力展示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背景的《东柱》《朴烈》等作品，所以《兹山鱼谱》能否延续导演的志向和实力，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目前出品方正在进行前期制作，虽然尚未公布具体规模，但是考虑韩国古装电影制作费一般在100亿（约等于5700万人民币）韩元左右的情况,《兹山鱼谱》的制作费大概会是50亿（约等于2800万人民币）左右。

电影界一位相关人士20日表示："抛开电影制作规模和片酬问题，想要一起合作的演员对制作方和导演的意愿产生共鸣，这一点已经值得关注"，"在演员片酬和参与分红都居高不下的趋势中，《兹山鱼谱》从制作开始便已不同寻常"。

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中国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长河里，有无数个丁若铨般的士大夫形象的存在者，可偏偏中国没能拍出像《兹山鱼谱》这样一部电影。

本该由自己讲述的历史人文，却是一部韩国电影。

看完《兹山鱼谱》，想到的第一个历史人物其实是杜甫，或许对应的是昌大步入仕途后亲历的百姓疾苦。

老师在兹山的流放生活让我想起出使匈奴被扣的苏武，在西伯利亚牧羊十九年之久才得以返回长安。

但谈到丁若铨的思想，不得不让人想到李贽。

提及李贽，说来颇有渊源，我的老家在麻城，正是李贽曾在此讲学时，每一次都万人空巷，从者数千人，其中还有不少平时不迈闺门的妇女也会去旁听的那个麻城。

我家门前的那条大道，被冠名为李贽大道，我家的门牌号也永远和李贽有了这样一丝微妙的联系。

说丁若铨是时代的理想主义者，莫过于说他是走在时代前的思想启蒙者。

他所期望的社会是，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一个生在纲常伦理的时代的人，怎么能认为一个国家是不需要君王的呢？

这对昌大来说是万万不可接受，也是他所不能理解的。

他问老师，为何在书堂上梁写上圣礼学的核心复性。

老师回答，无论是西学还是圣礼学，只要是美好的就都可以用。

老师说他用圣礼学接纳了天主学，但是在这个国家，却连一个渺小的他也容不下。

这个国家的圣礼学究竟是为了谁？

这国家的主人是圣礼学，还是百姓？

昌大无法回答。

一个不需要君王的世道，谁是主人，又有何不同呢？

和《兹山鱼谱》比起来，昌大更愿意选择《牧民心书》的路。

他以为只有投奔君王，才能为百姓做事。

昌大和老师分道扬镳。

可惜步入仕途后的他，并没能通过朱子礼学使自己走上渴望已久的那条能为百姓做事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他这才清醒意识整个官员体系不过是一个腐败的体制下拥有着不断奴役压榨着人民的特权而已。

“既然无法学以致用，那就按我的性情活着好了。

”最终，昌大选择了和老师一样的道路。

和丁若铨颇为相似的李贽，同样大胆地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

他提倡人类平等，婚姻自由，尊重妇女，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

他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

老百姓并不卑下，侯王贵族并不高贵。

他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和孔孟之学进行抨击，并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

他堪称时代的超前卫思想者，却并不被时代所接受，时代的力量也无法接受他。

毫无疑问，丁若铨和李贽都是悲剧式的人物。

这种悲剧不仅属于他们个人，也属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

“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然不是坏事，但是即便身上沾满污水泥浆，也要活得像兹山一样，虽外表看着黑暗却生机勃勃自由自在，也未曾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老师临终前留给昌大的信里，这段话令我念念不忘，引人深思。

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们读书的目的和对求知的渴望，最终都是基于功利心为了满足自我想达到的某种物质阶层而作出的努力，那我还是会有些失望。

如果说电影对我启发最深的一点，莫过于它让我再一次深刻相信着我所认识的一个真理：知识并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它能改变看待命运以及应对生活的方式。

我希望自己可以永远无功利之心的爱着喜欢做的事：阅读，思考，写文字，坚守内心。

当一个大隐隐于市中最安贫乐道的姑娘。

这部影片风格古典，有士大夫之风与西洋海风相融、境界的高雅纯洁与俗世情趣交叠之感。

台词回有余甘，思想现代，比喻清丽质朴，文风简洁如练，虽未能通其趣，也暂记录于此，为交流和回顾所用。

1、斑鳐走的路斑鳐知道，黄鲷鱼走的路黄鲷鱼知道。

2、对好奇心重的人来说，没有比陌生更好的地了。

3、我不研究善变、难懂的人类，要转去研究通透、明净的事物，我将用事物来忘却我。

4、用什么经国方略，仁？

礼？

——朱子的力量太强大了。

5、性理学和洋学问不是相冲的，而是一起前行的朋友，与朋友行，受益匪浅。

6、只知道种子重要，不知道地也重要。

如果地不好，种子是不会发芽的。

如果土不好，就算发芽也不会长大的。

7、不需要王的世道，主人是谁又如何呢？

8、百姓把土地当作农田，衙前小吏把百姓当农田。

9、要想抓到泥鳅，便要懂得进入泥水之中。

10、若不能按自己所学的来生活，便按自己的性格去生活。

11、做一个黑色的无名的人，不惧身上的污泥。

12、做一只鹤固然很好，但如果能像兹山一样来者不拒，便也是另一种知足。

13、 死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发出哭声呢？

可是我曾经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一大片死去的哭声。

昌大的最终考验是他在面对小民自阉的悲苦怆然时能否克服愧疚而登堂入室，成为末法时代深谙心外无物的合格士大夫，考辨撕心裂肺的羊叫与呼啸迎闯王不纳粮的精确距离才是这一群体安身立命的看家技术，而昌大的过激反应与其说是在幼稚地因善义愤，不如说更只会联想起其底细而被鄙视为兔死狐悲的怯懦。

区别于只有从小有肉吃的孩童才会在成长期间的某刻四心萌发，对肉畜共情而哭求父母刀下开恩（而他们在啃上鸡腿时就会破涕为笑），沐猴而冠的昌大恰恰是因为欠缺肉食者这般的幼年情结与随之启蒙的家学渊源而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两班——当然，不堕落为这些衣冠禽兽显然在观众和导演看来是拯救了圣教门徒最终的精神风骨，但师徒片头片尾分别殊途同归地弃绝“入圣”姿态必须被拷打出其掩盖更深创伤的功能性一侧。

换言之，所谓转移并非是卫道士昌大偏执地指责这些蝇营狗苟之徒作为孔孟传家的正牌士人明明牧民失职内心却全无应有的愧疚之情（指责后若昌大没有话本英雄一般扫清寰宇的手段就很难说他的一时口快有多么正面），而是倒置着将自己来承担愧疚的行为本身设想为清流人士于末法时代的逃逸路径，如此血肉利齿的吃人大地上圣道不昌是原则问题，进而吊民伐罪与否只是能力问题，虽然如何能有这能力总是被无限搁置为历史遗留——但所幸夫子已经嗝屁两千多年的这个大秘密被揽罪于自身的好青天们成功地守密为历史正文，小民有了冤屈受了苛政还乖乖地跪于衙门口惴惴不安地思量切自己的睾丸予县官可以放置进哪种交换样式。

相比之下若是小民跑去当切支丹跪另个公开死了快两千年的南蛮神仙进而保聚才是要掌嘴巴的真切失职，略通洋屁的时派以读四书五经的方式传习六十六卷的行为具有玩火尿炕的黑色幽默特征，一个例证是在辛酉邪狱中充任犹大的丁若铨对彼得获鱼的反思是在大势已去后于贬谪地就千万鱼种进行格物致知，融农融工接受劳动人民再教育对他来说不过大类瀑布下盘坐的工夫，难怪他到死都对起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师徒间某种双向奔赴的插肩而过是对吟诗作赋的热忱，儒士通过摇头晃脑眩晕清明以启动自由联想吟诵为读书人形象所保证意境悠长的字符串，能在萧索寒蝉下吐纳升沉韵律的丁若铨无论在少年昌大还是观众眼中都是头顶光晕的（昌大自觉已可出山也是因以诗赴会的大获成功）——但与此同时，少年昌大对面作亲和委身求教水文地理的贬谪儒士回以讥讽的灵气，与其说近似中年迅哥缅怀的少年闰土，不如说更像是对吟诗作赋者激起的偏执恐惧本能的攻击应对——因为在好青天们流离陇蜀的诗史里黎庶的苦难一体两面的既是救世济民所要破除消解的症状顽疾，又是底蕴着应当以民为师学习了解的富矿，恰恰是丁若铨的虚心求教威胁（制造）起了少年昌大捕鱼未曾拥有的智慧（乞活刨食的本领竟有能引儒士求教参悟的东西，揶揄他们不识五谷他们竟是如此受用），而千百年来在装模作样地拉扯后这种把戏最终总是以“不耻下问”者成了老师而告终，不难看出此处在保证且威胁下愚不移上是不对称的——因为狗官及其爪牙也不乏同样爱羊恤物的热情，从昌大打鱼到阉羊生娃都逃不脱他们的火眼金睛，相同的技术手段略作调整就能以收赋的名目威胁（制造）起了黎庶未曾占有的财富。

所以狗官和青天互为彼此的良性/恶性局部共同作为纯粹的假相的代理人是如此必要，但根本的区别在于后者总能真的榨出橘干自己都意外的苦汁进而持续性反证其曾并非完全赤贫，而昌大则真的在前者沐猴衣冠的幻灭后怅然懊悔他失去了他从未拥有的东西，进而失去了对生活的本质表象的适性，不得不痛苦地拾起自己就处在阉羊行走的血肉大地或群鱼沉浮的幽邃洪海中心的认识，这也是为何昌大无疑是前进了一步的，因为在最后的长焦中他所遭遇的恰似丁若铨的当年，但他克制着并未吟诗一曲，不将实在界的创伤性遭遇纳入一个象征性的悲惨世界亦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德性。

典型的启蒙模式是以一个特殊的代理人群体为主导的，表现为叙述者和被叙述者、有文化的人和无文化的人、直言不讳的革命者和无声的群众之间的主从关系。

但这种主从关系在《兹山鱼谱》中被打破了。

《兹山鱼谱》是一部去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导演李濬益携知名演员薛景求，联手打造了一部艺术性与商业性兼备、完成度极高、且极具阐释空间的作品，它的最为特殊之处，是以黑白影像复现了韩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转折时期的文人心态和世俗生活。

这代表了当代电影中一种特别的走向，即用跟一个时代相对应的媒介形式来回访故事要讲述的年代的“真实”信息。

其中主人公丁若铨从一个刚刚开始读书的贱民昌大那里，学到了关于各种各样古书所不曾记载的鱼类的详实确凿的知识，这对他这个刚刚从庙堂来到乡野的文人构成了重大的冲击，促使他写下《兹山鱼谱》这部也许是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鱼类百科全书。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文化尚未完全普及的海岛上，丁若铨通过跟岛民的互动，向当地人热切地学习着如何有效地获取鱼类资源，也了解了他们对官方的松树保护政策的消极应对方式，这呈现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即韩国进入近代前夜时期，人们跟自然、海洋的多维互动。

因为它涉及大量关于人和鱼类、人和自然如何相处的故事，涉及人对生物的命名，它具有一种初步的生态主义色彩，然而它关于分类和生物形态学的兴趣，又受到儒家格物致知学说和西方的博物学、地理学、生物学的影响而产生，这使这部电影成为了解近代前夜东亚文人、民间与自然关系和在自然面前心理状态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们当然已经知道，“真实”的历史是不在场的，它的组织和叙述要依靠档案、文献材料，绘画、小说等艺术作品，而这些从来不是中立的再现中介。

因此，2011年版的《简爱》用了跟夏洛蒂·勃朗特时代的绘画风格接近的美术设计，还原了19世纪人们在英格兰荒原上清冷、孤寂的生活体验。

在2019年的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导演瑟琳·席安玛和女摄影师克莱尔·马松一道，用新古典主义的视觉风格统贯影片，构造了一个与故事发生的岛屿乌托邦相辅相成的美学世界，直观地传递了现代早期人们的心灵图景。

而在《兹山鱼谱》中，故事发生的年代同样有一种主导性的媒介，那就是受到中国国画影响的山水画和肖像画。

它所呈现的文人意境、文人趣味，使得作为历史片的故事背景变得可信。

在这个故事中，至少有三重之“黑”：首先是影片的色调，是黑白的，它与主人公丁若铨被贬谪兹山、抑郁凄凉的心境有一种直接的映照。

其次是“黑山”，因为觉得不吉利，后被改名兹山，它在影片中呈现为大海上的茫茫黑色异物。

第三，尽管影片很少直接以山水画的构图来描写环境，但这些人物的造型、服饰，在黑白影像之中恰切地还原了韩国古代肖像画中的人物风貌。

影片中有一种非常均匀的光色设计，我们几乎不会见到晃眼的阳光，也无法识别出天气、温度的状况，因为是按照东亚传统绘画的光学设计的，它大体上遵从了散点透视的原则，人物在稳定的构图中移动就像置身于画，对弈、对诗、农妇家庭生活、稚子求学、渔夫捕鱼、书生读书写字的场景，都以古典绘画、诗文的意境作为原型，因此在表象上就容易使观众沉浸于18-19世纪之交的前现代环境。

这部从昌大的角度看具有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样貌的电影，把故事的聚焦点放在中央与地方、庙堂与江湖、士大夫（两班）与贱民、性理学与西学、入世与出世之间，在师徒二人、丁若镛/丁若铨兄弟二人的不同选择之间，制造了复杂的张力。

从老夫子丁若铨到年轻的学生昌大，这种“教育”随着丁若铨对地方知识的了解而变成双向的互动。

丁若铨最初想教昌大读四书五经的正确方法，但紧接着被对方丰富而准确的鱼类知识所吸引，开始写一本叫作《兹山鱼谱》的书。

“鳐鱼要走的路鳐鱼知道，鲭鱼要走的路鲭鱼知道”，这类新鲜的表述从未被记录在典籍之中，普通人也从未觉得它们有什么了不起，这让丁若铨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欣喜于自己是第一个给这些海生动物“发明”可被书籍记载的名字的人。

从昌大通俗准确、看似直白的描述中，他知道每一种鱼都有自己行走和捕食的方式，而且用一种综合了民间的俚俗感和知分子审美趣味的命名，给那些从来没有被记载的事物发明一个在文献中的位置，这让他感到生活有了新的寄托。

其实丁若铨对鱼类的命名和编谱方式，不是一种类似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样的汇编和总结。

尽管它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但是丁若铨本身对于来自边缘岛屿的生物，尤其是鱼类，对那些从来没有被文人所记载的鱼类的关注，尽管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学动力，但已经超出了实用价值，而成为对生命状态的研习，意味着他是朝鲜历史上最早对于海洋文明、对于西方文明产生兴趣的人，并且由此影响到自己观念的觉醒，他成为一个捍卫“个体”多样价值的现代人。

他的处境也典型地体现在中国的郑观应、冯桂芬、张之洞、洪仁玕等一批爱国救亡的知识分子身上，他的被发配到边疆，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宗教上受到的牵连，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确实是从性理学、西学、民间学问的相对性之中，意识到了人类并无贵贱之别。

他期待着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没有君王的那种世道，但这无疑是一个遥远到看不见阶梯的乌托邦。

他知道若写下这种惊世骇俗之论，自己的家眷也会受到牵连，这使他无法像他的弟弟那样发表众多著作，看起来是在名山宿儒所不齿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窄。

实际上，他回避了圣王之学，回避了经学考据，只是因为他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开始重视个体的价值，这些个体包括贱民、村妇和生生不息的鱼类，他意识到自己的所想的已经无法见容于当时的社会。

因此，这部电影从丁若铨何以如此关注在文人雅士那里看来毫无意义的关于鱼类的知识这个疑惑中，解开了被历史淹没者的内心图景，他的觉醒者的痛苦。

黑山最终成为囚禁他的铁屋子，而“鳐鱼要走的路鳐鱼知道，鲭鱼要走的路鲭鱼知道”作为隐喻，也成为影片中所有人物的寓言。

昌大一心想超出自己的贱民身份，但是即使中了进士之后也仍然被嘲笑，“这两班啊，走路姿势和普通贱民就不一样，要慢慢学习，知道吗？

”当看到往稻米里面掺石头、给婴孩征税等酷吏暴行之后，他难以容忍地决裂了，他知道对老师的背叛和“弑父”以失败告终，绝望地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的老师已经死去。

每个人最终走的只能是自己的路，就像每条鱼都有自己的路一样。

从昌大的悔悟和老师在《兹山鱼谱》序言中对他的感激而言，这种彼此的成长教育倒似乎是接近完成的。

影片也用了很多提喻的手法，以小见大地呈现出当时人们在中西、新旧、文野之间知识的“错位”，比如从海上捡来的地球仪，象征性地提示了大航海以来地理学对韩国的影响，但在普通人这里，直到19世纪，“地球是圆的”这件重大发现仍然是不被有效感知的。

而陪伴丁若铨的那位村妇，也被丁若铨视为有过人的见识，像一个才女：“好种子才重要吗？

播种的父亲，怀胎的母亲，缺一不可。

如果地不好，种子就不会发芽。

”她戏谑地说，本以为读书人的想法会更高明，会懂得这个道理……没想到这又是一次鲜活的反向教学——经常是“无知者”的道理，启发了那些饱读诗书的人。

这次流放，因此使丁若铨受到人生的第二次文化冲击，第一次是他通过性理学接触到西学，包括西方历法、地理学和几何学，让他对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感到震撼，并皈依了基督教；第二次则是他意识到在贱民、村妇那里也有文人那里最缺少的诗性和知识，开始打破不同学问的差别，在不同视域的交点上展开自己的工作。

因此，他的三本书《兹山鱼谱》《松政社议》《漂海始末》，都是从民间听来的故事受到启发，而用文人化的语言进行了记载，这种记载又是受到西学强大在场的影响。

总体上看，丁若铨打算放弃那些抽象的道理，研究具体直观的东西。

这是朝韩历史上的“实学”传统在一个流放者身上不期然开出的花朵，也是西学第一次来到朝鲜之后对文人生活影响的一个缩影。

也许，生态思想只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侧面，丁若铨思想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在东方与西方、古代与近代的“接触地带”形成的，这是一种关于坐落在不同视差之间的知识的命运的电影。

在这个问题上，马丁·斯科塞斯的《沉默》也是一部值得提及的电影，背景是16-17世纪的日本，涉及最初的几代天主教徒在一个仍然奉行本土信仰的国家的命运。

斯科塞斯的影片是史诗的，而李濬益的《兹山鱼谱》则是抒情的和艺术性的。

后者对于士大夫趣味、民间文化以及二者之间错位方式的理解，是相当现代的，这部电影展现了文人传统中最好的方面。

丁若铨娶了一位当地的、几乎是文盲的妻子，这是一个在今天才变得“可见”的选择。

这意味着他被黑山的文化所同化了，成为一个“当地人”，最终不是他留给典籍的那些生僻鱼类的汉文名字被记住，而使他作为一个被遗忘的人被记住，就像那些生生不息的鱼类，不需要官方的、中央的知识来给它们命名，它们就生活在水中，有自己的生活、习性和自由，一代代繁衍不息。

就此而言，丁若铨也确实通过在著述中死亡，从昌大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在中国历史上，在屈原、苏轼、柳宗元等流放者身上，我们理应也会发现这种知识。

即将发表于《三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