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第五季

如题，演员名叫 Felicia Pearson， 生父母都是嗑药的，在孤儿院长大。

14岁时被判二级谋杀罪名成立，六年半后出了班房。

在牢里时她学得了一个GED文凭。

出狱时是2000年。

不久后（一年之内）在一个pub里碰到了演Omar的模子 Michael Williams 。

聊了几句后 Michael Williams觉得她有潜质在the wire里担任角色，然后就推荐成功了。

主要信息都来自维基百科，看了觉得这条八卦太有意思了不容错过因此分享

看了不少评论，似乎都有国人自古浓重的集体视角。

其实这部片并不如何黑暗，说的只是事实而已，现实即不是黑暗唱主角也不是光明唱主角。

各人选择各人的路，整体上的不变并不能掩盖许多个体被拯救的意义。

正面的几个角色 并没有失败，因为他们本就没有把拯救整体作为目标。

非要说失败的，是新市长，因为唯有他是彻底被自己的目标打败了。

The Charm City本不值得，可他们依然爱着它。

McNulty naughty了大半季，他是群戏里地位特殊的那一个。

警察工作成就了他也毁了他。

他好不容易决定好好爱自己，可立马又被Baltimore勾走了魂魄。

最后以他的凝视收尾的众生相，道尽了每一个人的来过、爱过。

（Dominic West, AG, Saoirse Ronan...我感觉自己已经有某种Irishdar了）Lester Freamon一稳到底，活得潇洒。

一个小木雕赚200块，还去管局子里的那些破事干嘛。

Daniels和Pearlman神仙眷侣，不愿沉沦，那就远走高飞吧。

这一季突然get到了Jay。

这人蛮搞笑的，一边把老婆孩子的照片贴在墙上，一边每天上班看不可描述的杂志。

他和McNulty、Lester这种显然不一样，但是他对上面听从却不奉承，对下面挖苦打压却也真心尊重。

他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得很合适，也很舒服，这也是一种境界啊。

大导演McCarthy演了一个dick哈哈，Scott是怎么能脸皮那么厚，明知自己造谣，和人吵却一点不心虚？

不过和Clay Davis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的形象很有代表性，总有这么一类人，明明能力有限，却常常自命不凡。

好像周围的一切都配不上自己，在哪儿都觉得受了委屈。

本季最喜欢的角色是Gus。

他明明长得不好看，还胖，还秃，但我就是很喜欢他崇拜他。

这样的男人真的很适合结婚啊。

他周全、大度，犀利、敏感，他爱自己的工作，爱太阳报，爱Baltimore。

最后从编辑做回小记者（是这样吧？

），他也依然自由快乐。

Carcetti，良心未泯，却也对eat shit一事越来越适应。

他可是真能说啊！

AG背台词应该挺辛苦的吧。

Norman是个特别好玩的角色。

帮Carcetti成功上位，却不投票给他，会欣赏地注视着演讲的Carcetti，却也在McNulty那场闹剧曝光之时毫不掩饰地嘲笑他。

他和Gus真像啊！

Carcetti的演讲稿子都是他给写的吧？

Nerese和Clay Davis给人的观感极差。

人来人往，潮起潮落，“只有Clay Davis的一句shieeeeeeet长流。

”现在我们看到Carcetti还会跑去和Clovin握个手，道个歉，就觉得他比这俩人还强一点儿。

可等他在州政府待几年，一定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本季两大心碎时刻：Clay Davis高举胜利的双手走出检察院，McNulty被警局的同事勒索。

善良的Randy为了活下去，变成了孤儿院的bully，Michael成为了下一个Omar，Dukie放弃了自己的好脑子，他会是下一个Bubbles，还是Sherrod? Namond在Mr. C的照料下胖...胖了一圈，you lucky boy。

Marlo是个我一直get不到的角色。

最后，我的傻小子Prez, Mr. P, 这一季变成了大胡子（老油子）Prezbo。

他的老丈人最后竟然当上了局长，一时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

最后的最后，私心附上最终集一组快剪的Baltimore City。

整部剧完结了。

我想几十年后我起码应该还能想起议员Clayton Davis那夸张的发音“shit”“shameful shit”和嘴脸，甚至原本令人讨厌的角色也因为对这部剧的喜爱而变得可爱。

他明目张胆地拉帮结派地贪腐一直从第一季坚持到了第五季，而在第四季被市检察院调查，第五季他被起诉，当大家都觉得他完蛋了，观众等着看好戏，他的对手弹冠相庆，而他的队友劝他接受事实，低调应对的时候，他反手给了美国司法制度一个响亮的耳光，不仅被无罪释放，还在民众面前大放厥词、深得民心。

要说整部剧中，哪个角色是大家公认讨厌的，应该就是这个Clayton吧，偏偏是这样的角色最后还是没有得到报应，而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尽管如议会主席所说，即便他被判有罪，不过入狱2年，出来照样可以得到党团的支持，有事情做，有钱赚。

同样，还有那个专为毒贩服务的律师Maurice Levy，最终逍遥法外，没有因为洗钱、行贿被抓，反而是因此大赚一笔。

还有Marol结局不过是金盆洗手，最后还赚了毒贩1000万的信息费。

还有那个靠编造新闻上位的记者Scott最终赢得了普利策奖。

反而是Daniel坚持原则，不得已从警察局长的位置上辞职当了律师。

Lester坚持调查到最后，却没有能够伸张正义，反而差点身陷囹圄。

这部剧似乎就是要用这样的结局告诉我们这就是现实。

起码他们是用这种手法、这种结局让我们相信这就是现实，感觉这部剧真实。

而这部剧，我觉得也就好看在这种调调上。

在现实感和刺激感两者中找平衡是很难的。

刺激的观剧体验，能很轻易地吸引观众，但这样的手法只能吸引观众，很难赢得他们的认可，因为太低级了。

往往是打发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以后，或是肾上腺素飙升，或是笑的前仰后合，然后光记得这部片讲了什么，却不得它要讲什么。

而太写实的手法并不是缺少刺激点，而是吸引人的东西布置得太稀疏不够密集，让人看起来很容易分神，觉得枯燥乏味，看不下去。

而如果把一些不怎么刺激好看的东西都删减掉，就又会导致叙事不清，因果不明，于是又变得不可信。

而看《wire》我就一直觉得明明有点慢节奏，明明有点枯燥的剧情，怎么偏偏就会让我一集集迫不及待地看下去呢？

我想是因为里面的每一条线索都描写的足够细致深入，所以各线交错推进的时候，即便是有些线索推进比较慢的，拎起另外一条线索就又可以把观众的胃口吊起。

大的线索，从第一季开始，就有案件侦办之外的整个专案组的蜕变和警察局与法官之间、案件本身与警局、局长声誉之间的博弈，而第二季的辅线是码头、码头工人、公会、Frank一家的兴衰和转变，第三季是政治、街头贩毒自由区实验，第四季是街头少年的教育，第五季更是多线并进，政治、新闻、教育、司法等等。

而剧中的各个人物，可以说叫得出名字的几乎都有他们的故事。

Orma，悲情英雄，他的故事模式被好莱坞演绎了无数次。

也是比较神奇的存在，有点像是中国式的侠客。

Bubbles，彷徨、犹豫，想要改过自新，却又缺乏勇气。

想要帮助别人，又是勇气不足。

一直活在矛盾中，一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而更多时候觉得自己是个烂人，但最终回头是岸，终于回到姐妹家的餐桌前。

Marol，一个24岁就成为街头毒帮领袖的小伙子，他的两个心狠手辣的手下为他一路清除障碍。

而他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要干什么。

年纪轻轻赚足了钱，有了资本，而当我们都觉的他要丧命街头的时候，他却露了一手。

Micheal，本来以为会成为Marol的接班人，却成为了另一个Orma。

他睿智、坚毅，他拒绝Marol施舍的钱，去练拳，为朋友抱不平。

但最终兜兜转转，却还是加入了Marol的团伙。

Duquan，一个底层少年，在接受Prezbo的帮助后焕然一新，而且展现了一定的学习天赋。

本来以为他会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有一个好的前程，起码会脱离街头脱离社会底层。

可他仍旧是放弃了上学的机会，流落街头，最终混迹于以收废品为名的小偷中间，开始吸毒。

最后，还骗了唯一对他有好感的Prezbo250美元。

而在段情节中，Prezbo尽管只是出现了短短的几分钟，但是他完全演绎出了这种明知道自己以前的学生是骗他的钱，还是选择把钱给他时的那种矛盾的感觉。

看着褴褛的Duquan居然借口要去报名参加考试，想向他多借50美元。

先不说在露宿街头，衣食无着的，已经在街头混迹了那么久的黑人孩子怎么会下定决心去参加考试获取工作机会，光是这个考试在Prezbo的理解中还在读高中的年龄的Duquan是没有资格报名的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令他否定他说的是真话了。

Prezbo不忍心拒绝，他继续试探：或许我可以带你过去，如果真的可以报名，我可以开张支票给他。

但是迫不及待想要拿到钱的Duquan没有耐心陪他走一趟，居然说在学校门口等了他半天的自己今天有事，没空去报名。

尽管已经基本确定了Duquan是在骗他，但Prezbo还是没有忍心戳穿他或者拒绝他，而是抱着最后一丝丝可以挽回Duquan的希望对他说：“钱我不在乎，但过几天我会去报名处看看，如果你报名了，那么我会为你高兴，我们还是朋友。

如果没有，那么我想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样的滥好人，相信谁都当过，可能在事后也会懊悔于自己的决定，即便不是为了钱，也会觉得自己软弱，不会拒绝，甚至感到自己被愚弄了而生自己的气。

偏偏，这种对善良0.001%的期望，还是放不下。

类似这样的情节很多，正是这样深入的刻画，让剧中的人物，整个故事，整个巴尔的摩城市都变得具体而真实。

McNulty站在公路上，望向城市，画面从法官办公室、Micheal打劫轮胎店、吸毒的Duquan、调查现场的Kima和Bunk扫过，似乎意味巴尔的摩街头的一切又进入了一个循环。

看完《The wire》一部剧，感觉不只是听作者讲了一个故事，而是它陪你走过了一段人生。

《火线》这部美剧看完已经一个多月，我是在除夕那天晚上看完第五季最后一集，看完的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

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当时的郁结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可以远远的来看这部剧，写写自己的感想。

概括一下《火线》的内容，就是警察和毒贩的斗争，以此为中心，又牵扯到工会、政治、教育、媒体、个人情感等多个主题，比较详尽的描绘了Baltimore这个城市的下层尤其是黑人社会。

这个剧的特点包括没有明显的道德批判，主角不鲜明，情节复杂，近似于纪录片的拍摄方法，这些特点使得整部剧显得真实，有力量。

刚开始看第一季我觉得警察是好人，毒贩是坏人，后来随着剧情的铺陈，各色人等的加入，我的这种好坏人的观念就淡化了，直到最后我认定Clay这个受贿的政客总算是一点好没有的坏人了，结果Clay被陪审团裁定无罪，对此的忿忿不平在看完整部剧后才释然，因为Clay也不过是整个游戏的微小的一环。

这就要讲到所谓的游戏，就是体制，每个人受到所在群体的压力，想摆脱却总也摆脱不了，坦白讲，看完整部剧，里面的角色没有一个是我不喜欢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和挣扎，都能在某些时候让我共鸣，最终你能讨厌的就是这个无处不在的体制对个体的压迫，讨厌这绝望让人愤怒的生活。

Baltimore的权力结构大概能分作三层，上层是政治人物市长、议员、法官、警局高层，中层是普通警员、老师、媒体、律师，下层是毒贩、学生、港口工人，每一层把问题都向下推，通过这种方式把每个人网在体制里，除非你说你什么都不想要，也什么都不怕失去。

剧中有三个人在我看来，是对抗了这个体制，分别是Daniels、Jimmmy、Omar。

Daniels是努力向上爬的警官，同时他也想彻底革新整个城市的治安，本来他寄希望于新上任的市长，结果一次次失望，新市长和前任市长没任何区别。

没上台前说的冠冕堂皇，上台后就就变成另一个样子。

他在即将当上警局局长时，选择辞职。

Daniels可以说是彻底看透了这个体制，看透了上层人的虚伪。

Jimmmy是一心只想破案的警察，他不想升职，只想抓毒贩。

但是他所在的环境里，往往破案不是最重要的，领导的意志才重要。

于是他的命运只能是一贬再贬，最后他通过手段抓到大毒贩，自己反而被炒了鱿鱼。

Omar是很特别的一个角色，他单枪匹马，靠抢劫毒贩为生，因此他不需要一个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想要什么就自己去抢，所以他在剧中活的最潇洒，最能贯彻自己的意志，最少妥协，代价则是自己随时处于危险之中。

他的结局是在超市买东西时，被一个不认识的小孩用枪爆头。

剧中其他人或多或少都要玩这个游戏，要生活下去就得如此，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当我回想起这些角色，回想起Baltimore这个城市，是如此真实，感觉到的只有安慰和怜悯。

有人说，The wire是美国民主党内里实践派一个代表性的剧集，我深以为然。

尽管这部剧的结束看起来似乎存在着诸多的无奈，众多人的期许付诸流水，命运看起来诸行无常，然而在故事的末尾，却能够从薄暮的昏暗中看到美国这一国家所能够再次见到的光明。

就如同浓雾中森林的万物的腐败与新生交替而行一样。

而正如所有HBO的剧集一样，所有的人都归属于自己的group，制定，参与了游戏规则，这与道德无关，也与好坏无关，也与正义与否无关，也与最后的结局无关，不过是如果没有这个规则，一切皆归于无。

这是现实主义吗？

对于我来说，这是理想主义才对（笑）。

The wire是一个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故事，我没去过美国，自然无从亲身体验 巴尔的摩这个城市有多么混乱，但是毒贩，警察，破败的工业，无力的教育系统，所有剧中所存在的问题（除了新闻媒体）却似乎是广泛通用的。

越是切身所及，就越是感到疼痛，然而我也十分明了这份我所体会的疼痛，不过是因为大部分时候我只是观看的旁人，并未参与其中，只不过是我做不到视若无睹，所以镜像神经元的功能异常的发达起来，令我体会到深渊无底的痛罢了。

而the wire里的众人，和我不一样，他们尽着自己的努力去面对一切，也拼着自己的心去接受该来的结果，犹如创口上用火钳制造的烫伤封闭伤口，这种决绝的手术风格，却可以治愈行将腐败的内心。

所以，The wire这部剧集，对于我是治愈系，然而却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如果有更加温柔而精妙的治疗术，我当欣然前往。

《火线》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对于巴尔的摩这个城市的各个群体的刻画也是入木三分。

如果说《黑道家族》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精神世界的分析，那么《火线》就是对物欲横流的社会存在的写生。

在《双峰》90年代变革性的实验沉寂之后，HBO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凭借这两部巨著让电视剧的艺术价值再次被证明，直到《毒师》系列孤篇盖全美，美剧的艺术性终于登峰造极——它就是能与电影比肩的第九种艺术。

不过相较于《毒师》系列更加戏剧性的剧情，《火线》则更加贴近生活。

尤其是对于巴尔的摩的市民，这部剧更是巴尔的摩现代社会的缩影。

巴尔的摩街头一直有着“Game is the game”，“All in the game"的谚语，game在经济学中则被翻译为“博弈”，不如以博弈论之中几个比较经典的博弈为框架，观巴尔的摩的众生相。

反复学习：衰败城市的守护阵线在讲述这些博弈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贯穿全剧的一个重要群体：巴尔的摩警局的警员们。

《火线》就是因为对于描写差人们进行的各种监听而得名（the wire），镜头经常给到监控录像和录音设备，这些片段不仅给人一种类似于希区柯克《后窗》中的窥探之感，还草蛇灰线，牵动着整部剧的谋篇布局。

警官之间的微妙关系影响了他们对于重案组的态度，也决定了监听项目的命运和起伏。

在这些大案的来龙去脉中则可以窥见这座衰败的工业城市的方方面面。

这部剧和传统俗套不同：局里没有洞察一切的神探，错误、自私和愚昧的决定无处不在。

案件是在一块块拼图的搜寻当中水落石出，但为了寻找这些真相，他们会失落、犯错甚至撒谎。

警局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些上层成员的精明和下层成员的不作为：在案发之初，全局上下除了吉米对于伊旺（Avon）集团一无所知，连一张伊旺的照片都没有。

此外，第一季中就多次提到，巴尔的摩没有财力保护证人。

在专案组成立之前，只有吉米和基玛（Kima）连夜加班工作，专案组的成立则也是归功于吉米的越级汇报。

专案组里，莽撞二人组浩克（Herc）和卡福（Carv）连照片都拍不清晰，黑白脸双簧也唱不好，对基玛还曾经十分不满。

Prez先后造成了多起事故更充分显示出他的业余，直到后面破译密码和寻找线索时他才崭露头角；退休二人组一直最关心的就是退休金和加班费甚至找来了一张白人的照片给伊旺照片充数，也想出来了卖片、假摔这样的坏主意；桑尼被罗尔斯发展成了专案组中的第一个眼线，漫不经心的他还错过了发现avon去平房区的机会，难以破案时竟然听Jay的建议去算命。

这样的人凑在一起，连搬桌子的方向都没弄清楚，就像是几匹往不同方向奔跑的马，马车也是南辕北辙。

不过丹尼尔、莱斯特、吉米、基玛、赛德诺这几个人的存在则让马车重回正轨。

卡福的一句话很有意思：我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赢了——街头混混们一弄砸就会被打，但我们弄砸了能领养老金。

好员工几乎都被挤压在了下层：愣头青吉米是个工作狂，因为工作和自毁型人格，忽视了对于子女的关心（还让小孩去跟踪string），为了破案，不管上级态度，也不顾同事情面（让科尔放弃奥马尔打死stink的案件），不惜一切从女友检察官那里获得线索，也不怕让她得罪律师协会的黑帮律师。

基玛也有点类似，连夜加班的她并不同意女友生一个孩子的决定，去酒吧闲谈都不忘回忆入行的过程。

注重细节，深藏不露的莱斯特则是坚持原则之后，十几年冷板凳坐穿。

但是十几年的冷板凳教会了莱斯特一些游戏规则，比如说，不要告诉上级你最不想去的部门（可惜在此之前吉米已经和Jay说过了）。

在基玛被打伤之后，莱斯特找准上级在的机会抛头露面，告诉上级在汽水瓶上发现的指纹。

丹尼尔劝阻罗尔斯延缓抓捕行动无果后，在副局长那里正告罗尔斯不要打草惊蛇，急于抓捕，副警长同意。

吉米只知道和丹尼尔说声谢谢，但莱斯特却问丹尼尔代价是什么。

让女婿哥去查钱的时候，他和丹尼尔说了一样的话：当你跟踪钱的时候，你都想不到能跟踪到哪去！

不过，丹尼斯比总结经验后的莱斯特更为聪明，更懂得游戏的规则，他知道帮助Prez准备说辞，也知道拉欧文去压罗尔斯。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他能当上尉，并在游戏中激流勇进。

再来看看专案组之外的其他成员：Jay和Bunk比吉米更加圆滑，他们也一直在罗尔斯上校那里为吉米减轻压力，尽管他们也会做出在办公室看男士杂志和枪打老鼠的荒诞行为；科尔则和桑尼类似，没有那么高的破案率，看报纸甚至只看体育板块。

局长第十集基玛重伤时才救火式的出现，快退休的他连丹尼尔都不认识；副局长欧文则是一心升迁，给东南局长瓦尔切克卖人情不提，还告诫部下：“议员的脸和罪犯的脸一样重要，要被记住”。

罗尔斯也类似，他连吉米的工位在哪里都不知道，一心想整吉米，在第二季中也一直试图推卸案件。

东南区的瓦尔切克则更是深谙投桃报李之道，并试图带出自己的女婿。

对于他的业务水平，全剧没有直接描写，但是从第二季的一个镜头上可以窥见东区警长电脑上的蜘蛛纸牌。

这样高层的状态可以用巴尔的摩前警长客串的角色的一句话来概括：议员草坪有问题调去的警力比凶杀案现场还多。

上级的掣肘并没有让Avon集团一案被破得十分彻底，全剧中的监听是通过吉米跨级告状获批的，先后好几次险些因为内部原因中止。

专案组功败垂成可以归因为三急：丹尼尔急于立功，钓鱼收捕失败后知道案件复杂性，便不再着急；罗尔斯急于立功，被丹尼尔在欧文面前说服；但等到欧文发现案件涉及和市长克拉伦斯（Clarence）关系密切的议员戴维斯，急于平息事态减少被牵连的人时，专案组也不得不快速结案了。

压力的层层上移可见一斑。

博弈论当中有一个理论，就是有的游戏的均衡可以在无限轮游戏后达到（比如囚徒困境），这主要是反映了玩家的学习能力。

这群黑衣玩家们也在不断学习中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守护阵线。

在第一季的游戏里，每个人都在学习，上级的精明必然来源于他们极高的悟性，但下级的学习也给他们提供了进阶的通道。

丹尼尔在学，他在第二季中用二案合一换吉米进组；莱斯特在学，他终于被重新重用；吉米却是不长记性，当了海警之后对船一窍不通，但给上司找麻烦的机会一个不落。

不过这种学习学到的东西，却是因人而异的，卡福充当了欧文在专案组的眼线，浩克则在考试中成绩优异。

不过之后的学习却让他们一升一降，分道扬镳。

囚徒困境：西区毒贩的统一战线博弈论之中有个非常经典的静态完全信息游戏，叫做prisoner dilemma，两个嫌疑人都清楚：招供对方的人在对方不招供的情况下能够脱罪；如果两人都招供，则都会被判刑；如果都不招，就会被一起释放。

为了在这个游戏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嫌疑人需要在权衡利弊，进行一番内心斗争之后再做出决定。

在《火线》第一季中，Avon集团的大小头目很多都经历过这一轮博弈的考验，不同的人最终也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只不过在做决定时，除了刑期和法律责任的考量，道德的重负也成为影响他们决定的重要因素。

在第一季中，西区伊旺帮的高层还是非常团结的，Avon坐镇老巢，贝尔出谋划策，Stink冲锋陷阵，Weebey担下罪名，Bird更是扛住了压力，似乎大家都愿意为集体付出所有。

没有人会认为，这群人当中能出叛徒。

但是贝尔和团队的不同则是初露端倪，他经常思考市场需求、货源供给方面的知识，也去社区大学接受经济学课程（这个课程讲的是微观经济学的课，但是却被标记为宏观课程），在让D抓内鬼时也体现出了十足的精明。

他越来越脱离小混混的身份，走向一个生意人。

除了伊旺和贝尔，高楼区的D、博迪(bordie)、华莱士是这一季重点刻画的对象。

华莱士其实是传统观念里是这群人里比较有未来的，但却最先被做掉。

第一季对他的善良和上进是有很多刻画的：他早上叫醒一帮黑人小孩去上学，他还知道美国纸币上是汉密尔顿不是总统，也思考发明无骨鸡块的人的成就，在告诉D奥马尔的男朋的位置之后也一直非常惭愧，最后选择了和警方合作，成为了第一个告密人，也是第一个被铲除的。

不过，他在告密时选择性的没有告发D。

D也是做了很多思想上的挣扎的，尽管和孩子们吹嘘自己过往的战绩，但他平时对于社区里的孩子们还是比较好的，也希望他们去念书，还希望伊旺等人放过华莱士。

不过，他清楚地知道，棋局游戏里兵和王的区别，兵经历千难万险也只能成为后，而王就是王，就像麦当劳并不会和发明无骨鸡块的人说声谢谢（虽然无骨鸡块发明者在现实中成为富豪）。

在weebey带他去收拾东西的时候，他还以为要被清除（这个桥段有点像《黑道家族》），不过他最终还是禁受不住道德上的压力，供出了Weebey，成为三人组中第二个被清除的。

博迪取而代之，接过高楼区D的余部，但这只是循环的开始，道德的谴责将推动他走上D的老路。

很有意思的是，被警方争取到的D和华莱士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选择合作，而更多是出于内心深处的道德感。

巴尔的摩并没有经济实力去给证人提供充分的保护，囚徒的困境来自于内心。

第一季从庭审开始，以庭审结尾，从吉米对贝尔的一声“干得好”到贝尔对吉米说出这句话，一切尽在游戏中。

勇者游戏：码头工人的生机一线博弈论中另一个著名的游戏叫做“game of the chicken”。

两架高速行驶的汽车对面而行，让开的会被视为胆小者，但如果双方撞上，则会两败俱伤。

第二季的港口工人和东南警局似乎置身于这种游戏之中：他们都希望给教会捐赠玻璃而获得教会方面在市议会面前的美言，争献玻璃的冲突让他们互不相让，最终两败俱伤：一方面监听车（在第一季中投桃报李送了西区几辆）被弗兰克盗走，另一方面，一意孤行的弗兰克也换来了瓦尔切克为他设立专案组、监听电话和监控港口系统的报复，搭起了调查失踪集装箱的线，但也彻底掐断了港口复兴的线。

两虎相争，弱的一方伤亡自然更加惨重，而工会就是时代潮流中的弱者：产业的更新换代让他们被淘汰，宏大叙事面前，个体微不足道。

在东南区的钢铁厂和港口衰落之后，作为工会主席的弗兰克另辟蹊径，搭上希腊黑帮，通过走私获取分成。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希腊人走私的是什么，这也是集装箱案发生的原因之一。

所谓有样学样，大环境的不景气让Ziggy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也让尼克对高价的房子望而却步，他们也想被剪断翅膀的鸭子，怎么飞也飞不出牢笼。

于是他们开始学习他们的父辈，即使是在知道走私的物品是什么之后，还想通过希腊人获得更多货源直接销售换取收入。

Avon在狱中说“街头就是街头”，希腊人也说“生意就是生意”。

既然弗兰克叔侄愿意入局游戏，他们就得为随后的代价做好心理准备。

尽管弗兰克一直愤慨港口衰落无人施救，在看到鹿特丹的现代港口宣传后也充满革新的决心，还一直照顾需要帮助的工友，但整个港口、整个工会，包括他自己，都为他的鲁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有意思的是，瓦尔切克在弗兰克遇害后看到他这个波兰同胞的照片，也用波兰语轻柔地说“安息吧，混蛋”。

警车环游全球记兴趣之战：两场实验的行针步线第三季并没有离开“监听”这条线索，监听的剧情集中在吉米和莱斯特想方设法设计监听一次性的手机。

先是从便利店入手，后来又尝试联系运营商，最终直接返璞归真，把做过手脚的手机卖给了贝尔的手下。

关于Poot的手机还有几个彩蛋：第一季里他工作时间和女朋友打电话被D看到，第二季string用他手机很多来解释市场饱和，第三季有他扔手机的彩蛋，暗示街头混混们改用了即用即弃的手机。

除此之外，本机还有两个重要剧情，那就是贝尔和西区警长科尔文（Colvin）的两次改革的实验。

伊旺在第三季因为律师的操作被释放，对于帮派的打击几乎彻底失败；与此同时，贝尔见到出来后的伊旺，此时外面的世界也有了一些变化。

警局和伊旺集团都发起了一场改革，应对新的形势。

科尔文仿照阿姆斯特丹设立了三个自由区，而贝尔也加入了和东区的乔的联合会，并利用Omar赶走了伊旺从纽约借来的Mouzone，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洗白运动。

博弈论中有个静态游戏，叫Battle of Sexes。

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约会，他们有两个互斥的选择：戏剧和足球。

男生偏好足球，女生偏好戏剧。

他们并不和对方提前约好，只是去现场碰对方。

这个游戏可以是在不完全信息下进行的：他们并不知道对方是否喜欢自己：对喜欢对方的人来说，和对方在一起去自己更偏好的活动会带来最大的开心；最差的结果是自己单独去了自己不喜欢的活动；对于讨厌对方的人来说，最开心的是自己独自去做喜欢的事，最差的情况是和对方都选择了对方偏爱的选项。

不过因为不知道对方对自己的想法，其中一方只能通过不完全的信息来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做。

其实第三季的两场实验有点类似于这个游戏。

科尔文并不知道上级和属下会怎么处理自己，但是他在维持旧制和试行新区当中选择了自己更想试一试的后者；贝尔不知道伊旺能不能接受自己的正规化洗白，但是他也在街头暴力和联合赚钱中自己更偏爱的后者。

不过，游戏的结果却是商伤心的：科尔文在政争中被抛弃，退休之后的工作都丢了；贝尔和伊旺的友情也走到了尽头。

这个结果就相当于：独自去了更不喜欢的活动，甚至更糟糕——失去了原本同一个阵营的人，喜欢的活动也被迫中断。

之前的一对好伙伴，浩克和卡福也对新区态度不一，卡福帮助新区遮掩案件，而浩克却选择了揭发新区。

在游戏里，大家最终还是选择了不同的路。

科尔文的新区尝试其实也来源于上级降低犯罪率的施压，给药品一个纸袋。

他的实验和重案组的举步维艰形成对比：吉米因为局里工作中心的变化和伊旺的改革没有什么收获，但是科尔文的改革却让犯罪率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科尔文是明白游戏规则的：他发现对帮派小喽啰宣传新区政策没有效果，就转而向需要业绩又有一定话语权的中层宣传。

有意思的是，剧里也指出，这样的新区并不是没有缺点的：新区的治安问题和卫生问题都亟待解决。

此外，新区的出现让帮派的跑腿的小喽啰们失去了工作。

对于这些问题，科尔文都找团队认真调查，克拉伦斯甚至都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和克拉伦斯讨论的卫生专家是巴尔的摩前市长客串的），但是讽刺的是，这一试验最终却因为汤米在初选前的揭发和欧文在关键时刻的自保而失败；随后所有责任被转移到了科尔文身上，他连之前谈好的退休后工作都丢了。

当科尔文说吉米直接把贝尔写成线人是走捷径，吉米说，“你不也走了捷径吗？

（暗示自由区）“贝尔的尝试自然也是为了生意更好，但是伊旺却不能理解。

马洛（Marlo）和伊旺的人发生冲突之后，伊旺满脑子只想着报复，但是贝尔为了不让合法化的事付诸东流极力劝阻。

他本人则是每天奔波于打印店和工地，但他想给楼盘开工，就像dannis想要办拳击馆一样，困难重重，手续众多。

贝尔知道自己打通关系的钱都进了戴维斯腰包，伊旺却阴阳怪气地说，做生意就会有损失；他在跟伊旺说新区的事情时，伊旺也满脑子打仗，根本没听见贝尔在说什么。

最后这对兄弟终于决裂，伊旺向Mouzone出卖了贝尔，贝尔死在了开发公司的招牌之下；而贝尔竟然也做了线人，遗计定伊旺，在其后的抄家中，他柜子上的《国富论》格外醒目。

对于他们兄弟阋墙的原因，哥俩给出了一致的答案“只是因为生意”。

just business

just business自我标榜：拯救城市的穿针引线在第四季中，吉米终于学到了点东西，他从桑尼那里了解到巡逻轻松又体面，于是乖乖和新女友生活在一起，当起了居家好男人，局里开完会，吉米还拿开会的笔记本回家给孩子用。

失去吉米的重案组就像失去了灵魂，莱斯特独木难支，罗尔斯为了帮克拉伦斯赢得初选逼迫莱斯特停止对于乔和马洛的调查（因为涉及戴维斯），不过他也把证人被杀事件告诉汤米，换取他的好感。

莱斯特取档案科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个部门被裁减的只剩一个人了。

欧文为了帮助克拉伦斯，加大了执法力度，企图降低犯罪率，并让新人基玛调查证人案来延缓破案进度，做到两不得罪。

但是欧文的风格却引起了汤米的不满，在汤米胜选之后，罗尔斯试图积极表现，取欧文而代之，但是作为白人的汤米却不敢轻易炒掉黑人克拉伦斯，而是属意黑人丹尼尔。

浩克涉嫌种族歧视事件之后，罗尔斯甩锅丹尼尔，欧文则向汤米献殷勤，企图弥补二人的裂痕。

丹尼尔也使出手段，将空屋系列案划到克拉伦斯时期，不给汤米造成麻烦。

重案组那边，则是因为浩克的鲁莽行为逐渐陷入停摆。

后来基玛确实破案，但是因为此时汤米胜局已定，案件结果早已无人在意。

除了警局三巨头的斗法，第四季主要的笔墨实际上主要还是在汤米初选和教育系统上面。

初选和就业非常类似，候选人都需要标榜自己，虽然拥有决定权的选民和面试官并不知道应征者能力如何，但是他们必须根据这些自我标榜的信号做出决定。

这也是一种动态不完全游戏——signalling。

汤米从一开始的形象是锐意进取的，他并没有利用证人遇害大做文章，对待诱惑也能守住底线。

他和财大气粗的克拉伦斯比起来极其拮据，但他仍没有放弃，在克拉伦斯团队讨论表面工作，靠打牌赚黑钱，汤米团队在认真讨论政策问题。

不过从第三季和第四季，也能看出汤米一些利己的地方。

比如说他被科尔文带去巡逻后有所触动，但为了打击克劳伦斯，他还是选择利用新区来打击克劳伦斯。

再比如，在教育赤字求助红象州长时后者提出的利益交换面前，选择了接受赤字，放弃州长的帮助（这里州长保安是马里兰州前州长客串的）。

尽管如此，他在初选时对于犯罪问题的标榜和利用另外一个黑人候选人主抓教育问题分票的策略，还是获得了市民的信任，脱颖而出，甚至还打动了吉米，让他复出。

对教育系统的问题的展示在第一季和第二季街头混混们的吐槽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无聊冗长的学校会议和警局会议几乎在同时进行，暗示着治安问题的根源或许在教育。

Prez来学校教书，科尔文则用学校的差生班做教学实验。

Prez发现，校监似乎并不积极，但在知道他身份后瞬间变脸。

学校只需要学生一个月来一次，这样可以拿到上面的补贴。

他还发现，这些学生们虽然调皮，但也有人写出了他的题目。

当他为了调动学生们的兴趣，去杂物间找骰子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没有被使用的学习设备和新教材，这或许也是教育赤字的一个暗示。

科尔文则发现这群学生对于生活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带孩子去餐厅吃饭时这些孩子出的洋相就像当初D在餐厅把模具当成食物。

这样一个悲剧的环境里，四个孩子分别给出不同的信号，去改变他们自己的人生。

兰迪展现出充分的经商头脑和契约精神，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商人，但是浩克莽撞地泄露了他告密马洛的行为，毁掉了孩子的梦想。

杜基擅长编程，头脑灵活，在Prez的帮助下从班级欺负的对象成为了炙手可热的P图专家，但是中学毕业后，他担心自己失去了Prez的帮助再次被同学歧视，加入了街头混混。

麦克展现出来的是勇敢和坚韧，但他因为童年的经历拒绝了丹尼斯的帮助，最终走上街头。

纳蒙体现出来了对于生活的残留的希望，他最终遇到了贵人科尔文并被收养，成为了这帮孩子中唯一一个有机会走出街头的。

教师们告诉Prez别太认真，他自己会有自己的孩子，每一届都有新的孩子，忙根本帮不过来，留下来工作才是关键。

科尔文也发现，一起和自己做实验的学者也不过是为了研究产出和名利，这群孩子最终还是失去了关注。

空头威胁：无中生有的一针一线第五季的汤米更关注的已经是能否出任州长了，摆脱向下不能撤换警长，向上不能争取预算的被动局面，局子的重点发生改变。

汤米为了打击克拉伦斯，让罗尔斯集中精力调查戴维斯，也拒绝把他们交给联邦。

为了填补教育亏空，汤米还提出警员减薪。

复出后的吉米试图重新唤起同事们对于马洛案件的关注，FBI也拒绝了吉米的求助。

值得一提的是，FBI分别在第一季、第二季和第三季四次和吉米合作：第一季是因为他们想给伊旺等人提供减刑换取他们对戴维斯的证词，第二季中fbi则更注重对工会的调查，内鬼却放跑了希腊人，第三季中fbi给吉米等人提供设备时，把贝尔的姓改成了艾哈迈德。

但在第五季中，因为调查局上级是红象的人，拒绝帮助蓝驴破案。

无奈之下，吉米捏造了“连环杀手”的威胁。

令人诧异的是，这一手段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反倒是报社记者的虚假报道和吉米具体到个体的威胁才引起了汤米和市民的注意，获得充分监听资源支持的吉米终于把没有底线干掉乔的马洛给拿下。

如此后真相的荒谬事件并不是结局——结局是：大绕一圈之后，欧文因为伪造数据被解雇，却仍然找到了他处高就；戴维斯通过三寸不烂之舌为自己脱罪；马洛接受警方条件金盆洗手；奥马尔被小孩哥做掉，死后甚至都没人知道他的身体是谁的；Prez逐渐适应了教育体系，还看穿了来骗他钱的杜基；无奈的浩克投靠了黑帮律师；黑帮律师利用监听的不正当性给自己脱罪；新的码头项目在尼克的嘘声中开启；汤米和罗尔斯成为了州长和州局长。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起始的地方，丹尼尔、吉米和莱斯特最终都辞去了职务，卡福、基玛和赛德诺则成为了新的丹尼尔、吉米、莱斯特。

游戏就是游戏，每个人总会学会不同的东西：从激流勇进到激流勇退，丹尼尔成为了律师；而拿得起放得下、不要忽视自己的生活或许是莱斯特和吉米最大的收获吧。

老人纷纷退下，新的博弈还在继续上演，不同的玩家，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规则，有人如奥马尔乐在其中，也有人如泡泡无处可逃。

制作人大卫西蒙在一次演讲中说，这部剧并不是在给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背书，而是试图告诉大家，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

但是，让他忧心忡忡的是两个现象：第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自由的侵蚀，游说团体和背后的资金支撑着美国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第二则资本主义下人们自扫门前雪式的逃避，这是对于集体责任感的忽视。

这或许也是剧中新区实验和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草台班子的灵感来源。

诚如他所言，在这个衰颓的城市里，多少个体只是在成为宏观叙事的分子上无力地画了一条竖线。

All in the game and game is the game.

All in the game...

1.cheese说，“你在Baltimore贩毒还赚不够90万，你该为此感到羞耻”他说得没错。

这里有太多的人需要那玩意儿。

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场，平房区、高楼区，每一个能开车经过的街角，你都能看到毒贩的售卖。

2.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任何跟毒品有关的东西都是非法的，不受保障的，要进入这个市场只有靠枪和拿枪的人，打手，他们是这么叫的。

扩大市场份额只有一条路：干掉抢生意的黑鬼所以，这个市场的商战总是伴随腥风血雨。

3.the world never changesBarksdale，joe，marlo，一批批玩家进来了，又出去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蓝盖货，黄盖货，就像任何一个千面女郎，她总是以不同的样子出现在人前，但她还是她，来自纽约的小妞，可卡因，才是永远的焦点4.为什么毒贩总是不能被消灭殆尽忘了是carv还是herc说的：如果他们搞砸了，就会挨枪子儿或者进监狱；而警察搞砸了，只会让你领退休金5.为什么总是有人买毒品这是一个好问题，剧集花了整整三季试图来解释原因——①教育的缺失ZF只想省钱，学校想更少的成本拿到更多的预算，只能做足表面功夫。

花钱请退休的江湖人把孩子揪到学校刷出勤率，让教师给一帮狗屁不懂的孩子上数月的课程再拿已经教过的考据考试，刷平均成绩。

家庭教育更是糟得一塌糊涂，dukie没爹没娘，Michel有个吸毒的妈和她爱好小菊花的男朋友，raymond还是dasmond的爹都是蹲监狱的打手，妈也是个江湖人，有个正经人家继母的randy算是好的，但只是订下各种规矩无视孩子心理也不能算教育。

这里，老辣的编剧用了全剧最狠的讽刺：最热心教育的是一个前警察局长，前帮派打手和一个瘾君子流浪者，他们都做出了一些其他人做不出的成绩，但更多的还是失败。

孩子在学校混不下去，就只会走上街头②缺少工作机会码头工人，绝对的蓝领，伟大的马克思口中伟大的无产阶级他们在干什么？

整天无所事事。

想要有机会干活要排到三个礼拜以后，还要论资排辈，任何一个年轻人都基本没戏。

没有工时，就没有钱，交不了房租，只能住在爸妈家的地下室，早餐只是加了生鸡蛋的啤酒。

满腔愤懑需要宣泄，浑身精力没处使，却哪也去不了，车没油。

想着第二天醒来还会是这样的生活，估计就会让我做噩梦。

现在有个摆脱这种生活的机会，你会怎么选择?--另外吐个槽，标题the wire并非贯穿全剧的主题，但也算一根主线，只是翻译成窃听线或者其他什么不好，翻成火线让我搜索出来的结果除了火线警探、盗火线就是穿越火线了，实在蛋疼

本文译自《危险地做梦之年》，Verso，2012，第八章，“《火线》，或者，在非事件性的时代应该做些什么”。

齐泽克所说正是我们所感所想却说不出来的话，借此译文表达。

译文含视频版本由微信公号BothAreWorse分四部分首发，经授权将文字版转发在此。

12岁的儿子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要去听David Guetta的音乐会。

我问他：“谁是David Guetta？

”他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个白痴一样，回复道：“谁是莫扎特？

Google一下莫扎特，有500万个词条；google一下Guetta，有2000万个！

”我还真去google了一下Guetta，发现他就像是一个当代艺术策展人：他不仅仅是个DJ，更是一个“有主动精神”的DJ；他不仅仅索要音乐，更混合、乃至谱写自己所播放的音乐。

这就如同那些不仅仅为了展览而收集艺术品、更常常直接委托艺术家照自己的要求制作艺术品的策展人一样。

对于David Simon【译注：The Wire的制作人】而言，情况同样如此。

这位“策展人”与许多导演和编剧（包括Agnieszka Holland【译注：波兰著名导演】）合作完成了The Wire。

这种做法并非仅仅出于商业考虑。

这样的合作更是代表了一种刚刚萌芽的新的集体创作形式。

仿佛近来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从电影转移到了电视剧上，尽管后者仍然在找寻自己的形式。

事实上，The Wire的内在格式塔并不是电视剧式的——Simon本人就曾将The Wire称为一部长达66小时的电影。

此外，The Wire还不仅仅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它比这更进一步：现实生活中的律师、吸毒者、警察等等演的就是自己，就连有些角色的名字都是取自真实人物（“Stringer Bell”这个名字就取自两名现实中的巴尔的摩毒枭，Stringer Reed和Roland Bell）。

于是，The Wire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城市的集体自我再现，就如同希腊城邦在希腊悲剧里集体排演自己的经历一样。

巴尔的摩的集体自我再现：演员Snoop=角色Snoop。

如果说The Wire是现实主义电视剧的范例，那么，更应该称其为主观现实主义，而不是客观现实主义（即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某个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由经过明确界定的、现实中的某块社会整体来排演的电影。

有一段关键的场景表明了这一点，这段场景的意图正是在于展现本剧与原生态现实主义的不同，这就是第一季第四集中著名的“all-fuck”调查段落。

六个月前，在一间公寓里曾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此时，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在一位管家的默默注视下，警探Jimmy McNulty和Bunk Moreland正试图还原当时的经过。

在整个调查段落中，他们只说了一个单词：“fuck”（或是其变体）。

他们一连说了38次“fuck”，语气各异，意思也各不相同：有时是无聊到不耐烦，有时是兴高采烈，有时是对谋杀之残忍感到痛苦和震惊，有时是对意外的发现感到心满意足，高潮则是“fuckin’ fuck”这一反身二连击。

想象一下，同样一段场景，但把每个“fuck”换成更“正常”的短语（例如“又一张照片！

”、“哦，真痛苦！

”、“我找到了！

”，等等），会是怎样。

这段场景有几重功效：1.打破禁忌，使用禁词；2.诱惑观众（在看了好几个小时的“严肃戏”后，这一场景是特意用来让普通观众爱上The Wire的）；3.作为纯粹的“阴茎笑话”，显示本剧与“标准的”社会现实主义电视剧的不同之处。

回到那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谈论的究竟是哪种现实主义？

让我们从剧名说起。

“Wire”有多重含义（走钢丝，或者当然咯，戴着窃听器），但据Simon表示，剧名里的wire主要指的是“位于两个美国之间的、几乎只存在于想象中、但不容侵犯的界线”，也就是说，做着美国梦的人和被抛在后头的人之间的界线。

因此，The Wire的主题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Real（实在）及其文化后果。

正如詹明信所言：“两种文化在地理上绝对接近，但毫无接触，毫无互动，甚至压根不知道对方：就如同哈勒姆区和曼哈顿其他地区一样，就如同西岸和那些曾属于西岸、现在也只在数里之外的以色列城市一样。

”两种文化与Real产生关联的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前者与Real的关联是吸毒与上瘾这些恐怖场景；后者则是通过经精心筛选的reality（现实）与Real产生关联。

（注释1）我们甚至能够想象，未来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富人成为了生物学上的新种族，免于疾病困扰，基因干预和克隆技术令其如虎添翼；与此同时，此类技术则被用于控制穷人。

（注释2）Simon很清楚如此彻底的分裂是在何种具体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我们假装在向毒品开战，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残酷地对待城市下等阶级，使他们变得不像人——我们不再需要这个阶级来提供劳动力了……The Wire讲述的不是关于美国的故事，而是关于被抛在后头的那个美国的故事……如今，毒品战争成了针对下等阶级的战争。

就是这样。

它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此。

Simon宿命论般的世界观，正是基于这幅悲凉的景象：“The Wire是一出希腊悲剧，在这出悲剧中，后现代的各种机构相当于奥林匹斯诸神：警察局、毒品经济、政治机构、学校体系，或是宏观经济力量——它们在释放闪电，没什么理由就给了人们沉重一击。

”过去几年间，我们似乎的确见证了一种新形式的拟人化现象的兴起：说话的那个东西，就是市场本身；当提及它时，就仿佛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可以作出反应、给出警告、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等等，甚至能够像古代的异教诸神那样要求人们牺牲。

以近来的几则媒体报道为例：“当政府宣布了旨在消除赤字的措施之后，市场反应谨慎。

”“道琼斯近来的下跌……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警告：市场不会这么轻易就感到满足，更多的牺牲是必须的。

”（注释3）这些“奥林匹斯诸神”的确切身份似乎是模糊不清的：它们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消失），还是各个国家机构？

有些评论人士甚至提出，要将The Wire当作对官僚式异化与无效率的自由派批判。

的确，国家官僚体系的基本功能之一（同时也是一项被常常加以描述的功能），是再生产自身，而不是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甚至于为了给自己的存在正名，还去制造出问题。

回想一下Terry Gilliam的《巴西》一片中的著名场景：主角家的电力供应出了问题，他秘密地邀请一位非法电工（由德尼罗客串）上门维修，后者的罪行就只在于修好了故障。

对于官僚体系的最大威胁，反对其秩序的最大胆阴谋，正是来自于那些真的试图解决官僚体系本应解决的问题的人（例如McNulty那一组警探，他们真的想端掉贩毒团伙）。

然而，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情况不也是一样吗？

资本主义的最终推动力同样不是满足现有的需求，而是不断地创造出新需求，以便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很早就将市场那专断而匿名的权势比作了现代版本的“命运之神”。

因此，一篇探讨The Wire的文章题为“巴尔的摩的希腊诸神”，真是恰如其分：近来好莱坞拍了一系列大片，古代的神或半神（Percy Jackson里的Perseus，Thor里的Thor）发现自己陷在了一个困惑不已的美国青少年的身体里；The Wire难道不就是这些大片的现实主义版本吗？

在The Wire里面，这种神圣的在场是如何被感受到的？

【译注：后文里齐泽克再度谈到了The Wire对这一抽象力量的呈现是不足的。

为了防止遗忘我就把这个注写在这里了。

总体来看是这样。

不过我想提一下的是，第三季开头那片公房区高楼爆破后，一阵妖风挟着尘埃席卷了现场的所有人——政客、毒贩、普通居民——这可不可以被理解为是再现/表现了这种抽象力量？

】在讲述“命运之神是如何影响个体并打败他们的”这一故事时，The Wire系统性地一步步展开，每一季都更进一步，考察得更加深入：第一季呈现了毒贩与警察这一对冲突；第二季后撤一步，考察了其根本原因：工人阶级的解体；第三季讲述了警察局内和政治上的解决策略，及其失败；第四季表明了为何（对黑人工人阶级青年）的教育同样不足以解决问题；最后，第五季关注的是媒体的作用：为何公众无法充分了解问题的真相。

正如詹明信所指出的：The Wire的基本手法是，不仅仅局限于表现残酷的现实，而是将各种乌托邦之梦也呈现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表明这些梦也构成了现实本身。

以下举一些例子：第二季中，Frank Sobotka用毒品交易赚来的钱来建立人脉关系，为了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重建巴尔的摩港，令其重焕生机。

“他了解历史；他也明白，除非港口复兴，否则工人运动以及围绕着工人运动组织起来的整个社会都将无法继续存活。

这就是他的乌托邦目标；即使‘乌托邦’一词指代的是‘不切实际’和‘不可能实现’等意思，他的目标都仍然算得上是‘乌托邦’——历史从来不会以这种方式倒转。

事实上，这一幻梦最终摧毁了他和他的家庭。

”同样在第二季中，D’Angelo对毒品交易变得越来越心存疑虑。

当无辜的证人William Gant被杀后，D’Angelo震惊了，认为是他的叔叔Avon下的命令，要对Gant出庭作证实施报复。

McNulty和Bunk将D’Angelo带到警察局问话，McNulty和Bunk诱使他给Gant的家人写一封道歉信（两位警探展现出了拉尔斯·冯特里尔【译注：拍《狗镇》的丹麦导演】式高超的操纵技巧，从警察的办公桌上拿来了一张两个男孩的照片，骗D’Angelo说这两个男孩是Gant的儿子，现在成了孤儿）。

在D’Angelo写下能证明他犯了罪的话之前，贩毒团伙的律师Levy赶到并阻止了他，D’Angelo随后被释放了。

后来，当再一次被捕后，D’Angelo决定为检方作证，检举他叔叔的贩毒组织。

然而，他妈妈在探望他时用“对家族的责任”说服了他，他也退出了与检方的交易。

拒绝合作的他被判处了20年徒刑。

说服D’Angelo不要作证的这位母亲，所动用的不正是家庭这一乌托邦吗？

第三季中，Colvin少校未告知上级，便进行了一场新颖的试验：他事实上将西巴尔的摩的毒品交易合法化了，划定了一小块名为“汉姆斯特丹”的类似阿姆斯特丹的地带，街角毒贩被允许在这里做生意。

通过将反正也无法阻止的毒品交易限定在一定区域内，Colvin消除了那些会导致谋杀率上升的日复一日的地盘争夺战，极大地改善了多数地方的生活质量。

原本惊恐的街区恢复了安宁，他手下的巡警不必再开着警车无休止地追捕街角的贩毒小子，终于可以开始进行真正的警务工作了：巡视自己负责的街区，去了解自己服务的那些民众。

（现实原型并非阿姆斯特丹，而是苏黎世。

1980年代时，苏黎世火车站后方的一个公园被划为“自由区”。

十多年前，巴尔的摩也进行过类似的试验。

）同样在第三季，友谊本身也被展现为一种乌托邦。

Avon和Stringer相互背叛。

就在Stringer被杀的前一天晚上，两人在Avon的海景公寓阳台上最后一次共饮，追忆过去的时光。

两人表现得就仿佛他们昔日的友谊依旧完好无损一般，但事实上他们均背叛了彼此。

这样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假装或虚伪，而是真诚地希望事情如果还是这样该多好！

正如John le Carré在A Perfect Spy中所言：只有爱过，才可能背叛呀！

在关注教育的第四季中，乌托邦元素是Pryzbylewski用电脑进行教学的试验，以及他对州和联邦强加的教学评估体系的拒绝。

【译注：我觉得当然还应该包括（同样转了行的）Colvin与那位“研究彼此的研究成果”的社会学教授共同进行的试验。

】此外，Stringer Bell自己难道不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人物吗：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式罪犯，努力想把犯罪升华为正儿八经的生意？

暗含的微妙之处在于：如果说这些乌托邦也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正是这些乌托邦才使得世界得以运转下去，那么我们岂不是就超越了善与恶？

Simon在DVD评论音轨中的话就有此意味：“The Wire真的对善与恶没有兴趣；它感兴趣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

”詹明信同样过于匆忙地驳斥了“‘善与恶’这一过时的伦理两分法”：在别的地方我就反对过这种二元体系：尼采证明了这一体系不过是事后形成的对他者的印象（这一体系同样也试图制造他者）：我们以及和我们相似的人就是善；其他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就是恶。

尼采只不过是这类先知中最为惊人的一位。

然而，出于各种原因（也许这是一件好事），如今社会中的差异正在消失，于是，“恶”也在随之消失。

然而，这样的表述未免太轻率了。

如果我们认为将善与和我们类似之人等同起来（“爱你的邻居/敌人”这一命令又该怎么说？

）这一前现代（甚至是前基督教）的观念不再重要了，那么The Wire在伦理方面所关注的，不就正是伦理行动的问题吗？

也就是说：一个（相对）正直的个体，在当下这种状况下，能做些什么？

用巴迪欧的术语来说，这种状况（至少在The Wire拍摄时，也就是十年前）绝对是非事件性的：并未显现出任何激进解放运动的潜力。

【译注：“事件”（Event）是巴迪欧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简单说就是“真理”显现出来的那些断裂时刻；有四种独立的“真理过程”：政治、科学、艺术、爱；对“事件”的忠诚使得人成为“主体”】The Wire表现了许许多多“（相对）正直之人”在这种状况下的所作所为：McNulty、Colvin，以及Cedric Daniels（尽管他随时准备让步，但还是为自己设下了底线：拒绝在犯罪率数据上造假）。

关键在于，以这种方式或是那种方式，他们都不得不违反法律。

例如，回想一下在最后一季中McNulty是如何做手脚，从而充分利用这一事实的：大众文化中的反派就只剩下了硕果仅存的两类“恶”的代表。

这两类真正反社会的代表，一是连环杀手，一是恐怖分子（多数是出自宗教动机，因为种族因素与宗教因素是等同的；而像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世俗政治人物基本已经不再存在了）。

McNulty想要通过制造出存在一个逍遥法外的连环杀手的假象，令媒体对警察局产生关注，从而为Marlo Stanfield（在Avon倒台后的新大佬）的案子争取到足够的资金。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在犯罪现场做手脚，并且篡改罪案记录。

然而，在此基本的教训是，个体行动是不够的，需要更进一步，超越个体英雄，迈向集体行动。

而在当前的状况下，这样的集体行动看上去只能像是一件阴谋：孤身一人的私家侦探，或是全情投入的警察——这一类熟悉的情节可以追溯至浪漫主义英雄及反叛者（我想，应该始于弥尔顿笔下的撒旦）。

如今，在这个变得愈发社会化和集体化的历史空间里，正在逐渐变得清晰的是：真正的反叛和抵抗必须采取阴谋团体的形式，采取真正的集体形式……McNulty自己的反叛性（无视权威、酗酒、在性方面不忠，以及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遇到了一群人们通常不会考虑得到的同志和合谋：一名同性恋女警，一群聪明但不可靠的警察，一名有着黑历史的lieutenant——他预感到只有这个看上去对他不会有帮助的案子才会助他晋升，一名笨拙的裙带——后来才发现他其实对于数字有着惊人的天赋，司法界的各位协助者，以及最后，一位安安静静、不显山露水的定海神针。

这群人不正像是一个原初的共产主义阴谋小组，或是狄更斯小说或弗兰克·卡普拉电影里的一群怪人吗？

分配给他们的那个破旧的地下办公室，不正是用来秘密地策划阴谋的巢穴吗？

在此，切斯特顿的著名论断“法律本身就是最大和最有胆的阴谋”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确认。

这个“原初共产主义阴谋小组”进行秘密策划的巢穴。

这群怪人中来自对立一方的非正式成员，就是Omar Little。

将布莱希特《三毛钱歌剧》里的名言加以逆转，就成了Omar的格言：“与抢银行相比，开银行（作为一项合法的行动）又算得了什么呢。

”（注释4）Omar与2006年上映的电视剧Dexter的主角来自同一个谱系。

Dexter白天为迈阿密警察局做血迹分析，到了晚上就成了连环杀手。

他在三岁时失去了双亲，被迈阿密警察Harry Morgan收养。

发现小Dexter有着杀戮倾向后，为了避免他滥杀无辜，Harry开始教他行事准则：只能杀那些曾滥杀无辜且有可能再开杀戒的杀手。

和Dexter一样，在截然相反的表象之下，Omar其实也是一名完美的警察。

他的准则简单且实用：只杀那些能够下命令杀害他人的人。

然而，The Wire里这群怪人的核心人物还要数Lester Freamon。

詹明信的确有理由如此称赞Lester的才华：他的天才不仅仅在于巧妙地解决问题，更在于他善于解决建筑、物理，或是工程问题，并把侦探对神秘事件的痴迷部分地替换成这种方式。

换句话说，他的风格更接近于手工艺，而不是抽象推演。

事实上，当最初受邀加入这个特别调查小组时，Lester差不多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警察，将闲暇时光全部用来制作微缩版的古典家具（然后出售）。

这一情节隐喻了人类的及智性的生产力遭到浪费，被荒废在一些微不足道的活动上（对这个案件来说，这种“荒废”倒是幸运的）。

Lester正是“无用的知识”的最佳代表。

他是这个阴谋小组的大脑（而不是专家），因此能够有效地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那么，这个小组能做些什么？

他们同样也陷入了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中吗（在这一恶性循环里，他们的抵抗行为恰恰帮助了整个体系的再生产）？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希腊悲剧与The Wire所处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项重大差别。

正如Simon自己曾解释的：“太多电视剧都只是在提供一个宣泄的渠道，让角色最终取胜、实现救赎。

正因此，一部讲述各个后现代机构压倒个体、道德及正义的电视剧，看上去就有些与众不同了。

”在希腊悲剧宣泄式的高潮时刻，主角会与自己的真相遭遇，并在坠落中实现伟大与崇高。

而在The Wire中，命运这一大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的：体系（而不是生活）就那么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压根没有宣泄式的高潮。

（注释5）很容易就能察觉到悲剧从古代到此种当代形式的转变会导致什么结果：闭合型叙事和宣泄式高潮的缺席；狄更斯笔下的大善人这一类情节剧式的人物不可能出场；等等。

（注释6）这样的转变同样为电视剧这种形式正了名：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终局，不仅仅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揪出终极罪犯（当下的密谋背后，总有新的密谋），还因为法律体系的目的就是实现自我再生产。

The Wire的最后一个段落就揭示了这一洞见：McNulty从桥上注视着巴尔的摩港，随后出现的是一系列闪回，以及整座城市中日常生活的一瞥。

这个段落并非最终的收场，而是展现了反思式的疏离这一原初黑格尔式的绝对立场，即从直接介入中抽身而出：这里的意思是，我们的各种斗争、希望、挫败，都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生命循环”中的一环，这种“生命循环”的真正目的则是自我再生产，或者，就是这一循环本身。

马克思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他注意到，尽管从有限的主观立场来看，生产的目的是产品（即能够满足人们实际的或想象的需求的各种客体；换句话说，就是使用价值）；但从将整个体系作为一个总体这一绝对立场来看，满足个体需求只不过是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器不断运转的必要手段。

因此，开放叙事这一形式，是建立在其内容基础之上的。

正如詹明信所言，在The Wire这部调查“谁是凶手”的电视剧里，凶手是社会总体，整个体系，而不是个体（或群体）罪犯。

然而，我们在艺术中如何能再现（或者更应该说是，表现）当代资本主义这一总体？

换句话说，总体不是从来都是终极罪犯吗？

当代悲剧有何特别之处？

要点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Real是抽象的，是资本的抽象/虚拟运动。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借助拉康对reality和Real作出的区分：reality遮蔽了Real。

“Real这一荒漠”是资本的抽象运动，马克思提到的real abstraction也是这个意思。

或者，正如The Wire的联合制片人Ed Burns所言：“我们只是在影射real，real太过强大了。

”马克思描述过资本的这种疯狂的、自我强化的循环。

今日元自反式的（meta-reflexive【译注：谁能告诉我这词该怎么翻吗，我暂时只是将就着硬译了一下……不过应该不影响理解，大意应该是指那种不断的毫不涉及实体的自我翻炒式金融】）期货投机就是资本唯我独尊式自我增值的顶点。

（注释7）有人会认为“这种自我催生的怪兽丝毫没有人性或环境方面的顾虑，只顾着追逐自己的目的”的观点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抽象；在其背后，总归得有实实在在的人以及自然客体，资本流通必须以他它们的生产力和资源为基础，资本就如同吸收其养分的巨型寄生虫。

但这种想法恐怕太过天真了。

问题在于，这种抽象不仅仅是金融投机者对于社会现实的错误感知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抽象还决定了各种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的结构——它之所以是现实的（real），也体现在这个意义上。

资本唯我独尊式的投机之舞，可以决定整整某个阶层、乃至某个国家人的命运；资本追逐着盈利这一目标，心安理得地对自己的运动会对社会现实造成何种影响毫不在意。

马克思的意思不是要把后一维度简化为前一维度【译注：后一维度是Real，前一维度是reality】，或者说不是要证明商品那神学般的舞蹈源自“现实生活”中的对立。

相反，他的意思是：不认识到后一维度，人们就无法充分把握前一维度（即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等社会现实）。

主导这出戏的，引发现实生活中的发展与灾难的，是自我推进的资本运动。

资本主义根本上的系统性暴力就在于此。

这种暴力比前资本主义的任何直截了当的社会/意识形态暴力都要诡异得多。

这种暴力不再能被归咎于某些个体及其“邪恶的”意图，而是纯粹“客观的”、系统性的、匿名的。

【译注：齐泽克有一本《论暴力》，进一步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拉康对reality和Real作出的区分：前者是与参与交往与生产过程的活生生的人相关的社会现实；后者则是资本那不可阻挡的、“抽象的”、幽灵一般的逻辑，这一逻辑决定了在社会现实中会发生些什么。

有时候，你拜访了某个步履蹒跚的国家，在那里人的处境和生态环境都十分糟糕；然而，经济报告却告诉我们，该国“在经济上十分健康”；此时，你就能明白无误地察觉到将reality与Real区分开来的那道缺口——重要的不是reality，而是资本所处的状况。

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问题：这个Real在美学上的对应物是什么？

“关于抽象的现实主义”能是个啥样子？

我们需要一种类似于切斯特顿所想象的“哥白尼式诗学”的新形式的诗学：想象一下这个有趣的问题：世界会形成一种哥白尼式的诗学和哥白尼式的想象习惯吗？

我们是否应该用“地转”的说法取代“日出”？

是否应该不带感情地说起“仰望雏菊”，或是“俯视星星”？

如果我们有朝一日真这么做了，那么会有大量有趣的素材等待着我们，足以完成一部新的神话。

在蒙特威尔第的歌剧《奥菲欧》的一开始，音乐女神介绍自己的开场白是：“我是音乐女神……”（io sono la musica...）后来随着“有着心理活动的”主体入侵舞台，这种角色不正是变得不可想象了，或者说，不可再现了吗？

直到1930年，舞台上才再度出现了这种奇怪的角色。

例如，在布莱希特的“在演中学”的戏剧（learning play）里，演员上台时会对观众说：“我是个资本家。

现在，我要试着通过扯一些资本主义的平等来哄骗工人了……”这种做法的魅力在于，它令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结合在了同一个演员身上——就仿佛身处一出戏的剧情现实里的人物，也能够不时地跳到自身之外，“客观地”点评自己的行为与态度——而从心理角度来说，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

我们正应该照这种方式解读拉康在论“弗洛伊德的‘物’”的文章中的“是我，真理，在说话”（c’est moi, la vérité, qui parle）这句话：在没人预料得到的时候，一个词语令人震惊地出现了——“物”自己开始说话了。

在《资本论》的一个著名段落里，马克思用拟人的手法揭示了商品交换与流通的隐秘逻辑：“如果商品会说话，它们会这么说：‘人们也许是对我们的使用价值感兴趣，但使用价值并不属于作为客体的我们。

属于作为客体的我们的，是我们的价值。

我们商品自己间的交往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彼此之间仅仅作为交换价值来产生关联。

’”我们能够想象某种拟人化的歌剧吗：商品自己来歌唱，而不是交换商品的人们代其歌唱？

也许，这是排演《资本论》的唯一方式吧。

The Wire形式上的局限就体现于此：它没能解决通过电视剧的叙事，以何种形式才能呈现一个被抽象所主宰的世界这一问题。

The Wire的局限也是心理现实主义的局限：尽管刻画了客观现实，甚至还刻画了其中包含的主观乌托邦之梦，但未能刻画“客观之梦”，也就是资本这一虚拟/Real的领域。

要想唤起这一维度，我们必须打破心理现实主义（途径之一也许是欣然接受那些愚蠢可笑的成规烂套，就如同布莱希特和卓别林分别在Arturo Ui和《大独裁者》里所做的那样）。

（注释8）“具体的”总体（这一总体囊括了整个社会现实，也包括参与其中的个体的生活经验）具有典型心理现实主义特征，它抽象得也更加激进：它抽象于将Real与对Real的主观经验区隔开来的那道缺口。

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要意识到The Wire形式上的局限（囿于心理现实主义）与其内容上的局限（即Simon的政治局限）是相关联的。

Simon的视野依然仅仅停留于“相信个体反抗被操纵的体系，并争取尊严”。

这样的信念证明了Simon依旧忠于美国意识形态的基本预设：人是可以被塑造得完美的。

与之相反的则是，比如主张“改变制度，而非个体”的布莱希特式态度：“Muddle先生对人类评价甚高，他并不相信报纸能变得更好；Keuner先生对人类评价则不咋地，但他相信报纸能变得更好。

‘任何东西都能变得更好’，Keuner先生说道，‘除了人。

’”各种机构与个体抵抗行为之间的张力导致The Wire的政治空间仅限于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式个体改良主义：个体是可以试着改革这个体系，但取胜的终将是后者。

这种观点无法领会的是，这些个体在斗争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纯真——这倒不是说他们就被败坏了，而是说，即使他们正直和善良依旧，他们的行动也要么变得无关紧要，要么事与愿违错得可笑，反而为他们所反对的那个势力注入了新的生机。

The Wire的第一个场景就给予了我们暗示：McNulty和一个黑人男孩就如同希腊悲剧里的合唱团一样谈论着被叫作Snot Boogie的另一名黑人男孩之死：McNulty：你管这个哥们叫啥？

黑人男孩：Snot Boogie【译注：snot意为鼻涕】。

McNulty：我去。

Snot Boogie……这孩子，他妈妈也是费了一番心思，才给他取了个Omar Isaiah Betts的正经名字……你看，他忘穿外套了，鼻涕流个不停，然后哪个混蛋，不给他递一包清风，反而叫他“鼻涕虫”（Snot）。

然后，他就永远是“鼻涕虫”了。

这可不公平……黑人男孩：我想说，每个周五，在Cut Rate那家店后面的巷子里，我们都赌钱，你明白吗？

所有哥们都来，赌到很晚。

McNulty：在巷子里摇色子，是吧？

黑人男孩：每一次，鼻涕虫都会玩一会儿，等到钱罐一满，抢了就跑。

McNulty：什么，每一次？

黑人男孩：丫就是管不住自己。

McNulty：让我捋捋。

每个周五晚上，你们都会摇色子，是吧？

每个周五晚上，你的哥们“鼻涕虫”都会等着钱满，然后抢了就跑？

你们就让他这么干？

黑人男孩：我们会逮住他，痛扁一顿，但没人会做更过分的事。

McNulty：我得问问了：如果每次“鼻涕虫”都会抢了钱然后逃跑，那你们干嘛还让他来赌？

黑人男孩：啥？

McNulty：如果每次“鼻涕虫”都会偷钱，你们干嘛还让他来玩？

黑人男孩：得啊。

这里是美国，兄弟。

这个场景是在以一种悲剧的眼光看待毫无意义的（生命与）死亡，并无希望的抵抗才是其唯一的救赎——潜在的伦理格言差不多是，“抵抗，即使你知道最终会失败”。

“鼻涕虫”（真名叫Omar）当然是在隐喻后面剧集中的中心角色，Omar Little：每次他被痛扁，他都一次次地奋起，直到被杀。

而且，你不光会失败，你的死亡也只会是无名的死亡，就如同最后一季快收官时的Omar一样。

我们看到他的尸体停放在巴尔的摩市的停尸房里，只有一张名牌能够表明他的身份——一开始，这张名牌还错放到了另一具尸体身上。

他的被杀不会水落石出，他的死亡也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人会像安提戈涅一样要求将他埋葬。

然而，无名的死亡反而使悲剧变成了喜剧，但是是比悲剧本身更加残酷的喜剧：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不是悲剧；出于同一理由，“鼻涕虫”的死也不是悲剧。

悲剧必须是由性格注定的，英雄的失败是由于其性格的缺陷。

但“犹太人之所以遭受大屠杀是因为自己的性格缺陷”这种说法实在是恶心。

喜剧维度还体现于名字的专断性：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Omar之所以成为“鼻涕虫”，完全是由于外部的专断理由。

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并没有深层原因，就如同希区柯克电影《西北偏北》里的Roger O. Thornhill完全是被专断地当作/误认成了“George Kaplan”。

然而，“鼻涕虫”、Omar Little、McNulty、Lester，以及其他人，仍在继续抵抗。

在第一季的稍后几集，McNulty问Lester为什么情愿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要违抗警局副局长的命令，执意追查一个案子的元凶。

Lester回答说，他这样做的理由，和McNulty违抗上级意愿（他们只想草草了事），追查Barksdale团伙的理由，是同一个：没有理由，有的只是某种无条件的伦理驱动力；也正是这一点将这个阴谋小组的各个成员联系了起来。

因此，毫不奇怪整部剧的最后一个场景又重复了第一个场景：就如同“鼻涕虫”/Omar一样，McNulty（以及其他人）坚持着自己那贝克特式的不断失败【译注：ever tried, ever failed, no matter; try again, fail again, fail better!】；然而这一次，失败者终于不仅仅被打倒了，他还实实在在地输了——丢掉了工作，也就是经历了职业生涯的死亡。

McNulty的最后一句台词是“回家吧”——家，也就是公共空间之外。

“回家吧”，McNulty等人拥抱了自己的贝克特式命运。

人们常常从“权力与抵抗（或者是，法律与僭越）之间的关系”这一福柯式观念的视角来解读The Wire：正是顺从的管制这一过程催生了它“压抑”和管制的对象。

福柯在《性史》中提出的论题是，正是以规训性欲为目的的医学/教育学话语生产出了它试图驯服的那一“过剩”（也就是“性”）；早在古代晚期，这一过程就已经发生了：基督徒对于所有可能的性诱惑的详细描述，回溯着催生了他们试图压抑的对象。

因此，愉悦的泛滥恰恰是试图管制这些愉悦的权力的另一面：权力本身催生了对自己的抵抗，这一过剩是它永远无法控制的；性欲化了的身体，在服从于规训标准时会有何反应，是无法预测的。

不过，福柯依然有些模棱两可，他将重点从《规训与惩罚》及《性史》第一卷转移到了《性史》的第二三卷上（这种转移有时几乎是无法察觉的）：就这两例而言，权力与抵抗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但福柯起初强调的是抵抗在事先就遭到了权力的挪用，于是权力机制就支配了整个场域，我们恰恰是在抵抗权力的那一刻，臣服于了权力。

然而，后来福柯的重点转移到了“权力是如何催生出它无法控制的过剩”上来——由此，权力不仅远远不能操纵抵抗，还无法控制自己引发的结果。

想要摆脱上述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放弃“抵抗某个权力装置”这一范式。

这一范式指的是：某个权力装置决定了自我的行为网络，但它同时也为主体的“抵抗”、为主体（部分地和边缘地）削弱该装置、使其脱位打开了空间。

解放政治的任务在于别处：不在于详述从边缘主体位置来“抵抗”主导装置的各种策略，而在于思考主导装置本身可能以何种方式发生激烈的断裂。

我们总是在谈论“进行抵抗的场所”，反而往往忘记了——如今，这一点的确难以想象——我们所抵抗的装置也是经常要改变的。

正因此，以一种十足黑格尔的方式，马拉布呼吁我们不要再把对现实的批判——无论它以哪种名字出现，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性批判”，到20世纪的“批判理论”——作为我们思考的根本立场。

这种批判立场无法做到的，是彻底完成自己的姿态：通过彻底的批判性自我否定，将对现实的主观否定/批判态度激进化。

即使这样做会招致“‘退回’老年黑格尔派立场”的指控，我们仍然应该站到这一真正黑格尔式的绝对位置上。

正如马拉布指出的，这一立场包括了自我向绝对进行某种冥思式的投降，即某种赦免，或者说，从介入中抽离。

但是，这种抽离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方式实现的：不是说主体沉浸到了无所不包的绝对这一更高级的统一体之中，而是将“批判性”间隔——这一间隔把主体与它所抵抗的（社会）实质分隔开来——刻入了社会实质之中，将其作为社会实质自身的对立或自我疏离。

The Wire最后一个场景所体现的反思式的抽身而出，正是代表了此种“向绝对的投降”。

在此，这一姿态专指的是法律及其违反之间的关系。

从“绝对立场”来看，显然（法律）体系不仅仅容忍不合法的行为，更需要这种行为，因为它是体系本身得以运转的条件。

我还记得服兵役时（1975年，声名狼藉的南斯拉夫人民军）的一段经历：在“法律与爱国主义”课堂上，授课军官一本正经地宣布，国际规章禁止射击尚在空中的伞兵；接下来，在讲授如何使用步枪的课堂上，同一名军官向我们讲解应该如何瞄准尚在空中的伞兵（要考虑他降落的速度，因此得瞄得稍低一些，等等）。

我有些幼稚地问道，你现在说的和上节课说的难道不是矛盾的吗。

他鄙视地看着我，就好像在说：“怎么会有人蠢到问这种问题？

”更一般而言，众所周知的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靠着黑市才能运转下去（例如，30%的食物都来自黑市）。

要是定期打击黑市的官方运动真的成功了，那么整个体系都将崩溃。

就The Wire的世界而言，毒品交易处于何种地位等问题并非探讨法律秩序与其僭越之间关系的重点，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法律体系所打击的犯罪行为，大多都是该体系催生的。

真正关键的问题更加隐蔽，也更加令人不安：本剧所描述的这些（乌托邦式）抵抗行动，处于何种地位？

它们也是总体体系里的一瞬吗？

Snot和Omar、Freamon和McNulty的个体抵抗行为，也只不过是这个体系的另一面而已，并最终支撑着这一体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答案虽然与直觉相悖，但仍显而易见：要想使得体系无法运转下去，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停止抵抗。

在此，让我们绕个道，考察一下安·兰德的小说（这可能是有点让人意外），也许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一点。

在她的两部小说里，“原动者”和（依赖于“原动者”生产天赋的）“二手者”群体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冲突——“原动者”及其女性性伴侣之间的紧张关系仅仅成了这一主线的次要情节。

“原动者”之间的冲突、“原动者”（代表着纯粹的驱动力）与其歇斯底里的伙伴（潜在的“原动者”，但仍陷于致命的自我毁灭辩证法之中）之间（性欲化了的）紧张关系才是真正的冲突：例如The Fountainhead里的Roark和Dominique，Atlas Shrugged里的John Galt和Dagny。

在Atlas Shrugged中，一名“原动者”告诉Dagny，“原动者”的真正敌人不是“二手者群体”，而是Dagny。

的确得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种说法。

Dagny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原动者”开始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时，她怀疑有一场黑暗的阴谋，一名“毁灭者”在强迫“原动者”离开，从而令所有社会生活逐渐瘫痪。

但她还没有意识到的是，她所认为的“毁灭者”这个终极敌人，正是她的真正“救赎者”。

直到这个歇斯底里的主体终于挣脱了束缚，意识到“毁灭者”其实是她的拯救者，问题才得以解决。

然而，为什么？

“二手者”自己不具备本体论上的一致性。

正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打败他们，而在于打破那条迫使“原动者”为“二手者”工作的链条。

当这一链条被打破后，“二手者”的力量自然就会消散。

将“原动者”与扭曲的现存秩序捆绑起来的链条，恰恰正是“原动者”对自己生产天赋的依恋：“原动者”情愿付出任何代价，包括忍受十足的羞辱，即滋养反对自己的势力，只是为了能够继续创造。

因此，歇斯底里的“原动者”必须转而冷眼看待自身的存亡：她必须不再愿意接受“二手者”的讹诈；必须准备放弃自身存在之内核（对她而言这就意味着一切）；必须接受“世界的终结”，即（暂时）停止供应维持世界运转的能量。

为了得到一切，她必须准备失去一切，跌至零点。

（注释9）对于The Wire而言，情况几乎一样，只需稍加修改：要从改良主义前进到激进变革，我们必须穿越零点，放弃那些实际上维系了体系的抵抗行为。

我们必须完成这种有些奇怪的“放手”，停止担忧其他人的担忧，抽身而出，消极地观察体系自我毁灭的圆周运动。

例如，就当下正威胁着欧元和其他货币的金融危机而言，我们应该停止的担心是：为了让整个体系继续运转下去，如何才能防止金融崩溃。

像这样“保持距离”的典范是一战期间的列宁：他无视一切关于“祖国有难”的“爱国主义”忧虑，后退一步，冷静地观察着帝国主义的死亡之舞，并为未来的革命进程奠定基础——他所担忧的并非大多数同胞的担忧。

正如兰德清楚地意识到的一样，如果我们想要促成真正的变革，那么我们的担忧与关切正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我们需要停止那些反对体系惰性、试着令各处细节好转的小型战斗，转而为即将到来的大型战役做好准备。

“绝对立场”是足够简单的，是可以达成的，要做的只是撤退至总体这一（通常被美化了的）位置——就如同《狮子王》里的流行歌曲“Circle of Life”一样：生命在循环我们都在转动通过绝望与希望通过信仰与爱直到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条展开的道路上在这个循环里生命的循环唱这首歌的，当然，是狮子：生命是个大型循环，我们吃斑马，斑马吃草；但等我们死后归于尘土，我们又会滋补草，这个循环就完成了。

对于位于顶层者而言，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好消息莫过于此。

但重要的是，我们为这种“睿智之言”添加怎样的政治意味。

是仅仅抽身而出呢，还是作为激进行动条件的抽身而出？

（注释10）换句话说，是的，生命总是会形成一个循环，但（有时候）仍然有可能不仅仅是在等级秩序上攀爬或是跌落，而是去改变这个循环本身。

在此，我们应该跟随耶稣基督：身为绝对的他，反而放弃了绝对立场，而是持一种极具“批判性”的态度，以有限代理人的身份投入了俗世间的斗争。

这种态度是非常黑格尔式的。

黑格尔的主要论题正在于：绝对足够强大了，能够将自己“有限化”，以有限主体的身份采取行动。

再换句话说，反思式地抽身而出至绝对立场，并不意味着退缩和不采取行动，而是意味着为激进变革打开空间。

关键不在于抵抗命运（并由此帮助命运的实现——例如俄狄浦斯的父母，以及从巴格达逃往萨迈拉的仆人【译注：一名巴格达商人派自己的仆人去市场采购。

仆人面色煞白地回来了，告诉商人自己在市场上看到了死神，死神还对他做出了威胁的手势。

仆人借了商人的马，飞奔到了数百里之外的萨迈拉，以为死神找不到自己了。

随后，商人又来到了市场，找到了死神，问她你干嘛要威胁仆人。

死神说，我没有威胁他呀，我当时只是感到吃惊；在巴格达见到他真让我意外，因为我其实是今晚在萨迈拉和他有约呢。

】），而在于改变命运本身，改变其基本配置。

戈达尔曾提出过这一格言，“不做任何改变，从而令一切都变得不同”（Ne change rien pour que tout soit différent）。

这是“做出某些改变，以便一切照旧”的反转。

在某些政治情势下——例如需要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才能维系自己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一体系——拒绝做出任何改变的人，实际上才是真正变革的代理人：他们改变了关于变革的原则。

The Wire结局的不明确之处正在于此：它代表的是悲剧地认命，接受了“睿智之言”？

还是为更加激进的行动打开了空间？

在这一问题上的不明确，给认为The Wire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电视剧”（这一评价来自一位赞赏本剧的左翼评论人士）的乐观看法蒙上了一丝阴影。

Simon自己的态度倒是明确的。

当被问及他是否是社会主义者时，他表示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你面前这位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承认，（资本主义）是能够产生大量财富的唯一途径。

”【译注：如果在今天再问Simon这个问题，他也许会给出更激进的回答。

考虑到The Wire对Carcetti竞选活动及政治生涯轨迹（以及D’Agostino这个肯定会在日后成为民主党体制派的角色）的刻画，在克林顿与桑德斯之间Simon如果会选择前者那才是见了鬼（而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由此可见，事情的确正在起变化啊。

】

也许是全剧中最有力量的一句台词。

然而，他的悲剧世界观与这一改良派社会民主主义立场难道不是矛盾的吗？

尽管将自己的信念寄托在个体反叛之上，他却对这个沉迷于资本的寡头体制的各项机构，在未发生彻底的经济大萧条（新政、劳方集体与资方谈判的兴起），或是未出现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中产阶级生活的系统性道德溃败（越战，及其引发的对我们在全世界执行的残酷外交政策的短暂反思）的情况下，会改革自身，感到怀疑。

如今，我们不是正在接近“彻底的经济大萧条”吗？

这样的前景能催生集体性的反机构吗？

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只有当我们彻底接受了Simon的悲剧性悲观主义，承认（体系内部）没有未来，激进变革的开端才会出现。

注释注释1：例如，称水刑算不上酷刑，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如果不是引发了即将死去一般的痛苦和恐惧，这种刑罚又怎么可能让死硬的“恐怖分子”开口呢？

注释2：Andrew Niccol的电影In Time的预设就是，到了2169年，基因技术使得人类在25岁后就不再衰老，此后，人们需要赚取额外的生存时间，不然就会在一年后死去。

“生存时间”可以被交易，取代了货币的地位。

人们的手臂上会植入一块手表，上面显示着还剩多少生存时间，当时间变为零时，这个人就会立刻死亡。

社会按照阶级分成了两个镇子，富人可以在奢侈的环境中活数百年，穷人（大多是年轻人）则生活在贫民窟里，每天必须辛苦工作以多赚取几小时的生存时间，同时用这些时间来购买日常必需品。

在这个敌托邦社会中，真真正正地，“时间就是金钱”；穷人和富人成为了两个种族。

随着近来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社会愈发有可能成为现实了。

注释3：然而，我们不应该轻蔑地认为一切（Jean-Pierre Dupuy所谓的）“具有自我超越性”的结构（这指的是：某个体系，尽管要依靠各个参与其中的主体的不断活动才能得以形成和维持下去，却总是被这些主体认为是独立于其活动而存在的固定的实体）都是“自我异化”和“物化”的例子。

Dupuy举出的主要例子是市场：尽管我们知道某个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上百万市场参与者的互动，但每个参与者都将价格当作是客观施加的、独立的。

然而，更加恰当的例子难道不是拉康所谓的“大他者”，也就是象征秩序吗？

尽管这一秩序不是独立于参与其中的各个主体而存在的，但每个主体都必须完成最低限度的“物化”或是“异化”，也就是说，认为这一秩序是被客观决定了的实体。

这种“异化”并非意味着病态，反而是代表着常态（也就是说代表了铭刻在语言之中的规范性）：要想让我们服从某项规范（例如“不能随地吐痰”），只是说“大多数人都不随地吐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说：“人们都不随地吐痰！

”必须把许许多多人中的“大多数”替换为经过了最低限度的“物化”之后的那个匿名的、非个人化的“人们”。

【译注：的确，我们在表述社会规范时动用的主语总是“所有人”、“大家”或者“社会”。

】注释4：类似的，关于共同智性被私有化，布莱希特式的教训应该是这样的：与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相比，窃取知识产权（也就是盗版）又算得了什么呢？

正因此，反对“反假冒贸易协定”的斗争，是今日最重大的解放斗争之一。

“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目的是建立国际性的法律框架，打击冒牌商品、通用药物和网络侵权，并由现行机构以外的新的管理机构（也就是又一个“无关政治的”技术官僚式机构）来负责这项工作。

注释5：Jon Stewart曾表示，他希望每个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都得会见五个陌生人，让他们告诉他美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注释6：那么，The Wire是一部狄更斯式的作品吗？

Bill Moyers曾说过：“一天，看了几集The Wire后，我惊呆了。

狄更斯又回来了，以David Simon的名字。

”然而，The Wire中缺少的恰好是狄更斯小说中大善人在最后时刻进行干预这一情节剧式的剧情。

注释7：不同阶段货币的主导形态似乎符合拉康的RSI三角（Real-Symbolic-Imaginary）：金子是货币的Real（即真正的价值）；纸币则是Symbolic（纸钞本身没有价值，只是象征着货币的价值）；最后，正在浮现的新的货币形态则是纯粹的Imaginary：货币会愈发成为一个全然虚拟的算账用的参照物，没有任何实际形式——无论是real，还是symbolic；想想所谓的“无现金社会”。

【译注：最后一种不就是支付宝和微信里的那个数字吗……】注释8：《V字仇杀队》里著名的微笑面具成为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象征，这一事实代表的正是对心理现实主义的超越。

不应认为抗议者这么做仅仅是为了隐藏身份，避免被警察认出；这样的举动蕴含着更加深刻的洞见：讲述真理的唯一方式就是戴上面具；或者，如拉康所言，真理有着虚构般的结构。

注释9：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场罢工，不是由兰德笔下那些神话般的“成就者”来发动，而是由“体系内固有的僭越者”来发动——这些“抵抗”体系、违反规则的人实际上反而使得体系得以为继。

想象一下，如果当下古巴的黑市交易者停止活动的话会如何：经济大概会在数周内崩溃。

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西方国家发生，即所谓的“照章办事式”罢工：医疗或海关等敏感部门的国有雇员彻彻底底地照章办事，从而使得体系几乎瘫痪。

注释10：难道我们能够想象稍稍改动一下电影《美丽人生》，让父亲对儿子也唱出一首类似的歌？

“在奥斯维辛，纳粹杀死了我们；但是儿子啊，你应该明白，这些都只不过是更大范围生命循环的一部分：纳粹也会死掉，成为草的肥料；牛会吃掉草；牛会被屠宰；而我们会把牛做成肉饼吃掉。

”

Proposition Joe 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把我和 Avon 都逗乐了：

篮球场上的 Joe一场东西对决的篮球赛上，Joe 在30度的气温下还穿着长袖外套、打着领带，Avon 笑他自以为是篮球教练；Joe 认为做什么事就该有什么样（"Look the part, be the part"）。

至于我，我不仅不会因为一个人根据场合着装而笑话他，反而还会赞赏这种态度（虽说 Joe 的那身衣服不太合身）；除此之外，Joe 还是让我眼前一亮：首先他这个绰号很长，作为名字也很奇怪——＂提议乔＂；接着是他不紧不慢的低沉语气；当然最后还是因为他的水桶身材。

——这个人真有趣。

回溯到 Joe 的青少年时期，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叫这名字了：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孩子在操场卖考试答案，多选题10美元，如果算上其他部分就是15美元；当被问到答案的可信度时，他说出了自己的职业守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可这个买家并不打算公平交易，他一把抓住卖家的衣领并威胁道：＂那我为啥不抢走答案再打你一顿呢？

＂ 那孩子不紧不慢地指出买家的短视：＂下周就是暑期班，一来就有数学考试。

＂ 买家无奈地放开了他可还是故意少给了钱。

这孩子自然有对策：下课后他找到老师，向她提议：＂您愿意出多少钱交换考试作弊的学生？

＂后来这孩子成了巴尔的摩东区最大的毒枭，对年轻的 Joe 有了以上了解的话，这一过程应该不难想象——他会尽量选择合作共赢而非暴力冲突；与希腊黑帮的长久高效又低调的合作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 Joe 能在 Barksdale 帮遭受重创之后用＂优质商品＂渗透竞争对手的地盘（当然也要感谢 Stringer 的经营理念）。

说到 Stringer，尽管组建了＂合作会＂的是他，但是能把这一体系维持了下来的却是 Joe。

Joe 和希腊人的副手 Spiros可是，真实的故事不会允许其中的角色一帆风顺；我不知道 Joe 在 The Wire 之前面临哪些重大选择，但是在剧中，他只能独自承受自己选择的后果：一开始，和 Avon 有仇的 Omar 用从前者手下抢来的一批赃物和 Joe 交换了 Avon 的情报；很有可能这时 Joe 已经考虑过借 Omar 之手除去 Avon；当然不是因为后者嘲笑过他（这一点 Joe 已经通过那场篮球赛的赌金赢了回来），而是因为后者是个顽固的竞争对手。

然而 Omar 的刺杀行动失败了；不久后 Joe 又促成了 Stringer 和 Omar 的和谈。

在 Avon 被捕后，Joe 主动向一筹莫展的 Stringer 提出了合作，以商品换取地盘；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而态度强硬也是 Avon 的一贯作风，他不允许 Stringer 做出看似引狼入室的决定；Stringer 只好背着 Avon 这样做了。

不知情的 Avon 以为 Joe 入侵了地盘，便从纽约找来专业的杀手摆平此事；这使 Stringer 陷入了骑虎难下的情形，而 Joe 凭着生意人的敏锐想到，可以利用 Omar 摆脱这个麻烦，又让自己和 Stringer 不弄脏手。

Joe 和 Stringer于是 Joe 再次以中间人的身份安排冤家 Omar 和 Stringer 见面，后者向前者谎称，纽约来的杀手正是他的仇人。

再一次，Omar 辜负了 Joe 的期望，发现纽约人并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自此，Omar 和 Joe 便结下了＂牛肉＂。

Joe 和 Omar另一方面，因 Avon 入狱造成的混乱催生了一派新生势力——不遵守游戏规则并占了西区的Marlo。

因此，Stringer 和出狱后的 Avon 又有了新的敌人，双方冲突不断。

不言而喻，流血冲突是不利于生意的；Joe 向合作会主席 Stringer 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后者不能平息纷争，全体成员将罢免他的职位。

（造化弄人，无论 Stringer 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他都再也没有机会和大家合作了……）顽固的竞争对手 Avon 再次被捕，可以说我们的 Joe 终于能高枕无忧了；除了两个问题——纽约来的竞争对手和有仇必报的 Omar。

Joe 曾试图说服 Marlo 加入合作会并换取其帮助扫清纽约来的麻烦，可他对这两件事都没有兴趣；至于后者嘛，Joe 一定要＂好好＂赔个不是。

Omar 成功向 Stringer 报仇雪恨，当然也不会忘记当时 Joe 扮演的角色。

Joe 矢口否认对自己的指控，自己仅仅是个无辜的中间人，对 Stringer 的阴谋毫不知情；而且作为补偿，Joe 向 Omar 透露了一个肥差——抢劫一家地下赌场。

只不过未雨绸缪的 Joe 并没有告诉他，Marlo 是那家赌场的常客。

于是 Omar 抢劫了 Marlo，后者很生气，便叫手下设局对付他。

同时，警方也开始了对 Marlo 的监视，只是很不巧，当时就暴露了。

意识到麻烦的 Marlo 终于同意加入 Joe 的合作会了，因为后者拥有大范围的情报网——Joe 还表示自己早就知道牌局会被抢劫——能起到帮助。

Joe 和 MarloJoe 帮助 Marlo 查到了监视他的警察之身份，Marlo 也帮助 Joe 驱逐了纽约来的竞争。

另一边 Omar 福大命大，被栽赃谋杀后因为现场疑点重重又被释放了。

这下被 Marlo 命令作伪证的 Andre 慌了，因为自己成了 Marlo 的麻烦；他只好去找 Joe 帮忙，Joe 用低价接管了他的杂货铺并答应把他送走。

可 Andre 实在只是个无名小卒，Joe 把他交给了 Marlo，因为这也是合作会所包含的——合作共享。

如上所述，因为找不到 Andre，有仇必报的 Omar 便去了 Marlo 帮的集会地点并在暗中观察——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在牌局上抢劫的人就是 Marlo。

接下来，Omar 跟踪 Marlo，发现后者是合作会的一员，如此他便知道 Marlo 和 Joe 的关系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 Omar 给了 Joe 第三次＂失＂。

为了报复 Marlo，他威胁 Joe 提供交货信息；里应外合，Omar 把货全从当地毒贩手里劫走了。

合作会的成员们对此很不满意，要求 Joe 承担全部损失，因为是他的手下负责运输；面对只知道有福同享，却不有难同当的大伙，Joe 很难过，并威胁他们如果这样的话从此他就结束合作关系独占货源。

被 Omar 用枪指着的 Joe大家收回了先前的决定。

会后 Marlo 要求 Joe 交出当时负责的手下，Joe 以他是自己的外甥为由拒绝了，并提出供货方（希腊人）可以出面打消 Marlo 的顾虑；Marlo 同意了。

（这里需要我们揣摩的是，Joe 之所以拒绝把外甥交给 Marlo 是因为他是家人呢，还是因为他知道抢劫的内幕）晚些时候，Joe 的手下提醒他，如果让 Marlo 和希腊人见面，他一定会绕过 Joe 直接和后者交易。

但是 Joe 很自信，认为 Marlo 不足为惧。

这时 Omar 找上门来，提出以原价20%的价格把抢来的货卖给 Joe；后者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他的外甥（负责运输的）对此不满。

第二天，希腊人出面以多年的合作经历为 Joe 担保，证明他和大家一样是受害者。

一番交谈后，Marlo 选择相信他；会后安排手下跟踪希腊人，摸清他的来路。

最后从 Marlo 和手下的对话中得知，Joe 竟然以30%的价格把 Omar 卖回来的货又卖给了合作会成员；真不愧是 Joe。

也许大家听过老虎拜猫为师的故事：猫把全部本领都教给了老虎——除了爬树，因此在老虎自以为全都学会了并背叛自己的时候得以爬上树保住性命。

Joe 也把全部本领教给了 Marlo；从信息收集——他曾经告诉 Marlo，各种资料都能在市政部门查到，于是后者通过希腊人的手下成功获得了和希腊帮直接交易的渠道；到洗钱——通过加勒比群岛的教会，并手把手给 Marlo 开了一个银行账户；还给他找了律师。

Marlo 向希腊人提出合作的意愿；后者一开始以脏款为由拒绝 Marlo。

在毫不过问的情况下，Joe 给 Marlo 换了一堆崭新的钞票。

即使如此，第二次见面时，希腊人还是拒绝了 Marlo 的提议，因为他不是 Joe；这就使 Joe 成了 Marlo 的障碍。

另一方面，Marlo 高额悬赏 Omar，这一回 Joe 终于没有淌混水。

可私下里，Joe 的外甥却因为个人恩怨出卖了 Omar；后来 Joe 猜到了外甥的不轨，但没有对此做出更果断的选择。

很快，合作会上，Marlo 观察到 Joe 的外甥与另一成员发生冲突，并利用此机会收买了前者。

然而一向精明的 Joe 却没有看出端倪，还在一门心思教导 Marlo。

外甥出卖了 Joe，告诉了 Marlo 自己的舅舅参与的一切事情。

那天晚上，Marlo 出现在 Joe 的家中，后者意识到前者的目的时已经太晚了；Joe 提出了一生中最后的提议以换取自己的性命，可 Marlo 拒绝了。

Joe 死后，Marlo 顺利取代了他成为希腊人的联系人，并自信地告诉后者自己学会了 Joe 所有的本事。

可笑的是，转眼之间 Marlo 就把自己的新手机号告诉给了律师（律师的雇员曾是调查 Marlo 的警察）。

随后，Marlo 同样成为了合作会的负责人，把 Joe 的死归咎于 Omar，并抬高了进货价格，最后解散了合作会。

众人唏嘘。

Marlo 被捕后，合作会成员再一次聚首；有人怀念 Joe 在的时候，生意比当前好多了。

Joe 的外甥十分嚣张，拿出枪威胁其他人，今后是他做主；话音未落，Joe 的前副手便处决了他。

大家各自离开……也许他们能延续 Joe 的方式，Marlo 无论如何学不会的方式。

角色 "Proposition Joe" 的饰演者为已故演员 Robert F. Chew；除了身为演员之外，他还从事表演指导的工作，第四季中几个孩子的年轻演员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他本人于2013年1月17日因心脏病死于巴尔的摩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