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时间是2012年11月，之前和老公在马来西亚转了一个月，在大马国较发达的生活条件和美景熏陶下，私以为印尼也差不多，只是生活上没那么便利罢了。

去印尼前，老公因为工作要回国几天，商量后决定，我从马来先直接去，他过两天和我碰头。

而我们决定开启印尼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电影开头的North Sumatra的首府Medan，一个我之前没了解，在那里时急切想要离开，离开后一点也不想念的地方。

亚航的飞机还没着陆，我就已经感觉不适，胸闷想吐，旁座的印尼妇女微笑着递给我一盒薄荷膏，我想，这里的人挺友好的。

着陆后，我在机场递签证时，被截住带到机场移民办公室，然后被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妇女和两个不停笑的男工作人员审问了半个小时，夹带威胁和恐吓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权将我遣返回国，虽然最终没怎么样。

从办公室出来时，我看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人从传送带上拿下来，孤单地立在大厅中央，我走过去，拿上包，走出机场，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厌恶。

看完这部纪录片，猜想，我当时会被审问，也许，也是这种政治行动的残留效应吗？

一个Pancasila Youth的成员，当年参与了印尼屠共的行动，并成为刽子手中的佼佼者，手段残忍，效率极高。

一条条人命，在他眼中就像一粒粒灰尘，用鸡毛掸子轻轻一拂，就消失不见；要命的是，这个叫Anwar Congo的人，还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于是，在政府和自己编织的虚妄谎言中充满魅力自我陶醉地活了一辈子。

直到年老，因为人性本来的面目，做过的事开始困扰他。

他仍然充满魅力，仍然觉得自己做得对，但他的脸上开始浮现善，就像转了一圈，回到孩童时代的纯真与善良：教育孩子尊重伤害过的动物，给小鸭子道歉；在导演安排的对杀戮的演绎重现中，本能地站在受害家庭的妇女儿童角度去感受他们的世界；在扮演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受刑的过程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他开始重新看待做过的那些事，并且通过本能强烈的身体反应表现出经过重新审视的灵魂。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atonement的故事。

这个老头绝对可恨，但他也许值得被原谅，因为他虽然来迟了的但毫不做作的心里的善；曾和他并肩作战且一辈子用意念顽强抵抗负罪感的同行，也许也值得被原谅，因为他比Anwar更早地意识到了他们做过的事情有多么可怕。

他下意识地选择抵抗负罪感，并不意味着他灵魂的负担就真的轻很多。

说到底，我们无法指责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说到地下一层，他们，都是政府的工具。

真正不能被原谅的，是这个世界上各个阴暗的角落都存在的ZF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以及不正当手段从中渔利的事实。

当听见白痴一样的LD们聊女性，聊脑残收藏品，聊杀人就像话家常，电视节目聊这段屠杀历史就像《女人我最大》给你推荐一款明星粉底或BB霜一样，带着笑意稀松平常，氛围格外热烈时，你除了感觉太超现实了，脑袋里还会闪出几个加粗黑体三号大字：世上还有这等禽兽。

这个真的不能原谅。

尽管知道了这些历史，我还是讨厌Medan，讨厌那里肮脏的街道，讨厌它永远在堵车，讨厌在汽车尾气中坐着边三轮的我完全不想呼吸的感觉，但我已经不能讨厌那里的人。

PS：Herman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员。

我从2016年开始往返印尼做菩提子生意，每年去三次，每次去要待上一个月，爪哇岛的各个地方都跑过，大城市待的时间反而不多，首府雅加达也只是路过，更多的是深入乡村山林，一整个白天徘徊于各个农户家中。

从一开始胆怯地让翻译前去传话，到后来大摇大摆走进屋去，躺在他们的沙发上，抱着茶几上的零食罐一边聊天一边吃，我对印尼的风土人情、世俗文化，有了一定的深入了解。

偶尔在网上会看到65年和98年印尼屠华的记录（其实历史上大小事件又何止两次），总能在评论里发现充斥着极端敌对态度的言论，打着复仇的旗号对当代印尼人进行诅咒谩骂，以及将宗教、人文等表面信息加以整合，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这在我看来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对历史的偏见只会激增矛盾，无法令后世彼此理解，借着这部纪录片，我想从一个经常往返印尼的中国商人视角，谈谈对印尼反华事件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简单、乐观、淳朴、善良的印尼人，竟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来？

初到印尼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这种违和感到难以理解。

先说人民素养吧，印尼人基本符合中国对农村人积极的传统印象——憨厚，单纯，胆小，没有野心也没有文化，但团结有爱乐于助人，这样的人会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电影里那个入戏太深的演员，笑得时候手舞足蹈，哭得时候鼻涕冒泡，率性得令人忍俊不禁，比较像普通印尼人的真实写照。

），二来是社会环境，中国人在印尼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顶着一张中国脸孔在印尼从事商业行为是非常受欢迎的，尽管具体数据难以查询（有很多早年入籍者或者混血的华人身份如今难以确定），然而从印尼富豪榜常年被中国名字霸占着半壁江山这一点上，也能窥见一二，这总人口不足百分之5的华人在印尼占据着怎样重要的经济位置。

综合看来，印尼人友善，中国人有钱，中国人多从事着原料生产及进出口生意，不仅不会对印尼人造成压迫，反而促进了经济，提供了工作岗位，就算是小商小贩，整点劣质印尼特产销往国内，坑的也是咱中国同胞，对印尼人来说完全是利大于弊的。

若说是嫉妒就更不像了，印尼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信仰坚定，生性寡淡无欲无求，所谓饱食三餐睡榻五尺，更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

我碰到的印尼人，即使是年轻一辈，都很少有像中国年轻人这么雄心勃勃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偏向自由主义。

就我做菩提子的经历来看，印尼人对中国商人的友好与尊敬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单从民间似乎根本找不到反华的动机。

那么，这一点就燃的矛盾到底在哪呢？

第一次去印尼时，我独自在雅加达街头游荡了三天。

作为首都，这里唯一一个看得过去的景点就是市中心的纪念碑广场，也不过和中国三线城市的烈士陵园差不多，除此之外几乎再没有文化娱乐的代表性建筑。

甚至是走进印尼的国家博物馆，四层高的小楼半小时便能逛完，比新华书店大不了多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摆，越往上越乏善可陈，第四层甚至放了一整层的中国瓷器。

种种点滴表示着，在印尼人淳朴的外表下，掩藏的是社会文化的缺失，而社会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道德准则的松动。

印尼人没有社会文化吗？

被荷兰殖民三百多年，二战结束才刚刚独立，没有历史，更没有像孔孟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哲思，但好在印尼人百分之八十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教义便是他们的道德准则。

这一点的好处是，印尼人因此而安分守己，不会产生什么邪恶的念头，在印尼很少能见到冲突和犯罪行为，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善和平共处。

坏处在于穆斯林的教义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走入极端，遭人利用。

比如最近的一起事件，2017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一场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大游行，起因只是钟万学引用古兰经不当这样的小错误，事件的结果竟以亵渎宗教罪将他判刑两年收场。

在民间，穆斯林禁酒禁赌博，印尼民众们打着宗教名义打砸赌场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并且这般做法居然是不犯法的。

印尼的社会文化全靠宗教教义代劳，各个行业的文化都有所缺失（印尼本土的电影、音乐、时尚明星，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比杀马特强不到哪去），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印尼似乎从没看到过一家书店，老百姓家里也很少看到书籍甚至是报纸，大多数人无聊就躺在家里喝咖啡，聊天，干点生存需求的体力活，未经世事的清澈眼神一眼就能看到底，和他们砍价倒是真的轻松，脑子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传统的老实人，文化教育缺失的环境，加上坚定的宗教信仰，便会产生对原有世界观不容争议的固执认知。

他们自信、乐观，另一方面却从不自我反思，做了坏事不会愧疚（被印尼人放鸽子，我问他，说好的你怎么能反悔，他笑笑说，对呀，反悔了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秩序建立在古老的宗教教导下，便很难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导致道德和规律的缺位。

老百姓没有思辨能力，以神之名义杀人不叫杀人，叫审判，烧毁共党房舍，打砸华人商铺，都成了正义之举（群体思想会令个人丧失理智，我们当年也有打砸日货的小粉红），甚至于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清晰认知（他们比英国人脱欧还要盲目，那些参与17年游行的民众，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组织者分发的小礼物和免费咖喱饭来的，丝毫不考虑行为后果），一如电影里的竞选情节，参选者和选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一方想着贪污，一方想着免费T恤。

所以当我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会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认知去理解印尼人行为上的荒谬感。

考虑到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被军政府洗脑并加以利用就不足为奇了（影片中也阐述了屠杀的目的不是钱而是荣誉）。

从一个在印尼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角度来看，对于发生过这样的事深感遗憾、惋惜，就像看到现在友善自持的日本民众，也很遗憾他们的祖辈竟犯下那般罪行，只可惜发生过的事无可改变，我对这些被政府洗脑并利用的普通人深表同情，同时也不会将历史作为偏见，代入到年轻印尼人身上。

（当然，我不指望激进分子的理解，他们缺乏同理心，双标得令人发指，那些就印尼屠华大肆谩骂的，和几个月前叫嚣着驱逐在华黑人的，又何尝不是同一批人）。

会有这种想法，或许也是出自我独特的历史观：我们所谓的“历史”（意为现在知晓过去发生的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主观的，是仅以利益作参考的，掌握话语权的人便掌握了历史，所谓以史为镜，不过是档位开满的美颜相机，国仇家恨也只是在必要时刻，充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体面说辞罢了。

说完了历史原因，那么印尼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首先，各地区人文环境差异极大，苏拉威西岛上至今有原始部落保持着食人文化（吃的是尸体，不是活人），某些地区的丧葬文化也很独特，会把尸体腌制，摆放在家里，逢年过节为它穿上华服，瞻仰一二（这倒不足为奇，北京也有），不说偏远地区了，在最为发达的爪哇岛上（国土面积仅占百分之6，GDP却占全国百分之50以上），这种生活差异的对比最为鲜明。

村镇网络、家电、智能手机普及率低，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某些地区至今保留着赶集文化），一线城市如雅加达，已是臭水沟与香水味并存，社会氛围宛如纸醉金迷的夜上海。

问了印尼朋友上学时候的事，得知他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所谓的爱国宣传教育，对印尼历史知之甚少（况且本来也没多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年轻一辈不停刷着油管INS，接轨世界前沿的资讯，老一辈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视都不怎么看。

文化差异随处可见，一边是从山里采摘木瓜放在门口售卖的老奶奶，一边是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高挂的电视上播放着的B榜冠单。

在印尼，老一代被信息化彻底抛弃，隔代与地区之间很难有文化交流，不交流，那聊什么？

放在别的地区必然冲突频发争端四起，好在有共同的伊斯兰教，大家信仰相同，坐在一块拜拜圣城唱唱古兰经，于是就其乐融融了。

这里想要洗白一波，国内对印尼的一大刻板印象就源于宗教，然而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印尼的穆斯林是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的，并没有我们认知中那样对外族的排斥（我曾有过一次找不到酒店在清真寺里免费过夜的经历）。

询问过当地人，如果他们唱经的时候我跑进去观看会被打吗？

司机很诧异，说怎么会打呢，会很欢迎你，我们的宗教得到外国人的认可，这是人人都觉得骄傲的事情。

历史会重演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年轻一代尤其是华人在印尼掌握着经济和信息的主导权。

电影里的华人小卖部老板被勒索的桥段令我很是吃惊，要知道在雅加达华人都是豪车接送别墅区的，我带印尼朋友来华，他在机场看到打扫厕所的中国人也感到很违和，因为在印尼根本看不到华人做这种底层工作。

印尼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也开化了很多，对于宗教上的诸多禁忌抱持着自我约束而不去打扰他人的态度。

事实上，17年那次雅加达大游行在当时也闹得人心惶惶，有部分反华势力从中作梗，借着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机会打出了反话口号，当天印尼飞国外的机票都被心有余悸的华人们抢购一空，然而事件最终并没有华人伤亡，偶有几个小流氓砸了华人商店也立刻被逮捕了。

以现今的中印关系，政府也不可能允许越轨事态发生。

最后给小粉红们一个发泄的出口吧。

当年一手策划65年屠华事件的是前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外号屠夫，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贪腐榜上排全球第一），而他的女婿普拉博沃（前特总部队总司令）一直被认为是98年屠华事件的始作俑者，总之这一家子都是激进派的反华分子。

普拉博沃这小王八蛋，还参与了去年的印尼总统竞选，最终以得票率45％败给了得票率55％的现任总统佐科威（佐科是亲中派，前任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便是他一手提拔的），事后普拉博沃这小子不服输，唱票第二天又拉了一帮人游行，最终当然毫无悬念地被打压了下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总统竞选的机会，而佐科威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

所以，你们这么有血性，如果非要报仇，也不要找错人呀。

The political extremists: the paramilitary youth: gangsters slaughtered the "Communist" and ethnic Chinese.Theatre of the oppressors: role reverse in the victims' roles.All about trauma: the need of taking the places of the others.How about the survivor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想起來自己的創傷…. Then, to survive!All about politics: 政治運動害人啊！

當66年拆那搞極左共產運動的時候，印尼開始了反共產反華的paramilitary運動，大批青年被組織成民兵，大肆殺人…這類青年民兵受到鼓動，宣揚他們所謂的親美“自由”意識形態。

他們不反感外人對它們的評價：gangster, 還說道這詞來自“free man" (而他們收保護費已經是事實)。

極右反極左是多麼荒謬和可笑！

如今印尼政府仍沒認罪，任何左派的觀點都是當地社會的禁忌。

青年軍的任何活動都是"正確"的。

就連這個影片和片中劇場本身仍不時被理解成正面宣揚官方的立場的。

排練時有小孩和女人受到驚嚇，軍團領袖卻用"正確，勇氣"來安慰她們。

片中主角Anwar述說，大部分兒童都在血腥的官方醜化共產黨的影片中長大，是traumatized的。

然官方縱容下的青年軍的暴行卻視而不見。

情景的再現沒有使Anwar有一點輕鬆，他在劇場中反复地體驗倖存者受到的折磨 (即戲劇治療的role reversal)，並講解處死他們的方法 (如當年他用鐵絲勒死"共黨人")。

Anwar嘗試著“贖罪” （導演稱之為"壓迫者劇場）。

然而，其他人卻沒有在片和劇場中懺悔，有時甚至認為這是在記錄他們“反共產主義是多麼正確”的證據，以及自己過去的"當年勇"。

這個影片會遭到印尼政府的抗議。

華人能在這種社會生存真是難以想像。

这部纪录片在影单上列了很久，一直没出现一个契机让我立刻想看，好电影毕竟太多了。

最初在朋友圈看到The act of killing观后感，以为和寻常历史纪录片大同小异，平铺直叙，就想着什么时候有空就当上一堂历史课吧。

拖着拖着，契机出现了。

2019年11月16日的《经济学家》刊登了一篇讣告，标题为“The executioner's song”，开篇对逝者介绍更引人注目：Anwar Congo, a perpetrator of the mass killing in Indonesia in 1965-68, died on October 25th, aged 78。

我没有立刻联想到那部纪录片，反而有些困惑。

从TE不厌其烦期期揪着HK，TW说事大致可以判断其立场，不外乎是要高举“民主”、“人权”的大旗唾弃一切“非民主”、“反人权”现象。

mass killing岂止反人权，算起来应该叫反人类罪，而讣告版面介绍的大多是在某一领域有杰出表现或突出贡献的人，Anwar Congo凭mass killing独占一整个版面，着实匪夷所思。

历史纪录片当然要回顾历史，可以靠技术，可以靠人。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把当年的行刑者召集起来，请他们拍一部电影再现当年的情景，纪录片拍的便是幕后的故事。

片里的行刑者配合至极，大约是觉得有意思，聊着那段血淋淋的历史，各个谈笑风生。

但当电影停止拍摄时，总会出现大段的安静，这就是punishment出现之始。

在有人辩称当年种种措施之必要或是虚构时，Congo的同伴一针见血，他们做的都是错事，杀人是最恶的恶行。

Congo说音乐、酒、毒品可以帮他摆脱负罪感，实则不然，这些东西只能帮他缓解无路可逃的痛苦，这种痛苦正来自罪恶感。

他坐上当年受刑人所坐的椅子，感其所感，“受刑”时，他不由自主地落泪；“受刑”完，他问道：“Did the people I tortured feel the way I do here?”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导演Joshua回答得毫不犹豫，“No”，Congo大约想要一点安慰，可这份安慰他实在要不起。

影片最后，Congo再次来到演示杀人场景的阳台，晚风习习，他却吐得一塌糊涂。

当晚看完The act of killing，再回看文章，果然一出杀鸡儆猴的好戏。

杀人的是老天，警告的是做恶事却逃过法律制裁的人。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1965至1966年，印尼右翼軍方叛變並在境內展開了針對左翼份子和共產主義者的屠殺並造成上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影片為還原真相展開了長達八年的找尋與拍攝。

不同於平常，《殺戮演繹》並未採用受害者陳述或第三方資料等方式來試圖觸碰歷史灰燼中的餘溫；相反卻將視覺轉向當下那些曾經行刑的兇手，通過紀錄他們的生活、訴說以及對回憶的演繹來還原歷史真相。

導演將鏡頭鎖定於做為行刑人之一的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並說服他們在一部以屠殺共產黨人為題材的影片中扮演行兇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角色。

另人驚訝之處在於，兇手似乎並未對當年所做之事感到懺悔：攝影機前的他們對殺戮供認不諱——如今他們依舊作為當權者而被當作國家的英雄。

但隨著拍攝的進展，影片所關注的核心真相從歷史事件滑向人物自身，後半部一場郊外戲的拍攝虛構出了20世界下半頁人類史上的一幕慘劇並構成上述變化轉折的明顯標誌。

那場戲中，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扮演"的殺手火燒村莊並殘害了村中的婦女和孩童，兩位扮演犧牲者的女性在拍攝結束後仍無法從表演中回歸現實，持續的哭泣與失神被導演的鏡頭捕捉但同時這一突發事件並未被在場的任何人所預知。

此事件直指影片核心：導演意圖使"真實"事件通過虛構的表演被重現，但將角色帶入人物後所造成虛擬對現實的創傷卻是無法可控的！

真實電影概念(Cinéma vérité)在根本上承認在紀錄電影中運用虛構手法並通過導演自身的介入引起事件的發生，挖掘真實而並非僅僅作為客觀的紀錄者。

基於此特點，我們一方面看到一條具有強烈"敘事"特徵的主線在塑造影片結構的同時，卻不得不再次面臨思考紀錄電影真實性的問題：真實之於鏡頭是否可能？

它存在於何處？

電影的主線由安瓦爾自身態度在鏡頭前的轉變而形成。

影片開頭，主角安瓦爾引以為傲地向觀眾描述並表演當年的殺戮場景並將鏡頭帶入一個個案發現場。

曾經的兇手依舊是這個時代的勝者，其中的不少人仍被當作現任政府的元老英雄，權利在握的他們表面上肆無忌憚並堅持屠殺的正義性。

但安瓦爾內心的另一面卻同時被捕捉入鏡頭之中：影片開頭不久，一次為還原行刑現場的演繹之後，安瓦爾坦然需要通過酒精、毒品與舞蹈來麻醉自己（在導演另一部電影《沈默之像》中兇手則是通過飲用人血——這種對良心的背叛而並非欺騙的做法來繼續存活），恰恰舞與屠殺前後所構成的反差揭示出言詞對於內心的背叛；而作為演員在表演中身分的互換則使他在虛擬場景中體會對於罪惡的恐懼，這一切引向最終他的懺悔。

對被害者身虛構的"扮演"到對自身行為再現的"表演"，兇手從身分回歸真實自我。

影片後半部，在一次對犧牲者被處刑的扮演中，安瓦爾直言彷彿自己真的已經死了。

而諷刺的是相同的處刑場景緊接著又重來了一次，像是對兇手直言已死的嘲弄與懲罰，同時卻在另一側面提醒觀眾影片中的表演均為虛構，發生的都並非原有真相——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鏡頭追溯歷史成為不可能，真相永遠大於影像。

結尾處當兇手坦白扮演被害者被殺死時的恐懼時，導演自鏡框外的聲音尖銳並殘酷地道出了影片中唯一的一個真相，直接揭穿他的謊言，而那些感受不過是基於虛假的經歷，源於真實的恐懼他則永遠無法體會。

人無法成為他人，一方面使得人無須立足於他者而承擔其生命重覆，另一方面卻意味著他無法逃離自身。

罪惡感的幽靈纏繞著安瓦爾，他想要逃脫，但最終卻是徒勞的——他就是幽靈，當下的他就是那個想要逃離的過去。

影片中，兇手一遍遍地由"自己"殺死"自己"，背負罪惡感等待救贖，但最終回歸現實，已定格的歷史卻使得安瓦爾無路可逃。

在這裡，真實電影的虛構特質得以揭穿影像中的謊言而直達影像背後的真實：影像本身成為控訴事實的工具，也同時體現了影像本身無力。

安瓦爾從電影中學到了許多殺人方法並在之後的屠殺中得以運用，當他再次觀看影像中的殺戮時卻認為那與他在現實中所做的相比卻是虛假和幼稚的。

此處，影像在某種程度上被付諸於現實之後，那源於影像的衝擊力卻無法再次回溯到影像本身。

面對歷史真相時，鏡頭作為紀錄工具的揭示功能在龐雜且模糊的事實面前總以弱勢的姿態出現，當攝影機將鏡頭轉向一方時，客觀的揭示從一誕生便已死亡。

此時，基於其本質上的弱勢與無力，影像便自發開始了針對現實事件帶有立場的控訴，而這一過程則成為捕捉現實唯一有效的方式 。

在這個意義上，影像面臨現實時的無力恰巧成為了其最強有力的工具！

《殺戮演繹》一片中，導演並非站在道德中立的角度，相比尋求真相，影片體現出更多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影片的結尾處的懺悔使得之前的行為成為兇手對自身的逃避的最終鐵證，而最後的幾個固定鏡頭則展現出他們良心的痛苦與死亡，而在屠殺共黨的電影中他們身著奇裝異服一片歌舞昇平背後則是他們無法直面的悲劇。

而作為反差，影片前半段兇手在鏡頭前對暴行的演繹在導演有關道德的正義訴求中成為控訴他們最好的證據，帶有強烈的道德判斷意識從一開始就存在於攝影機背後——導演的視角中，並依此形成故事主線並通過後期剪輯而構成第三者——觀看群體的視角。

另一方面，設定的表演場景與真實的個人回憶被揉合為一個整體而呈現於鏡頭前人物的行動與訴說當中。

從意識到攝影機存在的那一刻起，鏡頭所捕捉的就是不同程度上的表演狀態，而真相往往卻以悖論的方式被呈現出來，其中，電視機的不斷出現構成了雙重的視角：人物以影像方式存在並被他於當下所觀看（顯然安瓦爾對自己的表現並不滿意），觀察與經歷這兩種視角於主體的衝突集中於Kino-eye捕捉事件的角度。

但是不僅如此。

當兇手抽離出自身並以觀者角度來審視表演時，真相作為事實已被固定在螢幕之上，而真實卻源於他那凝視真相的目光；如果真相只有一個，那麼真實則棲息於那不斷持續的回聲當中。

透過一開始對於歷史真相的尋找，我們逐漸意識到，只有透過真實才可能觸摸到真相。

而真實不存在於歷史資料，也不存在於對歷史的演繹和對回憶的訴說，甚至不存在於歷史本身。

真實存在於我們看向的每一個人，以及那同樣看向我們的目光中。

而真實是什麼？

在一次採訪中導演說到影片標題"the act of killing"闡述了兩層含義：第一層意指killing是做為人類本性活動的殺戮；第二層則是暗指acting做為表演使得兇手與自身產生的距離。

在影片中，一名兇手被問起假設被國際法庭審判將如何做之時，他引用該隱與亞伯的例子回答說如他有罪那麼自人類史上第一起謀殺之後的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歷史的進程中不可能沒有犧牲品，而現今的所有人都是那一次謀殺後的結果，因此無人可以指責他的罪過。

而這個例子更為深層的含意在於，當我們作為第三者觀看這一過程時，我們見證的就是歷史本身：如同影片中的安瓦爾觀看螢幕中的自己，他明白，痛苦是真實的，殺戮也是真實的。

而觀看《殺戮演繹》時的痛苦，同樣根植於我們本性土壤下，真實且原始的殺戮。

关乎政治的纪录片一般很能“绝对正确”，影片并非简单的叙事，也非简单的通过演绎转嫁，她超越了一般纪录片的范畴，同时她的真实扮演也甩开重现历史的故事片好几条街。

人类的统治历史一直都伴随着这样血腥故事，只是用今天的记录形式展示出来，不单单是屠杀本身，还有施暴者的心态及转变，确实令人震撼。

悲剧的工具，即便当下政权交替、或者各种形式的伏法，我想他们都理解不了除政治之外的更深层的不幸。

像主人公那样最后出现的忏悔怜悯之心，也有年龄以及后代的多重原因。

另一方面没有鲜血难道就不是荼毒吗？

你把各个国家地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刽子手们放到一起，本质都差不多的，只是看谁文明的包装更精致罢了。

前者还可说“无知者无畏”，而佯装的道德、粉饰的太平具有同样的嘴脸，且更可憎。

这部纪录片某些片段看得我极度不适，我选择了跳过。

他们的荒诞，他们所谓的自我安慰，他们所谓的乐在其中。

都是建立在噩梦般的他人的痛苦中。

流氓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自由人，真的荒谬！

自由是建立在一定法制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不是绝对自由。

他们拥有他们的人生，他们享受此糜烂生活并乐在其中。

我们好像没有批判和审视的资格。

那毕竟是他们选择的，但是他们的人生影响到了其他无辜人的人生，那便是有罪。

纪录片前半部分，安瓦尔和他的同伴享受着重演杀戮的快感，享受自己将他人生命掌握在手中的权力。

可是慢慢的当影片行进到后半部分，他看见熊熊燃烧的房子和妇女孩童，他不再笑了，他的痛苦慢慢的开始揭露在大众眼前。

他也是痛苦的。

他背负着上千条人命。

当他自己去演习受害者的时候，他终于体验到了那种恐惧，那种无助，那种绝望。

他对导演表达了自己的后悔，导演对他说：你知道这是在演戏，而他们知道接下去就是死亡。

毫无疑问，他接下来的生活会在痛苦中挣扎。

最最魔幻的事情是，那些受害者为他颁发的金牌。

他也在尽力说服自己，安慰自己。

杀了他们是正确的吧。

影片就这样在安瓦尔的干呕中结束，当然我也跳过了。

文/caesarphoenix这是一部梦想中的电影，却可能比最恶的梦还恶。

如果中国有成熟的影评界，这部职业生涯中难以遇到的作品，现在早就应该有数十篇万字长文。

而我竟也年终事多，只能做最潦草的描绘。

《杀人演绎》这部“非虚构电影”具有一种惊人的复杂，这种复杂源于在被观众默认为现代、文明的今天，过去犯下屠杀罪行的杀人者堂而皇之的谈论与炫耀杀人行为，甚至主动提出重演当年的角色、再次示范屠杀，不仅如此，杀人者在当地延续着统治，当年被害者的后裔仍然接受着他们的“屠杀”。

这样的内容让观众陷入了“无法想象其为真实，更无法想象其为虚构”的困境，真实（记录）-虚构（故事）的界限被震惊与难以理解侵蚀，观众对电影的一般经验不足以应对影片的挑战。

而更为致命的是，当年实施屠杀的军政府是在西方政府的直接援助之下，杀人者隶属于冷战两大阵营的胜利方（大部分观众指认自己归属的那个阵营），而这种胜利延续至今。

而影片并没有到此为止，杀人者重演杀人者后又扮演了受害者，并最后成为自己的观众，在反身观看中他体会到了当年杀人时都不曾感受到的可怖。

而观众对他观看的观看，对他观看后产生的干呕反应的观看，所形成的复杂感受（不可置信认为虚伪、同情、正义伸张的痛快、怜悯）也是难以简化的。

影片可以看作三重杀戮和四种类型“片中片”的穿插。

但到底是导演意图还是杀人者的拍片热情对最后“片中片”的呈现样貌起到决定性作用值得探究。

三重杀戮是：1.过去的屠杀（1965年），2.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3.持续至今的对民众的犯罪。

四种类型/亚类型是：歌舞片、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犯罪片、西部片。

“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是最奇观也最惊人的一重杀戮，结合犯罪片（Anwar喜欢强调的美国电影、他们作为电影院黑帮的身份）推向了最后的反身观看。

而受害者给杀人者戴上奖牌，感谢杀人者送其上天堂的歌舞片，出现在开头和接近结尾，看似最荒诞，却是最大的真实，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没有被审判的胜利者有权把死者摆放在任何位置。

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和西部片则展现了杀人者是如何借助虚构的力量，把自己的行为建构为合理合法、使自己心安的。

影片的复杂还远不止于此，三个最主要表现的杀人者的想法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个思虑之深而又无比清醒，几乎代言了整个胜利者的逻辑。

只能述其万一，是为补记。

最大的特点是角度非常特别被摄者是参与屠杀的流氓，而不是受害者，这一点与普通纪录片大有不同。

实际上通过杀人者的角度来阐述事件，更能体现出事件的残忍，同时这些人的轻松的举止也更体现出所述事件的客观真实。

尤其是某个当地武装头目向当地华人一个个收钱的事件，“一边讥笑一边说谁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呢”就连面对受害者也是笑脸相迎，同时还骄傲地在镜头面前表现出来。

这样的角度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摄制组不再着眼于被害者有多可怜，而是着眼于加害者有多嚣张，观众在这样角度下受到的冲击力会更强大。

反过来看，这些加害者走上舞台缺是万众瞩目，众星捧月。

政权领导者公开追捧所谓自由人组织而成的青年团，却不顾普通人民的正常生活，去支持“在其他法制国家根本无法想象的恶劣违法行为”，而受害者却因为自己的身份、出身备受排挤折磨，纵观整个国家的状态，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讽刺意味。

中景、全景为主的景别中景是新闻报道和叙事的常用景别，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示事情和情节，同时又不丢掉太多细节。

在纪录片中使用中景，是一种更为直接客观的拍摄手法，对于被拍摄者来说，这样的距离感也是很舒适的。

所以不论是讨论政治立场，还是讨论残忍的杀人过程，阐述者都能没有防备地进行完整的描述，并且还可以捕捉到所有的动作和表情。

用最简单客观的叙事手法再现最残酷的事实通过叙述政府与人民的现状，容易让人联想到多年前事件发生时与现状的对比。

所有叙事者对事件的态度都如此轻描淡写，则更能看出事实的残酷——通过杀死反对者换来的一时平静。

尤其是青年团长一边打着高尔夫，一边描述自己如何带人去杀死共党的经历，这是一种尤为鲜明的嘲讽。

多角度展现人物之间的联系主人公冈戈与报社老板、省长、青年团长等人之间有着紧密关系，但这些人同时又大有不同，从而体现出这一派的整体形象。

这些人自称为自由人，只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只遵从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去做事，观众不禁会联想到这样的社会与自己的国家之间的区别，从而产生更多的政治思考。

感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片面的法律、强权的军队、畸形的经济，却没有道德的约束，将变成什么样？

这部纪录片向我们真实地展现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

他们不是真的恨中国人或共产党人，他们只不过是被政府和军队利用的政治工具。

当一个男人骄傲地说自己因为参加屠杀华人的行动，于是毫不犹豫地捅死了自己女友的父亲，并且开心地笑出声的时候，我知道一个事实，바로在恶魔和政治面前没有道德与理智可言。

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恶的一面，但恶魔一定没有善。

“我不需要赞同那些国际法律，只有胜利者可以定义罪行”

片名：《The Act of Killing》（《杀戮演绎》）年代：2012年 国家：印尼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约书亚•奥本海默）主演：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 ；Herman Koto（赫曼•科托） ；Syamsul Arifin纪录片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2004年在印尼拍摄一部关于印尼血汗工厂的纪录片《全球化的磁带》，无意间听工人说起发生在1965年的这场屠杀。

偶然的发现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想一探究竟，这么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事件并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甚至不为外人所知，这未免让人觉得纳闷。

于是导演在印尼安营扎寨7年，开始为屠杀事件搜集素材，拍摄了这部纪录片。

这是一部特殊纪录片，亲历事件的主角在片中重现的是自己的过去。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对外输出革命，培育了不少亲华势力，但这也让这些东南亚国家警惕，甚至谈共色变，印尼1965的大屠杀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苏加诺政府被军政府苏哈托推翻，随即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开始了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的血腥屠杀，在这场屠杀行动中，大约有100万的所谓共产党人死于非命，其中包含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

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利用大批的地痞流氓来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

“五戒青年团”是一个成立于50年代的印尼民间组织，1965年屠杀一开始它就组织了敢死队，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参与了当年的屠杀，Anwar Congo本人亲手屠杀的人超过1000人。

由于在屠杀中的突出表现，Anwar Congo成了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而参与这场屠杀的人后来都成了印尼位高权重的人物。

Anwar Congo邀请来了当年的同伙，行刑队长Adi Zulkadry参与拍摄，再找来群众演员，按照导演的“设计”进行情景再现。

Anwar Congo在当初杀人的地方重演当初杀人的场景，因为棍棒痛击会鲜血四溅，短时间太多人被杀害，凝聚地上的血来不及清理，他独创用铁丝勒住喉咙，让人窒息的死亡方式，既没有血迹也来不及呐喊。

示范完之后的Anwar Congo充满得意，甚至开心地跳起了恰恰。

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叫声凄厉，“五戒青年团”追赶和暴打村民。

拍摄完成之后，另一位当年的杀人主角Herman Koto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这不过是拍戏。

最后，Anwar Congo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然后被钢丝勒脖而死。

拍摄进行当中，Anwar Congo突然的恐惧感受导致拍摄无法进行，他说：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导演回应到：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演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Anwar Congo一个人再次重回屠杀地后，呕吐不止。

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 在影片结尾，是一段非常荒诞而奇幻的影像。

一个粗糙简陋的场景和穿着诡异但表情幸福的男女，组成了天堂。

被铁丝勒死的共产党人摘下了脖子上的铁圈，向杀人者表示感谢。

“谢谢你把我带上天堂”。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以这一种超越常规的方式来面对这段历史，他寻找当年杀戮的遗老对历史进行重现，而他们最初以为导演要拍摄一部为他们当年“事迹”树碑立传的好莱坞式的电影作品，幻想自己真的在拍摄大电影，甚至因为这部电影而扬名天下。

因此，他们面对镜头表现自己当年的杀人行为时，丝毫不觉得愧疚，反而津津乐道振振有词。

1965年Adi Zulkadry他们手握需要猎杀者的名单，但是他们依然把刀指向无辜的中国人，正如Adi Zulkadry所说“我拿到名单后，捅死了我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最后我遇到了我女友的父亲，粉碎华人变成粉碎女友的父亲。

”这场屠杀之后，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屠杀事件，只不过这一次的屠刀挥向华人，只要是华人都被杀害。

如果说1965年所有被杀的华人都被冠上了“共产党”的名，这一次没有理由。

影片拍摄的过程中，Herman Koto随意对华人的勒索与敲诈，华人无一不是隐忍和退缩，而Herman Koto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的选举。

屠杀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年的行刑者、指挥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忏悔和内疚，有的只是对那段历史的引以为傲，被屠杀的是对国家破坏的恶魔，他们最后却成了保护国家的英雄，是正义的实施者。

而受害者的后代不敢对行凶者追诉，不敢分辨是非，甚至不敢明言。

杀了几千人的Adi Zulkadry在片中说，“我没有感觉到愧疚，不会像Anwar Congo那样被噩梦困扰，我没有做错事。

我没有受到惩罚就是最好的证据。

” Anwar Congo在片中说道，“我没有感觉，不怀疑任何事情，但煎熬一直在心中蔓延。

” 以往Anwar Congo会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Anwar Congo在纪录片中有“谢罪”的意味，但实际上只是救赎，对那些自己杀掉的人求以赎罪，暗暗想来，不知廉耻中又可怜。

看起来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亡的恐惧罢了。

影片的拍摄并不顺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在采访受害人家属时，基本上在谈及此事时小心翼翼吞吞吐吐，不敢论及过往。

与采访受害者避之不及的态度相反的是，这些刽子手们在谈及此事时无一不是得意洋洋，争相炫耀自己过去的“功绩”。

Joshua Oppenheimer在拍摄期遭受过“五戒青年团”的阻挠，更多的受害者家属在面对镜头时噤若寒蝉；他也将这些受害人的调查与缄默收集起来，成为了他另一部纪录片《沉默之像》的题材。

整部纪录片呈现出荒诞、残酷、让人不寒而栗的气质，我们想要的反思、忏悔，这些当年的屠夫并未展现，他们甚至不觉得这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主导者，主导这个国家对过去的判断，也主导这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走向。

时至今日，那些伸向华人商贩的手依然不曾停止，面对不公，华人所能做的只是妥协、顺从和隐忍。

我们想要的人们对于暴虐的审判和反思以及对于历史公正性的追求，在这部纪录片记录的现实面前也只是一场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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