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1644年，闯军攻破北京，崇祯帝上吊自尽，在最后时刻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临死前留下最后的四个字是“诸臣误我”.作为一个粗通明史的人，我个人觉得这句话说的五分对，至于另外那五分错的，我只能说，三分在崇祯自己，两分怪天。

毕竟，一个偌大王朝的毁灭及至消失，仅仅一个庞大的外力是不足以成功的，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道理通俗得很。

反过来说，就像影片中吴又可回答孙传庭时说的——孙传庭：“你觉得，我大明朝气数已尽了么？

”吴又可：“自古王朝，始兴终乱，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

”多么的悲哀，多么的无奈，难道孙传庭不知道大明气数已尽，再也难以挽救么，他知道，他也看到了这个无法避免的结局，所以才有杀缙绅的那场戏里说的——孙传庭：“自古平天下，人心为要，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败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却一回都不能败！！！

”人心已去，还有什么能说的，缙绅不肯接济官军粮饷，漫山遍野的闯军攻城，而官军却在为五千兵马的粮饷发愁，堂堂大明朝，已经到了连五千人马的伙食都难以供应的地步了，何其悲也！！！

再往前拉回一点，看一下紫禁城中那位天下之主的表现——崇祯：“开封已被围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

”王承恩：“皇上，照孙传庭所说，此五千兵马新练而成，又缺粮饷，冒然出关迎战，恐有闪失，这可是咱大明朝最后的精锐了啊。

”是的，这确实差不多可以算是最后的精锐了，想当年把李自成的闯军打成商洛十八骑时，孙传庭何等的意气风发，可是，当年那群随他一起征战的伙伴呢？

卢象升——总督天下兵马却只能靠自家天雄军抵抗满清，缺兵少粮的情况下苦战殉国，一代“卢阎王”终于在抵抗外侮的战斗中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曹变蛟——一军总督，被闯军称为大小曹中的小曹，最后在松山大战中以身殉国，而他的上司却恬不知耻的投靠了满清。

洪承畴——与孙传庭一起打得李自成丢盔弃甲，却在松山畏缩不前，被清军偷袭粮道得手，最终不战自溃，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满清的“股肱之臣”。

十年前的明王朝，虽然危机重重，但至少名将云集，三军用命，虽然闯贼作乱，但还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但当孙传庭接到崇祯圣旨从天牢走出时，局势已变，当年的战友早已十不存一，朝廷连五千人官兵的粮饷都无法供给，一年的时间都无法给孙传庭，他接到的命令就是，迅速出潼关解开封之围。

以五千官兵独抗数十万流贼，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传庭绝对称得上是英雄，而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英雄。

可悲的是，历史从来都不曾给孤胆英雄机会，孙传庭能做的只是多让明朝苟延残喘几年罢了。

更可悲的是，他的主子，从来都不曾信任他，让他带兵的原因也只不过是因为无人可用了，电影里有一幕，吴又可夜间外出查看士兵伤情，偶遇孙传庭，孙传庭对吴又可控制疫情的表现表示赞扬——吴又可：“多谢督师信任。

”孙传庭：“我信任你，可是又有谁信任我呢？

”其实这么说起来，吴又可对疫病的控制又确实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同样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吴又可一个江湖郎中被拉来治疗大明最后精锐部队的瘟疫，孙传庭以一介戴罪之身从天牢被崇祯拿来保卫江山，结果却如此不同，吴又可最终控制了瘟疫，而孙传庭却无法挽救明朝覆亡的命运，正如吴又可自己说的，王朝的覆亡非一剂猛药可以挽回，这正是瘟疫与动乱的不同之处。

在我看来，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与电影不相关的：我对电影本身研究不多，所以对一些电影的表现手法确实不甚了解，但对于这段历史，我了解一些，我想说的是，每次看到有关明末历史的文艺作品，都有想捶墙痛哭的冲动。

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的末年有明朝末年这么悲哀，小冰河期，北方数年干旱，赤地千里，瘟疫纵横，生者十不存一，而此时朝内党争激烈，外有满清叩关威胁，明朝实际上实在是在几股外力所摧垮的，而实际上在以前的历史中，只要有其中一种，王朝的统治就已经摇摇欲坠了。

每次我都禁不住想问，为什么这贼老天就一直要不停的摧残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呢？

（这里说一句，满清入关时，我认为完全可以说是异族异国侵略，当时的女真族并不能归类为中华民族）为什么我们祖先用勤劳智慧辛苦创造出来的伟大文明就一次次败给那些茹毛饮血的落后文明呢？

不过所幸，中华民族衰败千年的气运已经到达谷底，我很庆幸自己生活的时代能看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蒸蒸日上，而不是像几百年前的人们那样，挣扎在乱世中苟活，即使贵为将军，阁老，皇帝，也对这无法挽回的气数哀叹不已。

最后再补上一些详细资料：1642年，孙传庭赴潼关编练部队，以解开封之围，但禁不住崇祯催促，仓促出兵，于郏县被李自成大败，退回潼关，这时崇祯又再加孙传庭兵部尚书衔，要求其再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适时孙传庭刚逢大败，手中有大量新兵，实不宜出战，孙传庭却道：“大丈夫岂能再度对狱吏乎！

”再次兵出潼关，柿园之役战死沙场。

让人不禁想起几年前的松山之战，洪承畴步步为营，本已有扭转局面之势，然崇祯催促速战速决，使这场明清战略大决战以明军惨败告终，更远一点，安史之乱时，安禄山以新胜之叛军攻潼关，哥舒翰稳守潼关本能保京师完全，唐玄宗却催促哥舒翰出潼关与安禄山决战，最终招致大败。

历史这东西，真是惊人的相似与讽刺......

这部影片不能当做灾难电影（的古代版）来看，以类型片的要求，它的节奏感太差，紧张气氛的营造还远远不够。

它实际上是一部相当“中国”的电影，一个王朝大厦将倾时的诸多问题它均有涉及，更重要的是，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医道仁心，都是它表现的重点。

用一些更现代的观念来考察，它也触及到一些最根本的矛盾。

比如孙传庭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战，他只是在保卫一个空头的王朝，一个抽象的观念，而不是具体的人，甚至在这个保卫的过程中，具体的人都是牺牲者。

“大明劫”与其说是一个王朝最后的挣扎，不如说是一群人在乱世里的挣扎，在这个个人的生命随时会被剥夺的乱世，不管你是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总督，是不可一世的草头王，乃至是皇帝，还是受人尊敬的名医，都在这个方生方死的乱世里沉浮。

真正的“劫”是人之劫。

大明之亡，真正亡掉的不是一个政权、一个王朝，而是“天下”，是这个“天下”得以构建起来的观念体系。

甚至这跟某一个具体的王朝都没有直接的联系。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生活在“率兽食人”的时代，每一个清醒者都是生活在末世里的。

在这个末世里最后的光是什么？

影片的结尾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乱世里，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互相厮杀，以致举家尽殁；而归隐田园、其乐融融，并且留下著作传之后世得到“不朽”的是技术专家。

这个“技术专家制胜”的隐喻有其乌托邦色彩，却也是影片矛盾的核心：技术可以为任何政治势力服务，但也无法被任何政治力量轻易绑架。

但是反过来，技术对“这个”乱世而言，也是于事无补。

技术专家远离历史的方式，是构建一个只属于特定的技术门类的历史（譬如影片中的“吴又可”之于“医学史”）。

当然，这种看法本身仍然属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代”，技术的统治究竟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技术之于历史的影响究竟大到怎样的程度——是如何高估都不为过的。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影片中的主人公吴又可不是一个医者，那编剧为之赋予的结局恐怕不会那么好，在技术之外，吴又可身上多少还体现出一些与“人性”有关的东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孙传庭的霹雳手段。

然而，无论是孙传庭的“杀人”，还是吴又可的“救人”，都改变不了那个时代，而被时代根本改变了的，是他们自己。

实际上，与历史同样冷酷无情的，也是技术，吴又可的老师赵川临死之前那悲怆的呼喊，正是映照出了技术的无情（也可以说是“自然”之无情）。

当技术需要改变的时候，与历史走到它的十字路口时一样，都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是明季究竟是不是这个路口，只有人们自己去体会了。

今年最满意的影院观影体验没有之一。

有些地方让我想起去年的1942，另一些则让我不无欣慰地感慨国内终于有了气质近似Alatriste的历史剧。

全片大抵可以看作一次祛魅之旅。

摈弃了对观众惯性想象的迁就，无所顾忌地展示着历史原初不洁的面目，冷静得一如拍摄斩首场景时亦无分毫闪避的镜头。

帝王、官宦、吏胥、士绅、军阀、兵勇、流寇、黔首、妇孺……为医者、为将者，无不困在各自的角色中，遵循各自的立场逻辑做徒劳的挣扎，终不免被同一股沉默的浊流裹挟而去——没有至高全能的道义，没有虚幻的出路，没有廉价的慰藉，有的只是真实的荒谬处境。

其实大疫之后，两个主角都已经拥有了察知这一荒谬性的超然目光。

只是吴又可听从出世之心的指引走上出世之路，让医道长存于世道之外；孙传庭则怀出世之心而入世，依旧投身于他知道会将他吞没的浊流之中，清醒地为他的世道殉死。

乱世苍生，各有各的宿命——这便是影片的“核”吧。

PS.开场攻城战，短，但是讲究，基本起到了罗克鲁瓦之于Alatriste的作用。

大部分观众并非军宅，无需太多冷僻的细枝末节来讨好；但非军宅的观众毕竟也有智商和鉴赏力，所以能够让两军穿着不太离谱的服饰摆出正经交战的架势，安排一两个如子母铳这般具有时代特征又足够醒目的细节，拍个三五分钟，我们就已经很感动了！

文/梦见乌鸦这是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王竞的电影，说来也比较悲哀，以王竞的水平在国内电影导演中应该属于一流行列。

可是知名度却与能力不成比例。

《一年到头》、《我是植物人》都是非常不错的电影，要不是去年的《万箭穿心》，恐怕能记住王竞的人更少。

有人将其归结为独立电影人在国内没有生存空间，在我看来，像是贾樟柯、王全安这些导演都是独立电影起家，他们的知名度更广一些，因为他们在海外获奖了，相当于镀金归来，档次上升的意思。

王竞的作品其实跟这些导演的片子说很像其实也不一样，同擅长现实题材，王竞生活气息更重一些，像是《万箭穿心》就是中国版的《一次别离》，我觉得这部电影比《1942》更适合内地申奥，我擦扯远了。。。。

《大明劫》是王竞第一部古装题材电影，有戴立忍和冯远征两大明星，预算飙升到了3000万，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的配乐，小野丽莎的主题曲，韩国团队做得战争特效，看上去很高端的样子，其实还是独立电影。

说道古装题材，基本上囊括了三种类型，武侠片、战争片、历史片，前两者出镜率很高，后者非常则属于大熊猫片种。

《大明劫》却不是那种人们常说的古装大片，抱着娱乐态度观赏本片的观众会失望。

这是一部历史电影，而且是一部特殊的历史电影，与《赵氏孤儿》、《荆轲刺秦王》甚至今年三月的《止杀令》这类传统历史更不同的是，《大明劫》表明讲述一段历史，实则话里有话，甚至可以说是捞偏门指桑骂槐的作品，你可以说电影里针砭时弊，也可以说借古喻今，总之里面的信息量很大，绝非单单展示一场瘟疫那么简单。

《大明劫》讲述明末瘟疫横行的史实，这个有典故，感兴趣的可以查查《明朝那些事》，按照很多史学家的说法，明朝不是灭在李自成的手上，而是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当明朝官兵丧失了大半战斗力。

崇祯十四年(1641年)，也就是电影时间的前一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

”也就是说，电影故事发生时，当地已经瘟疫横行了。

两年之后传到北京是大爆发，京师从二月至七月瘟疫大流行，“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据估计，北京城当时的人口在80万至100万，这场大疫就夺走了20万人的生命。

而《大明劫》选择了1942年这个相对空白的时期，虚构了这段故事，孙传庭与吴又可确有其人，像是孙传庭死守潼关，吴又可发明“戾气”一说和《瘟疫论》这都是比较著名的历史事件，但两个同时代的人八竿子打不着，吴又可是在苏杭一带研究瘟疫，孙传庭在陕西，因此而言本片虽为讲史，但故事是凭空虚构，本片借用这“假故事”来挖掘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深层含义。

说是瘟疫夺去了明朝江山无可厚非，史上有不少帝国差点因为瘟疫完蛋，比如拜占庭。

不过电影借用瘟疫这个模式，渲染了乱世之中的一场雪上加霜的灾难，实则是借用了很多灾难片中惯用的手法，也就是利用灾难背景来暴露更深层弊端，比如《大白鲨》中讽刺了政客为了利益仍然开放鲨鱼出没的海域，《铁线虫入侵》曝光了制药公司的黑幕，《大明劫》也是一样。

在疫情加剧的时候，明末腐坏的根基立刻显露出来，官宦勾结弄权、崇祯刚愎自用、乡绅霸占土地，为了免除赋税伪装成军士。

电影通过孙传庭的视角，展示了明末状态，甚至克扣军饷、火铳糟烂等问题也被一一曝光。

可以说这场瘟疫只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即便没有，明朝灭掉也是时间的问题。

有一段情节很能展示这种腐坏的状态，就是吴又可与孙传庭对话的一幕，前者用了《黄帝内经》做了比喻，指出当驭权之术凌驾于驭世之道时，就离完蛋不远了。

也难怪崇祯上吊前的说出“诸臣误我”这句话。

《大明劫》的“劫”字看上去是在说瘟疫，实际上指的是明朝深入骨子里的腐化，后者才是真正劫数。

在另一条主线中，吴又可展示了如何发现疫病和治疗的过程，这一段有宣传中医的嫌疑，但对于荒戾场面的展示还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空无一人的村庄、满地腐尸，兵营中的哀嚎，那种悲凉气氛呼之欲出。

这条主线之间展示了明末的战乱和疫情的凄厉景象，也旁敲侧击的指出明末腐化的基础，瘟疫是导火索，引出了很多见不得光的事件。

而且片中描写孙传庭残暴的一面，而历史对孙将军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几句发自心底的呐喊有发人深省的意味。

联系到当时的大环境，也从侧面描写了明末官员们的为官之道，在经历阉党弄权之后，明朝官员的就是以这样一种状态在官场生存，用句大俗话：用到你你是孙猴子，用不到你你是猴孙子。

吴又可幸亏沾了历史原型的光，否则依照当时的环境，这位医生最后绝对活不成。

《大明劫》这部古装电影可以说有很多王竞的招法，虽说是古代戏，但生活气息依然很浓，而且直指人心，比如孙传庭夫妇、吴又可和师父的情节，这都是王竞擅长的地点。

但本片在人物关系和冲突方面则比较弱，大概是为了这个题材做出了一定的牺牲，让电影两条主线前半部分显得有些脱节，一个在努力弥补明朝的四处漏风的根基，一个在治病救人，到了后半部分则显得顺畅多了。

人病了，无论是小小的伤寒还是可怕的瘟疫，只要有一个神医就不是问题，而国家病了，就算十个孙传庭也不顶用。

这片子总体来说不错，服装道具真.良心无误，别说国内，放到国际上能还原到这种程度的古装片也没多少，当然这些在预告片里都能看出来，我在这里主要说剧情。

片子两条线，一条线吴又可治瘟疫，另一条线孙传庭准备出征，两条线都挺有意思。

吴又可本是太医院里的一个医官，前途无量，但看不惯太医们趋炎附势、贿赂成风的丑态，故而辞官，成为游医。

第一场戏就是被一个患者家属抓走说他治死了人，最终在大堂之上证明是那家人自己换了医生换了方子，因此吴又可被判无罪。

只是由于他用药与传统药理不和，因此被勒令不准在当地行医。

对比现在，患者家属直接捅死医生，本朝⑨年义务教育，识字率高达95.9%，结果素质还不如“万恶的封建旧社会”，我真是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之后一场戏也很有意思，吴又可先是误遇官军，结果在给军官治伤的时候又遭到叛军袭击，官军全灭，他又给叛军头目治病。

叛军头目是个秀才，因为大旱粮食歉收，朝廷赋税不但不减反而增加，老百姓没活路了他才带着百姓去投闯王。

看来笔杆子领导枪杆子真是个真理，是个连淳朴的农民伯伯都懂的道理，比如本朝太祖虽然口口声声“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但自己终其一生没有开过一枪...吴又可遇到了他的老师，跟他一起到军营里治病也很有意思。

他的老师坚持使用伤寒杂病论作为依据治疗，却全然不顾他的徒弟提出的此病与伤寒存在差异的意见，而且把吴又可的邪气理论斥为巫术。

结果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瘟疫果然越传越厉害，士兵们因此拒绝吃药，这老头只能一遍一遍的哭喊“快让他吃药啊，他们怎么都不吃药啊”最后自己也感染了瘟疫，临死前绝望的呼喊“我按照老祖宗留下的方子治病，就算治不好吧，也不至于治死啊，难道真是他们来索命了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然后七窍流血而死。

对此我就一句话，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但是死抱着祖宗的方子来面对新的病情只有死路一条。

之后“吴又可の奇幻漂流”，然后领悟了庐山升龙霸，啊不，瘟疫的成因的过程我就不叙述了，当他回到军营的时候就与他命里的贵人（怎么好像怪怪的）孙传庭相遇了……孙传庭线远比吴又可线精彩，虽然他一出现是在天牢里…什么，这个斩杀闯王高迎祥，把李自成打的全军覆没只剩18骑的男人被下了天牢？

崇祯你早上吊几年大明估计就亡不了了好吗？

孙传庭装逼的表示只要5000精兵，加上潼关的兵马足够了，事实证明装逼的下场只有……。

那么在潼关等待着他的是谁呢？

贺人龙。

贺疯子也是一代猛将，但是早已腐化堕落。

在见孙传庭之前，贺疯子在干嘛呢？

答案是洗劫村庄，强奸妇女，屠戮百姓，之后拿他们的人头邀功。

这一现象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人们专门创造了一个词汇来形容这一现象：杀良冒功。

当然，在某个“屠杀狂人”眼里大概这些闯军活动区域的老百姓也是该杀的，不过此逗比已经不在了，我就不鞭尸了。

言归正传，孙传庭杀他倒不是因为他杀良冒功，而是崇祯的密诏要杀他。

“开县噪归，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曹二贼出柙，迄今尚未平定。

遇敌弃帅先溃，致使新蔡、襄城连丧二督也”这就是贺疯子的罪状。

当着甘陕之地的文官武将的面公开处死贺疯子，也是孙传庭为自己立威。

与此同时，贺疯子的亲兵也全部被杀。

那场戏里面明军的手炮队因为没来得及后撤，还被叛兵杀了几个，这个细节相当好。

杀了贺人龙，孙传庭以为自己的日子会好过，但是他错了。

让士兵们操练，火绳枪打不中靶子，五门大炮两门哑火，有的火绳枪甚至是坏的，然后，还有瘟疫。

武器是首要问题，孙传庭质问工匠，为何武器坏了不修？

答案就两个字：没钱。

之后孙传庭又视察粮库，结果粮官企图用装着泥土和沙子的粮袋蒙混过去但是玩脱了，孙传庭在盛怒之下杀了他，却被他的幼女目睹…如果看到这里的小伙伴觉得这粮官真是胆大包天，大朙真是腐败透顶，请自行百度1998年南陵粮库造假事件，那可是当面欺骗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镕基自己的评价“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

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

”当然最牛B的是，这一造假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的倪发科，居然没受到任何处罚，两年后还升官了，直到2013年才被处理，已经官至安徽省副省长…粮官你太苦逼了，得罪个小小的陕西总督就被杀了，要是生在本朝，你可以当面欺骗内阁首辅，不但死不了，还能继续升官发财哩。

缺钱是问题的核心，孙传庭去找土豪做朋友。

土豪确实愿意跟他做朋友，但是不愿意给朝廷出钱，孙传庭张口要10万两白银，土豪们多的给出500两，少的只给50两。

孙传庭气愤不已“门外那些是你们给孙传庭的，这些是你们给大朙朝的，大朙朝要是亡了，你们给孙传庭有什么用！

”同上，要是小伙伴觉得这些土豪真是胆大包天，大朙真是腐败透顶，想想本朝，土豪们不是照样给官员豪车豪宅现金珠宝，却偷税漏税吗？

至于瘟疫，孙传庭倒是一开始没当回事，医官不行就杀了换一个呗，当然，当最后一个医官也被他杀了之后，真正的问题就来了…幸好这时候，吴又可来了。

吴又可和孙传庭这一文一武开始分工合作，吴又可治病，孙传庭秘密清查被土豪们占领的军屯，一切貌似走上了正轨。

但是崇祯隔三差五催孙传庭出兵又不给播一文钱一粒粮食却为大朙的覆灭留下了伏笔…言归正传，在吴、孙二人夜♂里♂畅♂谈之后，吴又可又被绑架了，而且绑架他的就是之前那个秀才，话说他也是官军了，只是听说闯王有令，活捉吴又可有重赏…当然孙传庭最终搞定了他们，但这一事件，以及一个绝望的患病士兵绑架了孙传庭的老婆这一件，导致了孙传庭对于患病士兵的不信任，他开始建造牢房一般的隔离区…随着崇祯越催越紧，影片逐渐进入高潮部分。

孙传庭在与土豪们的宴会上提出要收复他们侵占的田亩，并且把与他们勾结的总兵任琦抓了起来给他们看。

谁知土豪不以为意，反而当面肛他“就凭任琦的空口白话，孙传庭你想干什么？

你能干什么？

”其实有那么一瞬我都有点敬佩这个土豪了，我等当着吧务的面作死大不了换个号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当着陕西总督的面作死，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

但是，土狼说过“人作死就会死”，于是孙传庭一句话“问得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的副将拔出短刀割断了土豪的颈动脉。

孙传庭命人宣读罪状，47家土豪处死，家产充公。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土豪抱着他的大腿求做朋友，结果被他一脚踢开。

之后他的台词可谓经典“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

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

自古道得民心者的天下，你们知道民心是什么吗？

民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一回都输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党哭着喊着也要死守18亿亩红线的原因，希望那些动了歪脑筋的土豪引以为戒。

大军就要开拔，百十个重病号却还没好，如果随军开拔可能会导致瘟疫死灰复燃。

这一问题让吴又可头疼，孙传庭却不以为意，他的解决方案是和吴又可喝酒…他问吴又可，“大明朝是否气数已尽？

”吴答曰“本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治愈”但是孙传庭没时间了，他需要猛药。

夜里让任琦进入隔离区防火，然后再令士兵包围隔离区，手炮火绳枪一通上，问题解决了。

吴又可苦笑道“将军控制疫情的方法真是远胜于我”之后夜间逃离军营。

孙传庭制止了手下前去追杀的提议，大军开拔。

然后，“传庭死而明亡”。

这片子总体来说相当不错，吴又可线平淡如水，要是剪短一点把重心放在孙传庭线上就更好了。

这片子是明粉拍的，但是明朝吧却把这片子黑粗翔，反倒是我等天天抽朙粉的洋奴力捧此片，真是患难见真情，谁才是良心一目了然。

至于此片，总结起来就是“一文一武企图扶大厦于既倒，可惜虽有报国之心却无回天之力，大朙病入膏肓，气数已尽，早已在劫难逃”人文气息不可谓不传统，但是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又怎能不动容呢？

这是一部向改革者致敬的作品，立意很高，但制作略显粗糙。

瘟疫是一个隐喻，象征着其时犹如病入膏肓的大明。

吴又可和孙传庭，这一文一武，背井离乡，机缘巧合之下在潼关一起卷入了这场危机，共同临危受命，治病救国。

这个设定，本身就很有戏剧性。

整个剧情的主线，是围绕两人互相启发、互相影响而展开的。

影片一开始凸显了孙传庭的气焰：只带五千精兵、斩杀贺人龙、收揽地方军政大权，而紧接着就制造了现实与希望的极大落差，描绘了一幅内忧外患的情景——潼关守军装备残破、府库不足、兵士倦怠，根本不堪大用，直到瘟疫的爆发，把这场危机推向顶峰。

此刻大家都很清楚，不变革，就无出路，就必死无疑。

然而，像所有的改革者一样，吴和孙首先面临的是重重阻力：传统和权威的掣肘：吴又可的师傅一再强调《伤寒论》的老方子，不肯分析新问题、研究新方法，贬斥吴又可中央的不信任：皇帝担忧兵权在握的孙传庭时久生变，一再催促出兵却不发粮饷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地方上的土豪士绅为维护自己的田产，处处阻挠孙部征地征粮内部的分裂：大敌当前，而自己身边不断地冒出吃里扒外的叛徒那些想要挽救的人，偏偏还不愿配合：得病的士兵不肯吃药最后，吴又可“重症用猛药”的一席话，点醒了孙传庭：改革没有退路，披荆斩棘也要前进。

孙传庭终于大开杀戒，直到夜袭伤兵营一幕，把全剧推向高潮。

此时孙传庭已放下了所有的怜悯和仁慈，而他与吴又可潜在的矛盾，此时已再也不能调和——同是改革家，吴是医者之心，悬壶济世，不分敌我；而孙是军人，国难当前，不能不痛下杀手。

影片的最后，孙传庭壮烈战死。

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就算此役战胜，也不可能有所善终（那些土豪朝中的内应会无动于衷么）。

他背负了改革者的原罪——牺牲无辜，他杀业深重，死是他唯一的结局，也只有其死，才能对应吴又可作为救人者的生。

吴又可发现了克制瘟疫的方法，但是最终没有救成那些病号；孙传庭励精图治，最后也没能挽救大明。

积重难返之下，人亡，国亦亡，这个劫数，终究逃不过。

世上最可悲的事，是找到了方法，却已没有时间。

改革，何必待到危亡之时。

总体拍得有点平，节奏平淡，视觉效果平淡，情绪也平坦。

似乎为了历史背景，甚至刻意地保持了一种平庸感。

对瘟疫的残酷性缺乏整体全面地了解，不敢花费笔墨地去渲染。

使得观众情绪一直达不到高位。

也许因为平凡无奇，呈现出一种自然而不加雕琢的美，使人能放心地看下去。

比奇招迭出、奇峰迭起地作死要体面多了。

明末万历与崇祯年间两次大瘟疫，死者日以万计，北方十室九空。

崇祯年间这次夺去了北京20万人口，整个国家元气大伤，说明朝因此灭亡也不为过。

本片上映于2013年，前有2003年的SARS非典疫情，后有2020年的新冠爆发。

两次疫情的残酷令人不寒而栗，但与崇祯年的鼠疫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瘟疫的惨状直到40分钟时才通过吴又可的视角刻画，太晚了点。

两个核心人物的会面也太迟了，将近戏份的三分之二了。

直到此时，吴又可才放出豪言壮语，要与瘟疫誓死一搏，这难道不该是片首的戏份吗？

孙传庭的角色忽正忽邪，设定上似乎要追求复杂性，导致角色定位有些模糊。

高光时刻是他对一众富豪说出：“这些是你们给我孙传庭的，这些是你们给大明朝的。

如果大明朝亡了，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

”孙夫人的戏份也有些尴尬，后半段解救瘟病士兵，剧情功能模糊。

收尾处孙传庭与吴又可讨论大明的处境，有一定启发性。

但话里话外透露着一股第三者立场上的冷嘲热讽，缺乏忧国忧民的热肠肝胆。

吴又可著书立说的决心，表现古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的纯粹，好评。

片尾曲古里古怪，请了小野丽莎，咬字不清。

词还不错。

一直等，等有中国味，有历史渊源，有文化沉淀的国产片可惜数年过去，拿得出手的片子寥寥。

鄙人才疏学浅，历史领悟只能用浅薄来形容，常常只能从一些通俗的书籍，电影中去寻找一些只字片语。

此片看完，很多对话，很多情景，久久不能释怀。

中华民族历18朝，能拿出来拍的题材简直数不胜数只可惜贴在嘴上的封条，让这些文人墨士放不开拳脚，能出现这样接地气，贴民生的片子实属难得。

片中【传庭】与【又可】真可谓一对知音，医国和医人，看似前者威风八面，贡献巨大，一举一动关乎国之存亡。

但是随着战事偃旗息鼓，尘归尘，土归土，入膏肓之病国又岂是一剂猛药可挽救。

最后连夫妻坟冢也在文革期间被损毁，救国不成想留名青史终成过眼烟云。

但是【又可】悟医道之根本，与世无争，博己之命也要保医稿以存世，辗转才成传世典籍瘟疫论。

影片结尾一段瘟疫论之方竟然在非典期间起到奇效，心中涌上一阵感动。

大明劫，中国劫，尘归尘，土归土，不过在轮回里反复。

医国的贡献，仅能一世，医人的贡献，才是千古。

能感动华夏子民，未必能感动外国友人；能感动尊敬历史之士，未必能感动嬉皮笑脸之人——题材的选择注定了对屏幕外知识借助的需要，如果如《神枪手之死》那般编纂，更偏重人的内心、而不是紧抓历史，可能会改善这一点。

也有一点故事上的问题：1.没有交代如何救到医官2.在救到医官的同时是将军夫人扫墓的戏，同在野外取景、颜色差不多使得两场不太相关的戏容易建立误读联系。

3.通敌者挟持夫人被杀之前只在医官被劫走的场景捎带铺垫了一下，没有感觉到阵营中有人通敌，事后将军空说有人通敌故事上却没有证据，如果加一场通敌者和劫匪密谋的戏会更好。

医官与将军夜谈一场戏拍的很好，没钱拍决战真是太可惜了，这真是良心电影啊。

怎么没让我去捐票钱

核心提示：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

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本文摘自：北方网，作者：佚名，原题：《老鼠是压垮明朝“稻草”？

明末北京鼠疫流行》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

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

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

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

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

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

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

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

互相杀食”的记载。

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

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

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

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

“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

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

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

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

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

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

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

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

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

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

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

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

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

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

这是腺鼠疫。

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

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

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

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

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

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

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

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

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

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

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

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