脐带

这次的注意点转移到寻找母亲时遇到的那头牛，和与母亲寻家时遇上的那只羊。

在我看来，牛和羊分别代表了母亲的两种不同精神状态，“牛”时，尚有一丝丝自我意识，存在“母性”的一面，“羊”时，“母性”不存，只剩“本性”（一种回归童真的状态），正如“牛”“羊”一般。

记忆赋予其“母亲”的身份，而阿尔茨海默症使母亲的记忆逐渐消失，其作为“母亲”的身份也逐渐消失，回归到只剩原始记忆的状态（幼年）母亲两次看见已死的父母，那是死亡的具象化，第一次母亲欲前进时被儿子拽住，一方面是儿子的不舍，一方面是母亲的眷恋，而在第二次看见将要前进，儿子毅然割断绳子，给母亲尊重，而自己也寻找到了那棵生死树。

似乎在蒙古包为母亲整理衣冠时，她便已经逝去，最后割断绳子，也只是儿子心理上的放手。

那棵阴阳生死树，表达“生生死死，相存相依”的理念，死亡何尝不是一种新生，生树借死树根，死树依生树存。

策划、访谈：许金晶（影评人，《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一个家族的电影史》编著者）2023年12月31日上午腾讯会议连线访谈于各自家中访谈整理：冯雷铮（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在读）《脐带》是2023年我看过的最喜欢的院线艺术电影之一，也通过这部电影，对于其作者乔思雪导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思雪的过人之处，不只在于娴熟而老道的影像表达语言，也在于记录草原社会文化生活生态，自觉传播草原上优质民族音乐、世界音乐与灿烂文化的学术自觉。

而后者是深受文化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浸淫的我、所特别钦佩与感动之处。

2023年的最后一天上午，得益于老友郑大圣导演的引荐，我终于得以通过腾讯会议，跟乔思雪导演展开了一场为期两个小时的访谈交流。

希望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访谈，能够让广大读者和观众，了解《脐带》这部优质艺术电影背后、其电影作者的成长之路与影像创作历程，也由衷期待乔思雪导演在艺术电影创作道路上越走越远。

许：我们先从您的成长背景聊起。

您的家乡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旗，而您本人又是达斡尔族。

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家乡是一片怎样的地域，您童年和少年的成长背景如何，以及大概是什么时候、最早接触到电影和艺术的？

乔：我长大的这个地方跟传统意义上的内蒙草原不太一样。

我们这刚好处于中俄蒙交界的地区，再加上靠近东北，本身地貌比较丰富。

文化上也是如此，非常多元。

俄罗斯和外蒙古的文化对这里产生了不小影响，甚至一些当地部落本身就是从俄罗斯迁移过来的。

所以大家在思想上都很开阔，我高中毕业之后，家里面就送我出去留学，大家都很渴望与外面的世界接触。

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排斥集体的小孩，不愿意上学，几乎是跟周围邻居一起在院子里面长大的。

我的童年和大自然有很多接触，每年夏天爸爸都会就骑着摩托带我去山上采蘑菇，学校里面也会组织春游。

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整个内蒙古，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变化其实蛮大的。

我小时候住的院子离草原非常近近，出门十分钟就是一望无际的草海，同学的父母可能还要用马车拉他们到小镇里面来上学。

现在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车了，牧区进入了一种现代化的状态，城市的版图虽然在不断扩大，却离自然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至于电影，我从小就喜欢妈妈给我讲故事，有很多北欧的故事、童话，我听到讲故事的声音，脑海里慢慢浮现出画面，就像电影一样。

我的想象力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

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也很喜欢电影，每周都会租录像带回来，全家人聚在一块看电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家庭活动。

后来他们不在一起了，但是看电影的这个生活方式倒留在我这儿了。

我从初中开始就会租DVD光盘来看，那些盗版的DVD简直拯救了我们那群小镇青年们贫瘠的精神生活。

因为我们当时也没有其它窗口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电影就像一个任意门一样，把我们带到不同的文化、地域，甚至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体验的人生里面，所以它后来也变成了我想要去表达自己所看到的世界的一种方式。

许：也就是说您最早就是接触到电影的方式，是一种家庭内部的私人化观影，我前段时间采访过李睿珺导演，他在西北农村看的那种公共电影跟您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不同年龄段或者说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导演，观影经历还是有区别的。

你可以再讲讲当时看的电影里面让你至今印象很深刻的吗？

乔：当时有很多欧洲的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个时候我对他们的文化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的观影会让我产生一种寂寞、孤独和不安全的感觉，冲击很大。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有可能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一部电影，名字我都完全记不住了，但是有一幕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一个非常高的石头建筑的街道上，有一个穿着黑色风衣戴着礼帽的男人，然后街上全部都是被风卷起来的报纸和垃圾，就是那一幕，让我对外面世界甚至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我开始想，也许离开家后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等到我稍微再长大一点，再看到法国电影，就发现电影里面的生活是那么精致那么丰富，我又有了另外一种感觉，我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一种好奇，想去探索。

许：您的大学是在法国巴黎3IS国际电影学院学习电影。

能否介绍一下这是一所怎样的艺术院校，以及您大学期间在其中接受电影和艺术训练的情况？

大学毕业后，您还曾在法国一家VR电影公司做后期，当时的具体工作能否再简单介绍一下？

乔：选择去法国留学主要还是因为对法国电影非常感兴趣。

但是到了法国之后，实际上很多内容是听不懂的，因为它完全脱离了我熟悉的语境，学了十几年的英语也用不上了。

我现在觉得，学校教给我最多是怎么样看电影。

我留学的学校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很好的学校，他们很注重对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所以，虽然很多东西我刚开始不懂，但是实践的过程帮助我理解了一些理论究竟是怎么样的。

在法国学习电影，还能够通过做志愿者的形式来直接接触到戛纳电影节这样的活动。

到了戛纳的现场，会发现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戛纳其实是一个挺小的城市，远不如报道里的辉煌。

但很神奇的是，那个地方就是聚集了很多跟电影无关却热爱着电影的人，他们从世界各地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排一下午或者一天的长队，准备看一部电影。

这种神圣的观影状态，对我感染特别大。

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一家VR公司，那个时候刚开始流行一些VR眼镜。

然后我就跟几个朋友一起做了很多实验性的短片，也有一些相对长一点的剧集。

许：您对巴黎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体验和印象？

它跟您之前在草原的生活状态有哪些异同？

在巴黎期间的电影学习和工作经历，是如何影响到您之后的编剧和电影创作的？

乔：我先说相似的地方吧，我觉得无论是法国还是我的故乡，大家对人之间的干涉是比较少的，大家都愿意理解你想要做的事情，很少会非议别人的生活。

不同的地方在于，巴黎显然是一个更丰富更复杂的地方，有很多的美术馆、展览、古董市集、跳蚤市场等等，很多年轻的父母并不需要老人帮他们照顾孩子，会在周六周日用婴儿车推着孩子去看各种展览，包括电影院。

我们这儿的文化生活就没有那么丰富，这一点差别还挺大的。

在巴黎的生活和学习完全打破了我以前的生活习惯，我相当于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要面对新的文化，适应新的规则，像一个海绵一样不停不停地吸收新东西。

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在很多社交和拍摄的场合里，我更像是一个站在旁边的观察者。

我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都已经无法从原本的生活经验中获得解决办法，这就导致了我需要再一次进行独立思考才能找到解决的路径。

事实上，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的。

我认为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一点，对所有学电影、搞电影的人来说都挺重要的。

许：在法国期间，您曾经创作过两部电影剧本，能否介绍一下这两部剧本主要的主题、内容以及创作灵感来源？

这两部剧本最终未能由您本人创作成电影作品呈现，各自是什么原因？

这两部剧本的创作，对您后来创作拍摄电影《脐带》有哪些帮助？

乔：《和月亮的距离》是我在法国写的第一个剧本，是跟另外一个朋友完成的，讲述了一个女学生爱上女老师的故事，属于同性恋题材。

当时是打算回国来拍，但是当我们真正回到国内，了解了整个行业内的环境后，就发现其实这个剧本无论是找钱还是拍摄，都面临很大的难度，所以那个剧本就一直放着。

或许会将来会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吧，我们会去再改这个剧本。

然后另外一个剧本是《梦幻骑手》，它也是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合作完成的，讲述了一个内蒙古骑马女孩的故事，我们这边骑手虽然很多，但是女骑手非常非常少。

《脐带》里面塔娜的洒脱女孩形象和这个有一些相似，我很欣赏这样的女孩，因此我的每一个剧本里面的女性角色，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的角色，都比较接近这种情况。

我还蛮感谢这个剧本的，这个剧本后来被国内的一家公司看中，但是这家公司的制作更偏向于有文艺内核的商业电影，体量都比较大。

考虑到我们并没有执导长片的经验，我们最终选择了把版权卖给这家公司，他们也给了我们一笔钱，这成为了我的启动资金。

也正是因为交易这个剧本的契机，我回到了国内，要不然可能会一直留在法国。

许：我发现您现在的常住地还是鄂温克旗家乡的小镇，所以为什么您从巴黎回国之后会选择回到草原上，而不是定居在像北京、上海这样有很多方便电影创作资源的城市呢？

您回到草原之后的心境和体验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它们最终是如何促成您就是创作期待的这部作品的？

这个剧本有哪些是源自你的家庭，和生命体验？

乔：我其实是在拍完《脐带》之后搬过来的。

因为刚开始进行创作的时候，我在国内电影行业里面所认识的人以及其中能帮助我的人是有限的。

但是当我拍完了《脐带》，我觉得这个关系已经建立了，就没有必要留在北京了，尤其是对于一个非商业电影导演来说，离开北京后的生活跟社会关系网反而对创作更有益。

我在北京也生活过三年，在那段时间里，我周围的朋友不是搞电影的就是搞艺术的，我很少能接触到行业之外的人和聊行业之外的事情。

但我最感兴趣的实际上是创作的过程，是创作中接触到的人和事，它们能给我真正的启示。

所以我就搬了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这儿的生活其实很丰富。

朋友们都是我从小见到大的，他们的生活关系网其实就非常有意思，也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聊他们生活与工作中的人和事。

其实只要肯花时间挖掘，跟当地居民敞开心扉地聊天，我们就能够发现这里有很多值得创作的空间，也就自然不会觉得这里的生活很贫瘠。

《脐带》的故事可能没有一件事情是我的真实生活，但是这些人物都变形自我周围的人。

比如说哥哥和弟弟这两个角色，哥哥更像我爸爸，弟弟更像我叔叔，他们的兄弟姐妹里面没有女性，所以他们家确实是以男性照顾父母为主。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物原型最深层的潜意识是来自于他们俩的。

但是在塑造弟弟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又参考了伊德尔这个演员本身的经历，我们之前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很了解他整个生命体验的变化，他本身是一名音乐人，后来离开家乡去北京闯荡，做一种新形式的音乐。

他的经历对我塑造角色有很大的启示。

母亲这个角色跟我母亲其实完全不像，但是她身上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我对母亲的一种寄托。

其他的角色也都来自于我周围的人物，塔娜角色本身就跟演员的性格很像，她就是一个在生活里面很有主见的人，她曾经也在北京一个非常好的大学读过书，在那里工作过几年，是她后来自己选择的回草原开一家民宿。

我觉得这些生活都非常有趣、丰富，又具有现代性，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类似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草原上的传统牧民生活，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但是还没有人去讲，所以我就有了讲述他们故事的欲望。

许：《脐带》从剧本完成到成功公映，历经了五年时间。

能否介绍一下这五年时间里这部作品经过了怎样的传播、改编与打磨历程？

在长达五年的打磨历程中，有哪些相遇的人和事让您印象深刻或特别感动？

我在完成剧本之初，有公司表示有兴趣投资，但最终还是流产了，所以我们才决定参加电影节。

事实上，我们对国内的电影节并不了解，那是我们第一次参加First电影节，在没有制片人，也没有公司支持的情况下拿到那样一个成绩，我自己都挺意外的。

后来坏兔子公司的员工将这个剧本拿回了公司，并向我的制片人展示。

因为制片人自己就是内蒙人，所以对故事有一种很天然的情感在里面，他就把这个剧本推荐给了我们的监制曹郁和姚晨老师。

我后来对他们的反应也很意外，因为他们本身对内蒙古的文化并不熟悉，但是却能对故事产生强烈的共情，这很难得。

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故事，我很担心它是否能够与外界产生联系。

他们在这个阶段对我的肯定让我感到非常有信心。

我们当时决定在2020年开始拍摄，但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的疫情，一直到2021年才开始正式开机。

拍摄结束后，又进行了一整年的后期制作，电影直到2023年才上映。

这里我特别感谢我们的制片人辉哥（刘辉），虽然碰到了疫情以及各种各样的挑战，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和退缩，帮助我们把问题都解决了，他坚定的态度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片子做下去。

其实在开拍前这两年的筹备时间里，我们的剧本一直在打磨，前后改了十稿，有的时候人会很疲惫，在犹豫到底还要不要拍，所以制片人坚定的态度对我们很重要。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影片的监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几乎动用了所有可能的资源，找到了一流的主创团队。

另一位制片人胡婧也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她也是蒙古人，我们三个内蒙人之前互不相识，却因为这样一个剧本一块来做这个片子，并且邀请到如此有分量的主创完成这部影片的拍摄，我觉得很有缘分，也很幸运。

许：阿尔茨海默症是近年来国内外图书、电影等文艺作品中呈现的热门题材。

在创作《脐带》之前，您之于这种疾病的认识，主要来自于生活体验还是文艺作品的“阅读”经验？

能否介绍一下之前接触的这些生活体验和“阅读”经验？

您在《脐带》中之于阿尔茨海默症的主题立意与故事呈现，跟之前接触的这些一手、二手经历之间，有哪些异同？

乔：我在此之前对这个病完全不了解，而且我觉得在2018年之前有关阿尔茨海默症的作品还比较少。

我写作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有这个病的阿姨，她的年纪跟我母亲差不多，我当时就想到这种生命体验如果置换到我母亲身上，会对我影响会很大。

所以当时就关注了很多跟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内容，包括小说、纪录片之类的。

后来过了差不多一两年，我爷爷就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我对这个病就有了不一样的新的认识。

这些东西影响了《脐带》最早的构思，但其实我写《脐带》也不完全是为了阿尔兹海默症，我在碰到那个女士之后，最早是想拍一个跟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小短片的，但是写着写着，我觉得它发展成一个长篇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不断地想到我的母亲，我的故乡。

它最后其实就已经脱离了这种病，变成了一种别的情感在里面。

中国老话讲人会返老还童，我其实很强烈地感受到了父母的这个变化，原来会觉得他们戴着一个父母的面具，我们对他们只能通过“父母”这个角色去了解这个人，但是，他们在慢慢退化成小孩后，就好像变成了独立的人。

而通过单纯的日常生活是很难展现人返老还童这个状态的，尤其是还要让观众理解，所以我是觉得阿尔兹海默症让人变成小孩的这种状态，其实是比较能具象地展现他们返老还童的过程。

所以当时就把这个病加入了这个故事里面。

许：对蒙古族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的呈现与传播，成为电影《脐带》的重要亮点之一。

能否一一介绍一下电影中使用的每一首歌曲的大致内容、选择用意，以及其之于电影叙事的作用？

电影中的配乐，以乌仁娜、伊德尔、欧尼尔这三位蒙古族音乐人的作品为主，能否介绍一下您对这三位音乐人及其作品的接触历程、对于她（他）们音乐作品的评价，以及在这部电影里的合作情况？

乔：对蒙古地区来说，音乐其实很像一个隐形的脐带。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当有朋友来访的时候，语言的表达有时候总是很匮乏，甚至是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能让大家进入到这个情境，但是当我们喝掉一两杯酒，然后有人起来唱歌的时候，大家就会很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共同情境里面。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能感觉到音乐就是这样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所以在《脐带》里面，音乐对于他们是很重要的，是一件在生命里面不断重复的一件事情。

《脐带》里面的歌曲在叙事上面真正产生作用的，实际上是伊德尔给母亲弹的那几首曲子，那都是草原上以前很老的歌，也都是他小的时候母亲唱给他的摇篮曲，也是我们以前经常听到的一些很很熟悉的音乐。

伊德尔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反哺的方式再一次弹给了母亲——他 孩子一样的母亲。

乌仁娜老师那一部分的配乐，实际上最早影响了我对《脐带》的写作，尤其影响了我在这个剧本里面注入的情感。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法国，我在想家的时候经常会听乌仁娜老师的音乐，听那些歌曲，就好像突然一下回到了草原，甚至能闻到那个草的味道。

她跟我一样,也是一个在外面漂泊的人，她在德国生活了很多年，因此她的音乐与《脐带》的内核有着深刻联系，所以这里面用了很多乌仁娜老师音乐。

我最早甚至有想过找她来演母亲的角色，但是因为她的年龄感跟真正的牧民女性还是有一些差异，再加上疫情影响，最终没能邀请她来。

如果邀请她来演这个角色，可能这些配乐的曲子会让这个角色真正演唱出来。

我曾经想过放弃用她音乐的想法，但是监制曹郁老师听到她那张《ser》的专辑后大受震撼，最终我们决定以配乐的方式将乌仁娜的音乐融合进脐带。

伊德尔老师本身就是音乐人，他的音乐的极力追求着音乐的现代性，包括怎么样把传统的音乐带到现代音乐的语境里面，所以电影里的开场音乐以及后面的有一些配乐，像跳舞的那几场戏的很多编曲，其实都是他制作的。

我之前并不认识欧尼尔老师，他主要在新疆工作，他改编的内蒙老民乐里面又有一种带有新疆地域风格的节奏感和乐队感，跟民谣又很像，甚至有一种俄罗斯的风格在里面。

所以这三个音乐人的合作让《脐带》的音乐表现在整体上显得非常丰富。

它也表现出了音乐传承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音乐人发展出来的对传统民乐的不同理解。

许：您刚才提到曾经考虑过让乌仁娜老师来做女主，但是后来呢您还是选择了巴德玛老师。

在跟巴德玛老师合作之前，您是否看过她之前主演的影视作品？

这次是如何与巴德玛结缘的？

您作为年轻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如何跟巴德玛这样的资深表演艺术家合作？

围绕巴德玛和伊德尔这两位主演的拍摄沟通交流，有没有一些难忘的故事？

能否一一分享？

乔：因为我非常喜欢巴德玛老师曾经在内蒙古拍过的一个片子，俄罗斯导演米哈尔科夫的《套马杆》。

我知道她其实她以前不是演员，她从小在牧区长大，所以对牧区的生活非常了解，而且她整个人透露出来的感觉其实是离演员的身份很远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是一个我熟悉的中年阿姨的那个样子，非常热情，会开着车来火车站接我们。

她看过剧本后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在我们聊天过程中，她聊到自己的家人时还落泪了。

我觉得她流露出来的神情，以及她的动作、音容、样貌，其实都没有中年人的中年感，反而很纯净，很像一个小孩，有那种童真的感觉在他身上，就正好符合这种返老还童的设定。

因为这个角色难度很大，如果你身上的东西太过沉重，没有那种很轻盈的东西，是演不好一个慢慢变成小孩的角色的，所以我见到她之后就决定要找她来演这个角色。

但是当我们离开呼和浩特之后，她其实把我拒绝了，拒绝的理由也很让我感动，她说她从来没有接触过阿茨海默症的患者，更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而她又很喜欢这个剧本，如果她在表演上没能完成这个角色应该有的东西，她害怕对我这个青年导演以后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大影响。

后来其实我和制片人又去找了她两三次，包括作为演员的监制姚晨老师也和她通过几次话，大家从不同维度给她建立了很多信心。

她身上的一些特质，实际上是能跟这个角色天然结合到一起，甚至给这个角色增资增色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导演跟演员之间建立信任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怎么让她相信她饰演这个角色是不二人选，怎样让她建立跟角色之间的信任。

所以最后她还是决定来出演这个角色。

在拍摄过程中，有困难的是伊德尔老师，因为伊德尔老师没有过任何演员表演经验，虽然他在舞台上是一个很有自信的音乐人，但是到了拍摄现场，每天九十几个人看着他表演，全场安静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紧张，连生活里面最基本的走路、喝水等动作都没办法自然地进行。

后来我们让他和巴老师每天一起坐车，一起吃饭，除了睡觉之外所有时间都在一起，就是让他们建立起那种亲密关系。

巴老师又是一个很有母性的老师，所以他就每天带着伊德尔老师，慢慢就建立出了角色之间的这个情感。

因为我们是按照时间线的顺序顺拍嘛，两个人通过时间慢慢建立起情感的过程跟故事里人物慢慢走进的过程是很像的，所以最后他们能很完美地配合演出。

到拍最后一场“告别”戏的时候。

他都不需要太用力地去表演，只要真正进入到告别情境，相信真的要跟母亲，跟他自己的角色，跟所有剧组的人要告别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一种真情流露的状态。

我们都没有想到他有这么深的感触，我看到他流泪的时候也跟着热泪盈眶了。

许：电影中以蒙古族的人物为主，也出现了说鄂温克语的牧场主，但似乎没有出现达斡尔族人。

您作为达斡尔族人，为什么会拍一部以蒙古族人为主体的电影？

您今后是否会再拍以达斡尔族人为主体的电影？

乔：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拍达斡尔族，因为对我来说，这不只是拍一部电影这么简单。

我自己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实际上在我成长过程中，像我爸爸爷爷一家，包括我姥姥一家，都是说达斡尔语的，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将语言传承下去了，我对此感到很悲哀，又很难受，但还没有找到一个化解方式。

所以我轻易不敢拍达斡尔族的故事，我对我自己的民族还要更深入地挖掘和了解，才能知道到底应该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所以《脐带》就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当然我周围有很多蒙古朋友，他们说母语的时候，我在旁边也是一个观察的状态，所以这个语言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相对熟悉的语言，这个文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熟悉的文化，然后这个文化又相对更丰富，无论是从舞蹈、音乐，甚至历史，都有很多可以挖掘和研究的东西。

所以就是先从先从他们入手。

许：如今草原上这种这种生活状态跟您童年、少年时相比，有了怎样的变化？

这种记忆与变化，是如何体现在电影《脐带》的影像呈现之中的？

对于李睿珺导演之前创作的以裕固族人（人口同样为十多万，跟达斡尔族类似）为主体的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您是否看过，有着怎样的评价？

乔：在我小的时候，像我姥爷他们其实会非常流利地讲当地四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包括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还有布里亚特语。

所以他周围的朋友全部都是少数民族，他们也都是以真正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生活在一起的。

但是现在我周围一块长大的少数民族朋友已经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去交流了。

这是语言上的变化，还有一种是生活状态的变化，我们不用再过一种很贫瘠的生活。

像我爷爷、姥爷那个年代，他们在一块就是喝酒聊天，他们生活非常非常单调，我现在已经写了一个关于这些老酒鬼的故事，我其实挺想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他们跟朋友之间的亲密度可能比我们现在要亲密得多。

我也很好奇他们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所以我就不断在问这些还在世的老人，去尽量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故事。

我觉得现在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和关系是没有以前那么紧密的，有很多东西都在快速发展中被遗憾地丢掉了，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语言，甚至除了身份证能证明自己是这个族群的，我们生活里面还有什么是跟它联系的？

这么看，这个东西其实是其实越来越少。

发展太快了，20年前，大多数家庭都用马拉着孩子到小镇里面上学，今天所有人家里几乎都有了汽车，极速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老人们和我们都没想清楚，就被无意识地丢掉了。

许：《脐带》的制作团队非常强大，监制是曹郁和姚晨，美术、声音、造型指导都来自电影《八佰》的团队，剪辑指导是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剪辑师张一凡。

能否谈谈跟这些优秀的团队成员的结缘经过、跟他们的具体合作情况、以及他们自己在这部电影创作中的贡献？

乔：曹老师在《脐带》里面的角色相对更复杂一点，因为他既是监制，又是摄影执导，我跟他接触的时间要比其他主创多很多，他在这里面付出的心血也非常多。

这是他拍完《可可西里》之后第二次再回到大自然里面拍戏，经过这么多年，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和热情又更进了一层。

他本身对蒙古族的文化音乐也很感兴趣，再加上也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他也很能带入到故事情境里面。

在改剧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就已经非常深入地解析了《脐带》这个故事，包括最终以“脐带”这个中文名作为片子的名字也是我们一块决定的。

所以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没有分镜头脚本的，因为大家对这种故事都已经太熟悉了，其实更多的是在现场去解决其他的问题。

再加上这个片子里面，大部分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我也很难用具体的分镜和脚本去规定每一个人的表演，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每天到现场排练，然后再来讨论合适的拍摄方式来表达我们想传递的东西。

除了摄影，在很多方面，曹郁老师都给了我很多灵感和启示，因为他是一个有高度艺术自觉性的人，都不只是摄影师了，对我们团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富康老师是我们的声音执导，在拍摄《脐带》之前，我就已经看过所有他和娄烨导演合作的作品，我很喜欢他的声音设计，有种处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细腻。

他其实很了解草原，也正是他在后期制作阶段对声音的正确理解和处理，观众们才能在《脐带》中对草原有进一步的认知。

电影里有许多很细微的声音都是需要声音指导进行二度创作的，包括一些用来突出角色心理状态的声音，这些在富康老师的帮助下完成得很好，所以他是投入了很大的情感在里面的。

张一凡老师是我们的剪辑指导，我虽然熟悉他剪辑的《太阳照常升起》，但曾经也探讨过他的剪辑风格和《脐带》这样的电影适不适合，中间我和监制们也都各自剪辑了一版，不过，我们也想跳出一直以来对艺术电影的惯性认知。

张一凡老师的剪辑版本最终融合了大家的意见，反而让《脐带》的整个观感更能被观众接受了。

许：电影《脐带》的片名和核心意象“脐带”，我印象中灵感来源应该是出自某位国外艺术家的行为艺术作品。

能否谈谈为何会把“脐带”作为本片片名和核心意象？

这样的意象，在您看来，包含了哪些层面的寓意？

这些寓意在影片中，是如何以影像语言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的？

乔：我当时写这个故事时候，借鉴了台湾的行为艺术家谢德庆的作品。

但是他使用绳子是将两个陌生艺术家系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传递脐带的意象。

那我如果把绳子系在母子之间，那绳子就跳脱出了它本身的意象，除了束缚和牵制又有爱与保护的意象，正像我们和父母的关系，会真的像曾经在母体里面的脐带一样，把两个人重新连在一起。

我刚开始想把这部片子叫做“漫游在蓝色草原”，当然也没有完全确定。

后来我在和乌仁娜老师他们读剧本的时候，就突然问他们，“脐带”在蒙语里面有没有合适的翻译？

然后他就说了蒙语里的huis。

脐带在蒙语里面有很多种叫法，但是他们就觉得huis特别好，因为在蒙语里面的huis，除了脐带之外，还有连接和传承的意思。

这三个意思在不同的语境里面都会使用，跟脐带在中文里的象征用法就不太一样。

所以当时就定下它的蒙语名字就叫huis，汉语名字一直都是“漫游在蓝色草原”。

但是去了坏兔子之后，我有一次很无意地提到说，蒙语里面它还有不同的意象，大家都觉得“脐带”这个名字更能让人联想到母子之间的关系，其实也让本来被隐藏起来的“绳子”显性化了，所以后来就用了这个片名。

其实“脐带”的寓意除了想要保护母亲，实际上还表达了一种束缚的关系，一种摆脱不掉的母子关系。

人们想要通过长大离开家，建立自己的家庭，但是这条线不是物理的，是一条隐形的脐带，表面上我们可以把跟母亲连在一起的绳子剪断，实际上那条隐形的脐带一直都不会断掉，即使母亲已经不在了。

然后这个“脐带”又像这个片子里面的音乐的一样，是一条看不见的，实际上却把整个民族的情感，包括他和他母亲之间的情感，系在一起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

许：在影片的叙事中，小儿子阿鲁斯小时候以擅拉马头琴著称，成年之后成为了一位电子乐音乐人。

阿鲁斯之于马头琴和电子乐的各自演奏，始终在影片中间或出现，最终通过塔娜的话语“这里不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也不该一直活在过去”予以点题。

通过阿鲁斯之于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演绎叙事，您试图表达怎样的意蕴与思考？

乔：我觉得这种变化和遗失是不可改变的，已经是发生过的事实了。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也是要我们需要去探索的。

难道只是像老人一样，仅仅只是喝酒去缅怀吗？

那我们可能什么都留不住。

所以我觉得塔娜说的这个话才是年轻人的心态，也是我从伊德尔以及欧尼尔他们身上看到的。

他们以一个很正向、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文化传承问题，既没有完全抛弃传统音乐，也没有仅仅拥抱传统，而是用这个时代的方式去传承老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传承方式，能够让我们真的在时间的长河里面保留下来我们想保留的东西。

许：影片中呈现的草原自然景象唯美而诗意——河流、湖泊、牛羊、明月、骏马、篝火……在影片故事发生的背景选景及其影像语言呈现上，您有着怎样的考量与设计？

乔：其实有很多地方其实我以前没去过，在剧组中的美术和大组到来之前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事就开车出去找景，最远我自己都开过五六百公里之外的地方，因为呼伦贝尔非常大，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在这个片子里面呈现不一样的草原风貌，因为真实情况就是，它确实不只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而是很丰富的，有很多地方需要跟牧民打交道，要跟他们交朋友，他可能才愿意带你去，比如说私人草场这种地方，不是你随便想去就能去的。

而这里的河流湖泊等景色其实也跟母子之间的意象息息相关。

电影里的老房子选址在一个湖泊旁边，它其实很像母亲的羊水，这些东西可以重新孕育一个生命。

电影里面的牛羊，月亮、骏马就是草原上本身在景象和意象，也是怎样把草原生活和电影故事巧妙结合的关键点，我已经不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的意象进入了。

实际上电影里的很多意象在剧本阶段没有的，是在拍摄现场二度创作的。

就是当我真正进入到电影故事里，感受那个环境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捕捉到一些东西，而这可能也是影片生命力的一个体现吧。

比如说，告别时的超级月亮，我们在拍摄现场根本没有想到会同时碰到月全食和超级月亮。

那时候，我们在拍告别那场戏，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月牙，到送别的时候，它又变成了一个满月，这种偶然的天象巧妙地和故事的内核产生了联系。

而它本身并不是我剧本里面的规划，也不是说想拍就能拍到的。

片尾的那个阴阳树，那个树是我在开拍之前才从朋友那看到的，他开始还不想告诉我树的位置，因为他自己也有短片想拍，后来他还是把这个树也让给我，因为他很喜欢这个故事。

我看到那棵树的时候就被深深地震撼了，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相较于城市它就是有你永远意想不到的一面。

两棵紧紧挨着的树，一棵死了一棵活着。

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在草原上突然看到一棵树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其实这棵树长的地方是一个很贫瘠的草原，那里都是石头和沙地，而这样的两棵树长在这一块，就像是那棵旺盛生长的树吸收了另外一棵树的营养，会让人联想到很多东西。

所以这棵树其实并不在我最初的设计之中，而只是一个很偶然的相遇，以及随之而来的很朴素的感叹。

树本身像连接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就是长生天、人间和地下。

它本身的意象又跟故事很契合，所以最后就用了这棵树，许：传统与现代、草原与都市、远行与回归，是贯穿《脐带》叙事的一条主要情感与思想线索。

这样的情感线索设定，跟您个人的成长经历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您之于这一问题的思考，随着个人成长阶段和环境的变化，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化历程？

乔：我觉得在我长大的过程里，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有一段时间，我也会像一些老人一样很愤恨这种变化，很愤恨我们丢掉的东西。

比如说，我已经不会讲母语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老人在讲达斡尔语的时候，我插不上话，进入不到那个情境，是会产生一种哀愁的。

但是随着我的成长，我会去理解这种现代性到底给在这生活的人带来了什么？

我之前也到过外蒙古去调研，发现他们其实还保存着非常原始和传统的游牧生活，非常辛苦。

零下三十几度的冬天，他们仍然处于一种没有电，打水要到十几公里之外的生活状态中，一户牧民家里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一个蒙古包和一个摩托车。

其实他们对现代化的生活，对没有那么辛苦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渴望的，但是他们是实现不了的，而我们已经提前进入了这种生活。

所以，可能有些外界的人会觉得这种传统生活应该保留，但我会觉得那是一种非常自私和狭隘的想法，对于真正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来说，这是很残酷的。

再加上现在的孩子们都要到城里面读书，有一部分人之后就会留在城里，牧区就会面临劳动力缺失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

怎么让这个传统游牧生活可持续发展？

一些年轻人就会把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带回去，使牧区真正可持续地生存下去，这才能保留原有的文化。

所以一味地回避，一味地排斥现代化是没有意义的，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个过程对于那些留在城市里面的少数民族也是一个挑战，因为那些曾经在草原上要遵循的规则、生活方式都不再适用，大家要去适应新的规则了，原有的成长经历中又有哪些是能被带到城市里，保留下来的？

这其实就是这一代年轻人面临的问题。

像伊德尔、欧尼尔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在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东西结合在一起，也不是全部丢掉。

许：达斡尔语里将民间舞蹈称为“鲁日格勒”，而“鲁日格勒”的词源含义就是“燃烧火焰”。

刚好影片结尾处最为精彩和诗意的场景，就是众人围着篝火弹奏、歌唱、舞蹈，在欢乐祥和中，阿鲁斯含泪送母亲“远行”。

将篝火舞蹈设定为影片结尾，源自您怎样的成长与生活记忆？

为什么会用篝火舞蹈作为母子二人“生命送别”的背景设定？

乔：因为我们在大自然里面长大，就经常会玩火，篝火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罕见，每逢节日都会点篝火。

电影里面也有篝火，它发着光、闪着火星、一直往天空上窜，而且能把所有人都凝聚在一起。

我认为篝火很能唤起我对草原上的火的印象，它还连接了我跟天的这种关系，所以它是我生命体验里面一种很温暖和安全的状态。

电影里面的火其实也是我对于死亡的认识，我们最后用火去送别家人。

现代社会里也流行火化嘛，人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往另外一个世界，那在大自然里面，它是另外一种形态，我们以前会认为死亡背后是冰冷的黑暗，是寂寞的。

但实际上，火的背后可能是一群你熟悉的人，一群你最爱的人在那等着，充满欢声笑语。

所以我就在送别的过程里面，用了篝火这个意象。

篝火本身将所有的家人聚在一起，是非常欢乐的，像一个盛大的party一样，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送别，就打破了我们此前对死亡的认知局限。

电影就通过这种方式，让这个场景产生了更丰富的含义在里面。

许：影片问世之后，您收到过哪些有意思的观众反馈？

在影片持续的放映与传播过程中，您获知的哪些反馈和反响让您个人印象深刻？

在收获了这些反馈之后，您个人之于《脐带》这部电影的创作与作品意义，又有哪些新的认识？

乔：我在上映之前去过很多南方城市进行路演，因为我最开始觉得南方观众产生的情感共鸣或许不如北方，但很意外的是，在一个南方城市里面，有一个观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个观众可能就二十出头，跟我说他爷爷也有阿尔兹海默症，他说在看《脐带》之前完全不理解他爷爷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回到自己的家。

他爷爷老家是东北的，每次犯病就一直说要回老家。

他虽然趁着暑假一路坐火车陪着爷爷回到了老家。

但他其实是特别不屑的，他依然不理解为什么他爷爷的儿子、孙子，所爱的家人都在这儿，却还要找一个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地方。

看完《脐带》之后他终于理解了他爷爷到底是在故乡里找什么，他爷爷找的是儿时的记忆，是跟那片土地之间的联系，以及与父母之间的记忆。

这些不是他们这些子女以及南方的新生活能带来的体验。

人最后还是要落叶归根的，他爷爷回去了，才会释怀。

那个时候他也理解了陪伴他爷爷旅行的意义。

这个是我确实是没想到的，能够跟那么年轻的观众有这样情感上的链接。

另外一件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是在东京电影节上，当时都是国外的观众，我很惊讶两场放映里面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辈。

因为东京电影节是一个很年轻的影展，这群长辈居然能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与这种情感，尤其是跟母亲之间的记忆产生链接，这对我触动还是挺深的。

许：在您迄今为止的电影创作中，哪些导演、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作品对您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

能否为我们一一介绍？

我觉得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法国拍电影的外国导演，比如像贝托鲁奇。

他们在法国拍的电影和法国本土导演拍的电影实际上不太一样。

他们的身份跟我的境遇比较类似，都采用了一种外来者的视角。

他们对这个地方的观感和本就身处其中的人是有差别的，不会像法国本土导演那么生活化。

但是外来的导演在呈现日常生活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抽离感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诗意化的表达。

我再回到内蒙拍《脐带》的时候就比较接近这种感觉。

虽然我在这土生土长，但实际上我对这里生活的描绘方式已经不再是一个身处其中的状态了。

我原来看到的可能全部都是细节，是很主观的认知，但是当我拉远了距离之后，从一个外来的视角再去看的时候，就又有了一种游离感。

这其实也体现在了《脐带》的视觉语言和影像风格上，它不完完全全是一个写实主义。

最近这一两年我非常喜欢意大利的埃莱娜·费兰特，她在中国出版的所有小说，我全部都读过了。

尤其是，我在拍完《脐带》之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性别，也思考了我的创作应该往什么地方走，她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其实是不断隐藏着她个人的真实生活经历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抉择，而她能保持这么多年。

她的小说里面反复地让我意识到大多数女性的创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受到了男性创作者的影响，包括看的小说也好，电影也好，我们很难从中剥离出来哪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看到的并想要描绘的世界。

而我通过她的作品重新认识了我自己，也再重新认识我自己的错误。

其实就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去找到那些不能理解的，再通过创作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事物。

还有一部跟草原民族相关的作品叫《流水似的走马》，是鲍尔吉·原野写的，对我影响也很大，是我在写《脐带》剧本的时候经常会看的。

这里面有很多散文，书中的文字非常具有现代性的美感，跟我以往读到的有关草原的小说、散文非常不一样。

里面的文字风格甚至影响了整个《脐带》的电影剧本写作。

许：您能否介绍一下如今您的生活状态？

《脐带》问世之后，对于您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觉得我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无业游民，然后只有小部分时间是电影创作者。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养活我自己的生活，并且需要真正地深入到生活里面去观察，去学习，并找到那些创作素材，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才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

我几乎不会以一个电影导演或者编剧的角色与周围的陌生人打交道，他们问我做什么。

我更多会说我是拍视频的，就是会让他们对我的兴趣少一点，把关注留在他们身上。

许：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后续创作计划？

未来是继续在民族电影与艺术电影领域深耕，还是会考虑涉足商业电影、类型电影甚至主旋律电影？

我接下来也要跟《脐带》告个别，踏入新的成长了。

目前还没有拍摄商业电影的打算，我现在最感兴趣的还是回到故乡，去描绘这个地方年轻人的生活，后面几部作品应该都要写这里的故事。

包括刚才有跟你提到的酒鬼的故事，还有一个女性私奔的故事，其实都挺有现代性的，也是我们这一代或者这个时代会面临的问题。

但是可能这个地方它的解决方式会跟城市里面有一些差别，包括他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就是蛮有意思的。

（本文于2024年7月4日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刊发。

）

電影院「包場」觀影系列——《臍帶》導演：喬思雪01. 觀影後感🎬在電影院裡看的。

排片非常少而有排片的影院也都坐落於偏遠的郊區，再加上是工作日，所以我看的這場全程只有我一個人。

畫面與音樂都非常震撼。

電影選用了很多大遠景、拉鏡頭，擴大了草原在銀幕上的空間感。

而電影裡以女性為主、敬畏自然的鄂溫克民族、壯麗遼闊的草原和(對我來說)完全陌生的蒙語，都成功地把我代入進了那種粗獷純真的原始自然裡。

（P.S. 導演本人便是出生成長在草原的鄂溫克族人）02. 以下是「涉及劇情透露」的影評📽Spoiler alert 🚨 弟弟「阿魯斯」因為不滿哥哥對老年痴呆母親的照顧，因而把母親帶回了以前他們在草原居住的地方。

又因為母親生病經常到處亂跑，所以選擇用繩子把母親捆住，以防她受傷走丟。

這是片名的來源，繩子象徵著「臍帶」，連接著母親與孩子，同時也是“孩子”和“母親”之間糾葛關係的外化。

繩子的一頭栓著一個女性的母親身份，另一頭拴著男主身為孩子的安全感。

當我們的社會不斷地在強化女性作為「母親」的身份角色時，好像一個女性一旦成為了母親，她便從那刻開始，一輩子都得是一個「母親」了。

所以阿魯斯一開始無法理解已患老年痴呆的母親想要回家的行為。

他無法想像這個他視作「母親」的女人要離開他，要回她「自己的家」。

孩子遺忘了「母親」在成為自己的母親之前，同時也是一個完整獨立的個體，擁有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有獨屬於自己的童年與青春記憶。

而電影裡那棵半生半死樹，似乎也象徵著母親的狀態變化。

枯死的部分象徵著「母親」的身份，照應著現實里媽媽的逐漸老去；茂盛的部分象徵著「女兒」的身份。

母親作為「女兒」的記憶逐漸鮮活，而在現實里，母親的行為因為生病變得像小孩子一樣，某種程度上的「返老還童」。

（其實仔細看電影裡還有很多象徵著電影標題「臍帶」的景觀，例如河流、大路…）而當阿魯斯帶著母親不按照「路」開車時，我想他便已經逐漸坦然地接受母親的離去了。

從一開始只要母親安全不受傷，到最後放開母親讓她去尋找她自己的家，“孩子”也獨自完成了剪斷「臍帶」(與母親的連結)的過程。

（&. 個人最喜歡的鏡頭是母親的幻覺部分和最後母親的離去。

兩處鏡頭移動非常驚艷。

從開始的方塊窗戶到最後的藍色塑料洞，有一種時空穿越感。

透過藍色的塑料窗，母親看到了一個跳舞的女人和爸爸媽媽（跳舞的女人應該是薩滿）。

母親的爸爸媽媽站在那裡，好像一直在等待「母親」回家。

）

真正的喜爱无须理由，因为一切皆可成为原因。

但还是要写，这或许是从“入”到“出”必经的环节。

从电影名字出现在草原上道道河曲的旁边开始，我就知道这是我喜欢的风格。

以景言情，只有足够宏大又深远的主题才能和这样广袤悠久的蒙古草原相配，含蓄温婉，细腻动人。

虽然故事背景在草原，距离我这种现代城市里长大的人太远，可是情绪却轻而易举的随着背景音乐进入了情节的发展。

大概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归宿——家园与死亡”，主角是母亲，所以我太熟悉…很喜欢“脐带”的寓意。

影片中将其具象化为儿子和母亲腰上系着的麻绳，那是“安全的保证”，牵挂的精神纽带，也是对母亲自由的束缚，是儿子对母亲的私心——我不愿称其为“自私”，因为我们在未经过这一段“寻家”的旅程前很难懂得放手成全的意义，若无私心，恐怕是无情。

于是整部影片的主线就是从亲手系上绳子到亲手斩断绳子的发展，是母亲回家的愿望让儿子从不理解到支持、最后了悟的过程，也是儿子对音乐（马头琴和电子琴）的使用从工具表演到用以交流和抚慰感情，最后听到了母亲的音乐。

脐带的形成是因为儿子需要母亲的营养，这营养是物质也是精神的。

儿子以安全之名重新连上这人为的脐带，母亲却忘记了她的儿子，只记得自己和她父母的那个家。

儿子无法给予母亲渴望的那个家，只得陪她上路，最后亲手斩断自己这“唯一的阻碍”，看着她高兴的远去，孤身去寻找那颗生死树。

是复杂又漫长的告别啊，只有找到自我之后的独立个体，才能做到最后的斩断——斩断原始的精神依恋。

母亲不是我的归宿，她有她的“家”，当她又变得像个孩子，又需要“精神营养”时，自然会有无形的脐带连着她和她的归宿，牵引她愉快的回归。

我也要找到自己，而不是还像个孩子一样依赖母亲，用脐带束缚她。

何为找到自己？

大概是女主角说的“我知道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广阔时空之中的定位。

完整独立的主体无须以特定的亲人为精神寄托，无须用脐带捆绑爱人，而依然能与世界以无形的方式连接，依然存在一条连接个体和自然，指向家与归宿的“脐带”，所以我们不至于漂泊无定，孤独无依。

我喜欢这种想象，我也希望是这样。

影片中儿子喜欢音乐，在片头就以拉着马头琴的画面出场，在结尾又在篝火旁拉着马头琴，重新听到了“草原上的声音”。

不过关于儿子成长这一段处理较少，没有突出“北京”的城市对人物的影响——除了听不到草原上的声音，没有小时候和长大后的联系，缺少明显的推动因素，至少我没捕捉到。

片尾停在了儿子坐在“生死树”下，有些意犹未尽。

生死，是永远说不尽的，影片中描绘母亲的死亡，是回家之旅，是美好的音乐和盛装的民族服饰，是群体欢歌中温馨的喜悦。

我喜欢篝火旁女主角年轻的面孔和母亲年迈的脸交替出现，时间仿佛一直在一个人身上流逝，母亲又变回了孩子，孩子也长大成为父母，轮回，就像他们围着祭祀的石堆转圈，就像日出日落。

生死树，死生一体。

归宿是出生的地方，是家，是结束的地方，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我在哪”。

最后一幕蒙古牧民们在篝火旁跳舞歌唱，母亲注视着表演着音乐的儿子，旁边是女主，就如同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儿子以这种形式参与了母亲的生命之初和尾声…因为生死与时间乃是在一个个生命身上接连不断轮回，所以无须留恋和悲哀么…欢喜的生，欢喜的去。

我们会不会觉得人的一生“像苍蝇绕了一个圈，又飞回来”是悲哀呢？

轮回，佛确实将其视为众生无法逃脱之苦。

我们长大后离家出走，又在某一刻踏上归家之路，我们四处寻找的原来是自己不曾回首的身后的起点吗？

我说不清，但我不为此悲哀。

2023年3月18日，由曹郁、姚晨监制，乔思雪执导兼编剧，巴德玛、伊德尔领衔主演的家庭剧情电影《脐带》于中国内地上映。

该片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陪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故乡草原，寻找她念念不忘的“阴阳树”的故事。

影片在制作完成后，便作为唯一的中国内地影片入围了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并在年前举办的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技术奖”的殊荣。

《脐带》是一部导演处女作，却吸引了行业内非常资深的创作团队，他们携手创造了一个高品质的内容作品。

为何这部电影能够保持如此完整的作者表达，并确保剧本的高品质在制作端得到延续？

对于电影主创们看中它的是什么？

和本片制片人刘辉、胡婧聊了聊《脐带》的拍摄过程，揭开《脐带》背后的制作故事。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木西：影视工业网：先谈下《脐带》这个项目的缘起吧，是怎样的过程？

刘辉：我认为电影始于感性，成于理性。

如果没有理性作为一个基础，可能有再好的感性，也没有办法形成电影。

《脐带》这个项目，也是始于感性。

认识《脐带》是在FIRST创投上，第一次确实被里面的场景，以及母子情感打动。

但我会怀疑这是不是个体感受。

后来把剧本发给姚晨及曹郁老师，还有公司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当大家都找到了这种共同的感动时，我认为这种感动是一种普世情感上的感动。

并且这种感动，在当今工业化社会中，非常珍贵，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做这部电影。

感动之后，那就要为自己的感动负责。

开始考虑这个项目如何去操作，在这个阶段要加入很多理性判断。

行业内一直有种说法，少数民族题材和体育题材不能碰。

但从我们不会这么考虑问题。

类型化的电影，有它自己的生存价值，那小体量电影也有自己的生存渠道，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虽然未来在市场上会有风险，但是如何把控风险，这是理性的。

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以往经验，利用一些资源，去判断片子的体量，以及根据未来市场体量来保持一个平衡。

在这样有限的投资里，去邀请到能和导演一起发生化学反应的团队，大家一起战斗，从而把这部片子实现。

所以我觉得电影还是一个平衡感性与理性之美的一种艺术产品。

而且票房只是电影的一种价值，它还有长期的艺术价值、精神价值，以及人文价值。

这些价值也是我非常坚持的，然后在这种坚持下，也导致团队一起受苦。

《脐带》剧组；右2为胡婧、右3为刘辉木西：两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具体分工。

刘辉：我进入这个行业是以投资为切入口，在《找到你》这个项目上通过和陈洁老师的合作，学到了很多专业电影人和资方关系处理的方式，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基础。

到《送我上青云》，又和顿河老师学到了很多关于制片和投资的经验。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做事情的敬畏之心非常重要。

《脐带》这个项目如果是一个小体量制作，我认为我可以把控。

但像目前的制作规模，我认为我的经验不足。

虽然《脐带》的投资很小，但我们想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

后来认识了胡婧，所以我们决定要把胡婧邀请进来，和我们一起去实现这部电影的所有想法。

胡婧：分工简单来说，投融资，包括项目运作方面，辉哥更能代表坏兔子影业，所以以公司为介质的沟通都是通过辉哥辅助。

我是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加入到这个项目，项目制作部分、包括制作班底的搭建，以及后期拍摄制作规划等等主要我在负责。

木西：对于《脐带》这个项目，是怎样进行定位的？

胡婧：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更希望把项目先从体量上进行区分，从最终想要把它拍成什么成果来定位。

刚从创投拿到这个项目时，《脐带》当时的规划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项目预算。

这一版的投资预算是导演自己做的预算框架。

当我知道坏兔子影业对于这个项目最终的期许和定位后，我认为他们憧憬的艺术成果和导演的预算不匹配。

《脐带》到了坏兔子影业以后，大家对它的期许非常一致。

在我听完他们的期许以后，也就知道了它的定位：它是一个中低成本制作，绝不是最初设想的小成本。

刘辉：对我来说比较现实，就是要去平衡这个片子到底投多少钱，然后能收回多少钱。

《脐带》未必是一个能有多大票房产出的类型片，加上它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多还是对于艺术的追求，所以票房未必会作为未来收入重点。

可能需要创投奖金，地方文化产业基金，作为一个补充收入和支出的平衡。

但我认为所有的作品都是有边界的，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商品具备所有的功能。

然后在制作时，也未必可以无限的投入资金。

比较完美的是大家在一个边界中，做好这个作品。

而这个边界的确认，需要所有主创在不断的磨合中去最终确认。

所以这种确认过程它是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单一的平衡，是动态多点的平衡。

木西：做一个项目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和费用，对你们而言，是如何找到坚持的信心？

刘辉：对我来说是更多考虑是信念，而不是信心。

信心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东西，它不具备传递性的。

有时候它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是不是盲目的信心？

所以我个人更相信“信念”。

当你有信念时，未必是一种信心上的乐观主义。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问题，但我们的使命和工作就是把问题解决掉。

你一旦找到最原始的驱动力，你就会找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

反而认为这件事情更容易做好，更容易坚持。

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依然可以让你保持冷静和客观。

胡婧：信心它既有相互之间的给予，也有来自信念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初心非常好，就是想做一部好电影。

想把剧本里所展现出的诗意和美感变成很好的视听语言。

事情在一步一步实现过程中，都会让自己坚定初心。

然后，也有一步一步得到阶段性的成果和累积，这也会反增我们最初的信心。

其实从《脐带》剧本拿到坏兔子影业，到正式开机，剧本我们又打磨了一年半的时间。

这期间我们参加了两次创投。

做项目不能完全封闭，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

在这两次创投上，《脐带》剧本也得到非常好的反馈，这些阶段性的成果一直在反馈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最初坚定的信心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去做。

刘辉：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生争吵，但是这种争吵不会打击我们的信心，反而让我们更理解彼此对职业追求的信念感。

因为有信念，我愿意为这个项目有所付出，我愿意节省更多的钱，然后把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和导演堪景之后，剧本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这时候我内心也会有一点信心不足，剧本已经改了两年，我不知道导演是否还有力气更改。

导演反而告诉我，不管怎么样，她想把这个东西做好，也正是信念感一直在驱动着她。

这种反馈也会反哺给我，让我更有信心。

我相信我们所有主创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坚信自己的信念感。

所以对我个人，对剧组和《脐带》这个项目来讲，都是非常幸运的。

所有的人的信念统一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想做出一个好的作品。

胡婧：《脐带》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所有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人，大家对《脐带》这个项目非常纯粹，这点非常难能可贵。

也就是因为大家有了这个纯粹的目标，才能有今天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结果。

《脐带》获得金鸡创投评委会推荐项目木西：《脐带》参加创投，都得了什么？

点点：一个剧本走到创投，其实要经过初审、复审还有最后的终审。

《脐带》很幸运走到了终审，最后又拿到了一些奖项。

它每一轮都是有评审的，创投在每一个环节都会给予指导和相应的帮助。

在复审阶段，我们会和导师评委们见面去阐述你的项目，这其实是推销自己的环节。

在这个过程中，评审们会提出一些疑问或是建议，我认为这很宝贵。

评委提出的问题或不足，我们都会很慎重的去考虑。

我们也很幸运，两次在创投上都拿到了奖项，这些奖项既是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也会增强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

它还有一些相应资金上的奖励，这对《脐带》也是一种帮助。

另外我们也有资方是通过创投看中了《脐带》而参与投资的，所以我认为创投确实是多层面的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帮助。

监制、摄影指导曹郁与导演乔思雪在现场木西：一个项目进入公司之后，需要面对非常多的策划。

而且《脐带》的其他主创非常资深，在制作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护《脐带》的作者性？

刘辉：创作期导演需要有一个能力三角：导演的剧作能力很重要，剧作能力会决定他能不能去实现内心的一些想法。

另外，能力三角的最底层，还是要有信念感。

要找到自己心里最感动、最想表达的东西，如果这个走着走着就忘了，那最后大家是无法形成合力的，而嫁接两个能力上的就是沟通能力。

在没有沟通能力的前提下，很多事情再有营养，你也没有办法拿过来为它所用。

所以我认为沟通是能力三角中最核心的一个能力。

另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包容和吸收能力，聪明的创作者总是会找到一群特别厉害的人，然后从他们身上找到闪光点，加到自己作品里，这就是一个吸收的过程。

胡婧：和其他主创的合作担心肯定是会有，但是我们在前期更多是把担忧转化成和导演的探讨，探讨如何和主创们一起作战，如何去发挥主创们的优势。

导演需要具备的是综合能力，但老师们都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最优秀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怎么把他们的强项，发挥在这个项目中。

在一年半的筹备时间里，我和辉哥最主要做的是先给导演释放压力。

其他主创愿意加入这个项目，就是对项目和剧本的认可。

在前期磨合中，我更希望导演能够把所有问题暴露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及时预警，告诉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把问题遗留在现场。

导演过去其实不太善于沟通和表达，比较内向和文静，我们也会告诉她要克服这些，导演是剧组里的灵魂，你的工作就是要和所部门沟通，拍摄是做不到把沟通场景设定为一对一的交流，所以你要有意识地去克服。

刘辉：关于新导演我其实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要建立共同语境。

人和人建立最初的沟通时难免会带着有色眼镜，但我们要克服它，摘下这个眼镜，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在这样的沟通下，去建立共同沟通的语境，这个语境会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磨合时间。

木西：就《脐带》这个项目而言，在开机前有没有预判制作上会有哪些困难？

胡婧：最大的困难还是：穷。

其实制片就是这样，无论多大体量，最后都会发现诉求永远大于你能支配的金额。

其实还是要控制欲望，这个欲望来自各个部门、各个环节，还是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和适配的问题。

更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省钱，其实还是在寻求性价比的问题。

怎么用同样的价格去做到性价比最高、最好。

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也希望在每个项目里都能呈现到这个标准。

这个电影首先有一个天然的劣势，就是需要在偏远地区拍摄。

《脐带》主要拍摄地在呼伦贝尔，存在着一个交通不便、天气恶劣的条件。

而且《脐带》的制作体量相对较小，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怎么在这样制作体量下去匹配主创、在有限的人员、时间和条件里完成诸多的实际制作，这些都是可预知的问题。

刘辉：从过去我管公司的经验上来预判，团队的磨合是需要时间的，对于我来说剧组这汇总快速组成又面对巨大压力的工作，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无法解决一些问题。

但随着我们建组筹备，然后到拍摄，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一群人变成了朋友，或者是合作关系比较好的团队，形成了一种对稳定的创作关系。

我认为这来源于大家的信任基础，还有沟通，以及大家的价值观是相对统一。

这是我非常惊喜的地方，很像管理学里提出来的正念管理。

当你有一个正念，有一个理想和目标，然后找到了一群和你价值观体系很一样的人，大家在一起做事，他就很容易达到一个高效的团队组织。

木西：在制作上行业经常会出现“行活”的问题，而“行活”其实对于作者电影影响非常大，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担心？

胡婧：《脐带》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这几位主创我非常了解，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其实做项目也是在找有缘人和志同道合的人，可能对于第一次合作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可以从过往的作品去判断。

当过往的作品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呈现，很多东西其实你就已知了。

然后，很多东西其实是相互的，形成行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要求没有说清楚，还是他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

形成的原因肯定是多重的，不能一概而论。

人与人之间它发生的化学反应确实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创作者合作起来就是非常舒适、非常开心，但是同样的人，换到不同的团队，可能合作得就不愉快。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相互找到原因。

包括在有限的预算里，怎么呈现出一个最好的结果？

预算的问题，其实各个部门都会面临需要和制片讨价还价的问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制片有没有和各部门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这个很关键。

如果只用钱来衡量，把问题推给另外一方，这样绝对是不负责任的。

虽然大家有部门之分，但项目是一个整体，大家还是在为一个项目、一个目标去努力。

所以在这个环节里，我更希望制片和各部门共同去解决这些问题。

当制片真正用心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他部门是有感知的，也会被你感化，去和你一起想办法，因为他不是孤军奋战，所以我认为合作的氛围非常关键和重要。

木西：《脐带》的拍摄周期是如何制定的？

胡婧：为什么我们的监制认为拍摄《脐带》周期充足很重要，因为曹老师认为光很重要，在剧本里其实有很多关于天气和具体时段的描写。

我也理解他在看文字时，就可以把文字直接转化成视觉效果。

因为我是统筹出身，所以对计划非常敏锐。

我看剧本后的第一反应是夜外戏很多，黄昏戏很多。

这确实是会给拍摄带来很大困难，因为这是需要抢时间拍摄的戏份，对于拍摄很难完成。

所以它在比例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那我们怎么能在不伤剧作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合理性的调整，这个非常关键。

导演在写剧本时未必有实操概念，但是到准备阶段，就要艺术与技术结合着看问题。

首先，我非常尊重和保护创作者，在有限的条件里，我会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诉求，但如果不能全部实现，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取舍。

在取舍中，精华一定要保留，而且我们的成本也要花在这里。

但如何去判断，需要制片与创作者共同决策，这样也更客观。

这其实就涉及到了艺术表达和最终呈现。

所以在前期更改剧本阶段，我就提出了关于气氛的问题，要结合实际操作问题考虑在内。

电影最后一场篝火戏就是全片花费最高的一场戏，钱在这里一定不能节省。

这里有最美的画面呈现，而且这场戏有非常浓烈的情感表达。

这场戏也是在结尾，一定要给观众走出影院时留下一个良好的“离场感”。

无论从剧作、情绪还是市场来讲，这场戏都非常重要。

所以主创提什么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

当然，也需要考虑费用问题，但这里绝对不能压缩艺术要求。

《脐带》其实有很多日外戏，拍摄的气氛都恰到好处，这个离不开我们的统筹金雪梅对于计划的合理安排，她真的非常尽心尽职。

金姐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非常好的机动性。

在草原上拍戏，天气不受控制，一旦天气出现变化，团队需要做出什么应急反应？

统筹的灵活性在这里就能充分展现出来。

我们每天在有一个基础拍摄方案的同时，它还会有plan b、 plan c可供选择。

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我们会怎样应对，如果提前完成拍摄，我还可以拍摄什么，她会把这些分门别类做的特别好。

这样通告单发出之后，大家就非常清楚一天的任务，所以我们非常幸运能有金姐这样认真的统筹，帮我们把计划安排得周密、合理。

而在费用支配上，我们确实无法给团队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只能保证大家的基本舒适，但是所有主创是同吃、同住，大家一起扛这些问题。

刘辉：其实对我来说的话，还是要找到边界。

找到边界后，大家一起想方法，解决问题。

在剧本阶段，我们实现了一次剧本剪辑，在剧本阶段用文字做了剪辑，感受画面最后到底会是怎样，把在拍摄上过于要浪费时间或资源的戏，做了一个剪辑。

我们可以完成这个操作，也是得益于两位监制有丰富的制作经验，这样就能够保证剧本中每一场戏都是有效性的。

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制片人就可以完成，需要大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想办法，在一个边界里把它完成。

所以比较有经验的制片人和有经验的监制，是会对新导演的项目有所帮助，可以让钱更花在刀刃上。

木西：因为前期已经预判了一些问题，那对于解决问题的人也非常重要，所以制片团队上是如何考虑的？

胡婧：小体量制作，面临的问题一定与大制作不同，更多还是怎么解决问题。

制片团队还是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团队，我们从《老炮儿》《八佰》就一起合作。

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现场解决问题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都很强。

因为制片组加上场务只有8—9个人，所以大家在工作上就不分你我。

其实到我们主场景需要穿过一片很长的森林，又因为天气非常恶劣，在实操上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在置景的时候还是冬天，气温还在零下十几度，很多效果都很难实现。

而草原下雪之后，草下全是稀泥，车每天几乎都要陷入泥中。

我们一定要在开拍前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无论是司机、车管还是场务，在完成他们本职工作以外，大家还要一起帮忙合力去修路。

木西：男主不是职业演员，这个问题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选择时考虑的是什么？

胡婧：选角上，我们两位监制起到了非常大作用，尤其是大姚姐（姚晨），因为她本身就是演员，所以无论前期选角，还是后期拍摄，对于演员都挑选、表演的把控和细节的调整，大姚姐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脐带》的目的很纯粹，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知名度的问题。

但专业性是我们考虑的重点。

比如说像阿鲁斯这个角色，我们最开始是没有跳脱出职业演员的选择。

因为这个角色要求很多：要会说蒙语，还要会拉马头琴。

最初还是用传统的选角方式，基本上找到了适龄的学过表演的全部蒙古族的演员。

但在职业演员寻找一圈儿后，大家都感觉不太对。

所以当时也在探讨做些取舍，比如考虑放弃马头琴的条件，看看这个后期能否适当去学习。

大姚姐当时也发动了很多音乐圈的资源，后来伊德尔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被推荐过来的。

大家看到视频时，都认为非常不错。

而且，他刚好和导演认识，自身又是音乐人，和角色的契合度很高。

木西：因为是非职业演员，在制作上有考虑哪些方式来避免问题吗？

胡婧：我们的拍摄顺序是相对顺拍，一个是考虑到季节的变化，这样的拍摄方式，也会减轻其他部门的压力，准备工作可以更加循序渐进。

对于导演也很友好，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到演员的表演。

伊德尔不是专业演员，没有学习过表演技巧，进入角色需要时间。

故事又涉及到他和母亲的情感，所以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重要。

最后篝火剪断脐带那场戏非常难，可是演员完成的非常好。

伊德尔拍完那场戏，还没有从情绪中走出来，因为他已经真正进入到了这个人物。

有了这种科学的计划生产，这里的表演，它既是演的，也是真的。

木西：从制片人和青年导演合作的角度，以及在剧组的管理层面，能不能提供一些建议？

胡婧：我过去服务于头部导演居多，其实和青年导演的合作经验是有限的，《脐带》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青年导演的机会现在确实会更多一些，这也是行业和时代的进步。

但我觉得对于制片公司而言，选人和选项目同样重要。

青年导演因为经验少，他的抗压能力和耐力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于一个剧本，有的人他可以做到深耕几年，但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就失去了信心或坚守。

思雪导演她的优点就是很有韧性，《脐带》的剧本一直在打磨，但是她很有韧性，一直在坚持。

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很多青年创作者他们其实都有很新的创意、想法和表达，但是在制作经验上不足，因为他们缺少实操经验和生活阅历。

但我认为青年导演也应该剔除怕被人说经验不足的戒备心。

好的创作者都非常单纯，而且这个行业很惜才。

在前期阶段，大家要尽可能地去展现自己的不足，这个不丢人。

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你，是一件好事。

这样大家才可以帮你补足劣势，形成一个合作的良性循环。

刘辉：剧组的特点是快速成立，快速完成一项艰巨任务。

大家彼此的信任成本其实非常高，如果大家想做项目，平时还是要有一定的沟通积累和信任建立。

人脉和资源应该作为长期储备去准备，只有这样，在做一个项目时，才有可能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如果形容拍摄是打仗，那团队就是两个人背对背，彼此看不见。

你要相信背后的这个人，很重要。

所以要找对人，然后这个人也理解他在团队中处于什么职责，要完成什么任务。

最终大家坚持一个理念，一起打一场胜仗。

我认为这是快速形成一个团队，在边界中创作非常重要的三点。

很有幸，先是参加了乔思雪导演的分享会，在映后是导演见面会，听大家提了很多问题，乔导也分享了影片中及影片外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脐带》本身的片名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意象和喻体，那条绳子，就是孩子与妈妈的脐带，只不过有意思的是，小时候是我们因为太小了对妈妈依恋离不开妈妈，当妈妈老了不记得时，也是孩子离不开外去寻家的母亲，其实也是母亲离不开孩子。

当妈妈记忆力不好而变成小孩那样时，真的很顽皮很可爱，演得太好！

几乎没咋看过少数民族的电影，这次还是纯蒙语的，全新体验。

影片剧情并不复杂，本来以为是那种很感动的电影，但影片非常克制，同时还有好一些桥段都是一些小细节喜剧，令人想笑但不违和，是影片的加分项。

本以为是文艺片会沉闷难懂，比我预想好很多，有一些外部原因吧，一是听了乔导的分享，更多地了解了影片；二是电影院的魅力；三是今天来了200个人将影院坐满了，基本都是爱电影的人，氛围很好。

整体上是将本片的观看体验拉满了。

乔导的处女座，小成本电影，摄影和剪辑我都还蛮喜欢的，看好中国青年电影人！

内蒙古草原音乐风格宣传片。

电影就像航拍的草原，你看到的是辽阔壮美的草和碧绿清澈的湖，但生活其实是走进草原里的沙砾和牛粪以及水塘边的淤泥和野草。

我也不喜欢一个局外人站在上帝的角度劝别人放手，就像影片里那个姑娘幼稚的斥责男孩你怎么能这样绑着妈妈，因为她不知道妈妈的一天是24小时1440分钟86400秒。

我明白导演想要表达的那种接纳死亡的意图，但我觉得选择阿尔茨海默症作为故事的依托不合适。

因为这个病恰恰就是使一个人失去了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他所做的一切选择你不能判断是他的选择，就这样寻找了一路然后接受母亲自己走向死亡，这真的是阿尔茨海默症母亲的儿子可以做到的吗？

让得这个病的亲人走丢不能解释成为他去寻找心里的家，那是作为看护人的失职。

你可以换成另外的病，让他有独立的、清醒的选择能力，然后儿子最终明白尊重母亲、尊重生命就是接受死亡。

比如话剧《晚安妈妈》，女儿在生命中的最后两个小时里，所做的一切就是告诉母亲自己的决定——自杀，因为她是一个癫痫病患者，在发病时毫无理智和尊严，给亲人带来巨大麻烦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她选择在自己不发病很清醒的时候，结束掉自己糟糕的生命，最终母亲也接受了女儿的决定，虽然她痛苦万分。

我觉得这是质的不同。

我看完电影很震惊，我觉得人生观有问题。

小时候，我的姨姥爷就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姨姥姥对他照顾得很好，去哪里都牵着手，回家也是锁上门，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出去，姨姥爷患病的最初几年还是保持着体面，外人几乎看不出他有病。

但架不住时间加重病情，最后的三年真的是会把屎都涂在墙面上，会偷吃掉三斤香蕉不知道饱，纵是已经殚精竭虑的精心照护了，他还是丢了两次，每一次丢都是整个家族所有人都出动，再加上每个亲戚各自的朋友，两三百人连续不吃不喝不睡觉的找，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连bp机都是数字的，就是这样一寸一寸的找，所有的电线杆子上都贴着寻人启事，地毯式的把济南整个城翻一遍。

幸运的是，每一次都找到了。

最后一次丢的时候，姨姥姥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病痛把她折磨的都没有样子，但她还是在家里握着每一个回去送消息的人的手，很恳切的说：“再找找他呀，不能让老头自己在外面走，他还不如一个一岁的孩子，怎么能把孩子丢在外面呢。

”所以，有些苦难，不是你看了看，想了想，就好说一说了。

个人观点，不抬不杠，如有不同，你都对

苏州场《脐带》的超前点映和导演见面会，入场前送了海报和明信片。

是让人想二刷的电影，几乎全程是蒙古语。

有点《隐入尘烟》的即视感，很多素人演员，都是讲朴实真挚的亲情，有笑点有泪点，景色拍得太美了。

蒙古族的歌让人仿佛置身于天地中，离自然很近，旋律很适合摇篮曲。

看之前就猜到了会很好哭，讲的是带阿兹海默症母亲回家的故事，其实并没有煽情，只不过自然地就流泪了，是演员的一个神态，甚至看到两人处于茫茫草原的美景中也会被感动，心旷神怡啊……看到了母亲这个角色局促不堪和孩子气的一面。

有点公路片的味道，不断地追寻记忆中的地方。

最喜欢结尾的篝火跳舞和拉着马头琴后面篝火星子乱飞的场景。

最快乐的一幕，让我也感到放松。

但是立马就转折，作为兴奋点缀的火焰变得紧张，而母亲也找到了她的家。

这一幕当时完全看不清了，眼睛已经被水糊住了，只记得很美很美……最后儿子孤身一人找到了半生半死的树。

导演说这棵树是真实存在的，原来剧本里没有写，是拍摄时发现的，而且意外契合影片主题，有着神秘的链接。

女性创作者的视角来呈现的母子关系比较少见，但是足够细腻。

导演是达斡尔族，蒙古族的一支，这部处女作拍的也是自己熟悉的环境，有安全感。

影片分享了蒙古族看待生死轮回的视角和态度。

Q&A环节的提问都好棒，观众人均提问5分钟系列……一位问到以往的阿兹海默症患者都是回归到更加封闭私人的空间，而影片完全相反。

导演的家人也是患有这种疾病，说病人是“心与灵魂被掏空”。

我旁边的一位18岁女孩分享她经历的两次亲人去世，边讲边泣不成声，很让人心疼。

第一次参加路演观影，这种形式有点像是做完阅读理解后询问“标准答案”的过程，光是听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就已经脑容量不够了。

好多蒙古族的观众，有一位还是主演的家人，卧虎藏龙啊……导演说剧本的规划性不强，变化在生活的每个瞬间，没有长远的计划，而更珍惜眼前和真实感受。

这正是我所处的状态，非常有共鸣。

观众太积极了，本来还想提问的。

片中有处地方提到了内蒙古不只有马头琴和呼麦，他们也不是活在过去。

而片中也出现了现代科技，无人机看守草场和母子俩骑车形成戏剧的对比，母亲把它当成“长生天”更是一处笑点。

感觉导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减弱刻板印象的，展现的更为贴近自然的生活。

总之，是一部非常浪漫和诗意的影片。

希望票房大卖！

3.18 二刷买电影票时以为可以包场了，不过实际上一共是两个观众。

我以为二刷会降低情感体验，就像之前流浪地球2的那段太空电梯和空间站坍塌，二三刷都不如第一次看的震撼。

但这次反而被触动更深，我想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演员主要通过神态和动作来演绎，而台词不多，给了更多的解读空间。

这一次注意了之前忽略的哥哥，和母亲待了五年而不堪其扰，第一次看浴室那段戏就觉得压抑。

而后面他在母亲离别时去车上拥抱，给弟弟捡回了扔掉的马头琴再拿去修，一口饮尽母亲做的很咸很咸的茶……都让我对他的心理活动产生好奇，割舍不掉的血缘和家乡。

还有个细节，儿子一开始回到草原母亲让他听声音，他听不见，被问耳朵是不是“生锈”了，到后来去采样草原上的各种声音制作音乐，更加贴近自然。

还有“双生树”，最早出现在墙上母亲作的画中，再到照片，而结尾处儿子最后靠在“生”的那侧树边，镜头从枝叶延伸到天空的太阳，配上紧张的音乐，大概象征着从生到死。

一刷时看到门外举着火把跳舞的人，只觉得诡异害怕，二刷看到这段就直接流泪了，有从年轻变到年老的过程，此处配乐超好听。

后面有个大概是祭祀的场景，两次都让我想到了《德伯家的苔丝》结局躺在巨石阵上迎来审判的场景，也是日出时分，同样的高地上。

母亲的那句“我的小鸟飞走了”，两次都爆哭。

她用绳子把两个儿子绕在一起这个创意超好玩，还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品味。

目前刷到网上评价大部分是好评。

至于景色和音乐，完完全全的享受，结束后只在网易云找到了三首剧中的歌曲，希望能尽快听到其他歌曲。

结束后完全被河边给母亲唱的那首歌曲洗脑，“诶呜诶呜～诶～诶～……”还是很喜欢最后的场景，前面用吉他伴奏的总感觉欠缺了些什么。

马头琴一出来感觉才对，才够劲，这股草原上桀骜奔放的劲，这股在辽阔自然中不屈的劲，这股生命尽情盛开的劲。

虽然有点像提琴的音色。

但完全是不同的感觉。

听完了片尾的歌曲，看到标出处的时候有特别多民族的歌。

《脐带》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决心带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返回草原，去寻找记忆中的家。

一根连接两人的绳子，如同脐带，给旅途带来一连串意外，但阿鲁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理解了母亲对于“回家”的执着，在草原上，他们也各自找到了内心的安宁。

这是青年导演乔思雪执导的第一部长片，先后入围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和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剧情长片单元-金椰奖”，并获得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最佳技术奖”。

2017年，乔思雪从法国巴黎3IS电影学院毕业前夕，偶遇一位中年妇人在街头独自徘徊，让她一下子想起了母亲。

过后与母亲通话，才得知母亲前段时间更年期抑郁，甚至有过轻生的想法。

同样是一通电话，将生活在北京的蒙古族音乐人阿鲁斯召回了母亲身边。

母亲娜仁佐格患有阿兹海默症，她不断提出要回家。

电影中，阿鲁斯一时心中不忍，决心带母亲回到她想去的草原，寻找母亲心中的“家”。

可是“家”是哪里？

对于乔思雪而言，已经旅居多年，草原还是她的家吗？

《脐带》是乔思雪的处女作，在制作团队上却汇聚了国内顶尖的制作团队，并且的电影的口碑在上映后屡次上升，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如何把控一个项目，她又如何接力制作团队的力量，为自己的故事“升级”。

拍完电影之后，她又如何总结自己的制作经验？

非常推荐大家，导演乔思雪带来的回答。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导演乔思雪木西：《脐带》的故事创作缘起是怎样的？

乔思雪：在《脐带》之前我有写过两部长篇剧本，但《脐带》是我自己非常想去拍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和我的生活有太多纠缠。

去写这个故事，还是因为害怕离别和死亡。

小时候我对母亲在心理上特别依恋，但到青春期后，这种依恋变成了情感上的挣脱。

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开始慢慢变淡。

后面我又出国读书，进入了新的文化环境，一直想要睁开眼睛去吸收新的东西，所以就越来越少去关心她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我在街头碰到了一个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阿姨，她在街上来回徘徊，寻找自己的家。

那一刻特别触动我，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这个契机，也让我重新回到了子女视角，去观察我的父母。

后来电话联系，我发现母亲的近况不是很好，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患上了抑郁症，有过一些特别危险的想法。

虽然我们电话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她很轻描淡写的把事情讲出来，但其实对我影响特别大。

当时又面临回国，还是在继续留在法国做电影的选择点，于是就写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是对我和母亲关系上的探索。

父母生病后，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变换角色，来帮她们处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而《脐带》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脐带一样，把我们两个人系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角色互换，你变成父母，父母变成了孩子，那我们会不会在她老了之后，像她小时候对我们一样给予他们关爱和陪伴，甚至有一天要学会放手？

木西：从概念到故事，这个过程复杂吗？

乔思雪：因为这个故事和我太近，所以完成第一稿花费了不到一个月。

电影最初的名字叫《漫游在蓝色草原》，由很多情感碎片累积在一块，其实相对更加闲散，更像散文诗。

慢慢形成比较明确关于母和子之的这条线，是找到投资方坏兔子影业后。

在我制片人和两位监制的帮助下，它才慢慢出现相对比较紧凑的状态。

过去，我想装进这部电影的东西太多，关于民族文化、故乡、人和自然。

但最有力量的东西还是回归到我和父母的关系，其他的表达可以通过“脐带”这条线慢慢带出来。

另外“脐带”在蒙语中的用法其实是要比中文语义更丰富，有“脐带”、“联系”、“继承”三层含义。

所以和监制讨论完之后，认为《脐带》更能体现这个故事想要表述的精神价值和内核，最后用了《脐带》这个名字。

木西：你认为《脐带》想要探讨的主题是什么？

乔思雪：《脐带》的源头还是关于母子关系的探讨，尤其是一根绳子把两人系在一起之后，脐带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影响。

故事套用阿尔兹海默症主要是想要表现父母退化成了孩子。

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但他们在慢慢变成小孩。

阿尔兹海默症可以特别明确把这些想法放到具体的事件中。

脐带它本身是一个传输营养的介质，但又有脐带绕颈的风险，所以把绳子放在两个人身上，尤其是母子，这样又多了一层角色互换，它会产生更多的趣味，也能够让大家探讨和思索更多的东西。

儿子之所以把绳子系上，他想要传递是爱和关心，但是他又忘记了，这其实对母亲来说也是一种束缚和伤害。

当系上绳子之后，两个人都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距离范围内，他也能更明确的感知到母亲精神上的诉求，其实最终还是在探讨：什么是爱。

你爱你的家人，那只希望她肉体活着吗？

精神上的诉求真的不重要吗？

至少在这个故事里不是这样，最后男主其实听到了母亲精神和心理上的诉求，开始接受人的生离死别，所以他最后选择放手。

其实我从写到拍，再到进影院，《脐带》对我来说是对死亡和离别的又一个新感官上的认识。

之前你害怕它，然后通过写作似乎是在做一种练习，练习怎样告别。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需要面对它，什么能够支撑我？

其实我知道，生命的尽头有最爱的那群人在等我，从而让我有力量去面对离别。

死亡不是终点，它是会不断会轮回下去。

电影最后阿鲁斯为什么能剪断“脐带”？

其实这里已经不是“绳子”这么简单，它是心理上对母亲的依恋。

他在心理上已经明白我们要面对肉体的告别。

这也是母亲教会他要接受生命在自然里轮回，老去然后又会新生的事实。

所以他最后选择把绳子割断，其实就是在割断心理上的依恋。

木西：电影中“脐带”，还有“生死树”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符号，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

乔思雪：在写这个故事之前，我看过行为艺术家谢德庆的展叫《一年》，他把自己与另一位艺术家以一根绳子互绑在腰间，系在一起一年，期间不论任何时间、地点都在一起。

这两人从陌生、到发生激烈争执，然后到和解这样一个过程。

我当时特别受这个作品震撼，后来我觉得这个形式其实放在《脐带》这个故事里会产生更多趣味性，也会更复杂。

因为他们是母和子的关系，会有“脐带”的含义在里面。

而电影最后那棵树，其实在最初剧本中是没有的。

之前的结局相对来说更抽象一些，现在的结局有了一个真正的实物作为载体出现，而它和故事想要表达的精神特别契合。

树生的一半代表着精神，死的一半代表着肉体。

这棵树也是一个朋友意外发现，它在距离我们拍摄地差不多200公里的地方，我去堪景时也感觉特别神奇，竟然可以可以如此契合我们的故事，真是是特别神奇的相遇。

监制、摄影指导曹郁与导演乔思雪合影木西：有了故事之后，在影像风格上是如何设想的？

乔思雪：《脐带》其实更具作者性，它是来自于创作者本身自我的情感体验，所以无论是从故事，还是到视听语言，其实都有一种来自内心的感受。

我虽然在法国读电影，但我受法国现实主义题材导演的风格影响比较少。

反而喜欢第三国家到法国去之后的创作者，比如加斯帕·诺、贝托鲁奇、波兰斯基。

他们的电影里的法国会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没有那么真实。

他们可以把所见到的法国抽离出来，然后去表现，所以我拍《脐带》时也会有这种视角。

虽然我在内蒙古出生，《脐带》也是一个蒙古族题材的作品，但我并不是蒙古族人，而我也没有常年在生活在这里，所以它会有一种来自于他者和很异样的视角，所以影像风格上没有很“写实主义”。

比如像《脐带》开场的几场戏，男主回到故乡，坐在一辆出租车上镜头，其实会有一种异乡感。

包括电影中出现的几组幻觉，会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还有后面出现的醉鬼，他把房子撞破了一个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就是因为它有一种非写实的荒诞感，然后又特别有趣味，也很有美感。

木西：几位演员的选择上是如何考虑的？

乔思雪：阿鲁斯这个角色就是按照伊德尔这个演员来写的，我们认识很久了，我也知道他在做传统民乐和电子乐相结合的风格音乐，所以特别欣赏他做音乐的态度。

伊德尔从小学马头琴长大，他到了北京之后，反而做了新的尝试。

其实我认为这才是能让传统文化继续流传下去的方式。

什么是传承？

传承就是年轻人做年轻人该做的事情，去传承年轻人该传承的东西。

所以在故事里有提到：不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就是在呼应这件事情。

包括我做电影，《脐带》也和过去的传统草原电影不太一样，至少在片子的态度和风格上是有变化的。

现在的游牧生活和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以前更具现代性。

我们从草原上走进城市，一部分人选择留在城市，一部分人选择回去，草原在面临劳动力在流失的问题。

而现在年轻人把非常现代的手段带回到草原，就会出现电影里无人机放牧一样场景。

现在草原有很多很现代化的方式，比如安装摄像头，这样只要在家，就可以看到羊群、牛群。

比如在羊身上安装芯片，羊群走到哪里，都可以通过定位找到。

所以我觉得传统和现代不应该是对立关系，你不能要求年轻人现在还要唱100年前的老长调。

草原不能只有呼麦和马头琴，还要有新的东西，只有这样。

这片草原才能生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

选择伊德尔其实最初我有过疑虑，因为他是音乐人，从来没有参与过表演，而这又是我的处女作，我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指导他表演，所以第一选择没有考虑伊德尔。

后面我们监制在朋友的推荐下，意外的看到了伊德尔的演出视频，他们认为他和人物的气质调性特别符合。

然后他本人又在做音乐。

会做音乐，对这个角色特别重要。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找到一个会演戏、又会演奏，还要会说蒙语的人，其实非常难。

因为监制姚晨老师本身就是演员，她在现场可以帮到伊德尔，能让他不要那么害怕片场，找回真实、自然的状态，所以他们给了我一部分信心。

在制作上，我们也全部采用顺拍得方式。

最开始到现场时，他和巴老师确实不熟悉，经过几十天的相处，他们已经真的像一对母子，在情绪上也非常符合我们的电影。

记得电影最后一场戏时，他面对即将的告别，演员真的在现场真情流露地哭出来，确实在意料之外，这也让现场所有人都特别感动。

对于《脐带》来说，男女演员其实非常难选。

在最初剧本中，妈妈的角色相比巴德玛老师要更浪漫和诗意一些，但是更缺少作为母亲真实的存在感。

《套马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它也是巴德玛老师的处女作。

巴德玛老师是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她每年也会演很多戏。

联系到巴德玛老师本人之后，就发现她在生活中非常朴素和简单，还维持着牧民身上那种特别可爱的劲头。

她每周还会开车几个小时回牧区工作，作为演员，她是特别有生活的。

然后她本人的状态也特别好，虽然人到中年，但是脸上的纯真和孩子气一点都没有丢失，眼睛在发光。

而角色身上缺少的一些母亲特质，在巴德玛老师身上也得以体现，她让这个角色又可爱，然后又有很浪漫诗意的一面。

而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在向草原上的女性致敬。

草原上无论现代，还是传统的女性，它们身上其实是种特别独立和可贵的精神，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母亲的一个续存。

母亲是在大自然环境里培养出来的独立自主，然后拥有非常质朴和善良的精神，最后她选择回到草原，回到她父母身边，回到自然的轮回中，这其实是一种特别原始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东西。

而塔娜其实是一个从草原走出去，在城市中学习生活过。

她看过外面的世界，但是她经过自己的思考，重新做了选择，放弃城市生活，回到草原，这是另外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独立精神。

现在草原上有非常多这种独立女性，我很羡慕她们。

她们和人打交道的方式特别直接、热情，然后也很纯粹，所以写了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就是想要写一个特别勇于表达自己，对所有事情都特别果敢的状态。

我们现在接受了太多文明和教化，有时候其实失去了人性本身那种最想表达的东西。

木西：有了故事之后需要找到资金，这中间又经历了哪些故事？

乔思雪：这个剧本最开始去了First创投，然后就被我的制片人刘辉看到。

他本人就是就是内蒙人，所以故事对他非常有触动。

但是他不确定这个故事对于其他人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所以他就把故事递给了曹郁和姚晨老师。

他们看完之后，其实和他观感一样，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而对这个故事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这点其实让我很意外。

我们原计划是在2020年的10月份开机，但因为碰上了疫情，就决定继续打磨剧本。

然后又去参加一些创投，也看看剧本到了市场上会是怎样一个状态。

所以就去了另外两个创投，最后效果也不错。

这样其实增强了大家对于片子的信心，所以最后他们给我找来了非常强大的金牌制作团队。

监制曹郁、姚晨与导演乔思雪合影木西：电影配备了非常强的制作团队，这对你会有压力吗？

你和监制、制片人又是如何合作的？

拍摄《脐带》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乔思雪：其实监制和制片人还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项目。

我作为青年电影人，这是处女作，大部分的场景都要在自然环境里拍摄，其实难度和挑战都非常大，很容易被天气打断。

如果没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和预算里来完成创作，其实会受到很大干扰，这非常考验主创的创造力、耐心和热情。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群非常热爱电影且有经验的创作者，一块完成这个作品。

电影就是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方式，所以还是要真诚一点，别不懂装懂，拿出一个特别真诚的态度，大家也会想要帮忙解决困难和问题。

跟这些相对成熟的主创沟通和交流，要多聆听多沟通。

还有有一些确定必要坚持的东西，还是要争取。

比如说电影中剧院有一个镜头，是阿鲁斯和母亲听到马头琴，后来又看到一个舞台上的虚影。

当时我们监制曹郁老师觉得没有必要拍这个镜头，但最后我还是坚持把它拍完了。

拍完之后，他也认为这个镜头会为电影增添一种相对特别的东西。

在拍摄过程中，其实面临天气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到达我们的主取景地要穿过一片森林，这里没有经过开发，如果下雪，车就无法进入。

因为剧组资金有限，只能用限的越野车把主要人和设备运走，其他人就要来回不停地徒步穿过森林。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其实会面临很多问题和压力。

在拍摄篝火这场戏前，其实我们经历了两天8级大风。

然后，当时又经历了曹郁老师母亲过世，这时候已经处于拍摄后半段，大家的精神都非常紧张，所有人压力都很大。

因曹郁老师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心血，而且作为职业电影人，曹郁老师其实放心不下，所以他很快就回来了。

当然回来之后情绪压力很大，再加上最后这场戏拍摄起来非常复杂，需要各种排练，大家的精神都到了非常疲惫得时刻。

拍电影很奇妙，当面临这么大压力地时候，大自然又会给你礼物。

拍摄电影最后这场戏时，我们碰上了超级月亮。

在开始的第一个镜头，它是一个月牙，整个大夜拍完，月亮已经变圆，月光照在湖水上，一丝风都没有，特别平静。

我们所有人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天要亮了，然后这个梦也醒了。

那一刻似乎有一条隐形的“脐带”把所有人连接在了一起。

所以，对青年创作者来说，其实拍电影这个事情，当你有了一个念头，就一定要把这个念头从一做到十。

无论中间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无论过程中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有从头做到尾，才能看到事情的全貌。

如果因为各种各样小情绪上的问题，只是做了一个开头，就选择不做了，那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后面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成长，做完后会看到自己的变化，而电影也会随着这一切生长出自己独特的形态。

《脐带》推荐指数：10印象最深刻的是，电影放完了，所有观众都舍不得走，直到电影最后一首音乐结束后，我们才肯意犹未尽地离场。

这部电影，苍茫、辽阔、凄凉，但又富有温情。

马头琴充满故事感的旋律，草原人民悠扬的歌声，男主做音乐时的沉浸，都给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回到生命原点的感觉，这就不由得让我对片名“脐带”产生一些遐想：[究竟什么是脐带呢？

]·我想到影片中，阿鲁斯兄弟二人对母亲的依恋。

这就像一条脐带一样，将他们母子三人紧密相连；还想到无数草原儿女对大草原的羁绊，就像一条生命的脐带一样，难以斩断；更想到，这一脐带既孕育了生命，也困住了生命。

我爱我的母亲，自然想对她好，但是母亲却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总是会做出奇怪的举动，甚至会跑出去，这很危险。

由于半夜我们家经常发出吵闹声，领居经常投诉我们。

有一次，妻子受不了领居对母亲的指责，把他们从楼梯上全部推了下去。

领居让我们赔钱，否则就要告我们，我只有把我唯一的车给卖掉。

母亲总是嚷嚷着要回家，可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啊，我知道她要回草原，可是我怕她回去了就再也回不来，我就永远失去她了。

于是我选择阻止她，不得已把她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半夜里她会像孩子一样乱涂乱画，有时弄到自己身上到处都是，我不想看她那么狼狈，我想把她身上的脏污洗干净。

但是在母亲的反抗下，我终于不耐烦了，忍不住发脾气。

我的弟弟阿鲁斯看见我这样，直接给了我一拳，我和他扭打在一起。

母亲突然站立起来，拿着花洒把水淋在了我们身上，嘴里念叨着什么……第二天，弟弟开车要带母亲回草原，我没有阻止。

妻子对他们说，就在那呆几天就回来!车开动了，我脑海中忽然又想起母亲的脸。

她要抛下我了，这次回去，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不受控制地拦住车，打开车门，再一次拥抱着我的母亲，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

母亲难得清醒了一次，她紧紧抱着我，问我，这几天是不是很辛苦。

我想说，不辛苦，只要你在，我就一直不辛苦，我发脾气只是想要你听我的话……可这一切都迟了，我拥抱完母亲后，选择让她回到她心心念念的家……我是一名音乐人，我回到大哥家里后，看见母亲被关在一间房子里，并且总是心心念念地说要回家，于是我将母亲带回了曾经我们生活过的草原。

但是母亲仍然说这不是她的家，她要回家，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家，你看那衣柜里面有爸爸的衣服，她拿着那件衣服抚摸了会儿，在思考着什么。

她还看到我曾经的照片，指着照片里小时候的我说，这是我的小儿子，他小时候瘦瘦的，马头琴弹得很好……一天夜里，母亲突然间不见了踪影，但好在其他人帮我找到了她，她昏睡在地上，脸上有些小伤口，我的心很痛，以至于我都忘记了自己找了她一晚上后，身上也是伤。

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再次发生，我选择用一根绳子，把我们二人绑住，这样她就不会再走丢了。

有一次我出去太久，沉迷于音乐，回来才知道母亲内急，差点就像小孩子一样拉在裤子里。

新认识的朋友说我太自私了，不尊重我的母亲，我知道这样绑着她不好，可我更想要她平安无事。

我带着母亲去了很多地方，遇见了很多人。

有一次带她去一间衣铺里看衣服，母亲看上了一件，似乎是很钟意的样子，我想给她买下来。

可那位阿姐说这件衣服只可以试试，但不卖。

我反复恳求过她几次，她说，这件衣服是她替她母亲做的。

我也爱自己的母亲，我也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的母亲，所以我选择不再为难她，只好让母亲把身上的这件衣服脱下来。

可母亲却像小孩子一样到处乱跑，我连忙向那声阿姐道歉。

阿姐见状立即改变了主意，说是要把那件衣服送给我们，并且叫我好好对待自己的母亲。

我很感激她，本来想给钱，但是都被推回来。

还有次家里差点被一个半夜喝醉酒的阿兄撞塌了，墙上露出了很大一个窟窿，我当时很生气，只是清醒后的那位阿兄也感到很对不住我，说是过两天一定会带人给我把房子修好的。

看在他不是故意的，而且把他车上的羊全部留下来作为抵押，就又没那么生气了。

而且，母亲似乎也玩得很开心，只是她仍然说她要回家……我们在草原里，发现了一只走丢的羊，母亲抱起它，说要带它去找它的爸爸妈妈，我带着母亲来到一个羊圈里，生疏地抓了只羊给它喂奶，还差点被这片羊群的主人给打了，但是他人很好，或许是看到我母亲后，知道了我们的状况，还教我们如何给小羊喂奶。

母亲很高兴，以为小羊找到了自己的妈妈，唱起了歌儿，很好听，只是她之后仍然要回家。

我知道，她想找她的爸爸妈妈了……慢慢地，母亲的病越来越重，竟然开始叫我和塔娜爸爸妈妈，我知道是时候要放手了。

似乎在我的印象中，妈妈从一出生就是妈妈，但事实上，她也曾经是一个在大草原自由自在地舞蹈着的少女，她不是谁的母亲，不是谁的妻子，也只是一个有着爸爸妈妈的孩子。

我意识到，我的爱束缚住了她，我选择斩断这条脐带，让我的妈妈去追寻她的爸爸妈妈……以上的文字，都来源于我对这部电影的回忆。

文笔太稚嫩了，无法抵得上电影给我带来感动的十分之一。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是一部从摄影风格、电影配乐、到民族文化、情感流露、生命意蕴与社会观照都独具特色与魅力的电影。

如果我今天没有去看这场电影，我想我的生命里又多了一场未知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