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

正如导演所说，她与男主有类似的经历所以才会对这个故事很有感觉。

男主因病原本不想结婚，但遇到女主后自述道就算女主是他仇人男主也愿意给她买衣裳，这是他爱上她的开始。

女主因感情遇挫不情愿的嫁给男主，而后她本着想把不完美的感情生活过成完美的生活的原则接受了男主。

全片女主只笑了二次，一次是在照片里和前男友一起她是真心的笑，再有就是她在麦子垛上劳作的时候也许不是笑，但那时她是完全放松的没有了在婆家时的拘谨。

她不爱他，但她想和他把日子过好。

男主本不愿结婚但碰到个漂亮又能干的女人，他就很满足了。

影片二处展现女主能干，一是麦子垛干活，二是别人都夸她面做的好。

这二次男主都在场，所以男主释怀了女主的情史。

这是以前中国男人的感情观。

影片记叙文似的叙事风格让人不易猜到情节发展走向，挺吸引人的，素人演员的表演和贴地气的对白语言都不错。

不过男女主角的出场估计导演没有太精心的设计过，男主还有点带人物，但应该还会有更好的方式，女主出场就弱了点了。

不错的片子。

就像片名红花当然配绿叶，这是最和谐的搭配。

这部影片的结局是美好的，两人虽然只见过一次面就结了婚，但是两人的性格很快让他们有了感情。

现实中父母那一代的人普遍都是这种，两人都没怎么见面就由父母把婚事定了下来。

不管儿女的想法只要双方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就定了，很多不合适的人凑到一起就出现了各种婚姻问题。

21世纪社会对离婚这件事情看法不像从前了，于是就有了很多离婚的人。

如今，到了我们这一代都是自由恋爱，择偶标准也变得越来越高，都想遇到一个各方面自己都满意的。

于是出现很多单身。

还有很多人受父母一代影响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或者遭遇父母离婚。

他们大多数都对婚姻不抱有任何期待，而很多父母老是催他们结婚。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不愿意结婚。

还有中国的教育很少有父母在孩子青春期教孩子怎么与异性相处，又倡导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造成很多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和异性接触，也不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到了大学毕业父母就开始催婚，而很多人还没处过对象又不想和一个人随随便便搭伙过日子，也不想通过相亲认识会觉得很尴尬。

由此产生了大批剩男剩女。

本片演绎了那个时代下婚姻美好的一面，也展现了不太人性化的一面。

而且没什么流量明星看着就很入戏，所有人演技都很在线。

总体感觉非常接地气，会让人思考一些问题，值得一看。

七夕档看一部爱情文艺片，即是对平遥影展的宣传的绵薄支持又不失为自己“过节”的交代与希冀。

观影前的关键词：回民、包办婚姻。

一是勾起我从前在面馆里遇到的回民辅导小孩拼音读字咿呀的画面，数百年来的民族融合窥见一隅。

二是想起了另一部日漫《在这世界的角落》，撇开战争偏见，《红花绿叶》是否又是一场对包办婚姻的救赎呢？

观影后对照前面的期望，感觉格局还是狭隘了些。

民族的融合不是支流汇主流，少数顺应多数，包办婚姻也不适合支持与反对一刀切的谈论，多数时候是时势的早就。

从电影中更多的感悟不是试图去理解然后释怀，而是从中去看到一些朴素的智慧。

电影中展现两类人的生活格局。

一个是大夫爸一类，唯物主义事实求是的主流格局，他懂得男主的病情，有一说一不藏不掖，但是在争取低保名额面前，又是一副“摆事实、讲道理”希望组织考虑一下自家媳妇之态。

搬迁去乡镇时遇到了男主女主，虽是好心也不排除私心的希望把自家三轮车转手给男主家。

大夫爸一定是善良的，但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时，因为他拥有优于别人的知识与能力，应而觉得自己匹配得上更好的优质生活。

大夫爸的格局可以说是从自己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只有做到了更好，帮助别人才可能是顺势而为。

另一类格局就是电影男女主展现的“朴实无华”的三层生活格局。

第一层是“我”，古柏与阿西燕两个人均有“残缺”，他们都守护着自我。

古柏希望自己尽量活的灵干些，他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迷茫自己该去做什么；阿西燕难以摆脱突然失去的婚姻，想起来总会伤心流泪。

第二层是“我所爱”，迷迷糊糊的包办婚姻，亲人的撮合，两个朴实善良的人收拾着“残缺”，真心的去爱对方，阿西燕从娘家自己跑回来，古柏夜里为了阿西燕去偷摘向日葵。

第三层“主与未来”，在得知自己的病疾可能会遗传后，古柏想到自己可能要承担的后果，真心去祷告主，阿訇安慰他，要学会感激与怜悯。

风雪中得知情况的阿西燕，意味难猜的说“（未来）谁知道呢？

”。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认识了解自己，有所爱有所被爱，当面对未知或难以承受的将来时，把迷茫与恐惧交付给主/上帝，蒙其关照，带着感激与怜悯去爱去生活。

朴素的唯心格局，不够科学主流，但谦卑有层次啊。

“哪怕是一只残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主啊，你把你的考验放在我身上，你把你的疼顾放在阿西燕身上。

”雪路有点滑，古柏趟着自行车驮着阿西燕，腹中的未出生的孩子未来如何？

—“谁知道呢？

”。

路还得往前走，车前车后的有情人相互怜悯，爱与被爱。

1 石舒清原著《表弟》改编影视创作对于文学文本的还原：?叙述视角为什么是男性？

2 第一到六代导演的作品整合了解分析（中国电影史扎实过一下，补片子【尤其是第五代】新时代电影的发展与探索反思3 结婚的片段：慢速摄影后现代的戏谑感4 阿西燕不知道古柏有病5 古柏要低保失败

又见西海固。

阿西叶赌气回娘家后，古白偷偷去看她，在阿西叶搭麦垛时导演给了为数不多的慢镜头，我们随着镜头和古白一起又一次爱上阿西叶，而后是在绵延的沟壑间一遍遍喊着她的名字，群山没有回应，回应只在古白心里。

整个影片缓缓展开，平淡如未经翻炒的葵花籽，也像阿西叶和妹妹在炕上打毛衣时直白的清唱，歌中求学的满拉（阿语，学者的意思）已逝，阿西叶想起的是尓里吧，但正如她所说“我不能这样对你（指古白）”，善良与忍耐是她的底色，逝去的人已逝去，活着的人说“我要好好个活一哈里”。

古白意识到自己不能像堂哥那样有钱，经济的窘迫让他在深夜里恸哭，这是他第一次在影片里哭，那种无力感被弟弟突然打断，这里没有劝慰，只有抱怨说大半夜嚎（哭）什么嚎（哭）。

温情的一面也有，在蔬菜大棚里是现代医学和宗教的冲突，妈妈说“人家说的个大夫话”，是啊，立场不同，观念不同，你有你的看法，我也托靠真主。

这里展现了宗教式的神性的爱，“我从没觉得你哥是累赘”，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我都觉得那是神的造化，我接受你残缺的样子并将毫不怀疑的爱你，这里的确让我感动，我也想爱每一个不完美的人，也想被爱。

另一处宗教式的爱来自影片后半部分，古白和阿西叶历经无言的磨合，暂且让我们认为他们相爱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古白这样一个宗教徒最虔诚的祈祷：真主慈悯，你把你的考验放在我身上，你把你的疼顾给阿西叶。

穆斯林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的献身意识和牺牲精神，我愿把我献身给苦难，只希望把同等量值的祝福给对方，如果神应允的话。

影片失语的部分也很多，对古白隐瞒病情一事导演只给了阿西叶离去这一动作语言，而没有更为直白的语言争吵之类的实质话语，质疑与解答也是由医生和婆婆完成的，这势必让阿西叶这一女性人物失去了主体性，也在被总结中变得单薄，那么，她该失去吗？

接着是古白的独白，不断强化着一个西北男人自卑、淳朴、真诚的形象。

古白独白用的的确有点多，故事情节推进都用独白代替，导演在偷懒。

好几处的钢琴声缓缓流淌，正给人宁静之余大提琴的声音进来了，大提琴太像人声了，像一个人在悲咽。

最后的雪景很假，跳戏。

我们不仅仅只满足于导演给我们的，例如一个西北男人的心路历程，一段婚后爱情故事，一次不同立场的争辩，我们也应该对那些略过的部分产生好奇，阿西叶为什么回来了？

迫于压力吗？

那又是什么压力？

生活惯性吗？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惯性？

她呢，作为女性的阿西叶怎么想？

而她又为什么这么想？

妹妹开头那句充满敌意的话“妈妈已经把嫂子打算顶在头上了，就看你的了哥。

”不瞒你说，我从这里面看到了一种女性对女性的敌意，争夺注意力也好，争夺生存资源也好，厌女也好，问题真实存在，希望对这方面有所表现。

其实妹妹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表现出来了，前面她有敌意，后面虽是为了故事推进才有了打毛衣 挑花样 唱花儿的场景，但一个人物的复杂性有了，虽然远远不及生活的复杂程度，但起码有说表现。

民族题材，尤其是回族题材太少了，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五星，其中一星是空镜头时清真寺喇叭里似有似无的诵经声，我好久没有听过这种环境音了，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了，但生命有痕。

“刘苗苗是北电78级最小的那一个。

”如今已经57岁的刘苗苗，在自己的影片《红花绿叶》将于8月5日公映之时，面对大众，仍然透露出一点偶尔被标签困扰的苦恼。

《红花绿叶》是她的新作，由田壮壮、程青松策划，此前在2018年平遥电影节上摘得观众票选最佳影片。

新片出世，她本人也备受关注。

2018年，国际山一女性电影展在成都举办，主办方请刘苗苗代表中国第五代女导演，做闭幕式演讲。

“我觉得这个可为难了，你让我代表中国第五代女导演做闭幕式演讲，但我认为那是最难代表的人，一个比一个有个性。

”

她经历过时代变迁，又并未真切地直面时代的冲击。

这样的经历使得她的人生有了另一种色彩。

十多年前的她还是天真的，尚不知何所谓人生苦短，而在那个时期，那些比她年纪更大的同学，已经懂得时间的概念，已经知道在人生里有太多福祸相依的事。

“逝者如斯夫，我当时只会念这个词，还不懂得这个意味着什么。

”已经57岁的刘苗苗感慨道，而如今在重回银幕时，《红花绿叶》，以质朴的面貌展现出一个简单而纯粹的爱情故事，一个发生在宁夏西海固，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出的朴素爱情。

追寻乡村里的情感一个自卑的青年意外的娶到了一个能干、俊美的媳妇，他能够拴住她的心吗？

他们能过下去吗？

这一点促成了刘苗苗和编剧石舒清的合作。

他们相识由来已久，至今已有16年。

在16年前，刘苗苗已经读过了石舒清的大多数作品，并且在16年间，也合作过两个剧本。

但这看似一蹴而就的合作，如同《红花绿叶》中的爱情一样，并未迅速开花结果。

直到2018年，另外一部由石舒清小说改编的电影《清水里的刀子》上映，刘苗苗祝贺他终于完成自己的电影梦时，石舒清说，他还在等待着与刘苗苗的合作。

《红花绿叶》的拍摄地在西海固，讲的故事也很简单：一个身有隐疾的男孩古柏，遇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阿西燕。

他们通过极为传统的相亲模式走到一起，买衣裳，父母相看，就简简单单地成就一幢婚事。

影片以一种隐秘而平淡的特色埋下了两个人婚姻里的坎坷：在轻描淡写的婚姻背后，古柏发现阿西燕早有婚约，却因为一次车祸而意外终结；古柏之前隐藏的病情也在婚后才被阿西燕察觉。

这是一颗如希区柯克所说，早已埋藏在桌子下面的炸弹。

但刘苗苗没有选择将这颗炸弹引爆，或者说，拍摄的土地和人，就已经决定了这颗炸弹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消解：古柏在阿西燕回了娘家之后，忍不住去探望，但在远远地看了一眼阿西燕后，他又转回了荒凉的戈壁滩，在无人之处大喊了阿西燕的名字。

刘苗苗显然不认同那种样板式的感情线发展：“情感可能有几个阶段，但为什么会构成这几个情感阶段？

一定是要历史的去分析它，把这个人放到他当时的处境里头去分析。

才是可信的，他才是动人的。

”人和人之间带来的情感关系，大多时候无可复制，也时常成为主角永远无法脱困的障碍。

“不管在哪个年龄段，如果‘打’不出这个‘情关’，生命就很难超脱。

为什么佛学有一句话叫‘打出情关’，‘打’字体现出艰难，也体现出一旦打出去就是一片天，它是一种升华和超越，是让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提高到一种更高级的存在形式。

”

有影评人表示，在这部影片中看到了第五代大导演们已经消逝的真情实感。

《红花绿叶》通过一种更纯粹的方式在谈论情感，以至于消解了整部影片原本有的地域特色和身份问题，整部影片有了一种惊人的纯粹。

当然，地域痕迹还残留在主角们所说的方言中。

“在那片土地上，我不能想象人物用普通话来交流，你拍当地的题材，拍一个村庄的故事，大家都讲普通话，我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用普通话我觉得完全构不成电影。

”刘苗苗异常坚定地说。

整个影片里纯粹的感情，是西海固本身给予刘苗苗的力量，也是与她沉睡多年的热情融为一体的产物。

“如果说《红花绿叶》实际遇到什么困难，那大多都可以忽略不计，真正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的，在拍摄中，我自己重新找回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状态。

因为25年来，我多半是在热身，不怎么有机会拍到我真正想拍的电影作品。

在接到《红花绿叶》以后，我使它和我自身的血脉融为一体。

”

与商业浪潮擦身而过刘苗苗出生在宁夏银川，在12岁到16岁的四年间，刘苗苗在当时还叫做固原县的西海固读书。

在她的印象里，西海固的地广人稀从未改变，但这片土地上对外界的热情也从未改变过。

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她开始了后来的电影道路。

刘苗苗第一次与电影发生亲密接触时只有16岁，那时候她第一次去陕西艺术学院面试。

在她少年时代的想象中，这个第一次不亚于迈进艺术的殿堂。

但她一走进面试现场就放松了：“百废待兴的时期，主考老师就坐在破旧的小桌椅上，考场就是一个破仓库，窗户上连块玻璃都没有，就是个洞，很多看热闹的人，就趴在洞口往屋里边看，屋里边光线也非常昏暗。

老师们都非常朴素。

”

到了北京以后，她仍然对北京电影学院保留着美好的想象。

结果现实并非如此。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没有住处，我们的原校址在‘小西天’，被别的单位占了，我们占的是在朱辛庄的北京农学院，都是旧教学楼，旧宿舍，修了的木床。

”电影理应是朴素的。

这个印迹在一开始就印刻在了她的心里。

从16岁开始接受正式的电影教育，20岁毕业，再到1992年，《杂嘴子》获得第50威尼斯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她经历了一段最好的时光。

但随后，商业电影逐渐诞生，国产商业片开始生发，她却无意间因为身体，与时代的浪潮擦身而过，在同龄人在商业和好莱坞的浪潮冲刷中拼搏，与舆论、票房、受众发生冲撞和遭遇迷茫之时，她如同走入时空岔路，与自己做了最直接也最痛苦的挣扎。

但对刘苗苗来说，商业浪潮的冲击，犹如隔山观海，对她而言，无论市场如何翻天覆地，本质上并没有冲击她立足的土地。

“电影基本的目标是逐利，这很正常，如今卖电影和卖鞋、手表并没有太大区别，就是卖东西。

但《红花绿叶》只卖心灵，只卖感情，这对我个人来说是有些陌生的，可能对观众也是。

感情值多少钱？

感情可以量化吗？

显然不可以，感情难卖。

”是与世界的理性和逻辑搏斗更痛苦，还是与自己的情感搏斗更痛苦？

这个问题对刘苗苗来说并不能做出二选一的简单回答。

“我是一个职业导演，我不会干别的，而一个真正的职业导演，他总是想要拍真正的好电影，对自己有要求。

我们说一辈子爱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

我觉得拍不出好电影的导演，你就不能叫他职业导演，他坚持不住也不是导演。

”她也谈及了自己动摇的时刻，仍然与感性有关：四年前女儿结婚的时刻，她忽然感觉到了自己的人生，似乎也再次获得了另一种选择的方式。

“过去的我酷爱荣誉，一个酷爱荣誉的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荣誉之前，不亚于一个人想要钱又得不到钱的状态，它是另外一种煎熬。

但是四年前，我忽然豁然开朗，既然钱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荣誉又怎么样呢？

”或许时代和情感还会时常敦促刘苗苗站上奋斗者、创作者的位置，但她如今已经因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阅读者，一个欣赏者而感到幸福。

“其实艺术史上、文化史上有那么多大师，并不缺我一个。

”FIN公众号：导演帮（daoyanbangwx）

无意中打开了这部电影，从头看到尾很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概就源于最简单朴素而又真挚的感情吧！

记录下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情节。

古柏知道自己生病，宁愿一个人也不想拖累女方所以最开始排斥妈妈给安排的相亲。

最后结婚了也一直尊重女生。

古柏妈妈好善良，关键时刻说出来的话都好温暖。

大夫李峰不喜欢，总打着自己是医生的旗号说一些满足他自己私心的话，坏人。

可能我自己文字语言水平有限，写不出古柏和阿西燕的那份简单的美好，但他给自己媳妇买零食偷葵花籽怕媳妇摔倒自己推车让媳妇坐着的很多小细节历历在目，美好！

突然想说，在感情上细腻的男生在事业上可能就会‘软弱’，阿西燕在感情上享受古柏的温柔，在生活中就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这样也更写实一些。

对了，这是一部宁夏文化的电影，之后会在宁夏上学两年，期待去了解更多的宁夏文化。

电影《红花绿叶》想的越少 活的越好 ——古柏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能够看到这部影片。

讲实话如果不是因为在舞团学习，我一定会错过。

欣赏这部影片，犹如品一杯淡茶，初见不惊艳，却越品越是唇齿回甘，惊心动魄。

看电影的过程中，我无数次热泪盈眶，有时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记得从一本书中看到过，一位美学家这样形容艺术审美的三个境界，第一是悦耳悦目。

放在电影里，我觉得就是整体风格的质朴醇厚。

画面中浓郁的地域风格和“中国”的质感，以及每一位演员，那些真真切切在那一片土地生长的痕迹，一切那么真实，那么自然而然，就那么美！

第二是悦心悦意。

放在电影里，就是每一个角色都那么生动鲜活，他们都是“活人”，是有灵魂的有血有肉的人。

仿佛就是我生活中擦肩而过的，仿佛就是曾与我相识的人，仿佛通过荧幕呈现的这短短的片段，我就能想象到每一个角色更多的生活片段，他们经历了什么，又将有怎样的余生。

第三则是悦志悦神。

我的老师曾对我们说，演员，不是在屏幕上比谁腿细谁腿长，而是要去启迪观众的心灵，给观众带来精神的收获。

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某种目标而努力奋斗，一旦我们长期向往的目标某一刻得到达成，则会有无比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而一个演员在创作中，就是要给观众带来这样的享受。

放在这部电影里，则是最纯真的情感，和最简单的幸福。

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此时此刻的我就是十分憧憬这样的爱情。

互相包容，互相体谅，平凡的生活中那些细小却又浓郁到无法忽视的甜蜜。

这种甜蜜，不是我身边同龄朋友们所谓的“恋爱”，每天在朋友圈晒合体自拍，不是穿着一样的衣服鞋子，更不是“叫老公”“老公”，这太亵渎了爱情这个词！

这种甜蜜，是“即使阿西燕是我的仇人，我也想买衣裳给她穿”，是“我不管了，我不能这么对你”，是那桌子上两大塑料袋都装不下的零食，更是深更半夜从别人家地里掰下的新鲜向日葵花。

《红花绿叶》做到了，它满足了生活在快餐时代的人对于纯真质朴美好爱情的向往，所以，悦志又悦神。

可能你并不是我的唯一我的挚爱，可能我们没有轰轰烈烈潇潇洒洒，没有海枯石烂海誓山盟，但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在一起，生活就没那么痛苦又无趣，我们都是彼此生命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那一份温暖。

这就够了。

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我想和你“互相浪费”。

至于其他的事情，交给真主吧，谁知道呢。

刘苗苗老师说了，这次接受第一导演（ID：diyidy）的专访，“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

稍稍这么一调动，好家伙，这本行走的电影历史书，撒下一路花边大料，刹不住车，绝对老司机。

刘苗苗从当年父亲被周恩来总理首肯的年代说起，聊到自己小时候偷看《红楼梦》的快乐岁月，再到父亲离世，母亲给她看鲁迅杂文中《死》这一章节的惊悚之夜。

而高潮戏还在后面，在她以16岁最小的年纪考上北电78级导演系后，为了逃避学业压力，选择遁入爱情的“深坑”，还有被陈凯歌“吹嘘”了40年她勇闯男澡堂给男友烧热水的壮举。

她眼中的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可能和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眼中的自己，都不大一样。

刘苗苗和田壮壮到了后来人生最暗黑的时期，几进几出精神康复中心，从近乎崩溃失控，到完全掌握抗击颅内恶魔的办法。

靠的只有电影。

从长发变成了寸头，她的故事太多，但懂她的人太少。

什么叫懂？

就像田壮壮老师，从不在患病的她面前说一句“你要注意身体”，他只会说，“你这件小衣服真漂亮”。

等一下？

刘苗苗是谁，你是不是还不清楚？

刘苗苗拍过什么电影，你是不是还没看过？

我觉得在了解这些事情前，不妨先看看轻松的，又有点忧愁的流金岁月。

然后，再去了解她还是中国最杰出第五代女导演之一，《马蹄声碎》是最早在长征主旋律题材中注入女性意识的电影，《杂嘴子》拿下第50届威尼斯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那个外人眼中，几个办公室老头抽着烟、喝着茶就评选出来的大奖”。

她有部新电影，叫《红花绿叶》，回到家乡宁夏，寻找最初的纯善。

《红花绿叶》即便票房不足100万，但她就站在历史的岔路口，不愿意选择，不求一丝的改变，因为她信，站在这，“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一个停留在90年代某一时刻的导演，大家都散了，她还盯着那朵花看，她发现，花蕊中有一只蜜蜂。

01、文艺启蒙：从小偷看《红楼梦》，爸爸去世时我很害怕“死”西海固和我的关系特别独特。

1958年之前，我父亲刘震寰属于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铁道兵二师，是师长，也是铁道兵的创始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我爸在甘肃做省统战部的副部长，然后在中共中央批示下，到了最贫困的西海固。

因为那是回族聚集地，他是回族。

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家啥都没有，房子像一溜火车厢，一个门一个门的，就有两床缎子被。

人家都笑我，说你们家还有火车厢一样的房子，还有缎子被，还说你家啥也没有！

车是公家配的，等我爸从民政厅厅长一直做到政协副主席，家里面依旧啥也没有，所有家具上还都按着公章。

爸爸工作很忙，平时见不着，永远是到了半夜三更，听着脚步声，听到门响。

那时候南粮北调，他每年到北京开北方农业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

每次回来都忧心忡忡，吃不下饭。

因为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就知道问中央要粮。

只有一次我爸回来挺开心的，说总理招待他们在会议上吃饭。

周总理知道他叫刘震寰，然后跟他端杯说，四川有个大军阀也叫刘震寰，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但你是我们共产党的刘震寰。

他就高兴的啊，哈哈哈哈哈。

但家里人不太讲过去的事情，尤其我父亲，打过仗的人是不太爱说打仗。

他只有看黑白版《南征北战》的时候才感到亲切，演老师长的演员说一口四川话。

我爸就特兴奋，他说那师长就是四川人！

1952年《南征北战》当时的电影人，本身就是战士。

像武兆提（《英雄儿女》导演）、刘世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首长的警卫员。

1949年全中国解放，首长问他，你想干吗？

要脱军装了知道吧？

他说我想演电影。

首长说好，去吧。

长春电影制片厂，《英雄儿女》。

你看三大战役的纪录片，非常棒。

当时战地摄影师是扛着摄影机上战场。

那时候摄影机多沉？

大铁疙瘩似的。

冲锋的过程要拍，摄影师跟着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跑，前面扛机器的被击中倒下，胶片还在转，后面这个小徒弟，也是小兵，抱起摄影机接着往前跑，哭的时间都没有！

我认识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这帮老摄影师、老导演，就是当年那些小兵。

但爸爸去世得早，如果说我文艺上受什么影响，一方面来自于我母亲，她是沈阳抗敌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前身）的。

47年入伍，49年解放，就到沈阳育才小学去当老师。

她是高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夫人李立群的秘书，李立群就是育才小学的校长。

沈阳育才小学什么概念？

看过叶大鹰拍的《红樱桃》吗？

就是那些孩子从苏联回来，大多都不会说中文，要在育才小学重新学。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一句中文都不会，光会哭。

我妈懂俄文，教语文和音乐，同时照顾这些孩子。

1995年《红樱桃》另一方面，我小时候的娱乐就是看书。

那时候邻居有个伯伯，书架上有《红楼梦》。

当时开中央会议，毛主席提出共产党必须要读四大名著。

许世友（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边上顶嘴，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看它干吗？

被狠狠批了一顿，毛主席说，《红楼梦》就得看！

所以当时内部发行了一批《红楼梦》。

十三级以上干部可以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可能我妈给藏起来了吧。

我是看《红楼梦》认字的。

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先背着书包跑别人家，看一回两回，看完了把书给人家放架子上，就回家了，跟现在小孩放学回家看动画片似的。

那时候还从同学家里借来《青春之歌》，把书皮都撕了，偷回家，传着看。

另外一个伯伯家有《苏联童话选》，那时候的译文可好了，一个错别字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不带错的。

还有《欧阳海之歌》、《洪桥作战》，这都是写人民公社的，《欧阳海之歌》、《红岩》当时都是禁书。

爸爸在1971年去世，当时我才9岁，才意识到人会死，非常恐惧，一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死是什么样子？

鼻孔里面会都是土吗？

眼睛里也是土吗？

耳朵也是土？

会被烧掉吗？

因为我爸是共产党员，得签字火化，回族也得火化，共产党人必须按共产党的标准办。

整个中央只有一个人没签字，就是我刚才说的许世友，他说“我就要埋在我妈边上，我这辈子对不起我妈，死也要守着我妈”。

整个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毛泽东特批了他一个人。

当时想不明白死亡是什么，晚上翻来覆去，害怕，就把灯打开，把妈妈推醒。

我说妈妈，人为什么会死？

我妈很累，还要上班，而且爸爸去世后，她心情也不好，然后你知道我妈干了一件什么事？

她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取出《鲁迅选集》，给我翻到鲁迅的一篇杂文，叫《死》。

放到我手上说，你看看吧。

然后她就睡了。

一个9岁孩子怎么看得懂鲁迅的杂文？

那一晚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02、北电之旅：导演系自己最小最自卑，就只好躲进爱情里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吴子牛、张金钊我们三个人从西北考区考来。

我年纪小，9月份生人，考试的时候好像是7月份，还不到16周岁。

初试，司徒兆敦老师是主考，他是前任文化部长司徒慧敏的儿子，现在叫“中国纪录片之父”。

考试就是一个诗朗诵，再做一个命题小品。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有一种怀念周总理的气氛，女诗人柯岩有一首诗叫《周总理你在哪里》，我就朗诵这首诗。

这首诗在中国文坛和民间引起巨大的反响，就是文革后，很久没有出现那么亲切温暖的诗句了，我们在宁夏都是对着高山喊这首诗。

诗朗诵完就是命题小品，司徒老师给我出的题叫《一块手绢》。

因为刚朗诵完周总理的诗，我就设计我自己是个给周总理送饭的后勤。

考场上准备了好多道具，我就看见一个老式的铁皮饭盒，就拿起来，演给总理送饭。

走到半路，就听到哀乐了，广播里传来总理逝世的消息，然后就掏出来那块手绢，做了一朵白花，别了起来。

老师觉得很奇怪，惯常的电影里，如果这个时候拿着饭盒的话，就会掉下饭盒，后来司徒老师跟我说，我们当时看见你把饭盒抱得紧紧的，就往下蹲，身体一直在抖。

就这么选上了我。

当时北电在朱辛庄，占了农学院的地方。

我对大学太憧憬，但宿舍比想象的简陋得多，都没有木头床，床腿都是修过的。

我们那届78级导演系，19个男生，9个女生。

有一个我们叫她老大姐，叫王宜芹，她当时是插队回来的。

彭小莲也插过队，胡玫当过兵，还有一个叫崔小芹的，我们五个人一宿舍。

彭小莲的床离我的还不到一米，她床头放着一个小桌子，我一天到晚看到她坐在那儿。

她今年去世了，特别震惊惋惜，但我依照她的遗愿，没去现场送她，就给她扎了一个花圈，让她安静地走。

我们系里没有比我再小的了，只有表演系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叫徐美娜，后来也没怎么演戏。

第五代导演里面，我最小。

其实我没到大学之前挺自信的，因为在县城中学里面，整个就是学霸。

课间给大家讲故事，讲我看的书什么的，大家围着我，每星期语文老师的作文评奖常常会评我的作文。

我还是学生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学校的宣传队队长，整个沽源地区几个县的大型演出活动全是我报幕。

那些从上海、北京、天津来的老知青很吃惊，说这个小女孩普通话怎么会说得这么好！

但是上了大学，这种被包围的气氛就没了。

不是说大家故意轻视我，一个36岁的人和一个26岁的人，差别就不那么大。

但是一个26岁的人和一个16岁的人，这个确实就很大了。

我在北电的学业是一点点前进的，在青春期，从认知世界到认知电影艺术的导演专业，就是在黑暗中挣扎、摸索、纠结。

那个时候我变得很自卑。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谢晓晶，也是同班同学，他爸爸是我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后来是电影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

我们演《雷雨》的时候，他演姥爷，我演四凤，排戏的时候，谢晓晶就在宿舍里拿个小马扎，坐我对面说，苗苗你不要怕。

说起《雷雨》，田壮壮演大少爷，特别逗，我特别投入，从头天晚上就开始酝酿，有场戏我就快哭了，田壮壮却在那要笑，把我气的。

他还教育我说，我告诉你，好的表演重要的是控制。

田壮壮 我很慌了一阵，被大家认为不刻苦，我就躲到爱情里面去了。

应该说是第一次，之前的不叫爱情，叫情愫。

他叫黎少旭，我们同一个班，他大学毕业就留法了，如果他现在是个大导演，我也跟着沾个光，然而人家没怎么拍片。

这样说人家，挺尴尬的。

那时候，我们班晚上半夜三更一高兴就冲到朱辛庄边上的田野里，弹吉他，唱歌。

黎少旭吉他弹得好，歌唱得好，而且他有两把吉他，还有一把电吉他。

他是广东人，出生在上海，爸爸妈妈都是东江纵队的，也是红色后代。

妈妈是香港人，爸爸是番禺人。

所以当时他在香港有好多亲戚，就给他带了好多时尚的衣服，大喇叭裤。

但在我们班当时那个氛围里，是有点被人悄悄耻笑的。

我们班里主流是什么派头？

田壮壮那种邋遢帅！

部队出来的，不羁，糙爷们，一手拎着一个铁皮暖壶，一手端着一个大茶缸子，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抽的是黑杆天坛，就天天在教室抽，那个味道浓得，校队天天这帮小子，陈凯歌是高中锋，田壮壮是矮后卫。

这边黎少旭是个抹雪花膏、弹吉他的，穿着阔腿裤，偏分梳得溜光水滑的，哈哈哈，他恰恰不是男生们所羡慕的。

女生也都不喜欢他这样的，你想想，胡玫、李少红当兵的。

这个男孩现在来看就是小鲜肉。

你就看第一部戏，第五代的出山之作《一个和八个》，那是我们的审美。

《一个和八个》剧照但是张暖忻老师在他的《沙鸥》里面把他选中了，演了一个体育记者，他很高挑，有一米八二，大长腿，长着一张文青脸，演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体育记者，不止两场戏呢。

78级，一共170来个学生，都在一栋楼上，除了表演系他们在小西天。

我们那帮全邋遢。

像张艺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就是纯棉布的青年装。

中山装不是四个口袋吗？

上面两个，下面两个。

青年装就是只有上面两个口袋。

全是洗褪色的。

田壮壮个子不高，但球打得非常聪明，又勇敢，当兵时部队首长喜欢他的球，凯歌也是当兵时打球，忘了是昆明军区篮球队的还是师部篮球队的。

张艺谋打篮球不行，篮球场哪有他的份？

张黎（刘苗苗前夫）厉害，校队的后卫，短跑也厉害，有文化部艺术院校的百米记录。

张艺谋风光，是因为照片拍得好。

当时图片摄影、胶片作业非常稀有，他们摄影系有，都是好几个人搞一个小小的短片，才几分钟，我都被去叫过当模特。

我们那时候就蛮尊重他的，看到他的照片，觉得他当时好牛，在杂志上都发表过。

张艺谋很努力很刻苦，之前家庭成分不好，张黎以前家庭成分也不好。

其实我14岁的时候，看到我哥哥被指成帮派、黑爪牙，我就对政治厌倦了，就那么回事，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问问陈凯歌，他老讲一个段子，我们78班每10年聚会一次，到四十周年那次，陈凯歌还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段子。

他们当时男生住四楼，我们女生住二楼，男生有一个卫生间，里面是厕所，外面是洗漱间。

大夏天他们有时候踢个球，打个球回来，白天在里面洗澡。

陈凯歌用他的浑厚的声音，在我们的毕业十年的聚会上发言说，刘苗苗，用热水器（两个电热丝，插上电源，放到桶里面热水）在塑料桶里，给黎少旭烧水洗澡，我和田壮壮在卫生间里面洗澡，刘苗苗一脚就把门踹开了，说刘苗苗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大气，拎起一桶水就去拿热水器，给黎少旭热水。

第一个十年讲了，第二个十年又站起来讲，第三个十年还讲，第四个十年了，就是去年的10月份，我们在北京聚会，他居然再讲了一遍！

你说他是不是老了！

78级合影说实在的，这事我都记不得。

我认为陈凯歌很有杜撰之嫌，他编的，还一脚踹开门？

但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倒是很有可能。

如果我真进去了，我断不会看他们。

他俩在里面就是赤裸裸的，我也不会看。

最后我和我的初恋还是分开了，不合适。

他有个外号叫“大少爷”，我有个外号叫“端盘子的姑娘”。

当时有个电影叫《端盘子的姑娘》，马精武导的，陈凯歌田壮壮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外号，一听你就明白了。

黎少旭从来不打饭，大部分同学都在食堂吃，他不下来，我就从食堂打两个人的上四楼，那时候也年轻，就窜上去了。

有可能我是一个西北女孩，尽管祖籍是河北沧州，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家庭出身，但他在上海都市长大，我是在西海固。

他当时是挺希望我跟他回上海的，这个责任在我吧，就会觉得跟他生活会比较累。

03、奔向电影：精神病的坎，我用电影迈过去了当时在北电，我们看的片子很多都是过路片。

人家各大使馆带过来的片，我们拿来放，然后赶快还给人家。

看了不少卫国战争时期的电影，还有前苏联《战舰波将金号》这些，爱森斯坦这些都看了很多。

震的片子太多了，各大流派基本上都看了。

法国新浪潮、新现实主义这些，《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警察与小偷》。

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片子看的也多，《鸳梦重温》、《卡萨布兰卡》、《煤气灯下》。

也有70年代的美国片子，因为我们读书是在80年代，比如《猜猜看谁来吃晚餐》《金色池塘》。

戈达尔的没看过，应该是片源问题，他的片子不路过中国。

《星球大战》没看过，当时都没听说过。

导演这个职业，我后来才开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费里尼的一句话，他说就像一个孩子走进教堂的时候，不像其他的孩子，感觉到那种恐惧和压抑，他却沉浸在迟早会成为神父的喜悦之中。

后来2001年左右，我就得病了。

我在《杂嘴子》获奖前的8年里离了两次婚，生了一个孩子。

《杂嘴子》是我第四部电影，《家丑》是第五部，拍了五部电影，还不算电视剧。

就是精神和身体到了极其虚弱的时候。

要是知道自己这个情况还好，恰恰是你不知道就病了，你甚至不知道疲惫，只感觉到像一种惯性一样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就接近精神崩溃，出了问题。

这病就一次次的反复，一次次对这个病有更深的认知和控制能力，和这个病的斗争是屡败屡战，最后达到能够控制它、能够掌握它。

因为精神疾患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医生也这样说，药物只能起30%的作用。

这个说起来就太漫长了，我准备以后将来写本书，叫《拒绝堕落》。

田壮壮也特有意思，他知道我病了，就往我姐姐家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姐姐家的电话，还是座机。

他就跟我说，说我是田壮壮，你姐姐不认识我，我问苗苗现在在哪儿，你姐说不知道。

太可爱了。

壮壮后来见到我几乎从来不问我的病，就连“你要注意身体”这样的话都不会说，他见到我的时候，会说“这件小衣服真漂亮”，其实我也不过是穿了一件很便宜衣服。

我现在挺好的，很平静，我今天是因为跟你“第一导演”做采访，所以我要把话说得有意思，把自己调动一下，平时我还是挺平静的。

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得病？

就是定力不够，我想对很多年轻人来讲都有这个问题。

我那时候就听了爸爸的话，爸爸去世前嘱咐过全家，再有困难也不能麻烦他的战友，我一直遵循，没有找过。

最终是电影让我专注，创作对于克服我的病，以至让我从病的阴霾中走出来，包括对自己的调整，都是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电影有工期，有筹备，有节奏。

我曾经对“电影导演”有这样的概括：电影不是玩出来的，导演是诗人，也是工人。

如果你确信你是对的，那你就不要改变，好让爱你的人一眼就认出你来。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别误解，不是要做导演界的第一名，而是要记录电影的第一表达在导演！

来这的导演，都敢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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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些评论。

1. 电影并没有刻意宣传某种价值观。

如果在西北农村住过就知道，导演只是刻画真实的现状。

现实很残酷，难道要为了政治正确掩盖真相吗？

打开真相才是改变的第一步。

2. 靠人物独白撑起叙述。

我绝不认同。

男主角不停喝水看女主的前任的照片。

买零食。

女主角回家看照片。

半夜不安把被子包在头上。

古柏要去兰州，却拿着妈妈给的油饼子偷偷去看了回了娘家在干活的阿西燕。

农村青年的爱情，多了一点含蓄，这些都不只是通过自白表述的。

3. “现在并非以前了，没必要继续就贫困讨论”。

我的家乡依然如此，和电影中所展现的一模一样。

我却从来没有看到有影视题材体现西北农村青年人的婚恋，挣扎。

4. 下雪特效这个事，我认为是没有影响感情表达的。

因为拍的真实动人，和我小时候很多记忆想通，沉浸在故事里，看不到所谓特效的别扭之处。

最后说一些我看到的细节。

西北农村宴客，就围绕着一个字，吃。

吃好了没？

没吃好吧？

女人们就是围着厨房下面条，男人们坐在炕上。

如果你要问我这样好吗？

我当然觉得不好。

我小时候看到也觉得不好。

但是它真实，媳妇嫁过去就是和婆家生活，给婆家干活。

我不喜欢这个现象极了。

但是要展现西北农村的青年恋爱，婚丧嫁娶，这就是现在的状况。

还有，根据尔里家里的装潢，初步判定阿西燕嫁到更穷的一户了。

这应该更进一步加重了古柏的自卑。

最后，我希望所谓的电视摄影没有掩盖梯田麦浪的美，希望你们看到美丽的田野，不是纠结在电视摄影上。

说到底，什么是电视摄影？

谁能给我讲讲？

反正我觉得挺美的。