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

5月28日傍晚的戛纳影节宫卢米埃尔厅，鲁本·奥斯特伦德欣喜若狂，三步并作两步跳上舞台，甩着一头金发，握紧双拳，呲出牙齿，面对媒体的镜头和台下一种影人的狂欢，一把夺过戛纳电影节颁出的70周年镶钻金棕榈。

身后颁奖的朱丽叶·比诺什表演欲极盛，跟着挥舞起双手，一旁的评委会主席阿莫多瓦则微微一笑，一片白色的毛发之下闪烁着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获奖的鲁本·奥斯特伦德 虽然有人呼号，有人哀叹，但周围是此起彼伏的是同一种键盘敲击声——“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摘得戛纳70周年金棕榈”。

此时的我坐在媒体中心的高脚凳上，大概是整个屋子里最闲在的一个人。

怀着些许失落，我翻开笔记本，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位导演。

之后才发现，不仅我一人如此，奥斯特伦德在国内的关注度确实不高，这可以从他在豆瓣上少得可怜的观看人数中窥得一二：除了2014年在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出尽风头的《游客》（Force Majeure），其他几部作品的评价人数加起来也超不过五百。

因此，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得不把他之前拍摄的影片掏出来进行一番梳理，而事实证明，这样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了解导演本人和他的作品，更让人惊叹于他对人与世界的认知。

要知道，奥斯特伦德两个月之前刚刚过完43岁生日，而去年拿到第二株金棕榈的肯·洛奇已经81岁了，哪怕是他第一次拿到金棕榈的时候，也已经是70岁高龄了。

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他究竟还能在之后的电影生涯里带来多少惊喜？

简直是个可怕的问题。

奥斯特伦德从九十年代开始拍摄滑雪电影和纪录片，之后在哥德堡进行电影方面的深造。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师友罗伊·安德森。

奥斯特伦德深受其影响，在一些访谈中，他多次提及罗伊·安德森喜爱的布努埃尔（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偷自行车的人》，而这些作品以及安德森“一景一镜”的拍摄方法都成为奥斯特伦德早期创作的重要参照。

直到2004年，奥斯特伦德终于拍摄了第一部虚构长片《吉他蒙古人》（Gitarrmongot）。

在这部影片中，奥斯特伦德第一次展现出他对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s）的高度兴趣和对固定长镜头的娴熟运用，所有这些都成为他的标志性特点，一直延续到今日的《广场》。

通观奥斯特伦德在《吉他蒙古人》之后创作的数部长片和短片可以发现，尽管这些片子中的人类行为各异，探讨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所有问题的指向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某种“困境”。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面临两种选择，但两种都不是好选择。

”总体来讲，这些困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每个个体面临的困境，而且通常来自于恐惧。

在奥斯特伦德的影片中，主人公总是在和自己内心恐惧的本能进行殊死搏斗，比如短片《自传场景：编号6882, 2005》（Scen nr: 6882 ur mitt liv）里，本来为寻求刺激想从高桥上跳进河里的主角在路过行人的劝说下退缩了，最终却被朋友的一句嘲讽激怒，冒死从桥上跳了下去。

类似的情境也发生在《游客》中（甚至可以说这部影片就是对上述短片的某种扩展）——男主人公眼看雪崩袭来，在本能（也就是另一个片名“不可抗力”）的驱使之下抛下妻子和一双儿女逃离现场，造成了夫妻关系的巨大膈膜和裂痕。

通过恐惧，奥斯特伦德展现出本我和超我的错位，以此描摹出“人之为人”的困境。

雪崩来袭时抢先逃跑的父亲，《游客》 在个体的基础之上，奥斯特伦德又将他对人类行为的观察扩展到社群范围，开始探讨个体与群体之间纠缠不清的互动关系。

在这之中，《身不由己》（De Ofrivilliga, 2008）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力作。

全片由数条线索穿插而成，每一条线索都试图说明人是如何被他所处的群体改变的。

从裙子上一片怕人看到而必须擦掉的污渍，到眼睛被烟花炸伤却不愿在聚会期间去医院进行处理这样攸关性命的大事，再到所有乘客为了让司机开车胁迫小孩承认错误的卑劣行径，导演向观众抛出一连串疑问：我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吗？

别人的评价会改变我们的行事方式吗？

面临群体性危机时，人还能够恪守利他主义的信条吗？

——这些困境构成了奥斯特伦德影片的中观层面，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关联。

此后，《游戏》（Play, 2011）将奥斯特伦德式困境带入了整个社会甚至人类文明之中。

这部作品里，一切文明社会的运行规则被五六个非洲移民男孩打破，他们恶作剧性地劫持了三个瑞典本国男孩，并在没有使用任何暴力的情况下掠走了三个小男孩身上的所有东西。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固然是奥斯特伦德探讨的重点话题——这与《吉他蒙古人》中几组病态的瑞典人可谓一脉相承，但影片关注的更是事件发生的环境和周围人对待事件的态度。

尤其是在结尾，被劫持小孩的父亲动手向黑人男孩索要手机，却被围观大妈指斥欺负弱小，甚至上升到种族主义高度（大妈创造性地表述为“双倍的弱小”），奥斯特伦德由此勾画出一条“文明的界线”，标示出“政治正确”与现实生活中道德伦理运作之间的巨大沟壑。

新作《广场》基本包含了之前所有影片曾经涉及到的问题，这也使得该作成为奥斯特伦德至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作品，堪称人类行为的百科全书。

影片以双线结构展开：一面是现代艺术馆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希望通过“广场”（the square）这一现代艺术装置唤醒人们对弱者的尊重和同情，另一面是克里斯蒂安钱包失而复得却引火上身的尴尬处境。

从开头在广场上大呼救命的女人，到观众呼吁宽容对待的秽语症患者，再到整部电影的高潮——上层社会的猩猩晚宴，每个段落都展现出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

不过，与迈克尔·哈内克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带来的《快乐结局》不同，《广场》不像是个人元素的简单拼贴和回顾，而更像是一次统合人类行为的疯狂实验，因为奥斯特伦德几乎为每一个场景分离出两到三层含义，这就让整部影片的信息量难以想象的庞大，甚至有一种过度填鸭的感觉，而这样的统合本身是否经得起推敲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正因如此，尽管在戛纳放映时笑声不断，媒体对《广场》的评价却没有观感本身那样强烈。

与之前的作品不同，《广场》体现出更强的讽刺性，这种讽刺性一方面来自于双线结构的对比和剧作中无处不在的观照，另一方面也与奥斯特伦德拍摄风格的转变有很大关系。

从《吉他蒙古手》开始，奥斯特伦德就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美学体系，这种独特的个人风格经由两部作品，最终在短片《银行事件》定型。

这部短片仅有12分钟、一个完整的长镜头，但传达的意涵却极为丰富。

摄影机本身固定在三四层楼高的位置上，视角与监视器类似；通过横摇和推拉，奥斯特伦德不断对画框进行调整，聚焦几组重要人物，同时又将背景囊括其中。

大量远景去除了观众的代入感，给人以旁观和偷窥的感觉，使整部影片变成一种冷静清醒的社会学、人类学观察，而这又与他对人类行为的探讨若合一契。

《广场》中饰演猩猩的泰瑞·诺塔里 自此以后，奥斯特伦德逐渐打破这种定式，移动镜头的比例逐渐增加，远景开始向中近景以至特写过渡；监视器视角也逐渐减少，正反打和主观视角在他的影片中显现。

到《广场》时，观众几乎已经很难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这意味着观众已经不再仅仅是现象的观察者，而成为了事件的参与者和困境的体验者。

比如在“猩猩晚宴”中，摄影机时而随着猩猩艺术家（泰瑞·诺塔里饰，好莱坞动作指导）移动，时而以宴会者视角被安置在桌旁；“猩猩”的一举一动都对摄影机造成强烈的冲击，观众也由此成为恐惧的分享者和权力结构中的受压制者。

可以说，这种身份的逆转产生了极强的荒诞感和讽刺性，而躲在摄影机背后的奥斯特伦德一定也是嘿嘿一笑，因为他肯定在借此发问，如果我们身处其间，如果困境恰好降临在我们自己的头上，那我们果真还能笑得出来吗？

作为一部获得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的影片，《广场》毋庸置疑是一部水准之作，甚至是近几年以来最值得玩味的一部作品之一。

除了其对人类行为的超高敏感性，奥斯特伦德也对作为媒介的影响有着相当深刻的认知和体察。

从《银行事件》、《游客》里作为重要证据的手机影像，到《广场》里导致克里斯蒂安主动请辞的Youtube视频，当代影像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被不断构建出来——它们不仅是观察现实生活的利器，更成为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必然节点。

人再也不可能作为孤岛而存在，事件也不再可能是孤立发生的，每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无可避免地进入奥斯特伦德所关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范畴。

影片获奖之后，人们不断强调导演对中产阶级和当代艺术的嘲讽，却忽视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实：在奥斯特伦德生活和创作的瑞典，大富豪仅占人口的比例的1%-2%，而贫困阶层不足人口的5%。

在这个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中产阶级”的社会里，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存在了——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奥斯特伦德在他的影片中不断表现的所谓中产困境、躁动、病态，其实就是人的困境、躁动、病态，简而言之，就是人性。

————————————————北大二刷后补： 作为一部进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夺得电影节金棕榈奖的作品，《方形》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质量最高的那部作品，但一定是今年最具话题性、争议性、复杂性和独特性的一部作品——你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影片到底想要说个什么，因为它虽然有一个主线情节存在，但每个场景又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

但另一方面，《方形》又绝非是一部让人不知所云的电影，每一个看似独立的场景，其实又在一个更为宽泛、抽象的概念上达到统一。

这里所说的“概念”，我想即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尴尬”。

《方形》并不易看，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自成体系且含义复杂的表意系统，更源于主角经历在观众身上的投射，源于观众自身在观影过程中以至走出电影院后都挥之不去的巨大焦虑感。

在片中，“公众人物”克里斯蒂安不得不面对的是“公众”一词对他的诅咒，他必须面对公众对他的道德批判，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一个孩子的质问责难（而且不无道理），必须在鱼水之欢过后面临女记者对人类最基本生理需求的不信任，甚至他对乞丐的一番好心也要受到指手画脚。

而克里斯蒂安显然只是某种社会地位和阶层的符号性象征，是某种普遍化的经历的具象体现。

在瑞典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暴露在手机定位、油管视频甚至是摄像机镜头（也就是晚宴中的“猩猩”）之下。

那个对弱势群体颐指气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曾经被默认的伦理和规则在新的场景中被重新评估和定义，新问题的产生使得真实可感的人类和他们头脑中的契约骤然撕裂。

在这个权力关系发生吊诡逆转的时刻，人该怎么办？

人会往何处去？

这大概就是《方形》想要呈现，但也毫无能力解决的终极问题。

奥斯特伦德的问题或许有些超前，但这无疑是一个全体人类早晚都要面对的问题。

说不定哪一天，难民危机终将变成欧洲危机，政治正确终将化为一种政治禁锢。

其实，一切都在须臾之间。

影片以各种缓慢的铺垫徐徐展开，路边乞讨的人衣冠楚楚的路人，来艺术展进行人类高级活动却不尊重厨师的人群，内心认同威胁信却希望借别人之手做自己觉得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的主角。

讽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让观影者在影片进行中不断发掘，感到那种脑子里“叮”的一声声，来继续漫长的电影。

当然全片都在讽刺Christian真实可触的虚伪，但我感觉兽人的晚宴，楼梯里跟小男孩的冲突，这些有点过于刻意了，导演就是这样重复重复转圈圈地给自己的花瓶打磨上色。

片中一大烂笔，跟女记者的情节，讽刺利用权力征服女性上床的男人。

仅仅因为女记者说自己不常跟人上床就一下子变无辜了？

一次hookup从头到尾互相没有强迫，你情我愿，为什么事后要背上道德的负担？

为什么男性要因为自己的先天性别cliche成为被谴责的一方？

真正的男女平权是不预设立场，把一男一女当成两个“人”来看待。

继续大部分无聊无聊俗套俗套，直到辞职发布会，“是不是因为担忧而进行的自我审查？

”精彩的一个问题！

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什么，十几秒的爆红视频并不十恶不赦，为什么一个人的命运要因此改变，并且这个人还要逆来顺受，接受这个社会虚伪的逻辑。

如果导演此处站在提问记者一边，配合前面的女记者事件，这是导演在选择性自由主义吗？

另外Christian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参与视频内容的人承担了所有责任，参与视频讨论的同事始终躲在事件背后，犹如在兽人宴会上安静的旁观者。

最后感觉选这样一部片做金棕榈也有点刻意的尴尬，如果为配合当前社会环境而着意选择此片，或者至少它加了分，是不是也是制度性歧视其他的优秀作品，鼓励八股文？

难道不是组委会配合电影，续的一个真实世界版的超现实主义的自我嘲讽？

主策展人結束講話，廚師長剛走上階梯開始介紹當日菜單，台下的知識分子和中產精英們便紛紛離席，於是他忍無可忍，大吼一聲。

（現實中的精英名流即使不耐煩，也會維繫姿態老老實實舉著酒杯站著聽完吧。

）開頭女記者丟出的一長串連主角都聽不懂的「當代藝術用語」，文人雅士義正言辭談論著社會責任與平等關懷，走出美術館卻與伸手求援的募款志工擦肩而過，即使這些荒誕、偽善與冷漠真實存在著，觀看過程中這些令人捧腹的諷刺細想起就變得極為刻意。

到再後來清潔工居然意外清掃走了藝術品，影片提出疑問「擺放進美術館的東西就成為了藝術品嗎？

」不談ready-made，幾年前也有過參觀者把自己的眼鏡放在展覽角落聲稱那是藝術品的事件，我逛美術館的時候也有過錯把館內設施當做展覽的一部分甚至煞有介事地給它拍照的經歷。

「藝術是否可以被定義？

」或者再進一步的「何為藝術」這類問題雖老生常談，卻始終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

昨天在《Art in Context: Rethinking the New World》里的一章中讀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最初建立時的故事，館里放滿了為了「提升」工人階級品味的石膏複製品，可博物館卻不在週日開放，而週日則是紐約市工人階級人群唯一的休息日。

一方面，複製品是否能真正替代原作起到「教育」作用還無法定論。

另一方面，這樣的「教育」不僅因沒有實際為人考慮而顯得偽善，而「教育」本身也好像只是上層階級自以為是對「野蠻人」的開化行為。

之後「野人」真的出現在社會名流的宴席上，作為觀者的我無法確認這到底是表演設計還是現場失控，文明又懂得欣賞藝術的高知人群不知所措卻故作鎮定的模樣也顯得好笑又可悲。

有人會從「野人」行為激起「文明人」的混亂與獸性的角度來解讀這一幕，我卻在想，為什麼他們花了那麼久才做出那些正常該有的反應？

是因為這該是場表演，所以他們深信自己是被規則保護起來的？

因為這是藝術，作為它的觀眾不應當去擾亂它？

只有做一個精神失常的人才有資格被允許去干擾藝術吧，就像之前對談活動上的患有妥瑞氏癥的吵鬧男人。

再聯想到在某種程度來說象征自由平等的美術館里，我們處處被規制的行為。

「看見地上那道線了嗎？

」「別靠太近了！

」「別伸手！

」還有那些暗處的約定，「乾乾淨淨的進美術館哦！

」「接受策展人的指揮移動吧！

」文明似乎意味著小心遵從「藝術」中人為設定的規則。

可是我們到底在期待些什麼呢？

這些「文明」之地，整個社會本不就是教導人類安安靜靜呆著別惹麻煩的地方嗎？

如果電影中表明「野人」藝術家打破表演與現實界限的行為也是他藝術的一部分，就像一些當代表演藝術作品或實驗劇場一樣，一切觀眾自發的反應都是作品的一部分，我大概會覺得作品帶來的爭議與過後的思考使得混亂或傷害變得有所意義的。

而后我想到，是否「藝術」作為那個被劃出的Square，在這其中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為人所推崇。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既定規則被違反或打破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呢？

人們總說，民主的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需要時刻被挑戰。

電影里的美術館便為賺取病毒式的關注在YouTube上發佈與理念相悖的宣傳短片。

類似這樣在當下的理解裡打著「言論自由」消費弱勢族群，目的不純的行為，它是否理應被質疑被割除。

我們會不會懷疑自己，懷疑我們所謂落後的思想限制了先進的目光。

人們又該如何劃定行為背後的意義和目的呢？

或者說，我們不應該習慣去揣測一個行為或是藝術家創作的動機？

美術館門前象征黑暗與無知的中世紀銅像轟然倒地，焊上一圈光亮的四方淺溝，方形之中是關愛與和平，人們沒有等級之分權利平等。

那麼方形之外呢？

这部拿下2017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方形》（又称《自由广场》）其情节属于散文式的结构，它不是类型片的那种以情节点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是以主人公的杂乱的生活经历为时间线。

当然，好的散文都是形散而神不散，找到隐藏在故事里的“神”，便也解开这部电影的内核了。

我认为这部电影的核心便是一个“方框”，可不是艺术馆里造的那个，而是隐藏在其他什么地方的方框。

找它像是做那种解密游戏，得需要点耐心。

下面我们就来逐段戏看。

当然，寻找和解密过程纯属本人的主观臆想，也许跟导演本人意图相差甚远。

但我想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动脑思考的过程中本人享受到了观影的无限乐趣。

在此与大家分享。

1、开场戏：黑屏字幕+电子重音乐好强烈的叙事黑屏画面！

导演真的是一点不浪费时间！

叙的什么事，看看后面的画面就知道了：躺在沙发狼狈不堪的人还没睡醒呢，耳朵还在耳鸣呢！

想必昨晚Happy过了头。

再往下看，好强烈的反差：2、采访这下我们知道了，刚才那个熬夜 Happy 的睡沙发的男人是艺术馆馆长啊！

你别说，把他搁在展厅的打光灯下，整理下头发，戴上眼睛，还真是个馆长的范儿！

采访中馆长自己做的一个譬如：譬如把你（指采访者）的包放在展厅里，是不是它就成了个艺术品了！

呵呵，多巧妙的设置，馆长不就那包吗！

▲不知背景墙那句“you have nothing"算不算一种讽刺除此外这段戏还藏着很多东西：仔细看那女记者的装扮和状态：头发散乱，项链在乳沟上歪挂着，采访文件洒了一地，想必也没休息好；

还有她问的第二个问题：夜谈活动，旨在探索可展览性中蕴藏的动力...这个“夜谈活动”是什么？

哈，想必开头那电子重音乐和呼喊声已经让我们初见端倪了。

如果不过瘾，别急，后面戏还有！

3、撤铜像、布展品（The Square）方框第一次出现，当然，第一遍看的人可能看不出来，因为都是局部画面，而且“方形”展品还在搭建中。

好在紧随其后便是开篇电影名称：The Square

▲注意牌子上这句话，在电影中出现过N遍，贯穿首位4、广场丢手机事件这段戏演了个再俗套不过的偷盗骗局了，不在话下。

倒是一些局外戏挺有嚼头：首先是馆长救完人后和另一个人互动的状态:俩人甚至还击掌庆贺了下，这哪是救人，这是做了场游戏。

其次他们为什么会参与这场游戏（要知道先前他们可是对路边的乞丐不闻不问的！

）这全在于那个被喊出口的“HELP”。

我隐约想到前场戏展品上的字：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help像是只脚，踏进了”方形“。

注意：到此十分钟，那句话已经出现两次了！

（之后还会反复出现）这场“丢手机”的戏看似让剧情进入了一种类型片的模式，它的确起到了一种对观众的牵引作用。

但导演目的仅仅在此吗？

当然不是，否则这片也不会折服戛纳评审团了！

往下看——5、两组参观者一组去城堡的（几个中国人，听出来了吗），一组去展馆的。

注意，第一组寻路时画外第一次传来了“野人”的声音。

6、宣传推广会这段戏导演的手法极其高明！

高在哪，听我道来——我被动地把这段戏分成了两部分，其一是那两个广告公司年轻人说话的部分（这部分我彻底听走神儿了），其二是其他人说话的部分（还好没走神儿）。

为什么这段戏会对我造成这种效果，回头看第二遍我才恍然：原来是那个婴儿搞的鬼！

注意，广告公司人讲的话正是关于“吸引眼球”的问题，而恰恰他们在说这个时，那婴儿抢了戏。

▲注:刚好俩年轻人说话，身后老头提着孩子来了广告公司的人一停嘴，那大胡子老头说话时立马把婴儿最堵上了。

没错，这足以证明导演的讽刺目的了！

这种伴随着广告推广公司两个年轻人的讽刺随后还有的是！

另外，我们的馆长呢，我相信很多观众和他一样，心不在焉，还惦记着自己被偷的手机呢！

没错，之前那场“偷手机”的另一个让人走神儿的作用发酵了！

终于，宣传会末端，馆长憋不住了，跟众人说起此事。

7、追踪手机、送威胁信这场戏整个过程很奇怪，你会发现被盗者没有任何愤怒和难过的情绪。

相反他们在追踪手机、送威胁信整个过程里都很兴奋，他们简直就是在享受这个被偷后的过程。

直到馆长自己的车被人家划坏了，他们才开始担忧。

可见，丢一部手机对一位上流社会的艺术馆馆长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手机和钱包对被偷者和偷着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有个小细节，馆长回家后洗澡，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号称父亲留下的纽扣。

然而，那些威胁信已经发出了。

8、馆长演讲在追踪手机和送信过程中，电影还插入了这样一段戏：馆长演讲。

听得人一看都是知识分子、中产精英。

讲的内容大概还是他们那个方框的概念，到场的人听得津津有味。

在演讲结束后记得又来了个厨师长，向大家介绍晚餐菜品吗，厨师长介绍中人们纷纷开始离席...

前后形成强烈反差。

差在哪里：一个是馆长，一个是厨师长。

馆长在这个艺术馆里得到了身份的升华，很可惜厨师长没这么幸运，即便他也站在这个区域内，其身份还是个厨子。

9、馆长与乞丐馆长穿过充满乞丐的街区，来到快餐店，询问是否有包裹的同时，不情愿地给乞丐买了个汉堡后离开。

这段戏我看到了什么：说实话，没有同情，没有温存，更没有怜悯。

只有矛盾。

什么矛盾，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

从乞丐和馆长间的表情和对话便知。

10、艺术家演讲现场演讲前有个小插曲：一个参观者要对艺术品拍照，被管理员制止。

（这是否为之后清洁工误把艺术品扫去那场戏埋下伏笔？

）艺术家演讲现场完全被一个得了“抽动秽言综合症”的人抢了风头。

挺尴尬的，那发作的人也挺惹旁人厌的。

那么，这位病人除对讲座造成了影响外，还有什么呢？

后文自有答案。

11、馆长收到被偷包裹自然，那些威胁信起作用了。

馆长收到遗失的手机和钱包，兴奋之余还把钱包的钱全给了乞丐。

没错，这再次证明馆长不差钱儿！

他对穷人是否会伸手完全取决于他开不开心。

当然他不会对他发出的几十封威胁信负责人。

12、美术馆之夜（夜谈活动）如果没过足开头音乐瘾的这回可以管够了！

还有画面。

没错，这就是人家上流社会的“夜谈活动”：蹦迪、看手机、泡妞…（是不是跟《绝美之城》、《甜蜜生活》、《夜》里场景异曲同工）。

馆长和美国女记者的艳遇就这在这“夜谈活动中”产生的。

值得讽刺的是，两人勾搭上的催化剂竟然是模仿那个“抽动秽言综合症”病人的动作语言。

没错，对于一个称受折磨的患者来说，他对这些精英们的唯一价值就在此了。

13、做爱这场做爱戏很奇怪：一是有个大猩猩在旁；二是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尤其是女在上时的表情）；三是做完爱两人抢盛满精子的避孕套。

这三点起初让我实在找不到北，不知道导演想说什么！

待第二遍看后发现了一些细微的东西：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和动作，那不就俨然一只大猩猩吗！

再看看那只大猩猩做的事情:看杂志、描口红（之后戏），难不成导演用那只大猩猩暗示背后的女记者？

两人事后抢避孕套就更好理解了，那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馆长对女记者根本不信任！

14、宣传推广会开会前电梯里的俩广告推广公司的年轻人很有意思：一个心思在自己扎不扎头发上，另一个则惦记着划拳谁赢谁输，估计输的就是那个得表演小孩儿被炸方案的人。

你能想象到吗，一件伟大艺术品的推广就是这种人做出来的（好有意思，最擅长用这种讽刺手法的人我觉得就是伍迪艾伦了。

）要知道，往往一个点击量10w+的帖子也就是在这些人手里出来的。

而我们的馆长呢，心思早不在这了，于是，视频推广方案也就这么过了！

15、小孩儿大闹快餐店发威胁信事件没结束。

另一个小孩儿找上了门，他因这封威胁信被父母冤枉了！

从这场戏可以看出，那个馆长的下属，提出发威胁信点子的年轻人，在遇到事后麻烦时完全是处于推责的态度。

好在他对付的是个小孩儿（要知道人家划车的时候他屁都没敢放一个）。

至于导演为什么要在此选择一个小孩儿，而这个小孩儿的愤怒和表演又那么成年化，自然有导演的象征性意图，象征什么？

到(23)场戏便知。

16、馆长与女记者在两人发生一夜情后，女记者再次找上了门。

在两人对峙之前有个小插曲：那个由一堆堆沙子构成的艺术品被清洁工不小心扫啦！

这可不得了啦，助理都差点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

哈哈，不知道我为什么想笑，我想起了前几年中国的一个新闻：某大妈在首饰店不小心把个价值几百万的首饰掰断了…

还是馆长稳，让助理照着原来照片的样把沙子撒回去。

馆长行为证明：那不就是堆沙子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艺术对他来说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然，他们对待爱情和性也如此。

好啦，下面就是女记者与馆长的长篇大论了…17、馆长家中看信、女儿打架馆长看的是大闹快餐店的那个小孩儿的回信，馆长的第一反应是笑了。

为什么笑，因为那是个来自小孩儿的恐吓信，你能想象到吗，字体应该也是小学生那种字体，换给我也会笑。

但如果你能想到馆长写威胁信时的情节，那就是另一番笑意了：馆长也曾因电脑字体太孩子气而修改。

这个讽刺埋的好远。

馆长和小孩子之间的对战，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战，上流社会和底层之间的对战，就在这一来一往的恐吓信里演绎出来了。

是不是有种哭笑不得的滑稽感！

紧随其后馆长的两个女儿回来了，注意，是打着闹着回来了。

父亲极力地拉开了两个女孩儿，劝导、教育、安慰他俩儿…

自此，馆长对那个小男孩儿和对自己两个女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推责，后者负责）。

这部电影关于那个方形的主题我想也开始慢慢显露出来了。

18、信任之屋（The Square）我们再次看到了艺术馆的那件艺术品，再次听到了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没错，馆长的女儿幸运地站到了这个方框内，而那个小男孩儿以及他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却在馆长划出的方框之外。

这场戏是个转折点，什么转折点，馆长（男主人公）意识形态反思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他开始尝试信任别人的转折点）。

19、接广告商电话、求助乞丐接广告商电话是告知我们推广视频点击量 30 万了，为下文做了伏笔。

求助乞丐则是印证了上文馆长思维的转变：他开始尝试信任他划出的方框外的人了。

至此，馆长的方框理论要开始崩溃了！

20、宣传视频、员工谈话、艺术馆高层对话这段宣传视频用来阐释现代媒体再好不过了：没目的性、利用弱势群体、吸睛、暴力…

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广告公司、公关策划公司、自媒体、电商…哪个不是如此！

好啦，看完视频，在来看看员工们的反应，乐开了花，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担责！

他们甚至对被骂有了超强的免疫力。

而我们艺术馆的馆长和董事会可头疼了！

21、野人表演这场戏是电影通篇最精彩的，也是最让人不舒服、尴尬的戏。

为什么，因为导演把艺术品搁到现实中了。

试想一下：

如果把个古希腊人物雕像摆在广场上，即便那雕像是赤身裸体，露着夸张的生殖器，游客也会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它，用高雅的举止去呵护它。

可要是一个真人站在大庭广众下赤身裸体呢？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更何况在此导演把个野人扔到了那些社会名流、高官显贵的宴席上。

终于，那些文人雅士的底线被戳破了，就连馆长都受不了了！

22、小男孩儿大闹馆长家野人刚大闹完宴席，小男孩儿就来大闹馆长公寓了。

这次可不是试验艺术了，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这两场戏让我的感触很深：艺术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我们到底还敢不敢相信那些被拉上台面的艺术家、艺术品所表现出来的善良、仁慈、博爱了。

这点在馆长家楼梯口体现的淋漓尽致。

换句话说，台上一套，台下又是另一套，那此类艺术还有什么价值？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我想剧中的馆长也在矛盾挣扎中。

▲注意：争吵中导演反复用了这个空镜头（楼梯方框）临了，他打发走小男孩儿后，自己在家中反复听到了不知从哪来的“help me”…终于，他出现在了之前那个空镜头里。

23、扒垃圾带、录手机视频馆长冲出了自己的家门，淋着雨，翻越栏杆到了垃圾堆放处。

▲注:这个镜头画面隐喻很强：馆长处在垃圾中央，所有雨滴打向他没错，他跃出了那个保护他的“方框”，而生活中的这个方框外的是什么：是贫穷、是危险、是底层人、是难民…

与其说之后的手机视频录制是给男孩儿的，倒不如说他在向男孩儿所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忏悔以及阐明导演观点（我认为小男孩儿正是代表了社会弱势群体）：我太自私了，莫不关心，先入为主…事实上，我是害怕那栋楼里的居民，害怕那些我印象中和你一样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那些负面的观念影响了我，也影响了社会的一贯看法。

因为我可以很肯定，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

而且我想你对我们也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不同，在某个爆发点就会引起政治冲突。

你看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我承认我错了，给你在视频里道歉，但你也得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宏观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我知道社会上大约有1/291分之一的人掌握着超过一半的世界财富，个人会很容易产生不平衡…馆长的话被另一画面打断了，是女记者和大猩猩，可惜女记者打不通了，这算不算馆长迈出方框外了？

24、记者会这场记者会好有意思！

上半场所有人都在谴责艺术馆的宣传行为，职责馆长的过失。

可不知怎么的，一纸声明后，突然所有人的焦点就转移了，转移到艺术馆接下来的展览项目上了。

好戏剧性的转变，可仔细一想，现实中不就这样吗，过去的 2017 中国发生了多杀大事：江歌案、红黄蓝…可有几个社会热点持续超过一个周。

这大概就是媒体，就是舆论。

倒是艺术馆和那艺术家因祸得福了。

25、家中看杂志这段我基本没看懂（杂志上写的和录音机报道没字幕翻译），但好像隐约感觉到，那个“方形”展品火了。

26、儿童集体舞现场这段什么意思，我第一遍看根本就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

第二遍才恍然：好大一个“方框”，我愣是没看到！

电影中反复提到的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终于在生活中体现了出来：孩子们涌向方框内，尽情的展示自己，四位教练在一旁保护着他们，方框内，没有人会受伤（有没有点“麦田守望者”的感觉）。

▲注:孩子一有危险动作，四个黑衣教练就进入圈中保护她们至此，我找到了这部电影的“方框”。

27、找小男孩儿馆长再次走出了自己的方框，这次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走出的。

他们去了那栋楼。

又一个新的方框出现了，你看到了吗？！

三个人围绕着底部的方框为圆心向上旋转，伴随着主题音乐；底层的方框越来越远，上面的方框越套越多。

（我都快被转晕了）纵观电影《方形》，你会发现导演在结构上自始至终突出了两个对立面：即艺术与现实生活。

很可惜，往往那些被概念化了的“艺术方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而生活中的方框我们却很难看出。

电影最终，馆长和两个女儿无功而退，留下那个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没错，正想那主人公说的：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撰文：太虚宫本文禁止转载，更多经典推荐及赏析请关注：

讲的是现代都市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间离与防备。

这样一个社会已没有能力构建一个可以互相信任的方块区域，而人们也无能力去辨别何人何时何地何事值得信任，而一旦辨别错误，结果是自己受到损失和伤害。

防备是个人合理又无奈的选择，也是社会前进难以避免的摩擦成本。

至于这一问题的根源，或许是由于人们借助现代科技，感官触角的极速延伸，接收到信息的爆炸增长和过度丰富，大众已无额外精力细细去辨别每一个人、每一个新闻，它们的出发点是否怀有善意，是否值得信任，能做的，一方面自己全副武装防备，另一方面真相和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以及别人是否会因此受伤已不在可考虑范围之内。

片子结尾的带有一丝暖意的建议是，当你全身武装的防备给他人带来自尊和其他方面的伤害时，请放下面子，勇敢地道歉。

川普当选美国三军总司令，向极端伊斯兰宣战，欧美政治、文化精英目瞪口呆，各大高校师生抱头痛哭，如丧考妣。

事情正在起变化。

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凭空而来》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女主为土耳其裔老公向极右组织复仇……在极端伊斯兰恐怖袭击此起彼伏的当下，堪称白左宣传片，落选奥斯卡可谓大快人心：不敢表现恐怖分子、难民经济、极端伊斯兰，拿右派说事，真是凭空而来屁股决定脑袋的傻逼电影。

铁板一块的欧美影坛出现松动、裂痕，长期被隐匿的好莱坞大亨、大牌明星的性丑闻相继曝光，之前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反白左反极端伊斯兰的《方形》、《使女的故事》、《三个女孩》、《理想国》好评如潮，屡获大奖。

瑞典影片《方形》夺取戛纳金棕榈大奖，今年有望问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显示欧美电影正在恢复艺术的尊严。

何为艺术？

艺术是哲学最锋利的剃刀，呈现历史和人性最本质的部分。

《方形》举重若轻，涵盖当今最热门最敏感的种族、宗教、艺术、两性话题，是2017无可争议的年度最佳。

如果不了解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很可能会看得一头雾水。

加拿大、英国最近发布旅游预警，针对的不是非洲、中东，而是瑞典：马尔默、哥德堡的黑帮、枪击、爆炸非常危险！

早在2015年，美国智库即发布报告，2010年以来，瑞典是全球强奸率第二高、欧洲第一高的国家。

瑞典克林贡，一群来寻求庇护的难民轮奸一名当地17岁的女孩，然后将多个打火机的液体倒进她的阴道并点燃。

去年瑞典警察局长一脸沮丧地警告当地女性：“天黑后不要出门，否则你会被强奸……”Saul Alinsky关于权谋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欧美政客：把人民分成有产者和无产者，站在同情弱者的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地，从中产、沉默的大多数身上多收税来供养少数族裔、非法移民，扩大票仓和基本盘。

投我以选票，报之以福利；非报也，狼狈为奸也。

白左楞是把美丽、富足的瑞典整成了臭名昭著的“强奸之都”，一些地方不得不出动军队维持治安，消防队灭火需要特警护驾。

批判极端伊斯兰，会令哈佛、耶鲁、剑桥精心培育出来的思想侏儒，在垃圾堆里打滚的文化贵族感到难堪，这些西装革履、出口成章的野蛮人站在道德高地顾影自怜，被自己与狼共舞、吮痈舐痔的逼格感动得屁滚尿流——《方形》火力全开：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不入院治疗，污言秽语扰乱公共秩序：“婊子、猪!滚蛋，滚回家！

”依然有白左为其辩护：“拜托大家宽容一点，这个男人正在经受疾病的折磨，这是他不能控制的。

”高潮段落，野蛮人先是试探，继而得寸进尺，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施暴，正襟危坐的绅士们这才被迫开始反击，第一个冲上去的居然是一位老者！

为确保“方形”艺术展览的话题性，男主同意了广告方案：乞讨的金发小女孩和“方形”一起被炸成了碎片。

舆论一片哗然：美术馆为何对弱势群体如此冷血？

女孩的头发为什么是金色，是否包含种族歧视？

身为美术馆的策展人，男主百口莫辩，黯然辞职。

艺术创作自由，不存在的。

1989年，英国作家拉什迪被全球极端分子追杀，迄今东躲西藏，在英国警方的保护下过着隐居生活；2004年，荷兰著名画家梵高的后裔、47岁的电影导演和作家特奥·梵高惨遭极端分子割喉……批判白左、极端伊斯兰，《方形》极尽讽刺、挖苦、影射之能事，对反政治正确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保留了必要的审慎：凝视深渊过久，深渊亦回以凝视。

为找回失窃的手机，在助理“去他妈的政治正确”的鼓励下，男主致信大楼的每家住户，难免伤及无辜。

小男孩找上门来：“你们为什么要买写这封信？

我父母以为我是个贼！

”男主和助理的回应简单、粗暴。

在政治正确的风暴中，男主品尝到无处话凄凉的滋味，对小男孩满怀愧疚，带着两个女儿上门道歉，不料男孩一家搬家，不知去向，和解遥遥无期。

这一豹尾显示出编导的强大实力：自由之路，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预祝《方形》奥斯卡再下一城！

难民、罗姆乞丐、性别平等、家庭关系、特定阶层的伪装、当代艺术的故作姿态、公关的悖论。。。

Ruben Östlund在2个半小时中要说的内容太多太多，有些是其从瑞典社会内部看到的问题，有些则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思考和投射。

与更有聚焦、主题更脚踏实地、手法更大众化的前作《游客》比起来，本片显然刻意不讨好大众，而是趋向那条众多“装逼”欧洲导演前赴后继、乐此不彼的严肃“政治艺术片”道路，不为娱乐大多数人，而是只拍给“看得懂”的少数人看——只是在穿插冷暖幽默和尴尬桥段时才照顾到我等局外人的观影体验。

一句话，这样的出发点和成品，未受标榜大众口味的好莱坞的青睐自是意料之中，或许也在导演计划之内。

那么Östlund真的是想让大家懵逼吗？

那我们就偏来试试能不能看懂。

难民影片开头，男主角亲历的那场“托儿”行窃记在瑞典这个北欧社会并没有很大的代表性。

说的政治不正确一点，生活在福利社会中的公民还需要去偷个钱包和手机来养活自己吗？

虽然小偷二人组（抑或是三人组？

）一看就是瑞典人，但后来黑人小哥助手帮忙手机定位找到的那栋难民移民楼却可能更符合大多数人的联想和推测。

在这栋楼里群发控诉信的奏效还有之后那个气势汹汹地出现、要找男主角讨个说法并为小哥鄙视自己移民口音愤怒不已的沥青发色小男孩（实在是佩服这位小演员黑帮大佬般的派头和演技）以及男主角对他的态度则将瑞典的难民问题进一步展开了。

导演想要让大家思考的问题似乎是，难民难道是所有犯罪问题的罪魁祸首吗？

考虑到前几年瑞典成为全球人均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被不少国外非主流媒体看好戏地按上各种夹杂着恐惧、偏见、幸灾乐祸和别有用心的误报，被天朝人骂“圣母婊”，那么客观地问一句，他们的政府有没有勇气将问题摊开、一分为二的说，而不是一味政治正确以至更加激起非议的逆反心理致使后者蒙头奔到黑呢？

在影片的最后，男主角是不出所料地与自己对难民的嫌隙和解了。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

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

罗姆乞丐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习惯用“吉普赛人”称呼那个似乎只在电影和小说中出现的欧洲流浪民族时，西方早已摒弃了这一被认为带有歧视性的名称，代之以更“人性化”的“罗姆人”。

随着欧盟内部边界的开放，血液中貌似流淌着随遇而安基因的罗姆人自然不能落后于其他因工作、学习、家庭等原因在欧盟内部搬家的公民。

于是乎，只要你两年前去瑞典，几乎在每座城市的每家ICA超市门口都会看到一名坐在门口泰然自若地乞讨的罗姆人。

你说，这让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闻名的瑞典情何以堪？

政府不能下达命令驱赶这些罗姆乞丐，但人们又不能无视这一道道让人尴尬的城市风景。

在影片中，作为从丹麦来的成功移民代表的男主角和这些不怎么受待见的罗姆移民的几次互动就非常值得玩味。

前者是一副西装笔挺的人模狗样，后者则是衣衫破旧的乞丐相。

然而，一开始高高在上的人模狗样却两度被乞丐相强行拉低了姿态。

但导演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讽刺和说教，两个前后出现的不同乞丐的对比像难民一样，将罗姆乞丐问题也一分为二地展开了。

第一个乞丐可以在7-11便利店里向男主角理直气壮地提出点单要求：chicken ciabatta（一种鸡肉三明治），还不要加洋葱。

第二个却在向男主角乞讨遭拒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在他向其他衣着光鲜的商场顾客求助无果后，帮他看管大包小包购物袋，以便他去找女儿。

有了这一对比，你还会觉得罗姆乞丐讨人嫌吗？

是也不是。

就像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人一样，没有谁可以一概而论。

性别平等说性别平等这个词可能有点泛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博弈，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男主角和美国女记者在对两人（性）关系的处理上。

在#Me Too风起云涌的当下——更不用提在以男女平等为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当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瑞典——男主角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揭露的对象：利用自己X-Royal博物馆馆长的地位和身份，诱使与他有工作联系的女记者上床，之后销声匿迹。

但事实上，一边，男主角似乎实在是对自己说不清有多少真实欲望又有多少勉强配对的酒后乱性感到尴尬；另一边，在经历了这段一夜情之后（或者在经历之前就已潜伏着萌芽？

），女记者却对他产生了一定感情，并希望进一步发展。

说到这里，是应该讨论是否更多男性可以有不带情感的约炮，而更多女性则会选择与喜欢的人约？

还是应该探讨某一个性别的社会身份在对异性的吸引力中究竟会占多大的比重，如果再加上有颜值呢？

结果到底是你情我愿，还是权力博弈？

孰是孰非，就和Catherine Deneuve在#Me Too风潮中带头的那股非常政治不正确的逆流一样引人争议，也让人深思。

家庭关系影片中男主角和两个女儿的关系让人禁不住联想到讨论两性的家庭责任的《游客》。

在那部前作中，父亲因为在以为要遭遇雪崩时，本能反应地扔下妻子和儿女，自顾自地一溜烟跑了，在剩下的旅程中一直被妻子和一双小儿女嫌弃，整个夫妻关系甚至陷入了危机。

本片似乎是前者的续集，父亲最终没能保住婚姻，在轮到他照顾两个女儿的这一周里，从一开始女儿之间的争吵，到被女上司训斥、被难民小男孩堵在家门口讨说法而对男孩粗暴相向，种种这些都尴尬地被女儿们看在眼里，直到最后他带着女儿主动去那栋难民楼里试图找男孩进行和解，才给他和女儿的关系勉强画上了一个圆圈。

特定阶层的伪装时尚的西装、炫酷的特斯拉，甚至潮流的红边眼镜，都构成了男主角博物馆馆长的社会形象。

但这些华丽的衣着下面，却是一个因为被偷了手机和钱包就把定义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作为工作要务的俗人，一个可以一边在自己博物馆的艺术作品中讨论信任和关爱问题、一边却看到罗姆乞丐就说没带现金的两面派。

插一句，在现实生活中过，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当过这样的俗人，也当过这样的两面派，无所谓我们的身份和地位。

而在影片中，以男主角为代表的这个特定阶层（称之为中产阶级也好，精英阶层也好）的伪装在那位猩猩模仿者的酒会表演中被彻底撕开了。

在充满了原始动物性和攻击性的“猩猩”面前，这群衣着光鲜、正襟危坐的客人都在等着用牺牲别人来自保。

在面对某些个体受到攻击呼喊救命时，担心受牵连的周围人的全体噤声或许无可厚非，就像电影镜头一遍遍掠过的那些乞丐和流浪汉，一次次出现的“拯救一个生命”的画外音，如果这些别人的厄运与己无关，那么有多少人会去在意，会主动去伸出援手？

这里再次无关身份和地位。

但影片中另外几处尴尬却是与身份和地位相关的。

当一群VIP前一秒还在或静立或姿态优美地半转身端坐台阶听博物馆馆长发言然后掌声雷动，下一秒换厨师上台就不顾礼貌地乌央乌央散去，致使厨师忍不住大吼一声时，当与“镜子和碎石柱”艺术家的对话被一位所谓Tourette神经障碍患者的秽语辱骂不断打断，主持对话的博物馆女士（本人也是被辱骂的对象之一哦）却还要说“无论观点如何，欢迎所有人”，有观众甚至一本正经地向其他人呼吁“请大家宽容一些，那人正遭受神经紊乱的困扰”时，厨师和患者显然成了《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剥开了这群涵养优秀人士虚伪的外衣。

当代艺术的故作姿态当代艺术似乎从来就不是以让普通观众看懂为目标的。

影片一开头，女记者对男主角的提问说出了像我这样一向对所谓当代艺术持极端怀疑态度的逆反心理症候群的心声。

她让他解释博物馆官网上的一段话：“Exhibition/non-exhibitionAn evening conversation that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the ‘exhibitab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ness in the spirit of Robert Smithson’s site/non-site. From non-site to site, from non-exhibition to exhibition, what is the topos of exhibition/non-exhibition in the crowded moments of mega exhibition?”“展览/非展览一场本着Robert Smithson的场所/非场所精神探索’可展览的’动力学和公共性的建构的夜谈。

从非场所到场所，从非展览到展览，什么是宏大展览拥挤时刻的展览/非展览传统主题？

”这样一段让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当代艺术展览的介绍中。

来看看作为博物馆馆长的男主角是怎么回答的吧：“如果你把一个物件放到博物馆里，是否就会使这个物件成为一件艺术品？

”“例如，如果我拿走你的包，把它放在这里，这是否会使它成为艺术？

”这个回答太实诚了！

按照它的逻辑，那么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例如，在“碎石柱”展区不小心把展览物件（碎石）当垃圾扫掉的清洁工小哥（害得博物馆女士差点要去找保险公司处理），或者那位在观众席中犯病的Tourette神经障碍患者，也可以是把金发乞丐女孩投入方形并将她炸得粉碎的公关公司，甚至是在酒会上“配合”猩猩模仿者演出的所有在场VIP们。

那么当代艺术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愉悦或刺激观众和消费者的视觉体验，美化或丑化他们的生活，抑或是向当代社会提出实质性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

如果这些效果都达不到，那么艺术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公关的悖论话题性是传媒最喜欢的一个关键词，而投合传媒的喜好又是公关的一大生存技能。

那么如何制造话题性呢？

影片中的两位公关小哥选择了利用女性、残疾人、受种族歧视人群、LGBT人群、乞丐、儿童。。。

这些在社交媒体上最容易引起关注的弱势群体。

但这个群体也正是最需要小心处理的对象，因为一旦利用不得当，就会弄巧成拙，沦为政治正确社会的众矢之的，就像影片中的展览宣传广告一样——在把瑞典乞丐小女孩炸上天的同时，也把男主角从受人尊敬的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给拉了下来。

但与此同时，由此争议话题引发的大众和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却恰恰达到了小哥们的公关目的。

那么此次公关运动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就看你怎么定义了。

以上没有将信任和政治正确这两个显而易见的导演希望我们思考的主题单独拿出来讨论，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只是因为前者我个人不感冒，后者又太复杂和艰深，在自己没有理清头绪的情况下，不敢造次。

最后说一个电影最让我审美愉悦的亮点，那就是贯穿始终的阿卡贝拉和古典乐相衔接交织的背景音乐——亦庄亦谐，与画面的节奏相呼应，很好地衬托或反衬了视觉场景中正在发生的故事。

2017年5月的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上，《方形》击败《无爱可诉》《每分钟120击》《凭空而来》等佳作拿下金棕榈奖。

2018年1月23日，《方形》和《普通女人》《无爱可诉》《肉与灵》《羞辱》一同提名第9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足以证明本片在学院派眼中的分量。

电影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是博物馆的馆长，正在策划一个名叫“方形”的展览品，旨在激发参观者内心的利他主义，并唤醒他们对下一代人的责任感。

“方形”不仅代表一个方框，也意味着行为的界限，在这个方框里人们会互相照顾、互相帮助。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钱包不幸失窃，而他接下来的反应使得事情变得更坏；另一边，博物馆的传媒代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布了一段病毒视频，使他陷入了舆论漩涡。

多件事情的交织下，克里斯蒂安的内心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在“方形”旁边，有这样的标语：方形之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之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也正是克里斯蒂安展览“方形”的目的和初衷。

然而，他并不能真正接受自己推崇的理念。

有人呼吁救助路边的流浪汉，他视若无睹；妇女呼叫救命，他袖手旁观，直到旁人叫他帮忙，他才碍于面子参与进来；他给整栋公寓写恐吓信，导致男孩被诬陷；男孩多次给他挽回局面的机会，他却不作为；他睡了一个女记者，事后却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清洁工破坏了艺术品，他表示不要通知保险公司，自己来处理；甚至是关于套套的小事，都能争上半天。

正如女记者说的：你真的是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我们由此可见，克里斯蒂安有着虚伪、市侩、圆滑、世故的性格，他爱面子，放不下身段，结果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使得事情进一步恶化。

如果他不写恐吓信，而是在公寓挨个敲门询问，虽然不一定能找回手机，但一定不会诬陷男孩；没有男孩的回信，他就可以全心投入工作，严格把关病毒视频，就不会被网民指责，也就不会辞职；他没有诬陷男孩，就不需要向男孩的父母道歉，也就不会错过女记者的电话。

他不敢挨个敲门询问，选择了不用露面的写恐吓信，导致男孩被诬陷；他因为忙于处理男孩的回信，无暇顾及病毒视频的发布；又因为忙于给男孩的父母道歉，错过了女记者的电话；他顾及颜面，错过了道歉的最佳时机，再次来到公寓时男孩已经搬家，这件事将成为他人生的烙印，跟随他一生直到踏进坟墓，永远失去了被男孩、和被自己原谅的机会。

写恐吓信，就是万恶之源、错误的开端，如蝴蝶效应般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克里斯蒂安一步错，步步错。

而他之所以不敢挨个敲门询问，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算半个公众人物，很多人都认识他。

换言之，是身份、地位、形象、面子害了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死要脸皮活受罪”。

而正是辞职以后，他才可以不顾形象地在垃圾堆中翻找男孩的联系方式，给男孩的父母留言，并且鼓起勇气重回公寓向男孩道歉。

尽管男孩已经搬走了，但他终于可以卸下伪装、做回自己，不需要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简而言之就是：高处不胜寒，无官一身轻。

其实，社会就是一个巨型的“方形”，方形之内，你受到种种束缚，不得不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但很多时候也会因此让事情变得更坏；走出方形，才能得到自由。

越是有文化、身份、地位的人，越是处于方形里面。

纵观整部电影，你会发现许多人都和克里斯蒂安是同一类人。

博物馆和传媒代理受到流量的束缚，他们为了提高热度选择了铤而走险；下属受到面子的束缚，口口声声说要帮克里斯蒂安送信，结果又临时反悔；下属和克里斯蒂安受到身份的束缚，被飞车党骚扰也没有讨要说法；主持人受到形象的束缚，台下即便有人说脏话也不好意思制止；宴会上的宾客无疑是最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对“猩猩”动手的时候，自己也不好意思对“猩猩”动手。

当大家都动手的时候，又变得不好意思不动手，于是跟着大家一起打“猩猩”。

这就是跟风、盲从，大家怎么样，就跟着怎么样，避免自己与众不同、成为“异类”。

大家都在看热闹，你动手就成了“异类”。

大家都在打“猩猩”了，你不动手就成了“异类”。

很多时候他们不是不知道想干什么、该干什么，只是觉得不应该和大家不一样，大家在做什么就跟着去做，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坚持自己的勇气。

这不仅是电影的虚构桥段，更是事实。

艺术家要在商业和艺术找到平衡，电影人要在口碑和票房找到平衡，上班族要在生活和工作找到平衡……总有一些东西束缚着你，让你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

而方形的外面，是弱势群体、儿童、动物。

乞丐无所束缚，敢用不友好的语气乞讨；

儿童没有身份地位的烦恼，敢于跟着父亲一起去公寓；“猩猩”更是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们拥有了相对的自由，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乞丐不懂礼貌，就会遭到侮辱，叫你自己把洋葱挑出来；儿童不懂人情世故，就会被批评打骂；“猩猩”不听话，就会遭到群起而攻之。

日月更替，长此以往，结果就是乞丐为了讨饭不得不放下尊严，卑躬屈膝；

儿童会长大成人，被社会磨平棱角，变得圆如卵石；“猩猩”经过千万年从而进化成人类。

走进方形，是一种趋势。

因为社会容不下方形之外的人，世间存在一种无形的力，把他们推向方形之内。

但你一旦走进方形，想出来就难了。

因此，方形也是一座围墙，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方形之内的克里斯蒂安被自己的身份所束缚，渴望自由，但等他真正辞职、走出方形以后，仍然需要重新去找工作；方形之外的儿童渴望快快长大，但等他们真正长大、走进方形以后，又觉得还是小时候最快乐，但你已经无法回到童年。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记者抨击克里斯蒂安和博物馆，说他们自我审查、不言论自由。

自我审查是指，发布作品前，先自我鉴定一下是否触及政治、道德、宗教等话题，是否会伤害广告商的利益等等，然后去掉这些部分再进行发布作品，导致了报道的不中立、不真实、不全面、不可信。

我们常常抨击新闻不自由，其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完全自由。

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再也无法遵循自己的内心。

不仅仅是记者可能言论不自由，全世界人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学生不能反对老师，员工不能反对老板，下属不能反对领导，军人不能反对将军……没有人规定这么做，但这早已成为经验和常识，早已深入骨髓和血液。

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被认为是“幼稚”“不懂事”，仔细一想还真有点可怕。

更为可怕的是，“方形”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无数个。

失业者在方形之外，月入3000的在方形之内；月入3000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万的在方形之内；月入1万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0万的在方形之内；月入10万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00万的在方形之内……收入特别高的人，他可能在运动、艺术领域是处于方形之外；运动、艺术领域的佼佼者，也可能在政治、商业领域是处于方形之外。

甚至除了具体的领域之外，方形还可以代表抽象的收入、阶层、社群、行业，以及面子、身份、形象、尊严……方形是相对的，整个世界就是无数个方形构成，我们同时在无数个方形之外，同时也在无数个方形之内。

我们画地为牢，无时无刻不受到方形的规则的羁绊。

每个处于方形之内的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解决了这个烦恼还有下一个烦恼。

正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世俗之人走出这个方形又会进入另一个方形，永远无法脱离方形的束缚。

只有做到没有世俗的欲望，才能达到大义凛然的境界。

可是真正能做到这点的又有多少人呢？

可能只有大师才能做到吧。

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类型，同题材的《悲情三角》在戛纳评委手里十分吃香，而这种喜剧本质上就是为了讽刺这些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和“艺术家”。

而在讽刺艺术家的同时也在用俯视镜头来描述周围的不同阶级的人们。

这次春节档的《红毯先生》也是戏谑喜剧。

而本片对于艺术的讽刺也是十分精准。

地上的土堆被称为艺术，被不懂所谓“艺术”的清洁工清洁。

非人的行为艺术表演实际上只是一种闹剧，最终，看似体面的富人用他们的拳头来迎接艺术。

道歉宣发会上，对于失误的宣发的道歉被媒体视作言论不自由，担心审查不通过。

善良的流浪汉帮助主角看包，即使主角一分钱也不愿意给他。

最终主角找回了那颗一直艺术展上强调的同理心。

但是再怎么弥补也无济于事，因为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已经深深扎根与后代心中。

戏谑喜剧就是这样，是一次阶级处于上位的人的自我审查，自我反省。

也是把社会现象的遮羞布扯开的手掌。

在春节档上映这样的片子，宁浩和制片人要么是勇敢，要么是nt。

那些说电影不好看，不够热闹的人，以及一点排片都没有的事就不奇怪了。

电影现在票房过亿都难，还不如就在去年上映了。

挺少看这样镜头语言比较深刻的电影，全片的故事是支离破碎的，被分割成很多块，不同故事的碎块又相互衔接在一起，前一个多小时我都没有理解这个电影在讲什么；再加上没有仔细分辨每一个人的长相，就有些“这个人是谁？

他怎么突然出现的？

”等等疑问。

直到看到最后，才慢慢将故事拼成完整的，博物馆馆长想要宣扬“平权”，馆长为了找到偷自己东西的小偷给每一户人家都塞上了信封，馆长终于道歉了，向社会和那个小男孩，虽然小男孩搬家了。

有好几个物反复出现，一个是方形，电影开头就是工人在博物馆门口凿了个方形，哗众取宠的视频里女孩子走进一个方形，后面透过一个方形的玻璃窗。

看了几个影评结合电影后才稍微理解，这个方形是禁锢也是平权的发声。

一个是大猩猩，先是馆长跟女孩子回家后在家里看到看报纸的大猩猩，后来是在大厅内模仿大猩猩的人模仿失控扑向一个女孩。

真猩猩人模人样，假猩猩猩模猩样，反差好像是一种反讽。

一个是楼梯，有两个镜头的运镜一样，男孩一直坚持找馆长为自己澄清时画面是黑暗的，最后馆长主动去找男孩时画面是明亮的，自下而上上升的镜头好像在说馆长的善良的一面逐渐显现。

以及那三个展览没有怎么看懂。

第一个是开头的采访；第二个是好几个小山堆，旁边有一行字“you have nothing”（如果没记错的话），比较搞笑的是清洁工开着清洁车不小心破坏掉这个作品时，我以为是作者故意安排的；第三个就是选择“trust”还是“distrust”后进入到那个模仿大猩猩的人的照片的厅里，以及前方摆着的方形。

阅片量与理解能力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