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坠落的审判》正式在中国大陆上映。
这部影片2023年斩获第76届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又在今年拿下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在第49届法国电影凯撒奖颁奖典礼上更是包揽了连同最佳影片在内的六项大奖。
但即便获奖众多,作为一部以法语为主的文艺片,在大陆原本关注的观众有限。
没想到3月24日该片在北京大学的一场首映礼,由于现场男主持人(辩手陈铭)和男嘉宾(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的发言,让这场活动被推上热搜,也让电影彻底“出圈”。
由此也引发了电影内外关于性别权力关系的广泛讨论。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北大首映活动之后的其他媒体采访中提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观众真的非常热衷于探讨性别,包括男性与女性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我之前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放映,去过美国、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
举例来说,中国的观众在分析《坠落的审判》时,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会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
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
我觉得非常震惊,也很受触动。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片中有大量庭审戏,在法庭上,妻子不得不回忆、讲述他们婚姻生活的细节。
在公共领域展示私人纠纷,也让“社会将自己的道德观强加于女性、男性或他们的生活方式”(导演茹斯汀语)。
看过影片的观众都敏锐地发现了片中妻子与丈夫特质、性格的性别调转,这一点也在众多评论中被分析。
然而这种对调并没有让妻子获得更多权力,反而让她在丈夫坠亡后显得更加可疑,受到更多质询和指责。
片中妻子的强势,“冒犯”的不仅是丈夫和庭审现场的每个人,也给屏幕外的观众带来冲击与反思。
撰文|一把青不同于《坠落的审判》以自然主义化解悬疑杀夫奇案的生活化风格,其在大陆的首映礼上,导演茹斯汀·特里耶(Justine Triet)、学者董强、戴锦华以及主持人陈铭的四人对谈,则明显戏剧化得多,也始料未及地为这部的“法国小众文艺片”,发酵出中国市场独有的、更大的舆论声浪与审判意味。
一周后,当时因“不该带着性别视角”“导演比我想象年轻得多”等言论引发争议的董强教授发微博自辩,暗指在网络“狂欢”把自己推下地狱之余,《坠落的审判》后续票房乏力,痛心疾首于“你怎能指望明明长着眼睛却不‘看’电影,读过几段电影分析,听了几句女权金句就觉得懂电影的人进影院,看电影”。
他特别指出,“如果我翻译,会译成《坠亡剖析》,审判只是一部分表象,原文里并没有”。
然而,关于法语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翻译的讨论,也非董强的独家洞察。
在更早上映的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前者译为《坠下的对证》,后者译为《堕落真相》)就有人指出,“对证”是否隐含了死无对证之意?
而“真相”之“真”是否又带误导性?
这也呼应导演对中国观众最关切的问题:丈夫之死,妻子是凶手吗?
《坠落的审判》剧照。
叙事悬置游戏电影其实情节并不复杂。
同为作家的德裔妻子桑德拉与法国丈夫塞缪尔带着11岁的视障儿子和狗,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
有一天,丈夫坠楼去世,妻子被指控为嫌疑人,由起初同样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跳楼,我也不相信”的律师好友为其辩护。
审判包括三大关键证据:血迹分析、案件重组,以及塞缪尔在妻子不知情下录下的争吵片段。
在漫长的盘问和交代中,作为证人的儿子,被揭晓父母平静关系下的暗潮涌动与日渐崩坏。
他对母亲由信任到怀疑,再到用狗做实验,证明狗曾吃过父亲服用过量阿司匹林后的呕吐物,继而反推父亲确有轻生倾向,最后使得母亲脱罪。
《坠落的审判》剧照。
脱罪后,桑德拉与律师喝酒庆贺,却还是怅然若失。
“输是最糟糕结果,但赢了你就期待回报(rewards),但现在什么也没有。
” 她两颊微红说完,在分明是爱慕她的男律师怀中依偎一阵,也仅此而已,深夜回家。
长期负责监察“嫌疑人与主要证人一同生活”的社工退场,她与等待他的儿子无言拥抱,躺在床上,狗扑上来,全剧终,一切回归平静。
尽管被标签为“以悬疑案件揭开婚姻面纱”,《坠落的审判》却并没有像《十二怒汉》《毒舌律师》般,以控辩双方跌宕起伏的舌战,给予什么大快人心的明确结论;也没有如《革命之路》《五十年》那样,铺满夫妻间的相处细节,痛陈婚姻走向索然无味的现实原因。
通过法庭辩护的后设视角,桑德拉所言说的一切,都来自其未必可信的主观回忆,对于身上的淤青、坠楼前的矛盾,她不是没有隐瞒。
但存在即客观吗?
唯一的直接证据,即丈夫生前录下的堕楼前夕争吵录音,桑德拉辩白“是我们的声音,但不是我们(it’s our voices,but it’s not who we are)”。
儿子最后力挽狂澜的那段关于父亲送狗去看医生时,在车上借狗自喻“每个人都会离开”的引述,导演采用塞缪尔的特写画面配合儿子的讲话声音,似在暗示他为了保护母亲篡改记忆,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坠落的审判》剧照。
窸窸窣窣的讨论后,女法官裁定桑德拉无罪——当法庭需要结果,律师追求胜诉,媒体营造话题,儿子想要母亲,各方取一瓢饮,真相与否,反而成最次要的一环。
妻子是凶手吗?
这个疑问之所以在观影完毕后还能成立,其实是个颇值得玩味的暧昧地带。
在真实与虚构的迷宫中,导演以纪录片式的镜头语言,大量的对话及心理刻画,与盲人摸象的观众,玩了一场悬置的叙事游戏。
而相较于道德的是非对错,当失去上帝视角的金手指,我们应从何判断?
又该相信什么?
则更具省思意义。
强势妻子的温柔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饰演的德国女作家桑德拉,短发、高大,不苟言笑,开拍前,她问导演,“这个角色到底是有罪还是无辜?
”导演说她也不知道,“但我想让她表现出无辜的样子。
”影片中的桑德拉,基于程序的陌生和语言的隔膜,确实有些懵懂与困惑,但这并不影响置身被告席之际,在每种权力关系中都处于弱势时,她仍冷静、无畏的魅力。
这种弱势最外化的表征,为了丈夫客居异地,又从伦敦搬到法国乡村的她,于公于私都不能使用母语。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论点,话语即权力,一种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权势力量,茹斯汀在访问中直言,“许多场合,不理解的语言就相当于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
《坠落的审判》剧照。
法庭上,面对控方或借“丈夫失职导致儿子视障,而你只怨恨了他一小段时间吗”,预设她对丈夫怀恨已久,或以“他指责了她不忠的第二天,一个漂亮女孩(来访记者)来了”,怀疑她有染同性背叛婚姻,因陈述复杂而无法用法语表达时,她要为自己改说英语致歉。
在家里,折中选用英语沟通,又被塞缪尔谴责为“就连语言上都是让我来到你的舒适圈”,然而,这个无论何时都在迁就父权制(国家/丈夫)语言,理应属于“被支配”地位的妻子,反而是世俗意义的强势一方,如辩护律师所言,“错就错在,她在丈夫跌倒的地方成功了。
”导演没有为桑德拉的弱势击鼓鸣冤,她所做的只是呈现。
从那段火花四溅的录音中我们得知,停止写作、教职不顺的丈夫认为,妻子成为畅销书作家是剽窃自己的灵感,是自己牺牲时间照顾儿子成就她的事业野心,是自己包容妻子出轨让她走出儿子受伤的沮丧时光,他满口“我我我”,却避而不谈悲剧的根源,自己就是车祸的始作俑者——这也是中国观众最聚焦的一点。
茹斯汀也发现,在大陆宣传时女性主义被频繁地讨论,这是在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套用学者戴锦华的观点,“千万年来我们鼓励女人做家务,承认事业上不如自己的伴侣,家里的任何事故都要在负疚和社会责备中,或是被赞美忍辱负重,当男性被放在这个位置,又会发生什么?
”
《坠落的审判》海报。
但值得留意的是,“女强男弱”的设置是手段而非目的,导演并非粗暴地借此指摘“男的不行”,或所谓“性别一换,评论过万”。
事实上,在那段残酷的争吵中,塞缪尔搬出儿子,导致桑德拉彻底爆发,痛陈其懦弱与自怜前,她不是没有表露温柔。
她还是对丈夫说“我爱你”,给他倒酒叫他放轻松。
在他指责她不对人微笑时反驳“这就是你爱我的地方”,甚至坦言“我不认为夫妻关系是互惠互利的,这很天真,而且压抑。
”重点是,相较于丈夫以牺牲/回报、获利/损失之二元对立去计较夫妻相处,在桑德拉身上,她没有在儿子受伤后反复提丈夫的失职,就算被指责,第一反应也是鼓励丈夫想要写作就去做,就连唯一的软肋儿子拒绝她回家后,她也能理解且接受。
哪怕经历了种种退守,她可以仍然爱她的丈夫,并同时维系自身的强悍,这二者并不矛盾,用茹斯汀的话说,“虽然他们对彼此是这么残酷,但依旧还是有爱存在。
没有爱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说话了。
”作品并非旨在对立,或强调一种性别高于另一种,而是探讨男女一起如何生活。
妻子是凶手吗?
自杀还是他杀的模糊性,其实让这部电影的女性主义意涵更上一层楼。
这并不是个简单的懦弱丈夫不满处处不如妻子后跳楼,或反过来妻子不满丈夫怨天尤人除之而后快的故事。
与当下流行语境下,大女主所谓“情绪价值拉满”的爽与飒不同,焦头烂额又诸事不顺的桑德拉,遇到问题然后解决它的从容,百口莫辩仍保持坚定的睿智,才是电影更重要也更动人的面向。
回归现实生活想起以前念性别研究课程,讨论环节,同学分析性小众群体心理,他们的压抑和对抗。
对教授的一句指点印象深刻:不能因为自己是研究者,就把研究对象都看成性别运动的“运动员”,他们所诉说的故事,未必有鲜明的目的,其所经历的无非是生活而已。
既然如此,不妨再来对照另一桩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杀夫审判。
1945年,上海詹周氏涉菜刀砍死亲夫詹云影,暨导演陈可辛今年即将搬上大银幕的《酱园弄杀夫案》原型。
彼时,报道铺天盖地,有说“淫妇当杀”,背后有奸夫帮忙,有说詹周氏屡遭亡夫家暴,且其婚后不久便有外遇。
众说纷纭间,上海四大才女之二,以《结婚十年》蜚声文坛的苏青和实际身份是地下党的关露都撰文力挺詹周氏,呼吁刀下留人。
《坠落的审判》剧照。
和《坠落的审判》中录音重现争吵现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苏青在《为杀夫者辩》中,铺陈了詹周氏口供中与死者的大段对话还原杀夫夜冲突后,她写道:“这种对白若是到戏台上去说,接着便应是‘砰’的一声,她昏倒了,于是观众为之鼻酸,然而詹周氏不是戏台上的熠熠红星,她是活在凄惨现实世界里,没有父母,没有任何关心她的人,没有负责的丈夫,没有真心实意的情人,最痛苦的又没有钱,她没有万千观众来替她同情,没有鼓励,没有帮助,也没有看到詹云影作恶结果受到天罚,或受到法律制裁。
”妻子是凶手吗?
是的,而且是个一无所有被逼到绝境,位处“男尊女卑”下位的弱女子,她被污名化、被审判,人尽皆知她的可怜,但终究只有两个女作家为她发声。
半个多世纪过去,再看《坠落的审判》中,“女强男弱”的性别调换为桑德拉赢得了什么权力?
好像除了增添可疑,别无他物。
甚至再回看首映礼一幕,当男性学者与男主持人的夸夸其谈淹没女导演的发声空间时,基于某种隐秘微妙的同理心,仍旧是女学者、女观众与她站在了一边。
这的确就是现实。
在一次采访中,茹斯汀说,关于杀夫的疑问,她将在十年内公布答案。
十年中现实会改变吗?
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
作者:一把青;编辑:荷花;校对:刘军。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录音那段女主太激烈了,整个脸瞬间发红,让我见识到了白人变色。。
(不好意思讲个地狱笑话),她大声谴责丈夫最真实最恐惧的潜意识时,我感到她冒着红光……这一段真的太精彩。
法庭情节镜头的推拉紧凑、自然:画面反馈到大脑,此时精神思路得到的按摩感——如同摸着大腿肚子感受到的肌肉很紧又滑——我的日常通感为了满足人类大脑进化后能消化的最微妙的密度,钢琴必须被发明——看着弹钢琴的手的画面,我想到了这一句。
上点三观自我实现的精神快感比什么都爽,此时柴米油盐便会成为折磨。
柴米油盐既是折磨,也往往是创作的痛苦源泉——生活就是这么矛盾和混沌,我们在其中游走、碰撞、摩擦、披荆斩棘、发疯。
我们浑身都脏透了,湿透了。
本来也不想上升到什么价值。
但我并不是什么专业影评人,所以还是要抒发我的主观所思所感。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成功要额外付出好多代价。
孩子视力残疾明明是因为男人太自我造成的,在家辅导孩子学习也是男人慷慨决定的——源自于他不敢面对内心的愧疚和恐惧,尽管没人怪他。
实际上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因为男的自己没有能力自我实现而被怪罪。
没有创造力又缺乏勇敢的人——这里不分男女——才是真可怜。
男人内心戏很多,害怕失败,不敢真正尝试,而女方只不过大胆迈出了一步,并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
这种神仙剧情也就只能发生在现在的欧洲发达国家......一个“无能的”男人居然在向妻子抱怨自己因为照顾孩子时间太长而没有空去自我实现,虽然明明双方都在照顾。
但是在东亚这样的情况99%应该是反过来的,并且女人通常不会抱怨🤪只会任劳任怨。
而片中男人却会为此自莎,说明时间被占用这件事问题严重性有多大。
从《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部电影我知道觉醒的女人是不会为自己伴侣的成功而发自内心高兴的,她需要的是自己成功,要彻底向内求而不是依附别人,世界上最不妥协的人更微妙温柔真实,仿佛还是大学毕业后的“伯德小姐” douc.cc但女人很善良,通常不会去干涉他人的自我实现。
从这部电影我知道男人这方面更甚——他们往往不需要“觉醒”,这就是他们的出厂设置,他们还耍无赖↓短评区说出了某些非常典型的男性嘴脸(请勿对号入座),一些男的简直就像一个丑恶的巨婴在那耍赖,或者用诋毁和造谣的话毁灭对方,特别恶心:“男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用‘无赖的方式’把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逼疯,还要委屈又骄傲的录下来,鸡贼透顶。
”🤫别问我怎么知道。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发自内心让一些人下一秒就原地车祸爆炸。
有时让男女各自破防的点真的特别明显:男的最爱用造谣诽谤和耍赖,让女的因为委屈太大而歇斯底里;但男的破防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因为女的说了真话,他被狠狠戳到了🤫其他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案件耗时一年,法院还要派专人陪在儿童身边,加上法院为死者请的律师……这税得上多少?
律师帅极了,法国霍建华(笑死看了影人资料发现他外号是法国张震,我还是觉得更像霍建华!
)吃了两次阿司匹林的狗子内心:为什么都是我承受这一切?
我果然只是只条狗。。。
看着能让人舒服电影的确是也种舒适的大脑被按摩过程,有的导演手法娴熟,而有的烂导演会直接强奸你🤨盲孩忧郁矛盾的心情通过弹钢琴发泄,真的是优雅又中产呵。
1、30岁出头时,我发现身边一个现象:不少女同学离婚了。
于是写文章探讨了一下,一条高赞评论让我印象深刻。
那位网友说:家庭就像一个原子,只能有一个原子核,如果你必须要当原子核,又不能找到另一个甘当电子的人,你的家庭就必然分裂和消亡。
用物理现象来解释婚姻,听上去很有道理。
而我目之所及的婚姻,无论存在还是消亡,竟都很符合这一原理。
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我认识的离婚的女同学们,还是同学身边离婚的同龄人们,普遍共性是——婚是女人要离的,女人是在无奈之下离的,因为女人变得越来越强,而男人要么跟不上、不上进,要么是事业受创后出轨、赌博,又或者是双方关系失衡后渐行渐远。
一句话概括:曾经在婚姻里当原子核、是家庭中心的男人,逐渐失去了中心地位,这一地位转移到了女人身上,但它不符合父权社会长期规训下的男女心理与权力结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无法适应新情势,于是只能分崩离析。
说了这么多,都代表了我看完《坠落的审判》后的复杂心情,以及对这些年耳闻目睹的回想。
电影非常精彩,尤其是审判中回放的夫妻吵架的那段录音,是全片高潮,堪称经典,亦成为无数婚姻生活的缩影。
最有意思的是:出自女性导演之手的作品,让这对婚姻中的男女地位“性转”了,妻子是强者,丈夫是弱者。
于是你看见吵架中的男人变成了“怨妇”,声声控诉家庭生活中分工的不对等、妻子的冷漠、她出轨带给他的伤害……这真是银幕上少有的让人感叹万分、五味交织的时刻。
终于,女导演让女人也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让男人也体验一下每天沉陷于带孩子、辅导作业、做家务的琐碎,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却被伴侣说“不要再抱怨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的委屈。
而这,正是全天下大部分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性日常。
电影中,当男性遭遇这一处境时,结局是惨烈的:男人死了。
虽然从始至终导演都未明确揭示男人是怎么死的,甚至因此引发了对女主的法庭审判——是否是她谋杀了他?
抑或男人是自杀?
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倾向于男主自杀,因为我想不出女主有什么动机要杀掉她的丈夫。
即便为了小说创作,在真实生活中也不至于此。
当然,很多人虽认为男主自杀,但也认为女主是有罪的——她的冷酷,她的缺乏同情心、同理心,逼死了他。
只能说见仁见智吧。
而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即便在法国这样一个看似平权的社会里,当男人成为“家庭主夫”,扮演“照护者”角色时,他的内心世界也是失衡的。
他的欲望、野心、骄傲让他无法安心于这样的现实和日常,妻子的成功更让他不甘甚至愤怒。
当然,或许并非所有男人都是如此,也有男性很享受带娃当奶爸的生活。
但你知道,在全世界这都算少数。
我们身处的世界,大部分男性仍然被规训和期待事业有成、有钱有势有地位有身份、担当家庭核心,而女性则必然是后勤保障,是照顾家庭成员吃喝拉撒的抚育者。
一旦男女角色颠倒和逆转,不是关系分崩离析,如我的女同学们那般,就是矛盾激化到失控,比如电影中的男女主。
而如果仔细分析双方激烈争吵的一幕,你会看到以爱为名的婚姻关系之下,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纷繁复杂。
爱、权力、利益,始终是流动的,能否适应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是每一段亲密关系中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正是我想要做的,通过分析经典的吵架场景,分析婚姻中的权力关系,以及双方表面语言之下真实的诉求。
所以以下内容涉及剧透,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还请谨慎阅读。
2、 糟糕的婚姻生活有一个常见现象:因为一件起眼或不起眼的事情发生争执,随后逐渐升级和失控,多年积累的矛盾和情绪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最后以暴力或分离结束。
电影中,双方因女主即将外出开会,而就带孩子的分工展开讨论。
很快,男主将它上升到自己的核心诉求:重新分配双方在家庭生活中的时间和劳动,他要更多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写作。
这其实是婚姻中一个相当重大的议题。
对它进行调整,就是对两人权力关系的重新分配。
但在这个世界上,权力洗牌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大多伴随着刀光剑影、流血牺牲。
即便是只涉及到两个人的婚姻关系也是如此,攻击依靠语言,伤口则在内心。
尤其是两个熟悉亲密的人,往往最清楚对方的软肋在哪里,说什么样的话最能戳到痛处,让对方痛不欲生。
而最终,和所有的权力调整一样,它的实现依靠的不是同情、理解、爱这些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实力。
电影中,女主明显是强者,男主是偏弱的一方,所以当男主提出诉求后,女主的反应必然是拒绝。
女主给出的理由也相当实际和“正确”——当初是男主选择让孩子在家里上学,因此理应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付出时间去教育和陪伴小孩,现在怎么又出尔反尔,让别人为你的决定买单呢?
女主的说法自然是说得通的,男主无力反驳,便使出了另一招:再次重申自己的需求——“我需要时间开始写作,就像你一样”。
女主的回应带着强者的自信和理所当然:“那就去写,作家不会因为孩子和家务就停止写作。
”男主的诉求得不到女主的回应和满足,便逐渐将矛头指向女主,开始了对女主的攻击。
且随着女主清晰理性的反驳,男主的攻击逐渐非理性。
他将女主塑造为强权者,“强加你的节奏、时间利用、语言、生活方式、说话方式、饮食方式,甚至是做爱方式”,哪怕身为德国人的女主跟着他从伦敦回到他的家乡法国乡下,女主的行为在男主那依旧是“在你的地盘上迎合你”。
随着吵架的深入,双方也来到了彼此关系和内心伤痛的深水区。
男主指责女主带来的一大伤害:出轨。
女主却反驳说,这是因为孩子出事后,你拒绝和我做爱,“我可以不做爱,但不能永远。
”说到底,这是女主为了自我拯救而找到的解决办法。
男主则指责说,她只顾自己,根本不在乎这一解决办法是否会伤害到他和孩子。
至此,双方关系中最艰难、最核心的部分已然清晰:孩子意外遭遇车祸失明,而双方都认为男主对此有一定责任。
这成了双方内心最深的伤痛和裂痕,也是两人搬家、重构生活方式的起因,是彼此关系失衡的关键点。
而在如何面对孩子受伤给彼此人生的毁灭性打击上,双方也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女主在努力自救,男主想要弥补孩子,却让自己的工作与生活陷入泥潭。
更可怕的是,身为同行的妻子越来越成功,带给他更大的刺激和失衡。
他对女主提出的诉求和攻击,其实是压抑、痛苦情绪的释放,也是求救的信号。
但女主因为儿子不可逆的失明而对他怀有怨恨,内心已断掉了和他的情感联结。
而当男主以儿子之名攻击女主时,彻底激怒了女主,她说出了最伤害男主的话,指出了他的无能和失败:“你无法面对自己的野心,所以怨恨我,但不是我让你沦落至此的。
你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牺牲自己。
你的骄傲让你的头快炸了,以至于你连一个初步的想法都想不出来。
你四十岁大梦初醒,需要找个人来当替罪羊。
你被你自己的标准吓得瑟瑟发抖,你害怕失败!
”
理性地讲,女主说的是对的。
但“正确”,有时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是不必要的,也不是对方需要的。
女主看不到对方的真正需求,看不到对方的脆弱与危险。
正是这些正确的话,彻底将事业失败的男主推入了深渊。
但也不能因此说,女主应对男主的死负责。
他们的攻击是相互的。
而她没有看到、没有回应男主的求救信号,不等于带着清晰的恶意和动机主动杀死对方。
一段因爱而始的亲密关系沦落至此,是人世间普遍又惨烈的悲剧。
3电影中,男女在家庭分工和角色逆转上有一个刺激因素:孩子的车祸。
因此才有了这出不符合男性中心的婚姻关系,让男性置身于无数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沉陷于照顾和抚养职责中,被琐碎的家务和日常消磨了精力,失去自我,不被看见和理解,逐渐凋萎,失去生命活力。
大多数女性不需要什么特殊事件,而是在从古至今的社会规训中,无意识地进入了这样的关系和角色之中。
这些年的女性意识觉醒,才让她们的困境和苦闷逐渐被看见。
一如这部电影所呈现的那样。
豆瓣的影评中,一位网友的留言也揭示了这种真相:“和性别无关,真的就是哪个在家、哪个带孩子,哪个倒霉吗?
可能只有全职那个人才知道,家庭的琐碎有多消磨一个人,时间、精力、梦想,都会在日复一日的鸡零狗碎中让你身心俱疲。
如果你原本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更受不了自己原地踏步、另一个人却越来越闪耀。
夫妻也是这样,也会嫉妒。
如果这时候另一个人没有同理心,觉得所谓的你是你、我是我,跳出来理直气壮地说’我为自己负责,我养家我有什么错,你不思进取还是我的错吗?
你之所以现在这样是你能力不行,是你没有抓住机会’,另一个人会怎么想?
那绝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只不过,现实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女性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和后果,在婚姻中逐渐被消磨,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
但她们的劳动和付出却常常不被看见,甚至因没有收入、社会身份、良好的事业而被忽视甚至看低。
这也是《坠落的审判》的意义所在吧。
影片对于坠落真相的揭露不多,更多是对两性、亲密关系坠落过程的呈现。
希望观众能在影院更深入、沉浸式地去体味男女主间的关系,并由此思考现实中你我的人生:当男性成为婚姻中的“怨妇”,那些被遮蔽的婚姻现实、权力关系、弱者的处境,是否才会更被看见?
小切口,用悬疑片外衣,讲述一起本无悬念的自杀事件。
揭开是两性观念冲突。
整部电影看似“剖析”死因,实则从头至尾在剖析男人和女人。
一个能力平庸、性格懦弱的男人,和一个才华了得、较为强势的女人 之间发生的悲剧。
悲剧发生有两个关键推力:男人疏忽导致儿子失明,女人出轨。
But,如果是一个能力平庸、性格懦弱的女人,和一个才华了得、较为强势的男人,然后男人出轨,女人疏忽导致儿子失明,那这个悲剧结局基本上不会成立。
单是男人出轨这一项,现实中多少女人都忍了?
男人出轨,女人跳楼的,少见。
而电影里,开头,妻子和女孩谈话(妻子是双性恋,被视为精神出轨),两个小时后,丈夫跳楼。
妻子出轨是直接原因,丈夫存在心理障碍(抑郁?
)是主要原因。
这就有个问题:为何对于同一种现实,男女应对方式和后果差异这么大?
答案是观念差异。
父系社会以来,男性习惯性占主导地位。
主导工作,主导金钱,主导观念,甚至主导doi的姿势。
这种观念不断强化,最终让男人认不清自身、更认不清何为女性。
“坠楼死亡”是男性长久盲目自信导致的自食其果(的隐喻)。
男人必须事业成功,否则生不如死;丈夫必须比妻子能干,否则生不如死;男人不能把所有精力用来做家务、带孩子,否则生不如死;男人出轨是本性难改,女人出轨就天理不容。
这种关于两性的人设故事,前提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坠落的审判》将这两种人设颠倒了过来。
当然,现实中,女强男弱的两性关系也不少。
只是这部电影,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更有剖析价值。
庭审戏挺有意思。
控诉检察官是个男性,似乎逻辑缜密,极其擅长推理,结果证明都是瞎哔哔。
最终,小孩子的证词,让这场剖析得以盖棺定论。
成年人要向儿童学习,这句真理(我说的)永不过时。
妻子虽然出过轨,虽然有家暴倾向,虽然不是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但电影结局澄清了妻子的无辜。
导演显然是站女人这边的。
但正如电影结局那句台词所说:“你赢了,却什么也没得到。
”没有人完美无缺,没有人经得起“剖析”。
一次剖析,轻则伤痕累累,重则性命不保。
作者:Scott Roxborough / The Hollywood Reporter(2023年5月23日)校对:鸢尾花译文首发于《虹膜》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叶的新片《坠楼死亡的剖析》对真实犯罪这一题材进行了敏锐、细腻且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创新,该片于本周一在戛纳电影节的全球首映中获得了影评人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部影片由德国女演员桑德拉·惠勒——因在2016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托尼·厄德曼》中的表演而大放异彩,并在特里叶2019年的剧情片《西比勒》中担任配角——扮演女主角桑德拉·沃伊特,她是一位成功的德国小说家,因涉嫌谋杀她颇为失意的法国作家丈夫塞缪尔(塞缪尔·泰斯饰)而在法国受审。
该事件唯一的证人是这对夫妇11岁的视障儿子丹尼尔(米洛·马查多·格拉纳饰)。
这种情节设置似乎指向了「她到底是不是凶手」类型的悬疑惊悚片,类似于《本能》或HBO最近的剧集《阶梯之间》,但特里叶似乎对推理不感兴趣,而是聚焦于司法制度对虚构叙事的使用——当缺乏事实时,检方会对动机进行联想——以及构成这些故事基础的保守的、往往涉及性别歧视的假设。
霓虹影业(Neon)在《坠楼死亡的剖析》首映后不久就拿下了该片的北美发行权(译者注:Neon负责发行的影片连续四届问鼎了戛纳金棕榈大奖)。
特里叶跟我们分享了她对真实犯罪故事的迷恋,她如何为惠勒塑造本片的核心角色,以及在银幕和法庭上的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细微差别。
问:桑德拉·惠勒在这部影片中演得太棒了。
你创作这个角色时是否就在考虑她?
特里叶:是的,我和桑德拉认识10年了,当时她在一个电影节上给我颁了一个奖项。
当然,和几乎所有人一样,我也看了《托尼·厄德曼》。
那部电影和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很欣赏玛伦·阿德,她的影片也给了我不少灵感。
我的脑海中确实时不时会出现桑德拉的身影。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西比勒》中的角色交给她,那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小角色,但她的表演仍然非常惊艳。
她有一种非常艺术的表演方法,与人们在法国演员身上看到的非常不同。
她从戏剧舞台出道,对自己的表演有非常强的信念,甚至肢体上也全部投入其中。
正是在拍摄《西比勒》期间,我有了为她量身打造一个角色的想法。
我的首要想法是主要用英语来写这个故事——关于一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作家,因为我觉得语言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东西,而且当你想和一个外国女演员合作时,语言应该是围绕这个外国角色的核心要素,她在外国被审判,不能用母语为自己辩护。
语言是情节的一个关键方面。
问:这部电影的结构非常符合真实犯罪故事这一类型。
你是这种类型的忠实粉丝吗?
特里叶:我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而且也常常看这种类型的电影和剧集。
所以它们的确会为我带来灵感。
我一直都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拍一部以审判为核心情节的电影。
但是,作为这些剧集和电影的观众,或者当我阅读或观看它们时,我得到的印象往往是,故事太简单、太浅显。
最终的判决结果总是太过明显。
我不想剧透这部影片,但它的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
我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之一是保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东西,甚至在影片结束时仍然让人处于谜团之中。
我和联合编剧阿图·阿拉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围绕案件和审判不断提出问题。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推理片,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部关于夫妻关系的电影。
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利用谋杀案审判这个设定来剖析一对夫妇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孩子,但没有共同语言。
对我来说,这就是故事的中心,审判只是一条副线。
问: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似乎是现实与虚构的对立,以及我们如何将现实世界的事实变成叙事性的故事。
影片中的这两位作家所做的工作是半自传性的;他们将自己的真实生活作为小说的素材。
此外,在司法系统中,控方和辩方的律师使用非常模糊的事实来创造不同的虚构故事。
特里叶:正是如此。
我认为法庭是一个我们的生活被虚构的场所,在这里,一个故事或某种叙事会被强加于我们的生活之上。
法庭里的每个人都在讲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叙事,而一切都离真相很远。
甚至桑德拉和她的辩护律师也与真相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歪曲现实,以便能够为她辩护——这也恰恰是检察官试图给她定罪时的做法。
这个体制对于她的生活方式有诸多评判标准。
在为这部电影做研究时,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在2023年的今天——女性理应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就生活的选择而言,如职业选择或性开放,女性都往往会受到负面的对待。
桑德拉的双性恋身份在该案中被用来攻击她。
我想说的是,这些审判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噩梦,因为你自己的生活被剥夺了,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虚构的故事,并没有真正试图达到真相。
我对真相和试图通过故事寻求真相非常着迷,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故事中的一个核心情节要素涉及这对夫妇吵架的录音。
这段录音在审判中变得非常重要。
这样的录音本应是一种绝对的证据、明确的事实。
但即使是这段录音也被检察官断章取义地使用。
它变成了虚构的材料,被用来攻击桑德拉。
每个人都完全脱离了实际发生的真相,并围绕着制造出不同的虚构故事。
问:说到那段录音,它是怎么制作的?
你们是在片场当场录制的吗?
特里叶: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那场争执的戏花了我们两天的时间来拍摄。
而且,从一开始,我与联合编剧一起写剧本时,我们对于这场戏并没有达成一致。
创作这场戏实际上也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于它的意义的争吵。
在拍摄时,桑德拉想在一天内完成整场戏,她不想停止或中断它。
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后来,我们在第一天就拍完了。
然后在第二天,我看着他们,意识到,即使我们有了所有需要的材料,从视觉上看,这两个人似乎都无法停下来,不间断地演完了整场戏。
所以我们一直开着摄影机,拍下了这场完整的争执戏,可能有12至14分钟长,结局非常暴力。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一直对声音非常着迷。
我更痴迷于记录声音而不是影像。
因为你不能像影像那样用声音来欺骗观众。
真相就在那里。
这是你会在犯罪故事和审判中看到的东西,观众对声音很着迷,他们能感觉到这种程度的真实性。
但还有另一个方面,你会在声音中感到永远无法通过影像创造出来的情感力量和忧郁氛围。
甚至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我们率先做出的决定之一是,省略一些影像而专注于声音,这将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一些寻求故事真相的素材。
问:采访时间快结束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非常简短而重要的问题:影片中的狗,一只边境牧羊犬史努比(Snoop),在剧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几乎锁定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狗狗金棕榈大奖。
与它合作是否是一个挑战,你是如何将它融入这个故事的?
特里叶:嗯,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史努比将是丈夫的替身。
他不只是另一个角色或某些到处跑的动物。
在许多方面,他代表了这个死去的丈夫,这个缺席的人。
我们还拍了一个最后被剪掉的场景,史努比在那里呕吐,很明显,它是替代塞缪尔的存在。
我以前也和动物合作过:我此前的电影里有过猴子和狗,我知道和动物合作往往不太容易。
但这次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帮助,他们一直都在为这个行业训练动物。
史努比的女主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她帮助我们让它完全融入到影片之中,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一些场景中,我们的镜头位于狗狗的高度;我们从它的角度看问题。
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影片中的角色,这对我非常重要。
原文链接: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anatomy-of-a-fall-director-justine-triet-interview-1235497578/
很真实。
婚姻和感情中,人有时候会把自己的无能无力归咎于对方身上,期盼她/他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包容自己,被裹挟在愧疚之中,从而自己的过错、自己对人生的不负责任,都变成了对方的错。
但是,妻子/丈夫终究不是无条件的家人,但凡对方有点自己的思考,就不会那么容易被pua。
人还是要自己心理稳定健康,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自己不成熟的时候,渴望通过男女关系解决问题,往往会是可怕的深渊。
不知道编剧是不是看过阿德勒心理学,感觉对片中丈夫的刻画,真的很符合阿德勒心理学中的目的论:为了沉溺于痛苦,自己给自己创造出条件,使其痛苦变得合理化,一步一步让自己再也走不出来,同时把错误强加于妻子之上。
很多人在评论里提到“男女倒置的婚姻关系”,实际上我认为这跟男女没有直接关系,Samuel可以是任何人:因结婚生子而放弃工作百无聊赖在家的女孩,即便丈夫支持她出去工作,也总有理由,孩子、家务、心理状态,到最后越来越走不出去,开始把原因归咎于家庭,归咎于抑郁。
她可能内心深处不想去找工作,因为害怕被拒绝,因为害怕被议论。
在妻子工作顺利时频频阻挠的丈夫,觉得自己之所以赚得不够多、升迁不上都是因为把时间给了家庭,或是因为为了妻子的工作而搬迁到另一个城市。
因为听从父母建议上了卫校没有考大学而怪罪父母一辈子,明明高考恢复后有无数次机会重新考大学,那么多人都考上了。
几十年后,依然在念叨当时机会的错失,小时侯成绩有多么优异,以此为理由要求我快九十岁的外公外婆给予她经济补偿一辈子(我60多岁的大姨)。
为什么Samuel说如果你分担了我为家庭做的事,你也没法写作了,而Sandra非常肯定自己任何时候都能写作?
因为她没有被任何思想禁锢,她只是单纯地在往前走,在积极地生活,没有自傲自卑,自艾自怜,该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了。
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一直在低谷里?
你确定真正想要走出去吗?
有时候答案可能是未必。
自己亲手搭建的牢笼往往最坚不可摧。
只有自己最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一女孩儿,她楼下邻居的猫产崽儿了,因为以前说好的要送她,女孩儿就抱了只猫崽儿回来养,养了一段时间后,女孩儿发现小猫的眼睛有点问题,去医院看了也说治不好。
女孩儿把这情况跟楼下邻居一说,邻居很爽快就回应道,那你来我家换只猫来养。
女孩儿马上说我不是这意思,小猫虽然眼睛坏了,但我还是喜欢的,只是告诉你一声。
邻居那儿却死活觉得过意不去,马上抱着那窝猫崽儿里最漂亮的一只上楼来要送女孩儿,搞得女孩儿很不好意思,一个执意要送,一个执意不收,一时间僵持不下。
这个过程就是在竞赛,比的是谁的道德更高尚,谁更君子。
获胜者是最后收下最美猫崽儿的那位,因为他妥协了,他把君子的桂冠交付对方,甘愿被当成是小人,更美的小猫装进口袋里,反倒变成惩罚。
我觉得这和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很像,一方总是往另一方的口袋里装东西,我的时间、我的事业、我的青春、我的一切……,这个口袋里的东西越沉重,他付出的越多,他头上的桂冠才会显得越耀眼越珍贵。
另一方呢,口袋满满的他其实并没想要那么沉重的负担,只是为了配合对方付出的戏码,为了满足对方戴上桂冠的虚荣,他就被迫成了一个罪人。
在这部电影里,女主就是罪人,真的站上被告席的那种,男主的付出已经超出极限,是他的生命。
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
我觉得是男主觉得自己已经把自己掏空了,怎么他的桂冠还没见着个影子?
他太委屈了,不知道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交付换来的是什么,他有些后悔曾经的付出,早知道并不能换来桂冠,我何必一直往你的口袋里装东西。
女主呢,她真真切切地认为一直都是你在主动地想往我这儿塞东西,可我从没收到过,因为我连一个口袋都没有。
我没有要求你home teaching孩子,没有要求你辞掉工作,没有要求你来回换房子折腾,都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我没享受到了你的好,甚至连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在我这儿都是存疑的。
男主的需求是桂冠,但在女主这儿别提桂冠了,他一切付出都是无意义的。
女主的人需求是对男主没需求,你处理好自己过不去的创伤就行,但男主显然觉得她太冷漠了。
一个不要漂亮猫要君子之名,一个有丑小猫就很知足了,不明白为什么硬要被塞上一只漂亮猫。
你们说这场比赛到底是谁赢了呢?
老公电脑里的那段视频文件,它时间不长,却道出婚姻真实的模样。
婚姻就是场竞赛,比得是谁付出更多,谁比谁委屈,付出最多且委屈最多的。
补充想法:将男女主性别对调是导演的巧思(现实中一般女人被家务孩子困住,男人在职场驰骋),这个对调让我们有机会换位思考,反思自己。
妻子对丈夫的道德捆绑,丈夫对妻子的高傲冷酷,这些都是我们。
文 / Annihilator全文约4100字 阅读需要10分钟 从《坠落的审判》回头看,茹斯汀·特里耶迄今为止的四部长片之间的相似性是极其鲜明的:四个女主角,从《索尔菲雷诺之战》中的记者、《维多利亚》中的律师,到《西比勒》中的精神分析师和《坠落的审判》中的作家,无一不是精英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女性;围绕着她们的职业和生活,同一些元素不断重现——精神分析、文学、宠物、作为多语者和双性恋的女性、破碎的婚姻、情感对职业关系的超越……更重要的共通之处在于,我们总能在其作品中发现同一种内在与外在的张力:女主角们的成功女性形象背后有着内在的压抑和创伤,它们在某一特定外在事件的作用下被重新唤醒或发掘,创造了外部叙事(高度戏剧性化的情节)与心理维度叙事(回忆、亲密关系和内隐的情绪)之间平行、嵌套或互为镜像的关系。
这样的结构和切入角度一点也不新鲜,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中产的、心理剧的、庸俗精神分析式的,但特里耶与她的合作者们(阿图·阿拉里、维尔日妮·埃菲拉、桑德拉·惠勒…)对人物和生活的近乎自传性的精准观察和再现,足以使作品跳脱出通常的俗套。
《坠落的审判》当然也源自同一种构思:片名(anatomied’une chute)中“anatomie”这一双关语既直接指涉了片名出现前段落中法医对男尸的解剖,也指电影后续展开的庭审对这一起坠楼死亡案的真相的分析;但当观众发现案件的唯一嫌疑人正是死者的妻子桑德拉时,便会明白,电影真正意在“剖析”的是另一重意义上的真相,即这对夫妇之间的情感和权力关系的心理真相。
《坠落的审判》的首要成功之处在于,在一部政治-家庭闹剧、一部职场爱情喜剧和一部由多重自指交错构成的元电影之后,特里耶为她一贯的心理剧平行结构找到了一种比前三者更为合适的类型外壳——庭审电影(courtroom drama):一方面,庭审电影拥有所有情节剧类型中最饱和的戏剧性(真相作为悬念)和最凝练的发展方式(严格限定的场景和事件程序);另一方面,在庭审针对被告动机的质询、抗辩等环节中,本就天然地内含了将人物心理研究转化为情节和对白的叙事机制。
此外,在场面调度的层面,特里耶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对影像形式的掌控,对技术的使用更朴素和恰切的同时,前两作中戏与戏之间极其紧密甚至抽象的节奏如今被更长也更充实、更细节化、表演更充分的情境所替代,允许观众更专注地投入于情节之中。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但在情节剧式的流畅与精彩之外,在这一效果所仰仗的“戏剧-心理”的便利结构之外,《坠落的审判》中还存在着一对更为关键的二元:“虚构”与“真实/真相”。
从这一辩证法出发,我们会发现特里耶的全部四部长片连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曲线。
特里耶最早以拍摄政治事件的纪录片开始导演生涯;而在其剧情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中,特里耶将总统大选之日街头路人的随机采访镜头与主要发生在室内的一段虚构的家庭闹剧并置在一起,政治对抗与家庭纷争在两种影像的共鸣中建立起同构性。
在特里耶此后的三部长片中,形式上的虚实融合不再出现,但故事中总有一个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虚构创作素材的创作者形象。
在《维多利亚》中,这个人物是女主角的前夫,因为小说对现实的挪用所造成的名誉问题,女主角将他告上了法庭;到了《西比勒》,这个人物成了女主角西比勒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兼作家,她将患者的情感经历剽窃为自己的小说,同时又在现实之中介入了这一段情感;而在《坠落的审判》中,桑德拉同样是一个作家,而她的高度自传化的小说中的杀夫情节在庭审上被控方抓为把柄。
Sibyl (2019)这样一个创作者形象,首先指涉了特里耶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的自传性:她与其镜头下的任何一个女主角的关系,不就恰如西比勒与她笔下的玛格特吗?
但是,正如洪常秀总是否认其作品与本人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显而易见的:他的主人公不是导演和演员,就是小说家、画家),特里耶在访谈中也对《坠落的审判》中的夫妻关系反映了其真实私生活的说法一笑置之;比起这种戏里戏外的可无限递归的八卦式对应,虚构与现实真正辩证交汇之处永远是电影的本体层面。
在这一层面,如果说《西比勒》以诡谲和模糊的交叉剪辑发现了回忆、心理咨询、片场表演与小说写作属于同一种虚构的语态,那么《坠落的审判》便是发现了庭审作为一种叙事机制的虚构性本质。
我们走上庭审的旁听席,观看一部庭审电影,阅读某篇庭审记录,根本原因总是为了获得真相。
但事实上,真相理应是调查和取证的目标,只有这一目标无法被充分确凿地达成时,只有控辩双方各执一词、缺乏决定性的证明时,真相才不得不取决于陪审团的裁定;而他们根据什么做出裁定?
哪一方的说法更“接近”真相,更“像”真相;换言之,更可信、更具说服力,甚至更有煽动性——这些都是虚构的本领。
因此,悬而未决的庭审与其说是一次对真相的“剖析”,不如说是一场比赛,比赛谁能建立起一种更强大的虚构。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例如,在两个血迹专家截然相反的证词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坠楼现场的种种可能假设中的两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排除另一个,而只能尽可能地包装以更合理的推理过程,来让自己成为更有竞争力的那一个。
别忘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理也只是一种严谨的假设,而假设最终仍是一种虚构——尽管它以真实为目的。
甚至更多时候,不是假设本身,而是假设被演绎和传达的方式使之变得雄辩:律师成为了另一重意义上的演说家,他们的遣词造句,抑扬顿挫,语气、手势与神情,一切都成为对虚构的修辞。
最好的演员不也正是这样的雄辩者吗?
或者说,最雄辩之人不也正是在进行着最具有感染力的表演吗?
正是在这一重意义上,《坠落的审判》成为了关于表演-演说的元电影:在庭审这样的情境中,演员并不真的扮演任何角色,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让虚构变得更加可信。
但是虚构无论如何可信,依旧是虚构,它与真相也许只隔着一段无限小的距离,但全部的修辞、推理和统计规律都无法填补这一距离。
回到刚才血迹专家的例子:尽管辩方的证词在各方面都明显更胜一筹,但专家在面对控方“不太可能”和“不可能”的用词圈套时,仍一改此前的自信而选择前者,因为她——以及背后执笔的特里耶夫妇——深刻地明白,虽然在庭审的虚构中,不同说法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可能天差地别,但对于真正的真相而言,无论多么微弱的可能性都不应被轻易排除。
现实案例很容易说明这一点:在最近被重新关注的朱令案中,“铊中毒”的真相在事件最初便是被医院和学校的推理所否定,最终导致了悲剧。
案件的真相就已如此充满不确定性,关系、情感和心理的内部真相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后者必定比前者幽微百倍——事实上,这样的“真相”是否真的存在都必须被打上问号。
然而,《坠落的审判》的这场审判却恰恰是对内心的审判:庭审的后半程围绕作案动机的讨论,使得电影从庭审电影的类型化外部走向心理剧的内部。
但作为其反作用力的是,这场庭审也因此滑向了更远、更危险的虚构之中:如果说一个案件嫌疑人为自己和丈夫之间关系的辩解总会被怀疑为美化甚至撒谎,那么与案件完全无关的陌生人全凭经验和证据碎片进行的揣测,岂非更加荒谬!
但在庭审的虚构机制中,这又是获取真相的唯一手段;于是我们看到了控方律师试图以小说情节来佐证案件推理,看到了精神分析师对桑德拉傲慢的笃定和谴责——一位真正好的精神分析师应该明白,精神分析情境中患者的吐露,与真相的距离很可能和小说一样遥远而微妙。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但虚构难道是这些控方“反派”的特权吗?
辩方律师多次叱责对方所说的不是真相,只是臆想,但他自己的辩护当然也绝不乏推测、想象和煽动——“桑德拉·沃耶特唯一的错在于,在她丈夫失败的领域里,她却成功了。
”这样精辟的总结陈词很容易打动在场的诸位陪审员,但桑德拉自己的反应如何呢?
律师回座后,她悄声对他说:“塞缪尔不是那样的。
”显然,这完全不是真相,至少不是她心中的真相。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影片提供了三种版本的真相:塞缪尔或是不慎跌落,或是跳楼自杀,或是被人蓄意推下。
第一种可能是桑德拉自己所坚信的,但却早在影片最初她与律师讨论辩护策略时,就因“没人会相信”的理由而被否决——再次确认了庭审是一个关于虚构与相信的场域。
当然,也许还有从未被设想的第四或第五种可能……况且,谁说亲人就一定比陌生人更接近真相呢?
也许只会加倍地困惑吧。
到头来,正如丹尼尔的看护员所说的那样,不论是陪审员、法官、律师、案件相关人士、家人甚至是当事人自己,每个人都必须在真相无从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选择,不是选择真相,而是选择对真相的某一种虚构。
来听听这个小男孩最后选择的虚构:“如果我想象我妈妈杀了他,我无法理解;但如果我想象我爸爸自杀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坠落的审判》与另一位作者M·奈特·沙马兰在精神层面巧妙地邂逅了:后者今年的新片《拜访小屋》,一部恐怖片,同样设置了一个真相悬置、选择相信的情境。
作为电影作者的特里耶自己,又何尝没有做出同样的虚构之选择呢?
看完整部电影,回想自己是在哪一刻彻底相信桑德拉不是凶手,我会选择播放录音的那一段。
这也是《坠落的审判》的特异之处:本应单独存在的声音却附加了录音现场的画面,影像的叙事性质实际上介于现场有源声音与结构性闪回之间。
如果只有声音,只有桑德拉事后的间接解说,那么我们便无法看见妻子与丈夫之间的面部神情、肢体语言乃至现场氛围的微妙变化,也就错失了二人展现出的情感以及通往真相的暗示。
矛盾出现了:说服我们的不是控辩双方的实在的发言,而是这一段不可能存在的影像,一个绝对的虚构之物;不是庭审中任何现实人物的虚构,而是纯粹属于电影的虚构。
相较而言,沙马兰从未迈出这虚构的一步,《拜访小屋》的视角与主人公们始终保持一致,只能从不可信的电视荧屏上、从窗缝中透出的光芒中看到关于灾难的启示,因此观众的相信会更加艰难。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类似地,在丹尼尔第二次听证一段中,我们看到了丹尼尔用自己的声音复述出了父亲对狗的描述,并将其读出了隐含的忧郁语义,这是丹尼尔的虚构;但如果仅仅只有他的虚构,电影是无法真正打动我们的。
更具决定性的是特里耶的虚构:她为儿子的声音配上了父亲说话的画面,在几乎重合但又微微错位的口型与语音之间,我们很难不察觉到生者对死者的极为复杂的情感——那种理解的努力,那种无法跨越的疏离。
在这场庭审之中,真正的雄辩者是特里耶和她的电影,为了站在女主角的一边,站在她们所相信的那一边,她们在叙述中加入必要的虚构;她们使用着影像的手势,演讲着场面调度的语言。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 评分表
往期推荐长评 | 眼睛睁开时的一缕美丽之景长评 | 面向、传达,立足于此的我们异见者字幕翻译计划 - 22 | 路一直走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接受采访时说:“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推理片,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部关于夫妻关系的电影。
”婚姻是被反复讨论、书写、拍摄的主题,要想拍出新意、拍出深意,并不简单,但我觉得特里耶做到了,且做得非常出色,值得在大荧幕上观看。
尤其是那场夫妇二人的争吵,只用了短短10分钟,就拍出了这段婚姻带给夫妻两人的疲惫感和无力感,令人唏嘘。
悬念贯穿始终,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部电影之所以吸引人,首先在于它贯穿始终的悬念。
电影从丈夫萨穆埃尔的坠楼开始,随后,导演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悬念,引导观众不停地思考——丈夫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观众刚刚被一些证据说服,又马上被另一些证据推翻之前的猜测。
直到电影结束,真相也没有真正意义上被揭开,一些疑问依然在脑海中盘旋:妻子桑德拉一开始的隐瞒和几乎贯穿始终的冷静,是合理的,还是为了掩盖什么?
儿子丹尼尔是做出了选择,还是单纯地说出了实话?
丹尼尔回忆父亲在车里对他说的那段话,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他为了拯救母亲而编造的谎言?
在真相这块,电影做了一些模糊的处理,给了观众更多可解读的空间,让观众把观影过程中的思考带到了电影之外,并在思考的过程中,重新反思导演对于“真实”“事实”“真相”三者的探讨。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呼应。
就我个人而言,萨穆埃尔是死于自杀。
首先,桑德拉作为婚姻里更理性、更冷静的强者,实在没有必要和动机杀死丈夫。
更何况,他们还拥有一个有视力障碍的孩子,杀死丈夫,意味着桑德拉将不得不牺牲更多的写作时间,独自承担繁重的抚养责任。
这实在不像是一个如此理性、冷静的人会做出的事。
至于自杀原因,我认为就如桑德拉所指出的那样,萨穆埃尔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
萨穆埃尔选择的生活,一步步把他推到了糟糕的境地。
他想要改变,却无从下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怪罪别人,以此来保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心。
他的自欺是最后一道防线,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失败是因为药物依赖、是因为要照顾家庭、是因为妻子不体谅,他就不用面对自己缺乏才华和执行力的现实。
人们通常不在意事实,而在意心理感受。
他们会找各种借口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恐惧,把责任归咎于他人,因为这样会让他们好受些。
他们甚至会沉浸在自怜自哀的痛苦中,做着才华横溢却身不由己的美梦。
如桑德拉所说,萨穆埃尔并非被迫放弃写作,而是主动选择不去写作,因为他恐惧失败。
只要不付诸行动,他就可以把美梦一直做下去,把自己塑造成可怜的受害者。
但是,萨穆埃尔的这道防线在最亲密的人面前破裂了。
桑德拉不留情面的抨击,逼得他不得不直接面对自己的失败。
承认自己的失败所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吵架是他试图对外攻击的方式,但是无效,反而引来了更猛烈的抨击。
当一个人无法通过对外攻击来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时,就只能攻击自己,自杀是最极端的攻击自己的方式。
至于桑德拉的隐瞒和异乎寻常的冷静,在我看来都有其合理性。
桑德拉一开始隐瞒前一天的吵架和扭打,乍看很有嫌疑,但仔细想想,难道不会被定罪,我们就能做到完全诚实吗?
如果你了解这段婚姻的全部——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意外、夫妻情感的破裂、窘迫的财务状况、无性的婚姻、出轨——你又如何能冒着被议论、被误解、乃至失去最后一点体面的风险,做到对所有人完全坦诚?
毕竟,没有人的生活经得起这般审视。
桑德拉异乎寻常的冷静,我认为是情势所迫。
事发之后,除了要面对丈夫的死亡,桑德拉还要面对警察和律师的询问,要照顾孩子,要上庭面对质问,还要被迫翻出陈年旧账,让在座的人、包括自己的儿子,全方位了解她这段一地鸡毛的婚姻。
这一连串的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巨大压力,让她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个人情绪。
如果她情绪过激,应对不当,可能会导致丹尼尔在失去父亲的情况下又暂时失去母亲,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桑德拉别无选择,只能冷静应对,最大化地减少自己和丹尼尔受到的伤害。
吵架戏的戏剧张力导演只用了一场10分钟的吵架戏,就把这段婚姻关系中的疲惫感、无力感呈现了出来。
这段吵架戏,无论是剧本还是演员的表演(尤其是桑德拉的表演),都非常有层次,极为精彩。
一开始,桑德拉试图回避争吵,安抚萨穆埃尔,让他放松,给他倒香槟,说“I love you”。
听到萨穆埃尔说很高兴花那么多时间陪伴儿子时,桑德拉还笑了。
当争吵不可避免,桑德拉表现出了更大的理性,语气开始变得强硬。
她犀利地指出,现在的生活是丈夫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强迫他,这种争吵本身就是在浪费时间,如果真的想要时间写作,就该去写作而不是争吵。
最后,桑德拉大爆发,揭露了丈夫的受害者心态、脆弱的自尊心和他为了自欺而找的借口。
表演上,桑德拉层层递进,在高潮处的爆发极具震慑力和说服力。
更让人赞叹的是,她演出了一种处于长期不良亲密关系中的人的疲惫感——每一个问题都反复争吵过无数次,都没有结果。
如果她选择保护丈夫的自尊心,争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丈夫会更加沉浸在自我欺骗里;如果她想要停止争吵,就不得不揭穿丈夫,残酷地说出真相。
通过这段争吵,我们能看到两个人各自视角下的婚姻。
在萨穆埃尔眼里,他都在围绕着妻子安排生活,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
为了妻子,他不得不在法国家乡说英语。
他觉得自己和丹尼尔都生活在妻子的舒适圈里。
在桑德拉眼里,跟随丈夫回到家乡是她巨大的让步,毕竟她原本在伦敦生活得非常快活。
要求在家里说英语,是因为她是德国人,丈夫是法国人,英语是两个人的折中选择。
从电影的其他细节里,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一个非母语国家对桑德拉来说是艰难的,比如在贝尔热面前,她被要求说法语,庭审上,她也被要求说法语。
两个人都在诉说婚姻里各自的委屈,也都有其道理。
萨穆埃尔并不是个人中心主义的。
他因为儿子的意外而深陷自责、无法自拔,陷入抑郁。
他花了大量时间陪伴儿子,照顾家庭。
桑德拉也并不是自私冷漠的。
在演练法庭陈词时,说到丈夫服用抗抑郁药,桑德拉表示想保护丈夫的形象。
而涉及丹尼尔的所有问题,桑德拉的情绪都有额外的起伏,比如听到公诉人提到儿子“几乎丧失了视力”,桑德拉表现出了明显的不爽,阐述了她希望保护儿子、让儿子像正常人一样成长的想法。
比如全片中,桑德拉唯一一次撕心裂肺的哭泣,是因为儿子表现出了对她的不信任,希望她周末离开家里。
只能说,两个人的牺牲,并没有换来一段美满的婚姻关系。
在琐碎、漫长的婚姻中,激情会消逝,失望会累积。
倘若处理不当,随之而来的便是漫长的互相抱怨、互相折磨。
一旦两个人开始算旧账,就变得没完没了,令人疲惫。
双方都觉得自己付出了更多,受到了更多伤害。
庭审会有结果,但婚姻时常是一团乱麻,捋不清是非,也没有绝对的对错。
爱和恨可以同时存在,依恋和失望可以同时存在。
当事人都未必能看清婚姻的全貌,更何况旁人。
就像桑德拉在法庭上对心理医生所说,“Sometimes,a couple is kind of chaos,everybody is lost.”对“真实”与“事实”的探讨电影里几处对“真实”与“事实”的探讨同样引人深思。
第一处是得知有一段录音后,桑德拉对律师说,那是真的(true),但不是事实(reality)。
看似无可辩驳的证据实际上歪曲了一切事实。
第二处是桑德拉在法庭上反驳心理医生,她认为婚姻是混乱的,心理医生知道的只是整件事的一小部分,她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件事。
第三处是公诉人质问桑德拉剽窃的事时,桑德拉说,人在吵架时会夸大和扭曲事实。
第四处是丹尼尔听完播放录音的那次庭审后,对母亲产生了不信任,他求助于贝尔热,贝尔热说:“当我们缺乏某个要件来评判,而这个要件又十分重要时,我们只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想要摆脱疑虑,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决定偏向某一方。
当你需要相信一件事,却存在两种选择时,你必须作出选择。
”每个人都在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倾向,创造自己的叙事,构建自己的“真相”。
真实(true)并不等同于事实(reality),虽然审判的初衷是寻求“事实”和“真相”,但几个真实的片段完全有可能拼凑出一个与“事实”相去甚远的故事,离“真相”越来越远。
当客观事实无法验证时,我们只能依靠主观判断来作出选择。
这又呼应了我们看完这部电影后的疑问——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段婚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两个问题,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有趣的是,电影留给了我们疑问,面对这些疑问,无论我们给出什么答案,都逃不开导演预设的分类——要么是用不同的“真实”拼凑出的部分“事实”,要么是我们依靠主观判断作出的“选择”。
人类的情感和关系是如此复杂,想要通过庭审上的一些生活碎片和只言片语来断定一段婚姻的真相,实在是徒劳之举。
庭审会有结果,婚姻也会有结局,但那都不等于真相。
这也构成了一种银幕内的虚构与银幕外的现实的创作闭合:现实中,很多时候是无真相可言的,就像夫妻之间没有绝对的对错、是非一样,而“现实难有真相”这一点,恰恰又被虚构的影像所还原了。
桑德拉绝对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这是一个很冷血很自我为中心的人。
一个认为出轨了只要向丈夫坦白就不算出轨,一个总是声音更大的上位者,一个争吵时率先发起家暴的人,一个丈夫刚死就和自己的律师暧昧不清的人,一个剽窃丈夫创意还要丈夫感谢自己的作家,只因为她是女人,她崩溃了,她声音大,就可以有身后的拥趸者大喊她的不容易,她最大的失败只是获得了丈夫没有的成功,呵呵。
这女的可以说是少数让我反胃的角色。
她丈夫最大的不幸就是选择了一个野心强烈的女人进入婚姻又没有能力驯服野马,结果被用爱的名义盘剥掉了生命力。
这种日子搁谁都会抑郁,搁谁谁都要疯。
角色一换,死得如果是女的,逼死人的如果是男人,不就是现在大部分女人在婚姻里经受的故事吗?
承然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有能力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但在爱情里是很难分清什么有利于自己什么有利于对方的,如果没有人在婚姻里让步牺牲,那么婚姻根本就进行不下去。
那些凭着自己三分清高,嘴上说着,我又没逼你,你这样想我也没办法的人,是我所厌恶的。
要是我,绝不会因为什么狗屁思想碰撞和这种人扯上关系。
更不会因为什么狗屁碰撞就让她读我的稿子,原谅她的出轨还给她翻新什么房子。
保持独立,保持安全,请爱你自己。
别把一条毒蛇请进自己的生活。
戛纳看的 巨好看 我超级喜欢 我觉得所有有过长期稳定relationship/经历过恐惧失败情绪低谷/对bias有体会的人都能深深的relate到
当Sandra和帅哥律师打了胜诉,如释重负地笑着从法院里走出来的时候,导演刻意给周围一切都按下了静音键,只留下帅哥律师那几声笑在空气中回响,通过电视机抵达至Daniel耳中。此时,画面里是Daniel悲伤的脸。夫妻之间可以是爱人,可以是敌人,会因为一方胜过另一方而产生一丝短暂的快乐;但孩子没有,他只有悲伤,他是这场漫长的争斗中最持久的受伤者。
我们老钟人在任何电影里都是厨子。
控制精准,尤其有一种看起来松弛,但实际上处处显露出精确拿捏和设计的分寸感。台词密集甚至过于密集了,但也并不扰人。但这电影探讨的主旨,比如亲密关系下的冷酷、时间磨损后的厌倦、被打扮和隐藏的真相,等等,所有这些明的以及还有那些暗的,都并不新鲜,甚至也没有“翻新”。也许因为年至中年,随便看看身边,所能看见的一切灰度之下的生活就足以比电影更加震撼和令人长叹,所以对于电影本身感觉有点过淡了。觉得最好的部分还是法院派去的监督员和孩子的对话。监督员说,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做选择。孩子说,也就是说我们要发明出一套你自己相信的东西。
怎么会有这么烂的片?看得我心烦气躁坐立难安精神恍惚。平庸之辈就不要碰这种题材,除了呈现出来空洞乏味,更会凸显制作方投机取巧。
有点喜欢不起来
我真的不明白 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除了法国张震
稳而已 但也是中产的陈词滥调 根本没看到什么新东西 就不说技术上的 表意系统有什么新的吗 只能接受拿一个最佳剧本或者最佳女演员奖的水平
制造了悬念但又说不清
平庸到无聊了可以说是,俩字,没劲。
虽然是我最爱的主题,但没有想象中那么喜爱。所有的感情波动都给了儿子那个角色,他的混沌和勇气显得很晶莹很坚固
不好看,怎么看都不好看,看的很艰难,冗长且无趣,整部电影给人一种一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死气沉沉且毫无魅力的一部电影,好像一个实至名归的豆瓣女神。
看睡着了,直接昏睡的那种……中间吵架戏份给我吵醒起来关视频……
以法庭对战的方式去审视两性婚姻中的对错,导演特里叶更高明之处在于将角度、深度拔高到跨国婚姻:德国人与法国人的婚姻审视之中。只能说,这一场无病呻吟的法庭戏和婚姻戏码,故事主题属实是被无限放大了,一地鸡毛的婚姻故事遍地都是,《克莱默夫妇》《婚姻故事》哪个不出众?以微观的生活呈现宏观的现实场域,性别、婚姻、男女性别权利的倒转,当女性的婚前史不断地被公众审视时,对女性的负面抨击、标签一度映射了现实,故事最后无非是女性在非母语国如何抗压、如何自我摆脱困境的主题。当然,桑德拉·惠勒值一座影后奖杯。
审判了个寂寞,女主吵个架一堆破事都能拍的这么又臭又长,期待像控方证人一样来个大反转别看这坨玩意,浪费时间,一星给高了
婚姻的真相就是,要做自己。当然人生的真相也是。
啥玩意啊 看到最后什么也没讲清楚 不会全让我猜吧????
#23NZIFF 4.5 剧本很强很现代,衬的99%业内男性创作者匮乏、老土又落伍。当司法体系建筑在偏见和歧视之上,站上法庭意味着你不仅要为自己没杀人辩护,你还要为你的性别和性向辩护,甚至要用你并不熟悉的语言。
托尼厄德曼大女主又来了,简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无能为力,做好准备,会很难过的但不是无法承受的事对方一旦什么都不接受到底是谁的困境?生活中其实不能允许一点意外,人类真的太脆弱了金棕榈
庭审插叙的吵架很绝,丈夫控诉的境况是千百年来女性一直承受且整个社会都习以为常的,但对丈夫来说这是不堪忍受到要自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