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

对于某些政治历史题材的影片，盯着导演的指挥棒，看其演奏的技巧是相对轻松自如的。

好比掉了指挥棒，就算不识五线谱，也晓得演奏出了小状况。

资料记载，“红军支队（RAF）”是战后西德主张无政府主义，崇尚暴力，把最初美好愿望颠覆成一系列恐怖活动的极端左翼武装组织。

成立于七十年代，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该组织的领袖，从成立到落败，随着组织内部的崩溃瓦解，该组织渐渐走向毁灭。

而影片也选择了一站到终点的叙事方式，最后以两位领袖与其他成员在狱中自杀的结果作为句点，完结了此片。

想要从历史的斑驳印记中拼接出事实真相，如果没被颂扬成冒风险成就伟大的好人好事，就会演变成顶着扔酒瓶子、倒喝彩的羞辱声，撑到演出结束的一场闹剧。

一群无脑、无原则、无纪律的年轻人，仅凭血冲脑门的激情，想要撬开地球的一角，建立意淫中的乌托邦，实在是天方夜谭。

马丁路德金可以做自由的广告，闹哄哄地一番折腾，最后却在暴力的快感中无法自拔。

仿若这就是影片的主旨，压得看客胸口堵得慌，真是无处去说理了。

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乌托邦意味着什么。

以为男女赤身裸体地暴露在阳光下就是平等，以为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就可以滥杀无辜。

只是以为，然后按着想法行动，这时一加一在他们看来也不再等于二了。

想做纪实用的影像资料，抑或升华成艺术作品，本片开练前，已经有了多处硬伤，保不准哪块儿的伤口关键时候会开裂流血。

所以，影片上映后，鲜花、臭鸡蛋一起砸来，谦虚地通通笑纳，除了风度，也应该是本分吧。

此片要高歌一曲的依然是警醒。

警醒世人不忘历史曾遭受的痛。

我想它一定还有低吟的部分，探究历史的影片，不能大烂炖。

注意细节不是虚张声势地练假把式，补苗就得缺哪儿补哪儿，苗多了还得间苗，这才离真实自然不远哩。

小结一下我的三点郁闷： 1：巴德尔这个角色对莫里兹.布雷多来说是个半青半红的柿子。

自觉他演得不错，否则不会在我的心里对巴德尔白痴、暴躁、疯狂的个性那么纠结。

可是，一个所谓的领袖带着无数个弟兄，没脑子到这个地步，该不是普普通通的意外。

如果设置了障碍，莫里兹.布雷多不得不保守演出，那青的一块儿还真是遗憾。

2：念的是谁的紧箍咒？

反对暴力，反对恐怖，地球人都知道。

编排了一些做作的桥段，却丝毫不能引起观众的同情，牺牲无辜者的性命为代价，再高的理想都免谈。

或许导演想要做到客观，杀人魔也有泪水，也有悲壮的情感。

可惜了感情，找了张错误的脸。

3：女记者迈因霍夫抛家弃子投身革命，身负重任的她，难得有文化有知识，肯定是要被塑造成一个日理万机，上厕所的功夫都要节约的领导人。

可到头，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布娃娃，随着无形的主人找理想。

除了写过几篇激进的文章，后来也戴着面罩开枪杀人了，可是随着时光在她游离的眼神中流过后，电影也结束了。

显然，这又是一个玩票的领袖，几乎看不到深度，也难信服，至少在影片中是这样。

当然，打扰我看片情绪的不止这些，其实在影片开场后的不久，我就开始自寻烦恼了。

或许是有了严肃的期待，或许是因国外媒体对此片不吝惜赞美有了盲从的心态，有些不尽人意，就压不住张牙舞爪的情绪了。

事实上，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电影是成功的，我的确恐惧那些极端的革命者，那都是些想用别人的生命把自己送到政治舞台上去的虚伪者。

机翻自德语维基。

The publications featured in the film, the magazine Konkret, in which Meinhof wrote, and the Bild newspaper, published by the Axel Springer publishing house, against which the RAF planted bombs, gave the film a contrary assessment. In a derisive review, Konkret spoke of a "rehash of the old Austian gossip, elevated to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nd intended to be included in school lessons. Konkret complained about implausible portrayals of characters, irrelevant imagery, "homely action with violent RAF Rambos" and the rapid "forced march" from event to event: "The welcome side effect: words and actions are robbed of their context, there is no time to quote even one of the thoughts that the founders of the RAF may have had." Bild devoted numerous supportive articles to the film. At the cinema release, the paper praised the "explosive script", the condensation into a "roaring action orgy" and the "sensational" stars. "You don't clap when you leave. But you felt like you were in the "German Autumn" for three hours - and in the perverse minds of the '68 terrorists. You get angry - somehow at everything." The newspaper asked the question: "Should you watch it? It's a must!" and concluded: "The film is very good. It's also good that it's over. It's history."Editors of th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and the Spiegel were given preferential treatment by the film distributor over other media. They were able to see the film earlier and publish their articles, which were positive, before the embargo period had expired. In his article, the arts editor of the FAZ, Frank Schirrmacher, lamented the unbearably emotional and pathetic culture of remembrance that had arisen around the RAF. This can be found, among others, in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 milieu, among teachers, journalists and artists who were dissatisfied at the time and suffered at the hands of society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a revolution. The film perfectly reproduces the 1970s, creates a "parallel universe" and "may have the power to put the entire reception of the RAF on a new footing." Because it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RAF terror in the Stammheim phase was not about politics, but about the liberation of prisoners who wanted to run a shared household as a bourgeois couple in love. And it offers the chance to understand the pathology of the followers who justified even the worst RAF crimes out of love. Previous feature films about RAF members, namely The Silence After the Shot (2000), Internal Security (2000) and Baader (2002), had shown the terrorists as sufferers and with sympathy. As successful as they were in their own right, they had provided "tolerable images for an unbearable event", focusing on the motives of the murderers rather than on their monstrous deeds. Although Gedeck still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of putting oneself in the shoes of the character, Nadja Uhl only shows the killing, which represents a "milestone in Germany's approach to the RAF". Up to now, there had only been images of the crime scenes after the crime, and the film provides the very painful, unsparing images of the RAF's deeds.The son of the murdered Siegfried Buback found the film worth seeing, but as a "perpetrator film" it focuses on the terrorists and, excellently, only covers part of the topic because the victims remain "vague and impersonal". On the other hand, the son of Hanns Martin Schleyer appreciated the portrayal of the RAF as a gang of merciless and compassionless murderers. Likewise, the son of the murdered Andreas von Mirbach saw the film's merit in the unvarnished portrayal of how barbaric the act against his father was, although the murder was actually much more brutal. Nevertheless, Clais von Mirbach criticized on another occasion: "The way my father is shown, a weakling, a puppet who hyperventilates - he was the exact opposite. My father deserved a more appropriate public image. When asked who von Mirbach was, he did not hide in the furthest corner, but immediately answered with a firm voice: That's me. "One of Meinhof's daughters, the journalist Bettina Röhl, criticized the film for giving terrorists maximum hero worship and for Gedeck's portrayal of her mother lacking "poison."Former RAF member Brigitte Mohnhaupt also filed a lawsuit. She wanted to have the dialogue in the film and the book about the film removed in which she says after her release from prison that she has "not fucked a man" for five years, as well as the subsequent sex scene. Constantin Film and the publisher invoked artistic freedom, and the Hamburg district court rejected Mohnhaupt's request.

当美国政府频频用极富感情色彩的词汇来涂抹国际政治时，还有多少人能保持冷静，理性探究事情的真相？

国家竟然可以是“邪恶”的，而“恐怖”居然也成为了一种主义。

ah, my foes, and oh, my friends 世界不是给污染弄糟的，而是给人类的虚伪自私摧毁了的。

你以为我们比中世纪的黑暗强多少？

强权国家代替了教士，依然只手遮天。

恐怖主义不过是他们最糟糕的私生子！

不是先有的恐怖分子才催生了恐怖主义。

后者只是愤怒到极端后才爆发的不幸——对谁都是如此。

他们不是为自己的面包而放置炸弹，绑架和暗杀要人，他们怀有不可不谓崇高的理想：为了第三世界，为了越战，为了朝鲜，为了中欧。

他们无法认同自己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所扮演的霸权角色，为了这种分歧，那些年轻人选择了开战。

但他们的道路只能在体制高压下被一再堵截，直至疯狂，双手沾满洗不掉的鲜血。

这时，他们还有多少理想？

被政府塑造为暴徒和凶手的他们，在临死前也会胆怯和迷茫——“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会死吧”“哪一方正确呢？

这并不清楚。

最后的战斗是从猪猡手里解放人类，这是革命，怀着对生命的爱和对对死亡的试探。

我为人民服务。

”他们是为人民服务……谁能认同？

但又难以断然否认……日本赤军的首领重信房子说过，“在过去的特殊时代和情况下，赤军所做的代表了人们的需求，但是现在，我讲解散日本赤军组织，在法律之内继续奋斗。

”嗨，恐怖主义，你到底是什么？

德国的《赤军》是名闻遐迩的恐怖组织，看了这部电影，才真正洞悉这个组织的缘起。

同样，源起1969年，一个动荡，而恣肆的年代，当时国内正在文革，而欧洲和美国一样，左派运动风气云涌。

如果准确点说，赤军同样源起那些烈火青春无法自控的青年，理想的恣肆还最终无法控制。

69年是让人回味的年代，理想在闪着光，流于青年人血液中的，是对于强权天生的抗争，是对于纳粹时代无人抗争现象的警醒。

社会从来就在动荡中前行，甚至于对抗，和流血。

青春，值得回味，即使是狂放，反叛，恣肆。

这又是一部耐人品味的电影，我看过导演的前一部《窃听者》，角度迥异，但意味同样深长。

历史背景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单纯以影片来说，反对美国人越战，反对德国的集权制。

的确这是存在的很严重的问题，单靠大众舆论的谴责，太过薄弱，但是靠这种暴力组织，又是太盲目了，到最后，无论左翼组织做出多么暴力的事，政府也没有同意释放这些政治犯。

这是70年代的事，放在现如今，集权，恐怖主义，仍然很猖獗，甚至越演越烈，虽然最后政府胜利，但这只是表面的问题，如果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有所行动的话，这个世界不知会变成什么样。

这很值得人们的深思。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德国电影，讲述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一个为了声援被美国侵略的越南，以及被欺辱的巴勒斯坦人民而崛起的一支恐怖主义势力。

虽然他们的理念如此崇高，但采取的措施却是恐怖袭击，以现代的眼光看还是有些过于残暴。

影片从德国的这几个年轻人崛起开始，直到他们被逮捕，被审判，最后自杀的过程。

电影的时间长度太长，又想面面俱到，未免有些流水账以及观赏性不高。

(2009.11.17) RAF，前德国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全称Rote Armee Fraktion (Red Army Unit) 。

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爆发了红色风暴学潮，其中就有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身影；另一方面，在亚洲，中国也正陷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风潮，在东边的日本也相应出现了“赤军”，南边的越南处于南北统一时期，美国介入使之爆发越南战争。

巴德尔与迈因霍夫是德国RAF最重要的两个核心人物。

RAF以声援越南胡志明为目的，对资本家们发动各种袭击以此要挟德国政府按他们的意志反对越战，可惜之后的运动逐渐偏离了这一初衷，演变成赤裸裸的暴力恐怖主义，并迅速跨越国界甚至牵涉了阿拉伯国家，使恐怖主义活动进一步国际化。

德国具有典型的德意志民族的坚持与牺牲精神，要做就要做的彻底，敢做、敢为、敢当的军人精神，加上不留一点退路的执着，这也是为何法西斯纳粹曾在这个国家萌芽崛起并迅速意图扫荡全球的原因。

只是，如《浪潮》中表现的那样，初衷和现实总有差距。

另外德意志民族自纠伤疤，反思历史，唾骂自身“一个充满警察的国度”和“一个充满学生暴动的年代”恐怕是能使很多国家政府汗颜而又学不来的地方，而这正是德意志民族与众不同的地方，以前看其他的德国法西斯的片子其实都可以发现这点，法西斯虽然过于残暴与不仁道但也有很多令人佩服的军士精神，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

很好的片子，不仅有助德语的学习，而且也学了一段历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RAF对中国红军作战理论和操作的崇拜，相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做法，还把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背那么牢，真的让我很汗很汗啊！

赵雅茹：2008年上映的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试图为20世纪60、70年代的学生运动、左翼运动讲述一个历史脉络。

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这些运动为什么会转向激进和暴力？

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相继出现各种左翼恐怖主义组织？

戴锦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有必要追溯一下20世纪二战后的历史。

我以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发生是变革世界的动能被阻塞、革命实践可能遭到压缩乃至封闭的结果，而非相反。

类似故事的起点一定要追溯到194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的“铁幕演说”、1956年苏共二十二大揭秘及同年苏军入侵匈牙利、英美联军武力强占苏伊士运河——出自两大阵营领袖国家的暴行重创了世界。

寻找美苏模式之外的、新的可能性的动能造就了全球60年代。

其中，“第三世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还是用詹明信的说法吧：长的60年代（对应着短的20世纪？

）始自1959年元旦。

这一天，古巴革命成功，切·格瓦拉带领着300多个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战胜了五万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开进了首都哈瓦那。

用史学家霍布斯邦的说法，那一时刻，“全世界的左派为之欢呼”。

按照詹明信的定义，60年代终了于1973年9月11日（另一个“9·11”），那一天，智利陆军元帅在美国CIA的支持和直接资助下发动军事政变，以十足恐怖主义的形式推翻了民主政权，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遇害。

这期间，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是越南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升级：经由电视媒介，一边是美军的越南暴行在美国、欧洲、全世界引发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反战运动，一边是越南战争——一个东南亚小国，不仅挺身对抗美国的军事霸权，而且令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美军深陷的泥潭——极大地鼓舞了全球的反美、反帝社会力量。

而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则是切·格瓦拉之死。

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率领的玻利维亚游击队与由CIA训练并指挥的政府军遭遇，切受伤被俘，9日被杀害在无花果村。

10日全球主要报刊头版刊载了这一消息及玻利维亚军方的陈尸照片。

“那一天，大半个世界在哭泣。

”然而，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切·格瓦拉之死却成了60年代全球青年学生主题反制运动的直接触发点。

1968年，巴黎迸发了“五月风暴”，不仅左翼学生而且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大部分法国思想家、导演、学者都涌上街头，修筑街垒。

运动引发工厂全面罢工、市民罢市，一时间几乎倒阁。

由法国“五月风暴”到意大利“热秋”，“最后一场欧洲革命”席卷了西欧，并与北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强烈共振。

然而这场革命骤然引爆，瞬间燎原，但很快便在极端残暴的镇压下熄灭。

遭到挫败的左翼学生、学者、艺术家并未因挫败而放弃；继发的浪潮，是他们深入工厂，走向乡村，参与并记录、表现工农的抗争运动，更为激进的，则投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战。

然而，随着60年代终结及美军被迫撤离越南，遍地星火的全球抗争渐趋沉寂。

到70年代初、中期，60年代所开启或尝试打开的社会空间与变革可能渐次破碎、封闭。

这便是左翼恐怖行动兴起的国际背景，也是我们今天“阅读”《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所必需的历史知识。

换言之，最为激进的欧洲左翼青年由游击战到依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恐怖行动，是革命无望后绝望的铤而走险与反抗绝望的极端选择。

王炎：阿拉伯世界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埃及1952年纳赛尔政变，两年后掌权，在1956年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取消了英法在埃及的特权，激发了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

埃及实行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等社会主义改造，短时间内带来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社会民生迅速改善，阿拉伯世界从埃及道路看到未来的希望。

纳赛尔顺势提出“泛阿拉伯主义”，构想阿拉伯各国凝聚成一个共和国。

他的魅力激发了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许多国家的世俗化、民族主义革命，反殖、反帝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

美英支持以色列打赢第三次中东战争，泛阿拉伯运动在1967年遭重创，埃及失去在阿拉伯的领导地位，巴勒斯坦解放希望渺茫，巴解组织也转向激进和暴力。

1999年获奥斯卡奖的纪录片《九月的一天》，曾采访慕尼黑绑架案唯一的幸存袭击者杰莫·阿尔·加希（Jamal al Gashey）。

他回忆当年参与恐怖活动的心路历程，作为从小生活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一个苦孩子，不惜生命投身巴解运动，终身不悔。

他没有多少伊斯兰宗教情节，而只是献身政治事业，这与反恐时代大肆渲染的极端宗教激进主义根本不同。

刚才戴老师讲到欧洲“68学运”这条线索，我想提及另外一条线索，即大西洋的另一侧北美也遥相呼应。

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与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出现了“黑豹”这样激进的暴力组织。

不仅是黑人参加，也有白人学生积极参与。

“黑豹”从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策划了大量暴力事件，纪录片《释放西尔维娅·巴拉尔迪尼》（Freeing Silvia Baraldini）就从白人学生西尔维娅的视角讲述这场革命。

最后，FBI暗杀了“黑豹”领袖，逮捕了许多像西尔维亚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判了重刑。

如今关在关塔那摩的政治犯，大多仍是“黑豹”成员。

美国与欧洲不同的是，以诉求种族平权的面貌出现，没有白人蓝领的支持，也没有欧洲式的工运，特别是与反战抗议纠结在一起。

当然还有古巴、拉美在后院策应。

总之，冷战时代的北美大陆不像后来叙述的那样歌舞升平。

漫长的60年代，世界革命风起云涌，各大洲遥相呼应，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极力淡化这段历史，把反恐局限在针对宗教激进组织的斗争。

我想《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卡洛斯》《通向浅间山庄之路》这些影片展示给我们反恐时代的“史前史”，揭开了恐怖主义外衣下隐藏的、相去并不久远的一段革命史。

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清晰地记得乌里克.迈因霍夫的名字。

不记得是从什么地摊文学与或者是知识日历上得来的信息，总之那本书（或杂志）大约有着“全球恐怖组织大观”之类的名字。

作者一面痛斥着恐怖活动带来的无辜伤害，却又不自觉为一类恐怖分子树立起道德难辨的形象。

在关于赤军派的篇章中，我隐约记得文中描述“乌里克.迈因霍夫，曾任左翼刊物《新混凝土》记者，参与××运动，为表示对××的抗议，在１９７７年于××监狱，上吊自尽。

”在容易盲目陷入英雄崇拜的少年时代，这个女人的名字就这么根植于我的内心。

幸而自己没有成长于那个年代，没有经历过68年学生运动的洗礼，否则不是在中国成为一名勇敢的红小兵，就是在欧洲撒播革命火种，与迈因霍夫女士共同战斗了，当然那只是意淫中的那么一点可能。

随着年纪越来越老，我渐渐体会到意识形态和宗教这能给人一种虚幻的力量，并越来越纳闷，这种力量真能滋生一个叫恐怖组织的群体，并真能让一个叫恐怖分子的年轻人在10公分的距离内，对与他无冤无仇无交集的“阶级敌人”开枪吗？

电影这个讲故事的媒介，能重现一个个体和一个群体的从心灵到行为的变化史吗？

在赤潮如火如荼的1970年代，我们当然无法将这种暴力行为彻底描述成“无意识地构建假想敌”。

学生运动的挫败、越南的泥沼、马丁路德金与肯尼迪的遇刺，都在一次次地刺激“渴望公平”的毕业生，进而产生前仆后继的社会破坏行为，这些行为在与警察机器的斗争中，或多或少造成了伤害甚至死亡，这样更进一步地加重年轻人的被迫害感，从而将社会破坏变本加厉地导入恐怖主义行为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这个多米诺式的变化过程，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成功地给予了再现。

电影开头，迈因霍夫在裸体浴场与两个孩子慵懒地晒着太阳，进入朋友派对后，在丈夫给她递来工作成果——针对伊朗极权皇室的抗议信——的那一刹那，她之前的慵懒和羞涩淡然无存，转入一个尖顶的左翼共产主义信念者。

由此，能明白，1968年，青春的荷尔蒙在高潮时嘎然而止，但却没能将其完全驱散，余下的荷尔蒙必将在1970年代愤怒地燃烧进而产生可怕的破坏力量。

五月风暴、枪毙越共、刺杀肯尼迪、刺杀马丁、伯克利大学示威，这一系列定格1960年代末的画面也被短暂而强有力的剪辑凝在一起，预示着“赤军派”的必然出现。

接着从捣蛋性质的商场破坏到逃狱后与意大利红色旅的联络，再接着经过约旦沙漠的军事训练到返回西德后针对美国外交机构和右翼出版社的恐怖袭击……电影像交响乐奏鸣曲式般，让他们一步步走向高潮，并随之引来一次次受挫，成员陆续落网或“牺牲”。

奏鸣曲式总是在一次次受挫中走向万声齐喑的最高峰的，于是更激进的“长江后浪”们来了，刺杀范围扩大到商业资本的代表——集团老板们，甚至扩大到平民百姓——劫持民用航班就是从那时起渐入1980年代的高潮。

如果说意大利红色旅的衰落，是由于杀害受民众爱戴的前总理莫罗；那么西德赤军派的衰落，则是由于对汉莎航空航班的劫持并杀害乘务员。

这些都让恐怖组织的群众同情心丧失殆尽，当然，1990年代的到来，让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资本彻底战胜了左翼意识形态，同时让60年代残留的荷尔蒙终于挥发完毕，这些失去，才更是全欧左翼组织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

何止红色旅和赤军派，法国的直接行动、日本的赤旗派都被他们国度强大的资本收拾干净了。

除了对“美帝”的“惩罚”依然不时在希腊这样的二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外，以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恐怖主义，最终全方位让位给以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解放名义为灵魂的恐怖主义。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中的赤军派，更像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可疯狂生长的毒瘤，它在那个年代拥有土壤和营养，并在被一轮轮斩草后吹又狂生。

最终除根的依然还是土壤。

通缉令头像群中，有4个（包括骨干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都是自己给自己在狱中画上了×。

巴德尔曾向狱警和律师表示：“我都根本不认识那伙人（在外面搞暗杀和绑架，以图释放他的‘战友’）”，巴德尔女友恩丝琳在狱中偷听“后辈”新闻后，感慨：“他们比我们强。

”而当听闻汉莎航空劫机事件失败后，他们这“赤军派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算明确自己的革命理想只是一场虚妄的梦，自杀，是惟一的出路。

而“比我们强”的二代、三代则继续将虚妄的理想燃烧到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

那位68年的学生运动领袖反倒因祸得福，他在某次演讲后挨了仇视共产主义者的三颗子弹。

虽然保住了姓名，可再也革命不起来了，却偏偏激励了其他年轻人成立了赤军派。

而当赤军派一成员病死在狱中后，久为露脸的他来到葬礼上，振臂高呼一句“革命要继续。

”呐喊革命口号，成了他最后的权利。

电影在展现一个有机体生长和覆灭之外，并没想去呈现个体思想的成因。

对恐怖分子心灵成长史的表现，在电影史上成功案例极少。

戈达尔比较讨巧，《小兵》中的布鲁诺在逼供前依然如此固执和沉默，更多的是来自信念以外的东西，或许是面子，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不屈，对于革命理想，其实他并不显得认同。

的确，在那个以意识形态主导恐怖组织思想的年代，作为个体的“武装分子”并不想今天的宗教和民族狂热分子那么坚定，他们也会经常对自身和组织行为感到焦虑甚至怀疑。

这种内心挣扎在意大利导演贝洛奇奥的《再见，长夜》中揭示得相当精彩：红色旅成员安娜，因为组织安排，需要在生活中扮演双重角色。

一方面在囚禁前总理莫罗的出租屋里，她是坚定的革命战士，和同伴们在面对电视新闻中莫罗保镖的葬礼时反复念叨“工人阶级应该全部领导”。

而为了掩饰，她必须照常继续图书馆的管理员身份，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对红色旅及其信念持完全否定态度的男孩，男孩恰好写作着一个虚构的红色旅剧本。

安娜在外的这个假面潜移默化地消磨着她的信念，再加上莫罗写给妻子和教皇的信件让她逐渐体会别人的立场和感受。

渐渐地，恻隐之心有了。

对于红色旅“人民法庭”的裁决，她表达了不信任，凭什么要将个人等同于国家，阻挠红色旅极左共产主义信念的真是莫罗代表的“天主教民主党”以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吗？

红色旅不信任宗教，然而他们的理想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宗教，执导着他们越走越偏，最终众叛亲离。

安娜看不见了希望，看不见了出路，置身长夜，就连梦境都在Pink Floyd的《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中留给黑白的苏维埃建设画面。

关于前西德赤军派（RAF）的最近一则重大新闻，发生在去年末，11月23日，德国总统克勒决定赦免RAF第二代首领和该组织的血腥杀手Christian Klar。

目前，唯一还没有得到赦免的RAF成员只有Birgit Hogefeld，他是赤军派的第三代成员。

与日本纪实电影《通往浅间山庄之路》一样，德国在2008年也拍摄了一部《巴德尔与迈因霍夫集团》，描述的是德国本土（西德）左翼激进份子RAF集团，即“红军派”成长到覆灭的纪实电影。

比起日本版大多在表面略过，流水式的拍摄手法，德国版对RAF集团则把镜头调整到了室内，更多的展现在左翼激进份子的动机表现，和从对话接触上去认识和反思恐怖主义。

续俄国革丵命之后，德国在二十年代的十一月革丵命推丵翻了威廉二世，建立魏玛共和国。

不断壮大的德国共产丵党直至国会纵火案时才被纳粹取缔。

二战后东边的苏占区德国共产丵党与社会民丵主党组合，而西边的德共直到冷战加剧的1956年，才被联邦德国以阻止苏共渗透的理由取缔,1968年再度恢复。

这些足以证明德国的土壤在革丵命浪潮中同样保持着高涨的积极性。

六十年代的德国青年成长在一个社会背景复杂的年代，他们埋怨自己的父辈没有在第三帝国统治下争取抗争和默不作声的软弱（可以从小说《朗读者》中体现出来），同时夹杂两次世界大战被美国打败的复杂情绪，使得他们需要寻求洗脱纳粹笼罩德国的阴影，并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立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左翼风潮席卷全球的年代，美国那场不得人心的越战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声望严重削弱，而苏联主导的匈牙利事件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引起很大争议，同一时间的在玻利维亚打游击战的切·格瓦拉被CIA处死、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都引起了当时社会青年极大的反响。

那个时代的特色，年轻人以重塑社会体制为己任走在一起，关心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各种不公、压迫和反抗。

所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从黑人、妇女权益运动、每日工作8小时，社会福利体系，左派的持续推动不能说没有巨大作用。

但停留在街头的抗争和纯粹的宣言和主张，已经不能满足个别极左份子激进的目的，因此他们认为需要制造一些轰动性的事件来吸引政丵府对他们声音的注意，于是这帮人就成了“革丵命家”，不择手段的制造恐怖来寻求社会进步（用他们的语言叫做“解放”），RAF集团（Red Army Faction，红军派）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恐怖分子，以革丵命的名义。

RAF集团在长达28年（1970年5月14日——1998年4月20日）的武装斗争中，先后刺杀了包括先后刺杀了德意志银行行长，大众汽车公司总裁，西门子公司总裁，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机机长等34人，致伤数百人。

而在其组织首领巴德尔和迈因霍夫1972年被联邦政丵府捕获关押施坦海姆监狱之后，其余党仍可组织发动1977年9至10月，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被后来称之为的“德意志之秋事件”。

和许多声噪一时的恐怖分子一样，RAF集团形成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他们当中大都出身富裕，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RAF集团的首领之一尤里克·迈因霍夫亲身过学生运动，发表不少尖锐抨击的联邦政丵府的言论，在电影中表现的一个细节：RAF抢劫几家银行以获得活动经费，但是为了消除外界对他们行动的质疑，他们研究后发表对外宣称，表明他们抢得是资产阶级的“不义之财”，“替人民夺回被资本主义掠夺的财产”，这是“以革丵命的名义征用”。

而他们恐怖行动中提出的要求，例如要求当局“停止对第三世界斗争的诽谤”。

这些都显得耐人寻味。

舆论斗争上不让步不屈服于当局的RAF集团正是依靠鼓吹他们熟悉的革丵命理论调子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在进行一连串令人发指的的恐怖事件后仍意外的赢得公众的欢呼。

与日本阿拉伯赤军为中东斗争参与恐怖袭击一样，RAF集团也与中东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团结关系，使得1972年的慕尼黑惨丵案中，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武装组织劫持人质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要释放巴德尔与迈因霍夫等人。

RAF集团引起的轰动，使得当时法国哲学家萨特都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成为一时话题。

萨特在见完这批人后说道：“这个小组对左翼很危险。

它对左翼没有好处。

人们必须去区别左翼和红色旅。

”这个细节没有出现在电影中显得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