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很喜欢阿彼察邦的这部新片，也可以说，它是一部声音的诗歌。

如何把声音拍成一部电影，阿彼察邦完成得很出色。

而本身阿彼察邦之前也常常参与当代艺术展览，展现了Video或声音装置在我们生活中的另外一个面目。

因此回到电影，一个感觉就是，在这部新片中，阿彼察邦通过对影像和声音的回归，给当代电影带来了一种“新的平衡”。

它让这部电影的各个维度都很丰满，很恰当，既有爆破力，又有悠久的诗意，我个人认为它刷新了文艺电影的品格。

如果简单化概括，阿彼察邦在此片中试图描述我们的记忆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如何创造了我们的生命本质。

杰西卡（Tilda Swinton饰）就是我们，是记忆的主体，她由一个声音，开始追溯，随即进入了记忆的创造世界与生命的本质探索。

从人物关系上，杰西卡是一位旅居哥伦比亚的欧洲人，她来波哥大看望生病的姐姐，因为追溯一个声音而认识了当地混音师霍尔兰，并召唤出南美的创伤记忆。

而如果用线性故事的传统模式，去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很容易陷入徒劳，这是因为该片的主角就是记忆本身，阿彼察邦用两种视觉来探索记忆，一是人类生命的视角，二是宇宙创化的视角。

我试着用几个关键词来复述电影逻辑1、几次“砰”的响声第一次出现在开头，从睡梦中被惊醒的“砰”的巨大响声，这是影片的起点，也是个体在宇宙中创化的主要形式。

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响动，证据就是后面第三个镜头，窗外汽车此起彼伏的警报Chaos，这个交响曲形象化了宇宙的本质，这就是我们存在于宇宙的本质形式，众声喧哗。

（先多说几句，影片在末尾对此进行了呼应。

）第二次“砰”，是发生在杰西卡找到了混音师霍尔兰之后，让他通过音效来复原这个响声。

也就是说，试图用人类的理性知识来追溯或理解记忆到底是什么。

但这里观众应该感觉到了，杰西卡已经无法重复当初的那个“砰”的声响。

当霍尔兰问她时候，她描述说：那个声音应该“更浑圆一些”。

也就是说，记忆肯定是被修改或修饰过的，是个体主观的。

而且，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是，当杰西卡进入霍尔兰的混音室后，说明了来意，她是胡安介绍来的，他说他是胡安的学生，但后来，霍尔兰让杰西卡先等一下，他把手上的工作完成，然后（也就是在给杰西卡寻找那个巨大响声之前），他处理了一段极为优美的钢琴和小提琴的协奏曲，非常动听，几乎消弥了杰西卡的内心紧张与不安。

作为电影，这个细节是一个重要表达。

如何将召唤记忆？

这里的回答是，艺术（包括音乐）是最好的形式，也是最好的通道。

这个在后面还有好几次表述，比如绘画、雕塑、诗歌、建筑空间、戏剧、punk、乐队演奏等更广泛的形式，都是召唤记忆的最佳通道。

这一点，导演特别用心，所以电影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场景，或表达。

比如，杰西卡后面去找霍尔兰时，就在一个房间里遇到一伙搞音乐的年轻人，那伙人说没这个人，后面她又误入一个正在举办演奏的房间，她站在入口处享受了一次美妙的音乐现场；还有，后面甚至她一个人在一个博物馆一样的空间欣赏了墙上的绘画作品，（或摄影艺术），还有时不时出现的城市雕塑等等，这些都是记忆最佳的召唤入口。

第三次“砰”，发生在杰西卡路过一个中餐馆门口，这里我们应该很容易被打动，它给的中餐馆的名字叫“Heng Kong”，我们当然知道它的真实名字。

而路过之前，影片中的镜头是杰西卡和霍尔兰一起行走的，不断地穿越街道或景观（可以理解为在记忆材料中寻觅），但经过中餐馆时，只有杰西卡一人了，这时她突然又听到那个“砰”的响声。

同时，镜头中出现了一只很健硕的狗，但它很快消失了。

第四次“砰”，是在片尾部分，杰西卡来到了野外一个荒芜的小溪边，溪水潺潺，她努力弯腰一次次向上游探看，试图看到什么，这时响起了“砰”的剧烈响声，而且好几次巨响。

显然，记忆已经发生了链接。

后面就是见到了中年的霍尔兰的故事。

归纳一下，“砰”的声响，是一种宇宙信息，是个体存在于宇宙中的（基本）形式，如果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质。

但还原到我们生命个体而言，它是一种惊扰，这种惊扰就是记忆，一种生命的创化现象。

2、三次狗的出现第一次，杰西卡去看生病的姐姐，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姐姐告诉她，自己没有照顾好被车撞伤的一只狗，所以她生病了，并且她梦见那只狗正在远离她，她好像就要失去那只狗了。

第二次，是杰西卡路过中餐馆时，一只健硕的狗出现了，杰西卡走到了公园转角处，那条狗似乎尾随而来，几乎在那个空地中绕了一圈，它鼻子嗅着地面，差点就要追踪上她了。

她有点惊恐，躲在旁边看，最后它离开了。

第三次，杰克卡和朋友两人在花坛边的石椅子上吃东西，一起聊天，镜头中一只狗蜷卧在她们旁边，氛围很亲昵。

影片中三次出现狗，实际上也是一个语境的三个分解。

狗在这里的意象，类似于记忆的线索踪迹。

杰西卡的姐姐在重病中说，她梦见那条狗离她越来越远，快要消失了。

意思是人生的本质是由记忆构成的，当记忆踪迹逐渐远去，甚至消散的时候，生命也到了垂危之时。

记忆构成了生命的本体。

后来，狗尾随杰西卡，在花园那片空地上，转圈，这让她感到有些惊恐，而这只狗正是从中餐馆过来的。

是的，某种巨大的历史记忆以另一种面目袭来，是会让人感到惊恐的。

第三次，杰西卡朋友二人坐在花坛边上聊天，而一只狗蜷卧在旁边，很温暖的共处场景，这其实就是记忆的最佳功能，这样的场景，是记忆的常客，记忆守护着最亲昵的友情，甚至守护着友情中那些细屑的毫无关涉的片段。

3、记忆的生成阿彼察邦在主题上并不流连一个特殊个体的故事，他的兴趣在于整体。

即，记忆如何产生的，如何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

这就是杰西卡在考古室看到了6000年前的人骨，然后去探访隧道施工现场的故事。

这个故事无论如何都与维也纳心理学派相关，人类的潜意识储存了无数的记忆材料，它就像隧道修建之前那里的自然状况，深埋于黑暗之中。

那些人骨，只有通过偶然的方式被发掘出来。

而甚至直到电影尾声中，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节目声音片段中，可以得知，人类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再发掘自己的记忆。

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影片用足够的耐心去描述，杰西卡开车去隧道施工现场，一路拥堵，镜头的特写中，每隔几米，就有穿警服的管制着通道。

是的，杰西卡就是我们，就是记忆的主体，我们要去的记忆发掘路径，并不完全是自由的，而是被某种机制掌握着，或者通向记忆的途径，实际上是受控的，一路上警灯闪烁，道路往往是被规定着的，或者说是被规训了的。

在施工现场，杰西卡看到了那些她看到的，但远没有惊喜，而是十分小的常规现场。

毫无质疑，阿彼察邦描述了我们记忆生成的一种被规训的机制。

它正是我们的历史，是由一种管制着记忆本能的外部机制所管控，并生产出来的历史。

导演没有否定它，而只是用电影的诗意方式呈现了这个事实。

（因为电影的后面部分，才是他所要讲述的重点。

）4、闯入记忆之中杰西卡来到了野外的溪流边，草木疯长，禽猿乱鸣，她在这里又听到了巨大的“砰”的回响声， 连续好几个回响。

然后就是记忆的闯入。

杰西卡闯入了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个体记忆生成的，她看到了中年的霍尔兰，比较感同身受的是，比如我们经常在梦中梦见了一个熟人或亲人，他并不完全是我们生活中所见的样子，这个形象被阿彼察邦用电影的方式创造了出来，他就是杰西卡记忆中的中年霍尔兰的形象，坐在那里安然悠闲的刮鱼鳞，他处于一个自足的世界中，完全区别于我们生活中的世界。

杰西卡对他很感兴趣，甚至充满了情感，但却无法走进他的全部世界。

陌生而又熟悉，那个世界有奇异的吼猴的叫声，也有美若伊甸园的花草果木，微风轻拂，流水潺潺。

而那个世界里，死亡与复活是垂手可得，而它们之间相隔犹如一场睡眠。

霍尔兰睡眠的一幕，陌生惊奇，犹如神话传说，离奇又自然。

实际上，这正是阿彼察邦给我们复原了记忆世界中的一幕。

我们的主体（杰西卡）闯入的记忆世界里的一幕，那是一个自足的世界。

而霍尔兰的叙述，他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从没去过外部世界，他的动作轻盈而又充满诗意，用刀子挂着五只银光闪闪的小红鱼的鱼鳞。

周围草木茂盛，对岸吼猴长吼。

阿彼察邦虽然复现记忆里的世界，但在营造上并没像传统认知一样，认为它是虚假的，相反，他把这个世界并置于杰西卡的真实生活世界，并确定它是我们存在的另外一个生命空间。

而且导演也给予了这个空间更多的倾向性。

5、创伤记忆接下来，在那个有两扇窗的房间内。

杰西卡来到了床前，床头柜上摆放着一个装置样的东西，接着电源，霍尔兰对杰西卡说，让她小心，其中一个装置上面有刀片样的东西，一旦启动，它会伤害你，他说自己就曾被它弄伤了指头。

显然，电影这里提示给我们的是，记忆并不都是美好的，有一类记忆是人类创伤记忆。

它存储在某处，一旦触碰了它，就会给你带来无止尽的伤痛，甚至是永恒的伤痛。

那么，人类最重要的创伤记忆是什么呢？

那就是那些历史中的集体记忆，族群的创伤记忆。

接着，在杰西卡在对霍尔兰的“闯入中”，我们听到了三种语言，南美土著语、西班牙语，以及英语，三者之间的发生着紧张而激烈的冲突和叫喊。

对于杰西卡而言，她获得了一次闯入，进入了热带丛林的南美原住民的族群历史记忆，进入了一次沉重的族群创伤记忆。

说这部电影是一次声音的史诗，正是如此。

这一段中，阿彼察邦还原了欧洲殖民者闯入南美之后，在丛林里发生的掠杀抢夺以及南美土著族群的抗争与呼救，这些声音重叠在一起，沉寂在历史深处，像被静音了一般，而突然间，它们被通电了，那个记忆的闸门开启后，它们从历史的深处复活了出来，重新回响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彼察邦在叙述记忆的功能中，谈到了人类的共情，尤其是艺术功能中的共情作用，十分重要。

这也是导演为什么在电影前面的叙述中，不厌其烦地表现音乐，无论是爵士、钢琴协奏曲、Punk，还是摇滚乐队；此外，也不厌其烦地出现雕塑、建筑、戏剧、绘画、诗歌、摄影艺术等等情景的介入。

一是通往记忆的路上，艺术是重要的通道，比如一首音乐会让你突然想起到某个遥远的记忆。

诸如此类，这正是艺术对记忆所具有的召唤作用，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共情，艺术可以让人类获得共情能力，我不是他，但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快乐与悲伤。

在那个有两扇窗的小房间里，杰西卡和霍尔兰，开始喝了两杯酒，然后他们手臂接触，她成了他的天线，可以走进他的记忆，并与他获得了共情能力。

杰西卡（Tilda Swinton饰），一个欧洲来的白人，走进了一个南美人的记忆中，那些涌动而来的热带丛林里发生的早起殖民时代的掠杀抢劫和抗争呼救的声音，让她流下了热泪。

影片仅仅通过声音的叙事，完成了对人类族群创伤记忆的深刻理解，也完成了记忆的共情。

这让人感动，尤其是蒂尔达热泪涌动的时候，画面上的泪水和背后丛林里的历史声响，重叠了在一起，这可能这是阿彼察邦这部片子最美好的一幕。

这是重要的，怎样面对人类的创伤记忆，是我们至今很难面对的历史纠结。

包括，影片前面部分隐约提到的中餐馆，都是这样一种创伤记忆。

这一幕已经否定了片中去探访隧道修建现场发掘人骨的那种方式，那种历史叙事，设置了很多规训和管制机制，对历史的记忆是有限的。

而从个体进入集体（族群），通过艺术（也包括这部电影）的方式，掌握人类的共情能力，是通往记忆的最佳方式。

也是换取对创伤记忆的抚平和治愈的有效方式。

6、“妄想的深度”从人类而言，记忆是这样的，它是生命的本质，充盈着情感。

但阿彼察邦不仅仅如此，他常常更多地是一位宇宙论者。

从宇宙的角度，人类的记忆就是一个声响，宇宙万千Chao中的一个声响，它没有人格性，它的存在与消失都是如此。

在之前的电影中，阿彼察邦将故事置放于他的出生地泰国，那里有浓郁的佛教信仰和热带雨林原始崇拜氛围，他往往被置放于这个文化信仰理解的向度上。

但这次，阿彼察邦将故事背景挪离了这片熟悉的土地，而放置在南美的热带丛林中，他想获得是另一种视野，或者说，他想让观众从另一个视野中来观看他。

在这部影片中，里面有一个乐队，阿彼察邦给它命名为“妄想的深度”。

无论如何，它与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的“最高的虚构”，不仅命名异曲同工，而且想法也如出一辙。

而这也是柏格森的观点，宇宙从来都是运动不息的，自然山川、花鸟虫鱼，气象万千，都是它运动的表现形式，只有它是永恒的。

与众不同的是，柏格森强调说，人的大脑的活动，也只是宇宙活动的一部分。

在这里，阿彼察邦用电影演绎了这一论点：我们的记忆，是我们生命活动的本质。

或者说，我们的生命是记忆的一个容器。

但它也只是浩瀚的宇宙中万千Chaos里的一个声响。

或者说，在宇宙的Chaos，这些声响不是人格化的，它如同自然山水一样有情，也一样无情。

（可能这也是阿彼察邦脱离泰国语境后的一次佛教表达）。

怎么说呢，人类的引以为豪的自我思想，在宇宙中来看，这就是一次“妄想的深度”。

也就是史蒂文斯意义上的“最高的虚构”。

影片结尾呼应了开头的第三个镜头：楼下停车场此起彼伏的小汽车的警报声，它实质上就是宇宙Chaos的一次阿彼察邦式的呈现，众声喧哗，一片嘈杂。

而我们的记忆，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砰”，只是宇宙Chaos中最微小的一个。

还是回到柏格森，如果不仅仅从人类的角度看待，而从宇宙的角度看，那么宇宙中的生命正是在这些冲突中创化诞生的，在这些此起彼伏，或相互冲突的“砰”声中，进行新的创化，生生不息。

自然界如此，而人类世界也如此，比如欧洲人在南美的殖民冲突，或切领导的解放运动，正是这些的冲突，不断地创化了人类的历史和宇宙的生命。

而这并不是达尔文式的。

电影最后，阿彼察邦也诉说了这一观点，南美热带丛林的响声，起初是土著语言和西班牙语，以及英语的冲突叫喊呼救声，后面又响起了密集的丛林枪声，紧张又豪迈，似乎是切领导的解放者声响，隐藏在热带丛林或安第斯山脉翻越途中的雄壮交响的声音。

这些声音是集体记忆，也是某些特定族群的创伤记忆，而它正是宇宙交响诗中的一个音符。

在最后，阿彼察邦将这个声音漫画成一艘飞艇，它隐藏或诞生于热带丛林，样貌古怪而神秘，在宇宙的创化规律中诞生，我们看着它飞升起来，像一个奇观，巨大而震惊，它飞旋着，发出震撼人心的回响，然后它渐渐离开了丛林，上升并隐没在群山顶端，最后它消失在宇宙中。

这就是阿彼察邦对我们生命的形象表达，也是他对恒永宇宙的表达。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6676.html声音被听见，声音被描述，声音被记录，声音被重复，这是声音具有“可见性”的知识，但是在可见之外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声音？

它不可听见，它不可描述，它不可重复，它甚至是“无声”的存在。

声音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指向了现实和记忆，但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是现实纠正记忆？

还是记忆重写现实？

这也许就是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试图要解决的问题，而他正是用“知识考古学”构建关于声音的两个维度，构建起关于人文科学发展的可能时间轴。

这两个被分开的关于声音的段落以杰西卡走出哥伦比亚麦德林来到偏僻小镇为及分界线。

这个来自英国的植物学家，在异域的麦德林醒来，是因为听到了一声巨响：朦胧之夜，一片寂静，突然巨响传来，床上坐起，是杰西卡的剪影，她呆坐在那里，面对着拉拢的窗帘，然后慢慢起身，镜头从她的剪影移过去，在黑暗中变成了黑屏，接着是微弱的光线，那是在镜子中出现的杰西卡，她走到了泛着银色光线的门旁边，打开门，是另一个房间，那扇窗户没有关闭，也没有遮挡光线的窗帘，窗口是一个鸟笼，笼中鸟没有睡觉，它们保持着有限的活动状态，杰西卡便背对着窗户缓缓坐下。

一个声音打开了黑暗笼罩的夜晚，打开了杰西卡可能的梦境，也打开了她对于声音溯源的历程。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用这样一种方式打开声音，似乎就是为了让声音成为可见的存在，因为杰西卡接下来的寻找就是为了确认声音如图像一样，具有某种可见性，甚至是对他人来说也具有可见性。

她去了姐姐正在住院的医院，听说了姐姐关于一只狗被撞到的梦；她和姐夫胡安一起，听到了他关于微生物秘密的诗歌，他希望她能将其翻译出来。

姐姐的那个梦，胡安的那些诗歌，对于杰西卡来说，都是让自己能进入关于声音的命名之中，因为在杰西卡看来，只有将自己听到的声音描述出来，并找出和梦境、诗歌有关的联结关系，声音才会成为一个并不仅仅属于自己的噩梦。

这便是关于声音“知识考古学”的第一部分，杰西卡的努力，就是为了让声音成为可见的存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她通过寻找声音的相似性存在而命名声音——这便是知识的“同”时代。

杰西卡的努力最关键的一个举动是通过胡安的联系找到了音控工程师埃尔南。

当她去找埃尔南的时候，埃尔南正在操作台上听另外的声音，那是音乐的一部分，等埃尔南完成自己那部分之后，便问杰西卡听见的声音到底是什么？

于是杰西卡开始描述那个声音，而她的描述就在不停地让声音呈现出和其他物的相似性：她先是否定这个声音不是一首歌；然后她说这个声音像是“巨大的混凝土球，落在一处金属坑里”；于是埃尔南调出了一些声音，让杰西卡辨认，杰西卡纠正说，那球要小一点，接着再听，她说要更多一些泥土，然后再听，说似乎来自地心，再听，则还要圆润一点，深沉一点……声音是巨大混凝土球落在金属坑里发出的声音，声音是更小一点的球、再多一点泥土产生的声音，声音还要圆润和深沉一点……杰西卡就是通过不断地描述定义自己的声音，而埃尔南也通过杰西卡的描述修正自己的声音，杰西卡的描述，埃尔南的修正，一个在说一个在听，一个再听一个再说，声音的说和听便建立起了联系，它在两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识。

无疑，杰西卡的描述就是通过类比来揭示声音具有的相似性，所以这种声音是建立在“同”这一封闭系统里的，最后埃尔南将声音定格在60-100赫兹之间，并将其保存，尽管他对杰西卡说，声音的低音部分还取决于收听者的设备，但是这个在相似性中建立的声音，这个让两个人以及更多人听见的同一种声音，其实已经不再是那个真正的声音，它逃离了纯私人的感觉系统。

后来杰西卡和埃尔南见面时，埃尔南就给她听了这一段被合成、被制作的声音，它完全是可听可见的，埃尔南甚至说会收在自己的音乐专辑里，并取名为“妄想的深度”，但是会署上杰西卡的名字。

署上杰西卡的名字，仿佛这声音只归属于杰西卡这唯一的作者，但是在可见和可听甚至可传播的意义上，这个声音只是一种仿效意义上的物，它所建立的同一性关系使得声音被封闭在相似性的言说中。

而这种在相似性意义上命名的声音，无疑是脆弱的，甚至是病态的。

杰西卡确认这是可见的声音，所以她认为声音会让所有人听到，但是这无疑是自我的虚构：她以为这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而且是装修的声音，但是胡安却告诉他，隔壁根本没有人在装修；在和姐姐、胡安以及孩子一起用餐时，他们讲起了那个叫安德烈的牙医，杰西卡说安德烈不是已经过世了吗？

胡安却告诉他，安德烈还活着；杰西卡再次去音乐工作室找埃尔南，那里的人却告诉她，这里没有这样一个人，杰西卡非常具体地说到了埃尔南的身高和体重，但是他们还是否定了这个人的存在，他们说这里只有保罗或者路易斯……隔壁没有在装修，牙医安德烈没有过世，埃尔南根本不存在，这些和声音有关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这使得杰西卡陷入了某种迷惘，而这也正是声音被相似性命名之后出现的问题：或者根本没有杰西卡听到的声音？

或者这真的是杰西卡在私人意义和病理学上的幻听？

她去找了医生，医生也明确告诉她患了幻听症，但是医生不建议服药，因为药物会形成依赖性，会使得人的意识逐渐麻木。

这是声音被相似性定义带来的后果，它就是一种病，就是对声音本身的丧失，而医生问她睡眠质量如何时，她却说：“我从不睡觉。

”不仅仅是声音本身在病理学上被定义，连杰西卡本人也变得不正常，她的发呆，她的迷失，她的焦虑，甚至她否认自己睡觉的生活，就像在夜晚的街上，面对那条尾随的狗，她变得小心翼翼，最后甚至变成了一种神经质。

这是关于声音的一种可见性的命名，但是当她来到那个偏僻的小镇，遇见了正在杀鱼的埃尔南，声音的知识考古学进入了不可见的维度。

她在溪边行走的时候，仿佛再一次听到了那个声音，于是偏过头仔细地听，这种身体语言变成了不正常的言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在溪边剖鱼的埃尔南——这个和混音师一样名字的男人，无疑是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开始另一种声音诗学的显性标志：在城市的混音室里，埃尔南听见了杰西卡对声音的描述，埃尔南从声音素材中找出最相似的声音，埃尔南合成声音之后将其保存并成为可以让更多人听见的专辑一部分，但是那种可见的、可描述的、可传播的声音，只不过是一个无，因为杰西卡根本找不到他；但是在小溪边的埃尔南，却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小镇的男人，是一个遵从“去的地方越多失去得也越多”信念的人，当然也是一个从来不做梦的人——正是从封闭的城市混音室到开放的乡村声音空间，“埃尔南”完成了一次蜕变，在这种蜕变中，声音的“知识考古学”才慢慢趋向于一种人文意义的记忆建构。

在乡村世界里有潺潺流动的小溪，有拂面而过的微风，有悠闲自在的小鸟，它们组成了纯净的自然之声，而一生从未离开过的埃尔南也成为声音的化身，只不过在他的声音世界里，记忆变成一种包容历史和现实、虚构与真实，前世与今生的存在，它在破除声音相似性的“同”的世界中，建造了一个异域式的不可见的声音空间。

埃尔南说知道杰西卡住在哪里，“那里父亲曾开了电影院，我的哥哥是个侦探……”埃尔南告诉她曾有人抢走了自己的项链，还打了自己；埃尔南说自己能听得懂猴子的语言，世界万物都纳入到那一块卵石之中；埃尔南说自己曾经看到一对情侣，之后自己就出生了……埃尔南的故事是混合的，像所有的现实都变成了幻觉，就像那块卵石，容纳了万物，但是这种幻想又不是一种梦境，这个从来没有做过梦的人，在杰西卡的要求之下睡去时，眼睛是睁着的，杰西卡用手去探他的口，感觉像一个死去的人：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前，身体从来没有变化，任风吹过，静止而永恒。

这是进入记忆的一种仪式？

而在埃尔南醒来之后，杰西卡和他一起去了那间小屋，在屋子里杰西卡看到了桌子上的旋转叶片，玻璃下压着的发黄照片，以及那张有着蓝色被单的床，在那一刻和埃尔南有关的一切变成了对杰西卡记忆的唤醒：“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那晚发生的时候，我和其他人躲在床底下，他们在搜查我们……”这是那晚有关的记忆，这是和“我们”有关的记忆——它无疑超越了在私人意义的幻听，从而进入到了一种与“我们”有关的维度中。

但是埃尔南却对她说：“这不是你的记忆，你读取了我的记忆，我是记忆体……”记忆是可传递的，记忆是可转移的，记忆当然也是共享的，在那一刻，埃尔南不再是埃尔南，杰西卡也不再是杰西卡，他们在“我们”的层面上再次命名了声音：声音是一种语言的返回，是一种对于生命的体悟，是对于历史的发现，是人之所是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结合。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声音的“知识考古学”完成了对于人的重构，把人作为对象中，声音具有了一种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意义：声音传来，是雨水滴落，是微风吹过，是海水翻滚，是孩子奔跑，是男女对话，甚至是打架是吵闹，这是一种不再被描述的存在，它就是自然本身；而对声音的溯源，也不再是那种相似性的存在，它甚至变成了原始森林中宛如外星飞船的存在，一声巨响传来，飞船起飞，越过天际，消失在天与地之间；声音更是指向了不可见的历史深处，马岗火山开始喷发，巨石碎片计划开始实施，考古研究进一步拓展……从现实深入历史，在纵深的世界里，声音就是记忆，而这种记忆直接建立的层级的知识考古学对于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来说，也是一个异的存在，或者正是通过这种对声音的溯源，对可见不可见的记忆的追寻，发现属于全人类的知识编码，从而读取一种集体的人文寓言——公路建设工程中发现的那些遗骸，那块头骨中因为祭祀而留存的洞，以及深埋于地下的木头吸附了水才能长久，这些都是人类记忆的一次整理，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通过杰西卡，将声音变成了记忆，并在对话中展开了对于文明的探寻。

但是这种“知识考古学”是不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还是一种可见的、被描述的存在？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用电影的方式制造了声音，声音依然是如埃尔南一样是合成的，甚至他必须用电影技法将声音可见化，于是，杰西卡“幻听”意义上的声音变成了让观众都能听见的声音：声音产生，于是小区里所有的车辆都发出了警报声，这完全是真实的，是可见的；在街上，杰西卡听到了类似枪声的声音，这也不是属于杰西卡一个人的幻听，是因为路上有男子卧倒了，然后匆匆起身，旁人也在围观；甚至最后属于自然界的一切声音都被听见——声音是真实的，声音是正常的，声音在传播，声音被合成，当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制造的声音，那些深埋于历史之中不可见的记忆如何被真正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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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也看了《记忆》，今天我们来聊聊阿彼察邦的这部新片。

阿彼察邦的电影总是让我思考，看不懂和看睡着哪个更可怕。

不过，我现在已经释然了。

人们都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阿彼察邦直接送我们进入梦乡。

但是，千万别因为这些顾虑而错过《记忆》如果将来这部贾樟柯监制的电影上映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在大银幕看一次。

其实一部电影就是为我们植入了一段记忆，这段记忆即包括影像，又声音。

正如戴锦华老师在电影课里提到的，“自有声电影发明以来，大部分电影是瘸腿作品。

”电影作为视听艺术，声音总是最被忽略的部分。

要不就沦为BGM背景音，要不就是模式化的音效。

我去年在多伦多电影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先是被吓了一跳，之后发现了很多惊喜，并且没有睡着！

影片的开篇就是夜晚黑暗的房间，视线几乎是模糊不清的，然后我们会听到一声巨响。

此时，导演就为我们植入一个「声音的记忆」。

之后我们将跟随着蒂尔达·斯文顿饰演的女主角Jessica Holland一起在现实中寻找，并且试图重现这个「声音的记忆」整部影片最奇妙的观影体验，在于导演为观众建立的互动性。

当我们跟随Jessica来到录音棚，看着她试图描述记忆中的声音时，作为观众的我们也会想，如果是你将如何描述那声巨响呢？

你有没有想过声音也是有形状的？

在不断的听到更多相似的声音时，你也会一度会陷入模糊的记忆里，然后迷失在这些声音中。

体会到「记忆」就像是一种，永远也抓不到的痒，越想越朦胧的奇妙感觉。

在记忆的困扰和声音的恐惧下，Jessica要求医生给她来点猛药。

两人关于萨尔瓦多·达利是不是磕药的对白非常有趣，而医生对Jessica的失眠问题，只是怀疑她产生了幻觉，这里也算是一种小小讽刺了。

之后Jessica跟随河边的声音，邂逅了不会做梦的男人，他可以读取石头的记忆。

在不做梦的睡眠中，他展现了另一种活着（假死）的状态。

同时也指出了，做梦和记忆，正是我们存在和活着的证明。

随着两个人相互交流了彼此的记忆，这个声音跟随着画面最终回归自然。

影片里的收音机和广播，也是一个将声音记录再播放的媒介，结尾那仿佛远古时代就存在的外星飞碟，就像在告诉我们，地球也只是宇宙记忆的一部分。

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记忆的碎片，正是人与人之间神秘的联系。

整部影片看下来一如阿彼察邦以往的作品，在现实和历史问题的基础上，融入了魔幻主义风格。

阿彼察邦说：“在七八十年代，哥伦比亚要比现在暴力，当你在开车的时候，就会遇到爆炸造成的交通瘫痪，而你却一无所知。

我的电影是关于人们对事物的想象和恐惧。

”影片中的女主角杰西卡是一个住在哥伦比亚的外国人，她急于找到自己恐惧的来源，试图与自己的记忆和解。

直到影片的最后，我们对声音的恐惧，终于被画面里极大的静谧感抚平。

声音与画面这一对矛盾的转化与相互作用，成为了影片的戏剧冲突和转折。

影片让我意识到，有时我们太关注自己脑海里的声音了，反而关闭了对外界声音的感知。

当我们为记忆增加声音这样一个维度时，也许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视觉有时候占据了我们大部分接受信息的方式，但是就像雨打芭蕉的诗意，记忆应该是视与听的整体。

可能这就是阿彼察邦想跟观众一起进行的感知之旅吧。

声音和时间一样，可以在电影里伸缩，有形状，有深浅，有强弱，在二维的影像之外，让观众有更多层次的观影体验。

最后，关于希尔达·斯文顿是「外星人」的这个秘密，只有贾木许在他的电影《丧尸未逝》里说了出来。

欢迎小伙伴们留言讨论影片的观后感好电影和书一样，值得被反复观看。

2022年1月20日小玄儿记-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欢迎在 B 站或 Youtube 关注「小玄儿的深夜聊碟」https://space.bilibili.com/1340064530每周五更新，北美新片测评&电影蓝光套装收藏电影细读｜无意识的偏见《犬之力/犬山记》简·坎皮恩作品严肃影评《上帝之手》用最温柔的目光，回顾命运的捉弄《驾驶我的车》看过这部电影后，你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法兰西特派》超前测评：2个观看角度+32部相关影片蓝光碟收藏｜阿涅斯·瓦尔达电影全集 CC 套装开箱+赏析蓝光碟收藏｜胡波作品《大象》美亚蓝光碟开箱+电影资料包全解析蓝光碟收藏｜帕索里尼「生命三部曲」 讲述的快乐与僭越的体验蓝光碟收藏｜雅克·塔蒂 TATI｜景观社会里的小人物蓝光碟收藏｜希区柯克15部电影｜终极版蓝光套装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你们的每一个关注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

影片叙事几乎可以从中段严格划分为前后两部分。

从城市空间转移到乡野空间的几个插入段似可视作某种欲言又止的揭示：发生在深邃嘈杂隧道中的一次考古发掘，一场街头舞蹈的远距离观察，一首戛然而止的关于不眠夜的诗歌，一段有关精神药物的对谈以及对于政治冷感症（失眠则是与之相对的症候）的警告。

幽灵历史与幽灵声音彼此同构，在哥伦比亚大学考古研究所/录音工作室互文式的招魂仪式中得以交叉复现。

于是这一次的阿彼察邦式悬疑被呈现为一场欧洲白人介入者对于他者记忆的追寻，并在一位富内斯式的原住民的口述中逐渐显现出后殖民地方暴力与个人创伤性经验的痕迹。

创伤记忆的揭示并未将南方的神秘性祛魅，反而借由超现实和科幻段落加以承认，于是殖民、内战、灾荒、阶层斗争与自然神秘主义泛灵论以及生态未来主义幻想（飞船无疑具有仿生与植被拟态的特征）相互缠绕，与阴雨绿植一同不断滋生，酝酿霉腐的热带气氛，这无疑是阿彼察邦作者性的延续。

此外，这一对“南方气质”（或者说全球南方）的持续生产使得作为植物学家的杰西卡不仅能以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晚近继承者/反思者的形象加以理解，或许还可以将其视作游走于文明-自然二元关系之外的特例与沟通两者的向导，尽管阿彼察邦本人并不真正关心人物传记，但杰西卡在图书馆（注意，文献与考古、录音有某种相似性）中查阅有关兰花的植物学书刊的段落绝非毫无意义。

叙事性之余，有关察觉、制作、追寻声音的部分可视作对电影声学的隐喻，从而让本片具有某种元电影的气质。

电影末段对于地震级数与位置的双重表述旁敲侧击地暗示现实与“声音的现实”并不吻合，相互抵触，形成差距，这是否意味着呼唤一种不同寻常的新的记忆方式（或许是残酷的），以抵抗那些细致入微的篡改与微观暴力？

5月7号，我终于在慕尼黑市立电影院City Kinos的大荧幕和音响中重温阿彼察邦迷人的电影氛围并沉浸其中了。

这是我今年最期待的事情之一，也很幸运能坐在黑暗中欣赏可以算是个人十佳的作品。

影片从巨响开始，以缠绵静谧的雨声结束，耳朵似乎被开发成了和眼睛一样重要的观赏工具。

阿彼察邦在哥伦比亚追寻一个04年就开始编织的梦，正如杰西卡在波哥大找寻声响和记忆一样。

与很多影片不同的是，导演的游历体验，观众的视听体验，连同电影的拍摄过程，都是一种通向未知的，未经过彩排的冒险与冥想。

他的前作都充满了他关于泰国的记忆，而在全新的，充满神秘的南美文化和丛林之中，这种追忆变成了创造更为抽象的“记忆”（Memoria）的概念。

在哥伦比亚，他同蒂尔达·斯文顿一起，试图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抓住一种“异乡人”的迷失氛围，在地理上和精神上的桃花源中思考他过去一直竭力表现以及一些新鲜的东西。

尽管这几乎是杰西卡的独角戏，但大量的环境描绘充斥着景框，导演始终将人物置于生疏迷离的环境之中。

镜头锁定在在汽车爆胎时趴在地上的年轻人、哥伦比亚大学录音室里音乐演奏者和旁观者、在大街上尽情舞动的两位青年……我们走进的是无比真实的空间，一个没有主角的跳跃空间。

一个能让我有非常惊艳体验的原因就是声音作为电影主要线索的存在。

声音展现于两个时间段内。

第一段是对巨响作为声音本身的追寻，从全然不知声音来自何处，到请求调音工程师的模拟，再到寻医问药。

这一切都是基于对现象的观察，人物在多个场景切换中游荡，带有邦式的玄妙之感。

第二段则是声音与记忆的连结。

像是对手指伸入远古脑壳上的破洞的呼应，杰西卡与赫尔南肢体触碰唤起了她对于前世今生的追忆甚至是并非自己的回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音乐，儿时的对话，石头里蕴藏的暴力故事……记忆和时间在此时被打碎并糅合在一起，人物便不复存在。

简单的中景镜头没有在视觉上的表达，而进入耳蜗的混响却完成了高于传统叙事抽象凝练的概念表述：记忆是什么，来自哪里，以及如何感知。

无需媒介的交流传递打破了现实中的维度，这种充满想象力的诠释是否也是一种“萨尔瓦多·达利风格”对世界的美的理解呢？

导演延续了他充满超现实氛围的神秘主义表达，也沿用了如疾病与医院、丛林、梦境等有着泰国禅意味道的元素。

毫无来由的汽车鸣笛交响，远离部落就得以痊愈的病，都是无法却也毋须解释的超自然现象。

人间蒸发好似不曾存在过的混响工程师赫尔南和妹妹口中不知是生是死的牙医，都在向观众展现记忆中模糊不明的一面。

不睡觉却有着记忆幻影的杰西卡，与可以迅速睡着（“短暂死亡”）却不曾做梦的第二个赫尔南，在梦境上的互补更体现出角色设计上的精妙。

这里，与世隔绝的赫尔南是有着原始记忆的孤立存在，杰西卡是记忆的接受者，信息的流动像是一种生物繁衍的传承。

还有一个有趣的点是结尾处飞行器的设计。

第一遍看的时候认为这个如此直白的镜头是个败笔，但他在访谈中提到他对于科幻故事的迷恋让我不禁想到 2001：太空漫游。

从电影结构上看，飞船与星童（或者说虫洞）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一个完全超脱于前面叙事的具象，一种天马行空的答案，却承载了最为宏大的主题升华。

星童是一种超越人类意识、宇宙时空的存在状态，而飞船也是超越叙事时空和人类感知的“记忆中转站”，藏匿于丛林这一典型邦式精神载体中。

阿彼察邦所有长片中，只有这部我打了五星，其余的都给了四星。

原因只是因为对基于泰国本土的鬼神美学，生死转世，私人回忆和政治历史并不感兴趣，但独特的影像风格却让我痴迷，也对我的审美有非常大的影响。

而作为他导演生涯新阶段的第一部影片，《记忆》已然足够惊艳。

（9.6/10）

图片转自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推特文 / 乔瓦尼·马奇尼·卡米亚(Giovanni Marchini Camia)第三日——2019年8月21日，星期三今天下午遇到了拍摄以来的第一个麻烦。

杰西卡和姐夫胡安（Juan，由《扎马》［Zama］的男演员丹尼尔·希梅内斯·卡乔［Daniel Giménez Cacho］饰演）之间有一长段对话，需要英语夹杂着西班牙语交替进行，结果未能按计划在今天完成拍摄。

两位演员坐在户外午餐区的一张桌子旁，周围聚着一大群学生。

群众演员和真实学生的混合在调度上被证明存在着很大的难度，一大群人的骚动持续给演员造成干扰。

这是本片第一场重要的对话戏，但是对于阿彼察邦和蒂尔达来说语言仍然是一个还没攻克的关卡，他们都不能熟练运用西班牙语（而在设计上杰西卡至少应该能用这种语言进行对话）。

拍了一条又一条，直到当天收工为止，也没有一条能让阿彼察邦感到满意，所以他不得不在本周晚些时候为重拍腾出时间。

事后，索波特和阿彼察邦坐下来开始重新审读剧本。

他们一致认为这场戏头绪过多，太多花哨的动作和多余的对话。

在索波特的建议下，阿彼察邦删掉了整场对话戏的前半部分。

在之前的对话中已经透露了杰西卡是一个兰花农，为什么后来还要重复提及呢？

阿彼察邦说他之所以在一开始就把这一点写明白是为了让故事尽可能简单明了，免得还要劳烦观众去“整合各种信息”，这种说法也是让我忍俊不禁。

经过审读，他简化了很多动作，比如把一些道具预先就放到桌子上，不再需要演员去把它们放到那里，分分钟的事情，他就对这个新版本的对话戏感到满意了。

这就是阿彼察邦创作方法的关键所在。

他完全不会把自己困在最初的剧本里面，相反，他通常会从一个相对繁复的剧本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提炼出那些最基本的要素。

这种创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电影中直接性的来源。

而且，这种创作方法不仅限于对剧本进行的修剪，而且还会贯穿到拍摄的各个环节，直到最后的剪辑为止。

尤其是在剪辑阶段，他的大刀阔斧更是有据可循——阿彼察邦完全不惜砍杀自己心爱的镜头。

在拍摄《幻梦墓园》的时候，他投入了好几天的时间拍摄一头巨大怪物的内脏摘除手术，一个看上去就像是感染了病毒的性器官合成物，但是在最后剪辑的时候他却把这场戏砍得一干二净。

第五日——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阿彼察邦和演员之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微观掌控和自由发挥之间既交锋又交流的关系。

阿彼察邦对动作的编排经常会精确到秒，但他对这种精确性的解释却可能让人一头雾水（他最喜欢援引一个百分数的说法：“少30%的戏剧性。

多15%的趣味性。

”）与此同时，每拍完一条之后他又会询问演员：“你感觉如何？

”并且会接受演员们的意见。

眼下正在拍摄的是杰西卡与胡安、凯伦（Karen，杰西卡的姐姐，由阿涅丝·布雷克［Agnes Brekke］饰演）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

这场用餐戏一镜到底，几分钟的长镜头需要完成几页纸的对话。

在第一次排练之后，丹尼尔提议可以让胡安给杰西卡尝一块他的炖小牛胫，以此缓解角色之间突然的冷场。

后来，蒂尔达又觉得谈话到最后突然转向凯伦的工作过于生硬，演员们便和阿彼察邦一起开动脑子为角色添加了一些台词，由此把对话渲染得更加自然。

这种在交锋和交流中一点一点修改逐渐成型的创作方法一直持续到最后一条，也在事实上驳斥了关于导演中心论的成见；及至最后，这场戏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人们完全有理由将演员们视为联合编剧。

这一天的拍摄结束之后，我与阿彼察邦和索波特前往拉索莱达共进晚餐，拉索莱达是一个居民区，鳞次栉比的公寓和爱彼迎旅社中聚集了大量的外国人。

我们谈了到与专业演员的合作，对阿彼察邦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拍摄前的排练中，演员们经常会跑来问我一些关于角色背景的问题。

我从来没这样工作过，所以我就随便给他们编一些答案。

有时我也会被难倒。

阿涅丝问我凯伦最后一次见到杰西卡是什么时候。

我告诉她那是一年前了，但她发现了漏洞，‘可是杰西卡的丈夫半年前才刚去世，她们难道没有在葬礼上见过面吗?’”蒂尔达倒是对她那个角色的生平不大感兴趣，但她以一种其他演员所没有的方式参与到每个镜头的构建中。

每次等她来到拍摄现场，她总是要求先了解一下拍摄的构图，然后仔细地拆解自己的表演，和阿彼察邦讨论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对白，以便在形式和叙事的层面上都能把握潜在的人物动机，如果某些地方让她感到别扭或者觉得还不够自然也会提出修改意见。

在泰国拍摄的时候基本上不存在这类演员与导演之间的交流。

我本以为阿彼察邦会有某种程度的抗拒，但从现场观察来看他始终都很乐于接受意见，甚至会表现得更加兴致盎然。

“这很好玩，”他说。

“因为这种新的拍摄方法可以让角色比我自己想象的更有内在的驱动力。

”而索波特则补充说“在我们以前拍摄的电影中，一个角色眼睛看着前方，那就只是眼睛看着前方，再没有其他东西了，而现在还会有很多东西在角色的内心滋生出来。

”阿彼察邦点头表示赞同：“一花一世界。

”第九日——2019年8月29日，星期四我们在波哥大的老城区拍摄，在一条小街上，两边都是古雅的帽子店。

用餐地点安排在几步之遥的古巴爵士乐咖啡馆（Cuban Jazz Café），这是一家地下夜总会，看上去就像是德•帕尔马（De Palma）电影《疤面煞星》(Scarface)中的场景，房间全部铺着漆黑的木板，再饰以豪华的红色家具。

可惜它不能作为拍摄地点，太俗气了。

午餐时间，挂在吧台后面的电视上播放着新闻简报。

一名酷似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男子正在宣读一份打印出来的声明，他的身边围着一群身穿不同制服的男女，每个人手上都扛着冲锋枪。

“他们是FARC（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的游击队员，”拍摄现场剪辑师安德烈斯·洛佩斯·古兹曼（Andrés López Guzman）给大家解释说。

“今天早上他们宣布要重新开战，因为政府没有遵守和平条约的条件。

这真是让人难过的一天。

”乔瓦尼·马奇尼·卡米亚，常驻柏林的作家，美梦成真出版社的联合创办人。

2020年2月19日发表于《电影评论》（filmcomment）2021年3月8日译于杭州原文地址：https://www.filmcomment.com/blog/set-diary-apichatpong-weerasethakuls-memoria-pt-2/

作者：Giovanni Marchini Camia / 《电影评论》校对：奥涅金译文首发于《虹膜》我受邀跟组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新片《记忆》，为一本即将由萤火虫出版社（Fireflies Press）出版的书收集素材。

这包括每天写一篇关于这部作品的日记，以下摘录的文章由《电影评论》独家刊发，将以连载的形式陆续发表。

第二天——周二，2019年8月20日黎明。

驱车前往片场，我们路过了记忆、和平与和解中心（Centro de Memoria, Pazy Reconciliación，译者注：为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历史博物馆）。

记忆一词在波哥大随处可见。

报纸头条，博物馆展览，墙上的涂鸦。

在这种语境下，它彰显了围绕武装冲突建立起集体记忆的努力，自1960年代以来，不同程度和规模的武装冲突折磨着哥伦比亚。

由于暴力与政府腐败有关，且集中在农村地区，官方话语压抑了这段记忆。

这并不是阿彼察邦将他的电影命名为《记忆》的原因，或者仅仅有间接的含义。

简单而言，这个标题指的是他在哥伦比亚各地旅行时，根据自己和他人的记忆编写的剧本。

通过主人公杰西卡（蒂尔达·斯文顿 饰）这个刚刚丧偶的外国人的视角，这部电影将传达出他作为局外人对哥伦比亚的印象，进而传达他对哥伦比亚国家精神的看法。

就其本身而言，冲突及其造成的创伤是故事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虽然从未被提及，但我预计这些元素将始终存在，徘徊在画面的边缘，就像《幻梦墓园》中的统治一样。

为此，接下来三天的拍摄地点尤其引人深思。

我们在国立大学，在那里杰西卡第一次遇到了考古学家阿涅斯（让娜·巴利巴尔 饰），后者陪她一起参加了一次工作考察，以期找到导致她幻听失眠的根源。

波哥大大学城（Ciudad Universitaria de Bogotá，译者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旗舰校区）始建于1936年，由于大多数建筑都是白色，它有「白色之城」的别名，并让人感受到一种十分强烈的、独特的氛围。

这个巨大的校园最初效仿德国德绍时期的包豪斯学校建造，占地300英亩，散布着不同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其间夹杂着大片草地和蜿蜒的小径。

几十年来，它已经成为左翼政治活动的中心。

这些年久失修的建筑中有17座被列为国家文化遗产，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壁画和写有左翼口号的涂鸦。

在主广场，阿涅斯随着一个摇镜头出场，她的两侧是一幅巨大的切·格瓦拉的肖像（被绿漆肆意破坏了）和一幅哥伦比亚记者兼激进分子杰米·加尔松的肖像，加尔松在1999年被军事部队杀害。

这是一个充满历史气息的地方，或者用阿彼察邦聊到这所大学独特的氛围时的话说——「充满回忆」。

影片本身也是如此。

我一次又一次地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今天早上的布景是在医学院，当我到达时，似乎被带回到了《幻梦墓园》的拍摄现场。

那部电影的第一场戏是在一间被改造成医院病房的小学教室里拍摄的，而现在，这部影片的艺术部门已经用医院的病床和医疗设备替换了研讨室里的所有家具。

萨永普·穆克迪普罗（摄影指导）和他的灯光师乔凡尼·巴里奥斯的语言不通，所以他们主要通过打手势和依靠技术术语的普遍性进行交流，就像墨西哥摄影指导迪亚戈·加西亚在泰国所做的那样。

在一个中景镜头中，一位病人睡在床上，阳光在她的脸上舞动，这让人立刻想起了《幻梦墓园》里熟睡的士兵，他们的面部被流转的霓虹灯照亮。

和之前的拍摄一样，我们在自助餐厅吃了饭。

《幻梦墓园》在阿彼察邦的电影中，无论是在影片内部还是在不同作品之间，反复都是必不可少的。

考虑到片场的相似之处，我很感兴趣的是，这些共鸣可能也来自于制作环境，就像他工作方式的平静渗透到电影本身的氛围中一样。

鉴于这是他第一次在泰国以外的国家拍摄故事片，而且是用两种外语——西班牙语和英语拍摄的，因此观察这次拍摄条件的巨大差异将如何塑造这部电影，将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

除了他常规团队的两名泰国成员——萨永普和索波特·智德瓜索泼瑟（导演助理）——从一开始两人就是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这也是阿彼察邦第一次与专业演员合作（不考虑反常的《铁鸡谍网种情花》的话）。

《记忆》的预算是《幻梦墓园》的两倍多一点，也是阿彼察邦迄今为止最昂贵的电影。

剧本中包含了更多的地点，以及一些前所未有的奇特玩具，比如500英尺长的摄影轨道——这显然是哥伦比亚影史上最长的，据我了解，这需要收集哥伦比亚国内所有可用的轨道。

今天，阿彼察邦喜欢上了一台建筑起重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它被漆成了迷幻的彩虹色，坐落在停车场，伸展着，在它的平台上有两盏巨大的M90灯——「阳光」从布景三楼的窗户照射进来。

第三天——周三，2019年8月21日这部作品在今天下午遇到了第一个障碍。

杰西卡和姐夫胡安（由曾主演《扎马》的演员丹尼尔·希梅内斯·卡乔饰演）之间有一次长谈，他们需要交替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这场戏今天无法按计划完成。

两位演员坐在户外餐区，周围都是学生。

日常的小骚动、临时演员和现实中的学生合在一起很难协调，会时不时造成干扰。

作为第一段意义重大的对话，语言层面对于阿彼察邦和蒂尔达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的西班牙语都不流利（而杰西卡对这门语言的会话能力很强）。

尽管拍了很多条，但截止到今天结束时，阿彼察邦对每一条都不满意，本周晚些时候还得再拍一次。

后来，索波特和阿彼察邦坐下来讨论剧本。

他们一致认为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不同的动作和多余的对话。

在索波特的建议下，阿彼察邦删掉了整场戏的前半部分。

前面的对话中包含了杰西卡种植兰花的说明性信息，而且在后面的场景里也会再次出现。

阿彼察邦说，他之所以在早期就展现这个细节，是为了让故事尽可能简单，避免观众难以「看清其中的因果联系」，我不禁觉得这件事很有趣。

然后他简化了一些动作，比如事先就把道具放在桌子上，而不是让演员把它们放在那里，几分钟过后，他对这场戏的新版本很满意。

这是阿彼察邦的拍片方法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模式。

他完全不受自己最初意图的约束，通常会从一个更复杂的假设开始，逐步提炼出其基本要素。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电影的直接性，他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剧本，而是一直延伸到剪辑阶段。

可以说，它最适用于剪辑——他当然不会羞于删删减减。

在拍摄《幻梦墓园》时，他花了几天时间拍一头巨大怪物取出内脏——看起来像是受感染了的性器官的合成物——的场景，结果终剪版完全删除了这场戏。

第五天——周五，2019年8月23日阿彼察邦与演员合作的特点是，彼此之间存在着有趣的相互影响，介于微观管理和开放之间。

他会经常将动作编排到以秒来计算，他的笔记可能会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理解其精确性（他最喜欢引用百分比：「减少30%的戏剧性。

增加15%的趣味性。

」）。

与此同时，拍完一条之后，他经常询问演员，「你觉得怎么样？

」并接纳他们的意见。

在目前正在拍摄的场景中，杰西卡和胡安、凯伦（她的妹妹，由阿涅斯·布莱克饰演）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

这顿饭在几分钟的长镜头里展开，对白有好几页。

在第一次排练之后，丹尼尔建议让胡安给杰西卡尝一块他的炖牛肉，从而弥合角色之间无意中产生的疏远感。

后来，蒂尔达觉得话题最终转到凯伦的工作上太唐突了，所以演员们和阿彼察邦集体讨论出一些新的台词，让对话更自然。

这个断断续续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最后一条，突显了关于电影拍摄的作者论的实践性谬误；到最后，这场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完全可以将演员列为联合编剧。

一天的拍摄结束后，我和阿彼察邦、索波特去索莱达吃完饭，那是一片居民区，国际剧组人员居住在这里的各个公寓和爱彼迎短租公寓。

谈及与专业演员合作的新体验时，阿彼察邦说：「在拍摄前的排练中，演员经常会问我一些背景问题。

我从来没有那样做过，所以我就会随便编个答案。

有一次我出了洋相，阿涅斯问我凯伦最后一次见到杰西卡是什么时候。

我告诉她是一年前，她说，『但是杰西卡的丈夫六个月前才去世，他们在葬礼上没见过面吗？

』」

蒂尔达对她的人物背景没有那么感兴趣，但她参与了个人镜头的构建，而其他人则没有。

当她到达片场时，她总是要求看看构图，然后一丝不苟地解构她的表演，与阿彼察邦讨论每一个手势和每一句台词，以理解角色在逻辑以及叙事层面上的潜在动机，并且当她感到一些不合逻辑的或是可以让剧情更顺畅的地方时，她也会提出建议。

在泰国拍戏时，演员们就没有类似的交流。

我本以为阿比察邦会有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据我观察，他对此一直都很包容，甚至很热情。

「这很有趣，」他说。

「因为这种新的工作方式，这部电影变得比我预想的更加以角色为导向」。

索波特补充道：「在之前的电影中，当一个角色只是向前看时，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意思，而在这部电影里是有其他含义的。

」阿彼察邦表示同意，「花就是花而已。

」第九天——周四，2019年8月29日我们来到了波哥大的老城区进行拍摄，这条小街两旁都是古色古香的帽子店。

餐厅设在不远的古巴爵士咖啡馆（Cuban Jazz Café），这是一家地下夜总会，看上去有点像是德·帕尔马的《疤面煞星》里会出现的建筑，全是上了漆的黑木和豪华的红色装潢。

可惜它不能用作拍摄地点，实在是太过俗气了。

午餐时，吧台后面的电视里播放着新闻简报。

一位长相酷似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正在宣读一份打印好的声明，他周围是一群身穿制服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手里都拿着冲锋枪。

「他们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的游击队员，」安德烈·洛佩兹·古斯曼（片场剪辑师）说。

「今天早上，他们宣布重新开战，因为政府不尊重和平条约的条件。

今天是个悲伤的日子。

」

杰西卡（蒂尔达·斯文顿饰）以一个苏格兰女人的身份在哥伦比亚旅行。

当她在公寓睡觉时，半夜里听到一声沉闷的巨响，她被惊醒了。

而这个巨响只有她自己可以听到，还有银幕前的观众。

因此她向一个年轻的音乐工程师寻求帮助，将她听到的巨响以电子音轨的方式追踪下来。

这声巨响“如同来自地壳一般”震撼，并快速地侵入她的生活之中。

工作室里的这些场景节奏很慢却有其自身的魅力。

技术员首先从电影声音库中寻找素材，然后根据蒂尔达的描述在声音上加以完善，此时他好像一个机器人形象一样。

到了后面，如同阿彼察邦在其他电影中经常做的那样，许多场景设置是开放的或暗示的。

有些场景似乎根本没有线索。

最后杰西卡在乡下的一条小河边和赫尔南坐在一起，这个男人对她说他一生中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村庄。

他可以完整地记住所有的事情，却没有进一步体验的能力。

他自己比作一个硬盘，并向杰西卡解释说，她可能是类似于天线的东西，特别容易接受他的记忆，所有的东西。

因为她一次又一次听到的 "砰 "声来自于他的记忆。

影片最后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惊喜的阿彼察邦小特效时刻，向观众展示了这个爆炸是如何产生的。

导演这里玩的记忆的游戏不仅包括声音和故事，还包括考古学、图书馆研究和人类学。

Memoria成为一种跨越多种渠道的体验。

一种冥想，一种练习，一种刺激。

电影中出现很多长达数分钟的静止镜头，观众可以闭上眼睛，仔细听现场的风声、树声和水声，这是独属于大银幕的享受，一种沉浸式体验。

电影没有任何配乐，全部使用自然声音，观众的心态很平静，如同冥想打坐，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自己的呼吸声。

影片中还提到：萨尔瓦多·达利是唯一参透世界真相的人，之后转场马上出现了一个折叠放置在柱子上的钟表，暗含达利的名作《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在这里，柔软的时钟和枯死的树枝、蚂蚁、怪物表象中暗含了一种危机，隐喻了人本能的惶恐不安和对时间流逝的畏惧，如同平静如水的的影片中那个不定期响起的巨响，给观众和杰西卡带来紧张的情绪。

杰西卡记忆中已经死去的牙医其实还活着，调音师时而存在，时而不存在，说明记忆是非常模糊暧昧的，或者阿彼察邦就是想塑造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潜意识世界，寻找音乐师的事情到底发生了吗？

牙医到底是死是活？

我们无从知晓，但是音乐师与赫尔南一样，都是充当了一个机器人般的存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蒂尔达-斯文顿作为执行制片人外，贾樟柯、北京艺术中心、Arte、柏林-勃兰登堡传媒公司等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印第安人比西塔西翁的弟弟卡塔乌雷为逃避家族性的失眠症离家出走，长久以来没有过他的消息。

一天，卡塔乌雷突然到来，姐姐不明所以，卡塔乌雷回答：“我来是为了王的下葬。

”这时，大家发现族长布恩迪亚已经在他的房间里死去。

与此同时，马孔多开始下小黄花雨，花雨在镇上落了一整夜，覆盖了屋顶，堵住了房门，甚至令露宿的动物窒息而死。

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有着类似的情节：波米时日无多之时，失踪很久的儿子波松以红眼猩猩灵（鬼猴）的相貌在夜间出现，归来探望波米。

波松的出走是为寻找出现在他拍摄的照片中的不明生物，他认定该物会是自己的妻子。

在与鬼猴相恋的过程中，波松逐渐拥有了对方的相貌。

波松的经历虽然离奇，但不至于难以接受，观看导演早期作品的经验使得观众达成了共识，在2004年上映的《热带疾病》中两位青年曾听到过一个与之相像的传说：爱意会让情人的灵魂幻化成老虎。

疾病控制着的故事随处蔓延。

在马尔克斯那里，是失眠症演化而成的失忆症瘟疫。

对于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出现了大面积失明症（《失明症漫记》）和长生症（《死亡间歇》）的感染案例。

至于阿彼察邦，则是昏睡病。

《幻梦墓园》中的士兵们被昏睡病困扰，在一所由学校临时改建的乡村医院治疗。

年轻的灵媒阿肯用通灵能力使得女人们同她们陷入昏迷的爱人进行沟通，医生们则通过多种方法来帮助士兵缓解噩梦的症状。

如果说《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2010）处理的是“卡塔乌雷情节”当中的归来，那近年来阿彼察邦则着力于处理出走，无论是《幻梦墓园》（2015），还是新作《记忆》（2022）。

卡塔乌雷的出走是为了逃避由昏睡导致的遗忘，《记忆》中阿彼察邦则同时引入了昏睡和它的另一端：旅居哥伦比亚的欧洲人杰西卡来到其首都波哥大看望生病的姐姐，某日拂晓被一声“巨响”惊醒，杰西卡就此患上了失眠症。

因为“巨响”的不定时侵袭（医学上称之为爆炸头综合症），杰西卡陷进了长久的失眠困扰中。

找到巨响的源头成为这位主角的人物动机，故事也随之展开。

寻找“巨响”在《记忆》中意味着两个层面。

其一，它是什么声音？

它的物理属性如何？

对此，杰西卡的描述是“有泥土气息”“像是来自地心的轰隆声”。

其二，它来自哪里？

声源位于何处？

当混音师埃尔南复现“巨响”后，杰西卡的爆炸头综合症并未消除。

《记忆》关乎睡眠和记忆，这是经由马尔克斯发扬的哥伦比亚地缘问题。

影片中杰西卡的姐姐也被昏睡症击中。

病床上的凯伦醒来后忘记跟杰西卡已有过交谈，以为对方是初到访。

凯伦在讲述完自己的梦和可能的病因后重新陷入昏睡。

该作充满了被记忆左右的人。

首先表现为创伤性记忆。

男子被公交车爆胎声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逃走。

其次则是失忆。

从事混音的埃尔南片刻便忘记了杰西卡的名字；当杰西卡再次前往录音室找埃尔南时却查无此人；在染上失眠症的杰西卡的记忆中牙医安德烈在上一年已经故去，却被姐姐凯伦和丈夫胡安否定。

这是典型的卡塔乌雷症状：“失眠症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让人毫无倦意不能入睡，而是会不可逆转地恶化到更严重的境地：遗忘。

也就是说，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就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至失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与杰西卡几乎同步，凯伦也在寻找使她患病的原因。

餐桌上，凯伦讲了两个有关亚马逊雨林的寓言。

第一个故事讲到，亚马逊雨林的腹地住着一个部落，被称之为“看不见的人”。

他们很难接近，选择与世隔绝。

但是人们还是觉得这些人很危险，所以从不靠近他们。

凯伦听说，这个部落的长老们晚上聚集在一起，开动头脑创作出一种咒语，驱赶接近他们的人。

第二个故事讲，一个贩卖毒品和皮革的男人打算为自己的生意修一条笔直的公路横穿亚马逊雨林，当地人帮助了他，但他不满于此，意欲殖民这些人。

待到一个特殊的地方，众人逃走了。

男人和妹妹打算继续他们的事业，最终两人消失在此处。

在这两个看似无关又互相纠缠的故事中。

凯伦以简单的“我们听说”，将自己的病因归结在素未谋面的亚马逊部落。

生活在亚马逊雨林的人，为闯入者所殖民。

因为不能被外界看到，他们更使得人们不安。

凯伦的寓言中，作为叙述主体的亚马逊部落成为被殖民和奇观化的扁平符号，不涉及记忆和真相。

电影过去大半之后，主角杰西卡无意中闯入一块区域。

失忆症被这一区域隔绝在外，而“巨响”的信号在这里却越来越强烈。

杰西卡正是在此处，遇到了另一位自称埃尔南的中年男人。

我们再来回溯前面提到的问题，寻找“巨响”的两个层面正是通过两位不同的埃尔南给出解释。

老埃尔南是影片中清晰记忆的唯一保有者，甫一见面他便告诉杰西卡她住所房东的信息，几近详细到房东家人的职业。

老埃尔南的记忆富足如斯。

如果我们将鱼类看作弱记忆的代表，老埃尔南通过杀鱼产生的象征意味便跃然纸上，他正是记忆的守门人。

“我从没离开过这个镇子，这里的一切我都记得。

”为了保持记忆，老埃尔南拒绝观看电影和电视，用他的话说这叫限时视之所及。

“我的身体同样感受到这种余震。

我记得我吃的所有食物，记得我们每天的天气，记得我手在处理鱼的动作。

我意识到，我并不奢求去到别的地方，更多的经历反而无益处，他们会在我的记忆里释放更多的混乱慌张。

所以我就在此深耕，我为鱼称量。

”（中年埃尔南在《记忆》中的独白）老埃尔南对烹饪、新闻和足球不感兴趣，在杰西卡看来这是“对美好宇宙的错失”。

但老埃尔南有自己的解释，“这里已经有许多故事了”。

他通过物体所携带的历史余波去重述故事。

所谓故事的余波，是岩石、树木和沙子所携带的记忆，“它们纳入万物”。

这是明显的万物有灵论，是理解阿彼察邦电影的基础。

泛灵论者看来万物平等和谐，因此老埃尔南理所应当地拥有所罗门王的指环：他懂得如何与动物交谈。

在老埃尔南对自己身世的谈论中，他原本和其他人一起在外太空，在看到此地一对爱侣之后便出生了。

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讲道：“葆登掌祀，将以著于感通。

有生尽幻，游魂为变。

”“征祥变化，无日无之。

”（登葆山群巫执掌巫祀，可以明白人和鬼神的感应相通。

人生实为幻梦，游魂变化为物。

吉凶妖祥诸般变化，没有一天不存在。

）这是阿彼察邦电影的统一性。

在老埃尔南这里，故事都有具体的形状。

他先是读取了身边一块石头的记忆：一个人午休时，两个朋友乘机偷走了他的项链，抢走了他的食物，还揍了他。

这个人曾经坐在这块石头上。

如果说对石头携带记忆的读取和对房东信息的描述是老埃尔南对杰西卡最初的神迹昭示，还有着中国人熟悉的江湖神棍迹象。

那么杰西卡通过自己获取到记忆，“我只记得我孩童时母亲的衬衫，那时我的鼻子总感觉很湿热。

我曾听到过很喧闹的声音，我那时还哭了”，已然对老埃尔南充满了信服。

此时杰西卡不再逃避“巨响”，她要求“现在我想听到更多的声音”。

这个时候好像真相已经大白，很多人就此总结：《记忆》剧情是中年埃尔南的记忆不断侵蚀杰西卡的过程，最开始是声响，在杰西卡见到中年埃尔南之后，触感和场景逐渐清晰，直到最后，杰西卡通过触碰中年埃尔南，完整读取到对方记忆。

然而，在进入老埃尔南的房间不久，故事线再一次被重构。

杰西卡回忆说：“那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和其他人一起躲在床底下，外面的动静我们听得一清二楚，他们在搜寻我们，他们一整夜都在找我们。

”老埃尔南纠正了她，“你读取了我的记忆。

我就像一个硬盘，你变成了天线”，随后他补充了这段经历的后半部分，“凌晨四点了，我很想去上厕所，但是我不能去，我去了床下躲着”。

觉察到真相的杰西卡提问：“我不在这里是不是？

”老埃尔南回答：“不在，在这里的是我。

”

细心的观众此时终于能够解出导演设置的问题，走出代达罗斯的迷楼。

我们再次重述这个故事，就会变成这样：杰西卡和老埃尔南分别是故事的两端，某个时刻起，杰西卡通过博物馆的书籍，或新发掘的尸骨，读到了一个叫埃尔南的男子的故事，二人现实中并没有交集，甚至不属于一个时代。

《记忆》成为一个借助“阅读”结构展现“你正梦着我的梦”（1）的双重故事。

至于故事真正的分割点，则可能是杰西卡进入隧道的挖掘现场。

电影中特殊的空间往往成为真实与幻境的分界线，如在毕赣那里，陈升在火车分叉后进入了虚构的空间荡麦（《路边野餐》），罗紘武在电影院出来后通过一条悠长的隧道进入到了过去的镇远（《地球最后的夜晚》）。

又或是从杰西卡进入诊所时一切发生了变化。

阿彼察邦在此处借女医生之口向观众透露线索：“你知道达利吗？

在接待处有他的一幅画。

达利理解这个世界的美好。

”杰西卡回答自己看到了这幅画。

“我对梦的表现方式非常感兴趣。

这不像你在主流电影中所做的梦，有时你可以看到类似像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Dalí）的画中的那种就像什么在融化之类的东西。

”（2）阿彼察邦以达利提醒观众，此刻杰西卡已经处于梦中。

这对于阿彼察邦的电影而言，也并非孤例。

《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结尾处，故事突然分叉，姑侄两人动身前往歌厅的同时，他们亦趴在床上看电视。

《记忆》讲的是偶染爆炸头综合症、并发失眠症的杰西卡寻医的过程中，得到了女医生提供的治标不治本的药片，重新获得了睡眠，昏睡中她梦到了/变成了一个名唤埃尔南的男子。

我们之所以能够三次复述《记忆》的故事，源自其文本展现出的多义性。

在记忆加载的过程中，身份与真相附着上了一层不确定性的迷雾，我们看到的究竟是谁的故事？

在对故事解码的过程中，观众逐渐靠近了本作的主题：历史、记忆与真实。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1970年出生，成长在泰国东北部的孔敬（Khon Kaen），父母都是孔敬府医院的医生。

孔敬地处泰国、老挝、柬埔寨三国交界处，毗邻神秘潮湿的热带丛林，盛行种种光怪陆离的宗教传说，这使得阿彼察邦很早便接受了泛灵论的观点。

无论马尔克斯还是阿彼察邦，他们的魔幻现实主义具体含义是——故事当中的国民无不生活在一个神奇天真的世界，“在这里死者与活着的人、生物与人类，他们之间互相连通，共处一处”（3）。

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彼察邦的电影是乖顺的，表面的平静源自强权的绝对干涉。

如阿彼察邦所解释的：“你很安全，但却不自由。

”（4）与作家余华有着相同的童年经验，因为“父母双双行医，消毒剂的味道让他（阿彼察邦）觉得亲切舒服，这是他的电影中经常出现医院和疾病的原因”。

基于泰国现实的宗教现状，以及作为佛教徒的身份，僧侣亦是他电影中常见的职业群体。

此外军人频繁地出现在他的电影中，阿彼察邦对此的解释是，以军人去代表越来越压抑的人群。

《记忆》是阿彼察邦首次离开泰国拍摄的作品，但影迷观看该作并不会产生很强的断裂感，究其原因，阿彼察邦的一次访谈能作为答案：“实际上我受到了一些这方面的影响，让我对丛林的诱惑很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去南美可能就像回到了这个事情的源头。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秘鲁时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5）影响阿彼察邦的泰国丛林小说源头在南美。

初临哥伦比亚的阿彼察邦作为迟来者，按布鲁姆的观点，“他无可避免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受到前驱诗人的同化，他的个性遭受着缓慢的消融。

为了摆脱前驱诗人的影响阴影，迟来者诗人必须极力挣扎，竭尽全力地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

这里的前驱诗人、“爱和竞争的复合体”自然是文首提到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早在涉足哥伦比亚国土前，阿彼察邦已经受到他的影响。

前一部分我也已经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以下要说明的是阿彼察邦与前辈的不同，即所谓的“极力挣扎，竭尽全力地争取”。

杰西卡在寻找声源的同时，于医院中偶遇了考古学家艾格尼丝，艾格尼丝在隧道中挖掘人类遗骸，双线几乎并行。

这看似对故事主干并无影响的枝蔓有何用意？

稍早，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平行母亲》中出现过类似的情节，我曾为此片写过影评《我记住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

《平行母亲》中，女主雅妮丝倡议恢复历史记忆：搜寻失踪人口、公开坟墓挖掘调查结果。

雅妮丝之所以执着于挖出亲人的遗骨，也因为她的曾外祖父在佛朗哥统治时期被害埋在乱葬坑。

两部影片有着相同的主题，均在讲述历史与记忆，以及被掩埋的真相。

在凯伦、杰西卡和老埃尔南的接力陈述中，记忆的确切含义方才显现：遭遇暴力，被殖民的亚马逊雨林部落，关乎恐惧的记忆。

趋向是越来越难以被总结。

张定浩在《批评的准备及其他》中关于记忆有一番颇为健康的论述：“历史，常常只是胜利者的记忆，甚至是经过反复篡改的记忆，这种记忆被一两代共同体固化之后，就成为史书，和百姓自以为真的记忆。

而文学，因为关乎每个个体的生命记忆，其实时常都是在史书之外，也必然是对共同体固有记忆的冲撞与松动。

”许多人不理解《记忆》，因为它并不具有类型电影逻辑清楚、简明有序的特质。

观众随着杰西卡的由梦入醒进入电影，携带着理性遭到压制的起床气观看，最后几乎莫名其妙地结束。

电影从混沌中开始，结束在混沌中。

对于智识和经验的挑战使得部分观众恼火，他们极力以最简省的方式寻找所谓的破绽和所谓的不和谐，如影片最后部分飞走的UFO。

阿彼察邦不逃避历史，不被历史事件的巨大离心力摆布，他凭借个人经验处理历史：《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指涉了泰共与政府军之间的斗争，波米以因果法则讲述自己患病的原因，“我杀了太多的共产党”。

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1980年完成了一部讲述美洲500年历史的著作，《火的记忆》是一部记忆之书。

加莱亚诺的成名作中有一个概念，“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广受传播，属于对拉美的总结。

而阿彼察邦则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冀希对瓶瓶罐罐、石块骨头的摆弄中，挖掘出一段时间切片——不是被重构的历史，更不是模糊的记忆，而是无限靠近真实的频频回顾。

张定浩讲：“好的文学，是把从混沌中提取出来的历史再返还给混沌，是回到生命的发生处重新理解生命，在历史之外自开一路。

”《记忆》无法成为也不必成为考古资料，它声明导演对待过往的态度。

加莱亚诺曾声称，自己的作品是“为那些不能读我作品的人写作；为那些底层人，那些几个世纪来排在历史尾巴的人，那些不识字或者没有办法识字的人写作”。

一方面，这与阿彼察邦电影的形体符合，是所谓其亚洲性和民族性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它验证了我的个人经验。

存在这样一种电影，它在知识分子看来晦涩难懂，却经常使得布衣落泪。

其原因大致在于：无论结构层面如何复杂，它都是根植于作者经验的真实电影。

不虚美，不隐恶，更重要的是它要拍摄的就在那里，这也是阿彼察邦的电影看起来为何如此自然。

阿彼察邦并不信任记忆本身，这也是他为何以声响搅动记忆。

与凯伦和杰西卡不同，老埃尔南和族人“从不做梦”。

他们睡着了什么都不会发生，只是“停下来”。

只因为梦境是对记忆的干扰。

什么是记忆？

更清晰的答案在阿彼察邦《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

成为魂魄的妻子阿惠之所以给人以视觉上半透明的不稳定状态，因为她代表了过去的历史记忆，“已故为鬼的妻子在波米一家的记忆中赖以生存，当有关妻子的记忆逐渐消失，妻子也失去存在的意义”。

对于今人，前人的存在与否取决与后人是否记得他们。

这是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被读者反复引用的名言：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面对不断消亡退却的记忆，只有某种令人不安的响动方能提振。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洗牌年代》最后的跋中，俏皮的作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养一条鲷鱼有很多年了，浑身有紫色斑点，属于单独饲养的动物……如果我给它照镜子，它浑身鳞片就现出深色斑纹，有时冲撞鱼缸。

原因很多，也许它是：为往事不安。

发现变化太大。

拒绝自己如此的模样。

看见一条陌生的鱼。

它在深夜的书桌旁悠游。

我点烟的火光一闪，它翻腾起来。

镜子、火光、让杰西卡不安的巨响，莫不如此。

原题：《昏睡症与失忆症，历史与记忆——论阿彼察邦〈记忆〉》参考：1.小河，《你正梦着我的梦》，《巴铁女孩》片尾曲。

2.5.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莉莉，杰内罗索·费奥罗，《梦的表现——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访谈》，《当代电影》，2019第11期，第58到62页。

3.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张良，《走向“有机”的电影——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访谈》，《电影艺术》，2020年第2期，第106到111页。

4.崔卫平，《迷人的谎言》，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165到174页。

请自行查询哥伦比亚和泰国殖民史、近代史大事件。

观看阿彼察邦的频率低得随意，等待完美观看机遇的借口总是无法挪开：三年前在宿舍看《热带疾病》时，拉下脸要求关灯的举动并非我随意做得出的事。

《记忆》也一样，虽早觉上映无望可还是拒绝观看，于是才被大银幕给了机会。

先说结论：这是一部细节很多但灵气不足、阿彼察邦序列里论文气质较浓的通俗电影。

首次观感认为是对布米叔叔中第三世界国家近代史的再演绎；二刷后反而感到阿彼察邦的视角更为延展，可能不止哥伦比亚、不止南美，甚至远不止是近代呢？

通俗不代表我理解得有多全面，而是因为阿彼察邦为这部片策略性地泄露出过多直白露骨的路径。

这类电影我不知分属什么艺术片门类，但我感觉它和《魂断威尼斯》、《狂人日记》是同路的。

病恹恹的主角，无解的旅行。

不得不探讨蒂尔达斯文顿在本片的角色，她是植物学家、不会说西语的西班牙人表姐、失眠症患者和幻听患者。

在表象和隐喻的两套语言下交织出的西方世界左派视角，是殖民者的亲人，无法理解他族的共情病患者、艺术鉴赏家。

身为西语人的直系亲属，却自称西语薄弱的主人公人设，本来就令人生疑。

如果引入殖民视角，方可明晰一点线索出来：一个区别于后转型正义时代殖民者后代之外的西方人视角的载体，典型到刻板的“白左”（虽然很反感在当今语境下使用本词）。

片中的妹妹的病症使她嗜睡：沉浸安详的无意识态，忘记罪责的殖民后裔。

她关于自己的病有着两套前后不一的解释：1、出于对被人伤害后的狗救助不力的愧疚；2、被守卫领地的原住民下咒。

如果前者隐喻了西方视角下第三世界暴力演变的野蛮形象，以及来自前殖民者的假慈悲，那么后者就更加自爆、更加“不演”，把自身病症归结为殖民地人的反抗。

二者叠加便塑造出上文提到的伪善形象。

而这个形象对于阿彼察邦对第三世界苦难的悲观态度的表意而言，仅仅是在第一层，稍微挑明了解读方向。

显然，姐姐不吃这一套，她的反思意愿远强于此，因而病症更加明显。

在姐夫谈到“开荒修路”时听到了连续的巨响。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仅仅在故事层面，我认为蒂尔达斯文顿的角色是患有记忆错乱的，她记错牙医的死，我并未看出有任何主题上的推动，仅仅作用于病人人设的建立。

包括后面他记错小埃尔南的存在也是同理。

唯有她她注意到了医院响警报的车群，而路过的哥伦比亚人都不看一眼。

无数细节无法想起，表明了她的角色是一个非西语母语者、未参与殖民系统、绝对善的西方视角。

令结局走向更大的无解将被赋予绝望的含义。

关于老少埃尔南，可能不止是泰式法术的搬演。

还是先说结论，在绝对故事层面，小埃尔南是女主记忆错乱的产物，并不存在。

而老少埃尔南的重合，实际是本地人对民族苦难的记忆视角，但他们的话语沉默或言轻。

影片的第三场戏，女主找到小埃尔南帮忙找寻巨响的源头。

漫长的调音则是对历史真相的挖掘与考古，最后完成了历史的“导入”。

当声音被找到时，蒂尔达将手放在埃尔南的手腕上，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表示她主导着这次考古工作，本地调音师顺从她的意愿去探求历史“真相”。

随后，小埃尔南将这个巨响放进了自己的歌里。

当蒂尔达戴耳机听歌时，观众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由于全片视点很少离开女主，所以这个静音显得格外异常。

由于整个“溯源”的过程是虚假的，西方人想当然的、理念的历史真实不应当由西方人来诉说，因而歌曲也不可能存在。

因为，“巨响”不是她的，而是哥伦比亚人的。

正如小埃尔南的乐队名所暗示，首次探秘是一场“虚妄的深度”。

身为植物学家的她又带小埃尔南去经销商批发花，由于不易保存的环境，她决定前往原产地进货。

花/原产地-历史真相/现场这也是小埃尔南最后一次出场。

随后，幻想被打碎，蒂尔达要独自走向庞大无解的真实。

她去音乐工作室找小埃尔南，发现此人似乎并不存在。

紧接着她偶遇了一场即兴音乐演出，她在这里观看演出的神情十分异常。

她不像其他人一般沉浸放松，而像是目睹车祸现场眉头紧蹙，黯然神伤。

因为他看到了真正当下的哥伦比亚人的音乐，音乐也是话语，话语被书写成曲谱，曲谱又被演奏成响亮的音乐，唯独这首歌里缺少了哥伦比亚的巨响，乐队也不见小埃尔南——一位愿意考古真相的哥伦比亚年轻人。

历史就像这首歌一样被重新书写过了，这也解释了哥伦比亚人的健忘。

蒂尔达只好独自前往原产地。

途中她买到了安眠药，代价是甘愿放弃共情。

在一处村庄，她宿命般地遇到了正在制作咸鱼的老埃尔南，他告诉女主，自己从不看电视报纸，也不敢做梦——生怕这些体验篡改了用肉身保存的历史，一部暴力史。

他重复着割鱼的动作，实则在搬演刽子手行凶的过程。

因为当他不瞑目地睡去，飞舞的苍蝇暗示他与死鱼并无区别。

老埃尔南不需要所谓探寻，它本身就是记忆。

也正是二人相遇之后，蒂尔达丧失一切行动的主体性，她回到了她本该呆在的位置，一个外来的，无法共情也无法探求真实记忆的西方人。

话语权回到了哥伦比亚。

在老埃尔南屋内，她看到了沾血的唱片机——何尝不是血淋淋的历史书。

但唱片机被损坏，于是老埃尔南用肉体存储声音，他将手放在蒂尔达手腕上，如同一把唱针扎入，开始播放起逐渐模糊的历史声音，一段段关于哥伦比亚殖民史、近代史的暴力之声回荡一起，蒂尔达终于找到了病结。

终于。

她的顽疾化作宇宙飞船从丛林中升起，又立刻消失无踪，留下一圈力场渐渐被丛林吸收，如同影片开场一段发布会上所讲：木头吸收一切。

关于宇宙飞船、巨响和丛林。

第一次看到飞船自然是有点出戏的：我们从小看过那么多类似形象的科幻片，观影模式早早建立，看到阿彼察邦的飞船自然是突兀万分。

而这份突兀是否就是阿彼察邦想要传达的讽刺的形象呢？

尤其当我们追随蒂尔达满脸知识分子的病娇气息来到无比严肃的历史面前，尽管她被记忆“附身”听到了历史现场，但作为西方——一个外部视角下的第三世界暴力史，依然是一副粗暴的孩子气的、荒诞不经的种族主义的外星人飞船形象。

唏嘘的是，即使是UFO，也是历史的价值。

当我们隔代审视泰国或是印尼的massacre，二百万亦或是三百万数字的区别，中间又能差几艘外星飞船呢？

起码飞船余波的记忆，就已然弥足珍贵。

无论是屠杀枪响还是宇宙飞船，见证一切、吸收一切，但却无法言语的丛林是唯一目击者，沉默的全知视角，无法诉说的历史苦难。

就像患有PTSD 的汽车时不时犯个没人理会的警报病，以及听到爆胎就以为自己要被whack的路人，在年轻人眼里不过是霎时忘掉的光景。

也许和王家卫《花样年华》的思路一样，阿彼察邦也选择了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哥伦比亚作为第一部非泰语片。

哥伦比亚和泰国暴力史的对位有一种更大的宿命轮回感，对人类文明的悲观反思。

暴力像地磁一样串起地球两端的泰和哥。

文明的恶臭烤串，熏得外星飞船加速逃跑。

写累了，希望过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