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照耀青春里

趁着刚从电影院出来还不到二十分钟，抓紧写一下这部电影的影评。

从大的框架来说，很难提出明显瑕疵：无论画面也好音乐也好色彩也好都令人很舒服，当然有那么一个场景会让你不小心吓一下，但除此外都很好，而且画面比例16:9，可以说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当壁纸，冷暖色调的使用加胶片质感，美极了。

接下来，要说说这部电影的核心是什么，需要讨论的是什么。

那么我想拿两部电影作为对比：一部是去年上映的《宇宙探索编辑部》，另一部是前年上映的《好像没那么热血沸腾》。

在这之前，根据这部电影的两个预告片，特别是肖央电话里工作人员的那句：“请问您是病人还是医护人员呢”，给我感觉这是一部偏文艺的类型片吧，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宇宙探索编辑部》，所以在看之前，我是抱着看一部文艺类型片的期望来观看的，但看完四分之一左右，给我感觉完全不是这样，因为青春里要比编辑部来的更容易懂，更没那么令人困惑。

青春里故事的前期会觉得：大为要证明自己没病并维权，那这部分的剧情是很清晰明了的，而且并没有多少令人困惑的画面，甚至当我认为这大概率就是一部逃出精神院并干倒邪恶资本家的公式化电影的时候，中期会给你一个比较大的翻转。

那就是：大为有病。

自这部分开始，影片着重描述精神病患者的生活和治疗，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联想到热血沸腾那部电影了。

先说下自己对这部电影主题的理解：关注精神患者，注意精神健康。

这部分跟热血沸腾关注智障人士的主题有些相似。

但不一样的地方是：青春里的叙事方式没热血沸腾那么沸腾，青春里的观感会自然许多，这可能跟两部影片的色调有关：热血沸腾比较暖，而青春里比较冷，当然还有其他，但不赘述。

那青春里这种行云流水的叙事方式会让我忘记时间，甚至觉得再多个十五分钟也好。

说到这里，那就要说说这部电影我感觉的一个问题：结尾太仓促。

感觉结尾就纯粹为13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服务的，之前一直申诉上诉不得，就是因为这部法典没有颁布，然后这法典一出来，速度提升五倍，大为证明自己，法院申诉并拿到补偿，两分钟内解决战斗。

而大为离开，见到爱人到结束，不超过三分钟。

这，只能说也太干净利索了，我还想看看春春和大为纯纯的恋爱呢。

但从最后来看，好像是为了精神卫生法这盘醋包了一顿饺子。

最后说下导演曾海若吧，其实电影没结束就掏出手机想看看能拍出这种节奏的导演是何许人：知名纪录片导演。

纪录片，那我的印象是最好没有高潮，或者一直是高潮，这片子很符合这点。

最后，影片各部分评分如下：音乐8，画面9，构图9，剧情7，困惑感3（给人感觉没那么困惑），感觉结尾太速度了，再延长个15分钟讲讲春春大为的爱情故事可好？

肖央主演新片《阳光照耀青春里》（简称《青春里》）精准对标尼克尔森那部经典的《飞越疯人院》。

由此还可以扩展到《猜火车》《肖申克的救赎》甚至《素食者》等前作。

都是借由“疯人院”的设定，来探讨“疯癫”与“正常”的合理边界，在此哲学内核之上，《青春里》还添加了理想主义、职场困境、生存压力、情感慰藉、体制叛逃等丰富元素，移植故事背景的同时，自然也混融了迂回柔韧的传统智慧，以及温和光明的解决路径。

有饶晓志从《你好疯子》《无名之辈》练就的荒谬颠覆，导演曾海若从过往纪录片中携带的人文关怀，叠加春夏、蒋奇明、陈明昊、王迅、黄晓明等实力演员的支撑，让《青春里》的深刻故事呈现出丰沛热烈的色彩。

A. 疯癫世界从《飞越疯人院》到《青春里》，一脉相承地完成福柯有关“癫狂”命题的视觉转译：所谓疯癫，不过是权力规训失效时的应激反应。

观众当然明白主流的分界，认识物质世界，理解基本礼仪，概念、需求和目标符合大众的预期，否则便是“非正常人”的定义。

片中何立为（肖央饰）有臆想出来的同伴骆驼（《美丽心灵》），林春春（春夏饰）把自己幻想成一棵树（《素食者》），李大宇（蒋奇明饰）永远停留在高考的阶段。

其他还有保持爬行、迷恋帽子，幻想自己是公主，诸如此类的认知障碍，看上去都成为“疯癫”的样本，被封闭在片中环形建筑内，承受着洪主任（陈明昊饰）及病头的欺凌。

片中多次出现了夸张或浪漫的奇幻场景，如同《解密》中对密码专家内心的呈现，那些神秘丛林、青葱草坪、可爱小矮人（《查理巧克力工厂》），或是废弃房舍，都像是病患们的内心投射。

何立为与观众一起，旁观着眼前这夸张、戏谑又荒谬的封闭群落，试图逃离又无计可施。

因为除了臆想出的“骆驼”，他拥有与常人无异的认知及心智，甚至还有程序员独有的专业技能。

而他的入院，也被展现成与上司对抗、戳破商业谎言，从而“被疯癫”而抓捕入院。

被扭曲的正常事实增强了荒谬的氛围，因为随着何立为与病人们的真实接触与了解，内心中有关疯癫和正常的分界越发模糊起来。

上司正常吗？

他毫不犹豫地拥抱资本，丢弃原创情怀和职业操守；洪主任正常吗？

他掩饰多年前的病态，转身踏入了小卖部英姐的房间；哥哥（王迅饰）正常吗？

可以为了利益背刺亲弟弟，为了一套老房子全然不顾手足情谊。

还有一堆同事、律师，和光同尘的众人，义愤填膺的骆驼，他们正常吗？

为何又从不同的侧面透出病态的样子？

而身边的这些病患，他们真诚、纯挚，纵然对世界有不同认知，却总能真心体察到世界的本质规律。

何立为决定叛逃，从这个疯狂荒谬的世界中逃离，为自己，也为身边的病友，然后他和《飞越疯人院》的尼克尔森一样，立即触及到体制的坚硬边界。

B. 体制叛逃有关体制的隐喻，最精准的表达莫过于《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台词。

“高墙很有趣。

刚入狱时，你痛恨它们；接着你适应了它们；时间久了，你开始离不开它们。

这就是体制化。

”"These walls are funny. 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s, you 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 That's institutionalized."《青春里》中，春春多次以伸出砖墙的树干为隐喻载体，告诫何立为“你想逃，要挨刀”。

影片开头的职场，正是体制化的表面呈现。

追逐热点、抄袭成风，没人关注原创和深度，资本裹挟着从业者盲目冲撞，还有急功近利的上司与麻木从众的同仁。

何立为被困其中，难以自拔；才华无从施展，情怀无法挥洒，仿佛跌落深井，徒劳地开启困兽之斗。

直到在推介会上一番疯狂输出，将自己成功推进“非正常人”的群组。

第二层体制化，是有关家庭的情节。

哥嫂与小侄女艰难生存，老父亲的房子成为他们觊觎的资产；而何立为的存在，正是他们完全拥有房产的唯一障碍。

为了获得房产，哥哥不惜与资本交易，将弟弟送进病院。

这样统称为“人情世故”的异化，难道不是另一个层面的体制化？

更深刻的一层自然是无形的社会观念。

何立为借由工人伪装逃出病院，然而他真的逃出了吗？

进入社会的精神病患，同样承受着来自众人的歧视和排挤，所谓“主流”的从众观念，形成缥缈无形却又难以挣脱的体制，除了小侄女和春春理解，其他人都围困着何立为。

就像围困着洪主任的愤怒众人，无形之中成为“暴力”的帮凶，这也正是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

当然，出现在国内银幕上的何立为，不至于像尼克尔森那样带领着众人暴力反抗，拿浴缸砸碎围墙；或是像安迪那样花几十年掏挖出潜逃的地道。

除了乔装逃跑，何立为还实现了非常契合程序员身份的温暖救赎。

他主动申请成为义务网管，偷运电脑配件回病院，组织病友成为游戏战队，通过代练和刷装备挣钱，为大家构建起体面且可行的收入来源。

何立为积极乐观，勇敢行动，他就是伸向墙外的树枝，即便多次被提醒有被修剪的风险，最终整棵树也被整棵砍掉。

但是何立为坚信“种子早就落在了外面”，他乐观地表达“不能因为花会凋谢，就不敢让她开放”，并将墙外的树苗再次带回院内，从始至终保持着坚守理想主义的孤勇者的尊严与壮烈。

C. 命运抗争如果以上的叙事都像是暗黑夜空的背景，那么直面命运、全力抗争，便是《青春里》中人性光辉绽放的花火。

影片呈现的苦难、困境和矛盾都已经交代完毕。

然后呢？

该听天由命，顺应接纳，彻底躺平吗？

出院后的方宁除了一口川普没有变化，原生家庭的贫苦阴影如影随形，让他成为了无可归依的流浪者；面色冷淡的洪主任也试过回归社会，试过接纳爱情，最终却带着遍体鳞伤回归病院，再不敢做任何尝试。

何立为决定做第三种尝试。

在职场便特立独行的他，拒绝听从李大宇絮叨念出的病院规则，成为一位积极行动、聪明迂回的抗争者。

他不相信命运被注定，不相信一切窠臼彻底固化，他就要从这荒谬暗沉的病院中，挖掘出可供呼吸的出口。

独自伪装潜逃，引领众人狂欢，坚持法理维权，还接纳春春的体谅理解，成为惺惺相惜的知音。

组队刷装备的欣喜，中秋之夜的狂欢，都是通过抗争从命运那里换回的嘉奖。

最动人的一幕，莫过于他与春春站在废弃房舍中，望见被万家灯火点亮的璀璨夜空。

命运的前路被点亮，体制并不是坚不可摧。

荒谬的场景可以改写，个人的处境更是必须被改变。

如同《我不是药神》《第二十条》以虚构情节照进现实法理，《青春里》也呈现了我国《精神卫生法》的颁布过程。

即便有被定义的“疯癫”，但我们每位个体，也都有不被驯服、不被同化的权利，积极坚定，心怀希望，便总能看见明天正常升起的太阳。

真的假的？

好的坏的？

所有的故事也许都会从这样的设问开始。

质疑真假，是因为我们渴望这个故事曾经存在过；分辨好坏，是我们想知道是在故事的哪一边。

一、这也是辅助治疗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这部法律的存在。

我都不知道患者住院有自愿权。

而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没有这样的法律，一个人在精神病院里生活14年2个月3天。

逝者如斯夫。

我们总是对问题束手无策，却对提出问题的人千方百计。

把那些人圈养起来，让他们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当镜头推近了他们，当我们知道那些问题始终还是在发酵，在加剧，我们甚至不能再次暴力拆迁，我们甚至无法回避他们的确存在。

也许这不过是一种辅助治疗，但看见他们，治疗至少也许会真正开始。

他们需要被看见，否则他们中间就会出现我们。

他们需要被看见，否则他们甚至都得不到辅助治疗。

正因为《精神卫生法》的颁布，精神病人终于可以被重新赋予之前粗暴剥夺的各种权利。

包括其中最为重要的权利：他们申诉权利的权利。

当肖央扮演的何立为重新被认定：拥有行为能力。

这个瞬间不仅仅属于银幕上的这个角色，这个自由与权利更属于那些淹没在2010-2018年之间“被关进精神病院但无法证明自己没病”的无名者。

他们的困境不仅仅是无处可逃，他们的绝望更源于他们连保护自己都举步维艰。

而这种绝境、困境真的只有他们才会遇见吗？

这种被看见，被主张的自由只有他们才需要吗？

幸好，这样的改变，不仅仅发生在电影里。

二、那么拥抱呢

这个故事是说在一个人活在地狱里。

他逃出来，不过就是从一个地狱回到了另外一个地狱。

他的世界是没有光的，因为没有缺口。

我们近乎看着他到处投诉，到处抗争，到处奋斗，我们可以从这个“到处”就判断这一切是徒然无功的，否则出问题的就是“到处”。

也许这种折磨连宿命都于心不忍，于是出现了“她”。

“她”代表着美，就像美的充要条件就是美应该是不存在的。

当她温柔地看着他：我的灰尘扫得越大。

说明我越喜欢你。

我对你的喜欢，无法计算我甚至理解了为什么这个世界始终是存在灰尘的，因为那些灰尘都是她对他的喜欢，无量计。

就因为这个世界太苦了，她出现了。

她那么美，以至于可以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苦。

这个世界太苦了。

否则怎么会出现那么美的她。

“拉个手，就能毁掉整个医院吗？

那要是拥抱呢？

”那一刻，我们才知道每个人都渴望拥抱；那一刻，我们会惊恐拥抱的力量真的能摧毁世界。

拥抱吧，这么美的她，医院毁灭，世界毁灭，一切都毁灭都值得去拥抱。

这个世界需要拥抱，否则这个世界和毁灭又有什么区别。

三、什么是正常人

“你们的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什么是正常人，没有标准”中秋这个词挺温暖的。

一群被定义为不正常的人聚在一起，他们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他们拥有了一样的时间。

他们都被驱逐到了世界的尽头，他们自己都忘记外面的世界其实也不是一定不能回去。

他们都忘记了树，是可以把墙捅破的。

他们于是从奄奄一息活到哈哈大笑，他们都在和他一起战斗。

他们高兴地送他回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只是会轻轻哭泣：记得有空回来看看我们。

因为，他知道他们是正常的。

也许，这个世界会和他握手；也许这个世界里，他和她会劫后重逢。

因为这个世界终究是正常的，正常的，这个世界毕竟会心软。

所以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这样美好的人是正常的；所以这些人是多么美好，因为他们相信太阳，也相信月亮。

说起来，我会去看本片，还要感谢老婆因为喜欢肖央的片子。

因为涉及到精神障碍患者的片子，我通常都看了简介和预告就会本能的避开——这倒不是说我对此类病患有什么歧视心理，实在是因为工作缘故（以前是交警，现在在法院工作），让我对患有精神类疾病的人多少有一点儿PTSD。

而且在片子的一开头，我就通过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发现了片中一个很不合理的设定：哪怕是故事发生的那个《精神卫生法》还没颁布的年代，一家公司也不可能一个电话就把人扔进精神康复院，连直系亲属都救不出来。

再加上片中男主角何立为不经意间表现的偏执，所以猜想这部电影应该表面是一部《飞越疯人院》，实际却是类似《禁闭岛》的故事！

我正得意洋洋的想和老婆炫耀一番自己的睿智时，才发现故事好像只进行了一半。

主线慢慢展开：男主人公患有精神障碍是真的，但他被前公司侵权窃取了创意这事儿也完全是千真万确。

何立为要以一个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身份一边维护自己的权益，一边与看上去愈发严重的幻觉作斗争。

当我意识到影片的主线是这个的时候，心里还挺吃惊一下的。

就如我所说，作为一名从事民商事审判的法院工作人员。

遇到何立为那样身患精神类疾病的同时，又遭遇自己公司霸凌、侵权的事情并不是太罕见的情况。

但现实比电影更残酷的是，虽然没人把他们送进精神康复院，可他们想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遇到的困难一点儿不比片中的何立为少，这包括但不限于：因为自己的偏执拒绝请律师导致抓不住胜诉的关键点、自己亲人并不理解，以为这只是在发病、陈述事实时加入了明显不真实的臆想、甚至因为个别病理原因把法院一方也当作敌人……

比如就在几个月前，我在工作中接触了一位女士就是这种。

其实交流起来并没啥异常，但是对于案子说到激动之处就发出一种明显不着调的脑洞。

但好在案件本身事实清楚，她毫无悬念的胜诉了，本来她只需等几天到判决生效后，拿着文书就可以通过执行拿到钱了。

结果因为邮递员送裁判文书时误敲了对门家的门，让她在头脑中脑补出了一个神秘组织针对她个人的惊天阴谋，且认为我就是这个阴谋中的一环。

在那之后，她完全放弃了案子本身的下一步推进，开始去各种地方投诉加举报我和那些我根本不知道是谁的“同伙”。

同事说：她这个人呢，遭受了一系列侵权伤害是真的，但在那之后生了病也不是假的，她自己独居没人管，又不愿接受治疗，真的没有办法了。

至于我受到的骚扰自然不必担心，要不了多久我就被忘了……电影里对何立为从“失权”到“维权”的刻画也相当真实，漫长的14年，他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鬓角发白的中年，从不承认自己患病到接受另一个人格也是自己的一部分，这14年他像影片中那棵长着长着把高墙推倒的大树一样，沉默无声的对抗着自己的命运，最终得益于《精神卫生法》的颁布获得了自己应有的权益。

法律进步的背后是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和家庭，感谢导演通过何立为的视角记录下这个过程，这是一部充满话题性的电影，相信每个人看完都会有各自的思索。

PS：最后说一个影片中除了我可能没人关注的小细节，作为重度游戏玩家的我，很认真的听了主角何立为和曹经理对于《丢手绢》创意爆发的激烈观念。

因为在影片发生的千禧年前后，围绕着网络游戏这一全新概念，该怎么制作游戏，产生过无数路线之争。

其中一个巨大的争论就是网络游戏究竟是像曹经理说的那样，该给玩家们提供足够多的引导；还是像何立为说的那样，网游只需要让玩家之间产生连接即可，玩家之间自然会产生足够多的故事，让大家产生足够多的动力继续下去？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游戏公司到玩家，何立为这派看法的人是压倒性的多数，可问题是，秉持这一观点的游戏哪怕开局很成功，也都活不长。

直到《魔兽世界》出现，人们才意识到原来曹经理说的才是对的……

《阳光照耀青春里》（后文简称《青春里》），英文名“the way out”。

直译是“出路”，也能翻译成“逃生之路”。

被确诊为精神障碍的何立为，已经逃无可逃。

在片中，何立为从精神康复院偷跑回家，哥哥容不下他，街坊邻居视他为不安全因素，赶他走。

很显然，何立为已经被熟人社会除名了，只有他想逃离的康复院青春里才欢迎他。

在重回青春里之前，何立为遇见了主动打招呼的小侄女小树。

起初，小树的小伙伴们阻止她靠近何立为。

小侄女挣脱了小伙伴们的阻拦，主动跑到何立为身边，告诉何立为：“她们都觉得你很酷，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

“不一样”是双关语，在大多数眼中，何立为是精神障碍患者，而在小侄女眼中，何立为是卓尔不群。

荒唐的是，不一样的何立为，明明是天才程序员，他本可以为公司创造更大的财富，然而他却被公司开除，成为青春里的病患。

一、不一样的何立为何立为与公司的其他员工不一样。

影片开头，同事按时下班，何立为一直在写代码，墙壁钟表的特写镜头显示他忙到23点15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年，小组成员离开他，公司已经三个月没有给何立为发工资了。

中式职场智慧有云，先跟对人，再做对事。

何立为很不一样，尽管领导曹经理不看好他，他始终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

领导的要求是，不管是盗版侵权还是抄袭，只要能成功融资，这就是好产品。

而何立为对自己的要求是，坚持做原创，坚决对盗版侵权抄袭说不。

两者代表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领导遵循的是工具理性（马克斯·韦伯语），简单概括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何立为遵循的是价值理性，简单概括则是为守信念不计后果。

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推动了效率和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导致道德或人文价值的淡化。

价值观的不同，注定了何立为被公司除名的悲剧。

1999年，在大闹融资会议后，何立为变成青春里的一员。

在青春里，有一群像何立为一样被主流社会定义为“不一样”的人。

影片通过青春里提出一个问题，不一样就代表不正常，一样就代表正常吗？

恐怕，并非如此。

在青春里，何立为是唯一一个戴手表的人，一则这是他母亲的遗物，二则何立为想要通过手表获得时间自主权，是他想要离开青春里，像以前一样工作生活的内心象征。

在强调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代社会，手表本是时间管理的工具。

手表也像是一种被异化的时间符号，它隐喻社会规则对个体的压迫。

何立为想要恢复的正常生活，就真的正常吗？

影片中，家庭是何立为睡觉的地方，公司是何立为干活的场所。

何立为把自己活成两点一线的牛马，这样的生活，正常吗？

何立为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是正常人，然而，谁是正常标准的制定者呢？

是青春里代表的康复院？

还是黄晓明饰演的专家？

有趣的是，专家似乎也无法给正常人下定义。

这也符合米歇尔·福柯对疯癫（18世纪后被视为精神障碍）的认知。

福柯认为，疯癫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疾病”，而是一种历史性的构建。

在《疯癫与文明》的结尾，福柯如此写道。

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充满斗争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据像尼采、凡·高、阿尔托这样的人的作品大量涌现这一事实来评估自身的。

而世界本身的任何东西，尤其是它对疯癫的认识，不能使世界确信它可以用这类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福柯要质疑的是，如果心理学要评估疯癫、判定它是否合理，它必须先回答自身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心理学本身的理性是如何建立的？

它凭什么自认为是衡量疯癫的标准？

此外，不同时代对于疯癫的认知也不一样。

在中世纪，疯癫可能被视为某种宗教启示或超自然现象，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可能是艺术灵感的源泉，而到了18世纪后，疯癫则成为医学要诊断和治疗的“精神疾病”。

可见，疯癫的“真理”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变化的。

我们在影片中也能看到时代变化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影响。

2011年，《精神卫生法草案》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享有的受教育劳动医疗隐私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二、青春里的众生相在青春里，大家叫春春“公主”。

春春告诉何立为，她可以帮何立为逃跑，具体方法是用易拉罐的拉环，划伤春春满是伤痕的胳膊。

何立为震惊，春春却觉得绝妙。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春春认为自己是一棵树，她是用树的逻辑来思考的。

园丁有一种刺激果树多结果的方法，就是在树皮上划浅浅的口子。

对树来说，轻微划伤是可以刺激树木生长反应的。

春春知道划伤自己，工作人员会把自己送进医院。

划伤可以理解为春春的“自愈”手段。

李大宇身上有浓厚的学生气质，他的背包，他的考试答题卡都说明他是教育体制的不适应者。

他背诵“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诗句，说出异客就是我们这帮人的解读，是影片中最动人的时刻之一。

李大宇的解释拓宽了诗歌的表达疆域。

这种“异地”不是地理上的异乡，而是精神上的疏离。

他们觉得自己像“异客”，是不被理解、不被接纳。

据福柯考证，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还能作为真理的卫士站在舞台中央，在十八世纪后，疯癫只能被视为禁闭的精神障碍患者。

李大宇对诗句的看法，是充满哲思的灵光一现。

关于《青春里》主要角色的设置，比如李大宇春春，酗酒丧女的朱朱，为了找爸爸逃离的方宁，这些人从不同性别和年龄的维度，都无法组合成一个普通美好的家庭。

一个普通人平淡幸福的一生。

他们因为各种理由被主流社会驱逐，《青春里》与其说导演拍的是异类的疯狂，不如说，他更想要表达的是普通人都会遇到的困境。

春春的拥抱，让我反思，我们有多久没有充满爱意的拥抱他人了？

《青春里》拍出动人的亲密关系。

何立为最终离开青春里时，他并没有一种新生的愉悦。

因为他无法确定，外面的世界并不能给他像青春里一样的暖意。

在青春里，形象最复杂的反而是被打倒的洪兆庆。

洪兆庆被关禁闭后，何立为去看望他，他关心的是英姐该怎么活啊。

扣子的小细节，证明英姐与洪兆庆的爱情，他们有组建家庭的感情基础。

然而，在中秋节那一夜，洪兆庆拒绝英姐的就餐邀请。

不敢踏入社会，像正常人一样组建家庭，强势的洪兆庆也有懦弱的一面，他把青春里当做自己的保护伞。

比起何立为和春春ta们，洪兆庆更离不开青春里。

青春里能看得见阳光，是洪兆庆给的自由。

何立为能借助采购的名义接私活，带领第七病室一起打游戏赚钱。

不是洪兆庆眼瞎，是他给第七病室的自由。

中秋夜，洪兆庆没有买够月饼，更可能是他要对青春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他没想到，大家玩得太嗨了。

于是，双方默认的平衡被打破了。

按照主流观点看，洪兆庆同样是不正常的人。

但正是这个不正常的人，让青春里成为温暖大家庭的可能。

这是多么讽刺，又多么现实的设定啊。

当肖央饰演的何立为在法庭上撕碎诊断书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卡夫卡笔下那只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他们都被世界粗暴地定义为“异常”，却又在逼仄的生存缝隙中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

《阳光照耀青春里》用荒诞的糖衣包裹着锐利的现实之刃，切开当代社会规训的虚伪表皮，让观众在笑与泪的交织中，重新审视“正常”与“疯癫”的边界。

一、被折叠的清醒者何立为的故事从一场职场围猎开始。

身为公司内顶尖游戏设计师的他因身为创作者的尊严为和自己的坚持执着，被上司与亲哥合谋贴上“疯癫”标签，关进名为“青春里”的精神康复院。

这里的环形建筑像一座精密运转的机器，洪主任的权威如同冰冷算法，将每个“异常数据”打上矫正的标签。

然而当何立为在康复院遇见幻想自己是树的春春、永远困在高考考场的李大宇，以及表面正常却背负丧女之痛的朱朱时，他逐渐发现：疯癫不过是权力失效时的遮羞布。

电影用超现实笔触描绘病友们的抗争：吐口水解锁病房、召唤外星人越狱、在中秋夜跳起《心恋》的癫狂舞步……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实则是被压迫者对规训体系的戏谑解构。

正如朱朱醉酒后突然爆发的嘶吼：“正常人忙着给世界贴标签，疯子忙着撕标签！

”当何立为带领病友组建游戏战队，在虚拟世界挣取尊严时，那些被系统标注的“异常数据”，反而成为刺破算法霸权的锋利字节。

二、谁是真正的病人？

导演曾海若以黑色幽默撕开社会的病态肌理。

何立为的哥哥为房产将弟弟送进精神病院，洪主任在深夜躲进小卖部寻求慰藉，资本家用“正常”外衣包裹贪婪——这些“健康人”的癫狂，远比病友的幻想更触目惊心。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环形建筑”意象极具讽刺：病院的高墙何尝不是职场、家庭、社会观念的投射？

我们何尝不在适应规则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离不开高墙”的体制化囚徒？

最动人的对抗发生在细微处： 春春将刀片换成画笔，在墙上勾勒森林；何立为偷运电脑配件进病院，给自己积累重获自由的火种；朱朱放弃出逃机会，选择留在高墙内成为其他病友的灯塔。

这些瞬间让我想起影片推广曲《心恋》中的画面：一群被世界放逐的人，在月光下相拥起舞。

他们的疯狂不是病症，而是拒绝向异化系统屈膝的清醒。

三、在裂缝中播种春天电影并未沉溺于悲情叙事。

当何立为最终通过法律夺回自由时，镜头掠过病院窗外——春春种下的树苗已穿透砖缝，在阳光下舒展枝叶。

这让我想起首映礼上一位观众的感叹：“在春天眼中，没有一棵草是杂草，它们的名字叫希望。

”导演用温暖笔触告诉我们：真正的治愈不是磨平棱角适应牢笼，而是承认每个人的时间表都有独特刻度。

“不能因为花会凋谢，就不敢让她开放”，何立为的这句话，道出了所有边缘者的心声。

走出影院时，城市霓虹依旧冰冷，但内心某个角落已被点亮。

那些被定义为“疯子”的人，教会我们最珍贵的生存法则：当世界试图用诊断书封印你的灵魂，不妨以荒诞为盾，以清醒为矛，在制度的裂缝中与同类紧握双手。

正如片中那场突如其来的拥抱戏——越是规训密布的时代，越需要笨拙而炽热的体温，去融化人与人之间的铁栅。

在只有我一个人的电影院里看完《阳光照耀青春里》，久违的表达欲不吐不快。

查了一下导演是纪录片出身，拍这部电影也做了大量的走访资料，那他对“精神病院故事”的复杂观感也不难理解。

豆瓣6.8的分数其实不至于，但新导演通病导致的把所有想表达的主题塞在一起，让观众抓不住表达的重点、来不及调整观看预期，导致2小时看得喜欢又疲惫。

一部电影中，你能看到：《精神卫生法》的建立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界定，男主的法律维权路；男主究竟是不是精神病，患者内心的自我对抗，典中典《美丽心灵》双重人格；对精神病院全景监狱、权力高墙的隐喻，以及高墙被树的生命力推翻、陈主任其实也是精神病人的反转；病友们对精神病院“强权”管理的反叛逃离，《飞跃疯人院》，后期资本想收购土地强拆精神病院时，病人们又联手反抗“保卫精神病院”，讽刺斯德哥尔摩情节；病友们的群像，类似《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奇人异事群像录，孔大山般的梦幻轻盈；与春夏的爱情线，用毕赣的拍摄手法，写就一个卢娜般梦幻的“疯女孩”，还致敬了岩井俊二的《梦旅人》以及《搏击俱乐部》。

有没有发现，以上那么多主题塞在一部电影里时，他们必将导致冲突。

也就是观众的内心预设：我究竟是在看一部像《第二十条》讲法律对抗的现实主义电影？

还是在看《宇宙探索编辑部》般的边缘人群发疯异事录？

亦或者《地球最后的夜晚》般的绝美梦幻爱情完全不需要顾及任何现实逻辑？

观众在这部电影中找不到一个支点，不知道男主是不是正常，不知道青春里究竟是监狱还是庇护所。

代入立场不断建设又不断推翻，最终陷入疲惫和混乱。

即使观众分裂出三个人格，这部片子中也有很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要是按照现实主义逻辑、法律维权角度看，男主一开始在公司是什么地位，与老板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公司能允许他没有任何产出，一个人单干一个项目干两年，还给他发工资？

男主有独自开发游戏的能力，公司没有帮到他任何东西反而不断阻挠，为什么不干脆辞职创业做独立游戏？

这些问题全都禁不起细想，上过班的人都能感觉到其中的悬浮（就不提天才程序员男主，还身兼天才美术多才多艺了）。

而中段反转的庭审戏也是，审判长从头到尾不发一言，任凭原被告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当庭吵架，完全不顾现实庭审流程。

你们倒是根据证据展开辩论啊！

审判长你说句话啊！

看得我都捉急。

更别提都上法院了，律师跑对面了不找新的就这么愣着，自己人还不对好证据当庭才知道是亲属签的入院同意书，刻意刺激病人，乱成一团还不叫法警一群人就这么看着。

泼天的狗血撒了，一步步紧cue《精神卫生法》以为要走现实逻辑的观众傻了。

后面资本强拆的部分更是一坨浆糊。

不是，想拿地是可以私人带着人就去打砸抢强拆的吗？

此时推出一个荡妇羞辱的意义在哪里？

一个医院高层道德作风问题或者曾经有病史就能让整个医院身败名裂？

国家征地通知呢？

政府拆迁办呢？

土地竞拍程序呢？

为什么每次抓精神病人时有警察，这时候黑社会都上门堵人来又不报警了？

“精神病院保卫战”看着燃，细想全是浆糊逻辑。

再计较本片的现实逻辑，我都要精神病了，还是换个话题吧。

男主与春夏的爱情线也看得人很不适，我想了想，这不全是肖央的老脸让人嗑不下老少配的问题。

而是肖央在整段情感关系中都是作为偏“正常人”的，偏控制引导的男性强势方，而春夏是瞪大眼睛懵懂幼态的“无知少女”，而且是明显精神问题更大的女性弱势方。

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女主幼态楚楚可怜着重放大刻画，实在很难不让人想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诱奸，想到现实中那一次次的“捡到女精神病人”案件。

春夏在片中很美，像鹿又像精灵的美丽精神病人完成得很好，这个人设本身就是她的舒适区。

但当春夏说“我是一棵树，你也是一棵树，我们连在一起就是一片森林”时，镜头转到男主沧桑的脸上，我只觉得导演的残忍。

而且公主这个角色，完全是独立于“7号房病友群像”之外的，她的故事线和除男主外的任何人都搭不上关系，其实删掉也完全不影响，就纯粹是为了“想增加一条感情线”而增加的角色。

导演好像对男病患们是一种平视视角，对春夏就变成了一种男性凝视视角，这就更突显了这个角色的格格不入和多余。

吐槽累了，说点优点吧。

精神病院群像部分我还是喜欢的，中秋夜的烟火狂欢、爆米花雨，拍得很飞，我很喜欢。

骆驼是《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的导演王子川饰演的。

虽然这个角色人设有模仿《美丽心灵》保罗•贝坦尼的既视感，但看过《朱同》后又觉得这是长大后的朱同，古灵精怪的具象化，王导的狡黠和不真实感演的很好。

虽然大部分时候只在边边角角作为“置景道具”出现，但蒋奇明饰演的李大宇很可爱。

广西普通话一开口就可爱，抱着书扭来扭去也可爱，背英文背精神病院管理条例都可爱。

这也是我印象中第一次看蒋奇明在影视剧里说广西话，可爱真可爱。

我觉得何立为这个角色蒋奇明演也是合适的。

前期崩溃天才，中期与公主浪漫梦幻恋爱，后期逐渐被修剪枝桠、磨平棱角，变成世俗中最“正常”的那种中年人。

倒不是肖央演的不好，他演唏嘘中年完全是舒适区，到中间开始帮院长进货、网吧打金开始的圆滑世俗与他本人气质完全相融。

但我总觉得他不像偏执乖张的理科学霸，爱情戏的部分很努力不油腻了但还是缺少信服感。

最后建议一下，导演如果有下一部戏的话，收敛一下什么都想说的大杂烩表达欲吧。

现实主义/梦幻诗意/政治讽刺，选一个方向就行了。

时长也麻烦控制下，两个小时真的太长了！

中国版飞越疯人院:密谋十七年的逃亡 溪树 一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

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

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

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

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

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

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

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

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

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

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

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

”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

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

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

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

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

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

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

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

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

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

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

”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

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

”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

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

于是他决定回上海。

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

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

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

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

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

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

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

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

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

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

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

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

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

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

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

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

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

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

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

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

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

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

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

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

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

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

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

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

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

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

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

”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

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

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

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

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

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

基本是不可能的。

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

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

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

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

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

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

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

”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

”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

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

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

不能靠自己又不能靠家人，这医院里的人向外求助基本也是不可能的。

曾有一位病友投诉护士们自己看报纸，不给病友看。

第二天，那几个被投诉的护士对他呼来喝去了一天，病头也一整天在他周围晃悠。

徐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投诉这件事还是不要想了，如果让他们知道你投诉可就惨了。

这不是一般的住院攻略，是生存法则。

这家医院的投诉渠道就像是一个安装得非常奇异的机关——它是这家正规医院在明面上的标配，外人很容易看到，但里面的人根本就不敢用。

因为它像被接错了端口，投诉的声音难以传到外面，却很容易被那些被投诉的人知道。

面子上，看似稳当的投诉渠道映衬了这家医院的正规；里子里，病人们都不敢用的投诉渠道巩固了这独立王国对外的封闭，也巩固了其内部严格的等级和微妙的人际关系。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徐为看清了这座独立王国的图景，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

”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

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

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

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

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

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

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

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

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

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

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

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

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

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

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

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

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

”医生不搭理他。

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

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

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

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原来新进康复院的人，都要一个人在那个有铁门的第一间里住几天，像关禁闭一样，这大概算是康复院给新病人的下马威。

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

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

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

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

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

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

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

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

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

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

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

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

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

大约是2004年的时候，一个新进康复院的病人想要出逃，徐为便打算和他一起翻墙头爬出去。

没想到这墙头比想象中的高很多，他们轮番踩在对方的肩膀上也够不着，逃跑不成，徐为的脚还受伤了。

想要出逃的病友并不只有他们两个，但真正能够逃出去的极少。

有些人就算成功逃出去了，没几天又会出现在康复院里。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但徐为觉得那些被抓回来的病友都是脑子一热就翻墙出去了，身上没钱，脑子里没计划，在街上游荡两天，没有吃没有住，想想还是回来吧。

还有一些病友是逃回家的，没两天又被家人送回来了。

看多了这种出逃未遂，徐为便明白，即使翻过了康复院的墙头逃出去，外面还有看不见的墙头等着他。

如果想逃出去，在外面生根，永远不回来，就要沉住气，长远规划，缜密安排。

六长远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康复院里活成一个模范病人的样子。

对住精神病院已颇有门道的徐为知道，只有活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模范病人，后面的一切才有可能。

在康复院里有一位自建立之初就住进来的资深病友，平时兼任康复院的总务——负责给病人发发东西，分分点心。

总务是个外开放的病友，周末可以回家，周末结束再自行回来。

随着康复院里病人数量增多，总务需要一个帮手，这就选中了模范病人徐为。

徐为开始帮总务做事，渐渐就像康复院里的半个工作人员，也和医生护士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

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人际关系，徐为的长远规划第一阶段进行得顺利。

长远规划的第二步，是要拿回自己的证件。

徐为的身份证在入院的那天就被收走了。

他知道，要想在逃出去之后顺利地生活，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证件拿回来。

因为早早就怀有这样的想法，当康复院组织病人重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徐为立刻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

除了运气之外，也多亏了好病友人设让康复院的医护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他的戒心。

长远规划的第三步，钱。

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过去那些逃出去又被送回来的病友，多半是因为身上没有钱，所以无法在外面独自生活。

但是，在康复院里要怎么挣钱呢？

病友们之间最抢手的东西是香烟。

康复院里物资匮乏，连个小卖部都没有，想要抽烟，就只能想办法从康复院外买进来。

徐为看准了这个商机，靠着给总务做帮手时建立起来的人脉，拜托护士们和总务帮他买烟带进康复院，他再把这些烟转手卖给病友，从中赚个差价。

在康复院里，香烟几乎就是硬通货。

所以买烟这个特权不仅让徐为赚到了钱，也让他在病友中有了威望。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除了香烟贸易，徐为还承接了康复院上下200多号病人的理发业务。

起初，院长说一个月给徐为30块钱作为理发补贴。

徐为掐指一算，觉得太少，一个月30块，买烟都不够。

他就去和院长谈价钱，说全院200多个头都是我理，少说也要给我一天一包大前门吧。

软磨硬泡下，院长答应每个月给他60块。

给200多个人理发，每个月只收60块，这样的事情若是放到康复院外面，简直不敢想象。

但对于康复院里的徐为而言，这却是来之不易的、通往自由之路的铺路石有了身份，有了人脉，有了特权，有了威望，还有一点小钱的徐为成为了康复院里的病头。

但徐为并不贪恋这康复院铁门内的荣华富贵，他始终记得自己最初的念头，要走到这铁门外，获得真正的自由。

七2005年，徐为正在自己长远规划的上艰难前行。

4月的一天，他和总务站在院子里，看见一辆车停在康复院的铁门外，一个工作人员正把一个年轻姑娘一把从车里拽下来。

有经验的病友都知道，那个被拽下来的姑娘即将加入他们。

徐为第一眼看到那个姑娘时觉得她还像个孩子，就跟总务说：“哎呀，怎么连小孩子都送进来。

”后来别的病友告诉他，这个新同伴只是显得小，其实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孩子都16岁啦。

这个新病友就是春春。

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带着一点婴儿肥，有一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说起话来温柔腼腆，就像春天树林里毛茸茸的小兔子。

后来，春春成为了徐为的女朋友，二人在康复院里同甘共苦地相伴了十多年。

徐为的说他和春春属于一见钟情。

如果他们相信丘比特的存在，2005年的那个春天，一定有一个瞬间，他的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两人分开住在不同的病房，只能每天放风的时候在一起玩。

康复院里的小花园、小操场、还有徐为和总务干活的总务室都是他们约会的地方。

徐为干活的时候也会带上春春，两个人配合起来做事麻利，时不时会故作嫌弃地对形单影只的总务说：“你怎么这么磨蹭！

”丘比特之箭不仅连起了两个人的心，也让康复院里的医护们乱了一下方寸——公然在精神康复院里谈恋爱，这可是件大事。

医护们团结一心要让这样的事情空前并且绝后。

于是，护士们每次看到徐为和春春坐在一起，就会说：“分开，不能坐在一起！

”医生们更凶，每次康复院召集病人们开大会小会，医生也会明里暗里、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地抨击他们的恋情。

即使无法将他们分开，也要补上一嘴：“就你们俩？

做梦去吧！

”康复院里的医护仿佛变身成为中学里抓早恋的教导主任，而徐为和春春把一切阻拦当作耳旁风，硬生生顶住了一切压力。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春春说：“这一路，是我们闯出来的！

”她一向腼腆，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和教导主任斗智斗勇、最终因爱得胜的高中女生，眼睛里闪着星星。

丘比特之箭在徐为的长远规划上打了一个转向。

但徐为并没有因为爱情就打算放弃逃跑，只是计划有变，他决心要两个人一起出去。

八想要两个人一起逃出去，徐为之前的长远规划就要修改。

首先是要存钱，最主要的是存钱。

在徐为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钱，钱，钱。

在之前的规划里，钱还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逃出去，自己一个人到东到西没有牵挂，只要有一点钱不至于饿死就可以。

但有了春春，一切就不一样了。

在新规划里，他们出去以后肯定不可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要有一笔存款让他们能够租房子，买好一点的衣服……徐为自己不介意风餐露宿，但他一定要让春春干净体面、有个屋檐。

于是徐为想尽一切办法在存钱的路上狂奔。

一边是节流，徐为基本不怎么用钱，连烟都抽得少了。

食堂里卖五块钱一份的水果，别的病友一天吃两三份，徐为就买一份，给春春吃。

一边是开源，徐为的香烟贸易已是康复院里的老字号，每一单赚三块五块，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开拓了餐饮业务——帮病友从康复院外面买生煎点心带进来，每一单赚一块两块。

病友之间有时候打牌小赌，在澳洲赌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徐为也重操旧业加入进去，一般能赢个五块十块。

他心里觉得靠赌博赚来的是“黑色收入”，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不仅徐为自己横跨康复院黑白两道卖力赚钱，春春也在边上实力助攻。

家里人给她的零花钱，她都如数交给徐为存着；家人送来好一点的零食、茶叶，她也如数交给徐为去卖给其他病友换钱。

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在徐为那里。

多年以后，当春春被问到，当时怎么就这么相信徐为，怎么就不担心他卷走他们一起存下的钱自己远走高飞呢？

春春只是笑。

老徐每天会和春春报告说我们存下多少钱了，存到多少钱我们就出去。

和徐为不一样，春春家里人会定期过来探访，想要出去不会那么难。

可是她家人当时无法接受她在康复病院里遇到的爱人。

所以，春春还是死心塌地地决定和徐为一起逃跑。

除了钱，徐为的长远规划里还有一件头等大事——自由出入康复院的特权，还得是两个人的。

这样的特权必然能让逃跑大计如虎添翼，但这种特权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为苦心经营的模范病人人设再一次起了作用。

有一次，康复院的护士选中了徐为让他陪同病友外出看病。

这，就是特权的开始。

康复院地处偏僻，每次有病友要出去看病的时候，徐为都要走到附近的大马路上去帮护士和病友打车，到了医院以后，挂号一类的事也都由徐为包办。

虽然心中切切渴望的自由就近在咫尺，但徐为还是稳稳地沉住了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想要借机逃走的样子。

一次、两次，当徐为每次协助护士陪病友外出看病，办好事又规规矩矩地回来的一年多以后，徐为自己终于有了外出的特权。

跟医生护士打一声招呼，他就可以出去溜达一圈，帮病友买一点生煎点心，只要当天回来就可以了。

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康复院附近两家不同的银行，给自己办好两张银行卡，把之前和春春一起攒下的钱存进了不同的银行卡里。

走得最远的一次，他搭上地铁，直奔市中心。

这也是徐为长远规划里的一部分，去市中心的核心任务是购物。

他给自己和春春买了几件比较贵的衣服，又花了300多块钱给春春买了一双好一点的皮鞋。

徐为觉得逃出去以后至少要穿得像个正常人，不能让别人一看就猜到是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

除了置办正常人的行头，徐为还做了一项重大的投资——买手机。

那时，他们两人靠着这里一块那里两块的攒钱，每个月最多只能攒几百块，花钱的时候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

但在买手机这件事上，徐为毫不含糊，大手笔斥巨资1980块，买了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

康复院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哪个病友有手机。

在这样一个被信息时代遗忘的小世界里，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的徐为简直像一个高科技傍身的未来人。

为什么要一下花掉几个月才能攒下的钱去买一部智能手机？

这里面有徐为的深谋远虑。

要想顺利出去，他们就需要随时关注新闻，万一新闻里“通缉”他们了，他们就要赶快想对策。

所以，一个能打电话、能看电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他们的刚需。

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情让徐为非常伤脑筋：“我是有特权的，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可是我要怎么带着春春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起出去呢？

”绞尽脑汁，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点子：买早点。

徐为长期在康复院里发展餐饮业务，他出去买个早点顺便帮病友带一点，谁都不会觉得奇怪。

他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在买早点的时候带着春春一起出去。

有一天凌晨四点半，徐为和春春走到康复院门口，跟门房的值班阿姨说，他们肚子饿了，要出去买早点。

值班阿姨知道，徐为出去买早点是正常的，可他要带着春春一起去，就不符合规定了。

但那时他俩恋爱已经四年多，是康复院里的模范情侣。

值班阿姨便全当是热恋中的小情侣黏着对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他们出去了。

致力于长远规划的徐为当然不会在第一次买早点的时候就带着春春有去无回。

他们不仅规规矩矩地回了康复院，还给值班阿姨带了一份早点。

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一起出去买早点，每次都给值班阿姨带一点，每一次买完都规规矩矩地回来。

就这样，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所有的值班阿姨都习惯了他们凌晨四点半一起出去买早点的行为，并且相信他们只是单纯地出去买早点，一定有去有回。

有了必要的装备和特权，徐为开始担心他和春春的身体。

要有好的体能，这是顺利出逃的本钱。

大约在2010年前后，徐为就在康复院里放出风声说：“哎，我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是时候要锻炼锻炼了啊。

”放了一阵风后，徐为和春春便开始在康复院里锻炼身体。

他们不敢一下子锻炼起来，怕这变化太大，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怀疑。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早晨绕着康复院的小操场跑半个小时。

等医生和护士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他们每天跑步的行为后，他们再循序渐进地增加强度，最厉害的时候每天跑上六七圈。

那时自徐为和春春启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已经过去了五个春秋。

他们用五年的时间，基本落实了出逃大计里的每一个环节——攒下了近三万块钱、买了智能手机、有像样的衣服裤子、能在早晨四点半手牵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康复院。

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一起，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在这五年间，徐为其实有无数的机会独自远走高飞。

他有自由走出康复院的特权，身上有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钱。

若是换上一套像正常人的衣服，隐没进康复院外的滚滚人潮里再也不回头，或许也就从此自由了——那是徐为渴求了很久的自由世界。

只是那个自由世界里没有春春，他便一直没有进去。

九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这是徐为和春春准备出逃的日子。

那时候火车实名制刚刚推行，徐为用手机上网查到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买火车票没有严格的实名制。

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因为那里的冬天暖和，不用花很多钱买厚的衣服裤子。

生活也相对便宜，实在碰到困难找不到住处，还有可能在外面扛一扛，不像寒冷的城市，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出逃前夜，徐为和春春仍然在各自的病房里，脑子里和心里满是兴奋和紧张，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大约凌晨四点，徐为起床，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他们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

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阿姨打开了康复院的铁门。

和过去这一年里的每一天不一样的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将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买早点”。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一出康复院的大门，他们便立刻到附近的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银行的ATM机。

徐为从两张银行卡里共取了一万八千块，加上他们手里原有现金，总共有差不多三万块。

他一早就想好，出逃的时候不能用银行卡，要用现金，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找到。

取完钱，他们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冲向上海南站。

到达南站的售票处，他们买到了早晨9点10分发车前往广州的火车票。

一切都如徐为计划的那样，一气呵成、畅通无阻。

终于，徐为和春春一起逃出了康复院，真真切切地站在距康复院十几公里的上海南站里，手里攥着南下广州的车票。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此刻已经完成了99%，就等时候到了，火车进站。

一旦踏上那辆火车，从此都是自由。

早春凌晨的上海南站还是漆黑一片，大部分店都没有开。

徐为和春春觉得又冷又饿，就在车站小卖部里买了两碗泡面，果腹、取暖。

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和凌晨出逃的一路颠簸，之前的兴奋和紧张在此刻都化作疲乏困倦朝他们涌来。

他们坐在南站候车厅的座椅上，渐渐打起了瞌睡。

徐为在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

他想：“我们不应该坐在固定的地方啊，我们应该换位置，应该不断地绕着南站兜兜逛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人发现，才安全。

”可是他实在太困了，一点都挪不动了。

好像又有人在他脑子里打出一行字幕：“不能坐在这里了，有人在找我们。

”可是他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和春春就这样在上海南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着了。

他们被人推醒的时候大约是早晨七点。

睁开眼，站在面前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人——康复院的医生。

医生边上还有一个护士，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就站在他们两个人面前。

这些年的一切都戛然而止，没有人能明白徐为和春春在那一刻所体会到的绝望。

徐为对春春说：“安静一点，跟他们走。

他们只要指着我们大喊一声精神病，我们硬逃也不可能逃掉。

”十徐为和春春被医生抓回康复院。

他们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第一间，24小时候不关灯，另一个被关在康复院的最后一间，24小时不开灯。

徐为被关在不关灯的那间，晚上也明晃晃的，根本睡不好觉。

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就在房间里跑步，跑房间的对角线。

康复院里医护们勒令徐为和春春分手，否则就一直关禁闭。

他们俩被分开紧闭，没办法互相通气，但都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分手。

”医护拗不过他们，关了一个星期后，就把他们放出来了。

除了这一个星期的禁闭，他们为逃亡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之前享有的特权全部取消。

靠自己逃不出去，徐为便开始联系媒体。

他给各个大小媒体打了一轮电话，只要是能查到号码的，他都打了一遍。

有一些根本不理他，有一些告诉他会找记者跟进，但之后就没有记者再来联系他。

他又去找残联，希望残联能够帮助他出院。

但是残联的负责人对他说：“你是精神病人，你要叫你的监护人和我谈。

”徐为听了觉得荒谬，就是监护人把他送进来的，怎么会愿意接他走？

早在很多年前徐为就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了。

但是，康复院的惯例是“谁送来谁接走”——谁把人送进这康复院，谁就是康复院认定的监护人，即便一个人符合康复院的出院标准，只要监护人不肯接走，康复院就不会放人。

当初把徐为送进康复院的是他的父亲。

父亲在2008年去世以后，康复院就认定徐为的大哥是他的监护人。

从此，徐为能不能出院，就由大哥说了算。

康复院和大哥联系过很多次，告诉他徐为能够出院了。

但是大哥的态度决绝——不接，就是不接。

他们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两套房子，徐为的大哥把两套房子出租，租金都收在自己手里。

如果徐为一直住在康复院里，大哥就能一直收租，在康复院里的徐为连租金的影子都摸不到。

徐为又开始找律师，希望法律能够把他捞出去。

但很多律师一听说是一个精神病人要打官司告自己的监护人，就像听到痴人说梦一样。

也有律师来到康复院，声称可以帮助他，开价一万一千块，却连个正式的合同都没有拿出来。

徐为还是愿意给他钱，想就当买个希望吧。

康复院里的护士都看不下去了，硬是帮徐为把钱要了回来。

后来又来了一个律师，先开价5000块，后追加了2000，依然没有签合同，只给徐为写了一个收据。

收了钱之后，这个律师便潦潦草草地帮徐为打了一个官司，结果就是正式把徐为的监护权正式判给了他大哥。

就在徐为恨不能挖地三尺找到一个能帮助他出院的人的时候，康复院的院长也没有闲着。

有了那次逃亡未遂事件后，康复院的院长觉得徐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要是他再逃多几次，康复院也吃不消。

于是，院长也开始想办法，希望有人能接徐为出院。

大哥不愿意接，甚至立下字据说，把徐为关在康复院里，出了什么事情他负责。

徐为的二哥生活在外地，又说自己身体欠佳，没有能力照顾徐为，还是让他呆在康复院里吧。

徐为家所在的居委会表示，小区里住着几个精神病人了，没有能力再多照顾一个，还是让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比较好。

没有人愿意帮助徐为出院，院长便死心了。

徐为还没有死心。

见识过了冷漠的媒体、死胡同里的残联、牛鬼蛇神一般的各路律师，又输掉了一个官司，徐为确实一度陷入绝望。

但后来，他听说有一部《精神卫生法》即将出台，法律第五条里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

”徐为觉得这部法律可能会对他有帮助，希望又被点燃了。

顺着这个方向，徐为找到了一家关注《精神卫生法》的公益机构，也就是我当时实习的单位，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走正规的法律途径争取出院。

2013年的时候，我们给徐为联系了一位愿意免费代理徐为案子的律师，他专门去康复院里和徐为签了一份合同，徐为将康复院和他大哥告上法院。

2013年9月17日，法律程序启动。

2013年12月20日，法院送达立案通知书。

从立案到一审开庭，用了大半年。

一审法院原定于2014年11月25日宣判，结果跳票了。

一直等到2015年4月，同事告诉我，徐为的案子终于要判了。

我觉得徐为应该是稳赢的，医院有记录证明徐为早已符合出院的标准，而徐为的大哥和他有利益冲突，这些事实都太清楚不过了。

法律和舆论也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

徐为的官司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之前那些对他不理不睬的媒体都开始报道他，甚至有人来康复院看望他。

徐为的案子一打就是两年，我已经结束了公益机构的坐班实习开始在国外念书。

判决日前夜，我想自己早晨起床的时候，同事们应该已经在庆祝徐为胜诉了。

可是一觉醒来，我只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徐为其人的样子。

照片里，徐为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内，他个子很高，头发有点灰白了。

他双脚并拢，认认真真地站着，但背已经有一点驼了。

他的律师站在康复院的铁门外，向他送达一审判决书，徐为败诉。

法院认定徐为住在康复院里是合理的，大哥作为徐为的监护人，将徐为安置在康复院里就已经尽到了作为监护人的职责，再一次将徐为能否出院的决定权交在大哥手里。

徐为不服，上诉。

二审依然败诉。

徐为仍不服，于是他的律师申请再审，申请抗诉。

均驳回。

直到2016年5月，徐为和他的律师走完了所有可走的法律程序，彻彻底底以失败告终。

法院认为，如果监护人不同意，那带着精神病人帽子的徐为就应该继续留在康复院里。

判决书里罗列了诸多理由，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部分人在一件事上的高度一致——毕竟是个精神病人啊，放出来了，万一出事呢？

那之后，当我和别人讲起徐为的故事，忽然发现故事的开头已经从十年变成了：“我跟你说一个很传奇的人，他在精神康复院里住了快14年……”我不再关心徐为到底能不能出来，更想知道的是，在这漫长的诉讼里，在这一波接一波的等待和失望里，他会不会被击垮？

当年围在一起感叹的同事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飞快地奔跑——有人结婚，有人生子，有人去远方继续学业。

似乎只有徐为被困在了一个时间停滞的平行世界里，日复一日的康复院生活依然没有尽头。

十一2015年和2016年，是徐为迄今为止的生命里最难熬的两年。

为了出院，他把康复院和自己的大哥告上法庭。

和大哥对簿公堂，亲情从此就断了。

和康复院对簿公堂，但徐为还住在康复院里，双方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博弈。

整个官司以失败告终，徐为仿佛听见康复院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彻彻底底、严严实实地把自由世界关在了这铁门外，出也出不去，活也活不好，死又死不了。

还记得1994年时，徐为曾在澳洲落难，赌博输光了所有的钱、独在异乡没有亲朋、没有住处。

他想着去流浪当乞丐，结果发现地广人稀的澳洲对乞丐也不友好，流浪了半天也看不到人和车，乞丐都活不下去。

但相比起被困在康复院里有吃有住的日子，徐为觉得，还是1994年落难的时候好，那时毕竟有自由。

唯一的慰藉是春春一直陪在他身边。

他们在一起十年，如果没有春春，徐为也许早就想办法死掉算了。

十年前，当他第一次看到春春的时候，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还像个孩子的姑娘会在多年后成为他活下去的支点。

图片剧照 | 《飞越疯人院》2016年，徐为找到他的律师，他还是要争取出院，再试一次，最后一次。

律师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想了个遍，最终和徐为决定，再启动一个法律程序，要求法院撤销大哥的监护权。

如果能够把大哥对徐为的监护权整个端走，那能否出院的决定权就能回到徐为自己手上。

在这个程序里，最关键的一环是徐为要做一次司法鉴定，只有当他被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面的路才能走通。

对于这个鉴定，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

在徐为之前打的两场官司里，他已经被鉴定过两次了，两次的结果都不理想。

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一旦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就没有什么人能顺利通过这个鉴定。

但在2017年7月6日，徐为从最初在精神康复院里发展香烟贸易、开拓餐饮业务，到后来成为康复院里第一个谈恋爱的人、第一个用智能手机的人、第一个带着另一个大活人光明正大逃跑的人、第一个聘请律师的人，变成了第一个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徐为拿到的司法鉴定结果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图片作者图 | 鉴定报告走到这一步，他坚持了15年。

但徐为并不着急正式出院，他还在康复院里多呆了两个多月。

并不是因为他留恋这生活了15年的康复院，也不是因为他做事拖延。

他心里比谁都急，怕夜长梦多，怕院长变卦，怕那个来之不易的鉴定结果失效。

但他还是要留在康复院里，因为春春出院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他一定坚持要两个人一起走。

徐为说，如果他一个人出来了，春春在里面关一辈子，要受苦，他在外面也要苦一辈子。

春春的监护人是她的哥哥，没时间照顾她，所以不同意春春出院。

律师出了个主意把春春的监护人变更成她的儿子，最终在2017年9月26日春春也拿到了出院的获准，慢慢的春春家人也开始接受这一段爱情长跑。

徐为和春春终于实现了一起出院的大目标。

9月27日，在律师和春春家人的陪同下，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昂首挺胸地走出康复院的大铁门。

从铁门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不过就是一步，两步。

但他们一起走了十多年，才走到铁门外。

还好，经过了这十多年，他们仍然一起走。

从今以后，他们有自由，两个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

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了。

两天后，徐为记录下了他这一天的生活：“今天东西差不多买全了，开始自己做饭吃。

今天买了一把空心菜6元一斤，二个灯笼青椒7元一斤，一块鸡胸10元一斤花了4.5元，一点姜一个大蒜头3元，2斤鸡蛋每斤5元，一瓶烧菜酒5元。

总共差不多花了40元。

平常日子真好。

”（为保护主人公隐私，徐为、春春已化名）-END-

国内鲜有关注精神病人的电影，《青春里》吃了题材的红利，但没有将其利益最大化。

导演拍自然纪录片出身，首导剧情片，在光影构图、色彩搭配、意象构建上都有下功夫，美学素养很高，探森林废墟、爆米花飙车、青春里暴动这几个场景的镜头都颇具冲击力，头锅、线帽、病院圆形穹顶、出墙之树也都承载了一定象征意义，服务于氛围烘托与人物塑造。

但是剧情讲得太满而且紧缓不匀，前段入院拖沓冗长，后段由反抗到妥协急转直下，时间跨度略大，每个部分都蜻蜓点水，尤其洪主任和春夏两条线，让观众越看越雾里。

当然，立意很好，浅层讲精神病人被医院困住不得生长枝桠，深层来说青春里就是一整个社会，人们囿于蹈矩的生活秩序难喘口气，被规训在职场与家庭之下心理失衡，寻求解脱而不得，只能屈服苟活。

题外话哈，看肖央春夏接吻真有点不适，有点越界了。

阳光照耀青春里 (2025)6.72025 /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 剧情 / 曾海若 / 肖央 春夏

01所有意象均取材于我在医院的真实见闻与感受南都娱乐：你曾经在新闻中心当过编导，又拍摄过不少纪录片，都是侧重于记录现实的，而你的首部剧情片则是拍摄精神病人天马行空的世界，为何选择这一题材？

过往的工作经验对你首部作品有何帮助？

曾海若：我在新闻中心当了五六年编导，那时就发现身边很多做电视的人都有抑郁症、焦虑症。

当时"抑郁症"还算新鲜词，后来逐渐出现躁狂、躁郁等各种精神问题，身边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也有好友深受其苦。

最初是一种很现实的感受——我发现身边的人，包括很多朋友的孩子，竟然在中学就开始出现各种精神、心理问题。

这其实是个很大的社会话题，我一直想涉及这个题材。

2015到2017年间，经常看到关于"被精神病"的报道。

当时讨论很多，比如被老板送进医院维权，或争家产被妻子送进去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颁布后，影响了一批人。

由于曾经的工作经历，我一直关注这类题材。

从纪录片创作经验来看，最大的帮助在于事实调研方面。

做纪录片习惯挖掘真实，电影里几乎每个人物都有我调研过的现实人物的影子，也参考了很多当时的报道。

南都娱乐：影片中那个叫“青春里”的精神病院是个“圆形监狱”的建筑结构，醒目的视觉符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哲学家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疯癫与文明》，你个人是否受到过他的影响？

曾海若：没到那种程度。

具体来说，“圆形”更像是精神病人的日常行走模式。

不论是长形还是圆形楼道，患者都没有真正目的地，只是被困在往返路线上。

关键还是我们主题中关于时间的设定——圆形建筑在片中类似钟表，每个绕行的人都是指针。

这种循环意象其实源于实地调研：我走访多家医院发现，休息时间总有大量病人在楼道、操场等环形空间反复行走。

这个场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总是匆忙走向某个点再折返，因此，我们设计了圆形建筑。

这种结构营造出循环往复的时间感，仿佛行走既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

南都娱乐：为什么把一家精神病院改名为“青春里”？

曾海若：每次从医院调研出来时，我总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里更像特殊教育学校。

这里的人既不需要谋生，也没有社会职务。

无论是局长、小贩还是农民，进入医院后都只剩下最基础的身份。

与普通医院不同之处在于，普通医院的病人痊愈后就会离开，生病期间仍保有社会身份；但精神病院会完全剥离社会身份，你只是某个病症的患者，这让我联想到学生或孩童。

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充满童真特质：相对天真坦诚，擅长幻想，被困在独立的时间维度中。

即便面对一小片荒地，他们也能想象成草原或化身动物。

因此，我决定用"青春"来命名这所医院——这个既承载年龄特征又具有时间感知的名字。

南都娱乐：除了“圆形监狱”，影片中还有小矮人、森林、树木、钟表等意象，每个意象都有明确的所指，你在构建这套象征系统时，是否担心模拟出来的精神病人视角太过理性了，反而出现失真？

曾海若：首先，关于作品的核心表达，我们在选择拍摄对象时就有所考量。

影片并非旨在全面呈现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而是聚焦于那些具备相对清醒意识却难以融入社会、因而长期住院的患者群体。

片中出现的小矮人、森林、钟表等意象主要源自真实病例及个人观察。

例如树木意象，源于某位自认是树的患者，他会长时间保持站立姿态；外星人元素则来自将外星生物视为挚友的病例。

关于钟表的概念，源于患者对时间的感知与外界存在显著差异。

我希望展现个体如何被情绪困境——不论是思念、仇恨或愤怒——所禁锢，这些情绪困局本身也构成了独特的时间概念，正如医院环境对患者的时间禁锢。

所有意象均取材于我在医院的真实见闻与感受。

02这部电影确实考验了观众注意力南都娱乐：影片中探讨了“正常与不正常”的边界，你眼中“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别是什么？

曾海若：正常和不正常其实有很多层意思。

首先，正常意味着遵守社会公约与规则，尊重普遍共识。

简言之，顺应共识即被视作正常，反之则被归为异常。

但从精神医学角度看，自知力是关键差异点。

例如常人在决策时虽会陷入多重心声的纠结，却能清醒认知这些声音皆源自自我意识；而精神障碍者真会觉得是别人在跟自己说话，甚至觉得有外星人操控自己。

再比如，诗人看到一棵树，会想象自己成为树，感受阳光，从而写出诗意的语言；而不正常的人会真的认为自己是一棵树，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

因此，越接近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人显得越感性；越远离界限，则显得越疯狂。

自知力的界限大致如此。

从更宽泛的角度看，生活幸福最重要。

如果你的体验美好且幸福，这就是正常；如果过得痛苦，自我施压、焦虑，浪费了美好生活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不正常。

南都娱乐：男主角何立为（肖央 饰）起初否认自己是精神病人，但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一时，他意识到自己有病，甚至积极配合治疗。

不正常的人意识到自己不正常，那他算正常了吗？

曾海若：对，当他开始有一定认知时，至少跨出了很大一步。

但他并不够稳定，何立为当时也是受巨大刺激后，才意识到自己有问题，这本质上是应激反应。

在精神分裂中，他从强烈的自我肯定变为强烈的自我否定，那一刻他处于巨大的自我否定中。

虽然接受了，但同时也是对自身的强烈否定，所以状态仍不稳定。

并非察觉到就结束了，因为可能过度判断或否定自己，这也很不好。

他需要药物和医院治疗来稳定。

当他能清醒认识到幻觉只是脑中的声音时就可以了。

南都娱乐：我留意到电影里有着多次视角的切换，是否担心视角的不统一，会提高观众的观影门槛？

曾海若：创作和拍摄时没有强烈感觉，但现在的票房体现出观看门槛。

如果要降低门槛，只需简单聚焦合理维权，表现维权困难直至成功。

这是标准类型片写法，但我们不满足。

我们不完全想表达维权，而是想更多表现精神病人作为人的权利。

主角在精神病院遇到许多病人，他们互相治愈，这些病人也代表着主体。

拍摄中我们确实关注到许多病例，可能显得线索过多，但本质上这些精神病人视角可视为对何立为的补充——比如洪兆庆（陈明昊 饰），他代表何立为的反面。

所谓反面并非对立，而是何立为可能成为的另一种状态：拒绝沟通，为自我保护而封闭。

何立为则主张打破界限，争取权利，即使身处困境也要活得有尊严。

洪兆庆的线索本身也是在阐释何立为。

只是两小时的电影容纳这么多元素，确实考验观众注意力。

03精神病院里的时间有独特的流逝方式南都娱乐：很多观众认为本片是中国版的《飞越疯人院》，你怎么评价？

曾海若：这是个误解。

首先，这部影片远没有《飞越疯人院》伟大，几乎没有可比性，《飞越疯人院》是真正的高峰。

其次，《飞越疯人院》的主题是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而我们的主题是人内心的成长，以及争取权利的重要性——说白了就是"不放弃"。

虽然某些情节相似，但这是题材决定的。

南都娱乐：有部分观众批评这部电影的节奏很混乱，还有叙事上很跳跃和细碎，这是否也是在模拟精神病人的视角？

曾海若：这是个很好的哲学解释。

创作者确实模拟了精神病人的状态，整部电影都像处在精神病状态中。

但我不觉得影片杂乱跳跃，它始终围绕我想表达的主题。

不过这不是一部轻松的电影，需要专注体会其中的联系，而不是直接降低观看难度、把各条线连起来，可能需要思考拼凑。

很多观众二刷时会发现，答案和暗示其实都在前面，只是第一次看不容易发现。

这确实影响了票房，相当于拒绝了很多观众。

但从另一方面看，喜欢的人会觉得过瘾。

南都娱乐：影片中有一段《心恋》的舞蹈戏，这首歌也是电影推广曲，为何选择它？

曾海若：这首歌不是我选的。

拍摄时大家觉得中秋节除了爆米花，应该有个狂欢的过渡段落。

肖央提议跳舞，于是7号病室的演员们开始排练，那是个纯即兴的段落。

选择《心恋》是因为：第一，它很符合复古怀旧的影片调性，这些角色都是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前后的人，对这首歌熟悉很正常；第二，这首歌本身有特殊含义，影片前半段每个人都显得孤立，后来才相互联系。

所以，这首歌更多是集体创作的结果。

南都娱乐：这部电影故事的时间跨度有14年，但角色形象变化不大，是否象征精神病院里的时间有独特的流逝方式？

曾海若：没错，你看得很准，这也是我们讨论过的。

其实很少有观众注意到这一点——离开精神病院的人老得快，比如方宁（国义骞 饰）搬出去前后差别很大。

而在医院里，大家老得慢，时间流逝很缓慢，有点像在另一个星球。

当然，这只是寓言式的表达，观众一般不会太注意人物容貌的变化。

虽然有变化，但确实不大，在我的设定里，这些角色的变化就是很小。

何立为离开医院时，其他人还在医院里，这也是一种寓言——他们只是头发白了点，而这14年恰恰是他们相对年轻的阶段。

04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偏向于高敏感人群南都娱乐：这部电影的评价两极分化挺严重的。

很多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似乎都代入到某些具体处境，从而产生移情。

你觉得喜爱这部电影的观众画像是怎样的？

曾海若：当然，电影不应该拒绝任何人，谁都有权利看。

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应该都有一定的影视鉴赏基础，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独立思考，不会简单否定事物，对问题和自己看到的东西持敞开的态度。

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对生活总体很敏感，这种敏感自然也包括心理上可能曾有过或多或少的问题，可能遭受过情感、工作或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挫折，所以他们对电影表现的东西会有同感。

但这并不是说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就没有这些特点。

这是个很神秘的研究领域。

但总体来说，我接触到的喜欢这部影片的人都有这样的特点。

他们不会因为电影不取悦你、不符合便利的观看需求就生气。

我觉得现在的电影市场，尤其是做商业类型片的人，都在拼命想观众喜欢什么，但观众类型实在太多。

可以肯定的是，观众会越来越不接受挑战自己观影体验的东西。

可能是短视频越来越多，大家的耐心变少了，会觉得花费两个多小时看一个不那么舒服、不怎么得劲、跟自己观影习惯不一致的东西，就会排斥。

南都娱乐：那在路演期间，观众给到你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反馈？

曾海若：路演时很多反馈让我既感动又意外。

来看路演的人本身就对影片有好感，很多人观看时都代入其中。

我有个20多年没见的律师朋友，专程从重庆赶来看。

当时我很忐忑，因为他接触过很多社会阴暗面和悲惨人生，自己也被这些事困扰。

但他说非常感动，还写了长篇评论。

这样的观众很多，比如有大学生看后当场痛哭，因为他们也深陷心理困境——这不是爽片能表现的。

爽片只告诉你摆脱困境有多痛快，而这部电影是和观众一起面对痛苦，重现那些难受的回忆，体验感很强。

排斥这种体验的观众可能不容易看懂。

在和观众交流时，我能感受到他们强烈的代入感。

这种沉浸式的共情，正是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

南都娱乐：按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部电影的观众都偏向于高敏感人群（HSP）对吧？

这一代人普遍都对很多事情很敏感，这种敏感的特质是时代的进步，还是一种退步？

曾海若：是的，他们总体比较敏感，但这只是时代的特点。

我不知道对时代而言是进步还是退步，但对人来说，这至少是自身的进步——更尊重自己，更关心内心感受，而不是忍受或麻木。

敏感让他们懂得宣泄，对苦难、孤独甚至他人更开放，不会因自闭症或强迫症视人为怪胎。

从这个角度说，这绝对是进步，但我不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

因为生活中影响太多，我们必须内心强大，在敏感的同时保护自己，坚强地接受阳光。

这也是电影的主题。

作为导演，这部电影现在也处于类似状态，快被现实市场打懵了。

想做不同的东西，但市场宽容度很低。

其实不只电影市场，各行各业、日常关系中，想表达不同都很难。

所以我觉得应该践行主题：把困境当作机会和养料，相信永远有阳光，这些养料会助你成长。

即使票房不好，我们也有机会讲出困惑，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电影。

从这个角度看，这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好事。

南都娱乐：本片的小众题材确实影响了票房表现，如果给你机会重拍，会不会为了市场做出妥协？

曾海若：我做这部影片时并不觉得是小众题材，因为影片不是纯粹拍精神病人，而是拍被内心和外围困住的人，其中包括精神病人。

如果重拍，我可能会想如何更简洁地表达主题，肯定会调整。

但这部电影是七年前写的剧本，这些年我有了更多生活体验，电影本身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如果能以现在的状态重写，肯定和年轻时不同，能更好地平衡表达与呈现，让它更易理解。

我相信随着技术和技巧的成熟，再拍肯定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