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

先看看它的创作思路。

情绪驱动而不是叙事驱动。

在李善德奔赴岭南一段，按常规编剧逻辑，创作者需要展开情节，来呈现路上的艰难，可能是讲如何与猛虎恶斗，也可能是讲和劫匪之间的某些交集。

然而观众看不到主角是如何从虎口逃脱的，替代的是在一首RAP之下，以极快的剪辑节奏，堆叠地形、劫匪、猛虎多个情境，把艰难作为一种情绪输出给观众。

这样做的后果，是弱化了观众以观看和思考的方式进行理解，等同于减少了观众的参与。

人物关系是功能关系，而非情感关系。

配角演员戏份零零散散，大多不是独立角色，只功能性地辅助建设主角弧光。

商业片群星参与影响了创作，以至于故事需要在主线里加太多波折。

它的后果是：为了加快节奏，电影没有更多时间来呈现配角情感的递进与变化，林邑奴、苏谅、阿僮和主角之间的信任的建立，便没有足够多铺垫。

故事一旦未能建立配角和主角之间的平等关系，重心便全部倾斜在了主角身上，主角则依赖于大鹏脸上的情绪表演，翻来覆去、模棱两可，不知道他笑什么，也不知道他哭什么。

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鹏的表演单场是准确的，但整体变化太少，影响了李善德纵深层次。

————对比大家都说及的年会无论演还是导，大鹏过往的电影都在采用这种创作思路。

除了他导演的电影之外，以观众最爱提的《年会不能停！

》为例，通过前两幕呈现打工牛马的残酷困境，试图以情绪引发观众的共鸣，到了第三幕，由于故事缺少细节羽翼，董事长带着青天的光环出场，被当作情绪的宣泄口，影片罗织的荒诞力量便犹如一幢危楼走向了坍塌。

其实，直面现实的是观众，与现实周旋的是观众，备受现实折磨的也是观众，《年会不能停！

》和《保你平安》这样的故事，打的是现实题材的招牌，观众识破它们的面具并不难。

不过，这种创作思路放在《长安的荔枝》有另一种情况。

其一，故事设定在唐朝，观众无法用当下的逻辑审视它，对现实的隐喻能强烈引发观众的联想解读。

其二，影片表面看起来是唐朝职场故事，若只把它理解为古装版“年会不能停！

”又不免偏颇，因为官场不同于职场，观众的观感也有参差。

————为何情绪没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职场元素被挪用在了唐朝：从一个煎字到一个鲜字，是PPT和WORD游戏；圣人荒唐话，小吏跑断腿，是大厂的上听下达；算法是执行的工具，也能计算赋税徭役的重量；大厂做项目常用的甘特图、执行流程表也被化用了。

另一方面，它试图用模棱两可的方式触碰政治。

“国忠”二字既是人名也是象征，承担了一切原罪；贵妃没有露脸也并未吃荔枝，这个细节似乎把根源直指圣人，但圣人隐身了。

主角李善德科举入仕脱离了底层，与其说电影讲的是底层的牛马，不如说是拍给公务员看的公务员故事，片方瞄准了公务员的钱袋子。

大鹏大概知道观众对《年会》的批评。

影片没有照搬《年会》，修改了跪青天的第三幕，让这位公务员从下跪质问到站起，是一个讨巧的落点。

在文化复兴语境里，“唐朝”既是古代的盛唐，也是一种未来的宏愿。

离开体制，戳破锦绣长安的假象，算有一点反思的姿态，观众会自发解读。

然而，这种反思不经琢磨，很有局限。

“花花轿子众人抬”导向的是人性/人情之恶，这替代了对结构的揭露，简化了对唐代三省六部行政流程的呈现；后期渲染主角的悲情与浪漫，令前面林邑奴、阿僮、驿民遭受的苦难被辜负。

藏在悲情叙事和煽情技巧之间的割裂感来自于：木棉花到了长安尚能如此鲜艳，荔枝保鲜又有何难？

————问题在哪儿？

影片最大的问题，叙事视角糟糕。

比如我看到一个说法，有个观众以为杜少陵会跟大鹏一起去送荔枝，结果没去。

这个说法很有趣，她之所以有这个预判，正是因为影片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暗示。

林邑奴被一碗酒感动那里，视角更多是在表现李善德貌似诚恳的脸。

刘俊谦可以只靠肢体表情来传递信息，但对手戏演员大鹏必须靠嘚吧嘚表达。

第二大问题是视听。

如果创作太过于依赖台词，表达便会受台词和文字限制，毕竟文字比图像更直白。

聪明的创作者还会用文字玩弄文字游戏。

政治表达不一定靠台词讲出来、情节演出来，也可以通过美学，通过摄影机运动和空间秩序来呈现。

剧组既然搭建了一座佛寺，就应该再多再多再多利用它的空间才对。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视听是一名导演的立身之本。

视听不好，难免遗憾。

————总之，如果商业电影是一幢木构建筑，好电影撤掉一条木头倒不了，但不好的商业电影只要撤一条木头就会不成立。

好电影讲命运，不好的电影只能在逻辑上苛求情节顺畅。

另外，像大鹏这样的导演，不是一个人的导演，是一群人出力的团队型导演厂牌。

厂牌就是流水线，是大鹏还是董润年领衔都没区别。

一旦制作上没有作者性的电影风格可看，情绪型的编剧就成了纸糊的灯笼，风一吹就散了。

到底是被忽悠进去说是喜剧 啊啊啊啊啊 但是貌似有时代性错误，杜少陵青年时期，李白在儿童时代说长风破浪会有时？

（如有不对别喷我 只能解释在背诗 但后面长辈的赞扬是在？

给五分的原因是真的沉重，情节设置暂且不提。

如鹅毛飞散的几十年，一辈子就过去了。

如鲠在喉完全哭不出来，一家人团聚甚至成了奢求。

真是应了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好像甜只甜了一瞬，苦却苦了很多年。

你说大傻子老李幸福吗，虽然有算数才能却不受重用，满腔热血却堪堪一介小官，置办房产还要借贷佛庙，但是在那无限接近的，开满桂花的明天，一切都是有盼头的。

说到桂花，树的意向很多，木棉，朴素的名字，却有艳红大体量的花，白头的赤子从客乡赶回有妻女的“客乡”，木棉遍地。

寄托着父母传承的荔枝树，被逐棵砍掉真的很可惜，想到之前外公辛苦了半辈子培养的园子拆迁没了，因为总是觉得可以拖，可以等，等到一年的桃子熟了，也没有去找讨树的谈个好价钱，一个煮碗面都要向外婆寻求夸奖的人，将高过房檐的黄杨草草交与别人，扛着自己亲手种的树移到车上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最终也没有等到那年的桃子成熟，园子没了。

影片自认为最好的一段感觉就是从老李抵达长安开始的。

从未想过，一生被冠以沉郁底色的杜甫也能有如此豪情之时，长镜头推远几颗荔枝被抬上，没有出现杨贵妃的整张脸，一个红妆的嘴角，一只精致的巧手，抵在荔枝上，又轻轻放下，我个人认为这里缺掉的一个是被杨国忠吃的，祸国的妖妃从来是为无能的统治者专门定制的华丽遮羞布，但是正因艳丽，你的所作所为更无处遁形。

首先声明，这部电影能感受到大鹏的诚意，小说改编影视难度很大，大鹏导演很有勇气也很认真。

我作为外行人不该做太多批评，只是作为原著读者和一名观众说说我的意见。

影版《长安的荔枝》稍微有一点原著的味道，但是完全做不到原著的鞭辟入里，对于应该深入表现的对立冲突表现得很显白，平民之怒的力度还不够。

先谈谈好的地方。

1. 杨国忠部分的表现很好，压迫感很足，镜头和布景都很好，结尾两人的对峙戏还可以。

佛像之眼运用得很妙：一面看，杨国忠是通过佛像之眼俯瞰众生。

从高高在上的姿态，到他以佛像为背景，都是他掌权的威压的体现。

另一面看，佛像的眼珠就是杨国忠，也就是说整个国家尊之为信仰与规范的其实是这些掌权之人。

这就和主旨相合了。

2. 此外，郑玉婷线表现得还可以，木棉花的支线挺好，在虚与委蛇的官场之外加了温暖的亲情和友情线，更有人情味了。

3.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新解读也不错。

一骑是拼死奔劳的小官，红尘是亲情是长安百姓，妃子笑是底层无人能见的一个虚影，而劳民伤财运来的荔枝则成为一个权力斗争的符号，此时它本身的食用价值已经完全被取缔了，没人在乎它好不好吃——荒谬且悲凉。

4. 苏谅的改动有好有不好，他的所作所为确实像一个富二代，年龄下调，比较好炒cp，大家更能接受。

但是，李善德在荔枝专运中的背叛感被苏谅的无条件原谅消解，致使最后的对峙戏情绪没有被拉到高点，这是遗憾之处。

接下来就是问题所在了。

1. 杜少陵人设改。

原著的杜甫其实承担了理想主义对照组的作用，他没有韩洄（这个人物电影里删了）那么圆滑，也没有李善德这么憋屈。

他对于苍生的理想主义是李善德最后幡然醒悟而怒发冲冠的重要关键。

可惜电影里把杜甫改成了一个深谙官场之道，甚至可以点醒李善德的人。

大家看得时候不会觉得奇怪吗？

这样一个杜少陵，为什么后来会漂泊至茅屋草堂呢？

OOC啦家人。

2. 重要情节删节。

这也与1息息相关。

我看原著是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后附图），杜甫前面提到的长安门旁上好坊和后面李善德竭力于贵妃生辰之日抵达的上好坊实际上形成了呼应。

极尽奢靡繁华的城中有这样一片荒凉悲戚之所在，这种鲜明的对立刺痛了李善德的神经。

本质上李善德还是一个读了书当了官的上层阶级里的底层， 真正的底层生活彼时他还没能完全感同身受。

是这些细节敲实了李善德对于黔首黎民的深切同情。

电影里居然没了？

没了？

3. 鱼朝恩截杀的不合理之处。

原著的截杀其实来自于岭南赵辛民，林邑奴也是在这里牺牲的。

不过从创作者的角度想，这里的改动成全了荔枝四人组中的三人的重逢，与苏李二人的解开心结坦诚相待，这样的改动也就好理解了。

那么不合理在哪？

这很简单，李善德带的是圣上要的千里迢迢从岭南运来的荔枝，拿的是杨国忠的令牌，肯定时刻是有人盯着的，此外，这么大张旗鼓的陷阱和截杀，后期根本不好通气伪造，这种破绽属于鱼朝恩自寻死路，被杨国忠抓到他可别想混了。

从样貌就能看得出来，鱼朝恩是新秀，他其实是没那种能力跟杨国忠正面抗衡的，至少他们二人需要明面上的和谐。

但是电影里面两人的叫板已经到明面上了，就有一种把圣上当傻子的感觉。

特儿戏这就。

4. 更儿戏的来了。

圣人“国忠办的”一句的突兀之处——这句话反而使得圣人成为呈现争斗的工具了，事实上他应当是隐身的，这种隐身才能表现出阶层的森严与稳固。

杨国忠后面提到的那个“提了一嘴蜀地的荔枝比岭南的好吃”的人，其实是高力士。

杨和鱼的争斗其实都是在真正位高权重的高的掌控之下。

电影把这一环节隐去了，应该是为了叙事的精简考虑，不过他不仅隐去了高力士，还把高力士应有的角色任务移交给了圣人，这不仅严重削弱了电影该有的zz恐怖感，整体观感也有点搞笑。

细想了一下，圣人说这句话可能是为了讨贵妃的欢心，毕竟右相国忠是贵妃的人，但是贵妃在这部电影里明显面目模糊，这又矛盾了。

这句话不应该由圣人直接说，而是应该由杨国忠自己介绍才对。

《长安的荔枝》核心问题就两个，一个就是小民之怒，另一个就是官场博弈。

前者通过杨国忠令牌下人民苦楚与李善德的摊牌直斥表现，后者主要通过李善德在拿到令牌前后的待遇对比和杨鱼二人的抗衡。

整部电影是是前者表现得少，后者表现得浅。

总体而言，我给6.5/10，是一部较有诚意的商业片。

当然，我说的这些肯定有偏颇之处。

影视创作者要考虑的东西还有很多，首先就是，如果真的像我说的这样加很多的人物和情节在里边，会不会显得很冗杂，作为电影的观感会不会变差？

所以他必须要做减法，他要突出重点亮点，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才可以。

因此，他的一些取舍我不能一锤定音地否定，我不能以我自己的观感概括所有观众的观感。

我只是以一个读过原著的人的角度来说。

最后还是得说一声，大鹏是一个认真的导演，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未来会更好的！

p1-3是原著杜甫提到的上好坊，p4-6是李善德抵达的上好坊。

谢邀。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把荔枝运到长安，只是电影前半部的内容，发明了运输方法之后的事情，才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

李德善对抗的不是物理距离，而是整个大唐自上而下的“系统性Bug”仅仅是为了测试出荔枝保鲜的方法，就用了1500贯。

而后续，为了把荔枝运到长安，赶上杨贵妃的寿辰，可谓是劳民伤财，累死多少人马，多少沿途的驿站百姓流离失所。

李善德结识的几位朋友，也因此被牵连。

真的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古有烽火戏诸侯，博妃子一笑。

李隆基这个畜生，也算是半斤八两了。

当然，这还不算完，宰相杨国忠（刘德华饰演），只因是贵妃的兄弟，便手握大权，贪污腐败。

运送一次荔枝，就贪掉了25000贯。

李善德一路所见所闻，让他不由感慨万千。

李善德的好友，杜少陵，显然是捏他杜甫，号少陵野老。

杜甫的诗，就是在唐朝开始贪腐，进而转进安史之乱，国破家亡之后，同情生民疾苦为主。

马伯庸让杜甫来做李善德的好友配角，意思再明显不过，就是骂封建社会的不公平，骂贪官，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肉食者鄙。

整部电影的商业制作水平成熟，节奏飞快，没有注水，前半段略有娱乐化俗世化，但后半段的升华，挺起了整部电影的高度。

以上是对电影的评价，接下来是对唐玄宗李隆基的评价。

总有人说大唐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能力很强，好坏参半但我觉得，这种论调既不懂历史，也不懂人性。

在我眼里，李隆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垃圾。

一开始读史少，直觉他是个垃圾，但不敢发表非主流的观点，后面读的越多，越觉得他就一人渣。

每个人都说，唐朝是中国历史的盛世，鼎盛。

但非常反直觉——大唐李世民开国，精图励志，确实很强盛，但是传到唐玄宗不过百年而已，就差点灭国了。

开国626年，安史之乱755年，一共129年。

李世民结束战乱，鼓励人口生育和发展，把宫女还回民间，等等一系列措施，这有个发展过程，20年。

唐玄宗后期昏庸，享乐，任用奸臣，这又20年。

一来一去，鼎盛时期，不过80年左右而已。

安史之乱之后，中唐后唐在我眼里不过是苟延残喘。

开国的鼎盛，来自于东晋门阀政治协商拉扯，以及两百年混战的军事升级，而这些权贵到后期根深蒂固，必须被推翻重来。

黄巢更是把血洗贵族。

再说唐玄宗本人，很多人说他前期是个明君，后期是个昏君，老糊涂了。

这种看法就很不本质。

一个人昏庸的时候，才是他的真面目，才是他的本质。

他本身就是一个靠着阴谋权斗上位的小人，毫无格局。

汉武帝，唐玄宗，乾隆，都是老而不死是为贼的代表。

且，都是在前任皇帝留下的厚底家业的基础上，大肆挥霍而已。

盛世，并不算他们的主要功劳，败家，却是他们的真实功绩。

且，乾隆败家，却也兜住了，汉武帝也勉强兜住底了，李隆基，却根本没兜住，直接导致灭国级别的战争。

不过是一个混球，自私，昏君而已，毫无格局可言。

安史之乱，他要跑路，都不告知其他官员，导致许多官员都不知道他已经跑了。

满朝官员，长安百姓，都被他直接抛弃。

为了防止哗变，直接把杨国忠，杨贵妃丢出去背锅，赐死。

他的真实水平和评价，应该类似于杨广，因为他做的事，只有杨广做过。

而且，前期他做出来的功绩，也并不是亲力亲为，不过是任用了有能力的宰相而已，尤其是张九龄，可以说是能臣。

开元盛世最大的功劳，不是他李隆基的，而是张九龄的。

但是张九龄早就看出安禄山不是好人，要杀安禄山，结果李隆基不仅没杀，还重用。

后期李林甫扳倒张九龄，昏君展现本色，任用安禄山，杨国忠，直接导致大唐完蛋了。

虽然大唐也并不是什么乌托邦。

《长安的荔枝》这个故事，就很好的点明了大唐外表华丽，富有四海，内在不过是腐败奢靡，昏庸无道的这一事实。

在封建王朝里，大唐鼎盛的一百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幻想。

但是，封建王朝，本身就是垃圾，没什么好吹捧的。

另一点，马伯庸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的典范，他的作品里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反抗精神。

既你拿规矩，社会压力，律法，官僚形式，腐败贪污，人情世故这一套来欺压我，你们蝇营狗苟，自私自利，各自有各自的贪婪和目标，但这都无妨我坚持理性主义，坚持逻辑，坚持长远的考量。

他的主角很常见的设定，就是明算科出生，也就是数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儒家文韬武略的治国方针下，数学理科不受待见，但是如今我们回头看，是数学物理才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的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杨国忠要敛财，地方官要自保，没人关心任务本身。

所有人都告诉你“不可能”“规矩如此”，用既有经验来扼杀所有创新的可能。

但是，理性主义技术宅，就是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何尝不是一种浪漫。

在数理技术的加持下，原本神仙也不可能把岭南的荔枝11天运到长安，李善德可以。

在数学计算下，你贪污吞并了农民的田，贪了就是贪了，几分几毫，给你算的明明白白。

再难的田地构造，也难不过微积分。

而土地兼并正是王朝陨落的开始，象征着地主阶级和农民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杨国忠靠着所谓的荔枝转运，压榨农民，驿站，一年就可贪25000贯，唐玄宗贪恋杨贵妃后宫美色，贪恋享乐，宠信奸臣，百姓流离失所，驿站冒着死罪逃走，安禄山趁机叛国，最终国破家亡。

李善德玩命运送的，不是荔枝，而是王朝的催命符。

安禄山正是看到了这种从上到下的糜烂，才敢悍然起兵。

而最终，在马嵬坡，那个曾经为荔枝一笑的杨贵妃，成了玄宗推卸责任、平息兵变的替罪羊。

多讽刺。

开始于一个女人的笑，结束于一个女人的死。

而那个真正该为一切负责的李隆基，却苟活了下来，安享晚年，做太上皇。

什么大唐？

李世民是大唐，昙花一现的盛世。

李隆基，甚至武则天，都不过小丑罢了。

所以，别再迷恋那个虚假的“大唐盛世”了。

李世民缔造的辉煌，早已被他不成器的子孙挥霍殆尽。

剩下的，不过是一场“君王与小丑”的狂欢，直到黄巢的铁锅将这一切彻底荡平。

《长安的荔枝》最可贵的地方，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在宏大的、腐朽的叙事之下，总有个体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光。

李善德失败了吗？

从结果看，是的。

但从精神看，他赢了。

他证明了，在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局中，理性、逻辑、知识和不屈的意志，为众生悲痛的博爱，能创造出凡人的奇迹。

这或许才是历史真正值得我们铭记的东西——不是帝王的文治武功，而是像李善德这样，在黑暗中试图用理性点亮一盏灯的普通人。

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明，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观。

非常开心看到电影版《长安的荔枝》还原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大唐，那些腐败，压榨，剥削的真相。

这个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海明威说，我只同意后半句。

在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里，坚持讲道理。

用浪漫的理性主义，去对抗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李德善生为一个底层牛马，从小人物的视角，去一点点的扒开那个虚伪的盛世，看见内在的肌理——腐臭的不是荔枝，而是大唐盛世的虚伪滤镜。

取之于民，用之于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覆舟的水，是百姓的泪。

马伯庸是理科出身，这个故事也是理科生的故事。

小镇做题家李善德考上北大数学系，毕业后考公做了公务员，没想到清水衙门真的是清水，工作了二十年还没买上房，最后在佛系银行和房产中介的双双诱骗下，买了一套回龙观住宅。

李善德月薪九千，但房贷有两百多万，北京居不易。

这天政府搞了个科研项目，他以为是个好事，结果发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扯远了，我们还是说回唐朝。

马伯庸的理科思维体现在这个故事里就是：如何能在唐朝这种技术、交通都极其有限的环境中，把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

Google地图显示，广州到西安，公路距离1626公里，三千里地。

古代马的速度大约一天八十公里，则需要二十天才能到达。

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这个故事的戏眼。

本质上，这是一个地球上的《火星救援》，唐朝版的《挽救计划》，我把它称之为古代科幻类型片，即我们现代人轻松能做到的事情，放到一个技术更低、时间更早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会怎么做。

于是本剧中激动人心的环节都是技术的胜利。

李善德发明了AB test（甚至是ABCD），做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为记录实验结果而发明了Excel，甚至是Gantt Chart的项目流程管理图。

这才是技术干部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小镇做题家的荣耀时刻，如同《火星救援》里的马特·达蒙种出了土豆，《挽救计划》里的宇航科学家找到了和外星人的对话方法。

可惜，电影没有集中在这些实验、论证、失败和成功的情节上。

马伯庸为了让书篇幅长一些，加了政治斗争和忧国忧民的情节，而电影为了观众市场，又加了武戏和感情戏。

这就使这部电影看起来像三部电影：一部唐朝科幻，一部主旋律，和一部武打片。

政治情节是为让技术部分更丰满，这个能理解。

但如果能把林邑奴的情节全部去掉（这段书里本来也没有很大篇幅，电影加上也不够时间叙述），船上和路上的打戏去掉，而把重点放在唐代全国水陆交通和荔枝运输实验的得失上，李善德最后孤单英雄单骑送荔枝进大明宫，身后飘着木棉花瓣的高潮场面一样能用上，而我们小镇做题家观众会觉得更好看。

比如，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全水路比陆路的荔枝坏得更快？

和海风和湿气有关系吗？

走陆路的话，广东往北只有一条梅关道，翻过大瘐岭就是赣州，直到我的家乡吉州，大家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荔枝，江南西道功不可没。

但为什么之后往西走湖南从汨罗江到江陵要比走九江沿长江逆流而上要好呢？

建国之初就修了穿过湖南的京广线，而放弃了经过江南西道的京九线，也是这个原因吗？

联想到今日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高铁，这本该是个多好的古今地理公路统筹管理题材啊。

大鹏好，白客非常好，杨幂自从看过《酱园弄》之后对她印象改观了。

庄达菲不是一般的差，刘德华……就还是刘德华。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的诗也是想象。

但他想象得妙，短短二十八个字，长安回望，千门次第，妃子一笑，无数个意象成了千年经典。

这部电影最遗憾的是没有拍出山顶千门“次第”开的场面。

虽然宫门为李善德打开了，“无人知是荔枝来”也拍出来了，但站在骊山上，回望郁郁葱葱锦绣成堆，烽火中单骑而来，山顶的重重宫门为妃子的一笑而打开，本应该是这部剧的高潮，也是马伯庸从一首诗写到一本书的最初灵感来源，本来能用视听语言表述的美、肃穆、时代技术的悲壮凯歌没有表现出来，可惜。

在中国电影如今遭冷遇的市场环境，暑期档的几部大片一度被视作“救市之作”。

然而，即便是当前暑期档票房最高的电影《长安的荔枝》，上映七天也仅收获三亿出头的成绩，足以说明整个行业仍深陷泥沼，观众的热情远未真正回暖。

不过票房成功与否并不能证明质量本身的问题，私认为这部电影比起大多数同类型商业大片，还是足够优秀的。

影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与当下国产电影在主题上的偏好不谋而合。

如今的国产电影，几乎不会错过植入各类社会议题的机会：从原生家庭、校园暴力等私人化困境，到贪腐失业、体制崩塌等更宏大的社会结构病灶，层层铺陈，过分放大所谓的“社会痛点”，力求覆盖面广、共情点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安的荔枝》选择切入公务员的生存样态，算是少见的题材突破。

导演大鹏自《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等商业喜剧起步，逐步完成从搞笑艺人到作者导演的转型。

尤其从《吉祥如意》开始，他开始在影像中注入更多人文关怀，《保你平安》可以被看作这一探索的第一个完整成果。

不过，《保你平安》仍显稚嫩。

主人公是一位墓地推销员，为了维护亡者名誉四处奔走，甘冒违法风险。

片中不乏对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的强行植入，叙事节奏屡屡为议题所让，仿佛唯恐观众读不出导演的社会责任感。

结合大鹏和柳岩此前在《屌丝男士》中被反复消费的男女话题，这部影片更像是一次迟来的自我辩解，或者说是一种对年轻的自己的赎罪。

他以旁观者的身份介入一场本与己无关的风波，为恢复女性声誉而作努力，但其个人英雄主义般大义凛然的正义感，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观众的情感投射。

相比之下，《长安的荔枝》的成熟之处，在于拥有一个更完整、更具隐喻力量的文本结构。

主人公临危受命，被赐封为荔枝使，肩负着将岭南鲜荔枝以最短时间运抵长安的政治任务。

这本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差事，却也因此让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在倒计时中被强行卷入庙堂之高。

他奔走于实地调查与实验之间，周旋于官场之中，为一纸公文而四处奔告，最终却因同僚暗算而几近丧命。

昔日的好友在皇命当前不得不转身为敌，权力的逻辑迫使一切私人情感让位于利益计算。

观众得以一路见证他的成长，也因此，在片尾与右相那一场近乎于动作戏的对峙中，听到了久违的百姓之声。

影片虽借用了部分爽文逻辑，却没有沦为嘴炮胜利的道德神话。

它不像《毒舌大状》那样在最后一刻将对手一一感化，堕入一种伪宗教式的集体忏悔。

《长安的荔枝》的主人公依旧处于困境之中，他有才能却无背景，注定无法改变庙堂之高的运转逻辑，最终被流放岭南，身体被边缘化。

然而也正是在岭南这块朝廷控制力减弱的飞地中，他的精神获得了一方自由，恰如命运阴差阳错地安排，又似一种被动的智慧，背后隐含着某种关于命理的议题。

这种哲学意味，是与其对标的《年会不能停！

》所无法企及的。

片中对宗教也做出了罕见的讽刺与剖解。

和尚因房贷致富，编造合同，借机攫取不应得的利益；而当主人公的官职晋升，又立刻转身以“免贷”示好。

庙宇成为攀附权力的工具，神圣光环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

这让我联想到美国奴隶制时期，一名逃亡成功的奴隶所写作的《道格拉斯自述》中被刻画的奴隶主们。

他们虔信宗教，却对奴隶毫无怜悯，信仰与暴力并存，慈悲的口号成了统治的工具。

影片在这里点出了宗教与体制合谋下对个体精神最后一块自由之地的剥夺，刺得够深，收得也隐。

我很喜欢主人公观察地图时，对每一条路径的理性掌控。

路线的选择、距离的计算，每一个决策都与空间的重组相关。

在驿站逃役的情况下迅速切换线路，空间轨迹成为故事，身体的奔走成为情节的推动力。

这种空间感的调度，让观众在潜意识中与国家版图建立了情感连接，送荔枝的线性任务，在穿越种种自然险境的过程里，化作对祖国空间之大与河山之多的感慨。

影片中的权力关系，也借助摄影语言得到具体表达。

大量的倾斜构图与人物站位的高低之差，勾勒出了官场内的等级秩序。

强者不必守规矩，弱者却需在层层流程与人情之间挣扎求存。

这种不对等的制度氛围，让无数身处职场的观众感同身受。

能力与成功并非等号，取而代之的是捉摸不定的人际规则，永远不知道自己此刻站在何处，更看不清明天的方向，或者某天会因触犯了某人的利益而死得不明不白，只得在这场残酷的生存中，比起应要执行的任务本身，更要永不停息地思考如何不凸显自身的存在。

即便一切都完成了，荔枝如约送达，体力人力物力倾巢而出，只是为了满足权力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执念。

这种“草菅人命”的荒诞，才是《长安的荔枝》在当下所能喊出的最清醒的声音。

当然，我们不应期望一部电影能改变生活。

电影始终是无力的。

走出影院，观众还是得面对现实，继续琢磨下次要送领导什么礼，继续在复杂的制度中周旋。

偶尔唤起一点思考，让观众为这点思考而付费进电影院，已经是电影能够达到的最大的意义了。

整部电影的人物关系全部都莫名其妙，没有一个能解释通的，李善德的老婆每次都打他耳光，李善德还爱上了他老婆的耳光，这是要宣传什么？

李善德和苏谅更加莫名其妙了，啥都没经历，李善德甚至可以说背叛了苏谅，但是苏谅最后还来救他，这不是过于理想化了吗？

作为一部讽刺黑暗官场的剧，这不是很站不住脚吗？

李善德和侗族姑娘也是莫名其妙，小僮为什么突然就愿意帮他了？

比如说小僮在做实验的时候为什么会同意砍树？

作为一个养荔枝的人，怎么可能同意砍树？

我们养花都舍不得把花摘下来啊！

如果没有这些关键人物的帮忙，李善德如何做出转运荔枝的方案？

尤其是苏谅，这是男二的位置，却交代得这么不清不楚，不能用电影时长不够来带过吧？

如果电影时长不够就可以连最主要的配角都不用交代清楚，那电影好坏的底线在哪里呢？

整部电影人物关系莫名其妙，情节故意讨好，比如说打耳光，故意设置这样的情节来逗笑观众，还有一些其他的情节也是，想故意加一些搞笑的成分，结果不伦不类。

导演可能还想延续年会不能停那种搞笑+讽刺，结果这种严肃的古装剧和马伯庸那种严苛的细节控根本不适合，就像高考时穿旗袍的爸爸们一样又滑稽又不合时宜，既侮辱了旗袍又折损了男性的风采。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在小说《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接到“荔枝鲜”这个任务之后万念俱灰，整个人都是要死了的节奏。

他的两个朋友，韩十四劝他赶紧离婚，以保妻女；而理想主义者杜甫杜少陵则开导对方，并搬出了当年自己落魄并崛起的故事——

有道是车到山前自有路，你最好去岭南先看看再说，并用自己《前出塞》其二中的诗句激励对方。

以长安为中心，士兵出塞，是朝西北方向；荔枝转运，是往东南，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任务也完全不一样，但所承担的属性是差不多的，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征途。

李善德，就这样踏上了一条看不见硝烟但处处弥漫血雨腥风的“征途”。

文字，能赋予读者想象力的空间，去感受角色的心境；而影视作品，可以跟随着创作者的影像，从视觉上直观感受角色的状态。

想象力与视觉化，二者目标一致但达到率不同，就看你喜欢哪种了。

个人还是偏重于文字表达，但也并没有否认电影所带来的感受。

因为电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阅读了多遍原著的俺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可以说做到了还原了原著的精髓，且有着自我表达。

这篇文章应该不算纯影评，更像个观后感。

这个项目俺相对比较熟悉，一直想着写点东西，也就借看完电影后这个机会，抒发下情感吧。

故事性与蒙太奇的捏合《长安的荔枝》拍得比较合理，用一句比较过时且被我朋友吐槽过的话来形容，就是“完成度很高”。

从小说到电影，乃是非常典型的单线程+限时任务类故事。

开场阶段，面对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本片中这样的荔枝任务，荔枝是“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想要保鲜送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整个故事也是围绕这个绝对意义上的“送命题”才能展开。

如此做任务线，从前半段筹备、到开始打副本、堆叠新难题的故事模式，小弟给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夺宝模式”。

试想一下，那些神偷、侠盗类电影，包括《碟中谍》系列。

开场就设一个戒备森严、几乎无法拿到的目标，从而引发各路高手汇聚一堂，不正是这样嘛？

马伯庸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他肯定熟悉这类剧作构型，所以才写下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乃至《长安的荔枝》这类难题+限时任务类的故事。

这类故事，看过的朋友是有体感的，最忌讳的就是节奏慢，拖泥带水。

你都要掉脑袋了，还有功夫搞别的？

一定要拍出做任务的紧迫感、新副本出现，主角面对任务内容变化后所产生的心态更迭，一蹴而就，这才对。

所以，电影在还原小说的基础上，在节奏方面的把控是OK的，就是专注单一任务，从被迫接任务，到想方设法验算达成目标，随后操作过程中产生新的阻力，让任务和主角内心都产生了变化……

不过《长安的荔枝》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也跟原著有关——荔枝转运，达成期限是四个月，横跨大江南北，物理意义上的“漫长限时任务”。

电影也没有陷入那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假揪心”模式。

有俩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李善德的人设。

很多表现绝境任务的电影要么角色的苦大仇深要么呈现其洒脱的一面，极大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如何渡难关的种种态度。

但李善德这个人，老实巴交且沉得住气，通俗点说就是“不懂变通”。

用杨国忠的话形容，“难怪在九品蹉跎了二十多年”。

苏谅为了通行符牒给李善德开价，在对方报价基础上加了三成，一共一千贯，可李善德非说“加三成，是九百九十六贯”，这个人到头来也是个996。

如此个性，开场就表示豁出去了，横竖都是死，只因自己的妻女，在舍不得离婚的情况下，为了她们能活，自己也要“向死而生”。

一边努力对抗各种问题，一边还能喋喋不休地自嘲，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个性，真的可以把死局搅和成出活路，也为随后的故事埋下伏笔。

★其二朝堂与民间的对比。

长安与岭南，上林署监事与荔枝使，从色调到角色状态乃至氛围渲染对照都非常明显。

是为了让故事没有进入到求生栏目的设定，同时在在“任务”环节，迂回性也很大——从朝堂上的处处碰壁，到民间处处碰（有目的）贵人相助；从同事们对他漠不关心，到朋友们给了他充裕的物资支持；当万念俱灰时苏谅出现，让李善德重燃希望；当荔枝转运初见成功时，岭南和长安庙堂又处处使拌……两种场景不同境遇的对比，将本片带离单一的数学任务活动，从而引入“人间”的气息，这就是鲜活的人间百态，造成大量的戏剧效果，并点缀些许喜剧元素。

电影的故事平铺直述，但段落之间和两种人生之间的呼应显得比较可观。

而主角在做任务时，编剧不但给角色的任务设定了大量阻力，且在“闯关”过程中，角色也经历了绝望、躺平、希望、再度绝望、重燃希望、最后失望的多种情绪反复，让角色和故事尽量饱满。

电影叙事并不复杂，把原著不长的故事尽量还原，拍得干净利落，荔枝任务做实验的蒙太奇视觉，李善德逃避追杀的场景，故事性和蒙太奇艺术下所表现出来的故事张力，能让原本的叙事变得跌宕。

直到结尾那一刻，仅剩下“区区一骑、一坛”的荔枝使，在长安城空旷的主干道上飞驰，身后的红色木棉花浪漫飘舞，所谓“一骑红尘”。

一个从九品小吏这一刻就像独闯江湖的菜鸟，经历短短4个月的历练，须发皆白，已然成长为一个闯过龙潭虎穴的大侠。

电影最后阶段的情感很饱满，因为之前为角色赋予情绪上的累加逐步递进，到最后集中爆发。

荔枝转运，最终还让主角真正的“转运”。

饱满的情绪和视觉层面的效果，以及最终电影呈现出来的现实关怀主题，完成感官与感受上的共情效果。

一事功成万头秃《长安的荔枝》本质上是一部惊心动魄、饱含意味的“唐代职场社畜幸存者指南”，用略显现代的视角呈现“大唐快递小哥生鲜配送”的难题。

从小说到电影，俺个人的感受，也是跟很多观众一致，就是能在李善德这个唐代牛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算计和算账之间选择算命，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香……

而电影俺感受要更强烈一些的，这是个人原因。

作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当初俺还真接触过，就是俺上一家公司的项目。

时间是在2022年末，电影项目要首次官宣，那时候俞敏洪和董宇辉还没有分家，作者马伯庸在做客直播间推荐小说的时候，亲自说出《长安的荔枝》要拍电影版，顺势曝光由黄海设计的首款概念海报。

而我们都在忙另一个即将公映的电影，甲方让我们“顺手”把这个也做了。

但大家都没时间（那个片子进入映前倒计时了，公司上下忙得要死），就把这个差事扔给我了……为什么给我？

可能上司看我闲（不顺眼）呗。

我两眼一抹黑，一没看过小说，二不太清楚这种直播策划该怎么弄，以前没接触过。

麻蛋第二天就要直播了，我这啥也没有不说，前后就我一个光杆司令！

先买小说看？

这倒不用，人家甲方爸爸从直播要卖的书中给我抽了一本，还不错，利用“职务之便”得了本亲王的亲签原著。

随即连夜读小说+搞直播策划，所幸原著不长，而看小说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跟这个李善德简直太像了，真是莫名其妙一个急活儿就扣我头上了。

那天我折腾一通宵+第二天忙直播等后续工作。

我比李善德幸运一些，活动完成的比较顺利，就是累点，该片的首个新闻稿也是我写的。

算了一下，从接到任务到彻底完成，我差不多30+小时没合眼。

从那时候开始，《长安的荔枝》就成为我们公司的常驻项目。

这是比较漫长的项目蛰伏期，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完，更别说主创选择了，还没影的事儿。

但时不时会来点任务，比如开个会制定下一步计划、剧本初稿有了之后一起研究完善、导演演员到位后如何官宣之类的，都是超级前期的任务，但需要有个大活人对接。

所以，还是只有我一个人。

可惜我没有等到最后“荔枝”成熟的那一刻，其实连果实都没接出来，我就离开了，因为我们整个部门，被这个不争气的电影市场优化了，也就没得做喽。

而我跟做荔枝任务的李善德还不一样，因为俺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的，我很喜欢这本小说。

可惜有个李善德般的开场，最后任务失败，没能走到最后。

《长安的荔枝》电影公映，我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看。

我对这个故事实在太熟悉了，当年伏案做策划案的时候，原著被我看了无数遍，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电影最后所呈现的效果，个人满意。

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影，我每一次都会把自己代入。

马伯庸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是上过班的。

导演大鹏成功之前，也是在搜狐当过编辑的。

这些“班味”也让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把控很有经验。

其实不仅仅是古代帝王将相，当代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处理。

我们曾经为了大老板下班后在群里的一句问话，加班开了一晚上会想对策，琢磨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应对方式，结果老板最后来了一句，不好意思发错群，撤不回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事功成，也是万头皆秃。

那些伏案写作、头脑风暴、执行活动的日子，光是模拟想象一下，头发都会一把一把地掉。

别说当年了，现在也是，除非你不上班，但那是不行的。

俺的出发点跟李善德差不多，都是背着房贷的人，但我可赶不上人家待遇，没人给我免房贷，也没人给我“九百九十六贯”的福报，只有“九九六”（给我办贷款那小子，比金广发还胖呢）。

这样的代入感，使得包括我也时不时会再次以李善德的视角看问题。

都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从岭南转运到长安，这里面都有谁高兴？

★杨贵妃肯定happy，并不是因为她吃到了荔枝，而是由于珠圆玉润的荔枝摆在面前，说明自己深受圣人宠爱；★圣人自然也高兴，让宠妃开心不说，更能证明自己弹指之间，就有人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是当权者的自得。

★杨国忠也是，“总计花费三万一千零二十贯，尚有两万五千七百贯结余”，这些钱或许没有都进了自己腰包，但在他的安排下，没有动用国库一分钱，还帮自己老板赚了一笔，于公于私，自己右相的地位又巩固了。

反正，上位者都满足了，有多少人在中途丧命，又有多少百姓遭遇无妄之灾？

他们不在乎，高兴就行。

但他们没有笑到最后，《长安的荔枝》的结局，真正“笑到最后”的是李善德。

他躲过了安史之乱，还把本该进贡的荔枝吃了不少，还有他的家人，"妃子笑"不如让妻子和女儿笑。

这个颇具讽刺味道的收尾，其实带点歌颂劳动者的感觉。

让本分工作、坚持到最后的那个人，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所以这个颇具荒诞、讽刺意味的故事，却有着一个积极且理想化的收尾。

李善德最后颇有深藏功与名的告老还乡意味。

放在现实写照下，就是躺平了、回老家种地了、远离喧嚣不再为别人打工了，而是为自己而活。

然而这种心境对于当代很多在北上广打拼的人来说，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放弃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那可是要下很大很大决心的。

所以才让李善德因一篮绿李，免去了被杀头之罪，流放岭南，这个“离开”不是让主角大彻大悟之后主动离去，而是一个被动行为。

从小说到电影，都沿用这个设定，乃是妙招，避免了鸡汤式的引导。

但为什么最后李善德为什么又哭了呢？

一方面是家国情怀使然，另一方面他真的不甘心——怒那些“取之于民，用之于上”的人，他们活该；也恨自己奋斗大半生，也没能“用之于民”阻止悲剧的发生。

俺当年利用职务之便得的那本亲签小说，离开的时候被我留在了工位上，我可不想“贪赃上林署公廨本钱三十贯”而被流放出去。

还要继续留在这个领域奋斗啊。

电影后半段，主角重心从“如何完成任务”，过渡到了“完成任务之后该怎么办”。

有时候我也在琢磨，与其浑浑噩噩困死在繁重的工作里，不妨静下来想想：到底什么，才是自己这一世最想追求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彩蛋，几处改编《长安的荔枝》对比原著，整体还原，有一些改动，比如下调了李善德的年龄（原著52岁），大幅下调了苏谅的岁数（原著是个老头）、把韩十四和杜甫简化成了一个人——张若昀饰演的杜少陵……对于一部暑期档面向大众、2个小时的电影，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真正我比较喜欢的改动，大致有几处：★逃驿事件——李善德第一次路过黄草驿，他和驿站的百姓有过互动，后者言谈中已经有所提及生活艰难，第二次途径黄草驿就发生了逃驿事件，电影增添了前面一处互动，让徭役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更加鲜明。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原著二位是彻底撕了，苏谅最后直接跑路了（后来李善德还给人家写信，但找不着人）；电影里苏谅唯一一艘船来接李善德那一幕真的很棒，萍水相逢而能逆水行舟，雪中送炭的畅快感，如此友情设定，也是没谁了。

★删除了大人物——就是“冯元一”（高力士），原著中所有事件起因和转折，都因他而起。

这是马伯庸小说常见的设定，他比较喜欢设计一个隐藏在背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掌控一切的大人物，比如《长安十二时辰》贺监的养子，《风起陇西》里的诸葛亮，以及《长安的荔枝》中的冯元一。

文字呈现的这种幕后线，电影其实不太好表达，否则会比较刻意。

所以电影取消了这个角色，直接变成了杨国忠与鱼朝恩争权夺势，也让在沿途阻挠李善德的势力变成了鱼朝恩，顺便让林邑奴倒在了距离长安一步之遥的地方。

倒是那只大老虎，电影设定让李善德去岭南时就去遇上了，我以为后面还要call back一下，但由于林邑奴结局的改动，大老虎也没出现了。

★一骑红尘——这就好理解了，把最后独闯长安的“一骑”换做了李善德本人，情绪更加饱满。

PS，在当年做项目的时候，特别流行16型人格测试，我自己测过好几次，都是INTJ建筑师（确切说是INTJ-A）。

我觉得李善德大概率也是这个人格属性，“不懂官场之术，不谙修辞之道”，所以代入感很强。

大鹏这次进步了，但是不是有一个优秀文本的支持呢？

以往作品的主题都是聚焦小人物圆梦的故事，说不好听是屌丝逆袭，说好听是小人物奋斗史。

但多少都带了一些理想主义的影子，给人一种光有口号，只打鸡血的悬浮感。

悲情有但很有限，现实有但真不多。

所以情绪铺的很满，但都是不切实际不合逻辑的强行剧作。

这次荔枝却是彻头彻尾的悲喜剧，甚至悲情更甚，现实更深，情绪更透彻。

这一次小人物没有主角光环的加持，没有理想主义的高歌。

只有在强者政治下的挣扎和不堪。

换句话说，以往他的作品，很多人帮屌丝，靠人事，这一次李善德只能自己帮自己，靠天命。

大鹏的电影我一直不太喜欢的原因就是它太土，所谓的土是塑料感的类型片，土味低级硬煽，更直白的表达，更大众化的浅显。

叙事的连贯被打乱，加入太多的情感输出，导致情绪的转折生硬，太多鸡血。

是很燃，很感动，但太假太空太做作。

这都是他作品的缺点。

但这一次大鹏确实弥补了这些缺点，悲喜的转折巧妙自然，叙事的逻辑通畅无比，情绪有了惯性。

整体观感很舒服，全程都在为李善德这个小人物的处境而担忧，但又拒绝过分卖惨，将更多笔触聚焦在官场现形记和强权大人物的剥削。

但可惜是电影根本没有野心去批判整个朝廷体制的腐败，只是把过错归咎在奸相一人身上。

总之，大鹏擅长的小人物的书写，是建立在一个优秀文本的基础之上。

在情绪和叙事之间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有笑有泪，悲喜交加，在商业类型片的探索中更成熟了。

光听名字就知道这部电影要说啥，所以怎么讲好故事就很考验剧本了。

大鹏演农业部下属管后勤二级局的李副科长，先奠定基调：业务能力好情商低的人在职场啥也不是。

然后用一堆摸鱼、画饼、房贷、踢皮球的梗活跃一下气氛，这都是大鹏雷打不动的惯用套路。

这部电影后续要演好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见微知著，通过小故事小人物串起来调动观众情绪，他现在很喜欢通过巨大的反差来玩：前面轻松写意，后续悲惨绝望。

我听到现场观众反馈最满意的片段就是林邑奴跑马拉松和救主赴死。

李善德的人设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苍生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开绝学,为万盛开太平。

但是一个啥也不是的小公务员，不管在片中还是在现实中谈这些，大家都只能感受到喜感。

表面上好像在说：克己奉公、勤奋努力就能做好工作，其实表达的是干什么都得有贵人相助、处理好人际关系才是第一位。

可惜这部分的情节交代很粗糙：苏谅尚且还能解释为投资利用，而阿僮莫名其妙对他好，就因为他笨拙的做一点农活？

嘴上说最烦谈生意，显得好像是不为名利、就为真情实意，可真相是越是底层人越精于算计，因为底层的生存空间更有限，不这样做很难活下去。

反而是富甲不在意这些，因为他们知道风险和收益的关系，亏了也不影响生活，你看苏谅即便被罚的倾家荡产，后来不还是去波斯做生意做得比他哥还成功。

每个人都只会坐在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与自己利益冲突，那就要使绊子出阴招，最后啥也办不成。

所以老乡杜少陵说得对：与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你只有替别人着想，别人才会替你分忧。

送荔枝是敕令，它是苦差还是肥差就看你怎么理解，它可以是一次性的运动，也可能成为长效机制，里头的操作空间极大，赚钱还是砍头都有可能。

赔钱的买卖没人做，砍头的生意多的是人做。

你李善德业务是好，但别人凭什么要帮你？

做好了是你的功劳，搞砸了经手的部门都要追责，所以要把别人的功劳记上。

可即便是这样也是困难重重，直到他拿到了右相令牌，享受到了权力的快感，也感受到了效率，那这时候的李善德有没有想过：我是不是应该善加利用这权力，为苍生立心，为生民立命？

或者反过来想想：这工作幸好是让我来做，换了别人，那能是五万贯打得住的吗？

我是不是有这个使命去继续握住这份权力不落贼人之手尽我所能帮助那些苦难老百姓？

在现实中，砍树时，李善德是听不到哭声的。

他这时候要考虑全盘工作，特别是后勤补给和物流，不可能站在那儿当监工，更别提京城的大爷们。

所以他去责问杨国忠，是非常抽象的行为艺术，充满喜剧效果，杨国忠更是不可能被他两句话气到拿着金刚杵砸他，多跌份哪！

杨国忠从佛的眼里看坊间，暗示他在这里就是代表真理——我一个至高真理、一个制定游戏规则者，你九品监事连见我都不配，配让我揍吗？

李善德这种精打细算一辈子的人，我不信他不知道忤逆权力的后果，也不会不知道权力的作用，你上个月还四处碰壁转头就能号令百官、你老婆孩子前两天还跪在城门口等着砍头呢！

“如果你觉得朝廷不好，就去考编做官”，不是吗？

至于贵妃吃没吃荔枝，根本就不重要。

马伯庸小说的套路都是借古讽今，最后落一句是朝廷腐败就过去了，其实真正要哭的可不是被流放的李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