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本来想给三星，但是因为最后一场庭审决定给多一颗星。

最后一场庭审，案件探讨了更多关于正义和法律的问题，影片借助了两个律师去讨论正义和法律的问题，给出答案，最后卡帕斯的质问“这就是我们的法治吗？

”感觉也是让马丁格选择，身为一名律师是否伸张正义，但这样设置更多的是回答问题。

我喜欢后半段的原因是后半段从不同的人的角度表现了在这个案子里的感受，我不禁代入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最后马丁格的证词、宣判之后拉那的动容和反思、作为旁听者的披萨小姐姐、被告科林尼等等都有表现到。

不过可能是整部电影的案件影响比较大，所以卡帕斯的人物弧光是比较弱的，能看出影片想表现他对科林尼的感情变化以及跟自己父亲的感情变化，和“菜鸟律师”的成长。

但是最后整个重点在案件了，对他的刻画就少了，前半部分埋下案件伏笔，并且对“初出茅庐”“当事人不吐露动机”等方面做了很多铺垫（毕竟故事前半段就是靠这两个因素作为卖点的，也是电影的一个矛盾点），但是后面把重点放在案件上了，多少让前面对卡帕斯的铺垫落地不够，前半段的主角是卡帕斯，后半段主角是案子，多少有点割裂。

最后，听说原著对正义和法律的讨论会更为深入一些，这可能是影片有点欠缺的地方，如果不仅仅是回答问题，可能会更具讨论性。

但是在对背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部电影个人认为是还不错的。

一名叫科林尼的意大利老汉冒充记者，枪杀了受人尊敬的德国工业大亨迈耶，而刚考上律师、的卡斯帕被指定为辩护律师。

卡斯帕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从童年到青年，迈耶给了他太多的帮助和慈爱。

科林尼拒绝沟通，直到律师卡斯帕愤怒地说出：你不知道，迈耶对我有多重要……终于，科林尼开口了。

事实让人震惊：二战中，迈耶曾是纳粹军官，驻扎在意大利，因手下士兵被杀，他依据“我们死一个，就杀10个平民”的“规则”，进行了屠杀，并当着童年科林尼的面，枪杀了他的父亲。

噩梦缠绕了科林尼一生，他试图通过法律来解决，但上世纪60年代，德国通过立法，免除了纳粹时期所有“从犯”的罪责。

无路可走，科林尼只好“一命换一命”。

在法庭上，律师卡斯帕的辩论对手是他的大学老师马丁格，他坚定认为：法庭只解决法律问题，法律之外的事，应交立法部门。

然而，在律师卡斯帕的压力下，马丁格不得不承认：法律之上还有道德。

就在科林尼即将胜定时，他在狱中自杀。

科林尼案成为又一个没有结论、没有下文的案件，很难说，人类将从中得到多少教训。

《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后者2011年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已被译成10多种文字，受其影响，德国司法部长下令重审所有涉纳粹法案。

电影正在丧失“感动”观众的能力《科林尼案》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故事，中国观众不易感同身受，且故事不太具有悬疑性，看到一半，大概就能猜出结尾。

如果我是导演，可能会拒绝接手它。

首先，故事太简单，撑不起一部故事片。

其二，话题老。

忏悔与反思是必要的，但没有新内容，只是讲一个新故事，观众能接受吗？

其三，内容沉重，娱乐性不足。

二战结束已70多年，通过教育，今天的年轻人被迫反省再反省，可总是老话重提，可能会让他们厌倦。

其四，原著偏纪实风格，改编空间小。

更重要的是，《科林尼案》是一个需要“感动”观众的影片，可在今天，电影正在丧失“感动”的能力。

随着价值的多元化，“感动”的三大基础——崇高、毁灭与希望，已发生动摇。

现代人在不同的场景中成长，每个人的看法都不相同，这让我们不再相信还有比现实更高的东西，我们正深深沉浸在丰富多彩，但只有平面的世俗中。

所以，《科林尼案》开始的前20分钟略显沉闷。

然而，越到后面，它的感染力越强，当对手的辩护律师马丁格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时，令人潸然泪下。

引人深思：在一个过多“煽情”“搞笑”的时代，《科林尼案》是如何复归影视“感动”的能力的？

新写实主义，优点在于不“过度合理”《科林尼案》采用的是新写实主义手法。

过去二三十年，这是欧美小说、电影的主流表现手法。

新写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流派，两位创作者的风格、观念可能完全相反，却都被归入新写实主义。

可见，很难给新写实主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可以大体描述为：写真实的细节，不带任何目的。

传统写实主义也强调细节的真实性，但都是意义筛选过的细节，务求每个细节都指向结局，起到烘托范围、强话主题的作用。

当主人公的命运发生改变时，这些细节可以证明，那是他应得的——因为细节展现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这种“过度合理”的细节，因彼此雷同，给人以虚假感。

新写实主义则更倾向于去挖“无意义但有趣的细节”，之所以呈现它，仅仅因为它有趣、与众不同。

支撑新写实主义的，是海德格尔哲学。

在海德格尔看来，没有人活在哲理中，也没有人活在故事中，我们都要面对巨大的无序。

不是意义在指引我们，而是因活下来的方式，产生了意义。

《科林尼案》即如此，按传统的现实主义，片中至少一半内容是“无用的”，比如被杀者迈耶对卡斯帕的关爱；卡斯帕与迈耶孙女的爱情；杀人者科林尼反复回忆父亲被杀时的场景；律师迈耶与亲生父亲的紧张关系……这种乱七八糟的线索，至少有三个作用：其一，提高真实度。

其二，增加故事量。

加大悬疑度。

一个似乎几句话就能说清的案件，竟然变成“剪不断，理还乱”。

崇高，为影片奠定基调有了足够的复杂度，就给故事的主角提供了选择空间，使“崇高”得以落地。

以律师卡斯帕为例，本是一个找不到生活目标的年轻人，接手科林尼案，仅仅因为它能让自己快速成名，保证今后能接到更多案子。

在老师马丁格的诱惑下，他一度决定放弃原则。

而和科林尼初期沟通不畅，更让他情绪几乎失控。

律师卡斯帕并不是一个有着非凡的同情心、意志力的人，只因争胜欲望，以及不满马丁格的傲慢，才逐步抵达真相。

他只是庸众中的一员，很容易被忘掉，所以《科林尼案》特意选了一位移民后裔来主演，如果不是那张“醒目”的土耳其脸，观众可能很难想起律师卡斯帕什么时候出场的。

然而，律师卡斯帕拥有一份清醒的良知。

这份良知曾经动摇，曾经惶惑，但卡斯帕最终却坚持了下来，这份坚持给了他以高度。

常言道，法律是60分的道德，合法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

但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场景是：当职业需要时，良知常常变得不那么重要。

就像律师卡斯帕的老师马丁格，专业能力极强，却变成了一个讼棍。

马丁格反复提醒人们，当年立法宽赦纳粹“从犯”，是不得已的现实需要，他轻蔑地说，追究过去的人不知道当时的困难。

可良知也要加上时效性吗？

良知也要向现实低头吗？

良知也只是有限责任吗？

在复杂事件、复杂人性面前，“崇高”不再是一个大词，而变得真切可感。

贩卖毁灭，才能引人思考在崇高之外，通过新写实主义的手法，《科林尼案》成功贩卖了毁灭。

影片中，各种人物都充满反差：老年时与人为善、充满爱心的迈耶，与他当年开枪时的狰狞，截然相反；曾对律师卡斯帕付出爱与宽容的迈耶的孙女，在坚决捍卫爷爷的“名誉”时，又是如此狭隘、冷酷和无情；律师卡斯帕初期准备放弃该案时，马丁格拿出一副长者的姿态，启迪说，要像个律师那样去战斗，可案情出现转折，他竟试图对卡斯帕行贿……《科林尼案》描绘出一个让人绝望的大环境：作为有缺点的、世俗中的人，我们真能创造出一个公正的法律吗？

如果法律这个准绳也失准时，该用什么来校正它？

事实是，《科林尼案》式困境并不是翻一两个冤案、杀一两个坏人，就能解决的，它是结构性的困境——在人性深处，我们都有愚昧、反智，甚至是邪恶的种子，谁也无法保证，它们不会恶性膨胀，曾经的悲剧不会卷土重来。

科林尼选择自杀，正因为他窥透了这层凄凉——冤案可以平反，坏人可以杀掉，但人性的愚昧、自私是无法更改的。

就算赢得了法律胜利，又能说明什么？

科林尼的杀戮中，不一样充满人性恶？

通过残忍的私刑，他得到的是解脱，还是作恶带来的兴奋？

靠希望，营造叙事高潮虽然《科林尼案》以悲剧结束，但在片中，希望无处不在。

不论是案情几次反复，还是那些不肯忘却过去的人们，当迈耶曾为纳粹服务的事情被揭露出来时，法庭上响起一片惊讶声，甚至迈耶的孙女也在追问，上帝能否原谅她，在上帝眼中，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生活在多元化时代，但正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指出的那样：多元化并非世界的本质，真相只有一个，只有当人类的智慧无法接受它，或者无法评价它时，才会出现“多元化”，“多元化”的潜台词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不妨更宽容一点，暂时允许各种意见存在……多元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正如底牌只有一个，当它被解开前，才有无数可能，才有概率性分布，才要尽可能不把话说死。

然而，多元化从来不是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即使良知可能暧昧不清，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生而为人，我们都不应放弃良知的责任。

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道德面前，没有模糊、推诿和回避。

所以，连狡猾、物化的马丁格，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

”虽然他曾是帮“从犯”脱困的立法人之一，虽然他一直在帮迈耶辩护，虽然他更喜欢用玩世不恭的、技术性的口吻谈论法律……哪怕是马丁格，良知也没有被彻底泯灭。

《科林尼案》因此走上叙事的最高点。

会讲故事，比故事本身还重要有崇高，有毁灭，有希望，传统写实主义所坚持的三要素得以汇聚，“感动”则是其自然结果。

而《科林尼案》用新写实主义笔调，不露斧凿痕迹，不掌控观众情绪，不试图以假乱真，不强塞概念，所以，它的“感动”不来自煽情，不来自卖惨，而是来自“真实”。

电影不应脱离现实，但随着人类日渐沉入景观社会中，“真实”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今天，动辄拔高、讲故事、催泪已行不通，它必须面对当代困境：少有人会主动反思自己，少有人愿意解开伤疤，少有人愿意形而上思考……《科林尼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一个类型化故事，讲述了一个很难讲清的话题——当人性陷入集体幽暗时，我该如何？

不错，这是一段过去的故事，但通过新写实主义营造出的真实下，给观众以不同感受——片中的一切，“都与我相关”。

这世界上，大道理就那么多，好故事也只有那么多，更麻烦的是，听众的耐心同样也只有那么多，而那些会讲故事的人，永远有故事可讲。

冲着悬疑片去看的，悬念也的确一直绷着，但慢慢解开谜底，这其实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反战主题片。

画面是沉静的，多处的场景富有特别的美感，特别是当故事中出现往事的回忆镜头，那种在暗色滤镜下的浓厚色彩让人赞叹。

电影探讨了多方面的命题，法律与情感的冲突，法律史发展的过程，人性的善与恶的复杂，战争的残酷性。

人性的冲突，反对恶的思想，坚持善意的理念，一直贯穿着全剧。

最冲突也是最讽刺的一点是，没有把军官塑造成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作为加害者，他是主动自主参与的。

爱孩子与冷酷屠杀并存在他身上，特别是在他救下小孩后，让小孩指出其父亲后，却转身把其父拉到了待屠杀的人群，让孩子亲眼目睹其父是怎么因他被屠杀，还告诉他要勇敢。

德国人的反战思想地区很到位，对战争的反思也很好。

在这一点，就又想拉踩日本，连战败都不承认，只说是发起战争，结束战争，更不要提忏悔，他们心里只为失败羞耻，从不为侵略屠杀感到罪孽。

不得不佩服德国人反思历史的能力，尤其是关于二战和大屠杀的，还孕育而生了独特的文学体裁：反思历史小说（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然而，德国人这种具有深度思辨的能力不是源于执著，而是对挥之不去的历史阴霾的探索。

电影《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就是如此。

费迪南的祖父巴尔德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并在纽伦堡党卫军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刑20年。

背负着席拉赫的姓氏，费迪南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不少非议，也经历了复杂的自省。

费迪南本身也是一名律师，他的作品也大都与刑事犯罪有关，《科林尼案》可以说是他长久以来司法经验与身份自省孕育出的集大成之作。

但是费迪南·冯·席拉赫这种霍桑式创作呈现的不是单独个体的故事，它更具有代表性，它携带着重新追溯历史与正义的任务。

故事中的人物设定呈三角形，即律师卡斯帕·莱尼（Caspar Leinen）、被审判者法布兹奥·科林尼（Fabrizio Collini）、死者汉斯·梅耶（Hans Meyer）。

这种类似于三角恋情的人物关系把律师莱尼置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他是死者的义子，也是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究竟要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倾向于哪一方，维护哪一方的利益，这是莱尼、费迪南你以及其他大屠杀后出生的德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谋杀梅耶的案情铁证如山，科林尼是凶手，他对此也并不否认。

然而当主人公律师莱尼拨开层层迷雾，寻求谋杀的动机的时候，对于死者汉斯·梅耶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对于剧情我不再做赘述，情形更加复杂，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营造的冲突也很有看头，但不是我讨论的重点。

最后明显的是，随着尘封档案的缓缓揭露，被告科林尼从施害者变成了妥妥的“受害者”、“复仇者”，汉斯·梅耶曾是一名纳粹，杀害了科林尼的父亲。

而因为《德雷尔法案》，汉斯·梅耶被认为是从犯而享有刑事犯罪追溯期，这一点让科林尼无法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起诉梅耶，所以他才选择自己动手，为父亲雪恨。

这里插一句，故事把陈年往事设定在意大利也具有典型意义，原因是纳粹德国在意大利战场上的行经一度被吊诡地解读为“正当的”、“干净的”，“荣耀的”，这种荒唐似乎在影片中的法庭再次上演，对死者的审判和辩护开始了：梅耶十分是有罪的？

至此，这个电影俨然是对一系列二战后审判的另一种反思。

据我所知，让汉斯·梅耶逃脱法律制裁的《德雷尔法案》与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时候参考的法律情形类似，它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自19世纪的法律体系，即刑事罪犯必须要以其本人的判断与动机实施的杀人行为，才会被认定为谋杀，这当然不应该适用于战争，尤其是二战那么独特的战争，且也与国际法不兼容，影片中也有提到。

这样已一脉相承的法律制定行为实质上是对部分法西斯行为的“非直觉”描述，更像是巧立名目地为犯人脱罪，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为许多德国战犯打造了“免罪金牌”。

这种法律体系背后是对集体犯罪中犯人身份的区别对待产生的。

其实1954年的一系列同盟国战争犯罪的审判就已经把战犯与军人身份作为主要讨论点了。

军人的职责与荣誉，在战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对战时军人身份与价值的认定不仅对审判结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军人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不论个体或者集合。

历史学家Kerstin von Lingen曾给出这样一个例子，二战落幕后，纳粹国防军的许多军官对战时军队的身份进行了回溯与重建，他们将国防军与党卫军（SS）对立起来，以此展示自己在战争中所作所为的正当性。

这样的行为正如法国学者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面对重大国事，社会团体会自行创造出一个“参考的框架”（frame of reference）来协助自身在社会格局下身份的建立。

Reinhart Koselleck在《Verbrechen erinnern: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olocaust und Völkermord》对审判中的讨论如此介绍：通过对德军行为的主动和被动两方面的阐释，二战时德军身份包括给予意图（Sinnstiftung）和索取意图（Sinnforderung），分别指向了军队个体经历的叙事建构与国家层面更能接受的集体叙事建构，后者与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

于是，许多战犯被去纳粹化，逃过或缓和了处罚。

这正是科林尼所要报复的，战争给了他终身的创伤，而司法上的不公对他造成了第二次伤害。

与其说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起伏脉络都在解答“谁是受害者？

”这一问题，辩证地看，在更加宽泛地延伸中电影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谁是受审者？

”当受害者这一身份从死者梅耶转移到被告科林尼这一时刻，法庭审判实际上也就转向了，苦脸法官惊愕的神情说明了一切。

究竟是谁迫害了科林尼？

是希特勒、是党卫军、是汉斯·梅耶，但是也是德国的司法体系、《德雷尔法案》、以及当时只是实习生的理查德·马蒂涅博士（Dr. Richard Mattinger）……甚至是当时的西德连邦议会。

就此科林尼案不仅仅是对某一个逍遥法外的纳粹军官的重新审视，而是对大屠杀及战后政治的重新反思，可以被视作对于自纽伦堡审判以来纳粹德国对军队以及军人所构建的身份的审判。

这也就是《科林尼案》比起类似情节的影片《八音盒》对二战历史及其战后历史的回溯更偏僻入里的地方。

当然我在此并不是踩一捧一，事实上，就观影体验来说，老派的《八音盒》看起来更加舒服，整部电影丝毫不逊色《科林尼案》。

但是两部类似的影片叙事目的并不一样。

《八音盒》里的麦克·兰斯洛只是个在逃的战犯，庭审用一位一位证人的证词累计把他的罪行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他本人对历史的否认巧舌如簧都让这位战犯更加令人憎恶，影片最后真相大白，给他定罪，人心大快；而《科林尼案》却触及了更广泛而且深刻的领域，影片对梅耶罪行的呈现比较单一，梅耶下跪接受复仇者的审判，这都大大削减了梅耶作为战犯的丑恶形象；更加巧妙的是，情节上，一开始梅耶已死，他已经被审判，被执行，到影片发展到最后的悬疑不再是战犯能不能被处决，而是关于法律的偏倚如何补救、正义如何实现、对待历史态度的深层次反思。

梅耶与兰斯洛不同，他不是通过隐姓埋名，不是通过逃跑，不是通过谎言与诡辩逃脱了审判，而是不当的法律给予了他逍遥法外的权利。

《科林尼案》的结尾处理得很高级，审判没有结果、正义没有被修正、德国民族的救赎未完成。

正如德国1995年为大屠杀研究成立的弗里茨·鲍尔研究所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对大屠杀的记忆和对民族社会主义犯罪的对峙可能已经是当下德国社会亟需关注的问题，过去犯罪所造成的广泛的辐射还没有被大众充分意识到。

”历史就是这样，有些错误也许不能被弥补，它们留下的创伤和负罪感会流淌在一些人的血液中，它们制造的危险也一直躲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伺机而动，当你遭遇它们、审视它们，你无能为力，只能转向自身去思考和汲取教训。

《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

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

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

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

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

《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

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

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

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

《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

——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

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

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

——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

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

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

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

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

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

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

”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

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

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

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

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

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

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

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

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

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

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

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

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

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

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

”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

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

前半段的节奏真的很慢，但是这样安排确实也更符合人性，一个曾经向法律寻求过帮助的绝望的“孩子”，被精心设计的法律抛弃了。

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再开口，再给这些他已经不信任的人多一次伤害自己的机会。

科林尼始终咬紧牙关保持沉默。

观众可能也会代入主角，觉得被告油盐不进觉得被告“不识好歹”。

一把枪，三声枪响。

女服务生供词里面的“我觉得他当时有点冷漠，点杯咖啡喝也不奇怪的那种”。

陪审团以及旁听的人都觉得他冷血残忍。

而当画面转回1944年，那时候的迈耶呢，放过了小科林斯，却让他指认了父亲，抱住小科林斯，让他看着自己的父亲如何死去，一枪不够，第二枪，第三枪。

枪响之后确实再无赢家。

这场庭审也没有最后的赢家。

没有等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判，科林尼等到了一句迈耶有罪，就毫无遗憾地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死者不想再复仇”。

“听着”魔鬼说“你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律师，你每个案子都会赢，你也要付出你的灵魂，和你孩子的灵魂，你父母的灵魂还有五个好友的灵魂”这里设计的好漂亮，后面理查德 马丁格的名字列在通过法律的与会名单上，上面有六个人的名字。

你和你五个好友的灵魂。

迈耶孙女“我也是这种人吗”，主角回复“你就是你而已”，喜欢这个回答。

科林尼的演员诠释得非常好。

前期光靠一双眼睛来表演。

暂时先写到这

《科林尼案》是一部2020上映的德国悬疑剧情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由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执导，演员埃利亚斯·穆巴里克、亚历山德拉·玛丽亚·拉娜、曼弗莱德·扎帕卡主演，剧情讲述在柏林豪华饭店内，85岁的企业家麦尔遭到凶手科林尼枪击头部死亡，虽然他坦承犯案，但却对详细情况三缄其口而使得案情胶着。

同时，承接此案的菜鸟律师卡斯珀也在发现死者是成长过程中对他情深义重的长辈之后，让原本成名的大好机会瞬间成了梦魇。

《科林尼案》把故事聚焦在三个月前才刚取得律师执照，富有相当程度热诚与理想抱负的主角卡斯珀，正准备在自己首次委托中大展身手，就碰上一起艰险棘手的案件之上，不仅身为财团总裁的死者使案情受到广大民众和媒体的关注，犯人科林尼在投案后始终不向警方和自己透漏事件的发生经过、细节与犯案动机，反而一心求死所显示的众多疑点，《科林尼案》光是故事背景就带有着浓厚的未知悬疑感。

不只如此，《科林尼案》片中卡斯珀作为公设律师，除了必须为自己早已承诺接下的案件负责之外，死者多年来跟卡斯珀这种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的关系，对他人生带来重大影响，使他得以从大学毕业、考上律师的恩情，也让卡斯珀陷入了自己身为一位具有责任感的年轻律师，是否要为以行刑式枪击手段杀死麦尔的科林尼辩护的两难挣扎，使《科林尼案》在全片弥漫的悬疑氛围中也有着对角色内心的描写。

整体而言，《科林尼案》能把一起涉及德国历史污点的杀人事件延伸到司法判决标准的反思实在令人惊艳，电影不禁让我联想到近期台湾吵得火热的无差别杀人事件，许多人批评给出判决的是恐龙法官，而其他人则指责这些人是只以自身价值观来判断是非对错的法盲，但到头来，这个问题的重点不也跟《科林尼案》相同，在于可能不够完整法律之上呢？

我们如何记起这些历史教训，制定更健全的法律规范与制度，让所有人的人权都能受到妥善的照顾和保护？

我想正是整部电影的希望传达的主题。

在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仅从片名来猜测的话，我很自以为然地就觉得这会是一部犯罪片或者推理片。

就算看了电影开头前半段，那些杀手自首、律师对簿公堂的戏份之后，我依旧这么期待着，期待着缜密的推理，抽丝剥茧般地寻找真相。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反转之后，这部电影变成了一部关于反思二战的作品，还是一部有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

在无数部关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电影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可能是其中角度最讨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部了。

不得不说，在反思二战这件事上，德国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角度。

看完电影再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The Collini Case)，小说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本身就是一位德国执业的刑事案件律师。

看到很多地方说小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个说法多少有些不准确。

事实上，小说本身是基于虚构的创作，情节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但是在剧情之中作者有意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司法沉珂——“德雷尔法”（Dreher Law）。

“德雷尔法”是德国1968年通过的一部法规。

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为二战战犯脱罪的法案。

因为谋杀与过失杀人不仅在刑度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因此逃过法律追诉。

起先，这部法案似乎也没有引起普通德国人的关注，反而是静悄悄地被通过了。

直到小说《科林尼案》于2011年出版之时，这部“恶法”才被引入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促使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委员会，重新彻查相关纳粹二战案件的审理。

所以我们才说《科林尼案》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改变现实的小说。

而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不仅延续了以“德雷尔法”为故事核心，更是在法律层面、情感角度以及对二战历史的反省上，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刻画。

首先，作为一部以法律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无罪谋杀》所呈现出来“法治至上”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电影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反派或者正派，最初的思路都是以法律来解决问题。

比如杀人凶手科林尼是在寻求法律途径无果之后才选择手刃仇人；协助通过“德雷尔法”的律师马汀格一生都在为法律事情而奋斗，他代表的就是法律，他相信法治国家；主角莱恩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律师因为对法律的尊重而选择为杀“父”仇人辩护。

这也正是电影在情感方面上极具张力的塑造。

电影中的四个关键角色，受害人、嫌疑人、控方律师以及辩护律师，除了在法庭上的角色分工不同之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害人汉斯麦尔，也就是死者，其实是主角莱恩的恩人，更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长辈。

莱恩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两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若非受害人汉斯麦尔在莱恩幼年成长过程中不断施予恩手，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国律师。

莱恩陷入情感纠葛，他无法为杀死自己恩人的凶手辩护，向法庭请辞辩护律师一职。

可是本案的对手律师正巧是莱恩大学的刑法老师马汀格。

他以过来人的身分开导莱恩，将来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可能场场都请辞逃避。

马汀格下重话：你若想当辩护律师，就要有辩护律师的样子。

这种尊重法律以至于在人情道德上可能背负污点的做法，其实非常值得深思。

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的重点在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上面，《无罪谋杀》最讨巧的地方在于，把剧情推进过程的全部转折和悬念放在了一款罕见的手枪——瓦尔特P38（Walther P38）上。

对于稍微了解一点武器的人来说，一看到这把枪肯定会想德国纳粹。

虽然这款枪因为其优良的设计、稳定的性能，后来也成为很多国家军队或者警察的配枪，但是它与德国纳粹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的绑定关系还是无法磨灭。

毕竟德军铁拳，纳粹最爱之类的称呼流行了无数年。

有数据说仅在二战期间，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的生产数量就超过了一百万支，其衍生产品战后依旧继续在德军中服役，直到在1990年被更现代化的HK P8手枪逐步取代，结束了服役的一生。

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瓦尔特P38也同样出尽了风头。

《鲁邦三世》的主角鲁邦所用的爱枪便是这款，《变形金刚》中威震天变形后的形态即为一把加装折叠枪托与瞄准镜的瓦尔特P38。

所以说，《无罪谋杀》所设计的这个细节确实非常用心。

P38的出现，并且幼年时期的莱恩正巧在汉斯麦尔的书房里偷偷地见过这把手枪，一举把电影中这场陷入胶着状态的诉讼案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向历史寻找真相。

于是，莱恩沿著这把枪追查，竟然揭开一个动摇德国国本的秘密真相，也就是1968年德国法律界的羞耻——雷尔德法案。

而莱恩的恩人汉斯麦尔，在1943-1945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屠杀平民，正是因为这部法案而没有受到制裁。

事实上，2013年有项针对意大利坎帕尼亚（Campania）处决事件的研究，发现纳粹在意大利屠杀高达2.2万人。

被处决的包括大批屠杀的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平民，其中意大利平民佔死亡的多数，他们通常是纳粹军队报复游击队抵抗袭击的目标。

这与电影中所呈现的也如出一辙。

汉斯麦尔在担任纳粹军官之时，遍下达以恶报恶的命令：“死一个纳粹军人，就杀十个反纳粹游击队军人。

”抓不到反纳粹游击队军人，就用平民来凑数。

而科里尼的父亲正是那些无数被用来凑数的平民之一。

最终科里尼苦心积虑三十多年，终于杀了汉斯麦尔，踹烂他的头，大仇得报，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快乐。

他放弃为自己辩护，甚至在最终法律公正地站在柯里尼那边时选择自尽。

父亲之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

他没有结婚生子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他整个人生都活在报仇中。

这种创伤是无法修复的。

整体来说，《无罪谋杀：科里尼案》铺排稳重，技术四平八稳。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的社会性远大艺术性。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没错，但是它的宝贵之处在于简洁扼要地举出了案例，以影像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让社会重新思考案例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这一切无疑也是当下的我们——公民——所亟需去学会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这样的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次德国人对我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教育。

尤其是电影最后选择用科林尼的自杀来结束这一切，但是无疑给我们遗留下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科林尼没死，法官应该如何判？

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绝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谓正义只有透过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オ能实现，而我们距离诉讼程序，更别提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都如此遥远。

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距离正义到底有多么的遥远。

这部影片的案情很简单，一位叫科林尼的老头假称记者骗开高龄企业家迈耶的酒店房门并以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他，随后平静地向警方自首，然而对于他的作案动机，却始终闭口不谈，他的代理律师莱宁随之展开了寻找真相的过程。

有关刑辩类型的片很多，不乏很多高水准的，但如果只是把身负重刑的犯人通过律师的努力还其清白或逃脱判决，这就是一种俗套的演绎了，但是《科林尼案》并不是。

首先，片名对剧情就有所暴露：无罪谋杀，它其实是一个烟幕弹，这首先就给影迷制造了一个错觉，这个人——科林尼他不是凶手，虽然一切证据都指向了他，但至于为什么他无罪，就需要在后续情节的推进中为我们揭开，一定另有凶手，另有隐情。

本片中的“一”这个一，就是由这桩杀人案来推进的，由于嫌犯的缄默，给案子笼上了凝重的疑云。

巧合的是，死者汉斯·迈耶是MMF的老板、德意志十字勋章的获得者，是杀人犯代理律师莱宁曾经尊重的长辈。

莱宁是迈耶孙子的挚友、其孙女汉娜的昔日恋人，在汉娜的质问下，莱宁并未退出这个案件的代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可况他与死者并无血缘关系，出于一个律师的天职，他坚持了下来。

正是这份严谨与执着，挖出德国司法史上的黑幕。

这就引出了二战中德国纳粹的暴行，拥有荣誉与企业的成功者迈耶其实就是一名纳粹，二战中意大利游击队炸死两名德国士兵，因此当时的军官迈耶下令“十命抵一命”，屠杀了二十名无辜的意大利平民，这些平民遇难地正是科林尼的老家，位于意大利比萨附近的蒙特卡蒂尼。

死者之一是科林尼的父亲，年幼的他亲眼目睹父亲被德国士兵射杀，中了三枪悲惨死去，由于他在德军威逼下指认父亲导致父亲遇难，因此负罪感和悲伤笼罩了他一生，这就是他枪杀迈耶的动机。

那么为什么经历几十年之后才导致这一行为呢， 1968年德国联邦议会施行的《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导致很多德国战犯得以逃脱罪行，逍遥法外，因此科林尼兄妹对迈耶的控诉以失败告终。

这部德语电影毫不避讳的翻开德国纳粹的罪恶历史，包括这部扭曲的法律，这是对自身历史的追问与反思，与日本人对待二战罪行的态度截然不同。

本片中的“二”两位老者，一位是纳粹战犯、杀父仇人、十字勋章拥有者、成功的企业家、“慈祥的老者” 迈耶；一位是平凡的意大利人、二战中无辜平民的儿子、单身未婚无依无靠的老人科林尼。

这个巨大的反差也跟二战纳粹的暴行有关。

他们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

如果法律没有站在战犯那一边，迈耶没有可能全身而退，继续经商，走上成功的道路；而科林尼也可能会拥有完整而美好的童年，不至于生活在痛苦与内疚之中，这一生也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

几十年前的德国人及意大利人势力的悬殊，十几年后似乎依然存在，法律似乎消失了。

再说律师，尽管莱宁对迈耶感情笃厚，但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他也才知道迈耶的过去，因此他的感受是复杂的，但从接手案件开始，他都没有动摇对案件一查到底的决心。

这与他的老师，老江湖马廷格形成很大的对比。

案件从一开始就基本有了定论，一切只待宣判即可，因此对于初出茅庐的律师莱宁而言，为犯人做辩护人完全没有什么胜算；而对于死者而言，代理律师马廷格拥有十足的把握。

师徒关系，原被告关系，实力悬殊，无从选择，没有悬念。

然而，年轻律师初出茅庐的无畏与认真，让案件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二战中对死难者的家属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创伤，而德国法律的黑典，对战犯的袒护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在这样一个案件中，莱宁与马廷格在法庭上的辩论堪称德国人的自问与自省。

马廷格代表试图逃避罪行的德国人的一面，莱宁则代表不断反省的德国人的声音。

而影片的意料意外，情理之中，也使得剧情张力十足，首先我们先入为主的预判被推翻了，科林尼的确是凶手，他的平静接受审判的背后是积压了数年的仇恨；而迈耶的慈祥宽厚的背后竟然是一名纳粹。

从而带出一个问题，针对战犯的犯罪该如何定罪？

在等待审判的前一天晚，科林尼在监狱中仰望夜空，似乎终于了结了一桩心愿，如释重负。

在所有人等待判决的第二天，竟然传来科林尼前一晚自杀的消息，法官只好宣布对犯人的起诉终止，庭审结束。

坦白说，这样一个庭审的结果是最好的答案，因为，没有最好的答案。

这个案子、这部影片的意义远远大于这个内容，战犯与案犯都已死去，战争导致的痛苦已经产生，如果案件的终结代表一切结束那也太轻描淡写了。

这个审判的过程，对法律的诘问、对战争的反思才是重要的，这一切没有结束，无法淡忘。

先后看了两遍《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每次看到结尾小男孩与父亲手牵手远去的背影都会忍不住泪奔。

这部德国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是一部悬疑感很强的剧情片。

影片的开场即是一宗谋杀案，85岁的成功商人迈耶被人残忍杀害，头部连中三枪，并在死后被踢碎了颅骨——要知道，人体头颅非常硬，最多能够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后仍被如此对待，足以说明杀人者的残暴以及对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手法残暴的凶手在行凶后却并没有逃走，而是主动伏案，并始终缄默、不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释与辩护，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师莱恩面对重重疑点，拨丝抽茧，最终披露了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引发众人一片唏嘘。

影片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复杂——谋杀、恩情、二战、复仇、法律的合理性与维护公平的意义……重重悬念下虽然可以令人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却也未免觉得戏剧冲突有些过多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后，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莱恩刚刚开始律师生涯、接的第一个庭审案件就遇到了这么多“巧合”，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人挑选好的棋子。

他曾经的法学教授、明星律师马丁格早已在暗中选中了他，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既是菜鸟律师，又视自己为恩师、偶像，死者对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起初莱恩因私情决定放弃这次辩护，却被马丁格鼓励其坚持下去的原因——这是自己千挑万选后选中的棋子，是必定会输给自己的对手，再没有比他更保险、更可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了。

正如马丁格向莱恩讲述的那个关于律师和魔鬼的传说，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了交换。

但，令马丁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新手律师竟然油盐不进，真的执拗到愿意为探究真相、维护正义推翻一切。

随后，我因为好奇去查找了这部电影原版小说的创作始末及作者的经历背景后，再次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电影的信息量会如此巨大——这简直就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表达，讲述得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电影中初出茅庐即敢于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师莱恩相同，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同样身为律师，同样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轰动了德国司法界，并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显赫、也曾是一位纳粹高官。

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原著小说《科里尼案件》取材于真实事件，是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45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榜、反响巨大，至今已有60多个译本。

随后，该作品获得了德国文坛的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并当选了《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该书的中文译制版《谁无罪》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2，非常具有可读性。

这本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具体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国，一条《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被联邦议会通过，进而在一夕之间将历史改变。

依据德国战后司法裁判，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才被定性为“凶手”，其他人都属于“帮凶”，而这条新法则进一步规定：帮凶只按普通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处置——也就意味着，除了纳粹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间就过了追诉期限，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惩戒。

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迈耶失败的原因。

用费迪南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在帝国安全总局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他们当年组织了在波兰和苏联的大屠杀，他们对上百万犹太人、牧师、共产党人和吉普赛人的死担负责任”，他们手中沾满鲜血却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继续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令曾经的战争受害者们极难接受。

德国有这样两个公共名词：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直接伤害是“第一罪恶”，那么，《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所披露的这桩丑闻则是“第二罪恶”——即，在宽待处理纳粹罪犯时对受害者所导致的二次伤害。

这部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出生于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孙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国的名门望族，而在二战后，由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纳粹身份，这个姓氏已被视为丑闻与耻辱。

作者的爷爷巴尔杜·冯·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纳粹党，是全德青年领导人，同时也是驻维也纳总督。

他曾把全德青年组织统一到希特勒青年团内灌输纳粹思想，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促使青年团成为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

纽伦堡审判中的 （从左向右） 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纳粹德国战败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捕，是纽伦堡审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纳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类罪20年徒刑——作为大区领导人，他要为18.5万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负责。

本书的作者、席拉赫的孙子——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由于律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德国知名度颇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莱恩一样，坚守公平正义，并借由文学创作让纳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于阳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表现二战伤痛题材的影片《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在费迪南德看来，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也扮演着自己父辈的角色，他说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

费迪南德的祖父，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服刑 20 年后，巴尔杜尔于1966年出狱，而当时的费尔南迪仅 2 岁。

费迪南德对祖父的唯一直观印象停留在4、5岁时：半盲、爱收集拐杖、送过他一把银色小刀、在玩游戏时总喜欢用同样的伎俩赢过他。

直到费迪南德12岁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祖父曾经的历史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在读书期间，费迪南德阅读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档案，尝试着理解那段历史。

但，正如费迪南德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有关自己的祖父，那么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

”费迪南德说自己无法回答关于祖父的一切，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问他什么，我也不理解他。

”这让我想到在电影中，律师莱恩在了解案件的真实始末后，长久地驻足于迈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复杂。

此时的他，回忆着迈耶曾经对他的种种帮助，却充满迷惑，仿佛从未认识过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战争中，迈耶曾是冷血残暴的纳粹狂魔，残忍杀死了科林尼的父亲和数多无辜百姓；而在莱恩的记忆中，迈耶又是那么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为了激励他认真向学奖励了他一辆名贵的汽车，帮助贫苦的他改变命运，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善恶两个极端同处于一个人身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迈耶呢？

自此，引发出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议题：人性的复杂。

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评说：“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纯粹的恶人，或者纯粹的善人。

人都是混合体，只是恶的程度的差别。

如果经常和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罪犯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看不到别的出路，像是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在此，不禁想到《乌合之众》中的一段话：“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

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

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

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这段话，用于战争、政治对人性的影响尤为贴切。

战争不但会令人自相残杀，更会让人裹挟在群体中，逐渐失去理性与悲悯之心，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最邪恶的一面。

战争结束后，曾经的纳粹军官迈耶可以通过司法黑幕逃脱制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在战争中因他之手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科林尼却因此坠入一生的痛苦深渊。

家破人亡、身无子嗣，一生只盼望正义的到来……在对法律绝望后，在让自己发誓不再追究过去的姐姐去世3个月后，科林尼选择亲自为父报仇。

在杀死年迈的迈耶时，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鬓发苍白的老人，他决定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终结对方的罪恶与自己的痛苦，并在事发后缄默不语，因为他对法律所应秉持的“公平与正义”早已绝望。

因为他坚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辩护律师莱恩愤怒，当莱宁质问科林尼：“你知道吗？

你的一言不发，会带给亲属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听闻后有所触动，依然缄默却表情复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痛苦？

他早已被这种痛苦纠缠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虽然同样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科林尼还背负着间接害死父亲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认了父亲，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后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沉重的自我谴责，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复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在他67岁的这一年，他通过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了结了一切罪恶与怨恨，当真相大白后，他终于可以心无所愧地终结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影片的结尾，从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着皮球与父亲嬉笑着牵手远去，仿佛时光倒流，一切苦难都好似从未发生，这美好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泪下…“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

最后，推荐这篇关于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的采访实录，文中记录了他对祖父的回忆以及小说的创作背景，或许会让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更为深刻。

《揭露了纳粹“第二罪恶”的费迪南德·冯·席拉赫，拒绝把写作动机归因于他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