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

最早接触贾法·帕纳西的作品是2000年的《生命的圆圈》，以及被伊朗政府封杀之后的《这不是一部电影》和《闭幕》，前一部讲的是七个女人一天中的心酸故事，后两部则是贾法自己的禁闭生活。

在《生命的圆圈》中，所有与监狱扯上关系的女人在生活上都难逃每况愈下的处境，片中屡次出现的门框、窗框与栅栏正是女性遭遇的缩影，犹在框中。

几段小故事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只因人生遭遇偶然交汇于镜头中。

片头痛苦分娩的女人，片尾已在狱中，似乎仅仅是因为生下的孩子与超声波检测的性别不符。

正如罗杰·伊伯特所说，这部一无暴力、二无色情、三无酒精的电影之所以能冒犯伊朗当局，不过在于贾法的镜头暴露了伊朗女性如猎物一般的处境，整个社会都是她们的天敌，只因为她们是女人。

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女人能逃出命运的圆环。

到了后面两部，贾法已经因为“危害国家安全”、“实施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宣传”而获罪，20年内禁止制作或拍摄电影、编写剧本，禁止接受任何媒体访问以及离开国境。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被限制到了最小的时空范围，只能在自我呈现中坚持对抗。

基于这三部电影，一度以为这就是贾法的风格了，一个“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严肃导演。

直到后来又看了《白气球》和《谁能带我回家》，被儿童片中小朋友们的天真纯洁深深打动，才完整感受到了他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

这种感受大概也符合对伊朗电影两种不同气质的整体印象，一边是《小鞋子》式的童真，将生活的困窘全然融化在纯真与温情中，另一边则是《一次别离》中的伊朗，哪怕是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也不得不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不断寻求出路。

在童真与困窘之间，在日常生活的世俗化与国家主义的威权之间，电影中的伊朗面临着巨大的断裂。

从《这不是一部电影》到《出租车》，“自拍”同时成为贾法的方法和主题。

在被限制拍片的日子里，看与被看之间的关系在观察自己的过程中倒置，拍自己既是政治抗议，也是对影像世界观的重新建构。

与《这不是一部电影》和《闭幕》的沉闷不同，《出租车》将封闭空间从不可移动的房间改为移动的车内空间，又将狭小的车内空间改造为透视伊朗社会的展示台。

尽管早在2002年阿巴斯就已经用出租车加固定镜头的手法拍出了以伊朗女司机为主人公的女性主义作品，但贾法亲自上阵之下，假司机与真导演的身份还是使得《出租车》显得比阿巴斯的《10》更有趣。

更重要的是，在这部难辨真假的纪录电影中，贾法已经从“自拍”中展示出了以迷影对抗强权的影像价值观。

整部电影一共有四个固定镜头，分别对准司机、副驾、后座和前窗，在前两个机位中还可以清楚地看见导演对镜头的“调度”。

除此之外就是乘客欧米德用贾法手机拍下的受伤男子口述遗嘱的影像，侄女汉娜用卡片机拍下的影像，以及观众无法看见的老邻居用iPad展示给贾法的监控录像。

而无论是固定镜头还是手持影像，所有的画面始终都处于“被监控”中，用“被监控”的影像来隐喻伊朗电影的艰难处境。

三组双人乘客，男小偷和女教师、出车祸的夫妇、赶着去河里放生金鱼的老妇人涉及的话题分别指向社会、家庭和宗教信仰。

自己就是小偷的男乘客认为盗亦有道，对于那种没有底线连穷人也偷的人，一旦抓住就该处死，女教师则认为死刑和高压政策从来不是改变伊朗的根本动力。

丈夫出了车祸，被抬上车之后就要求用影像留下遗嘱，将财产留给妻子，否则，一旦他死了财产就会落入兄弟之手，妻子只能露宿街头。

而赶着去河里放生金鱼的老妇人们，则相信这是让她们长寿的唯一办法——每年生日那天的正午之前将上一年从河里捞起的金鱼放生，同时另捞起一对，这样真主就会保佑她们。

除去这些例行展示伊朗社会的乘客，最有趣的还是贾法导演身份引出的迷影乘客。

欧米德是制作和发售盗版盘的商人，电影素养颇高的他自然一上车就认出了贾法，并且指认出男小偷和女教师最后的对话与导演作品《深红的金子》中最后一幕咖啡馆场景很相似。

欧米德把自己吹捧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没有他伊朗人民就看不到《行尸走肉》和伍迪·艾伦，甚至也看不到被政府禁止发行的贾法的作品。

欧米德去送盘的对象恰好是学电影的青年，对他俩来说，见到贾法都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欧米德谎称贾法是合伙人，而青年则借机请教找不到拍摄主题的千古难题。

当侄女汉娜上车之后，小学生短片作业遇到的困难带来了更多关于影像与真实的讨论。

汉娜原本已经拍到了邻家姐姐的残酷恋爱经历，但却因为内容不适合公映而不能使用，因为在公映的影片中女性必须佩戴面纱、正派人物不得打领带、男女不得有接触、不能表现悲惨的生活与暴力的镜头、不能涉及政治与经济话题等等。

汉娜的苦恼正来源于她不知道“传播阴暗思想”和“实事求是但不涉及真相”的界限在哪里，更不知道如何在影像中区分“真实”与“不真实”。

在老邻居给贾法看的监控录像中，他被人殴打抢劫，令贾法意外的是他不仅没有报警并且还同情施暴者，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没人会选择作恶。

他所期望的不过是这些监控视频有朝一日能成为电影素材，高压不能改变伊朗，但影像或许可以。

贾法的导演身份和电影作品被迷影乘客们反复提及，对他们来说，贾法成了一个可以被不断引用的对象，不是电影复制了生活，而是生活在时刻印证电影，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位置再次颠倒。

年幼的汉娜虽然只是在完成一份学校作业，但也被迫开始参与到严格的自我审查机制中。

她的叔叔贾法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影像政治，唯有影像“真实”才能对抗强权“真实”，但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在伊朗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就必须得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

最后一位乘客是伊朗著名人权律师纳斯林·索托德，下车时她从手中娇艳欲滴的玫瑰里抽出一枝送给了镜头前全世界的观众，她说电影人是值得被依赖的。

也许我们也可以和贾法一样相信，国家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终有一天将在迷影中爆发。

本文已发表于《北京青年报》

虽然用伪纪录片的方式，但是真真假假又没有那么重要，电影剧本都是取材于生活，只是把这些冲突压缩在一个空间，一天的时间里，电影反复服提到政府，法律。

从一位男士谈起他的车被偷开始辩论，到底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里，都应该保有起来的道德，不做伤害同样是弱者的人，还是人为起码得温饱去偷东西，无论对方贫穷富贵？

小偷该怎么量刑呢？

处死？

在这个死刑最多的国家，死刑真的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吗？

如同电影里说的一样，小偷的样子很普通，他可以是任何人，那我们是不是该思考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么混乱的人，难道是因为人民道德败坏？

一个国家保持秩序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过去也有一个阶段很混乱，现在手机随便放口袋，桌子上，都不怕被偷，难道是我们品格高尚？

可是说到底人都是一样的，会被欲望驱使，在资源匮乏的时候，偷什么的都会有，那就是钱，就是生存必备技能。

第二个单元丈夫出车祸，紧急送往医院的途中，丈夫担心自己会死，要求立马写下遗嘱，车上没有纸笔，就用手机录像，必须在死前留下证据表明将所有遗产留给妻女，不然就会被兄弟抢走，而妻女将一无所有。

这也侧面让我们看到在伊朗女性的处境，被物化，是男性的从属，还没有欲望，没有遗嘱就无法继承丈夫的遗产。

妻子到医院一方面担心丈夫的生死，一方面又要回头找司机留下联系方式，担心自己未来的生活。

见丈夫昏迷过去，从原本的涕泣到止不住的悲嚎，那声音是从身体里出来的，这一刻我相信那真实发生过，只有见过这样无地绝望的悲痛，从能演得出这份情绪。

人在悲痛之余还要保持一点理智，正确的回答医生的问题，找司机留下联系方式，重复确认司机会给她录像，这真是一件悲伤的事，谁不想在哭的时候专心的哭，可是这个时候她不做这些，又有谁？

她必须担起未来可能会有的绝地。

电影让我们成了这个司机，只是在熙攘的街道上路过，这些故事没有开始，没有结尾，但是他们谈论的正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生活，比被禁锢身体更可怕的是禁锢思想，导演真的很厉害，这些东西在伊朗都不被允许拍摄，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创作。

通过对话和伪记录片的方式，我们看到那个国家和在那样环境下的人民的生活状态。

一个在便利店笑容可掬的服务员，转眼可以变成抢劫犯，依然面不改色。

一个在路边叫出租车的中年人，可以发生肆意讨论对死刑的赞许，然而他却是一个小偷等等。

出租车里人物不停地折射出另外的人格，变成了一种黑色幽默般地讽刺在那样失去去自由，贫穷，随时被监视的环境，想看国外电影只能偷偷买碟，想拍电影的学生在无数严苛的条规下丧失了想象的权力，本剧导演甚至在得奖之后也没有领奖的自由。

特殊的拍摄手法，反而更真实地反应那样的国度的悲惨。

那些试图反抗的人还有多远的路要走，那些被压迫的意志到底能不能绝地反攻？

无从解答。

就好象电影的最后，好不容易完成的录像被监视的人窃走一样，每前进一步都如此艰难。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脑袋里面已经对艺术层面的政治斗争失去了概念，也不知道是新闻看的少了还是新闻看的多了，总觉得一切都在歌舞升平，和谐美满中有序的进行。

特别是电影，除了少数几个不着调的导演还扯淡的拍几部出来讨论一下社会不公，人心叵测，剩下的基本上都把精力集中在了取悦观众上面了，一年到头上映的片子，十部里面有八部是喜剧，先别管拍的好笑不好笑，总之都是拍着胸脯大声吆喝着这是喜剧，说拍这个片子的目的就是让各位老板们笑的开心，诚意是大大的有，当然这个诚意是骗钱的诚意，不是拍片的诚意。

就像前段时间，为了家庭和谐我领着媳妇去看了一个叫煎饼侠的电影，整个九十分钟我都在纠结我太妈的是应该笑还是不应该笑，不笑钱就浪费了，笑了就太傻逼了，总之很纠结，不过我媳妇笑的很开心，但是据我所知她是那种花我的钱就开心的人，我觉得花钱让她看一个半小时新闻联播她也能笑得出来。

扯淡扯远了，我也不知道从民主的程度来讲，我们比伊朗高了多少，但是我觉得远远还没有高到那种可以高枕无忧的只图享乐的份儿上。

有备无患，警钟长鸣。

当我们去电影院，能看见有一部追求民主自由的电影正在放映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只看喜剧片的时候了。

＃出租车＃ 首先惊讶于这个片子的基调很轻快，因为似乎很少看到类似这样的电影，用一种不那么压抑的方式讲了很多比较压抑的事情。

看taxi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想到贾樟柯，不过贾科长似乎更喜欢用一种相对沉重的方式。

第二惊讶于这个电影的内容量很大，虽然它只有78分钟左右，而且仅仅在一辆出租车上，电影的形式也限制了它的镜头语言，但它讲了很多的问题，涵盖了法律，宗教，家庭，人性，电影审查，政府等等，导演野心有点大，希望在出租车上展现社会百态，一个微缩的伊朗社会景观。

缺憾是这个伪纪录片有非常明显的刻意味道，缜密的情节安排和本片的镜头语言的对比其实还蛮让我有种出离感的。

点到为止的一些话题确实难以让人深入思考，一个话题结束后，后面扑面而来很多新的话题，就让人比较难有喘息和思考的机会。

从篇幅来看，导演主要还是借女孩儿和捧花阿姨之口批判了电影审查制度，批判了政府对自由的不尊重，大陆人民想和伊朗人民远程握个爪哈。

一只玫瑰花献给所有电影工作者，这是导演对自己，对和他一样的电影工作者的敬意，这只玫瑰放在车头的一段长镜头，仿佛是导演在表达对自由与美好的憧憬，而我也这么相信了，然而很快他就推翻了这个想法，偷车的镜头，声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最终光明与玫瑰被抹去，只留下声音带来的压抑体验，虽然结尾还是充满了设计的刻意感，但这还是全篇我感到最压抑的部分。

嗯，taxi的形式给人感觉很新鲜，虽然可能还是更喜欢一次别离一点。

最后想说，看到豆瓣上有些旁友觉得这是向西方媒体的谄媚，贾科长这几年也被贴上了谄媚的标签。

但在克服审查十分艰难的土地上，这样的作品我们真的觉得太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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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种时候，内心就有点矛盾，，常常反对盗版又无往不在其恩惠之中，所以这个世界就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它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人性的善恶美丑，道德法律等等我所能想到的绝大部分东西，大概它们都不是绝对的吧。

2015年柏林电影节颁奖礼后的红毯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象征着最高荣誉的金熊奖杯孤单地立于红毯上，而理应捧起它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正在国内受到政府当局监管，无法出国。

导演拍出了这样一部有趣的、反叛的、充满自反意识的杰作，却无法见证自己的荣誉，实在太过遗憾。

帕纳西最早跟随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工作，这部影片的设定和叙事结构也是借鉴了阿巴斯的电影《十段生命的律动》。

与其他伊朗导演一样，为了躲避严苛的审查制度，他早期的作品以孩童为主体，但逐渐转向更具争议性的社会议题如女性在伊斯兰社会下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这些充满社会指向性的影像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帕纳西的影片被指控带有政治宣传目的，意图反抗伊斯兰政府。

导演本人被禁止拍摄电影20年。

本片是他在被禁后拍摄的第三部电影，这部电影延续了他一贯的人文主义关怀和贴近现实的美学运用，但与前两部不同的是，《出租车》多了一份经历过风雨后的自嘲和轻松的苦涩却不失力量。

由于拍摄条件的限制，所有的画面都是由车内的DV拍摄，影片故事非常简单，由导演本人扮演的出租车司机在德黑兰市内游荡并和上来的各式乘客对话。

出租车在片中是一种观察社会的媒介，开场的透过前挡风玻璃的长镜头寓意着导演将透过窗户进入到生活之中，帕纳西坐在司机的位置上，也表明自己将会以观察者的身份来进入这部影片，不过，随着剧情推进，帕纳西在屏幕上显得更为强势并通过对话开始渐渐地传递他的观点。

作为观众，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两种现实，一种是关于伊朗社会的现实，我们和导演处在相同的视点，还有第二层现实就是当导演开始占据主导并和他的侄女哈娜直接地讨论审查制度时，我们看到的是帕纳西自己的现实处境。

哈娜在上车后一直在讲关于学校里的一个作业，她要拍一个小短片，不过老师给了她诸多限制，许多画面是不宜出现的，她必须得拍一部可被发行的影片，通过侄女之口导演影射了自己被限制住的处境。

如前文所说，《出租车》是一部具有反抗性的影片并充满质疑精神。

在电影中段，哈娜用摄像机纪录到一个新郎掉落了钱包，而在边上的小男孩把钱包占为己有，哈娜要求男孩把钱包还回去，不然她的电影就不能发行了，哈娜恳求男孩改变他的现实行为来配合她在片子里宣扬好的品德。

在这里导演利用这一荒诞的情境讽刺了审查制度的荒谬不合理。

让我们退一步，先来思考一个问题，电影是什么？

电影虽然不是完全的真实，但是电影具有很强的模拟重塑现实的能力。

所谓现实主义就是通过精心安排后呈现出来的拟现实的场景，它还是脱胎于对于现实的观察与思考。

而在审查的干扰下，电影失去了这种模仿现实的能力，在政治体制的管控下，创作者只能呈现所谓可被接受的，符合政府当局意识形态的现实，而这是与电影本身刻画现实的潜力所相悖的。

帕纳西通过这样一个场景引导观众质疑在银幕上看到的影像，如果哈娜成功改变了男孩的行为，呈现在屏幕上的就会是被更改过的，符合要求的现实。

在后面导演与侄女的对话中，他又多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哈娜抱怨说老师告诉她你们要呈现真实，但如果现实是不好的，就不要拍，那到底要拍什么呀？

帕纳西质问了政府的审查制度，也邀请观众质疑所看到影像的可信度并积极地从被改头换面的影像中寻求真实，如果电影只能展现被更改的现实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电影末段，导演的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朵玫瑰并表示这是献给所有爱电影之人的。

然后，镜头又透过前挡风玻璃对准了窗外的街道，这和开头的镜头呼应，只是在前景中增添了一朵玫瑰。

影片最后，导演和侄女下车，几个应该是政府派来的男子撬开车试图销毁录像，其暴力的作为与鲜艳美丽的玫瑰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朵花是对电影的热爱与激情的象征，也承载了帕纳西继续创作的决心。

当权者也许拥有权力控制电影创作，有办法监管那些不肯服从的电影工作者，但无法掠夺人们对电影的爱和想要自由表达，揭露现实的欲望。

最终，帕纳西宣示了自己还要继续拍摄的决心并以一种美丽的方式完成了他的宣告。

这部《出租车》（港译《伊朗的士笑看人生》）曾在三月香港国际电影节有过展映，因为英语水平有限，那期我放弃了。

意想不到五月底引进了翻译版，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把它纳入到观影片单中。

这部电影虽然评价较高（第6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但它仍然属于小众类别，像是一部实验电影，画面有大量街景和路人写实出镜，配搭演员在固定摄像头下一气呵成的唠叨，整体是不加雕琢的粗糙影像，通俗一点说这就叫“现实主义”作品。

影片大约只有80分钟长度，说是“喜剧”的话有点看扁了它，可又很难用“诙谐”或者“黑色幽默”界定，它甚至带有自嘲。

看完电影后静静思索，还真有不少值得探讨的方面，碍于我对伊朗文化认识不深因此无法细说，但仍可认定这部电影十分有趣。

全片仅有两个摄像视点：车头行车记录仪、手持佳能相机；还有屈指可数的拍摄角度：车辆正前方、车内驾驶位、副驾驶位、可调远近焦的车窗追尾。

所有镜头都定位在出租车由内而外拍摄，直到结尾摄像头被流氓拆毁，画面漆黑一片地遗憾落幕。

影片虽然说的是开出租车路上遇见的那些事儿，情节性并不强，然而喋喋不休通篇话唠几乎就记录了伊朗的社会风貌以及讽刺着奇葩的电影审查制度。

作为一个直率坦白老好人性格的司机，乘坐他的车的乘客都喜欢跟他热切交流。

影片一开始就接上了几个拼车的客人，又以其中一位女教师与一名自由工作者（劫匪）格格不入的谈话开篇；然后是一名伊朗妇女送重伤丈夫进院这段非常搞笑，它反映出伊朗妇女的权益根本难以得到尊重和保障。

又因为欧美电影几乎不可能在伊朗上映，所以伊朗人民要开展“文娱活动”看好莱坞大片，都得益于盗版商贩的功劳。

伊朗学生创作电影苦闷题材无法自由挑选；两个老妇人信奉着奇怪的宗教咒语；鬼马萝莉侄女几乎把伊朗电影审查制度吐槽得体无完肤；还有无奈的拾荒少年再穷也会敬畏信仰、遭遇不公也不敢告发的老邻居、被男权势力打压的妇女律师等等。

说不上能把伊朗民间疾苦从镜头中释放，但至少透过这部电影让我见识到伊朗街道乃至风貌的真实一面。

优秀的伊朗电影大部分在本土遭禁，这部显然也因题材“过界”。

翻阅资料了解，伊朗的电影审查制度之严苛闻名于世，例如：导演必须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将剧本、演员样片等呈交文化部伊斯兰宗教审查委员会接受审查。

还有一串难以想象的禁条，例如：禁止男女之间身体接触、语言暧昧等等…… 片尾字幕也证实了，这部伊朗电影无法在伊朗发行。

身处伊朗拍电影，还不如开个出租车省心，但伊朗还是有一批真正热爱、敢于挑战的电影工作者在默默为伊朗电影刷名片。

如果你是电影人或者与电影创作相关的，就非常值得推荐，看里面的导演精神。

（2015.06.04 HK 百老匯-油麻地）

上晚课很不专心的看了一段，洗完澡上床睡觉前又迷迷糊糊看了剩下的，期间还暂停很多次听室友讲话，刷了一会小红书。

虽然觉得又很长很平平的很无聊，还是一帧帧每一段都看完了。

如果不是知道这是一部广受大家好评，著名的伊朗导演拍的电影，我可能中途弃片。

知道了这个前提你又觉得看完它，总得悟出什么来。

应该在心理学是什么效应吧。

但是有很神奇的一种感觉，不是因为先入为主知道是好片产生的感觉。

即使我这种用碎片时间断续地看电影，在连续看完一段时间，进入了它想要我们进入的情景中后，再看其他一切东西都好像换了一种视角，或者说像是很久没见过世界一切都感到熟悉又陌生，好像第一次见的视角。

所有东西都可以用另一种角度看，听，感受，思考，不一定所有东西都是自然而然本该这样，产生这种感觉。

甚至觉得拍电影一板一眼的正规模式也不应该是正统的。

产生了戴着很夸张的头戴式类似vr眼镜的设备第一视角拍很正常的生活，这样的想法。

也许第一天带上的时候是外星人或者长相独特怪异的人看待世界的视角，第二天一模一样的路线，第三天一模一样生活轨迹，遇到的人们是什么反应我又是什么心理？

也许要把我带上眼镜能从镜子里看到特殊的自己的画面删掉。

也许装置里面有第一视角里自己的手能改变看到物体形状的功能。

这样遇到对我投来异样眼光，让我不适的人，我就可以在我的视角里让他扭曲。

一个外形奇特的人心理变化也很吸引人。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尝试这么做。

贾法化身出租车司机，以暴露摄像与自身真实社会关系的方法，作出“纪录片”的表征，难以区分真实与虚假。

短短一个半小时，发人深思：第一，为何同为盗贼者不能与被处死的“同行”感同身受，直言“杀得好”；反而，受过压迫的女教师、较为富庶的邻居，或言社会上位者，对这些“轻罪课以重刑”的人，有着理解、不忍与同情？

第二，一个极度压迫女性的社会中，爱，将分外苍白，也将分外悲壮。

其一，爱之于生存，苍白。

法律规定妻子不具有继承权，故丈夫临死前不得不立遗嘱将所有财产给妻子（以上帝的名义，许以爱的承诺），而我无法想象那个妻子究极复杂的内心：即将逝去的爱人，与未来生存的保障。

所以，妻子反复崩溃的同时又辗转联系求取遗嘱。

是的，我确实有几秒不适于妻子的现实，但立刻又意识到：我根本没有资格俯视别人的生命，对此，我没有资格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其二，爱之于群体，悲壮。

女性因出现在球场外就被关进监狱。

此时，手捧玫瑰前去探监的女律师，则体现出无比悲壮的爱——当“生活变成了监狱”，有人向宗教寻求不死之法（放生鱼的老姐妹俩），而有人愿不计代价，以一种宁为玉碎的姿态，直面问题的症结与权力的怒火。

我想，红艳的玫瑰，不仅是给身处监狱女性的礼物，也是女律师和一切抗争者、表达者（包括导演），燃烧自我的生命象征。

影片结尾，再次“冲击性”地呼应了最初的议题：盗窃是否要被处以死刑？

当导演和侄女好心驱车送还钱包给老姐妹时，导演的车却被破窗而入，两个盗贼将车内的摄像机偷走。

一方行善，一方“作恶”，如此冲突的情节，就在一分钟内同时发生了。

盗贼搬动摄像机时，画面的动荡与模糊，仿佛像是一种质问：这两个盗贼是否值得原谅？

这个社会是否应当对此课以死刑？

人性究竟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

我们究竟任由这个社会烂下去，还是继续抗争？

这个社会是否值得我们以自我牺牲为代价进行抗争？

为此，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表达？

无疑，在形式上，该片探讨了戏剧与真实之间的边界，真实与虚假，又有何妨？

在内容上，则探讨了导演所在社会诸多问题的边界，甚至可以说，导演与影片中一众人物，都用语言、行动等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些界限的看法（盗贼与老姐妹的遵循、女教师的反思与同情、学生与小贩的迷茫、妻子与丈夫的忍受、侄女的调侃与观点、导演一两句的意味深长、律师的直接抗争）。

在任何社会选择以任何方式生活的底层人群，上述关乎社会边界的意识、意志与行动，值得尊重，哪怕它们出于自觉或不自觉。

想起刘瑜写的一篇有关贫富分化的随笔。

穷人偷富人的钱，去解决家庭生计问题甚至帮助更多穷人，是应该被理解还是应被惩罚。

电影中两个讽刺的情节对比：小偷行业也有所谓的底线——不偷穷人或笨人的钱，小偷A本身也是愤愤有词认为这种没有底线的小偷应该被抓然后暴毙，杀一儆百。

相反，被称为善良的教师却认为这些小偷也有苦衷，应保留人道主义。

被盗的富人因为怕犯罪者被抓后会被绞刑而死而没有告发他，但每次遇见心中都有着无可宣泄的怒意；犯罪者却反而肆无忌惮地在现实社会中扮演着被看起来‘善良’的角色。

帕纳西多次提到，想看看这个犯罪者长什么样子，“跟你我没有什么不一样”——大概穷人富人之所以行为不一样，不在于天生长什么样子，而是政府机制决定了他们怎么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