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1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追捕聂鲁达》，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逃亡者迷离虚幻的诗意评价了！

Pincent：具备叙事性的同时具备文学性和诗意，对创作者与被创作者、主角与配角、虚构与写实的处理以及警探的视角堪称精妙，追捕的过程也是追随，在雪山终于合体，残酷又美丽。

视听轻度迷幻，大量环绕镜头运动。

薛Tony：虚虚实实，好迷幻。

日烦夜烦：虚实之间的文学性电影，某种程度上有着法国新浪潮和前苏联诗电影的气质。

故事不是最重要的，结构和叙述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迷离而诗意。

淡水河边：很有诗意，非传统传记片立意也不错，但是这个剧本上很多点都有问题，角色塑造也感觉不太够吧，一个人物传记对于聂鲁达的介绍和描述感觉差一点。

了却烟硝：真的是浪费时间，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感到一阵眩晕。

开头说政治就不太友好了，中间追捕开始还终于有了那么点样子（然而各种巧合依然很无聊），到最后强行拔高到个人身份的认知真的很让人莫名其妙。

导演如果想讲一个追捕的故事那就好好讲，别牵扯到什么哲学性的东西，不仅显得不伦不类，大家也不会买账。

fire_storm：拉美的光怪之域，一出荒诞的追捕，大量逆光摄影在柔和滤镜下赏心悦目。

聂鲁达的一生是被文学政治和女人填充的，本片进行了颇有层次的剖析，诗人、政客，直到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

Her Majesty：调色颇似美颜相机。

如果写成小说应该很精彩了，因为足够浪漫，且故事带有文学性。

法罗岛岛主：想用梦幻的色调渲染浪漫艺术气息，奈何这粉扑扑的滤镜实在太过少女，就差没嗲兮兮地高歌一曲《我是女生》，实难和沉重的历史过往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两个极其严肃的话题联系到一起。

滤镜用力过猛全盘崩塌，常出现在东亚东南亚恐怖片中，最终效果是让电影看起来无比廉价。

结局着实感动了一下。

大大大大大白猫：也许吸引导演拍这部片的并不是聂鲁达这个人而是从聂鲁达身上抽象出来的“诗性精神”，但是后半段彻底泄了气。

建议导演多看几遍《邮差》。

我略知她一二： 我曾孤单如隧道。

群鸟飞离我身，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

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

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向诗人致敬，诗人永生，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明天我也能离开最伤心的城池。

我倾听着辽阔的夜，失去她后更加辽阔的夜，诗句一字字跌落在了我的心中。

“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

” 斯诺-纳什维尔：Oscar和Neruda这两个角色刚好代表了两个群体：一边是在政权压制下幸存下来的艺术创造者，他们仍有着话语权；另一边则是独裁统治之下不公正判决的执行者。

电影讲述着两人从未停歇的猫鼠游戏，两人都试图用对方的幻想来验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终以创造者一方的胜利结束这场游戏，而执行者一方迎来属于他的结局。

#FIFF6#DAY1的主竞赛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广角，镜头光晕，过曝的光源，游移的镜头。

阳光下的一切，都是诗。

诗人普世的爱在每个卑微的生命心头游走，没有人能抓住一个诗人，因为他无处不在。

沿海岸线纵深的追捕，一段痴迷的惦念，最终会造就两个互不相识却彼此交融的人。

我在你的诗里走过一遭，滚烫的鲜血在阳光普照的雪地上沸腾，而你也因此记住了我的名字。

Puedo escribir los versos más tristes esta noche.Escribir por ejemplo, un niño perdido, un espíritu vacío, la niña pobre, la plaza y la montaña nevada.Escuché que el aire decía que sígueme, sígueme.Sueño contigo y sueñas conmigo.Yo te quise, y a veces tú también me quisiste.Nunca nos hemos encontrado, pero te reconozco.Por las letras, por tus poesías en el cielo, sobre la tierra.Escapa, escapa, voy a capturarte.Después de encontrarnos, cántame 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sperada.Te quiero preguntar, ¿quién soy yo?Un hijo de policía o un hijo de poeta.Como una página blanca, vengo a buscar mi huella.Quiero cazarte, pero al final, entró accidentalmente en tu laberinto.Camino por donde has pasado. Huelo tu olor, tu aroma en el viento.¿De donde vine?¿De tu poesía o de nada?¿A donde iré?¿A muerte o eternidad?Llámame, llámame el nombre.Me creaste, me completaste.El viaje siguiendo, pero tú serás solo.No, estoy contigo, para siempre.

帕布罗·拉雷恩的一部邪恶华丽的电影，关于智利政治家/诗人。

帕布罗的《追捕聂鲁达》以政治歌舞开始，变成黑暗童话，以命运华尔兹结束。

听那些俗气的三拍子音乐。

节奏进入你的血液(就像血液进入最后一幕的雪景一样)。

以你的伴侣为例。

他/她应该玩得开心，尤其是如果之前确信这位智利导演(《后事》、《第一夫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惨主义者的话。

不过，最好先复习一下这位诗人/政治家的生活和工作。

否则就会是:“哦!真的吗?聂鲁达是一位同情共产主义的参议员，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智利逃亡。

我不知道。

在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歌词的同时，还发表国情咨文?”

非拉丁美洲的观众，即使部分迷失，也会认出该大陆最著名的艺术输出品——魔幻现实主义。

这是导演帕布罗和编剧吉列尔莫·考尔德龙用幻想为他们的追求情节壮胆的方式。

盖尔·加西亚·贝纳尔，疯狂的眼睛和胡子，扮演警察侦探诞生于聂鲁达的想象。

(他是费克斯探长，偏执到孤雌。

)讽刺风格无处不在，从一个富丽堂皇的沙龙开始，客人们在那里使用开放式的小便池。

然而，他的语气是权威的、狡猾的，有时是邪恶的奢侈。

而路易斯·尼科笔下的聂鲁达也配得上菲利普·诺瓦雷笔下的《邮差》:两个矮胖的、光辉灿烂的显贵的预言家，凝视着流亡者享有特权的永恒。

By：Nigel Andrews

是聂鲁达书写了警察，还是人民书写了聂鲁达不止两三位珠玉在前的大批评家们强调了聂鲁达的”幼稚“，论据是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另外就是强调电影里“没有什么政治，把聂鲁达换成一个摇滚明星也一样”云云。

这只能再一次证明德里克对中国的“后革命氛围”的准确刻画。

后革命的认识装置足以把所有大写的革命都给过滤在大脑之外，不仅可以用来改写中国历史，而且还保证脑袋里装了这种安全阀的人可以把一切“政治”与“政治”的对抗压抑进潜意识，表现为“政治”与“远离政治”的张力。

电影文本的核心其实就是“叙事”。

第一层叙事是聂鲁达如何叙述警官，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警官被“抓捕”了，被叙事彻底改写了，他最后一方面承认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警长的儿子”，一方面欣慰于自己被承认是故事里和聂鲁达一样的“主角”而非配角，含笑而去。

另一面是“党”以及党所象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叙述聂鲁达。

看起来，党员、人民和毕加索代表的国际左翼文化运动都只是聂鲁达诗歌的读者，是聂鲁达和警官猫鼠游戏的观众，尽管是明显倾向聂鲁达一方的观众。

聂鲁达写诗，传到他们手里，他们阅读，感动，聊以慰安自己。

但其实，聂鲁达才是这对关系中被动的一方。

这不仅是说，整个逃亡过程离不开党组织的谋划、安排乃至牺牲，也不仅是说，逃亡中聂鲁达一再受到人民的掩护（在妓院、在照相馆、在南部阿劳坎地区原住民的农场里），而是说，影片中，男妓、青年党员、中年女党员，以及国际左翼文化舞台上的毕加索，他们都对聂鲁达进行了“叙述”，就像聂鲁达对警察做的那样。

聂鲁达在电影里一再要求自己不要僭越为“主角”；一方面他确实有着强烈的这一自我戏剧化的冲动，他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追求逃亡过程的戏剧性；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倾向随时被党的声音打断，不论是聚会上中年女党员对他特殊地位的揭露，还是保护他的明显有印第安血统的年轻党员说”你只是想要盛大的逃亡“，虽然他在当时都好像只是开个玩笑或沉默，但之后却都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行动策略和路线。

所以，警官最后的含笑而去，其实依然是一种”误认“，他以为得到了聂鲁达的承认，承认为”主角“，其实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主角“或主人公，也就是说，没有英雄（都是“hero”）；因为真正的“英雄”，是党和它团结的人民。

让聂鲁达有力量的，不是他的诗本身，而是能静静地听他读诗的那“一万名工人”。

而只是追逐着聂鲁达，想得到他的承认，当然也就不可能真的抓住他。

这是一种布莱希特式的翻转，重要的是，请看这场追捕的“观众们”在做出怎样的选择！

他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追捕聂鲁达》的剧情实则无需赘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人生是如此的宏达，诗歌、政治与爱情，任意一个切入点都是一部仅仅两小时的电影无法完整涵括的。

Pablo Larraín选择将电影局限在聂鲁达生命中的一段时间，那段作为政治犯通辑的日子。

与Pablo Larraín上一部落入了传统传记电影形式的《第一夫人》（Jackie）不同，这次对聂鲁达人生的特写更少强调其生平，少了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是以戏中人物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的角度碎片化地、专注地讲述这段两人的“惺惺相惜”的日子。

其实电影无非是“看的艺术”，而怎么看，谁在看，为什么要这样看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关键。

简单来说，长时间的看，亦可解作“凝视“，但根据Jac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Mirror Phase），“眼睛是一种欲望器官“，因此凝视投射了欲望（Scopic Drive）。

而Lacan又说“欲望追求的是永远失去的目标“。

简洁明了，凝视来自于说旁白的警探，在对聂鲁达的持续追捕与失去中凝视。

首先，用第一人称旁知角度讲出独白是大部分传记片不可避免的，讲者身分往往是无庸置疑的。

然而在观众慢慢得知旁白的身份时，讲者自己亦开始怀疑自己的身分，一个在妓院出生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让观众也开始质疑其角度的可信度。

父亲角色的遗失可被解读成缺席对象，即凝视中的对欲望对象在场的渴望。

拥有这样身世的角色，对聂鲁达的凝视投射的渴望亦是强于常人的。

而有趣的是，正如Lacan所认为的“幻想最终只能抵达欲望自身——掏空了的现实填充物“，警探姓中的“peluche“在西班牙语和法语都代表著填充动物玩具的意思。

在聂鲁达离开妻子后，警探追到屋子询问下落，在不断转换背景，但持续进行对话的镜头下，妻子指出警探实际上是被聂鲁达创造的。

警探像永远慢一步的猎犬，按照诗人布置的线索走向被指定的道路，在警匪小说的字里行间存在。

在对话中警探询问妻子：- 我是虚构的吗？

- 是。

- 你是虚构的吗？

- 不是，我是真实的，而且是永恒的。

这里的永恒在尾声再次被提及，警探的旁白是那样渴望聂鲁达说出他的名字，唯有被说出名字，他才不再是一个配角。

“不说出就没有人会知道我存在过”的观点也揭示了存在主义哲学，一方面是萨特的个人意义方向：在电影裡面警探的意义究竟是自我赋予的，导演赋予的，抑或是聂鲁达赋予的？

另一方面是电影存在方向：究竟电影存在的价值是如André Bazin所说“电影的价值来自作者”，还是由观众所赋予，甚至是由电影中的角色自身创造的？

导演访谈中提到这部电影意在创造聂鲁达的世界，聂鲁达的宇宙。

那么何以仅靠一部分逃亡的人生段落表达这个世界，警探角色的存在一直以来只是为了衬托主角聂鲁达是如何艺术性地逃脱与抗争，但最终，聂鲁达如警探期待那般说出他的名字后，警探从棺盖下重现睁开双眼： 聂鲁达让我成为了永恒，我本来自于字裡行间，而现在我已成 为有血有肉的人。

全片的叙事者突然从配角成为了影片的主角，不再是被诗人所书写的一生，相应地，诗人的世界由他来创造，来观察，来叙述给观众所知。

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

你写下了雪和马匹，你塑造了我。

碎片式的剪辑，彷彿诗歌富有想像力般，对世界万物的重新解构。

角色间对话在不间断进行的同时，场景也在不断变换。

连续的对话创造了时空的连续感，但变换的背景却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性。

实际上这段逃亡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聂鲁达为自己书写的不在纸张上的诗？

如Pablo Larraín在导演访谈所说，是诗人帮助智利记住历史。

同样地，是聂鲁达塑造了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警探亦塑造了他。

是聂鲁达塑造了真实的人民，人民亦塑造了真实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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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blo Larraín’s biopic about Chilean Nobel-winning poet, diplomat and politician Pablo Neruda (1904-1973) (Gnecco),revolves around his at-large cat-and-mouse game with a relentless but allegedly made-up police officer Oscar Peluchonneau (Bernal) closely tailing him during thepersecution of Communists issued by the Janus-facedPresident Gabriel González Videla (Castro) in 1948.Right out of the box, Larraín archly lays bare his derogative slant toward Videla’s government by showing a then-Senator Neruda wrangle with others in the Parliament’s resplendent bathroom, before lends him a rodomontading stage of poem recitation during a private gathering, and later doesn’t hold back in sending him into a brothel for debauchery, further on, venting barbs to his loyal helpmate Delia del Carril (an age-defying Morán), whom he must leave behind in the third act when heading to the Andes mountains where he will secretly escape to Argentina on horseback. On balance, Larraín’s view of Neruda is a solid composite of varying complexities, a larger-than-life character exuding a ghost of mystique, also on the strength of Luis Gnecco’s fine performance.But essentially the film is a meta-fictional dyad of Neruda and Oscar,it is the latter's self-inspecting voice-over traverses the entire running time and whose inexorable pursuance is futile in foresight but, by virtue of Larraín’scurve-ball construct of obfuscat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fiction and non-fiction, Oscar’s quest of finding his identity (by the time of the third act, the predator-and-prey pursuit is saliently evolved into a poetic voyage),in fact strikes a more affecting chord with audience by being sublimated into a sort of existential mulling over an individual’s congenital frailty: blindly overreaching oneself to compensate for (mostly self-induced) one’s deficiency in self-esteem.Gael García Bernal effectively engineers Oscar’s painful self-sacrifice with an almost pilgrim-like piety and gravitas.On the one hand,Larraín’s innovative deconstruction-inflected modus operandi brings a wheeze of freshness in the time-worn biopic genre (so is his JACKIE 2016),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till an inchoate approach that overly relies on a director’s artistic propensity, in this instance, the whole package of NERUDA’s saturated, purple-bluish hue, starkly freewheeling camera movement, and a disconcerted accompanying score could not be every cinephile’s cuppa, notwithstanding how stimulating it might sound on paper.referential films:Larraín’s JACKIE (2016, 7.7/10); Sebastián Lelio’s GLORIA (2013, 7.8/10); Alejandro Jodorowsky’s ENDLESS POETRY (2016, 7.2/10).

【风格】难能可贵的诗意（风格）影片。

以这种诗意气质来展现聂鲁达的风格。

【视角】写人物传记，视角/切入点特别重要，影片截取了他人生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他被当局通缉并追捕的那一段时光。

因为电影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时间只有两小时，所以要讲述他的整个人生是不可能的。

好多传记影片，就是因此而导致失败。

“追捕聂鲁达”是的确发生的历史事实，但故事中发生的“追捕”，相信是虚构的，是个极有创意的“故事”。

影片的亮点之一，就是尽管影片选择了这么一小段经历，但是并没有因此削弱了对传主人物描述。

而是见微知著地展现了他的个性特质，价值观念和丰富多彩的个人世界：展现了作为历史名人的他，对美食、美酒和美女的享乐主义的态度，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真诚向往。

尤其是他对诗歌、爱情和革命——浓缩他整个人生的三个主题——的激情。

【人物设置】设置警察这个人物相当精妙，事实上，警察这个角色，就是聂鲁达的镜像，或他的第二人格。

通过警察（这个人物）和聂鲁达（他的追捕对象）以互文关系——相互映照、对抗和诘问——塑造了聂鲁达这个人物。

不仅通过警察对“追捕对象”的视角和认知，甚至直言这个追捕游戏本身这就是诗人创作的故事的实际演绎。

在好多侦探影片中，有此种“猫鼠游戏”，但将这种“把戏”用到‘真实’的人物传记影片中，的确是种很好创意。

【幽默讽刺的场景】影片开头，议会大厅内设置的小便池，议员们一边辩论一边小便。

以此来表现肮脏的议会政治。

【人物塑造和故事】当然，影片出彩之处，是在于它塑造了一个鲜活的“诗意”人物，以及围绕这个人物发生的故事。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亮点——影片视角、人物设置等，都是为这个人物和故事服务的。

【真实与故事】回顾真实历史。

聂鲁达一生中，至少有过2次重要的被追捕经历，都是被当局追捕，然后被迫逃亡他国，一次是在1949年，一次是在1973年。

影片故事讲的是49年的那场追捕，是并以他最后离开智利（1949年2月），经阿根廷去苏联，并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作为结局。

影片讲述的是这次追捕事件，整个过程富有相当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但另一次，发生在1973年的那场追捕的结局，不仅没那么幸运，简直是相当血腥——以聂鲁达的死亡而告终。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了由美国中情局策动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美国相近解密的文件真实了这点），当时的民选总统阿连德在政变中壮烈牺牲（相当悲壮）。

诗人态度鲜明的反对政变并准备出逃，但就在计划出逃的前一天，他“被送往”圣地亚哥的圣玛丽医院，随后就在那里去世（9月23日，即政变后12天），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前列腺癌”。

从事发当时起，对他死因的质疑就不绝于耳，更令人怀疑的是，聂鲁达在圣玛丽医院的医疗记录完全消失，甚至连他几年前担任法国大使时的医疗记录也找不到了。

独裁政府被推翻后，当局进行过对此死因调查，2017年，智利政府表示，非自然死亡的怀疑“高度可能”是正确的。

不久，由16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小组终于得出结论——一致否认聂鲁达死于“前列腺癌”：“百分百肯定不是。

”而此前有关媒体报道说，根据智利政府发表一份关于聂鲁达的内政部文件：“诗人被注射了一种令心跳停止的止痛药，可能导致他的死亡。

”【历史重现】影片中展现的革命浪漫主义，共产党人和底层人民（甚至土著及其领主）的同情和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

影片中对共产主义深入人心的描叙真实可信，以致远超上世纪的苏联影片和中国主旋律影片对共产主义软实力的促进、提升或增益。

故事背景是1948年的智利，原本受共产党推崇的当选总统, 在二战后的苏美冷战对抗中投靠了美国，于是开始驱逐迫害共产党。

诗人政治家聂鲁达，作为智利最知名的共产党，也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的逃亡。

电影用大胆的想象力把诗人与警察之间的追逐进行了诗意的探寻和重构，让我们更直观地体验文学和电影相互渗透结合的乐趣。

一开始就是象征意义浓烈的超现实场景，智利的议会在厕所里举行，领导人们一边解手，一边讨论政治，这样的场面本身说明了一切。

影片让 盖尔·加西亚饰演的警察通过画外音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对他的追捕对象聂鲁达的观察，他想象着自己是妓女和警察头子的儿子，带着清晰明确的信念和目标开始了追捕。

他带着鄙夷的眼光看着左翼的精英分子们，他们其实是脱离人民的。

“艺术家、知识分子、律师，他们曾周游世界，满载而归，纵情享乐，感受不到穷人的汗水。

”“共产党痛恨工作，他们宁愿烧教堂，这让他们感觉更有活力。

”诗人在逃亡，却希望近距离感受追捕他的人，不想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他每次留下一本侦探小说给追捕他的人。

随着追捕的深入，执着的警察追寻着诗人的足迹，读着他的作品，体验他的思想，他的身份开始模糊，倒在雪地里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警察头子的儿子，而是聂鲁达的儿子，人民的儿子。

这部传记片没有试图记录聂鲁达的生平，而是通过作家塑造的警察的独特视角来展开，警察通过追捕诗人来寻求自己身份的过程中，也带着观众探寻了诗人存在的意义。

在这场追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虚荣、自私，贪图享乐的一面，用一个保护他的人的话来说：“你希望利用这场迫害把自己变成圣人。

”也有对他的价值观的质疑，贫困女工指着没挨过穷的精英左翼们问“当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是我和他们一样，还是他们和我一样。

”而他本人不再是电影评判的标准，他存在的意义是他的文字。

他的文字影响了他的人民，让他们噩梦般的生活有了意义，也让他笔下虚构的人物有了血肉。

我想这正是这部传记电影让我们看到的聂鲁达，这位伟大的诗人存在的意义。

1970年春天，《巴黎评论》杂志在聂鲁达内格拉岛的家中采访了他，问了一个颇为犀利（或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说你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如果你非得在智利总统的职位和诺贝尔奖当中选择，你会选择哪个？

」聂鲁达回答道：「你无法在想象的事情里做选择。

」第二年秋天，瑞典文学院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位智利的诗人、政治家以及共产党领袖。

此前一年，也就是1969年，聂鲁达曾被推选为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然而由于左翼的分裂，数月之后，聂鲁达黯然辞去了职务。

《追捕聂鲁达》香港版海报让时间回到1949年，也就是故事开始的时间。

其时的智利政治形式可谓风云激荡，各方势力纷纷登场，以聂鲁达为首的左翼势力将冈萨雷斯推上了总统的宝座，然而很快，这位新总统就亮出了獠牙，调头开始对付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左翼盟友。

工人运动惨遭镇压，大批人士被关进监狱。

作为智利国会议员的聂鲁达也遭到弹劾，他领导的运动变成非法，他自己随时可能被投入监狱。

诗人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让聂鲁达决定转入地下活动，于是，一场漫长的追捕，一场诗人与刽子手、大众情人与秘密警察对决拉开了序幕。

《追捕聂鲁达》日文版海报影片原名「Neruda」，即「聂鲁达」，国内译为《追捕聂鲁达》。

虽然我一贯不喜欢译名额外发挥，但纵观整部影片的内容，《追捕聂鲁达》倒也不坏，直观地告诉观众电影的主要内容。

当然原片名叫「聂鲁达」亦有自己的道理。

主要原因在于，影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记片，而是一部——请允许我如此形容——融合了侦探元素的悬疑片。

由上面两张海报即可看出，聂鲁达并非影片惟一的主角。

这是两人对决的双主角影片——不过，这也许只是一种误导。

也许说到底，恐怕还是聂鲁达一个人唱的独角戏。

也许有人会说，影片是单主角还是双主角究竟有什么关系。

单主角也好，双主角也好，对影片有何影响？

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是一部悬疑片。

影片最大的悬念不是聂鲁达到底逃掉没有，或如何逃掉的——当然是逃掉了，不然如何在岛上买房子，自在惬意地接受采访，面对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智利总统的难题？

影片最大的悬念是——追捕者的身份，即他是谁。

通过他的内心独白，我们知道，他是奥斯卡·佩卢恰努，秘密警察机构的探长，不被承认的特务机构创始人奥利维拉·佩卢恰努的私生子，妓女之子，牺牲个人情感只为抓到聂鲁达。

但我们还是不清楚，他，究竟是谁？

追捕者、探长奥斯卡·佩卢恰努（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饰）作为诗人，聂鲁达却从来不避讳提及他喜欢侦探小说这一点。

他提起埃里克·安布勒、乔治·西默农、詹姆斯·哈德利·蔡斯、达希尔·哈米特等侦探小说作家的名字，就像随口提起他熟知的诗人的名字一样。

他时常为侦探小说家们鸣不平，认为他们从未得到文学评论家们公正的评价，就像他为智利工人阶级争取利益一样。

他认为北美的侦探小说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评最为尖锐的人。

他说：「没有比这些侦探小说里表现出来的对政客与警察的疲惫与腐败、大城市里金钱的影响力、北美体制所有部分里充斥的腐败，以及美国式生活更能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了。

」在影片中，随着这场追捕的深入，向来喜欢侦探小说的聂鲁达干脆自己写起了侦探小说——讲的正是追捕者和他自己的故事，一面放松自己，忘记被追捕的事实，另一方面，似乎是想用这种手段激怒追捕屡屡失手的对方。

就这一层面而言，影片可谓相当聂鲁达，以聂鲁达最喜爱的侦探小说的方式，展开整个故事，进而完成了另外一种层面上的致敬——一种文学上的致敬。

当影片步入尾声，追捕来到了最高潮。

面对步步紧逼的探长，聂鲁达几乎逃无可逃，不得不冒险求助于当地人，越过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脉，逃往领国阿根廷。

在纯净的雪山上，诗人与刽子手终于相遇——仿佛注定的结局。

影片最大的悬念随之揭晓——追捕者，探长，妓女之子，奥斯卡·佩卢恰努，正是聂鲁达创造出来的角色，正是那部侦探小说里的角色。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抵达了终点——可谁是猫，谁是老鼠？

聂鲁达塑造了他，是否他也塑造了聂鲁达？

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影片记录了诗人一段艰难而漫长的历程，同时以诗意化的语言，诗意化的镜头，诗意的篇章结束了这段历程。

就用影片最后一段话结束此文吧——「我本存在于文字空间，但现今我业已成为有血有肉之人，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